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生活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生活 黄正林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物质生活是很困难的,但精神生活却十分丰富。我们主要从晚会和秧歌、舞会来看边区的日常娱乐生活。
(一)晚会和秧歌
边区的晚会是有传统的,在苏维埃时期,“晚会的举行大部分都是在星期六或星期日的晚上,逢到纪念节日也必定是要举行一次晚会的。有时为了欢迎新来苏区的人物,我们也会特地预备了几次晚会。史沫特莱,外国新闻记者以及派拉蒙影片公司派来的那个摄影记者,都做过苏区晚会的参加者”。而且在苏区,晚会是唯一的业余娱乐活动,很受大家欢迎,“毛泽东、朱德和博古以及其他许多苏区重要人员都是晚会的热烈参加者”。
“他们在工作时间之外,要召开生活检讨会和批评会,还要组织宣传,发动人民抗日。此外,还被物质缺乏和食粮恐慌的气氛包围着,所以需要一种休息,需要一种娱乐。这就是他们举行的文娱晚会。”晚会成为苏区动员民众以及红军和机关工作人员休闲生活的主要方式。
抗战时期,延安的各种晚会非常富有特色,每逢周末和节假日,不同单位的各种晚会如期进行,如“每逢节日(如‘五一’、新年、新春„„),马列学院必举行晚会,节目丰富多彩,话剧、京剧、合唱、相声„„等等应有尽有,有的甚至轰动了延安”。中央党校“每周末组织文娱晚会和舞会,每个班根据个人不同的爱好,组成秧歌队、合唱团,自编自演话剧、秧歌剧、快板等”。延安各单位的礼堂、大厅,新旧剧场乃至庙宇的戏台、单位的院落都成为举行晚会的场所,“普通市民较集中的新市场有常设的剧场,偶尔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也在八路军司令部的大礼堂公演。党政军的工作人员都可以免费观看。”中央大礼堂是举行晚会最多的地方,“在一些节假日,或为欢迎某位重要人物时,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肯定演戏”。“逢到晚会,除非天下大雨,或大雪与大雪之后,山路不好走,大礼堂总是挤满了人,从来不会有一个空座位。”所以,在延安工作过的人几乎都有周末或节日在中央大礼堂看晚会的经历。
抗战时期的延安,每逢重大事件或重要客人来都要举行晚会。如1938年三四月间,延安市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白天开会,晚上看文艺晚会,有天晚上演出的是秦腔《升官图》、《武家坡》,陈伯达陪同毛泽东也去看戏,场面十分热闹,也来了很多群众观看演出。
1940年5月26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当天傍晚延安军民在南门外自发组织了欢迎晚会。1945年7月,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5位参议员访问延安时,在民众教育馆举行了欢迎晚会,“唱欢迎歌以后,接着音乐,秧歌剧,话剧,到夜半十二时才散会”。
晚会是延安最主要的娱乐活动,举办十分频繁。如1939年5月5日,王恩茂“参加马列学院的晚会,纪念‘五五’马克思诞生,热闹一晚,半夜才回来”。次日是星期六,原定召开旧戏剧研究会成立晚会,“但因为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来延安,举行欢迎晚会,故旧戏剧晚会改期明日举行。”5月7日,王恩茂又参加了在“陕公大礼堂举行的旧戏剧研究会成立晚会”。从王恩茂的日记来看,延安晚会举行之频繁,也说明晚会在人们娱乐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广大乡村民众的业余生活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死气沉沉的村子因边区各种剧团下乡而变得活跃起来。如庆环分区农村剧校1940年上半年在陇东各地演出戏剧36场次。延安的剧团也利用农闲的冬季到边区各地巡回演出,送戏下乡。1938年冬,民众剧团在陕北个三边等地巡回演出,演出的剧目多达10余个。这样的巡回演出,一方面宣传了中共的抗日主张,起到了动员民众的作用;另一方面丰富了广大乡村民众的业余生活。整风运动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根据地的文艺走上了面向农村、面向群众的道路,使边区乡村民众的业余生活更加活跃和丰富。边区不同层次的剧团和宣传队纷纷走向基层,为老百姓服务。如西北文工团1943年春节在陇东分区创作和演出的节目有《孙万福回家》、《模范城壕村》、《如此宁县》、《边区的一天》、《八路军和老百姓》、《钟专员和胡县长》、《马渠游击小组》等。
延安大学、鲁艺工作团、留政工作团、民众剧团、文工团、评剧院等团体也分赴各区进行文艺演出。在边区,民众看戏的热情很高,不论演什么戏,在什么地方演戏,群众都很积极踊跃观看,“一听到说演戏或只要在街上贴一两张广告,就会使得全城都骚动了似的,女的男的,老的少的,人山人海的堆满在露天的舞台前,伸长了头颈等待看”。可见,各种文艺演出丰富了老百姓的生活,深受他们欢迎。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边区兴起了新秧歌运动,于是扭秧歌成为边区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内容。“在延安经常从事于秧歌工作的,有鲁艺的文艺工作团,留守兵团政治部,边区文协的戏剧委员会等,在去年(指1943年——笔者注)开展秧歌运动一时期中,延安共有三十二个秧歌队,差不多每个机关都有一个。今年春节,延安市上竟成了秧歌大会,表演了近百个剧本,其中大半是民间秧歌队出演的。综计现在全边区共有六百个民间秧歌队,大的有二三百人,小的也有二三十人。另据丁玲的估计,在边区人民中,每十二个人里面必有一个人是扭秧歌的。”
