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取贷款罪的分析及典型案例

第一篇：骗取贷款罪的分析及典型案例

骗取贷款罪的分析及典型案例

河南洛太律师事务所

陆向辉

法条规定及相关解释：根据《刑法修正案

（六）》的规定，骗取贷款罪，是指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

立法背景：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了贷款诈骗罪，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或者以其他方法，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在现实中存在有区别于贷款诈骗的行为，比如采用欺骗手段取得贷款，但是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或者无法证明非法占有的目的的行为，但客观上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情节非常严重，这样的行为就需要刑法规定罪名来规制，遂在刑法修正案六中增设骗取贷款罪。

该罪名存在的必要性：我们国家把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一种特殊对象，尤其在法律上做出比一般对象较为特殊的保护，设置了很多关于银行业务法律责任和特殊规定，在规定了金融诈骗罪的同时，觉得打击力度还不够，又新增了骗取贷款等新罪名，其目的是为了维护我国正常的金融秩序，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但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一个罪名的设置也应该严格遵守刑法的谦抑性，在对关于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给予特殊保护，及时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只要实施了骗取行为，就有可能触犯刑法，这本身就将该类行为由原来的结果犯加入了情节犯的因素，在经济活动日益活跃的现代社会，规定该罪名有其必要性，但决不能再对该罪名进行扩张或者类推解释。

问题：但在实践中骗取贷款罪的司法适用十分混乱，司法人员和学者在对贷款诈骗的解读上也有很多分歧。甚至不当扩大处罚范围使该罪成为了任意解释的“口袋罪”，很容易被公权力机关降低入罪门槛而滥用，或者不当限缩的入罪范围使该罪实际上形同虚设。此外，骗取贷款与贷款诈骗在实务中因为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界限不明，削弱了对贷款诈骗罪的规制力度。撇开个别案件存在的人为操控而故意混淆的原因，这种界限不清大都涉及对该罪基本构成要件的不当理解。很多人单单从文理解释的角度出发，理解该罪名只要实施对“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实施了“骗取”行为就构成骗取贷款罪，这有违立法本意。

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终归是一种金融机构和公民个体之间的民事活动，民事活动的原则要鼓励交易，当事人的意志自由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当事人双方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作出的处分行为，一般不需要刑法去保护，即使造成了损害结果，也应属于被害人自我归责的范围，既不属于骗取贷款罪的构成要件范围，刑法也缺乏干预的必要性。从比较法的角度看，日本刑法规定负责贷款人发放的贷款“即使它构成违背任务的行为，如果这种贷款主要是为了谋求公司利益而实施的话，那么，因不存在‘图利目的’，所以照样不构成背信罪”。所以该罪名就应该规制那些在手段上严重虚构事实并且做成危害后果的行为，并且通过民事或者行政手段无法惩处的行为。本文将从行为、因果关系和危害后果等方面对该罪名做一分析。行为包括行为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手段的各种骗取，因果关系比较特殊，包括欺骗手段和取得贷款的因果关系，也包括取得贷款后对金融机构造成的损失或者风险的因果关系，危害结果包括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和有其他严重情节。

一、行为

欺骗手段：骗取贷款罪的构成要求行为人在申请、取得贷款时存在欺骗手段。实践中，行为人为骗取金融机构贷款，往往同时实施多种欺骗手段以达到欺骗目的，然而，并非所有的欺骗手段都要纳入骗取贷款罪的规制范围。

从金融行业层面看，行业内部有着较完备的贷款审查制度和不良贷款清收、处理制度，遇到欺骗手段轻微的贷款纠纷时，应首先触发金融行业自身的抗风险机制，以提升抗风险意识和能力，而不是让刑法过度介入，否则不利于金融行业的良性发展。从刑事立法层面看，刑法在已经设立贷款诈骗罪的情况下，又增设骗取贷款罪，免去“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要件，对骗贷行为的惩治力度不可谓不大，因而更应遵循谦抑性原则进行规制。从贷款纠纷的解决机制及刑事司法层面看，我国民商法以及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已经能够相对妥善地解决金融机构与贷款者之间的纠纷，且通过民事或者行政路径处理轻微欺骗手段导致的纠纷，效果更好。如果不区分骗取贷款手段的严重程度，将一些手段明显轻微的欺诈行为纳入刑法打击的范围，将导致打击面过大，也浪费司法资源。因此，区分骗取贷款手段欺骗性程度很有必要。骗取贷款罪的成文构成要件要素上看，关于骗取并没有手段的限制，只要行为人采取了欺骗手段，均可以构成。但是否只要提供了虚假的贷款资料就构成骗取贷款罪呢？实践中，银行商业贷款中，贷款人形式上需要提供的贷款资料名目繁多，恐怕很少有人认为凡借款人提供了不真实的贷款资料都能成为骗取贷款罪。该罪立法讨论中，“银监会认为，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行为，本身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由此带来损失的形成一般需要很长的周期，且损失是否最终形成，在实践中因缺少统一判断标准而很难判断。如果将‘造成重大损失’作为该罪的构成要件之一，则判断起来非常困难，不利于打击此类违法犯罪。银监会建议将该罪由‘结果犯’模式改为‘行为犯’模式，以是否实施行为作为构成要件，而不是以结果作为构成要件。即以‘数额巨大的’和‘数额特别巨大的’作为‘骗用贷款罪’成立的要件”。⑽但这一立法建议并没有得到采纳。因为在诸多贷款资料中，有一些并不是为了控制贷款风险，而是基于贷款行政管理（如统计）等需要提供的，对形成贷款风险不起实质性的作用。从现实情况看，借款人为获得贷款，对自己公司的经营情况作某种程度的夸大，早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如果因此认为这都是刑法上的欺骗行为，则扩大了本罪的规制范围。对商业上的担保贷款而言，关键是有无真实的有效的资产进行抵押，只要担保单位可靠和抵押物足额，其他资料、手续纵有虚假，也不致给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不致危害金融管理秩序。笔者的这种解释，在一些国家的刑法中也有规定，如在日本，是否成立不法贷款的背信犯罪，“要根据实质性的标准来判断”。“即使属于不当贷款，如果确实采取了设定担保等确保债权回收的必要措施，那么仍不构成背信罪。”。行为人虽然提供的资料有瑕疵，但该资料对金融资产的运行没有形成风险的，不应作为骗取贷款罪认定。实际上，作为商业贷款，银行借款合同的中心是围绕着借款与还款来进行的，至于合同规定的一些随附义务，也大都是围绕着贷款安全设置的。而担保抵押贷款，最主要的安全保证，就是担保和抵押物的真实、足额。

事实上，贷款过程中的欺骗行为形式多样，常表现为虚构主体、提供虚假担保、虚构贷款用途（提供虚假的合同）、改变贷款用途、提供虚假的财务报表等。大部分情况下，这些行为都是可以通过其他规制方式调整的。从金融行业层面看，行业内部有着较完备的贷款审查制度和不良贷款清收、处理制度，遇到欺骗手段轻微的贷款纠纷时，应首先触发金融行业自身的抗风险机制，以提升抗风险意识和能力，而不是让刑法过度介入，否则不利于金融行业的良性发展。中国人民银行1996年发布的《贷款通则》对贷款的条件、流程、管理、法律责任等进行了详细规定。如要求在贷款时，借款人应当填写借款申请书并提供真实的贷款资料；《贷款通则》第71条规定了借款人不按借款合同规定用途使用贷款的，或者贷款在有价证券、期货等方面从事投机经营的，或者未依法取得经营房地产资格的借款人用贷款经营房地产业务的等，由贷款人对其部分或全部贷款加收利息；情节特别严重的，由贷款人停止支付借款人尚未使用的贷款，并提前收回部分或全部贷款。《贷款通则》第72条规定，借款人向贷款人提供虚假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等资料的，或者不如实向贷款人提供所有开户行、账号及存贷款余额等资料的，或者拒绝接受贷款人对其使用信贷资金情况和有关生产经营、财务活动监督的，由贷款人责令改正。情节特别严重或逾期不改正的，由贷款人停止支付借款人尚未使用的贷款，并提前收回部分或全部贷款。所以，在没有造成损失或者没有形成遭受损失的风险时，该行为作为贷款纠纷处理是有依据的，如果都要入罪，行政上的处罚就失去了空间。

