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李工真教授先进事迹材料1
武汉大学师德标兵推荐候选人
——历史学院李工真教授事迹材料
1米8的瘦高个，略微凌乱的头发，老式的28自行车，讲台上手舞足蹈的身影，洪亮略带武汉口音的声音……一个个明显的特征勾勒出一个清晰的轮廓；“武大活字典”、“四大名嘴之一”、“德国史专家”……一张张各具特色的名片都指向同一个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李工真教授。
李工真，男，1952年12月生，汉族，籍贯广东丰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1985年留校任教至今，1999年6月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德意志历史与文化。从教26年来，他以高度的责任心和强烈的事业心奋斗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爱岗敬业、品格高尚，在教学、科研与师德师风诸方面皆表现突出，赢得了同行、同事和学生的广泛赞誉和一致好评。
为人师表，爱护学生
李工真教授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相信，一位教师要想教好一门课，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对学生有爱心。”
为师之道，不唯伏案耕耘，更需授业、解惑。李老师高度重视课堂教学，无论是专业课、还是通识选修课，他都同样认真对待，从未无故缺课、调课。执教26年来，始终坚守于教学一线，孜孜不倦讲授《世界通史》、《德国史专题》、《西方典籍导读》等主干课 １
程，先后承担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课程共11门。他对学生严格要求，对每份作业都精心批改，哪怕是200人的通识选修课，他也都一份份认真批阅，从不让研究生代劳。即便是感冒发烧、嗓子沙哑，课堂上的李老师依然精神饱满，未尝有一日之懈怠。有学生劝其休息，他总是斩钉截铁地说：“教书是教师的天职。我不敢辜负学生的期待，没有特殊情况决不耽误大家的课”。2011年4月8日下午，李工真教授由于刚刚安装上义齿，还没来得及磨合，就强忍着不适为学生讲了三节课，课后，学生们发现，讲台上竟溅满斑斑血迹。对职业道德的坚守，对学生的关爱，李老师都身体力行地做出了最好的示范。
珞珈史学之精髓在于求实、拓新。李工真教授秉持前人既有之精神，于教学中与时俱进，重视材料更新、方法引入，始终将课堂教学与学术前沿紧密结合，使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同时，更能领略学科前沿之魅力。李工真教授将教书育人视为天职，以“唤醒学生的力量”为其教学宗旨。他在给研究生开设的课上，引入德国大学历史教师采取的SEMINAR报告会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进行学术质疑、学术讨论，并给予学习质量评价。学生们通过他的课程学会自主学习与交流讨论、大胆质疑与虚心接纳、条分缕析与宏观把握。他的精品课程《德国现代化》及其他课程在全校、乃至全国范围内皆饱享盛誉；2010年出版的由李工真教授主编的教材《德国现代史十三讲——从魏玛共和国到第三帝国》更是受到广泛好评。
为了将授课上升为一门“讲台艺术”，富有激情地启发学生，李工真老师对每门课程之准备皆灌以极大心血，至于其间重点、精 ２
华处更是如数家珍。绝佳口才，风趣谈吐，深邃思辨，原本晦涩、枯燥的文字，于李老师阐述下顿时跃然纸上，使人心向往之。因此，其专业课受到本院师生的高度赞誉，还吸引着不少外系学生旁听；他在全校范围内讲授的通识选修课《大学现代化》更是赢得学子们广泛好评，每次开课都“人满为患”；李教授的讲座更是场场爆满，使之成为“武汉大学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学生们对李工真教授的课程予以高度评价：“李教授记忆力惊人，学风严正，讲课生动有吸引力。是我在武大听过包括专业课在内的最好的课之一”，“李老师学识渊博，讲课富于激情”，“作为武汉大学的学生，若没有听过李工真老师的课，那真是白来了武汉大学一场”。
李教授不仅是为学之师，更是为人之师。课堂下，李教授非常重视与学生的交流，每学期的研究生课程结束后，他会请选修课的学生们聚餐，一起畅谈对课程的建议，谦虚听取学生意见。逢年过节，他都会把研究生请到家中吃饭，大家喝茶聊天，听李老师讲最新的学术动态。他经常教育学生要有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在科学研究上不能来半点虚假。生活中，李老师对学生也是关怀备至，对家庭条件较为贫困的学生，李老师及其夫人更是特别关心，经常给他们送书、送衣物。“要对学生有爱心！”李老师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他给予学生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指导，还有生活上的关心和爱护，更多的是对学生人生的指引和教导。
潜心学术，成果丰硕
李工真教授的座右铭是爱因斯坦于普朗克生日时所做的一段演讲：“促使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精神状态是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谈 ３
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相类似的，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他经常在讲台上为学生背诵这篇文章。是的，激情，这也正映照着李工真教授对学术的热爱与赤诚。
李工真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德意志历史与文化。他于1997年出版了45万字的代表作《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一书。这是国内第一部从现代化发展观点出发，全面、系统、详尽、深入地研究德国自15、16世纪以来历史进程的学术专著，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普遍关注。该书于2005年发行第二版，深受学界好评。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3项，发表相关论文30余篇。近年来，他有9篇重要论文相继发表在历史学权威期刊《历史研究》、《世界历史》上，2010年，李工真教授共有三部著作《文化的流亡——纳粹统治时代的欧洲知识难民研究》，《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与德意志知识界》、《德国现代史专题十三讲——从魏玛共和国到第三帝国》相继出版。
由于在德国历史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李工真教授获得国家及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6项，武汉大学优秀成果奖3项，屡次应邀前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国内20多所著名高等学府从事讲学活动，受到各校师生一致好评。
淡泊名利，朴素无华
讲台上的李教授永远充满着激情与魅力，他是天生的演讲家，有着区别于其他内敛气质型教授的骄傲。但是在讲台下，他是朴素 ４ 的、谦逊的。这朴素不仅仅在于他简单的衣着和破旧的自行车，而源于他正直的品格和淡薄名利的内心。
他在多个场合说过这样一句话，“武汉大学教授”是唯一令他感到自豪的称谓。是的，他淡泊名利、不图虚名，从未追求学术、育人以外的任何声誉和头衔。他的课程广受欢迎；他参与的电视节目，都与教育这个大命题相关；他到各所高校演讲，是为将知识传播给更多的学生。他就像朴实无华的老园丁，默默无闻地在教育这块土地上耕耘。