新秧歌运动兴起后,秧歌成为边区民众最普及的娱乐活动。1944年春节,延安出动的秧歌队有27队之多,创作了150余种剧目(周扬:《表现新的群众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以后》,《解放日报》1944年3月21日)。新秧歌运动的普及不仅丰富了边区民众的生活,而且在动员民众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边区人民用自己的艺术,颂扬了自己的政府、军队,歌唱了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教育和改造了人民自己。”。通过秧歌把民众动员起来,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真正起到了寓教于乐的作用。
(二)周末舞会 周末交际舞会最初是延安“上层”社会的主要娱乐方式。这种娱乐方式的引入与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有直接的关系,她在抗战初期访问延安期间,看到中共领导人单调的生活,就有了教他们学习跳舞的想法。在史沫特莱的鼓动下,交际舞成为延安中共高层业余娱乐生活的主要方式。
曾留学欧洲的朱德非常喜欢跳舞,“他跳舞和他工作一样,孜孜不倦,似乎觉得这也是打破旧中国封建传统的方法之一。”毛泽东的“舞姿就像散步一样”,毛对跳舞有独到的理解:“跳舞就是照着音乐走路。他常常一边跳舞,一边和陪他跳舞的女教师或是女学生聊天,还喜欢开玩笑。”而周恩来的“舞姿格外潇洒、优雅、娴熟、堪称‘舞会王子’,鲁艺的师生们都对之倾慕”。关于延安高层领导人的跳舞,毛泽东曾回忆说:“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那时侯,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呀,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样)。”可见,中共领袖对交际舞会的喜爱与热衷。自从交际舞在延安兴起后,周末舞会就成为中共领袖经常性的娱乐生活。
随着交际舞会在延安的兴起,部分中共党的高级领导人和八路军将领十分热衷于跳交际舞,一些年轻的女同志则被邀请作为舞伴,交际舞会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活动就变得另有所图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补偿大多数高级将领由于军务倥偬而耽误了青春,鼓励和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这样延安交际舞会的意义就不同一般,“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的军官中80%以上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
这一结局也实现了创办者的最初意图。当然,为大龄将军和革命者寻找伴侣只是延安交际舞会的一个插曲,这个插曲有了完美的结局后,交际舞会依然是周末比较高雅的娱乐生活,而且逐渐超出了“上流”社会的圈子,普及到了延安的各个角落。如齐肃在批评王实味的文章中说:“近来延安每逢星期六晚上,常常有跳舞晚会。”新华社“星期六组织跳舞晚会,博古、艾思奇等同志也常来参加„„跳舞时没有乐队伴奏,就借用博古同志的唱片。”
鲁艺、马列学院是青年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也是舞会最盛行的地方。鲁艺既有音乐系又是文艺青年最多的单位,而且女生是最受欢迎的舞伴,几乎每个周末都有交际舞会,“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中央领导人和到延安的一些国际友人,也时常来鲁艺跳舞”。马列学院在蓝家坪,那里的“周末舞会是别具特色的,校园里沙平草软,成了最好的露天舞场。同学们在这里跳交际舞、集体舞、秧歌舞。有音乐小组用提琴、二胡等中西乐器伴奏。更别致的是跳舞的同志大多穿着草鞋,打着绑腿,有些同志的草鞋上还缀着两个鲜红耀眼的绒球”。在紧张的革命工作之余,周末舞会成为人们放松的主要生活方式。
在一些共产党人的眼里,交际舞是代表现代小资产阶级生活情调的东西,因此,交际舞在延安刚兴起就遭到了抵制,尤其是部分中共高层领导夫人对交际舞有着强烈的不满,贺子珍是反对最强烈的一位。毛泽东说:“我那贵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随着抗日战争艰苦环境的到来,对延安交际舞会的不满从夫人们延伸到知识分子。性格开朗的女作家丁玲在 《三八节有感》中写到:“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次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地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的眼睛都会望着她。” 丁玲批评的是那些在延安的“舞星”,也包括江青(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如果说丁玲只是委婉地“捎带”地批评了热中于舞会的几个“舞星”,那么王实味批评的不仅仅是几个“舞星”,而针对的是整个延安的周末舞会,他的批评十分激烈:“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