如果只是以一般的事实夸大或隐瞒非必要事实以取得银行贷款的，并不宜认定为骗取贷款罪，这在公民个人向银行申请房屋贷款的类型案件中尤为常见。此外，在银行诸多贷款资料中，有一些并不是为了控制贷款风险，而是基于贷款行政管理（如统计）等需要提供的，对形成贷款风险不起实质性的作用。借款人为获得贷款，对自己公司的经营情况作某种程度的夸大，虚高抵押物的一定价值早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也不应该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骗取”行为。

如某检察院办理的张某涉嫌骗取贷款罪一案: 2010 年11月，嫌疑人张某帮沈某购买位于三里屯的房子，在办理贷款时，银行要求沈某出具收入证明，于是张某就以甲公司名义开了一份月收入3.6万元的收入证明，因银行需要其提供甲公司的公司章程，张某就伪造了一份内容为“甲公司系沈某和张某两人出资成立”的公司章程，并在上述材料上仿造沈某签字。于是张某帮助沈某从银行获取房贷 261万元，后一直正常还款。本案中，张某申请银行贷款时有三个带有欺瞒性质的行为: 一是夸大了沈某的月收入，二是沈某只是公司经理但伪造章程 将沈某列为出资人，三是张某代替沈某签字。银行发放个人贷款真正要审查的是申请人是否具有还贷能力，该案中张某实施的具有实际意义的欺瞒行为只有提供沈某月收入证明这一项，后面两个行为只是辅助证明沈某所在甲公司的信息，对沈某的月收入起到间接证明作用，所以嫌疑人张某涉嫌骗取银行贷款的核心行为 即提供了与沈某月收入不相符的证明文件。张某提供的收入证明虽然夸大了沈某的月收入水平，带有一定的欺骗性质，但是沈某在A公司担任经理确有较高的月收入，并且通过事后沈某按时还款的行为也能反过来印证其具有按时还贷的能力，因此张某夸大沈某月收入行为的情节过于轻微，不宜被评价为骗取贷款罪中的欺骗手段。

其二，“其他严重情节”的立法语言，包含了对入罪范围的扩张，更表明了对入罪的限缩。作为情节犯中的情节，虽然含义比较抽象，但不等于在司法中可以作漫无边际的任意解释，立法用“严重”作为情节入罪的限定，就表明在没有造成损失的情况下，一般是不需要入罪的。从该罪的客体是危及金融安全的角度出发，将此处“其他严重情节”解释为实际上是一种危险犯是可行的。因为，该罪常态的入罪条件是“造成重大损失”，即“导致一定数额的金融资金无法归还”，与其对应的入罪条件，从逻辑上应该与“重大损失”危害程度具有相当性。单纯采取欺骗手段获得贷款，没有造成“重大损失”的危险性，难以相当，只有在虽然没有造成现实的“重大损失”，但由于行为人的欺骗手段，使金融机构的“巨额金融资金陷入巨大风险”的情况下，才能危及金融机构贷款资金的安全，将其界定为有造成重大损失危险的，才具有相当性。实际上，刑法中的许多情节犯，看上去比较广泛，但司法解释为了减少裁量的任意性，控制入罪面，或者还原为数额犯，或者限定为危险犯，骗取贷款罪也理应如此。

因果关系： 关于因果关系，首先要联系到欺骗手段的严重程度问题，对于骗取贷款罪的欺骗手段应达到何种严重程度，实践中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达到使金融机构陷入错误认识，并实施相应放贷行为的程度；第二种观点认为，应达到使金融资产处于无法收回的高度风险的程度；第三种观点认为，应达到致使金融资产造成严重损失的程度。这三种观点各有侧重，但都不够严谨全面。

第一种观点只强调了欺骗手段与错误认识以及基于错误认识所作出的处分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忽略了这种错误认识及处分行为是否导致了足以科处刑法的风险或者后果。比如，行为人虽然虚构贷款用途使得金融机构陷入错误认识并发放贷款，但其并未置贷款于高度风险之中，同时还提供了真实足额的担保，那么，行为人的欺骗手段就未达到入罪要求的程度。

第二种观点恰与第一种观点相反，仅强调了欺骗手段与金融资产无法回收的高度风险之间的因果关系，忽略了欺骗手段是否使得金融机构陷入错误认识并因此实施了发放贷款的行为。比如，行为人的欺骗手段被金融机构识破，金融机构基于其他原因如完成指标、谋取利益等，向行为人发放了贷款，那么无论该贷款是否处于无法收回的高度风险之中，行为人的欺骗手段并不在骗取贷款罪的规制范围内。

第三种观点强调了欺骗手段与损失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该观点除了与第二种观点同样忽略了欺骗手段是否使得金融机构陷入错误认识并由此发放贷款外，在对骗取贷款罪是否要求实际损失的理解上也存在偏颇。无论刑法条文还是司法实践，本罪并不以实际损失为必备要件，未造成损失而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人依然可能构成本罪。

笔者认为，骗取贷款罪中欺骗手段的严重程度应同时满足两重因果关系，且这两重因果关系是递进关系。

第一重因果关系，是指欺骗手段的严重程度与金融机构的错误认识和放贷行为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只有行为人的欺骗手段足以导致金融机构陷入认识错误并基于此错误认识而发放贷款，才达到骗取贷款罪的入罪要求。反之，如果金融机构并非基于行为人欺骗手段，而是基于其他原因发放贷款，即便该贷款处于无法收回的巨大风险，欺骗手段仍未达到骗取贷款罪的入罪要求。

实务中查处的一些骗取贷款类案件，借款人在向银行申请贷款时，确实向银行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些有瑕疵的贷款资料，例如虚构公司的经营情况、贷款的用途等，但银行经办该贷款的工作人员或者决策放贷的人员对这些材料本身的不真实性是非常清楚的；相关人员在了解真相即没有受到欺骗的情况下做出了放贷决定，使行为人获得了贷款。这种情况能否认定为本罪的“骗取”行为呢？理论与实务中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在骗取贷款犯罪中，不符合贷款条件的行为人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共谋策划、内外勾结作案，参与骗取贷款的行为，如果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人既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又构成骗取贷款罪，按照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应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如果没有造成重大损失，但其他情节严重的，应构成骗取贷款罪的共犯。换句话说，对实践中存在的借款人和金融机构审核人员联手做局的案件，审核人员明知是虚构事实或虚假材料，但收受好处后仍将其作为真实情况，或者放宽审查标准，将有缺陷的贷款申请放行的情况，只要其目的是以不正当手段取得贷款，仍应作为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处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在欺骗行为的对象认定上，有认识上的误区。

一个骗贷案件发生后，人们习惯地说银行受骗或被骗了多少贷款。实际上，银行被骗受害固然是事实，但说银行受骗是不准确的。借款人欺骗行为作用和影响的对象应该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而不是银行等金融机构本身，银行等金融机构本身是无法受骗的。不过，银行等金融机构不能直接受骗，不等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不能受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完全有可能因为借款人的虚构事实而陷入错误认识，而代表银行作出错误的决定。换句话说，银行的意思表示是通过银行工作人员显露的，它的经营是通过具体的银行工作人员行为对外活动实现的，借款人的欺骗行为针对的是银行办理贷款的工作人员和具有决定贷款发放权限的人，而不是泛泛而论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本身，即“欺骗行为作用于法人中的自然人，即作用于法人中具有处分财产权限或地位的自然人，才可能骗取法人财产”。而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被骗的后果，往往是由银行等金融机构直接承担，银行等金融机构成为了骗贷案件的被害人。刑法中，行为对象与犯罪受害对象不一致的情况并不鲜见，如《刑法》第167条签订、履行合同被骗罪，受骗者是国有公司、企业中的相关主管人员和责任人员，而受害者则是公司、企业本身。

不过，作为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他在从事某种违规活动时，既可能为银行本身的利益并得到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意而实施，也可能是为了借款人利益而损害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利益。因此，当银行的工作人员明知行为人提供了虚假的贷款资料而予以发放贷款，是否属于骗取贷款罪的欺骗行为，应分别情况处理。

第一，负责贷款的各环节银行工作人员明知借款人提供了不实贷款资料，为了本单位的利益，以本单位的名义决定向借款人发放贷款，由于他们代表了银行的意思和行为，发放贷款也不是基于错误的认识，因此，借款人不应构成骗取贷款罪。换言之，“在金融机构内部，处分财产的人并没有陷入任何处分财产的认识错误，而是在知道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将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进行非法转移”，不符合欺骗行为的构造。

