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方志权同志事迹材料
方志权同志事迹材料
方志权，1966年1月出生，上海市农业委员会政策法规处（农村经营管理处）处长，长期从事“三农”政策法规和农村改革工作，多次参与中央和上海市“三农”重大政策文件的起草，开展农村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的调研，研究成果荣获第七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杜润生奖），并多次获得上海市政府重大决策咨询奖。他以打造“三员”（“三农”政策的宣传员、农村政策的调研员、农村改革的指导员）队伍为抓手，具体组织推进上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在国内率先建成农村“三资”监管平台，形成的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工作做法已在全国各省市运用。方志权所在的处室获全国农业先进集体，党支部获上海市级机关优秀基层党支部，个人获上海市级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和年度考核优秀。主要事迹如下：
组织开展涉及“三农”重大政策调查研究，取得显著成果。近年来，方志权带领处室同志完成上海贯彻中央1号文件的实施意见的起草工作，注重深入农村基层第一线，先后围绕松江粮食生产家庭农场建设、农村集体资产监管、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农村集体经济若干重大问题、农村承包地退出机制等重大政策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每年向中农办、农业部、市委、市政府报送20多篇“三农”重大决策咨询调研成果，均被采纳应用，中央、国务院领导和市委、市政府领导多次作出重要批示，为全国和上海制定“三 1 农”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2013年下半年起，围绕总结跟踪上海松江发展粮食生产家庭农场，会同农业部政法司、农经司撰写形成了系列调研报告，受到了汪洋副总理的多次肯定，并在全国各省市率先以省（市）政府名义出台了发展家庭农场的指导意见，上海发展家庭农场的做法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作为典型进行了交流。2015年7月起，围绕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内涵、期限、起点等内容进行了调查研究，形成的调研报告由中农办编发大参考报送中央，得到了张高丽副总理和汪洋副总理的肯定批示。2015年组织开展的农村集体经济若干重大问题研究，得到了中农办、农业部领导的高度肯定，为中央制定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文件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积极参与中央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文件的起草工作，关于农村集体经济若干重大问题的学术理论荣获第七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杜润生奖）。2017年，围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机制开展调查研究，形成的调研报告受到中农办、农业部领导的高度肯定。近年来，方志权牵头调研撰写的发展家庭农场、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调研成果，获得了第九届、第十届上海市政府重大决策成果奖，连续三年获得农业部优秀调研成果奖，成果得到了转化并被广泛应用。
具体组织实施推进上海农村改革，争当农村改革行家里手。围绕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方志权带领同事们在国内率先全面创建了上海市农村“三资”监管平台，指导基层开展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界定与农龄统计，组织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界定，指导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全市农村集体总资产逐年提 高。