李工真教授对武汉大学有着深厚的感情。曾经有一些名校以优厚的待遇聘请他，他都婉言谢绝了，他说：“我是武汉大学的教师，我的责任就是教书育人。我从小就在珞珈山长大，对她有着深厚的感情。我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我会把我的一生奉献给这里！”
李工真教授在教学、科研上的卓越成就，教书育人、淡泊名利的先进事迹引起了新闻界的广泛关注。《武汉大学报》、《长江商报》、《楚天都市报》、《武汉晨报》等多家媒体曾先后多次进行过报道。他受邀担任中央电视台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第6集《帝国春秋》以及“大国系列丛书”《德国》的学术指导，并在片中接受采访。他多次参与香港凤凰卫视《纵横中国》和《凤凰大视野》栏目，并20余次参与湖北电视台（教育频道）教育谈话节目。2007年，在评师网发起的全国高校教师评选活动中，李工真老师被评为“2007年评师网最佳教授、红钻教授”。2009年，李工真教授又入选“2009评师网魅力教授排行榜”、“2009评师网湖北最受欢迎十大教授排行榜”、“2009评师网最受欢迎百佳教授排行榜” ５
三大排行榜。2009年11月，李工真教授获得了首届“武汉大学”杰出教学贡献校长奖的荣誉称号。2011年1月，经学生自发投票，他高票当选获评武汉大学首届十大“我心目中的好导师”。
面对这些赞誉和名气，他仍能淡然处之。他说：“我是人民教师，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学生的喜爱才是我最大的成就。”他那平淡朴实的话语，豁达坚毅的笑容，让我们感受到了一名高校教师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对学生的热爱之情。是故，纵然李师之学说或有可商榷之处，然其治学为人之精神，必将引领一代代珞珈学子求索不息。
李工真教授被学生誉为是最具教授气质的教授，对一名教师而言，这个称号是令人骄傲的。他充满激情地在教育的园地耕耘，甘于寂寞地在科学的原野行走。他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自己的理想，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展现了新时期教师的光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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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激情：探索历史的动机——李工真教授访谈录
《历史教学》2008年第3期
激情：探索历史的动机——李工真教授访谈录
作者：李工真 胡运珉
采访时间：2007年10月13日 采访地点：武汉大学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胡运珉，华中科技大学附中教师。（本访谈录李工真教授已审阅）
问：您在1978年进入大学校门之前，先后当过一年半知青、八年理发师，现在您如何看待那段经历？
答：我的看法可能和别人不太一样。我生活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我父亲在武汉大学、在全国都是很有名的数学家。小时侯我不知道父亲是干什么的，当我知道时，他已经被打倒了，是武汉大学的重点批斗对象、“最大反动学术权威”。“文革”开始时，我初一尚未读完，学校停课，在家里玩了两三年。但珞珈山的小孩和别处小孩玩得不一样。我们这些孩子的父母都被打倒了，彼此之间没有歧视，能玩到一起，家里有什么书，大家都拿来交换，形成非常奇特的文化交流环境。那时家家户户都往外扔东西，所谓“封”、“资”、“修”一类的东西，如西方唱片等，我们一帮孩子就捡起来，所以珞珈山的孩子当时个个都会欣赏音乐，尤其是西方古典音乐。在那个残酷的年代，我们创造了一片小小的“自由天地”，这对我们太重要了。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始思考问题了，而且有很强的逆反心理：说这些书籍、唱片不好，到底有什么不好？所以我想，“文革”是一场浩劫，应该否定；但是如果没有“文革”这场浩劫，也就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我们在“文革”中创造的这样的小环境，是对“文革”的不满，也是对以后改革开放的支持。
1968年我到湖北省公安县插队落户，1970年招工回城，在汉口江汉路上的“南京理发厅”当理发师，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阶段。理发师要同很多人打交道，和各色人等聊天，不仅能训练人的思维，而且能培养对社会的观察力，所以理发师都很聪明。我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晚上我一个人住在理发店里，没有人和我讲话，就自己和自己讲话，大声唱歌，拉小提琴，找书看。我妈妈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工作，借书比较方便。除较高深的自然科学书籍外，当时出版的所有世界名著我都读过，包括历史、哲学、艺术、政治等方面的著作，连演艺艺术类的书（如有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书）都看。八年时间，我不知看了多少书。那时我们看书的动机也和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没有任何功利色彩，只是觉得需要丰富自己。后来我搞人文科学，觉得“文革”那几年我没有白过。我相信现在的大学生对社会的了解不如我们这批人。我们是先读了一个社会大学，然后读正规的大学，正是这段经历造就了我这个人。
问：我听说您的母亲原来是研习康德哲学的，您的父亲李国平先生是1955年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之一，一级教授，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数学家。从理发师到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导，您的家庭对您的成功之路有什么影响？您的学术之路有哪些宝贵的经验？
答：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我始终认为妈妈比父亲重要。小孩子第一个最依靠的人是妈妈。妈妈的举手投足，会直接影响到孩子，妈妈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爸爸经常漂流四方都不要紧，只要妈妈知书达理，孩子就会走得比较正。妈妈不一定非要有很高的文凭，但在做人、看事方面要有一套。孟子的妈妈也没有多少学问，但知道孩子的成长需要好的环境，为儿子搬了三次家，这就是有见识的母亲。随着孩子长大，有了一定的独立性，父亲的作用就更重要了。比如到你17、18岁了，将来应该干什么事情，应该怎样奋斗啊，这时候父亲的作用就更大了，这就要看父亲的水平了。我妈妈是学教育哲学、懂教育的人。有些人写文章，写李国平和他的儿女们，好像我们是父亲教育出来的，错了，是妈妈教育出来的。1978年我决定参加高考，准备报考理科，学数学专业。我父亲是数学家，我们一家人都是搞理科的，很多人认为我肯定考理科，但实际上我很心虚。我只读过一年初中，我的数学很好，但物理、化学没学过，自学时就很茫然。在这关头最重要的人是我妈妈。我妈妈讲：如果我是你，我就不考理科，考文科，搞自然科学学习要讲究连续性，“文革”十年对你来说已经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而选文科，“文革”十年的苦难对你很可能就是一笔取之不尽的财富。我恍然大悟，马上决定考文科，结果非常顺利。后来我们这批人，凡是搞文科的基本上很不错，“文革”的苦难造就了我们的精神财富。中国过去的思想意识形态都是很死板的，我们读大学时，老师都是很教条的。但是，我们在社会上看多了，不教条，在文化上就比较有创造力。