王实味的观点很快成为众矢之的,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但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和对王实味斗争的升级及对其问题性质的定性,他对交际舞会和延安其他问题的批评便上升到了政治高度,范文澜、(李)伯钊等对王实味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的话语进行了彻底的和无限上纲的批判。尽管王实味遭到了上纲上线的批判,但至少说明有一部分人是反对举办周末舞会这样的业余娱乐活动的。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基层社会的交际舞会则比较少了。
经历了“王实味**”后,舞会仍然回到了“上层”社会,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杨家岭、枣园、王家坪成为整风运动后交际舞会的主要场所,舞者主要是中共高级领导干部,“每逢星期六,王家坪照例要举行舞会,江青和愉快的叶剑英是舞会的中心人物。朱德是个跳舞能手”。
一位在延安从事机要工作的人员回忆说:“不论在杨家岭,还是枣园,中央书记处和机关举行周末舞会的时候,都是我们机要科的同志担任乐队伴奏,所以能比较多的见到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延安的上层社会中,交际舞会还有着相当的魅力,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周末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
除了晚会、舞会等娱乐活动外,业余体育活动也是边区娱乐活动的主要内容。边区机关单位和学校因陋就简进行业余体育活动,如各机关单位很好地利用延河作为水上和冰上业余运动场所。美国友人马海德(乔治·海德姆)晚年回忆延安时期的业余体育活动时说:“每天,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战士、学生、工人和机关干部都成群结队地跑步,做集体操。午间,篮、排球场上总有排成长龙似的队伍,大家轮流换班打球„„夕阳西下,吃过晚饭后,山坡沟渠和延河两岸就更热闹了,球场上,空地上都是锻炼的人群,还有许多人在跳集体舞蹈,做集体游戏。” 延河丰富了延安工作人员的业余生活。球类运动是延安业余体育活动最主要也是参加人数最多的项目,几乎各个单位都有业余篮球队、排球队,有的还组成足球队。如马列学院组织的篮、排球队经常和党校等其他单位的球队比赛,“当时在延安轰动一时”。八路军将领朱德、贺龙等不仅是跳舞爱好者,也是体育场上的活跃分子,贺龙的120师篮球队在根据地是很有名气的,经常在延安同各单位球队比赛,从外地到延安参观的青年团也参加贺龙组织的篮球比赛。
朱德是延安的体育爱好者和组织者,“在朱总司令的带领下,体育比赛遍地开花,篮球赛、排球赛、足球赛、游泳赛等等”。体育活动不仅丰富了参与者的生活,也丰富了其他人的业余生活,如“延安的人们,热爱体育,每次球赛,热心的群众都从延河两岸拥向球场,球场边上的山坡成了很好的看台,坐的、站的人山人海,为两边选手叫好加油”。这些都反映了体育活动在边区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作者: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代中国研究所教授)
延安时期的自由与民主 作者:邢小群
曾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的何方,回忆1938年他在延安的学习、工作经历,令人回味。
一集合就唱歌
我在延安的生活有一大半是在抗大度过的。延安的普遍整风开始后,很快转为肃反和抢救运动。这就使延安各机关学校的生活分成完全不同的两个阶段。我在这里谈的是前一段。
那时的延安,到处洋溢着一种自由、活泼、生动、欢乐的气氛。自由的空气,和平民主的精神,也许是我们这些青年学子到延安后最重要的感受。
延安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也许就是《延安颂》上说的“到处传遍了抗敌的歌声”。只要一集合,就要唱歌。
唱歌,最热闹的还是集合开会的时候。无论会议规模大小,歌声总是此伏彼起,啦啦队也是喊个不停。而且还经常“啦”到了中央领导人和有说唱特长的人。荣高棠就是因为演出“卖梨膏糖”的节目,连名字也改了(后来把高糖改为高棠)。有领导人参加的会也就“啦”领导,包括毛泽东、朱德、张闻天。记得有一次朱德就在不断的喊声下,被迫站起来唱了一首北伐时的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齐欢唱!”
不同特色的报告
那时延安的会也特多。除了延安的中央首长常给大家作报告外,从前线、大后方和国外回来的或来访问的人,也经常被请来做报告。记得1940年朱总司令在学习节的大会上动员大家学习时就讲过,不久前在西安的一次国防会议上,他就把胡宗南等国军将领讲得没话说了,原因就是他学过辩证法,那些家伙却不懂。他那时讲话还有点旧社会的语言影响。提到云南起义后他任旅长时在四川打的一次胜仗,他说,“那次战役是谁指挥的?就是兄弟我!”