第二，不具有决定权的银行工作人员明知借款人提供了不实贷款资料，但发放贷款最终决定者并不了解真相，决策者在陷入错误认识的情况下作出了放贷决定。此种情况下，实际上是借款人和银行的工作人员共同虚构事实，通过向具有决策权的银行工作人员行骗而获得贷款，如果造成了实际损失，银行工作人员行为符合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构成特征，应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借款人应构成骗取贷款罪；如果没有造成重大损失，具有“严重情节”的，则银行工作人员和借款人应成立骗取贷款罪的共犯。

第三，具有决定权的银行工作人员明知借款人提供了不实贷款资料，不是为了本单位的利益，而是基于私情私利，仍然决定向借款人发放贷款，由于其目的不是为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利益，而是与借款人串通共同损害本单位的利益，故其行为实质上也就不具有银行的代表性，应属于骗取贷款罪的骗取行为，造成损失的，可以构成非法发放贷款罪，如果没有造成损失，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构成骗取贷款罪。

第二重因果关系，是指欺骗手段的严重程度与金融资产处于无法收回的高度风险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贷款等金融资产本身具有风险属性，故而金融机构构建了一套较为完备的风险控制机制，将贷款等金融资产置于可控的风险之下。因此，只有行为人的欺骗手段突破了金融产品的风险底线，置金融资产于不可控的高度风险之中，威胁到金融信用体系以及金融机构和社会大众的资产安全，该欺骗手段才达到需要刑法进行规制的严重程度，即便这种高度风险并未导致实际损失。反之，即便行为人的欺骗手段使得金融机构陷入错误认识并因此发放贷款，但未使得该金融资产处于无法收回的高度风险之中，则该欺骗手段未达到入罪所要求的严重程度。比如，行为人在虚构贷款理由的同时提供了真实足额的抵押，即使该抵押最终因不可抗力等非借款人原因贬值或者灭失，造成贷款无法收回，行为人的欺骗手段仍不应视为使贷款处于无法收回的高度风险之中。危害结果

这涉及对骗取贷款罪所侵害和规制范围的认识。关于该罪的性质，理论分析和实务处理中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该罪是结果犯，“骗贷案件是一种结果犯罪，衡量是否犯罪的标准是，是否造成重大损失，如果达不到这一标准，就不算是骗贷”。另一种观点认为，从刑法规定看，骗取贷款罪是结果犯和情节犯并存的犯罪。行为人的骗贷行为，本身就已危害到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在该类违法犯罪行为日益增多和严重的今天，理应通过刑罚来加以惩戒。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10年《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二）》（下称《规定

（二）》）第27条规定，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等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或者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等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或者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多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的，以及其他给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应予立案追诉。《规定

（二）》接近于上述后一种观点的立场。但从实务中看，大部分骗贷案件被立案而追究刑事责任都是建立在由于骗贷行为给银行造成了实际损失的基础上的，鲜有仅仅因为采取骗取手段获得贷款而没有造成损失就作为犯罪处理的，甚至一些典型案件中，被告人采取了欺骗手段，获得了巨额贷款，公安机关也已经立案侦查，但由于尚未形成损失而被检察机关认为不构成犯罪决定不起诉。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有所偏颇。首先，认为本罪是结果犯，只有造成了相关结果才能构成本罪的第一种观点不符合立法规定。立法已经明确，构成本罪有两种情况，一是造成“重大损失”，二是虽然没有造成重大损失，但有“其他严重情节”。虽然“其他严重情节”具体指何种情况，界定不清，比较模糊，但显而易见的是，其入罪范围比实际造成损失的范围宽。第二种观点虽然形式上有《规定

（二）》的依据，但入罪范围过宽，也未必符合社会现实和立法精神。骗取贷款行为的入罪，首先看行为人采取欺骗手段获取贷款后是否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在已经造成损失并达到立案标准的情况下，构成骗取贷款罪应没有异议。其次，行为人采取欺骗手段获取贷款后，虽然没有给银行或者金融机构造成损失，但案发时已经形成贷款风险，危及贷款安全，此种情况下，也应构成犯罪。如果行为人申请贷款时虽然采取了欺骗手段，但没有形成贷款风险，则行为人不应构成本罪。

其三，将欺骗贷款罪的最低入罪标准限定为形成贷款风险、危及贷款安全，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二元化”规制模式决定的。各国对欺骗贷款行为的规制模式和范围不一样，在美国，《美国联邦法典》第18篇第1014节规定的虚假贷款犯罪，只要行为人实施法律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即行为人向银行提交了虚假贷款申请，便构成既遂，而未必实际上取得贷款。《德国刑法典》第256条b（信贷诈骗）规定，对信贷诈骗的规定是一种行为犯的犯罪构成，其并不要求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也不要求造成实际的危害结果为要件。⒀这与西方国家刑事立法定性不定量的“一元化”模式有关。而我国经济刑法的规制模式是典型的“二元化”模式。“二元化”的立法规制模式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根据违法行为的危害程度，分别界分为一般违法违规行为与犯罪行为。只有达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才能引起国家刑罚权的发动。例如，俄罗斯刑法典中的“非法取得贷款罪”，只有贷款人提供了明显虚假的其财务情况和经营情况的信息，并造成了巨大损失的情况下才能构成。

众所周知，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分为担保贷款和无担保贷款，对商业上的担保贷款而言，关键是有无真实有效的资产进行抵押，只要担保单位可靠和抵押物足额，其他资料、手续纵有虚假，也不致给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不致危害金融管理秩序。在当初设立该罪时，正是因为骗取金融 机构信用与贷款，使金融资产运行处于可能无法收回的巨大风险之中，有必要规定为犯罪。而在担保真实足额的情况下，银行完全能通过担保物权实现债权，维护自身合法利益，不会产生造成重大损失的风险，或者说可以运用法律手段消解潜在的风险。由此，笔者认为骗取贷款的行为应当至少造成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重大损失的风险才能认定构成骗取贷款罪，现有判例也有印证，如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廖某某骗取贷款罪二审一案。原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廖某某以欺骗手段取得被害单位工商银行湘乡市支行贷款人民币45万元，用于偿还个人债务等，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骗取贷款罪。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廖某某以“用真实的姓名、房产证、土地出让使用证办理 贷款手续，并有房屋作抵押，不构成骗取贷款 罪”为由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以一栋商住两用房作为贷款抵押物，该房屋经评估价值为91万元，房产证、土地出让使用证是真实的，只是用于贷款的结婚证、有关文书签名是虚假的。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廖某某虽然实施了欺骗手段，但是原审判决认定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的证据不足，不构成骗取贷款罪。虽然该案例中被告人骗取的贷款只有45万元，并没有达到司法解释所规定的100万元，但是从二审法院的判决依然可以清晰看出推理的逻辑。法官在这里进行了一个实质性的审查判断，即骗取贷款的行为究竟是否给银行造成了重大损失的风险。被告人在贷款过程中，提供了真实有效的、价值明显高于贷款额度的房产担保，也就是说被告人虽然未归还贷款45万元，银行也可以执行担保物权，上诉人未还的45万元并不必然等于银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即上诉人的行为没有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的风险。基于此，二审法院才在判决中认 定上诉人廖某某不构成骗取贷款罪。（类似案例还有朱恒忠被控骗取贷款案、邓宠被控骗取贷款案）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在担保充分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的放贷与被告人提供虚假材料或者虚假陈述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而是银行确信放贷资金不会陷于收不回的巨大风险之中而予以放贷。对于明显不会造成法益侵害的行为，是无论如何不能认定为犯罪行为。