我父亲给了我很多有益的教诲。1978年我考上武汉大学历史系后，父亲勉励我，说真正的学问不是靠老师教出来的，是靠学生自己钻研出来的，唯有能自学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家。1985年我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商品经济大潮已经袭来，父亲告诫我：做学问的人要过得了三关，一是不怕受穷，二是耐得住寂寞，三是不为名利所累。因此，想钱的人，最好不要谈学问，学问往往是由一群“傻子”来做的，当他们“傻到头”时，他们就是最聪明的人，一个民族不能没有一群这样的“傻子”！他说历史学家最难做，没有左丘失明、司马宫刑后的毅力与决心，怎么有胆量去客观评价天下之事呢？
至于我个人学术之路的经验，我想首先就是要树立一个思想：要靠自己，不能依赖老师。你不可能一辈子在老师身边，离不开老师的人是没用的人。还有就是要爱它，喜欢它。一个人干他喜欢干的事是不知道疲劳的，干不喜欢的事情不仅心烦而且容易疲惫。如果问我为什么会喜欢它，那就太复杂了，当年读书没有想那么多。我选历史，是想把历史当一门科学来搞，历史在人文科学里是最实在的，最难搞的，也是学问最大的东西。
再就是不要急功近利。不是说把这个东西搞出来，我就可以成名，可以拿多少钱，可以得到什么地位，我从来不考虑这些问题，我只考虑我的东西拿出来后能否经得起考验。历史学家的东西拿出来要经得起岁月的考验，多少年后别人还知道你写过什么书，做过什么事，那就了不得了。如果没有两天就被遗忘了，那这个东西显然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我写论文非常注重质量，我发表的论文有40多篇，我最看重的是在《世界历史》、《历史研究》上发表的那八篇文章。
问：哪几篇？（看到篇目）噢，我可以建议编辑部开列出来，推荐给读者。中学历史教师是最大的读者群啊。您刚才说要“喜欢”自己的专业，怎样才能保持对学术的兴趣呢？
答：我推荐一篇文章，是1918年4月爱因斯坦在柏林物理学会举办麦克斯·普朗克60岁生日庆祝会上的演讲，即《探索的动机》。我非常喜欢这篇文章，经常给别人介绍，经常背，现在还能熟练地背出来。爱因斯坦认为促使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动机各不相同，许多人是为了纯粹功利的目的，爱因斯坦欣赏的则是普朗克式的激情：“促使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精神状态，是同宗教信奉者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相类似的，他们每日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激情，正是对所有那些真正献身于科学的人们的精神状态最为真实的写照。激情也是我探索历史的动机。有了这样的激情就能保持对学术的兴趣。
问：您说的真好。我知道您曾留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特里尔大学，回国后组建“武汉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您为什么对德国现代化问题那么关注？
答：当然与我国正在搞现代化建设有关。中国和美国实际上是不好比较的，和德国倒有相似的地方。美国是一个没有文化传统的国家，德国是一个有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国更是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家。另外，德国被称之为“第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个说法是在德国和发达国家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界定出来的。德国一直到19世纪中叶都是非常非常落后的国家，拿破仑席卷整个欧洲，把德国打得是落花流水，也激发了德意志人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挨打后德国人意识到国家不统一在欧洲就无法生存，因而通过改革走上了自己的民族发展道路。中国是在西方现代化浪潮不断向全球扩散的情况下被打破闭关自守大门的，然后才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历程。这已经比英法美落后了很多年，比起德国先挨打后蜕变为强国也晚很多年，最后，甚至连德国、日本这些先挨打后发展起来的国家都来侵略中国，中华民族近代史的苦难就是这样造成的。为什么我们国家的道路和别的国家不一样？这就要研究。另外有意思的地方是，中国1978年后也走上了改革之路。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中国与德国有很多相似的东西，而与英美这样的国家是不一样的。中国从德国的历史、文化、经验教训中可以得到更多值得借鉴的东西。
问：章开沅先生称赞《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这部著作是“迄今为止国内论述德意志道路方面最为全面、最为系统、最为详尽、最为深入的力作。”请您谈谈这本书的主要学术特色。
答：这本书论述了16世纪直到1995年德意志现代化的全过程。从德意志现代化的前提与开端、普鲁士的改革与“小德意志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希特勒的暴力现代化，一直讲到二战后德国的分裂与重新统一。要说学术特色，我想主要有这么几点：一是能够占有大量资料。对从事外国史研究的学者来说，缺乏外文资料或运用外文资料能力有限是不利于学术研究的。我因为曾经到德国留学，并且得到了德意志研究基金会的大量赠书，所以能研读大量外文书籍，仅撰写这本书所参阅的德文书籍和资料就有130种，英文著作11种。二是国内全面而系统论述德意志道路的著作尚未出现，我这本书是研究这一问题的第一本书。三是我没有孤立地陈述德意志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是将其与欧洲乃至世界历次政治格局变化的大态势紧密结合起来，从经济、政治、外交、军事、文化各个层面进行深入剖析。四是书中提出和体现了现代化进程的某些规律。如“重叠发展论”，从理论上讲，作为一种发展结果，现代化总是以牺牲传统为代价的，但从实践上讲，并非所有的传统都不能为现代化进程服务。因此，历史总是不断地选择并保留那些能为现代化进程服务的传统，抛弃那些已经过时、并正在阻止现代化进程的传统。不同国家社会传统因素与现代化因素的不同重叠性导致了不同发展模式和道路，而不同模式和道路的碰撞，才构成了一部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完整历史。又如关于“一次性进程”，我认为，“一次性进程”是指现代化进程一经启动，要拒绝、排除是枉然的，也是会落后或挨打的。现代化启动时，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现代化可能暂时不一定配套，如果不配套的状况长期存在，就会酿成现代化的危机，阻碍现代化的进程。另外，我认为现代化与民族主义大体是同步发展的，适当利用民族主义有利于现代化进程，但极端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是反现代化的，必然会在现代化进程中走进死胡同。现代化也有负面效应，这种效应可以批判，也应该是可以克服的，但如果用返回前现代化社会的方法对付现代化的负面效应，那是行不通的。
问：您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德国政治体制的转换有什么特点呢？