加强调查研究，积极破解瓶颈问题，先后制定出台了“1+1+14”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配套政策文件，为推进上海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为全国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近年来，方志权加强对基层面对面指导，具体组织实施推进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目前全市1677个村已完成97%左右的村级改革任务。组织推动镇级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初见成效，已完成49个镇的产权制度改革。根据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部署，具体指导闵行区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成为全国示范样本，得到汪洋副总理的充分肯定。2016年，指导闵行区完成中央确定的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六项权能改革试验取得突破性进展，形成的相关调研成果得到中农办和农业部肯定，在全国农经系统推广。近年来，方志权热心为全国各省市传授上海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具体做法，得到了农业部和兄弟省市的赞赏。2017年上半年，具体负责起草了中央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文件颁发后的第一个省市级地方性法规《上海市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条例（草案）》，7月已通过人大一审。
围绕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志权积极指导列入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的金山、奉贤两区开展改革试点工作，加强对基层工作指导，做好疑难问题解答，全市99%的村已完成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同时，在国内率先开发建立了上海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信息管理系统，从而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做到管理制度化、工作规范化、登记信息化、档案追溯化。指导规范土地流转工作，组织推动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公开市场，有序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组织指导、调处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矛盾，2014年和2015年连续两年在全国各省市考评中获得第一名。
鉴于方志权在农村调查研究和推进农村改革中作出的显著成绩，特推荐为全国农业先进工作者。
第二篇：方志军事迹
实现农民创业致富梦想的“火车头”
----记普定县“世纪农民农业合作联社”创始人方志军
在马官、坪上、马场3个乡镇12个行政村房前屋后、田间地头，长满一棵棵金刺梨树，在金刺梨树林中，常看见一个人的身影，这个人就是方志军，其实，在方志军心理，已着手规划更大发展模式。
【引导】 村民种植金刺梨
今年40岁的方志军，出生于普定县马关镇，从他能记忆起，大多数村民生活都比较贫困，上世纪8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初期，村里的年轻人都挤进打工族行业，虽然能挣到一些钱，但还不能彻底走上致富梦想。
2009年，方志军得知西秀区双堡镇一些村民种植金刺梨走上了致富之路，他便放弃在一家公司当副总经理的职位，选择到双堡学习金刺梨种植技术，同时，他在那里租了100亩地，种植起金刺梨树，两年后，赚取了人生的 “第一捅金”。
“我富起了，不算富，要让更多乡亲们致富，才是我的心愿。”2010秋天，方志军带着一手金刺梨种植技术，回到了家乡普定县马官镇水坝村，把自己的心中种植金刺梨的想法试探着告知了村长。刚开始时，村长十分质疑，为了打消村长心中的担忧，他专门收集了许多有关金刺梨种植致富的资料，送给村长阅览，看完后，从村长的表情中，方志军看出了村长还是半信半疑。
为了彻底让村长相信，金刺梨种植是一条让村民脱贫致富的路，10天后，方志军又亲自驾车，把村长送到双堡镇去实地走访考察。“一亩地能收入5—6万元，这种植金刺梨，比栽种传统玉米、水稻强得太多了。”面对着实际考察的数据，村长相信了。