典型案例：

一、朱恒忠被控骗取贷款案

（来源：广东省肇庆市中级法院（2016）粤12刑终186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理由：对于上诉人朱恒忠及辩护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第一、上诉人朱恒忠在设置土地使用权抵押时，向肇庆市国土资源局提交了伪造股东会协议书及公司章程上刘某的签名，并向银行提供了没有真实交易的供货合同等材料，在向银行贷款的过程中，使用了欺骗手段，使银行相信其抵押登记材料的真实性，取得了银行发放的贷款。因此，足以认定上诉人朱恒忠向银行贷款的过程提供了虚假的贷款资料骗取银行贷款2500万元的事实。第二、虽然上诉人朱恒忠向鹤山建银贷款的过程提供虚假了贷款资料，但最高额抵押合同等证据证实，上诉人朱恒忠以肇庆长业公司的土地使用权设置了抵押，且上述土地的评估价高于其向银行的贷款数额。因此，上诉人朱恒忠向提供了真实、足额的抵押，未利用贷款进行任何非法活动，认定其行为给银行造成实际损失或给金融管理秩序造成实际危害的证据不足，不属于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规定的“有其他严重情节”，上诉人朱恒忠的行为不符合骗取贷款罪的构成要件。综上，上诉人朱恒忠及辩护人认为上诉人朱恒忠在贷款过程中未欺骗银行的意见理据不足，不予采纳，但认为上诉人朱恒忠不构成骗取贷款罪的意见理据充分，予以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朱恒忠虽然以欺骗手段获取银行贷款，但其向银行提供了真实、足额的抵押，认定其行为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及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证据不足。原判认定上诉人朱恒忠犯骗取贷款罪的定性不当。上诉人朱恒忠及其辩护人所提不应以骗取贷款罪追究上诉人朱恒忠刑事责任的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理据充分，予以采纳。

二、邵某某被控骗取贷款案

（来源：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葫刑抗字第00014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理由：本院认为，被告人邵某某在从S信用社办理贷款的过程中，在信用社工作人员的要求下，以刘某新、昝某宇、阎某、张某宇的名义申请并提供足额有效担保，取得银行贷款人民币240万元用于生产经营，银行贷款到期后正常还本付息。其行为属于正常的民事行为，不应承担刑事责任。原审法院认定邵某某无罪的事实清楚，定性准确。关于抗诉机关所提，被告人邵某某使用他人信息获取银行贷款并私自改变贷款用途，属于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的抗诉意见，经查，关于邵某某使用他人信息取得银行贷款，是银行工作人员提出并要求其实施的，其目的是为了规避S信用社贷款60万元的贷款限额的限制。并不是邵某某的主动决定实施行为。从办理贷款及办理催款转贷的过程中看，银行对邵某某为贷款的实际使用人至始至终是明知的，并没有产生错误的认识。故被告人邵某某使用他人信息取得银行贷款的行为不能认定为骗取手段。关于邵某某改变贷款用途，经查，邵某某取得贷款后用于浴池经营，并未用于贷款合同约定的购买工程器械的用途。但邵某某将贷款用于浴池经营的行为依旧属于用于生产经营的行为，并未挥霍取得的贷款，其在贷款存续期间一直按照约定偿还贷款利息，后又全额归还贷款本金，没有给S信用社造成任何损失和风险。故被告人邵某某虽然改变贷款用途，但不能认定为骗取手段，对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不能予以支持。

三、邓宏被控骗取贷款案

（来源：广东省高级法院（2014）粤高法刑二终字第212号判决书）裁判理由：对于上诉人邓宏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1、虽然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上诉人邓宏申请涉案500万元贷款时向兴业银行东莞分行隐瞒飞尔公司巨额亏损的事实，但《个人借款保证合同》、《个人经营创业借款合同》、《购销合同书》、《授权声明》等物证、书证及证人李某、王某甲、姜某等人的证言证实邓宏以个人创业贷款为由向兴业银行东莞分行申请500万元贷款向融光公司购买原材料，以虚假的《购销合同》和《授权声明》为申请材料向兴业银行申请该笔贷款；证人邓某乙、周某、肖某、邓某丙的证言及相关的银行流水清单等均证实上述所贷款项经层层流转用于向兴业银行质押贷款获得的450万元全部进入飞尔公司账户用于公司经营使用，并未作为货款支付给融光公司；工商行政部门的查询结果证明融光公司事实上并不存在；上诉人邓宏作为飞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供述其骗取贷款的目的系为了飞尔公司的资金周转和经营，且飞尔公司与融光公司之间的交易并不存在。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上诉人邓宏以个人名义，提供虚假申请材料骗取银行500万元贷款的事实。

2、虽然上诉人邓宏在向兴业银行东莞分行申请贷款的过程中提供虚假的贷款资料，但该笔贷款最终由担保人远大担保公司代为偿还，并未给兴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实际损失，亦未利用贷款进行任何非法活动，未给金融管理秩序造成实际危害，不属于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规定的“有其他严重情节”，上诉人邓宏的行为不符合骗取贷款罪的构成要件。

本院认为，上诉人邓宏以欺骗手段获取银行贷款，但未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也不具备其他严重情节。原判认定上诉人邓宏犯骗取贷款罪的定罪不当。上诉人邓宏及其辩护人所提不应以骗取贷款罪追究邓宏的刑事责任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某，予以支持。

四、浙江七彩凤公司、张斌被控骗取贷款案

（来源：浙江省嘉兴市中级法院（2013）浙嘉刑终字第274号判决书）裁判理由：2008年7月14日，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应用集成膜技术日处理印染工业废水2000立方米节水技术改造项目”获得平湖市经贸局备案，因要申报国家项目，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张斌让范兆科制作“印染生产线系统节水项目书”，项目总投资为5300万元。2009年2月，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对该项目制作了可行性研究报告。2009年11月，国家发改委通过了该项目的申报。但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未按要求建设节水项目，而采用廉价设备替换项目中的高价设备等手段，以达到通过国家验收的目的。2010年8月，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以节水项目名义，向兴业银行嘉兴分行申请专项资金贷款3000万元。为顺利取得贷款，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及被告人张斌隐瞒了上述情况，并向银行提供虚假的工矿购销合同。2010年8月30日、9月26日，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与兴业银行嘉兴分行签订两份合计3000万元的节能减排专项借款合同。后兴业银行按约将3000万元发放，由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支配使用。至案发，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仅归还本金400万元及相应利息，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

关于上诉单位七彩凤公司、上诉人张斌及其辩护人提出其行为不构成骗取贷款罪的问题。经查，原判认定上诉单位七彩凤公司、上诉人张斌构成骗取贷款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上诉单位七彩凤公司、上诉人张斌及其辩护人就此所提意见成立，予以采纳。嘉兴市人民检察院就此所提检察意见，亦予以采纳。

第二篇：骗取贷款罪的十三大疑难问题认定

骗取贷款罪的十三大疑难问题认定

一、如何定义骗取贷款中的“欺骗手段”

（一）虚假的贸易背景

瞿某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一案

[（2014）杭上刑初字第451号 ]

2011年6月，杭州嘉宗物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即被告人瞿某与何幸之（另案处理）以嘉宗公司进货贸易需要融资为由，向农行解放路支行提出贷款申请。在申贷过程中，被告人瞿某在明知没有真实贸易存在的情况下，联系珂飞公司，签订了两份虚假的服装和节能灯采购合同，合同标的4555万元，并伪造出库单等材料，后将需要的材料一并提交给农行解放路支行。

（二）虚假的贷款用途

钟娅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挪用资金罪等一案

[（2014）杭上刑重字第2号]

2011年10月，被告人钟娅为解决其个人名下所经营公司资金短缺的问题，以其担任执行董事的拓盛公司名义向工商银行杭州城站支行申请贷款。在申贷过程中，被告人钟娅编造了申贷用途并伪造了虚假的销售合同，授意公司财务人员制作并向银行提交了拓盛公司虚假的财务报表、纳税证明、年审报告等，大幅夸大了公司的偿付能力。工商银行城站支行依据被告人钟娅等人提交的虚假材料，向拓盛公司发放银行贷款1000万元。

（三）虚假的抵押物价值

浙江恒基贸易有限公司、尤俊杰等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一案[（2014）杭上刑初字第415号]

尤俊杰以浙江恒基贸易有限公司名义，采取提交虚假的公司审计报告、贵州茅台酒销售发票和酒类流通附随单以及将假冒50年贵州茅台酒作抵押担保等方式，多次骗取贷款，造成银行3000万未偿还。

（四）虚假的资信证明

于朝晖、徐志书等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一案 [（2013）杭上刑初字第183号]