答：俾斯麦为统一的德国设计的是“半专制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它有国会，国会有财政审批权，也有一种公民选举上具有现代意义的“普选权”；同时它还保存着一位能决定首相任免的君主，一位国家军队只向他个人效忠的皇帝，这是西欧议会民主主义的君主制和东欧专制主义的君主制之间的一种中间形式。其确立与德国的地理位置、当时的国际局势相关。德国地处中欧，地理位置特殊，在当时最重要的欧洲翼侧大国——英国看来，德国的政体与英国自身的君主立宪制有着极大的相似性；而在欧洲政治的另一主要角色沙皇俄国看来，又与俄国自身的东方专制主义制度有极大的相似性。这种能为英、俄所接受的政治体制，对德国来说才是安全的。另外德国是由普鲁士通过三次战争打败丹麦、奥地利、法国实现统一的，要让德意志大大小小的王国接受普鲁士的领导，并加入德意志的大家庭，设立联邦议院是必需的。一方面皇帝、政府要抓住权力，另一方面要给予大大小小的王国一定的地位，设置议院，由此就形成了一种半专制的政体。政府做任何具体事情要花钱都要经过议会，议会投票反对的话，俾斯麦就无法动用国库的经济资源。所以统一的三场战争俾斯麦都是找私人借钱，找哪个呢？找犹太人。最后打赢了，议会再投票，如果大多数人判定这件事是有利于民族、国家的，政府再追加这笔钱，俾斯麦才能再还钱给犹太人。这种半专制的体制有民主的成分，所以德意志帝国一倒，魏玛民主制度自然就产生了。我们以前总是强调同步不同步，说德意志帝国有发达的经济，不搞民主，政治制度落后，实际上魏玛共和国也不同步，魏玛共和国是倒过来的，政治上是很先进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威廉·夏伊勒对魏玛宪法的文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魏玛宪法“是20世纪所曾经见过的这种文件中最自由、最民主的一个，结构之严密几乎到了完善的程度，其中不乏设想巧妙、令人钦佩的条文，看来似乎足以保证一种几乎完善无疵的民主制度的实行。这种内阁制政府模式是仿效英国和法国的，拥有实权的民选总统仿效美国，人民复决制则借鉴瑞士。实行构思严密、办法复杂的比例代表制和选票名单制，是为了防止选票的浪费，并且使得人数不多的少数派也有权利在议会中享有席位。”魏玛宪法把世界上所有最先进的宪法糅合起来的，是最进步的宪法。但德国是在战败后过渡到民主共和国的，很多人不是真正的共和主义者，所以问题是看谁执行这个法。如宪法第48条规定总统享有紧急命令权，这一条款曾经起过很好的作用，鲁尔危机时艾伯特总统就是利用此条款把右派镇压下去的；而兴登堡是右派，行使紧急命令权的次数太多，这一条款的毛病就体现出来了：总统几乎垄断了行政权和立法权，导致紧急状态下的专制。魏玛有先进的民主政治，关键的问题是没有为民主政治提供基础的经济，这是以后联邦德国要解决的问题了。希特勒上台就是民主的失败。总体上看，德国政治发展是两步走，是左一步右一步，专制——民主——独裁——民主，只到今天德国才真正脱胎换骨。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德意志文化西方化的过程。
问：啊，很有意思。您对德国历史的解释比现在的教科书有说服力。这让我想起《大国崛起》，您担任其中有关德国历史的第六集《帝国春秋》的学术指导，并在片中专门采访了您。您对《帝国春秋》满意吗？
答：虽然我是审查专家，但我对《帝国春秋》不太满意。片子集中展示了德国统一的过程，但关于两次世界大战，却只有这么简单的几句话：“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成为人类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帝国春秋》关键的问题是回避了两次世界大战，这恰恰是要作大文章的，这是不成功的地方。很多人提意见都提到这一点，海外华人学者意见都是这些。自近代以来，民主与发展成为了世界的潮流，所有真正的世界性大国，都是民主的国家；真正的强国都是人民富裕，而不仅仅是国家富强。一个伟大的民族为什么会走上歧途呢，片子对此缺乏深入分析。如果有更大的篇幅把后半部分说清楚就好了。
问：近十年来，您转向了文化、知识分子、知识界、学派研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能介绍一下您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吗？
答：为什么要研究这些呢？不了解的人觉得莫名其妙，实际上这是最前沿的东西。一天到晚炒俾斯麦、德国统一、成为强国这些，在我们搞专业的人看来，都是炒现饭，是很浅显的东西，和学术前沿相隔很远。从1997年起，我对文化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是西方史学界里这是最热最有意思的东西。
我的《“美国主义”与文化批评——魏玛德国文化批评运动浅析》一文，讲美国文化与德国本土文化的冲突。20年代的道威斯计划，引进美元，结果美国文化也进来了，对青年的成长、意识、价值观念都很有影响，在德国就出现了对“美国主义”的文化批评运动，“美国主义”就是美国化。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德国的文化在发生国际化，另外，本土文化还在顽强坚持文化的民族化，两者之间发生冲突。魏玛时代是文化最繁荣的时代，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有两种不同的文化在交锋，有争论才有文化的繁荣，其结果是文化的民族化战胜了文化的国际化，因此德国才会走向极端的民族主义，以至于走向种族主义，希特勒也就上台了。文化的极端民族化是最容易走向极端种族主义的。
《德意志中间等级与纳粹主义》是分析希特勒上台的。德意志中间等级泛指处于以工业大资产者、农业大地产主、贵族权力精英为代表的社会上层与以工人为代表的社会下层之间的社会中间层,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中产阶级”、“中间阶级”、“中间阶层”。中产阶级也包括知识分子。我认为希特勒上台，不是靠垄断资产阶级，而是靠德意志中间等级，德意志中间等级正是纳粹主义运动真实的社会基础。
在1929-1933年大危机关头，纳粹党不是靠咒骂站住脚的，而是有成套的理论的，特别是经济理论。为什么更多的人接受纳粹党的经济纲领，而不是其他政党的经济纲领？那显然是由于纳粹党的经济纲领包含有合理的克服危机的方案，这种纲领并不是纳粹党制造出来的，而是一群经济学家制造出来的，这就是我的《纳粹经济纲领与德意志经济改革派》一文内容。为什么德国经济学界在那一时期提出这种克服经济危机的方案？这就要追根溯源，我的《德意志“历史学派”传统与纳粹主义》一文对此进行了探讨。不少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将罗斯福“新政”与希特勒“新经济政策”视为凯恩斯主义模式运用上的开端，我认为纳粹德国“新经济政策”中的“现代国家干预主义模式”并非源于英国的凯恩斯主义，而是直接源于德意志国民经济学派——“历史学派”的“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理论传统。
问：噢，原来是这样。我一定认真读读您的这几篇论文。那么，您研究德国的大学教育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比如与德国现代化的关系。
