第一篇:王卓然先生生平事迹简介
王卓然先生生平事迹简介
1893年5月24日,王卓然先生出生在辽宁省抚顺市城区莲岛湾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11年,他考入奉天两级师范。其间他参加了青年基督教会,先后结识了张学良、阎宝航、杜重远、**绩等东北进步人士并成为挚友。1919年秋,王卓然考入北平师范大学,两年后,毕业返回奉天任省教育厅视学。1923年秋,他获官费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深造。期间,王卓然为了使美国人民广泛地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他准备了介绍中国历史和日本侵华罪行的讲稿于假期在美国讲演,足迹遍及美国各地。1928年8月,王卓然回到奉天,刚主政的张学良聘他任东北大学教授、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咨议兼作自己子女的家庭教师。自此,王卓然逐渐成为张学良的得力助手,核心幕僚和文胆。“九一八事变”时,王卓然陪伴张学良在北平治病。9月27日,他与流亡进关的东北爱国人士高崇民、阎宝航、**绩等在北平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选为执行主任委员。救国会得到张学良的暗中支持,在东北民众抗日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救国会派车向忱、高鹏等人负责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联络,有力地指导了义勇军的对敌斗争。救国会成立不久,王卓然提议创办《覆巢》报(该报后改为《东方快报》),他被任命为社长。该报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抨击国民党当局不抵抗政策、反映东北人民的意愿为主旨。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王卓然与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的领导人相继到了重庆,他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站在抗日的立场上,呼吁国共合作,团结抗日,释放张学良将军。王卓然的提案得到了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共产党参政员的支持。6月20日,“东北救亡总会”在北平白塔寺东北大学成立。“东总”实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关怀、领导下,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吸收各个方面的代表人物和形形色色的东北流亡同胞的团体,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10月16日在南京改组,把执行委员会改为主席团制,周恩来特别安排,吸收王化
一、王卓然等东北著名人士为主席团成员,他们与高崇民、杜重远、阎宝航、车向忱、**绩一起,并称为“东北救亡七杰”。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欲发动内战,王卓然参加了由在渝的东北名流宁武、阎宝航等人成立的“东北政治建设协会”,呼吁停止内战、和平建设中国。他与阎宝航等人还常去曾家岩50号向周恩来请教。1946年5月4日,王卓然与许德珩等科技、文化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九三学社”,成为九三学社早期领导成员之一,为和平民主的实现作进一步的努力。
1946年夏,内战终于爆发,王卓然见和平无望到日本从事贸易。新中国成立后,他捎信给周总理,请求回国工作。1951年5月,他历经磨难,毅然回到祖国的怀抱。王卓然回国后,用自己的大部分积蓄在京、津两市创办两所少年儿童科学教育馆和3所幼儿园,从事科普活动。1955年,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他到国务院参事室任参事,从事文字改革和科普工作。
1956年,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王卓然、张知行、范朴斋、李一平、陈修和、张志和、安若定、左宗纶、章友江、廖华、李仲公、余遂辛、李奇中、林志钧、胡公冕、舒宗鎏、万保邦、徐行之等18位国务院参事联名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直言中共的统战工作有偏差:“我们的意见是:切实检查统战工作的作风,纠正偏差;同非党人士接触应方式多样,深入实际,个别访问谈心容易听到尽情尽意的真话,而不是在台面上的‘官腔’;多在行动及事实上予人以鼓舞以开新风;真正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多听意见,有错认错。”报告希望及时解决这些问题,以消除有关人士的疑虑。这便是当时著名的“十八参事上书”。根据国务院参事们的意见,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检查党的内外关系,国务院也开始着手提高参事的政治、生活待遇。国务院全体会议开会时允许参事室派三位代表列席会议,允许国务院参事列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允许国务院参事轮流参加政府举办的一些大型招待宴会等等。当年国庆节,全体参事还应邀登上了天安门,与毛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了国庆观礼。文革时期,受到“四人帮”泡制的“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案”的牵连而入秦城监狱5年。于1975年1月31日在北京含冤病故,终年82岁。粉碎四人帮后,王卓然得到平反昭雪,并在八宝山举行了追悼会。作家骆宾基在纪念他的书《王卓然史料集》中作了“爱国精神永存”的题词。这是对王卓然一生的高度评价。
王卓然一直思念故乡,在京任职时,经常为故乡捐资寄物,“文大”身陷囹圄时也不忘故土。临终遗言,让子女为故乡建一个图书馆。死后,他的骨灰一半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半送回故乡安葬。
1995年,王卓然的子女按照王卓然生前遗愿,他们与市、区有关部门共同出资,在村东山修建了王卓然墓,墓碑由张学良将军亲笔所题,这是世上唯一一处有张学良题碑的墓地。
1997年,王卓然的子女又捐资30万元在莲岛村小学校内修建了王卓然图书馆。馆名由原政协副主席吕政操将军题写。馆内陈列了珍贵的王卓然照片和历史事件史料,反映了他的生平事迹。馆内图书大部分是王卓然子女每年的捐赠,还有一部分是九三学社市委、团市委、师专、抚顺职业技术学院及社会各界捐赠。
东北抗日救亡七杰:王卓然(左一)、王化
一、高崇民、杜重远、车向忱、阎宝航、卢
广绩
1997年王卓然图书馆落成
第二篇:王卓然发言稿
在龙韵文学社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龙韵文学社社长王卓然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我是初三(6)班的王卓然。今天很荣幸以社长的身份站在这里发言,我的心情是万分激动的。首先,我谨代表龙韵文学社,向所有关心龙韵文学社发展的领导、老师和同学表示诚挚的感谢!向百忙之中参加此次大会的领导、嘉宾致以最真诚的欢迎!对语文教研组老师在文学社成立过程中给予的热心支持和莫大帮助表示由衷的谢意!