2009年初，经吴某介绍，被告人于朝晖与时任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商贸服务金融部市场总监的周某（另案处理）相识。周某在得知于朝晖所在的公司有贷款需求后，多次与于朝晖以及经吴某介绍专门帮助于朝晖申办贷款事项的被告人徐志书进行商谈。三人在明知浙江正大公司不符合民生银行贷款申请条件的情况下，确定了对浙江正大公司贷款申请数据的虚假修改方法，即浙江正大公司需将注册资本虚增至7000万元，并对公司相应的财务数据和报表进行美化修改以符合贷款规模，提供温岭市财政局出具的财政承诺函，并伙同徐志书伪造黄金海岸公司章程，将东海涂公司的持股比例提高至60%，使得保证人黄金海岸公司的股权比例由浙江正大公司控股调整为政府控股。

二、如何认定损失数额和骗贷数额

（一）损失数额的确定：立案时

浙江蓝天管桩有限公司、蒋红国犯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一案[（2015）杭富刑初字第361号]

法院认为，被告单位浙江蓝天管桩有限公司及其实际负责人蒋某某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手段，掩盖客观事实，骗取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信任，取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共计人民币4750万元，其中贷款人民币4050万元在侦查机关立案时逾期未予以偿还，造成金融机构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均已构成骗取贷款罪。

（二）骗贷数额的确定：保证金以及存单质押部分不予扣除 郑某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一案 [（2014）杭余刑初字第1122号]

法院审理查明：辩护人提出的指控本案骗取票据承兑的数额为2100万元不当，应扣除不会造成损失的保证金部分及存单质押部分，认定为1050万元的辩护意见，经查，骗取票据承兑的数额应当以所骗取承兑的金额来计算认定，对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PS：保证金或者担保方偿还的数额有助于减少损失的认定。

三、如何认定骗取贷款犯罪中的偿还方式

（一）自己偿还

浙江省广业钢铁实业有限公司、杭州市重特钢铁材料有限公司等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一案 [（2014）杭滨刑初字第182号]

金某甲利用广业控股实际管理堡业建设东方大厦项目的便利条件，由广业控股代为支付购房首付款，后以签订虚假房屋转让合同、夸大收入或伪造收入证明等方式取得贷款总计13125万元，至案发时，广业控股尚有骗取的贷款本金人民币11737万元逾期未还。2013年8月1日，被告人金某甲、陆某甲、徐某甲被抓获归案。被告人陆某甲到案后检举了他人犯罪事实，并经查证属实。本院审理期间，各被告单位均已通过“以资抵债”方式清偿了所涉相关银行的债务，并均已取得银行谅解。

法院认定：鉴于各被告单位和被告人在案发后，对涉案赃款积极协商、归还，各银行在确保不会造成经济损失的情况下均予以谅解，对三被告单位及三被告人均可酌情从轻处罚，对上述三被告人均可适用缓刑。

（二）他人代为偿还

胡某甲、胡某乙等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一案[（2014）杭余刑初字第812号]

法院认定：被告单位浙江金某贸易有限公司及五被告人均在庭审中自愿认罪，被告人胡某甲亲属已代表被告单位归还涉案银行承兑汇票项下的垫付款，被告单位及五被告人均获得华夏银行杭州和平支行的谅解，本院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并对被告人胡某甲、胡某乙、胡某丙、金某、周某均适用缓刑。

被告单位与五被告人骗取票据承兑2500万。被告单位判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胡某甲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胡某乙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三）担保人偿还

杜伟英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一案 [（2013）杭西刑初字第810号]

杜伟英采用伪造的财务报表、财务报表明细、购销合同、电费发票等资料，骗取担保，向北京银行申请贷款800万，已由担保方代为偿还。后又骗取民泰银行贷款500万，造成银行损失269余万元。

法院认定：本案损失已经部分挽回，对被告人杜某酌情从轻处罚，辩护人相应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鉴于本案相关损失并未全部挽回，且被告人杜某尚无悔罪表现，不应对被告人杜某判处缓刑，对辩护人所提缓刑之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杜某犯骗取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四、如何认定骗取贷款的共犯

（一）出具虚假质押证明

胡某甲、胡某乙等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一案 [（2014）杭余刑初字第812号]

被告人胡某甲指使被告人胡某丙请托崇贤港公司负责质押监管业务的被告人金某、周某予以关照。后在华夏银行和平支行审核阶段，被告人金某、周某提供了虚假的质押财产清单及库存明细，以证明金某公司在崇贤港公司码头有充足的库存钢材提供质押担保。

法院认定：被告人金某、周某明知被告单位某骗取票据承兑仍提供帮助，且均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

（二）共同互保

朱某甲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一案[（2014）杭余刑初字第1207号]

被告人朱某甲系被告单位杭州悦欣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欣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12年，悦欣公司与杭州勤业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勤业公司）互相为对方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余杭支行）的融资提供最高额担保，数额均为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000万元，保证方式均为连带责任保证，悦欣公司在申请授信时向银行提交了经过篡改的财务资料（主要是夸大业务量、利润额，缩小负债额）。被告单位悦欣公司与勤业公司之间签订虚假虚假的购销合同，及虚假的财务报表等资料取得贷款500万，另承兑汇票100万，部分用于归还其他借款，造成银行资金损失481余万元。

五、如何认定骗取贷款的单位犯罪

（一）未以单位犯罪起诉，按照单位犯罪处理

杜伟英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一案 [（2013）杭西刑初字第810号]

法院认定：被告人杜某作为诸暨弹簧总厂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采用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并给银行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骗取贷款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本案属于单位犯罪，但因公诉机关对诸暨弹簧总厂未作出指控，故本院只对被告人杜某作出处理，辩护人所提系单位犯罪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因被告人杜某系对本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根据本案单位犯罪的性质，无法认定也不应认定被告人杜某为从犯，且银行、担保公司对贷款审批是否已尽审慎职责，并不能减轻被告人杜某的责任，故对辩护人所提从犯、应减轻杜某责任之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二）不按照单位犯罪处理

俞中江、徐某癸等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俞中江、徐某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一案[（2014）杭下刑初字第131号]

在骗取银行承兑汇票过程中，被告人俞中江主要负责联系银行，被告人徐赛兰负责联系开具承兑汇票所需保证金、贴现并调度贴现资金的使用，被告人玄飞负责提供虚假的贸易合同。被告人俞中江、徐赛兰将上述贷款、信用证及承兑汇票资金用于支付货款及往来款、归还金融机构贷款、支付高额利息、缴纳关税或增值税、部分划入“中江系”出纳组掌握使用的个人银行卡等。

法院认定：被告人俞中江、徐赛兰、玄飞的犯罪行为未体现单位意志，利益也非归属于单位。故被告人俞中江、徐赛兰、玄飞的犯罪行为不应认定为单位犯罪。

六、如何认定“其他严重情节”

（一）未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方光明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一案 [（2013）浙杭刑初字第73号]

从2008年10月至2012年4月，凌某为归还到期银行承兑汇票，指使被告人方光明以永安公司名义，先后7次向建设银行申请400万元承兑汇票，其中4次使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虚假合同，所得款项均被凌某套现后还债。2012年4月20日，永安公司归还建行建德支行汇票到期人民币400万元。

法院认定：被告人方光明使用虚假的购销合同和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银行承兑，虽然永安公司在案发后已经归还，未造成金融机构的实际损失，但其多次骗取银行承兑且数额巨大，符合情节特别严重之情形，故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

七、罪与非罪

（一）提供反担保的行为如何定性

黄国余、马丽集资诈骗罪，黄国余、马丽合同诈骗罪等一案[（2014）浙杭刑初字第153号]

法院审理认为：关于公诉机关所控被告人黄国余、马丽以亚细亚公司名义向浦发银行临安支行贷款580万元，由担保公司提供担保并最终由该公司代为偿还上述贷款的合同诈骗事实，因被告人黄国余、马丽以各自名下真实、合法房产为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该反担保权利的设定系黄国余、马丽明知自己无力偿还情况下所作财产处分之真实有效的意思表示，故担保公司已代为偿还贷款后对黄国余、马丽各自名下房产所持有的他项权利主张系民事法律纠纷，不应认定为刑事犯罪。故公诉机关将其认定为刑事犯罪事实并不妥当，予以纠正。

（二）短期违反贷款合同约定出借他人如何定性

喻某职务侵占罪，喻军民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一案[（2014）杭富刑初字第835号 ]