答：德国改革最关键的环节之一是教育，是对人们素质的培养、科学观念的培养。我们一般提“科教兴国”，我认为这个提法不准，国家不干预科教，让它自然发展，这样的路，是美国英国走的路。英美大学是有它们的特点的，就是这些大学自由度高，尽量远离政治，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德国不一样，走的不是“科教兴国”的路，而是“国兴科教”的路，国家是发展教育的行为主体，只有先“国兴科教”，而后才有“科教兴国”。为什么德国会走这样的路呢，因为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冲击，普鲁士走上了改革之路。当时威廉三世认识到“教育是摆脱贫困最好的手段”，因而大力发展教育。1810年德国创办了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化大学——柏林大学，它成为了全球仿效的样板。德国教育的思想基础是新人文主义。哲学家费希特认为“教育首先不是为了传播知识，培养技能，而是唤醒学生的力量。”被誉为“德国教育之父”的洪堡提出了和谐发展的观点：“教育是个人状况全面和谐的发展，是人的个性、特性的一种整体发展。”这些观点是德国大学新人文主义教育的圭臬。德国现代化大学由国家资助，并奉行科学、理性、自由的教育原则，威廉三世的三句话“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为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风气的形成铺平了道路，大学成为研究者们的共同体。大学教授有任意的开课权；接受教育是国民的义务，“为谋生而学习”是被人鄙视的；德国大学生有充分的学习自由，可以到任何一所大学里去学习，只要那所大学还有名额可以注册。这些都是德意志大学的特点。
问：既然柏林大学是最早的，那您为什么研究哥廷根大学呢？
答：西方人搞研究不是像我们这样搞很大的题目，都是很具体，越个案化水平越高，越笼统水平就越是一般。我想考察德国最有特点的大学，就写了《哥廷根大学的历史考察》。哥廷根大学有不同于柏林大学的地方，哥廷根大学不在首都，但照样能创造辉煌，这是有条件的。1893年，世界著名数学家费利克斯·克莱因出席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归国后，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一原则的提出，使哥廷根大学的自然科学突破了“纯科学与各种实际运用之间的界线”，适应了科学与工业化时代的真正需要。在此基础上，哥廷根大学充分利用人才的自由流动与自由竞争，聘用到最优秀的自然科学家，创立了著名的“哥廷根学派”，加之有严肃的学术氛围与优良的学风，因而取得自然科学上的巨大发展，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一流大学”。问：德国虽然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但1933年后世界科学文化中心开始发生洲际大转移。您认为影响科学家流亡方向的因素有哪些？这些科学家大多流亡到美国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答：从2000年开始，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德国原来是世界科学文化的中心，那么辉煌，1933年后德国就垮掉了，中心转移到了美国，直到今天。这一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显然与希特勒上台有关，与纳粹运动有关，那就一定与流亡科学家有关。由于这一问题涉及到跨国际的研究，难度较大。目前我进行的这一国家教委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已经基本完成，研究成果《文化的转移与接受——纳粹统治时代的欧洲知识难民研究》一书将于2008年出版。全书大致分为五章，即纳粹德国知识难民潮的由来，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洲际转移，欧洲知识难民与美国社会的一体化问题，流亡科学家对美国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贡献，流亡科学家对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贡献。
希特勒的排犹政策、“文化清洗运动”使大量德国犹太科学家开始了“内心流亡”和“肉体流亡”的过程，造成了德国科学精英的大批流失。影响科学家流亡方向的因素有很多，如流亡接受国的条件，流亡科学家自身选择意愿，所具备的条件，及其自身的个人条件中年龄、外语能力、专业的国际化能力及对局势的判断能力都深深影响着科学家的流亡方向。当时美国高校对外来科学家有种恐惧症，这种恐惧症同样反映出某种程度的反犹主义倾向，这是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美国学者自己的就业问题，加上传统的孤立主义情绪造成的。但一些先进的美国知识分子领袖及私人基金会认识到科学是没有意识形态界限的，开始号召挽救犹太科学家。结果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一大批最优秀的科学家，不光是自然科学家，包括建筑师、医学家、人文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流亡、散布到世界各地，其中的2/3都到了美国。而美国不同于其他国家，其科学、教育正处于迅速发展、上升时期，因此这些人到来之时，就是美国成为中心之际。
这些流亡科学家对美国曼哈顿工程、物理学、化学、数学、建筑学、艺术史学科、音乐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政治理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如罗斯福新政，人们认为与凯恩斯有关，实际上主要不是与凯恩斯，而是与流亡经济学家有关。阿尔文·约翰逊创办的“流亡大学”所属的“世界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增长活力与技术进步理论”、“积极的财政政策理论”、“经济计划与凯恩斯主义模式”，构成了“新政”意识形态的“思想库”，为罗斯福“新政”的突破阶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们向华盛顿政府部门输送的大量人才，创立了美国的国家财政预算制度，并为战后德意志西部占领区设计了“货币改革方案”；他们早在40年代提供的“经济计划方案”，也在60年代末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完全运用于改革实践中。
“流亡大学”的“世界事务研究所”则开启了对美国最有价值的国际研究。这些研究不仅涉及“德国军事成功的经济前提”、“纳粹宣传工作”、“德国军备经济的制度框架”、“德国妇女工作研究”、“德国资源分配及工资政策”等战时直接为反法西斯战争服务的重要研究领域，而且涉及“美国战后对欧洲政策的出发点”、“欧洲战后重建中的德国地位”、“对德国实施占领的政策”、“未来欧洲联邦的宪法草案”、“国际比较中的管理制度研究”、“第三世界与国际公正问题”等这些关系到战后世界和平发展战略的重大课题，从而为美国战后的对外政策直接提供了行动指南。欧洲联盟的方案也是他们在美国设计的。
问：这些“流亡社会科学家”与战后德国对战争的深刻反思有关吗？
答：有关系。他们被纳粹赶出来，要探究自己倒霉的原因，他们可以说是天然的纳粹主义研究专家。流亡社会科学家在深刻揭示纳粹主义是一种什么政治体制的同时，思考为什么德国会有这么糟糕的体制。他们认为一定与其历史有关，于是便深入探讨德国的历史，一直追到中世纪，到德国和欧洲历史的分叉点——马丁·路德的改革，从那以来德国和西欧的道路就不一样，“德意志特殊道路”、“德意志迟到的民族”概念就是他们提出的，这就对德国历史发展建立了一套新的完整的解释体系。这一体系有几个作用：一是为战后美国人制定对德国政策奠定了基础，二是为德意志战后对历史的反思提供了一种最为基本的水准。我们说德国善于反思，日本不反思，一是因为德意志本身是一个善于思辩的民族，有文化传统；二是因为纳粹时期偏偏赶出了这样一批德国知识分子，他们来到一个自由的天地，还有机会对灾难的祖国进行深刻的反思，这就为战后德意志民族对纳粹罪行的反思定下了基调。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所以我们说德意志民族是能反思的。正是由于有这种深刻的反思，德意志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对立才得以消除，德意志的历史经历和精神文化才在文明化的民族范围内找到了他的回乡之路。而日本军国主义上台后没有进行一场这样的文化驱逐运动，没有把日本人或在日本的外国人赶出来，也就没有人去反思，即使有人反思，反思也是不彻底的。