王书记、李校长、关科长和张书记等学校领导,今天在百忙之中莅临指导,体现了校领导对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视,对我们龙韵文学社的热切关怀和支持。在此,请允许我代表全校四千余名一中学子,向领导、学校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各位领导,感谢你们对学生课余生活的重视;感谢学校,给我们广大中学生提供了这样一个展示、学习、交流的平台。在领导热情洋溢的讲话中,我深深感受到我们这个年轻的文学社团被寄予的深切希望,也坚定了我们把龙韵办好、办强的决心和信心。
龙韵文学社以“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打造特色精英社团;展示一中学子文采,彰显素质教育特色”为宗旨,对实施素质教育,推进语文教学, 培养文学新人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成立龙韵文学社,正是我校推行语文课程改革、实施素质教育的一个有益尝试。
自文学社筹划以来,我们已经完成了文学社的制度制定和社员招募工作,确定了文学社的组织机构,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今立后还有很多工作亟待开展,这主要依靠文学社各级干部组织策划,让全体社员积极参与,并进而扩大到全校各年级个班,吸引更多更优秀的同学加入到我们的组织中来。各部门学生干部要积极主动开展活动,提高活动组织水平,以更加务实的精神和更加创新的思路把我们的文学社做大做强,努力打造特色精英社团!谢谢大家!
第三篇:王忠诚生平事迹
王忠诚生平事迹
1925年12月王忠诚出生于山东烟台,因为家庭贫困,高中时曾辍学。他本来是想学工的,后来因经济很困难,要靠自己恐怕非常困难,所以他被几个大学录取时,选择了北平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前身)——因为不要钱,不收学费。在这样一个朴素而又无奈的愿望支配下,王忠诚走进了医学学府的门槛。在大学里,王忠诚半工半读,通过自己赚来的钱维持生活。那个时候,他在外边从事家教,冬天还给居民送煤。在许多同学帮助下,王忠诚才在读与不读中坚持读下来。毕业后成为天津总医院的一名外科大夫,有了薪水,日子才稍好一点。不多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刚刚学了两年外科的王忠诚踊跃参加了抗美援朝医疗队,作为天津医疗队的小组长之一来到鸭绿江边,不分昼夜地抢救志愿军伤员。
“冲啊,冲啊„„”很多战士因头部中弹而受了脑外伤,临终前,不少人在昏迷中还高喊着冲锋陷阵的口号。这喊声,在王忠诚的脑海里,至今仍清晰地回响着。那时,很多战士都是脑外伤,但内科、外科、骨科都可以治的王忠诚,却做不了脑外科手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士们死去。他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就知道中国没有专门的神经外科医生,全中国也没有一家医院有独立的神经外科。王忠诚回忆道:“抗美援朝伤员很多,各种伤员都有,像外科、骨科、泌尿科、胸外科的,我都曾经学过,都有一些办法,但是脑外科我一点不懂,大学时没这个专业,只讲过几堂课,当然讲的是很浅的。所以这个志愿军为我们保家卫国受伤了,但是我没有办法,只能看着伤员痛苦呻吟甚至死去,觉得很内疚,那时候我就下决心,有那么一天,如果国家能够有神经外科,我也去学神经外科,要把中国的神经外科建立起来。”从此,王忠诚用一生去实践自己的诺言。
1952年,王忠诚从朝鲜战场回到天津。碰巧卫生部在天津筹建神经外科培训班,他毫不犹豫地申请加入,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神经外科医生。当时条件很艰苦,因为没有现成的课本,也没有教材,大家只得到没有主的坟地去挖颅骨以解剖做实验。挖的时候味道很难闻,挖出来那颅骨里面都是蛹,要把它洗干净,煮,漂白,再把骨头一个一个地穿起来做标本。教科书没有,只有从前在学校学的解剖书。在图书馆找了一本英文的解剖学就去读,从头读到尾,背得倒是很熟,费的精力很大,但是不一定适用。
不久,中国第一个神经外科研究所在北京成立,王忠诚随之调到北京。王忠诚治学的一生,充分展示了自控性、自主性、独立性、冲动性、探索性、灵活性和耐久性的创新人格特征。有人说王忠诚是一员福将,干什么成什么。实际上,他成功的动力是对人类疾患痛苦的深深体验。当他选择让人望而生畏的神经外科的时候,是因为他目睹了面对脑病战士当时中国医学的无可奈何。日本一位著名神经外科专家不幸患上丘脑胶质瘤但拒绝手术而死去。这种刺激也正是王忠诚问津世界难题——丘脑胶质瘤的原因。[4]
“神医”
脑里包含着密如纱网的中枢神经系统。中枢神经支配人的醒觉、思维、语言、内脏功能和肢体活动,被称为人体的“司令部”。中枢神经细胞极为脆弱,缺血缺氧5分钟就告死亡,而且不能再生。在直径不到一毫米的血管上做吻合手术,无异于是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每一次手术前,王忠诚总是从思想上做好充分准备,想到病人可能出什么情况、怎样预防或怎么挽救,尽量让手术达到理想的效果。他说,医生很需要病人和病人家属的理解,因为探讨神经外科不容易,教科书没有,从不懂到懂,从懂得少一点到懂得多一点,有个摸索过程,难免出差错。王忠诚对自己曾经有过的失误直言不讳,从没有因有医疗风险而放弃诊治,而是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一切为了病人,因此,他得到病人的谅解与拥戴。