2010年底，在村长支持下，方志军开始向水坝、长坡、小河、皮关、对门等7个村村民，宣传金刺梨种植致富之路，遇到那些思想保守的村民，方志军便利用晚上时间，提上一些水果等礼物，亲自到去家里游说。磨破嘴、跑断腿，当年，152户村民利用自己空闲土地，试着种植上方志军免费发给的金刺梨苗。
按照金刺梨苗生长规律，需要2至3年才能结果，为了不让种植金刺梨的村民因投入管护资金而产生前景担忧，方志军自己拿出8万元钱，购买肥料、请劳动力，无偿的帮助种植户管护金刺梨苗。并且，还手把手将他学到的种植技术教给一些年轻村民。
2年后，金刺梨树开始挂果了，条条枝桠上，挂满金刺梨，惹人喜爱。随着金刺梨的不断长大，种植户逼切丰收的心也越来越强烈。10月底，是丰收的季节，村民也开始采摘金刺梨上市销售。
“30元钱一斤，不愁销路。”水坝村试种户村民李静收入近10万元，激动得手舞足蹈像一个孩子。那一年，试种户在刺梨种植上均获得了可观收入，少则2万元，多的则近10万元，这一下，让所有的村民彻底相信了金刺梨的种植的确是一条致富之路，方志军也高兴得几夜没合眼。
【实现】
金刺梨种植合作社
2012年10月后，方志军原免费发苗种植的那个村村民，几乎都找上门来，要求领取金刺梨苗发展种植。面对这么多的种植户，方志军却又些愣住了，真没想到有这么多村民都愿意种植。
更让方志军没想到的是，一些挨邻乡镇的村民也纷纷找上门来，要求种植金刺梨苗，方志军也爽快的答应了技术支持。据方志军统计，报名要求种植有近400户，种植面积达到4000亩。
方志军又将一困困金刺梨苗送到种植户的家中，并教他们怎样种苗，怎样进行日常管理的技术。“你好傻呀，把自己积累的栽种技术，一点不留地转授出去，你就不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结局？”面对一些村民的好言，方志军并不在乎，在他的心理，已有着更大的想法。
那两年，安顺周边许多村寨，也种植上了金刺梨苗，“这大规模无序种植，金刺梨市场还会像以前那样好吗？会不会产生金刺梨伤农？”这些问题，一直在方志军心理不停的思索，为了寻找到解决问题方案，方志军又自己掏钱外出考察，最终，他获取到一个经验----成立种植合作社，（即: 公司＋农户的发展模式）
这一模式的运用，方志军心理很清楚，就是农户只管种植，然后待金刺梨成熟后，把它采摘后，按照当年的市场价格卖给公司，因为公司与农户签订了收购协议，所有市场风险，全部由公司来承担。
“那怕想尽各种办法、或赔得我倾家荡产，也要组建金刺梨合作社，让村民从金刺梨种植中致富起来。”回到村里后，方志军下定决心，邀约种植户座谈，向种植户讲解合作社模式，当听完方志军讲解后，所有的种植户立即赞成了这一想法。
2012年12月，以马官镇水坝、长坡、小河、皮关、对门、金河、号营等村为主的450户村民，组建起了“安顺市林森种植专业合作社。”法人代表方志军。
种植合作社成立后，方志军是更忙了，每天，几乎奔走金刺梨种植的田间地头，教种植户修枝、造型、施肥等技术，种植面积实在太大了，方志军一人忙不过来，他便从其它金刺梨合作社请来技术人员，指导村民管理好金刺梨种植。
2013年，“安顺市林森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的4300亩金刺梨中，有1500亩获得丰收，其余2800亩刚栽种的金刺梨，也在茁壮成长。
为了抵抗更大的金刺梨种植市场风险，2014年5月初，方志军又通过考察、并咨询农业专家，成立了“贵州安顺市世纪农民农业合作社联合社。”目前，该合作联社收纳合作社56家，包括马官、坪上、马场3个乡镇12个行政村，以及安顺市开发区石板村、老凹村等，金刺梨种植约5万亩，每年种植出的金刺梨，基本能满足普定县引进的金刺梨深加工企业的需求。年销售产值4个多亿，带动了种植户的年人均收入从4851元增长到1.21万元。【梦想】
发展万亩生态观光园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央对贵州支持力度越来越大，贵州的生态资源
丰富，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吸引着更多旅客来贵州观光休闲、度假。而地处黔中的安顺市，有着独特旅游资源，壮美大瀑布、神秘龙宫、静怡的夜郎湖。
2014年6月，方志军又开始思索：“金刺梨种植实现村民致富，但毕竟是农业产业，很担心是桃花一现的现象，若让村民的土地长久有收益，需走生态发展之路。”
6月中旬，方志军又将自己实想向贵州省林业专家杨祖文教授进行诉说，杨教授建议走一套新型模式：“城市绿化树种植＋打造生态观光休闲养生园。”
返回普定后，方志军对此发展模式进行了摸底，得到了安顺市农委有领导的大力支持，随即，方志军对此发展模式进行了选址，经过一星期考察，最终决定“城市绿化树种植”项目落户在普定县农业园区，用地将达1000亩，投入资金500万。同时，把“生态观光休闲养生园”定在坪上镇对门村夜郎湖边，用地面积规划为1万亩。“城市绿化树种植”的发展之路，在方志军的心里，已有了一定的设想，就是由他组建的公司，向农户无偿发放需种植苗木，并且还帮助农户栽种成活，然后交给村民自己来管理，每年，方志军支付给农户一定的管理费，当苗木长大出卖后，收益与村民平分。“树生长在我的地里，我一点也不担心得不到收益。”方志军的这一想法，每户农户都拍手赞成。