问：这些观点真是令人耳目一新。您下一步将研究什么课题？
答：首先是完成《文化的转移与接受》这一项目。我想至少有两个问题是可以进行补充的：一是将流亡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家与到美国的作一个对比。也有科学家到英国，他们对英国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还有到瑞典、瑞士、澳大利亚、加拿大、南美洲的，在这些地方就没有作出什么太大的贡献了，原因一是与这些国家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有关，二是因为这些国家对人才的吸收力本身有问题，有的国家宁愿要伐木工也不愿意要科学家，认为伐木工还能砍树，知识分子干不了什么，是国家的负担。至于中国，就更为特殊了，只有极少数的知识难民来到上海，而当时中国的高校为躲避战祸已经迁到了西南地区了（如昆明西南联大），他们没有和中国的高校建立联系。二是1945年后流亡科学家的返乡问题。年老以后他们大多回到欧洲，希腊、罗马、法国等，他们离不开欧洲，都在德国周围。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然后就是进行《战后西德意志社会研究》（1945—1949年），这也是一个国家项目，我大概要花四年时间研究西德意志的社会发展史，研究西德意志如何从法西斯统治过渡为健全的民主制度，其中也会涉及到德国知识文化的变迁。
问：不管是中学还是大学，历史课要让学生喜欢并不容易。您有“武大名嘴”之称，您如何看待这一称号？每逢您讲课，教室总是人满为患、一座难求，为什么您的课那么受欢迎？
答：在我的印象中，所谓“名嘴”就是夸夸其谈，不干实事，我不愿意接受这个称号。90年代初，赵林、易中天、我，有“武大三大才子”的说法，这个大家还愿意接受，弄个“名嘴”就很难听了。我们不是靠耍嘴皮子出来的，我们都是搞研究的，我们讲得好的东西都是我们研究的东西。
至于我的课学生喜欢听，我想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我注重挑选最容易引起学生共鸣的授课内容。如我讲德国大学的现代化，学生都觉得和自己也有关系，所以也就有了学习的兴趣。二是将授课内容与我个人的研究结合起来。照本宣科、拾人牙慧，从别人书中抄来的东西，学生是不会感兴趣的，这就要求你的科研走在前头。第三就是将上课上升为一门讲台艺术。讲台是老师表达思想的舞台，上课的必要性在于老师的启发和思想引导。学生是由于先被你感动，然后才真心实意接受你表达的思想。要想感动学生，不仅要靠你的授课内容，还要靠你的授课艺术；不仅要靠你的理性，也要靠你的激情。讲课的激情必不可少，文字和话语的区别就在于此，文字提供的只是信息，话语本身带有感情色彩，同样的文字内容，以不同的语气、声色、感情讲出来，向观众传达的意思不仅是不同的，甚至是完全不同，有时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你的话语必须要有激情，惟有这样，你向学生提供的知识和理论才是真正完整的，才是真正做到了机智而富有感情的启发学生，才能使你讲的东西和他们熟悉的东西迅速联系起来，也才能使他们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学生当场就在体会，就在反思，当学生感到老师正在讲授的内容与他们现实生活息息相关时，立即产生共鸣。当老师讲的知识和理论具有充分说服力的时候，他们便被打动，他们的力量便被唤醒，课堂气氛立即活跃起来，这就会反过来唤起老师更大的热情。正是在这种激情中，老师本人的思维会变得格外活跃和敏捷，甚至许多过去未曾有过的思考此时也能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而且妙语连珠，挥洒自如，进入这种状态，整个课堂也就牢牢掌握在你的手中了。掌握这种讲台艺术的老师是离不开他的学生的，正是他的学生使他变得格外聪明机敏。一边是老师唤醒学生的力量，一边是学生无意识唤醒老师的激情，这样的课堂无论是对老师，还是对学生，都是一种享受。
问：您的经验很值得我们中学教师学习。您如何理解历史教学的有效性？中学要实现有效的历史教学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答：所谓“有效”，我想就是要唤醒学生的力量，使学生成为和谐发展的人。教育首先不是要去传授知识和技能，而是要利用课堂多给学生一点东西，给学生终生难忘的东西，培养他们的自我性、主动性、抽象的归纳能力和理解能力，以便使他们在目前无法预料的未来中自我作出有意义的选择。
作为教师，首先要有爱心，要把教书育人当成神圣的事业。不少中学实行可怕的排名制，成绩不好的学生坐到最后，完全了违背教育理论和教育原则。越是成绩差的学生，越应该得到老师的关爱，这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才是教育。唯有对学生有爱心，才有对教学工作的热情。常言道哀莫大于心死，我要说喜莫大于心生。在教学工作中，有心者事竟成。学生的生长发育、思想的发展，关键是小学、中学，此时教师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最怕的是学生没有好奇心，没有好奇心，他们就会缺乏上进心。老师要教给学生的更重要的不是太具体的科学知识，而是学习的方法，理解问题、看问题的方法，分析问题的方法。
问：中学教材的观点往往落后于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当教材观点与学术研究成果矛盾时，教师该如何取舍？
答：这就要看高考出题是否滞后，是否有新观点作为答案。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命题者在设计试题时充分考虑到这种情况，避开有争议的问题；或者将新观点以材料形式提供给学生，以考查学生从材料中提取有效信息的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在设计问题、答案时应注重开放性。当然中学教师也要阅读专业杂志，了解学术研究动态，教师可以将不同的观点适当介绍给学生，这对激发学生好奇心、培养学生探究精神是有好处的。
问：您认为我国的中学历史教学存在哪些问题？
答：我对中学教学不太了解，不敢妄言。我只是觉得我们的教育充满了功利色彩，中学生的负担过重，压力过大，这是和西方差别最大的。
德国传统文化是基督教文化，是研究“神”不是研究人的，上帝的心事无法猜透，他们终于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之后，转而研究造物主创造的这个世界。这是一个包括人与物质的世界，他们力图通过对这个世界的研究来窥探上帝的心事，这就导致西方由神学向科学化的转化，这反映出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研究本身具有一种对终极真理的精神追求。因此选择读大学的德国年轻人往往有一种追求终极真理的神圣感，不像中国人那样完全以实用主义为目的。早在1830年德国就建立了整个教育体制的三轨制，一个孩子四年小学毕业后，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兴趣和志向，对六年制的普通中学、八年制的实验中学、九年制的人文中学进行选择，这三类中学生在读期间可以进行选择上的变更，毕业后无需高考直接进入三类不同高校——职业高校、专业学院、大学，这三类高校设置的最高学历分别是学士、硕士、博士。职业高校的学生毕业后做高级技术工人，专业学院的学生做工程师，大学生往往从事上层建筑的工作，只有取得博士学位者才有资格参加到成为大专院校教师岗位的竞争行列。由于德国人将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政府虽要求人人都要受高等教育，但并没有出现“亿万人同走独木桥”，人人要读大学混博士的局面。德国最先在世界实行全民义务教育，德国政府发现一个人不读书，要八个警察一天24小时监视你，才能保证你犯不了罪，不接受教育不只是你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国家社会安危的事情。德国政府想穿了，与其花钱养八个警察，不如培养一个大学生。国家实行教育免费，但不允许逃学，凡逃学者家长是要受罚的。在德国读书不是作为“谋生的手段”出现的，而是为培养合格的公民。因而形成一种为受教育而受教育，为艺术而艺术，为科学而科学的社会风气，这种社会风气，使他们很少将读书与职业选择直接挂钩，受教育成为了真正的愉悦。这也决不是说德国没有人抱着“为谋生而学习”的动机，而是从社会风气讲这种动机是遭人鄙视。