我国神经外科创业初期,由于不掌握当时国际先进的神经外科诊断技术——“脑血管造影术”,对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是很难的,因而治疗就带有相当大的盲目性。当时的神经外科界有“诊断难死人,手术累死人,疗效气死人”之说。那时,血气方刚的王忠诚认识到,诊断是治疗的基础,决心开创我国自己的脑血管造影技术。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外国资料,不能代替自己的实践经验。他开始在解剖尸体上练习。时值盛夏,在没有通风设备的室内,窗户也要蒙起来,尸臭催吐、大汗淋漓,全不顾及,终于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使初期的六七个小时确诊时间缩短至15分钟。以后又经过7年的积累和对照手术分析,王忠诚所著、我国第一部囊括了2500份造影资料的《脑血管造影术》问世,这标志着中国神经外科划时代的进步,使中国神经外科诊断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缩短了30年。
此书1978年获全国科技大会奖,至今仍是一部神经外科的重要学术专著。他是以健康为代价换来突破的。就是因为当年在毫无防护条件下的造影实验研究,他的身体承受了大量射线侵害,至今血液中的白血球数一直在4000个/mm3(正常为7000-9000个/mm3)以下。由于免疫功能受损,他曾六患肺炎、两度胸积水,却始终不悔。几十年来,他研究并总结出脑血管造影术,第一次利用显微外科手术的新方法完全切除脑垂体腺瘤,成功地进行了第一例枕动脉及小脑后下动脉吻合术。在国内,他是将手术刀探进人体生命中枢的第一人。他创造了令国内外同行叹服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医学奇迹在他手下诞生
见惯了生生死死的王忠诚,对每一个病人的生命看得很重,对自己的生死却看得很淡。“治好一个病人我非常高兴,如果他不好,就老想着他们。”一位社会学家曾经说过,健康、快乐、财富是人生三宝,王忠诚正是通过他精湛的医术和崇高的医德,把这三宝直接或者间接地赠送给了千万个家庭。无影灯下,王忠诚那双曾拯救过许多生命的手,小心翼翼地揭起一块颅骨。刹那间,一团粉白色颤悠悠搏动着的脑体显现在眼前。他端坐在手术台前的圆凳上,透过花镜和放大10倍的外科显微镜,给一位偏瘫患者进行小脑血管吻合术。这是1977年的一个病例。早在1976年,王忠诚从文献上看到美国和瑞士的医生已成功地做了这种高难度手术。他想,如果我们掌握了“吻合术”,就会给许多中国的脑血管病人带来福音。从此,他把这个项目列为攻关的目标,一遍又一遍地吻合着动物的脑血管。
王忠诚不仅医术精湛,医德也有口皆碑。他一次又一次在手术后虚脱病倒,一次又一次拒绝了病人所赠送的礼物,一次又一次到贫困山区为那里的人们诊疗。
1995年春天,江苏淮阴市一个叫范勇的18岁男孩被送进天坛医院。病人全身肌肉严重萎缩,1.8米的大个子,体重还不足45公斤。患者脊髓内长了一个巨大肿瘤:粗约2.5厘米,长约22厘米,侵占了9节椎体的空间,把脊髓挤压成了扁片。王忠诚知道,做这个手术难度实在太大了。手术那天,年逾古稀的王忠诚在手术台前整整奋战了10个小时,直到把这个大瘤子干干净净地剥离下来。
这是世界上成功切除的最大的一例脊髓内肿瘤,无论是手术的难度和病人术后结果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病人没有留下一点后遗症,3个月后体重就增加到120多斤。有人把这次手术称为惊人的“世纪之作”。2000年6月6日,王忠诚主持的一台罕见的高难度手术,完整地切除了一个直径达6.5厘米的血管母细胞瘤,创造了世界神经外科领域的又一个奇迹。
患者周易是个来自云南昆明的小伙子,他的祖父、父亲、伯伯、叔叔都是由于脑瘤在青壮年去世。周易也陷入厄运——一个大脑瘤长在生命中枢旁。他的母亲不愿意向命运低头,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给王忠诚写信求救,甚至愿意捐出自己的活器官来换回孩子的生命。周易的脑部CT片寄过来了,王忠诚发现,周易的肿瘤直径达到了6.5厘米,相当于一个孩子的拳头大小,而且长在后脑深处的颅底部分,紧挨着脑干和小脑,因为长时间挤压,脑干只有原来的五分之一。一边是成功率很低的世界性难题,一边是危在旦夕的年轻生命,王忠诚当即和院领导研究决定:通知周易来京手术治疗。手术难度世界罕见——周易做过两次手术,脑组织正常结构被破坏;天坛医院此前曾完成过3例类似手术,但瘤体都比这次小。已经债台高筑的周易的母亲却觉得不能两手空空就去看病,于是拼命地省吃俭用,每天只吃米饭和土豆,希望能筹到去北京看病的钱。从1999年12月到2000年5月,王忠诚不断让科里的医生写信打电话催促周易的母亲尽快带孩子北上。面对王忠诚的真诚,面对孩子不断恶化的病情,面对经济上的困难,周易的母亲肝肠寸断,她最终通过媒体筹到两万块钱来到天坛医院。6月6日,王忠诚主持了13个小时的手术,从死神的手中夺回了周易的生命。这台手术堪称“艺术杰作”,王忠诚镇定自若、挥洒自如。手术成功了!等在手术室外边的母亲声泪俱下:“我有儿子了!我有儿子了!”一个延续了几代的厄运终止了,一个神经外科的医学奇迹诞生了。现在这位小伙子已经完全恢复健康。
前几年,在英国因车祸陷入昏迷的凤凰卫视女主播刘海若,在北京宣武医院经过诊治而恢复神志,并且能够开口说话。刘海若入院时病情严重,颅内、胸腔创伤明显,身体多处肿胀、淤血,浑身插满各种管子。像她这种头部严重损伤的病人能够恢复到如此程度,在医学史上也不失为一个奇迹。当年,刘海若从英国回到北京入住宣武医院后,是经过王忠诚等医学权威人士的集体会诊,制订了一套特殊的综合治疗方案,精心治疗才得以苏醒、康复的。王忠诚常说:“当医生必须有技术,但首先是要有服务精神,必须把病人放在第一位,为病人提供最佳的治疗方案。”