法院审理认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喻某犯骗取贷款罪，经查，东南公司系经政府及相关金融机构协调，得到授信额度后申请获取贷款，虽短期内借给他人使用，但有证据证明借款仍按约定用于废纸交易，且该贷款按约归还出借银行，借款银行也不认可被骗，未受损失，依法不构成骗取贷款罪，故本院不予认定。

八、银行工作人员有过错，骗贷人是否可以免责

（一）银行工作人员有过错不作为被告人从轻处罚的理由 周某甲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一案 [（2014）杭余刑初字第1208号]

法院认定：被告人周某甲的辩护人提出交通银行余杭支行具有过错的辩护意见并据此提出对被告人周某甲从轻处罚，经查，本案中交通银行余杭支行的具体经办人在放贷前已对申请贷款的资料进行了形式审查，即已尽到了基本的审慎义务，不能因其未发现骗取行为而认定有过错，且即使贷前审查不严亦不能作为对被告单位及被告人从轻处罚的理由，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九、骗取贷款与贷款诈骗的区分

（一）骗取贷款后，被他人使用并用于个人挥霍

瞿某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一案 [（2014）杭上刑初字第451号]

瞿某以嘉宗公司名义签订了虚假的服装和节能灯采购合同，合同标的4555万元，并伪造出库单等材料，获得银行信用证金额共计2500万元，其中保证金500万元，实际贷款金额2000万元。但后来贷款的2000万元资金被何幸之个人实际占有，尔后何幸之出逃至国外导致贷款到期而嘉宗公司无力归还。

法院认为，被告人瞿某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造成银行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骗取贷款罪。

十、银行职员参与其中的犯罪定性

（一）违法发放贷款罪

周慧萌、钱俊蓉违法发放贷款罪一案 [（2013）浙杭刑终字第449号]

上诉人钱俊蓉身为银行客户经理，在操作涉案贷款业务时，明知浙江正大公司在经营情况、财务状况方面不符合银行贷款申请条件，仍指导配合于某、徐某、沈某等人对该公司财务材料予以修改；明知担保单位黄金海岸公司的股权变动是为了配合浙江正大公司进行贷款，而未予以严格审查；对于授信风险控制的最后屏障--温岭市财政局的承诺函的真实性，未进行核实；银行放贷后，未尽贷中及贷后检查职责。上诉人周慧萌身为银行负责人，明知浙江正大公司有虚增注册资本、夸大销售收入、更改黄金海岸公司股权比例等作假行为，仍同意报上级部门审核。综上，上诉人周慧萌、钱俊蓉明知申贷人不符合贷款条件，仍发放贷款人民币7000万元，其行为均已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

（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吴天闻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案[（2013）杭下刑初字第141号]

2011年9月，被告人吴天闻在担任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下称兴业银行杭州分行）企业金融业务三部客户经理期间，为吴某担任法人代表的杭州顺佳实业有限公司（下称顺佳公司）从该行申请开具国内信用证提供方便，受益人为吴某实际控制的杭州思誉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思誉公司），开证金额为人民币7600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敞口3800万元）。期间，被告人以银行汇款等形式收受吴某的170万元。

法院认为，被告人吴天闻身为公司职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十一、骗取小额贷款公司贷款罪名认定

（一）合同诈骗罪

温浙明集资诈骗罪，温浙明诈骗罪等一案[（2014）浙杭刑初字第72号]

2012年12月，被告人温浙明在与杭州市上城区汇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的过程中，隐瞒履约不能的真相，虚构在台湾投资旅行社，要向台湾海峡两岸友好交流协会交纳赴台证件办理费等事实，利用虚假的让渡合约书等证明文件，骗取借款200万元，造成杭州市上城区汇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损失197万余元。

法院虽然认定小额贷款公司为金融机构，但仍认定温浙明构成的是合同诈骗。

（二）诈骗罪

杨雪诈骗罪一案 [（2015）杭西刑初字第87号]

杨某浏览到阿里巴巴网站有即时到账的小额贷款信息后，萌生冒用他人身份申请贷款诈骗之念。其通过阿里巴巴网站物色到慈溪市富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虞某的帐号及个人信息，并且通过qq购买了虞某的帐号。被告人杨某侵入该账户后，更改绑定了作案使用的手机，且使用虞某的身份信息办理了浦发银行卡。此后，被告人杨某冒用虞某的阿里巴巴国际站账户，得到了浙江阿里巴巴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贷款18万元，法院认定杨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三）骗取贷款罪（贷款诈骗罪）

吕某一案一审刑事判决书

[（2015）绍越刑初字第1357号]

辩护人辩称被告人吕某作为小额贷款公司（越信公司）的工作人员，其主体身份不符合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构成要件，因为小额贷款公司不是刑法规定的其他金融机构。

法院经审理查明，越信公司系浙江省政府金融办公室批准并经绍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银行于2009年11月30日颁布了《金融机构编码规范》，确定了小额贷款公司的编码为金融机构二级分类码Z-其他，将小额贷款公司纳入了金融机构范围。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2009年5月31日）明确小额贷款公司是从事小额放贷和融资活动的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因此认定吕某符合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构成要件。最终认定吕某构成了违法发放贷款罪。

既然法院可以认定小额贷款公司属于其他金融机构，其工作人员可以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那我们自然也可以认定，被告人如果骗取了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也可以被认定为骗取贷款罪或者贷款诈骗罪。

十二、未实际取得贷款的犯罪定性

（一）骗取贷款罪的未遂犯

陆建羽诈骗罪，陆建羽合同诈骗罪等一案 [（2013）浙杭刑初字第3号]

2008年12月，被告人陆建羽以银转公司名义向中信银行余杭支行申请贷款人民币800万元，同时采取代签董某甲等股东签名、加盖伪造的杰顶公司印章的手段伪造杰顶公司股东会担保决议等担保手续，并隐瞒杰顶公司未缴清土地出让金的真相，致使银行方误以为杰顶公司同意以位于安徽省广德县经济技术开发区的20亩国有土地使用权为银转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后因银行工作人员发现用作抵押的土地实际并未缴清土地出让金而停止发放贷款，致使被告人陆建羽未实际骗取贷款。

法院认定：在贷款诈骗犯罪中，被告人陆建羽已着手实施贷款诈骗犯罪行为，但因银行发觉而停止发放贷款，致使陆未实际取得贷款，依法亦应认定为犯罪未遂，可以减轻处罚。

十三、担保方代为偿还贷款后的法律适用

（一）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罪名定性

温浙明集资诈骗罪，温浙明诈骗罪等一案 [（2014）浙杭刑初字第72号]

被告人温浙明隐瞒真实履约能力，虚构资金用途，由保证人杭州市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担保，以妇女国旅的名义向杭州银行科技支行贷款300万元。在签订担保服务合同的过程中，被告人温浙明隐瞒履约不能的真相，骗取被害人沈某甲以名下的房产向贷款保证人杭州市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该笔贷款到期后，杭州市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代为偿还贷款本息3057200.91元，之后扣除妇女国旅缴存在其处的保证金40万元，并向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经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判决，由被害人沈某甲实际承担该担保造成的损失265万余元。

法院认定：被告人温浙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编造虚假的贷款理由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采取隐瞒无履约能力的真相，骗取被害人提供担保以及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的方式骗取贷款，最终导致被害人和金融机构承担数额特别巨大的损失，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第三篇：骗取贷款罪辩护词——检方撤诉

本案最终以检察院撤诉，被告无罪而结案！

本案的辩护观点应该能为公检法律及银行、被告人等各方提

供借鉴。

骗取贷款罪无罪辩护

内容提要

——于长义律师 ***

目前，银行为及时收回借款，借助《刑法》骗取贷款罪、贷款诈骗罪的规定，频频报案，公、检往往立案并审查起诉。特别是骗取贷款罪的入刑更为银行收款打开方便之门，本来是大量的民事借贷案件，借款人却被追究刑事责任，并在公权威慑下被迫认罪！但细究之下，当时的借款资料大部分都是银行工作人员为完成业绩，指导借款人制作提交！现根据自己经办的一个骗取贷款罪案例，针对现下骗取贷款罪的认定问题提出个人的见解，以期抛砖引玉，与大家交流。

个人认为，从骗取贷款罪的构成看，是否有罪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1、公诉方应提供财产价值鉴定报告等证据，证实被告夸大价值骗取贷款；