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真正的宗教情结，只有实用主义。中国人连拜菩萨都是假的，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这种不信宗教信迷信，贿赂神仙之举，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学生读书是为了将来能上大学，上不了，就断了一家人甚至几代人的希望。对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对孩子教育的成功就是100%的成功，否则就是100%的失败。孩子幼时在家是受宠的核心，走出家门就是残酷的竞争，小孩子的压力太大了。在这种状况下人们自然将受教育与谋生直接挂钩，在这种气氛中还有几个年轻人愿意为科学而献身呢？这实在是令人担忧啊。
谢谢您接受采访。
第三篇：教授 先进事迹
1959年7月，24岁的吴琴瑟从上海水产学院毕业，从此投身于水产养殖行业，这一干就是40多年，一生求索，终成虾王。
一、党让我干，我就要干好！
1960年，国家要求水产科技工作者研究、培育新的对虾种苗，提高对虾产量，吴琴瑟是从事此项工作的第一批科技工作者之一。1961年，由他主要负责的墨吉对虾育苗成功，在当时这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因为墨吉对虾育苗成功，在我国还是首次。为此，1965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他广东省科技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1973年，吴琴瑟调到湛江水产专科学校（现广东海洋大学）任教。本篇文章来自资料管理下载。到达湛江，他立即在市郊湖光镇料村继续进行墨吉对虾育苗中试，并很快地取得了成功，进一步提高了育苗技术，当时学校熊大仁教授赞扬道：吴琴瑟老师在对虾育苗研究工作中旗开得胜，为海水养殖攻克了人工育苗的技术难关，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至今，吴教授巳经成功地培育出了长毛对虾、斑节对虾、中国对虾、日本对虾、新对虾等六七个品种。1979年全国掀起了养虾高潮，他及时推广经验，提供技术，全面地解决了生产中的种苗存活、发育问题。为此，农牧渔业部1983年授与他科技改进二等奖。1986年，珠海市准备大力发展中国对虾的养殖，请了吴琴瑟等三人前去指导，在他的精心指导下，1987年珠海市就育出中国对虾苗3000多万尾，新对虾苗2000多万尾，不但满足了当地对虾苗的需求，还供应到了其他地区，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珠海市授予了吴琴瑟科技进步二等奖。
为了取得长毛对虾大规模的育苗技术成功，他在广西进行实验，当时物质生活很贫乏，他干的是从勤杂工到科学家的活儿。1977年长毛对虾育苗成功，这在广西是首次成功，吴琴瑟立下了头 等功。回首往昔，吴教授说：那时年轻，身体也好，吃点苦不算什么，党叫我干什么，我就要干好。
二、不断拼搏，攀登科学高峰
吴教授几十年如一日，在研究对虾养殖技术，不断探索，不断积累经验，较系统解决了8种对虾种苗生产和养成技术以及病害防治一系列问题，同时把养殖全过程技术及时推广到生产中，产生巨大的生产力，在他担任全国对虾养殖专家顾问组12年期间，他足迹踏遍南海及全国沿海，亲临生产第一线指导，通过办班、编写辅导教材等多种形式，解决生产许多问题。对提高养虾产量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产生极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他与有关部门及同行的共同努力，使南海三省（区）对虾养殖产量，在1990年前达不到中等省份一个省的产量，1998年起一直年产量占全国对虾养殖总产量60％以上，其中广东省养虾产量占全国总产的35％左右，农业部语:对虾养殖重点从北向南转移。因此，多种对虾育苗和养成技术被评为广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对虾养殖技术推广被评为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二等奖。并获得广东省政府和农业部多次的表彰奖。1993年起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发展对虾养殖中，他在国际援助中也做出了贡献，1987年被公派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州讲学与指导对虾养殖生产，他指导的15个虾苗场和养成场均获得丰收，吴教授的事迹载入州府年鉴，并接到该州政府的表彰奖。2001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邀请到斯里兰卡讲学和指导生产，获得贵国的好评。
三、教书育人，学生有出息，我就高兴
吴琴瑟调至湛江水产学院任教，曾任虾蟹类增殖学、海水鱼类养殖、组织胚胎学、海产经济动物增养殖学等6门功课的主讲老师。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使他在讲台上如鱼得水。在3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培养出2000多名本、专科毕业生，培训了超 10000名技术人员，同时也带出了一批硕士生。据不完全统计，在华南沿海进行虾类养殖的技术人员85％，是吴教授的学生，他们已成为生产部门的领导或骨干。面对桃李满天下，他常说：学生有出息，是我最高兴的事。他的一名学生在东京水产大学读研究生，十几个国家的学生同时参加考试，他名列第一。吴教授知道后，感到十分欣慰。教书不忘育人。92年前台湾技术人员在湛江搞斑节对虾的育苗工作，技术比较好，他们盛气凌人，看不起我们大陆的技术人员。吴教授及一些同事此时也在研究斑节对虾的育苗技术，他们不怕挫折，细致认真，很快地完善和提高了自己的技术。由我校技术人员培养出来的虾苗逐步地占领了市场。96年台湾技术人员感叹道：斑节对虾育苗这碗饭我们吃不了，湛江水产学院培养出来的人才育苗技术比我们高明，在不长的时间内，我们就要离开湛江了。果真如此，他们用旧法育苗成本高，亏损大，最后只得请我们技术人员当老师。
由于吴教授热心教育事业，刻苦追求高的教学质量，教学成果累累，1985年被评为农牧渔业部直属院校优秀教师。1994年，他讲授的《海产经济动物增养殖学》，被评为广东省高校重点课程。该课程的教学改革，在1997年被评为广东省高校教学成果二等奖。
吴教授将多年的研究心得加以总结，为发展我国水产事业起推动的作用，他先后独自出版《虾蟹养殖高产技术》、《鲻鱼养殖》等5本著作，与他人合著有5本著作，其中他任副主编的《虾蟹类增养殖学》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三等奖。本篇文章来自资料管理下载。他主要参编的《海水养殖技术手册》获中国水产学会优秀科技丛书二等奖，并参加威权性丛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撰写。先后在国内外杂志发表论文6o多篇。他的著作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多次被邀请国际性学术研讨会。