每天4000米,为了工作,他要锻炼身体。“给患者做神经外科手术,不仅要有高超的技术,而且还得有极好的体力。我要求年轻的神经外科医生都要熟练掌握的技能,我自己就要首先做到。做我们这行没体能不行。”的确,一上手术台,少说也得七八个小时,不吃、不拉、不撒,两条腿钉在那里,连大气都不能出。一条直径仅一毫米的脑血管,要均匀地缝合12针。人命关天,不能有丝毫疏忽。一次,王忠诚给一个重病人做手术,连续20多个小时没动窝儿。手术成功了,病人得救了,而他却瘫在了手术台前,因高烧不退自己也住进了病房,一病就是一个月。[4]
站在学科前沿
前些年,王忠诚每周都要做4到8台高难度手术,患重病不能主刀时,则到手术室助阵。近几年由于年事已高,王忠诚渐渐开始离开手术刀。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有各方面条件都是最好、最合适的医生,才能上手术台,不能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如今他除了仍然坚持每周出一次专家门诊,已经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带学生和著书立说方面。王忠诚为了能以充沛的精力去工作,坚持锻炼身体,每天早上在健身器上做曲膝直立和仰卧起坐,一口气能做100个;每天下午4点半后,如果没有手术或会议,那就是王忠诚打乒乓球的时间,天天如此,坚持不懈。
1997年,在日本东京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各国与会专家举办了一次乒乓球比赛,他和助手伽玛刀主任刘阿力二人合作,夺取了男女混合双打的“世界亚军”。作为世界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大学科带头人,王忠诚的工资不算高,生活很简朴,但是他很满意。
王忠诚凭着这种信念,半个多世纪来不停地求新、进取、发展,走前人没走过的路,不断地取得新的突破,一次次向另一个“不治之症”进军,使自己所率领的中国国家队站在了世界前沿。这一辈子他带了很多的学生,他亲手培养的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就有70多人。全国上万的神经外科医生中,有近1/3是在王忠诚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他不仅教他们医术,更重要的是教给他们行医原则。
王忠诚一再强调,我们的知识主要是来源于病人,病人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应该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好务。时至今日,王忠诚常对学生讲的就是:“我希望你们拿起手术刀,在世界神经外科状元榜上不断刻上„中国‟两个字。今天你们是我的学生,明天你们会做别人的老师,我盼望你们把手术刀传下去,把神经外科事业推向更高峰。”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每次坐飞机,他都要把腰托的说明书拿给安检人员,因为没人知道,眼前这个名冠中外的专家,是靠这个次次要惊动警报器的腰托来对付因为多年曲身手术留下的职业病——腰椎管狭窄,他甚至带着这个痼疾远赴边远的西部讲学、指导手术。全国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区,都留下了他讲学和技术指导的身影。在他的带领下,北京天坛医院在全国建立了22个技术协作单位。他一直在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专科医生培养之路。2004年,在他的领导下,建成了北京神经外科学院,从课程设置到学习周期,从招生方案到培养计划,都是王忠诚精心设计的。[4]
编辑本段人物影响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神经外科临床、教学、科研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在脑干肿瘤、脑动脉瘤、脑血管畸形、脊髓内肿瘤、显微神经外科、神经介入治疗及神经影像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和重大贡献,创造了五个世界第一。
第一,他是世界上做神经外科手术唯一超过万例的人;
第二,他是世界上做脑血管畸形手术数量最多、经验最丰富的神经外科专家;
第三,十年前他就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位成功施行脑动脉瘤手术超过1000例的神经外科专家之一,他1985年成功切除的直径9cm巨大动脉瘤至今为世界首例;
第四,近十年来,他在脑干上做手术524多例,手术死亡率不足1%,居世界首位;
第五,他在最近几年内完成的脊髓内肿瘤切除手术共290例,无一例死亡,无一例瘫痪,处世界领先地位。他医德高尚,技术精湛,勤俭廉洁,体贴病人,受到患者的高度赞扬和同行的尊敬。
目前中国有7000多名神经外科医生,其中1/3是在他领导下的神经外科培养出来的。他先后带出了35名硕士、博士、博士后研究人员。发表论文278篇,出版专著26部,取得科研成果54项,其中国家级成果9项,部市级23项,局级22项。
编辑本段王忠诚逝世
9月30日,走过了人生87个春秋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天坛医院名誉院长、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王忠诚,与世长辞。