同时，方志军还设想，“我将在‘生态观光休闲养生园’里面种植各种果树，修建生态小屋，栽种花卉、修砌塘池等，计划投资5个亿。”
方志军的项目，已被几名外商看重，正在与他协谈合作。
目前，方志军的已把他设想写成书面材料，向安顺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进行了递交。预计在8月初，方志军实组建的公司将正式挂牌。
随着实现梦想项目的推进，方志军将吸收当地老年劳动力上万人，也将带动其他产业发展。
方志军，一名名符其实的致富带头人。
第三篇：关永权同志主要事迹
关永权同志主要事迹
关永权同志，1968年出生，现年41岁，大学本科学历。自1991年8月参加工作以来，先后在虎石台税务所、新城子税务所，综合科、征收科，行政审批大厅，清水台税务所工作过，现担任清水台税务所所长、办税服务厅值班长。该同志不管走到哪里，都严格要求自己，刻苦钻研业务，多次获得省市征管能手称号，优秀党员称号。
2007年8月，通过竞聘上岗，成为清水台税务所所长，并担任清水台税务所办税服务厅值班长。在申报期间每天坚守服务厅，时刻牢记服务态度文明，面部表情贵在热情真诚；语言表达巧在交流沟通；行为举止重在业务专业。急纳税人之所急，想纳税人之所想，以传统化，个性化，特色化服务兼顾，满足纳税人的合理需求。从小事做起，从本职工作做起。在申报服务厅的管理方面，定期组织大厅窗口人员学习办税服务厅的管理规定。全面提高窗口人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短时间进入工作角色，适应新的工作要求。
税务机关与纳税人诚实互信，税务机关内部融洽共进，促进基本关系和谐。因为来税务所办理税收业务的人员比较复杂，随时都会有人对某一件纳税问题产生疑问。作为值班长，遇到这种情况，该同志都能耐心、细致解释到位，有问题及时向业务科室、局长请示。关于纳税人提出的税政疑难问题及时同综合部门沟通，向纳税人解释清楚，做到能解答的问题马上办，不能解答的问题及时请示、及时给予满意的答复；经常放弃中午休息时间，热心为纳税人服务，多次错过午饭时间。纳税人被这种精神所感动，请他吃饭，被他婉言谢绝。办税窗口和全局的各项工作联系十分紧密，勤于沟通，不让纳税人多走冤枉路，让纳税人满意。通过该同志的努力，2008年清水台税务所被分局评为“最佳服务窗口”称号，也受到了纳税人的好评。
第四篇：刘义权同志个人事迹
刘义权同志出生于巴蜀山区的一个贫苦家庭，入伍后，因为表现出色，不到3年就从地处大山深处的某导弹基地工程建筑团，调到第二炮兵司令部办公室保密档案科工作，并被提拔为干部。
当时，二炮机关办公地在北京的繁华地段。但没过多久，他作出了一个让很多人都难以想象的抉择。
那是1979年5月，总部从全军抽调一批干部到豫西山区军
委后方档案库，整理1927年至1949年期间我军历史档案。刘义权就是其中一员。那时，我军100多万份历史档案，就装在一个洞库中的近千个麻袋里。在这里，他平生第一次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珍贵手迹，看到从战火硝烟中保存下来的带血的文件、烧焦的照片。这些珍贵档案，在青年军官刘义权的心中激起了巨大波澜，他由此作出的人生选择让我们至今震撼，那就是：离开北京机关，调到地处至今仍是国家级贫困县河南洛宁的后方档案库干档案！
1981年，刘义权如愿正式调入解放军档案馆，被分配到第一档案库工作。
从此，他就开始了一种与常人不同的生活状态，那就是：怀着一种神圣的责任、一种忘我的虔诚，沿着我军征战的足迹，走向偏远老区、走向穷乡僻壤、走向大山深处，走向不知沉睡在何处的珍贵历史档案。
谁也没有想到，他这一走，就是38年！
收集，是档案工作的源头，是开发利用档案的基础性工作。刘义权从事军队历史档案收集工作的时候，正是我军档案资源体系建立和形成的重要时期。为完成好这个历史性的任务，他一个空白一个空白的填补，一个全宗一个全宗的建立，为此，他走遍了千山万水，吃尽了千辛万苦。他曾翻越秦岭山区，沿着嘉陵江畔迂回，先后十几次徒步涉过湍急的江面；他曾连续在外奔波好几个月，去的时候穿冬衣，回来的时候树都发芽了；他曾带着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和胃病，揣着医生开的住院治疗通知单，就奔赴大西南征集档案；他曾在闽北山区路途中遇到车祸，差一点儿车毁人亡。这些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苦和危险，对于刘义权，却是生活的常态。看到一批批濒临危境的我军历史档案重见天日，得以保全，他体验到的是一种真正的幸福。
38年来，从海滨到边陲，从北国到南疆，刘义权的足迹遍布25个省市自治区、300多个县市，他查访的老将军、老红军、老战士和普通群众数以万计。就这样，83万多件珍贵历史档案，被刘义权源源不断地收集到解放军档案馆。这些档案，时间上涵盖了我军建设与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内容上涉及到党领导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其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之高，难以估量。依托这些档案，我军档案资源体系逐步建立、丰富和完善。