2、未经民事诉讼、执行，在没有证据证明执行不能时，不可能划入银行损失类，不应认定为已经给银行造成损失；

3、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应明确，在未明确的情况下不应适用，至少应慎用。

辩护词摘录

尊敬的审判长：

北京市盈科（济南）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某某某的委托，指派本人就其涉嫌骗取贷款罪提供辩护。

起诉书称：某某某骗取银行贷款，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的规定，应以骗取贷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我们认为，某某某不构成骗取贷款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骗取贷款罪”的规定是，“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综上，本案构成骗取贷款罪的构成要件包括，主观方面有骗取信用社贷款的故意。客观方面：

1、以欺骗手段取得信用社贷款，即信用社贷款必须是以欺骗手段取得；

2、骗取贷款的后果是给信用社造成了重大损失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相对应的，如实申报贷款资料获批 的贷款数额不应认定为骗取所得贷款，造成重大损失的不构成本罪；未给信用社造成重大损失或未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不构成本罪。

一、某某某不存在骗取贷款的事实。（略）

二、逾期还款不等于已经造成经济损失。

1、将逾期还款认定为经济损失属于混淆概念，是错误的。《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另一方有权要求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第一百一十二条 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的赔偿责任，应当相当于另一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

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一方违反合同时，向另一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在合同中约定对于违反合同而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根据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损失是履行还款义务之外 “并”应承担的违约责任，还款本身不是赔偿损失。根据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损失赔偿额相当于违约金，而不是应还款数额本身。因此，将逾期还款数额本身认定为是损失数额，是混淆了概念，扩大了对损失数额的认定范围，造成刑事责任普遍化的结果，而刑事责任是最为严重的一种责任承担，这与刑事责任立法精神是相违背的。因此，将逾期还款数额本身认定为经济损失是错误的。

2、《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资产风险分类指引》银监罚（2006）23号文，未将本案的逾期还款情形认定为损失。根据《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资产风险分类指引》银监罚（2006）23号文第六条第（三）项 “自然人一般农户贷款的分类标准”第4项的规定： “符合企事业单位贷款、自然人其他贷款标准”第5项所列情况之一的一般农户贷款列入损失类。根据“符合企事业单位贷款、自然人其他贷款标准”第5项的规定，划入损失类的贷款为：

1、符合财政部关于印发《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金2005第50号）的规定的被认定为呆账条件之一的信贷资产；

2、借款人无力偿还贷款，即使处置抵（质）押物或向担保人追偿也只能收回很少的部分，预计贷款损失率超过90%。再根据《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金2005第50号）第四条的规定（附后），认定呆账的前提必须是“金融企业经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和实施必要的程序”后。

很显然本案中信用社仅对某某某进行了催要，并未诉诸法律强制执行某某某的财产。且根据侦查机关对信用社人员的询问记录显示，信用社并未向担保人主张过权力。因此，本案的逾期借款不符合《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资产风险分类指引》关于损失的划分标准。公安机关和公诉人将本案的逾期借款认定为损失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是错误的。

综上，信用社未向借款人和担保人采取必要的法律程序追要欠款，不能认定为损失。公诉方将逾期还款主观认定为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于理不通，于法无据。综上，无论是借款人本人还是担保人的资产，足以偿还逾期借款。因此，公诉人认定为已经造成重大损失是极其错误的。

三、仅仅逾期还款数月不属于严重情节。四（略）

综上所述，贵院一旦认定罪名成立，意味着“逾期还款即为损失”成为判例，也就意味着信用社等债权人无权再要求返还借款，而只能要求赔偿损失；同时也势必造成大量的借款民事案件刑事化，势必严重影响金融市场的发展，严重损害金融机构的信誉，严重损害司法权威！这与当前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和依法治国是背道而驰的！更与信用社追回逾期债权的本意南辕北辙！

在司法改革的今天，我们相信贵院能坚守法律底线，“努力让每一个当事人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坚定的维护人民法院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请依法判决某某某无罪！谢谢。

此致

山东省某某某人民法院

辩护人：于长义

北京市盈科（济南）律师事务所

2014年 12 月

日 附：

1、《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金2005第50号）第四条 金融企业经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和实施必要的程序之后，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债权或者股权可认定为呆账：

(一)借款人和担保人依法宣告破产、关闭、解散或撤销，并终止法人资格，金融企业对借款人和担保人进行追偿后，未能收回的债权；

(二)借款人死亡，或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宣告失踪或者死亡，金融企业依法对其财产或者遗产进行清偿，并对担保人进行追偿后，未能收回的债权；

(三)借款人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或者意外事故，损失巨大且不能获得保险补偿，或者以保险赔偿后，确实无力偿还部分或者全部债务，金融企业对其财产进行清偿和对担保人进行追偿后，未能收回的债权；

(四)借款人和担保人虽未依法宣告破产、关闭、解散、撤销，但已完全停止经营活动，被县级及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注销、吊销营业执照，金融企业对借款人和担保人进行追偿后，未能收回的债权；

(五)借款人和担保人虽未依法宣告破产、关闭、解散、撤销，但已完全停止经营活动或下落不明，未进行工商登记或连续两年以上未参加工商年检，金融企业对借款人和担保人进行追偿后，未能收回的债权；

(六)借款人触犯刑律，依法受到制裁，其财产不足归还所借债务，又无其他债务承担者，金融企业经追偿后确实无法收回的债权；

(七)由于借款人和担保人不能偿还到期债务，金融企业诉诸法律，经法院对借款人和担保人强制执行，借款人和担保人均无财产可执行，法院裁定终结、终止或中止执行后，金融企业仍无法收回的债权；

(八)对借款人和担保人诉诸法律后，．因借款人和担保人主体资格不符或消亡等原因，被法院驳回起诉或裁定免除(或部分晓除)债务人责任；或因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权利凭证遗失或丧失诉讼时效，法院不予受理或不予支持，金融企业经追偿后仍无法收回的债权；

(九)由于上述(一)至(八)项原因借款人不能偿还到期债务，金融企业依法取得抵债资产，抵债金额小于贷款本息的差额，经追偿后仍无法收回的债权；

(十)开立信用证、办理承兑汇票、开具保函等发生垫款时，凡开证申请人和保证人由于上述(一)至(九)项原因，无法偿还垫款，金融企业经追偿后仍无法收回的垫款；

(十一)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具有投资权的金融企业的对外投资，由于被投资企业依法宣告破产、关闭、解散或撤销，并终止法人资格的，金融企业经清算和追偿后仍无法收回的股权；

被投资企业虽未依法宣告破产、关闭、解散或撤销，但已完全停止经营活动，被县级及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注销、吊销营业执照，金融企业经清算和追偿后仍无法收回的股权；

(十二)金融企业经批准采取打包出售、公开拍卖、转让等市场手段处置债权或股权后，其出售转让价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可认定为呆账；

(十三)经国务院专案批准核销的债权。

第四篇：内外勾结骗取贷款的案例

内外勾结骗取贷款的案例

[案件经过] 分行信贷管理部在审批辖属支行抵押消费贷款时，发现房产评估报告存有失实疑点，当即与评估公司取得联系，进行核实。评估公司将评估报告带回公司验证后，告知该行信贷管理部，其所提供的消费贷款抵押物的评估报告均系伪造。经对涉案人员办理的全部贷款账务进行详细的核查、以及公安机关对案件的侦破情况反映，该行三名客户经理张某、李某、巨某两年时间内，在外部犯罪分子的指使下，内外勾结, 利用工作之便，采取盗用客户信息，伪造贷款抵押物他项权证和中介机构评估报告等手段，利用领导和同事的信任及管理工作中的漏洞，蒙骗过关，从银行多次骗取大量个人综合消费贷款和个人汽车消费贷款,分别用于休闲项目投资，并采取借新还旧的方式掩盖犯罪事实，行为已构成内外勾结诈骗银行资金的事实。

[案件分析] 此案的发生，根本原因是犯罪嫌疑人思想道德腐化堕落，追求享乐，私欲膨胀，铤而走险。其次是基层管理人员和同事思想麻痹，警惕性不高，执行制度不严，管理工作存在许多漏洞导致案件的发生，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基层管理人员对员工思想行为动态掌握不准，管理不力。几名犯罪嫌疑人，有的多次从事经商活动，有的购买高档汽车，有的一贯追求高档消费。这些明显与个人收入不相符的异常现象，没有引起管理人员的足够重视。在近年的依法合规大检查、专项治理、绩效考核、行为考核工作中，作案人的异常行为都没有被纳入监控视线，为作案人多次、连续、长期实施犯罪行为提供了宽松的环境。