追记王忠诚院士:大医风范待来者
9月30日,我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开拓者王忠诚院士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住院期间,老人念念不忘3件事:建一家大型的现代化神经外科医院,搭一座国家级神外研究平台,办一所培养神外专科医生的医学院。
“王老一生把神经外科事业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把病人看得比自己还重要。” 北京天坛医院党委书记宋茂民说。
“病人的需要就是命令”
“王老行医60余载,学术风范可用四字概括:‘守正出新’。”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外科专家、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主任委员周定标说,“守正”就是求真务实,“出新”即开拓创新。
“老先生常说医生要‘德才兼备,德为先’。在他眼里,病人生命高于一切。”北京天坛医院院长王晨介绍,王忠诚设计了一套独特的医德考核标准:手术该做到什么程度、该和病人怎样交流、该用什么样的药„„细微之处都提炼出来。
王忠诚的第一个博士生、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副所长吴中学说:“他常叮嘱我们,‘作为医生,应该时刻为病人着想,病人的需要就是对我们的命令’。”
“当医生必须有技术,但首先是要有服务精神,必须把病人放在第一位。” 追忆王忠诚的指导,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中心副主任张俊廷感佩不已。
“病人的生命比医生的面子更重要”
王忠诚始终无法忘怀他第一个失败的手术。40多年前,他为一名脑干血管细胞瘤患者做了26个小时的手术,但病人最终没能救活。他为此总结出治愈该类病例的经验教训。他总说,在医生的成长过程中,病人付出了很多。
王忠诚认为:“拿起手术刀,要不停地去掉病人身上的痛苦,但不能割断对病人的感情。” 许多疑难重症,在别人那里可能就放弃了,但是落到王忠诚手上,只要有一丝机会,他就要试试看。
1997年6月,王忠诚接诊了一名大面积脑水肿、生命垂危的患者,由于患者肾功能严重衰竭会引发其他并发症,随时可能死亡。学生张俊廷担心这会给王忠诚抹黑,便建议由自己来做。王忠诚说:“病人的生命比我的面子更重要。”最后,手术获得成功,病人转危为安。
“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要为病人争取生的希望。”在挽救病人生命面前,王忠诚心无杂念,从不退缩,“治好病人是最高兴的事。”
“最大的心愿就是发展神经外科事业”
“如今,国外能做的神经外科高难度手术,我们都能完成。一些国外做不了或达不到治疗效果的手术,我们也能成功。”张俊廷说,在王忠诚院士的带领下,中国的神经外科已享有国际口碑。
53岁的美籍华人周先生,患上极其罕见的巨大颅底脑膜瘤,美国一家州立医院的医生告诉他这种高难度手术没有任何医生能做成功。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周先生回国找到王忠诚。当时,近80岁高龄的王忠诚指导学生张俊廷等进行了13个小时的手术,肿瘤被完整地剥离取出。术后周先生不仅生活能够自理,还能给家人做饭。那位下过“死亡判决”的美国医生闻讯后,惊讶地竖起了大拇指。
成功治疗世界上最大的脑干血管母细胞瘤、成功治疗世界上最难的枕大孔脑膜瘤、一次成功切除10个脑干和髓内血管母细胞瘤„„行医60余载,王忠诚率领他的团队创造了无数医学奇迹。
王忠诚曾获得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授予的世界神经外科最高荣誉奖,以及多个国际奖项。84岁本命年时,他荣获2008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我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发展神经外科事业,为患者多做一点事情。”王忠诚院士走了,他的大爱和忠诚挺立起医德和医术两座高峰。
王忠诚:学风医德人才一个都不能少
□科学时报见习记者 吴昊
两盆摆放在书桌上的蝴蝶兰,绽放着自己的美丽。
3天前,它们成了王忠诚家中的一员。这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手交到王老手中的礼物。
86岁的王忠诚,是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神经外科的开拓者和缔造者。突然造访
2011年9月4日,温家宝利用周末看望了王忠诚。
这一天,王忠诚一如平常,4点半起床、锻炼、看书、看报。前一天,中国工程院给家里来电:明天有领导来访,细节不详。因此,他并没有刻意准备。
王忠诚所在的天坛医院同样不知情。“以前有领导来看望王老,医院都会组织。这次我们却是事后才知道的。”王忠诚秘书、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研究所伽马刀治疗室主任刘阿力回忆。
早饭时分,家中电话又至,传递了总理要来的确切消息。“当时猜测应该是温总理吧。”王忠诚淡淡的语气仍难掩当时的不平静。
那刻的猜测,让王忠诚快速思考起来。之前,他写过一封长信给总理,建言我国神经外科人才的培养问题。总理对此有过批示。“该怎样和总理继续谈谈这个问题呢?”