有人给刘义权算过一笔账。38年，连节假日全部计算在内，满打满算13870天，刘义权亲手征集接收军事档案83万余件。这就是说，38年当中，刘义权平均每天收集档案近60件！在军队档案系统中，大家称赞刘义权是“军档收集第一人”。
档案工作不是经天纬地的工作，但经天纬地的历史都珍藏在档案中；档案不用它时默默无闻，一旦需要和利用起来，也会惊天动地。刘义权千辛万苦征集的历史档案，在党、国家和军队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许多世人瞩目的重大事件中，都直接运用了这些重要的档案资料。
上半年，他的身体开始出现警讯：小腹疼痛，大便带血……这年9月，在馆领导和同志们一再催促下，刘义权抽出时间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直肠癌晚期。
他揣着检查报告，直接从医院赶到办公室，红着眼圈对处领导说：“我的时间不多了。任务没完成我不甘心，请你替我保密，让我把工作干完。”老刘一辈子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惟一一次张口，竟然是要求让他继续工作！
第二天，老刘照常上班。以后的8个月中，他先后做了8次化疗、10次放疗，每次治疗后，都不顾领导和同事劝阻，回到工作岗位。最后一次化疗出院时，癌细胞已扩散到胯骨，他强忍疼痛，一步一步挪到办公室，又坚持工作了4天。为了让他多休息一会儿，同事从库房调档案时，有意少给他一点。他却一再恳求：“再给点，再给点。”“再给点”是老刘收集档案时向人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他一辈子都在抢时间，这一次，他是在人生终点前竭尽全力地冲刺啊！
一天，我看望老刘，临走时，他眼睛里流露出依依不舍的神情。我知道他有话要说，就留了下来。我没有想到，老刘躺在病床上强忍剧痛向我交待的，竟然是三条工作建议。
此时此刻，我们全馆同志都有一个真诚的期盼，盼望老刘挺住，坚强地挺住，能够与我们一起，亲眼看到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军队更加辉煌、更加强大的明天！
义权，我为你骄傲
刘义权同志的妻子房素
我和老刘一样，也是一名档案工作者，共同的事业和追求使我们走到了一起，相扶相携走过了32个春秋。如今老刘病倒了，我不知道还能陪他走多久……
我和老刘是1971年初认识的，当时我们都在二炮司令部机关。几年后，我们走到了一起。
婚后不
第五篇：2010年刘义权同志个人事迹
刘义权同志出生于巴蜀山区的一个贫苦家庭，入伍后，因为表现出色，不到3年就从地处大山深处的某导弹基地工程建筑团，调到第二炮兵司令部办公室保密档案科工作，并被提拔为干部。
当时，二炮机关办公地在北京的繁华地段。但没过多久，他作出了一个让很多人都难以想象的抉择。
那是1979年5月，总部从全军抽
调一批干部到豫西山区军委后方档案库，整理1927年至1949年期间我军历史档案。刘义权就是其中一员。那时，我军100多万份历史档案，就装在一个洞库中的近千个麻袋里。在这里，他平生第一次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珍贵手迹，看到从战火硝烟中保存下来的带血的文件、烧焦的照片。这些珍贵档案，在青年军官刘义权的心中激起了巨大波澜，他由此作出的人生选择让我们至今震撼，那就是：离开北京机关，调到地处至今仍是国家级贫困县河南洛宁的后方档案库干档案！
1981年，刘义权如愿正式调入解放军档案馆，被分配到第一档案库工作。
从此，他就开始了一种与常人不同的生活状态，那就是：怀着一种神圣的责任、一种忘我的虔诚，沿着我军征战的足迹，走向偏远老区、走向穷乡僻壤、走向大山深处，走向不知沉睡在何处的珍贵历史档案。
谁也没有想到，他这一走，就是38年！
收集，是档案工作的源头，是开发利用档案的基础性工作。刘义权从事军队历史档案收集工作的时候，正是我军档案资源体系建立和形成的重要时期。为完成好这个历史性的任务，他一个空白一个空白的填补，一个全宗一个全宗的建立，为此，他走遍了千山万水，吃尽了千辛万苦。他曾翻越秦岭山区，沿着嘉陵江畔迂回，先后十几次徒步涉过湍急的江面；他曾连续在外奔波好几个月，去的时候穿冬衣，回来的时候树都发芽了；他曾带着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和胃病，揣着医生开的住院治疗通知单，就奔赴大西南征集档案；他曾在闽北山区路途中遇到车祸，差一点儿车毁人亡。这些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苦和危险，对于刘义权，却是生活的常态。看到一批批濒临危境的我军历史档案重见天日，得以保全，他体验到的是一种真正的幸福。