1999年8月，吴琴瑟教授光荣地被评为首批全国优秀农业科技工作者。他的事迹被载入《世界人物辞海》、《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等。
四、南方虾王与广东（湛江）国际对虾节
在2007广东（湛江）国际对虾节的展馆里，不少行内人士都争相和一位老人握手、交谈，尊称他为吴老师，他就是对虾节的倡议人吴琴瑟教授。
吴琴瑟教授经过47年的奋斗，为南方沿海地区养虾业从一片空白发展成全国的重心，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填补了南方对虾养殖史上一个又一个空白，高位池、地膜养虾成为至今国内最佳的养虾模式。南海区对虾养殖产量从1997年起至今保持全国产量的20%以上，湛江对虾养殖产量占广东省的60%，占全国的13-14%。湛江对虾养殖的发展带动了100多万人就业，展现出一业兴百业旺的良好景象。由于他常年在第一线指导，为南方沿海农民解决了无数的技术问题，广大渔民兄弟送了他一个尊号南方虾王。
40多年弹指一瞬间，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如今已两鬓如霜。回首平生，吴琴瑟教授无怨无悔。他已把自己的人生融进了水产养殖事业，融进了年轻一代水产科技工作者继往开来的闪光青春。
第四篇：学习李保国教授先进事迹心得体会
干一行，爱一行
——学习李保国教授先进事迹心得体会
在我的印象中，没有哪一位大学教授会像李保国教授那样常年扎根山区，常年泥衣裤腿。他们大多西装革履，以汽车代步，来去如风。见过李教授的村民都说，李教授穿的那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说话做事一点架子都没有，亲切的让你感觉很贴心。正是李教授的事迹刷新了我对“干一行，爱一行”的定义，原来在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开出绚丽的花„„
李保国教授带领基层干部群众同心同德，经过实地测量，规划了适合优质薄皮核桃栽植技术的荒山治理的整地模式，开创了‘树、草、牧、沼’四位一体的生态种养模式，开创了产业扶贫融合发展的新模式，形成了太行山核桃产业带，带动了成千上万人脱贫致富。他这种务实实干、奋发作为的创业精神，正是当前我们调结构、治污染、建生态、快脱贫工作中应该努力学习的精神。写在纸上的不一定就是好论文，出了多少书有多少头衔的不一定是好教授，能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能带领百姓脱贫走上致富之路的教授，才是好教授，才是百姓心中真正的学者。我们的社会正是因为有无数个像袁隆平、李保国这样的教授，无怨无悔在边远农村奉献自己的一生，他们才是我们这个社会真正的脊梁。
“英雄”“楷模”“铁人”“榜样”等这些光荣称号都是像焦裕禄、詹天佑、李保国等一些人共同拥有，一个深受万人敬仰的响亮名字。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动地的骇世之作，他们的精神和他们的名字一样永远铭刻在人民的心中，成为流芳百世的美谈。不管时代如何的更迭变迁，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形容这样一些人都不为过。我相信，无论时代新旧，“榜样”精神都将永存。
我的工作场所没有李教授那样宽广，我的工作地点仅仅只是三尺讲台，但是我面对的却是祖国的希望！孩子们是一群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我虽然称不上“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却也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孩子们的思维发展方向。所以我要做的就是像李保国教授那样，认真细致地对待每一位学生，带给他们阳光和雨露，让他们能够茁壮健康地成长。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与期望。不奢望成为助他们成长的太阳，但至少要成为他们脚下的一片沃土„„
第五篇：李保国教授先进事迹有感
李保国教授先进事迹有感
收看完《新闻联播》关于李保国教授报道，我深有感触，总书记在批示中指出：“李保国同志35年如一日，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长期奋战在扶贫攻坚和科技创新第一线，把毕生精力投入到山区生态建设和科技富民事业之中，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彰显了共产党员的优秀品格，事迹感人至深。李保国同志堪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
新闻联播上怎么说我不管，但是通过一些别的途径我得知了李保国教授他的伟大。“他亲自帮扶十几个驻村工作组开展工作，总是无偿为农户、企业提供技术指导。”河北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饶桂生清楚记得，曾有记者问李保国，“你有这么好的技术，整日奔波在外，每年至少有上百万元的收入吧？”李保国回答说，“不为钱来不为利往，一个心眼为百姓，农民才信你、才听你”。
岂止是不拿工资、不持股份，“岗底的穷帽子，是李老师帮我们摘掉的，村民的好日子，是李老师用命换来的！”“硬汉”杨双牛哽咽着，深情回忆：1996年8月，河北省内丘县岗底村连降暴雨，山洪暴发，洪水冲毁了村里200多亩保命田，山上果树损失严重。村民们都觉得“日子没法过了”。忙乱中，刚赶到村里救灾的李保国递给担任村支书的杨双牛一张纸条：“需要果树管理技术，我可以帮忙。李保国。”
就这样，李保国带着行李扎进了岗底村。岗底村的苹果原来不套袋，卖不上价钱。李保国教果农套袋，有的人说：“苹果不见光、不透风，还能长吗？”李保国花钱买来苹果袋，让果农白用，他对果农说：“赚了是你们的，赔了算我的。”秋天到了，苹果红了，套了袋的苹果细皮嫩肉，酸甜适口，一亩多卖了3000多元。如今，岗底村人均年收入31000元，100多户买了小轿车。
“李老师是我们的恩人，我不相信，我就是不相信，李老师竟然这样走了！”人民大会堂内，杨双牛声嘶力竭地喊着，那一刹那，他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
至今无法接受事实的还有李保国的妻子郭素萍。“保国，多想和你再去岗底看苹果，多想和你接着在车上聊绿岭核桃，多想咱家再吃一顿团圆饭，多想看到你再抱抱我们可爱的小孙子。保国，我想你！”
“我觉得我什么都满足，我就需要干点事，别的我都不需要，你不知道我在底下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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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有多享受。”“我这辈子最过瘾的是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把我变成农民，一件是把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我。”李保国生前说的话，一句句被回忆起，人们为之动容。
作为一名大学生，一名河北农业大学的大学生，李保国教授生前任教的大学，我深感自豪，自豪的同时更多的是警醒。当代大学生应积极追赶李保国教授的“愚公”精神，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努力学习为国家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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