家人此时也在忙活。想尽量多收拾出一片空间,谁都不知道总理将有多少位随行人员。
10点20分。等候在门口的王忠诚和女儿见到了快步走来、伸出双手的温家宝总理。进门之后,四手相握,长久没有分开。温家宝一行人数很少。随行的有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干勇。
关注神经外科发展
寒暄过后,温家宝问起王忠诚有什么要求。
“我告诉总理,美国人口3.5亿,有神经外科医生约4000人;中国有13亿人,能达到美国神经外科水平的医生大约也是4000人,相差太远。我们的人才培养速度远远不够。来天坛医院看病的病人,就需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有床位。”
“做神经外科医生很不容易。病人多,需要加班加点,经常一天做两台手术。手术要求高,时间长。甚至有连续26个小时不吃不喝才完成手术的情况。培养一个神经外科大夫真的很难。”
在交谈中,王忠诚发现,温家宝对我国神经外科的现状都非常清楚。尤其是对人才培养不足、需加强培养力度的问题,温家宝显得非常务实。
“王老现在有‘地’没有?”温家宝的询问让王忠诚有些没想到。
“总理思考的就是帮我们落实。甚至提到我们神经外科研究所有没有专门的地皮进行扩建的问题。”王忠诚难掩感动。
“您的要求,我记住了。”温家宝当场表态。
意犹未尽
每天10点准时到达办公室、看片子,身体允许还参加会诊„„这是86岁的王忠诚的工作现状。
“医生要终生学习,同样的病在不同的病人身上表现不一样。医生的学风、医德都很重要。做医生首先要端正态度,全心全意地为患者服务。”王忠诚对温家宝谈了从医60年的感悟。
温家宝表示赞同。
更让王忠诚没有想到的是,温家宝对科学界的情况非常关注,主动提到科学研究的诚信问题:“总理告诉我,科学界存在造假和学术不端行为,这不实在,非常不应该。”
时间在热烈的讨论中总是流逝得很快,半个小时的会谈时间渐渐逼近,干勇不得不提醒总理注意时间。
第二次催促之后,谈话仍意犹未尽。
无奈时间催人。在叮嘱保重身体、请家人照顾好王老后,温家宝起身话别,相约再一次相见。
而那两盆静谧的蝴蝶兰,则是这次谈话忠实的见证。
第四篇:陶行知研究会简介及陶行知先生的生平事迹
陶行知研究会
陶行知
西南大学学生陶行知研究会简介
西南大学学生陶行知研究会属于学术科技类性质的学生社团,成立于2007年4月21日,是在重庆市陶行知研究会和西南大学教育学院领导下并受学校团委和社联领导的学生陶研组织。
西南大学学生陶行知研究会在重庆市陶行知研究会和西南大学团委的领导下,以宣传,学习和实践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精神为主要活动内容,并将其教育思想发扬光大,也是重庆市陶行知研究会的在校力量。
协会宗旨:学习、宣传和实践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精神
学生陶研会的定位:学习、宣传、实践(即组织本会成员学习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和精神;在学校乃至更大范围宣传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建立自己的实践基地,在实际生活中实践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和精神。)
主要的活动形式 :
1、集体学习和讨论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举
办陶行知教育思想研讨会,举办陶行知教育思想图片展,以及与其他陶研组织的联系和交流,2
2、开展关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专家讲座。
3、举办模拟讲堂、讲课比赛等活动,增强师范生会员教学技能,提供舞台践行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念。
4、情系农村。进行短期支教,践行陶行知先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思想。5.参观陶行知纪念馆,了解陶行知先生的生平事迹,更好地践行陶行知的教育理念。
西南大学陶行知研究会在向同学们讲述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的教学理念,旨在让未来的人民教师了解和掌握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并在其中提炼出适合自己的教育方法,从而完善自身的教育理念,形成科学的教育观,进而提升自我素质。
陶行知
陶行知(1891.10.18--1946.7.25)男,安徽歙县人,中国人民教育家、教育 思想家,民主主义战士,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爱国者。是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继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 3 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论核心。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
陶行知--求学经历
1891年生于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村一个贫寒的教师之家。6岁蒙馆。
1906年,15岁就读内地会传教士唐俊贤在歙县小北街兴办的崇一学堂,开始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崇一学堂现改为陶行知纪念馆。1909年,陶行知考入美以美会在南京所办的汇文书院博习馆(即预科)。次年(1910年),汇文书院合并宏育书院更名金陵大学,从汇文书院预科升入金陵大学文科。曾任《金陵光》中文版主笔。1914年,陶行知从金陵大学毕业,毕业论文题为《共和精义》。1914年留学美国入伊利诺大学获政治硕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师从杜威。
陶行知----教育事业
1917年秋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开始他富于创意而又充满艰辛的教育生涯。研究西方教育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论。他特别重视农村的教育,认为在3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
1921年底,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张反对帝国主 义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利,推动教育改进。
1926年起草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23年与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后赴各地开办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推动平民教育运动。
1927年3月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学校,创办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
1930年4月遭国民党通缉被迫流亡日本,崇尚科教救国的思想。1931年回国开展教育普及工作,在上海创办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主编《儿童科学丛书》等。