38年来，从海滨到边陲，从北国到南疆，刘义权的足迹遍布25个省市自治区、300多个县市，他查访的老将军、老红军、老战士和普通群众数以万计。就这样，83万多件珍贵历史档案，被刘义权源源不断地收集到解放军档案馆。这些档案，时间上涵盖了我军建设与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内容上涉及到党领导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其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之高，难以估量。依托这些档案，我军档案资源体系逐步建立、丰富和完善。
有人给刘义权算过一笔账。38年，连节假日全部计算在内，满打满算13870天，刘义权亲手征集接收军事档案83万余件。这就是说，38年当中，刘义权平均每天收集档案近60件！在军队档案系统中，大家称赞刘义权是“军档收集第一人”。
档案工作不是经天纬地的工作，但经天纬地的历史都珍藏在档案中；档案不用它时默默无闻，一旦需要和利用起来，也会惊天动地。刘义权千辛万苦征集的历史档案，在党、国家和军队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许多世人瞩目的重大事件中，都直接运用了这些重要的档案资料。
2008年上半年，他的身体开始出现警讯：小腹疼痛，大便带血……这年9月，在馆领导和同志们一再催促下，刘义权抽出时间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直肠癌晚期。
他揣着检查报告，直接从医院赶到办公室，红着眼圈对处领导说：“我的时间不多了。任务没完成我不甘心，请你替我保密，让我把工作干完。”老刘一辈子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惟一一次张口，竟然是要求让他继续工作！
第二天，老刘照常上班。以后的8个月中，他先后做了8次化疗、10次放疗，每次治疗后，都不顾领导和同事劝阻，回到工作岗位。最后一次化疗出院时，癌细胞已扩散到胯骨，他强忍疼痛，一步一步挪到办公室，又坚持工作了4天。为了让他多休息一会儿，同事从库房调档案时，有意少给他一点。他却一再恳求：“再给点，再给点。”“再给点”是老刘收集档案时向人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他一辈子都在抢时间，这一次，他是在人生终点前竭尽全力地冲刺啊！
一天，我看望老刘，临走时，他眼睛里流露出依依不舍的神情。我知道他有话要说，就留了下来。我没有想到，老刘躺在病床上强忍剧痛向我交待的，竟然是三条工作建议。
此时此刻，我们全馆同志都有一个真诚的期盼，盼望老刘挺住，坚强地挺住，能够与我们一起，亲眼看到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军队更加辉煌、更加强大的明天！
义权，我为你骄傲
刘义权同志的妻子房素
我和老刘一样，也是一名档案工作者，共同的事业和追求使我们走
到了一起，相扶相携走过了32个春秋。如今老刘病倒了，我不知道还能陪他走多久……
我和老刘是1971年初认识的，当时我们都在二炮司令部机关。几年后，我们走到了一起。
婚后不久，老刘突然被抽调到千里之外的河南洛宁后方档案库整理我军历史档案，一去就是15个月。他春节回不了家，我去探望他。当时，正值隆冬时节，老刘在阴冷的库房里忙碌的情景，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他裹着厚厚的军大衣，脚穿一双黑棉鞋，蹲在成捆成捆的档案堆里，低着头，一件一件整理着档案，耳朵冻得通红，不时地搓手哈气。
完成这项任务回京后，我发现老刘变了，他常常一个人沉思不语。我问他，他同我讲起在后库的工作：“上百万份的革命历史档案，浸染着革命烈士的鲜血，铭刻着老一辈革命家和共和国缔造者的丰功伟绩，这是一份值得毕生去做的事业。”听了他的话，我知道在这短短的15个月里，他不仅仅是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他的心灵也受到了震撼，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这时，他做了一个重要选择：回后方档案库，一辈子干档案。我的父母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我是军人的女儿，虽然感情上一时也难接受，但最终没有理由不理解他、不支持他。
没过多久，老刘就正式调到解放军档案馆第一档案库，专门从事档案收集工作。这是一个千里奔波、跋山涉水、整天不着家的苦差事。他是苦孩子出身，十几岁就一个人背着生米、带着咸菜，赤着脚走几十里的山路去上学。所以工作中的苦、累、险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他从不爱惜自己，生活上能凑合就凑合。长期征集档案，总是奔波在外，吃不好，睡不好，生活没有规律，身体逐渐垮了下来。