二是有章不循，违章操作。贷前调查双人办理制度流于形式，与借款人谈话、抵押物价值实地勘验、法律意见书出具等等，均由作案人李某、巨某一手办理，相关协办人员不严格履行自身岗位职责，就在相关业务凭证中加盖名章通过，为犯罪行为的实施大开方便之门。

三是贷款审查不力。在多笔贷款资料前后描述不一致、借款人提供的证明资料明显失实的情况下,个人消费贷款审查、审批人员以信任代替制度，既没有按制度要求与相关机构就抵押凭证、抵押物评估价值等真实性进行核查，也没有对存在明显瑕疵的贷前调查资料提出质疑，以至于犯罪分子长期作案未被及时发现。

四是员工代客户办理业务问题突出。银行明确规定“本行员工不得通过本行 任何渠道为客户代办金融业务”，但李某、巨某在以客户名义申请个人消费贷款前，以代客户办理业务的形式顺利开立多个个人结算账户和个人贷款综合账户，从而为其顺利转移贷款资金提供了便利。

五是管理混乱，监督失控。贷后管理工作不落实，没有按照银行要求进行贷后集中管理, 而是将此项工作放在支行，并且由贷前调查员自己进行管理。各级消费贷款审查、审批人员以信任代替制度，没有按制度要求与相关机构就抵押凭证、抵押物评估价值等真实性进行核查，使犯罪行为屡屡轻易得逞。

六是员工案防意识淡薄，自我防护能力低下。与犯罪嫌疑人共同办理业务的相关责任人，风险防范意识已经丧失殆尽，以信任代替制度的现象司空见惯，根本没有丝毫提防之心，最终导致案件发生，既损害了集体利益，也害了自己。

[案件启示]

一、加强贷款资料审查，发现疑点及时核实。本案问题暴露，正是在贷款审查环节中，通过审查人员对贷款资料仔细审查，对发现的疑点认真排查核实，识别出虚假的贷款资料，堵住了新的骗贷行为，查获了几年前的多笔骗贷案件。如该行及早发现问题，可及早防堵骗贷风险。

二、强化人员履职管理，有效防范案件发生。各级行要加强贷款调查、贷款审查、授信审批、贷后管理等环节人员履职管理，重视重要风险环节的日常检查监督，及时识别、发现和处置风险事件，通过持续监测、考核，提升管理人员履职水平。

第五篇：贷款典型案例范本

一、基本情况

贷款用途

客户宣某经营一家汽车运输公司，从事货运运输，已经营7年。公司名下有60辆左右的车辆，有20辆左右是于2000年左右购买的，已达到的更新的时候了，客户表示在今年会逐批更新，每次更新7-8辆，平均每辆车在8-10万元左右。另需要一部份的流动资金用于公司的营运。故向我行申请贷款金额200万元。

家庭基本信息

客户家庭有套位于**市高新区之江花园3幢1单元801室用于我行的抵押贷款，评估价值290万元，另有一商铺，价值40万元，一辆森林人越野车，价值24万元，无家庭负债，客户配偶怀孕在家休息。

基本经营信息

该客户于2003年开始经营**东市运输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货物运输。客户主要从事于周边货物运输。经过7年多的经营与发展，积累了丰富的从业经验,因此经营状况良好。公司由3个股东组成，其中洪某占注册资本的35%，是企业的法人。另一股东章某占注册资本的32.5%，客户占32.5%，也是实际经营者。客户表示平均净利润在20%-30%之间，结算方式主要为现金结算，部分单位月结，基本无淡旺季。

财务信息

客户公司主要的资产为交通工具（货车），现值123万元，总资产为148.13万元，无企业负债，有效净资产为126.68万元。

客户表示每月的业务收入在50-60万元，通过其提供的私人帐本与其描述相符，另外通过工资和客户表述的货车（60辆）每天的收入（300-400元）间进行验证，基本相符。主要费用为：雇员工资平均每月17.7万元，租金每月8.93万元，油费及停车费每辆车2000元，共需12万元。客户每月经营净利润7.39万元，年净收入88.74万元。

客户提供的银行帐户显示有较频繁的、大额的银证转帐交易，剔除该部分，平均现金流入为16.86万元，现金流出为16.75万元。调查报告上描述：客户的单位为货物运输有限公司，基本上为现金收支。故在银行流水上难于体现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

后续支用情况

根据净资产、净收入、抵押物价值、有效现金流情况给予客户授信额度200万元，支用情况如下：2010年6月25日，50万元，期限6个月，2010年6月28日，50万元，期限6个月，2010年6月30日，50万元，期限6个月。

贷后基本情况

信贷员于贷款发放后一个月内进行了贷后检查，贷后检查报告简单，提交的贷款支用报告书显示3笔50万的贷款都用于购买车辆，但无收集车辆购买发票等凭证。

二、银监检查问题

规避贷款资金受托支付监管，贷后资金跟踪不到位，导致贷款资金被挪用流入股市。借款人150万元贷款资金，分别于2010年6月25、28和30日三次提款，每次提款金额均为50万元，以达到自主支付的金额要求，规避贷款资金受托支付的监管。同时，借款人在上述三次提款日当天，将其中147.4万元贷款资金转入借款人工行牡丹灵通卡账户，该账户交易记录显示如下：

日期

交易金额

交易明细

转出账户

转入账户

余额

2010.6.21

1240.47

2010.6.25 474000

跨行转入

**银行贷款户

牡丹灵通卡

475240.47

2010.6.25 470000 银证转账

牡丹灵通卡

证券账户

5240.47

2010.6.25 4000 网转

牡丹灵通卡

网上银行

1240.47

2010.6.25 6000 银证转账

证券账户

牡丹灵通卡

7240.47

2010.6.25 6000 网转

牡丹灵通卡

网上银行

1240.47

2010.6.28 500000 跨行转入

**银行贷款户

牡丹灵通卡

501240.47

2010.6.28 500000 银证转账

牡丹灵通卡

证券账户

1240.47

2010.6.30

500000

跨行转入

**银行贷款户

牡丹灵通卡

501240.47

2010.6.30

501240.47

卡取

牡丹灵通卡

0

交易明细表明，有97万元贷款资金被借款人挪用流入股市，用于股票交易。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一）贷前调查不够深入

１．经营模式描述不够详细。如客户收费标准，车辆油费支付方式（是驾驶员先垫付还是公司统一支付）、销售收入结算方式等进行详细描述。

2.对于销售收入的确认没有经更有力的交叉验证。在本案例中，客户经营货运运输，却没有对每辆车子的收费标准（比如按公里数、货物重量计价等）、百公里数耗油量进行详细调查。使得每辆车每天300-400元收入和每月2000元油费和停车费可信度不高。

3．对于现金流调查不够充分。即使某些单位客户为现金结算，那收了现金后也会将此部分收入存入公司账户，而不是简单的在银行流水上难于体现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作为销售收入的最有力验证方式银行流水未给予充分重视。

（二）贷款审查审批环节

贷款在经办行审查，审贷会环节虽对客户大额银证转账的记录提出疑问，但信贷员未给予充分解释也未说明在贷后检查时会重点关注。对于调查报告中的疑问未提出质疑。

（三）贷款支用

1.规避受托支付。该案例中，客户表示贷款用于购买车辆，符合受托支付条件，但分3笔，每笔50万元支用，规避受托支付比较明显。

2.贷款支用报告书不合理。贷款支用报告书填写的理由都为购买车辆，但未认真分析其合理性，与首次调查报告中的用途也不符（部分资金用于流动资金周转）。

（四）贷后检查

1.贷后检查不到位，在首次贷后检查中，未就贷款用途进行详细核实，未收集购买凭证，未就贷款支用报告书的合理性在贷后检查环节进行验证。

2.对于贷前调查的一些重要信息未在贷后检查中给予充分关注。本案例中，客户有大额、频繁的银证交易，按理应该格外关注贷款资金流向，但在贷后中未重视资金流向的凭证收集，事实上，客户当天将资金挪用至股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