1932年,他又创建了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进行军事训练、生产训练、民权训练、生育训练等,还开展小先生运动。
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感召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后,与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胡愈之、邹韬奋、李公朴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
1936年初,成立国难教育社,被推为社长,张劲夫任总干事,拟订《国难教育方案》,把生活教育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结合起来。5月,他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委和常委。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宣言,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毛泽东复信表示支持。7月,受救国会派遣,出访欧、美、亚、非28个国家,宣传抗日救国,介绍中国大众教育运动。在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并当选为中国执行委员。期间当得悉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 的消息,十分气愤,立即联络杜威、爱因斯坦、罗素等世界著名人士联名通电蒋介石,营救七君子。
1938年参加国民参政会,致力于抗战期间的教育活动。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的号召,成立了中国战时教育协会。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合川县古圣寺创办了主要招收难童入学的育才学校。
1941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1月,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并任校长,李公朴任副校长兼教务长。社会大学的宗旨是“人民创造大社会,社会变成大学堂”、“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有力地推动了民主教育的进程。4月,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在他生命的最后100天,他在工厂、学校、机关、广场发表演讲100余次。
1946年7月25日上午,因长期劳累过度,健康过损,受好友李、闻事件的刺激又过深,突发脑溢血,周恩来、邓颖超、沈钧儒等闻讯赶往探视。但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于上海,享年55岁。
陶行知--教育思想
在批判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基础上,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主张,形成“生活教育”教育思想体系。
“生活即教育”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在陶行知看来,教育和 生活是同一过程,教育含于生活之中,教育必须和生活结合才能发生作用,他主张把教育与生活完全熔于一炉。“生活即教育”的核心内容是“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陶行知所说的“教育”是指终生教育,它以“生活”为前提,不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教育就不是真正的教育。他坚决反对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
“社会即学校”
“社会即学校”来源于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是在对杜威教育思想批判的基础上得出的。陶行知认为,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不如反过来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地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多起来。“社会即学校”是与“生活即教育”紧密相联的,是“生活即教育”同一意义的不同说明,也是它的逻辑延伸与保证。
教学做合一
这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论。“教学做合一”用陶行知的话说,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教育现象之说明,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在陶行知看来,“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它的含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方法,“事怎样做便傅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由此他特别强调要亲自在“做”的活动中获得知识。
陶行知--人物语录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以教人者教已,在劳力上劳心。”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吃自己的饭,滴自己的汗,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
“要把教育和知识变成空气一样,弥漫于宇宙,洗荡于乾坤,普及众生,人人有得呼吸。”
“每天要四问: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
第五篇:孟德尔生平事迹简介
孟德尔生平事迹简介 孟德尔(1822-1884)
孟德尔是现代遗传学之父,是这一门重要生物学科的奠基人。1865年发现遗传定律。
1822年7月22日,孟德尔出生在奥地利的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里,父亲和母亲都是园艺家。孟德尔受到父母的熏陶,从小很喜爱植物。
当时,在欧洲,学校都是教会办的。学校需要教师,当地的教会看到孟德尔勤奋好学,就派他到首都维也纳大学去念书。
大学毕业以后,孟德尔就在当地教会办的一所中学教书,教的是自然科学。他能专心备课,认真教课,所以很受学生的欢迎。1843年,年方21岁的孟德尔进了修道院以后,曾在附近的高级中学任自然课教师,后来又到维也纳大学深造,受到相当系统和严格的科学教育和训练,为后来的科学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孟德尔经过长期思索认识到,理解那些使遗传性状代代恒定的机制更为重要。从维也纳大学回到布鲁恩不久,孟德尔就开始了长达8年的豌豆实验。孟德尔首先从许多种子商那里,弄来了34个品种的豌豆,从中挑选出22个品种用于实验。它们都具有某种可以相互区分的稳定性状,例如高茎或矮茎、圆料或皱科、灰色种皮或白色种皮等。
孟德尔通过人工培植这些豌豆,对不同代的豌豆的性状和数目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计数和分析。运用这样的实验方法需要极大的耐心和严谨的态度。他酷爱自己的研究工作,经常向前来参观的客人指着豌豆十分自豪地说:“这些都是我的儿女!”