1996年，他到偏远山区征集档案，出差前感觉胃疼，去医院检查，发现患了严重的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医生开好了住院单，待有床位后马上住院治疗。我当时也担心他的身体，可他却说：“工作都联系好了，挺不容易的，这点病不要紧，还是坚持一下。”几天后医院通知我，让老刘去办住院手续，当医生得知他已去外地出差时，非常生气地问我：“溃疡病在活动期容易出血，病情这么重，怎么还让他出差。”我心里也很着急，可老刘走了一个星期了也没个音信。回来后才知道，他出差没几天就病情发作，住进了当地的医院。
1987年7月，是我们结婚10周年，老刘说要送给我一件礼物。我很奇怪，因为他不是一个浪漫的人。结婚10年，连花都没有送过一朵。我在想，他会送什么呢？
几天后，他交给我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里面装的全是档案管理工作方面的资料，既有各类业务报刊上的文章，也有老刘写的心得体会，正是我所需要的。顿时，我心里充满了温暖。老刘对我的这份情，让我感到幸福、满足。这件“礼物”对我工作帮助很大，我一直珍藏到现在。
几十年来，我们就是这样互助互爱、互帮互学，平淡中伴随着快乐。
老刘无职无权，但有情有义。他心里有我，有这个家。就在查出病的10天前，老刘还跟我商量，说家里的房子装修好了，是不是把老父亲接过来。老刘是最孝顺父母的。他家境贫寒，母亲去世的早，父亲一个人把他们兄弟姐妹八个拉扯大，很不容易，吃了不少苦。他把孝心和爱都倾注在父亲和弟弟妹妹身上，对老人总感到有尽不完的孝，对弟弟妹妹总感到有尽不完的责任。
老刘做完手术后，同事到医院去看他，他还念叨着工作的事。我知道，工作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工作着幸福着，工作着快乐着”是他的真实写照。他是我一生的骄傲和自豪，嫁给他，我无怨无悔。
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恰恰是这样一个平凡而没有修饰的人，恰恰是这样一份看似没有激情的职业，让我的心灵深处受到了最强烈的震撼和感动。他的与众不同在于，他是一个就在我们身边，我们都可以学习，都可以仿效的英雄，是一个不需要特定条件出现的英雄。
过去，我对档案几乎一无所知，而当这些由老刘和他的战友们亲手收集而来的尘封档案，如历史长卷一样在我面前展开时，我才惊讶地发现，原来，在我们身边还有这样一份凝固的历史，她的名字叫做档案；原来，还有这样一份支撑信息社会向前发展的幕后工作，这就是档案事业；原来，还有这样一批人，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守卫着我党我军的历史原貌，他们就是档案工作者。
到底是什么力量，使老刘对这样一项工作充满了激情？老刘对此并没有做过更多的讲述。但他用38年的行动告诉我们，那是因为他的生命已经和这些档案融合到一起。档案，成了他人生奋斗的目标，成了他生命的支柱。他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自我，他就是为这些档案而活着。他把自己对党、对人民、对军队的全部的爱，都倾注到了他心爱的档案上。
采访老刘的日子里，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老刘是个好人”。
在解放军档案馆，只要是老刘值班，老刘会连办公楼的门厅都打扫干净。同事的自行车丢了，老刘把自己孩子的山地车让出来，同事几次给他钱，老刘说，车子闲着也是闲着，你拿去用就是了。馆里的年轻人装修房子，老刘自己找到装修工人说，这孩子大学刚毕业，没钱，你们少赚点她的钱。早些年，年轻人的家属随军到北京，老刘家的煤气罐、煤气本没少借来借去。老刘还总忘不了送袋米，送袋面，帮助年轻人把家安顿好。
老刘得病后，每次下班的时候都会带着愧疚对同事说：“我要去做化疗，提前走一会啊。”其实老刘已经退休了，又身患癌症，来不来上班都没关系，他却因为提前下班去做化疗而惭愧。
见到病重的老刘，好多同事都偷偷地抹眼泪。同事们说：老刘都病成这样了，但只要有同事去看望他，他那憨厚的笑容却始终挂在脸上。军委、总部领导到病房看望慰问，首长们共同的感受也是这样，老刘不像是个癌症病人，他神采奕奕，和蔼可亲。他那张憨厚的脸庞，留给我们的，是不变的微笑。
那天，我在解放军总医院见到了病重的老刘。此时，他的行动已经非常困难。医生割除了他癌变的直肠，但癌细胞又侵蚀了他的淋巴、髋骨，并向全身转移。癌症晚期的病痛到底有多痛？护士告诉我，这种痛，就像骨头被别人一块一块地掰裂。大家知道吗？这样的疼，24小时伴随着老刘，一刻都没有停息。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没有听到过老刘一声痛苦的呻吟，我没有看到老刘一丝痛苦的表情。不仅如此，老刘由于牵挂着档案工作，担心止痛药会影响思维和记忆力，他甚至执意不吃止痛药。爱人见他倍受病痛折磨，含泪劝说，他才勉强吃两片。这种痛苦，有谁可以知道？