8个寒暑的辛勤劳作,孟德尔发现了生物遗传的基本规律,并得到了相应的数学关系式。人们分别称他的发现为“孟德尔第一定律”和“孟德尔第二定律”,它们揭示了生物遗传奥秘的基本规律。
孟德尔开始进行豌豆实验时,达尔文进化论刚刚问世。他仔细研读了达尔文的著作,从中吸收丰富的营养。保存至今的孟德尔遗物之中,就有好几本达尔文的著作,上面还留着孟德尔的手批,足见他对达尔文及其著作的关注。
起初,孟德尔豌豆实验并不是有意为探索遗传规律而进行的。他的初衷是希望获得优良品种,只是在试验的过程中,逐步把重点转向了探索遗传规律。除了豌豆以外,孟德尔还对其他植物作了大量的类似研究,其中包括玉米、紫罗兰和紫茉莉等,以期证明他发现的遗传规律对人多数植物都是适用的。
从生物的整体形式和行为中很难观察并发现遗传规律,而从个别性状中却容易观察,这也是科学界长期困惑的原因。孟德尔不仅考察生物的整体,更着眼于生物的个别性状,这是他与前辈生物学家的重要区别之一。孟德尔选择的实验材料也是非常科学的。因为豌豆属于具有稳定品种的自花授粉植物,容易栽种,容易逐一分离计数,这对于他发现遗传规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孟德尔清楚自己的发现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但他还是慎重地重复实验了多年,以期更加臻于完善、1865年,孟德尔在布鲁恩科学协会的会议厅,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分两次宣读。第一次,与会者礼貌而兴致勃勃地听完报告,孟德尔只简单地介绍了试验的目的、方法和过程,为时一小时的报告就使听众如坠入云雾中。
第二次,孟德尔着重根据实验数据进行了深入的理论证明。可是,伟大的孟德尔思维和实验太超前了。尽管与会者绝大多数是布鲁恩自然科学协会的会员,中既有化学家、地质学家和生物学家,也有生物学专业的植物学家、藻类学家。然而,听众对连篇累续的数字和繁复枯燥的沦证毫无兴趣。他们实在跟不上孟德尔的思维。孟德尔用心血浇灌的豌豆所告诉他的秘密,时人不能与之共识,一直被埋没了35年之久!
孟德尔晚年曾经充满信心地对他的好友,布鲁恩高等技术学院大地测量学教授尼耶塞尔说:“看吧,我的时代来到了。”这句话成为伟大的预言。直到孟德尔逝世16年后,豌豆实验论文正式出版后34年,他从事豌豆试验后43年,预言才变成现实。
随着20世纪雄鸡的第一声啼鸣,来自三个国家的三位学者同时独立地“重新发现”孟德尔遗传定律。1900年,成为遗传学史乃至生物科学史上划时代的一年。从此,遗传学进入了孟德尔时代。
今天,通过摩尔根、艾弗里、赫尔希和沃森等数代科学家的研究,已经使生物遗传机制——这个使孟德尔魂牵梦绕的问题建立在遗传物质DNA的基础之上。
随着科学家破译了遗传密码,人们对遗传机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现在,人们已经开始向控制遗传机制、防治遗传疾病、合成生命等更大的造福于人类的工作方向前进。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与圣托马斯修道院那个献身于科学的修道士的名字相连。
上小学和中学时,因为家境贫寒,他常常衣衫褴褛,忍饥挨饿。但他仍然以坚强的毅力克服困难,勤奋努力地学习。
上大学是孟德尔妹妹特洛西亚把自己的嫁妆费拿出来,才使孟德尔交了学费。就这样,1840年,孟德尔终于进入了奥尔米茨大学神学院。
在大学里,孟德尔博览群书,学习了数学和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他的视野和知识面更宽广了,为他以后从事遗传学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1岁那年,孟德尔从神学院毕业了。历经生活磨难的孟德尔,必须找一个饭碗,他进了布隆修道院,当上了一名修士。
孟德尔一边从事神职工作,一边在后花园里进行生物遗传实验,他试图找到生物性状遗传的秘密。8年以后,他用豌豆进行的杂交试验,终于揭开了生物一代与一代之间又像又不像这一大自然的奥秘,这就是著名的孟德尔遗传学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