我当时就在想，一个人对待疾病的态度，其实就是他对待人生的态度。38年来，老刘一路走来，就如同档案馆门前那条昆玉河里的水，从容向前，永不停歇，远离喧哗和躁动。如果没有这种淡定，一个人到底能走多远？如果没有这种坚守，他38年的漫漫征途靠什么来支撑？这种支撑着老刘生命和事业的力量，不正是我们正在苦苦找寻的精神和灵魂吗？
让我们所有的人，用我们内心最善良的灵魂，为59岁的刘义权祈福。祝好人一生平安，愿这位普通共产党员的崇高精神永存。
闪耀在红色档案上的生命之光
解放军档案馆副研究馆员宋传富
我从1982年起就和刘义权同志一起共事。在20多年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亲眼目睹了刘义权是用什么样的劲头干档案、爱档案，一点一滴书写对党的忠诚。
在刘义权眼里，党和军队的档案最珍贵，档案就是他的命。他是管档案收集的，见到革命历史档案就像见到稀世珍宝，拿不到要征集的档案，他比什么都着急；拿到了，比什么都高兴。
1990年，老刘和我赶到秦岭山区征集档案。当时，暴雨引发的山洪冲垮了路上的石桥，我提出先到附近旅馆住下，等路通了再说。老刘不同意。他看见有人趟水过河，便对我说：“我们好不容易和人家协商好，可不能因为去晚了再有什么变化。当地人能过去，我们也能过。”他当即带着我趟着齐腰身的水徒涉过河。到了河对岸，又踩着泥泞的山路徒步走了10多公里，才到了目的地。这一次，征集到档案资料800余件。回来的路上，老刘兴奋得眼睛放光，一个劲地念叨：“太好了！总算拿到了！”
老刘把档案看得比什么都重。一次，他到闽北山区征集档案，在乘车返回县城的途中，下起了大雨，道路泥泞，小车前半部突然钻进了前面一辆运输车的底部。当时，现场乱成一团，刘义权却紧紧地将装档案的皮包抱在怀里。这批档案入馆时，大家感慨地说：“这是老刘冒着生命危险征集来的！”
2003年，老刘和我到河西走廊征集一批重要军事档案，拿到后坐火车硬座连夜返回。从兰州到天水途中8个多小时，老刘一直抱着装档案的箱坐在座位上。我多次想替换他，他就是不肯，说：“我一拿到档案就兴奋，就睡不着觉，你们年轻人觉多，我年纪大瞌睡少，还是我抱着吧。”就这样一直抱到终点站。
刘义权最容不得的是，管档案的人没有把档案整理好。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档案整理不好，活档案就会变成死档案，就是对党的事业犯罪。”他工作较真、不留情面，在军队档案系统中是出了名的“死心眼”。那一年，总部机关组织档案达标试点工作，老刘是验收组成员。看到有个单位档案柜很漂亮，标签很精致，档案盒整齐划一，什么都好，就是里面档案没按标准整理。老刘直截了当地说：“这是做表面文章，外面光里面糠。”同事劝他说：“这是总部抓的试点，亮点很多，能过就过吧”。但老刘坚决不签字，直到单位真正达到了验收标准。
档案馆的很多老同志，都知道老刘有一个保持了一辈子的习惯，就是在有档案的办公桌上绝不放水杯，生怕不小心打翻了，淹了档案。老刘拿档案的时候，从不在桌子上拖，都是轻轻拿起来再轻轻放下；翻档案的时候，总是带橡胶指套，不在有字迹的地方摸；咳嗽的时候，一定要站起来，扭过头去……
这些年，红色档案在文物市场非常抢手，不少私人收藏家视如珍宝。馆里的同事为此感慨：国家重点图书《红军将帅手迹选》收录的有红军经历的78位将帅珍贵手迹380多幅，选用我们馆藏档案就有200多件，其中50多件是老刘直接征集进馆的。老刘把一生献给了档案事业，千辛万苦去淘宝，他要是个人收藏家，身价不可估量。
可是，他从来没有利用工作之便谋一分钱的私利。相反，他总是珍惜有限的经费，想方设法把每一分钱用在工作上。这些年出差在外，为了多收集一些档案资料，他总是住条件最简陋的招待所，有时连招待所的饭菜也舍不得吃，在路边吃一碗面条就算一顿饭。
在我的眼里，老刘是一个取舍特别“极端”的人。对于散失各地的我军历史档案，对于那些常人认为难以完成的任务，他千方百计去“抢”；然而，凡是涉及到个人利益，哪怕是一丁点的好处，老刘却总是在“让”。这几十年，老刘评职称时让，评科研成果时也让，让来让去，他退休时还是中级职称。他在档案馆负责编纂的各类重要图书中做了重要贡献，出版时都坚持不让在书上署名。
去年9月，老刘查出直肠癌晚期。我得知这个消息，一下子就惊呆了。没想到，确诊后的第二天，他还像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再次戴上老花镜，拿起放大镜，一页页认真查看档案，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看着老刘的笑脸，他征集档案走千山、涉万水的身影，又好像浮现在我的眼前。此时此刻，我想对他说——老刘，你牵挂的红色档案还有很多没有收集完，我们脚下的路还很长，我还想和你一起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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