有一次印象特别深的是王明的报告。大约是1939年春天,他才开完国民参政会从重庆回来,给大家讲参政会的斗争。那时等级制度并不森严,听报告的人可以在报告中间或报告后向报告人随便提问题,站起来问也行,但递条子的多。王明正讲着,就有人递条子问:我们共产党有七名参政员(按:指毛泽东、陈绍禹、董必武、林伯渠、秦邦宪、邓颖超、吴玉章),其他人都去,为什么毛主席一次都没去过?王明回答也很俏皮。他说,你们会不会下象棋?难道不知道双方的将帅是不能见面的,一见面不就将起军来了?实际上六中全会已经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王明自己发言也说要众星捧月。但是这一情况没向下传达,各种会上对毛泽东的介绍仍然是“我们党的领袖之一”。所以对王明的答复我们并没听懂,以为只是指军事统帅:一个是国民党军委委员长,一个是我方的军委主席。实际上王明指的是两党领袖。
墙报与直接写信
提起办墙报,就令人想起在延安前一时期的民主气氛。各单位的墙报,除发表学习心得、问题争论等以外,谈时政和向组织提意见也是重要内容。墙报上的意见,领导或者没看或者不好讲,反正往往没人理,还不如直接写信。
我在1941年一个短时间内就写了两封信。一封是写给贺龙的,说的是同一个连队的学员,抗大每年每人发一套衬衣,但对120师调来的人,还再给他们发一套。我说,这本来已经是山头主义了,而且还在助长和培养山头主义。后来贺龙专门派人来向我作了解释。虽然没能说服我,但表明人家还是把我的意见当作了一回事。第二个意见是关于生活问题的,具体内容已经想不起来了。信是直接写给校领导的。当时三分校的校长是许光达,副校长是陈奇涵。来我们大队讲话的是陈奇涵,他对我提的问题作了答复和解释。但由于我的署名用了个“何方谨上”,他答复时就念成了“何方谨同志”,一时变成笑话。在当时,提意见是一种很平常的事,一些文化人还写成文章发表在报纸或刊物上。
人和人是平等的
在延安的生活中,给人一个很重要的感受,就是觉得人和人是平等的,是确实认为上下级只是分工不同。那时中央领导也很随便。在街上遇到,也是各走各的,可以打招呼,也可以不打招呼。一次我就看到,毛泽东见何思敬走过来,赶忙上去打招呼。而何思敬却只点点头就擦肩而过了。还有一次也是我亲眼看到,陈云进延安城北门被站岗的挡住,问他是哪部分的,为什么不系风纪扣。陈云规规矩矩地扣上风纪扣才让进去。
那时延安没汽车,有些人连马也不骑。毛主席后来坐的是洛杉矶华侨捐赠给八路军抗战用的小巴士。在抗大总校上前方去以前,我在延安看到骑自行车的只有罗瑞卿和他的警卫员。据说是他用《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在大后方出版所得稿费买的。另外,吴玉章老人因怕骑马危险,在延安常看到他骑毛驴。
延安时期的“跨国婚姻”
李德和李丽莲
延安时代的“跨国婚姻”并不鲜见,最为著名的要数李德和李丽莲。上世纪30年代,共产国际向中央苏区派出军事顾问李德,即奥地利人奥拓·布莱恩(笔名华夫)。李德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失误众所周知,这里只说他生活上的“毫末细节”。
李德到江西苏区时正值三十出头,自然有正常的生理上的需求。据美国著名专栏作家、《纽约时报》副总编辑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称:“李德于1933年10月抵达中国时,满以为红军与其他军队一样,他指望有随军的女性可以陪他睡觉。但是苏区没有妓女。”(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李德寓所离共青团机关的宿舍不远。当时共青团的一位领导人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妻子。李德对这位年青妇女垂涎欲滴,想与她同枕共眠。他主动给她送礼„„那位丈夫很快就意识到他在搞什么名堂。李德的不‘检点’很快传到了领导层面,这是从未遇到过的棘手事儿,但听任洋顾问如此放肆,影响确实也不好。一些同志,可能还包括翻译伍修权在内,采取措施挽救了局势。”最终组织上找到了一位名叫肖月华的年青农妇。
肖月华是出身贫苦的广东姑娘,长得虽不怎么漂亮,但为人厚道,当时在少共中央局秘书长胡耀邦身边工作。肖月华也是一位老革命,17岁那年由海丰县妇女协会执委、彭湃夫人蔡素屏介绍入团。在领导“软硬兼施”的磨泡下,肖月华抱着“为革命牺牲”的精神同意嫁给李德。正如朱德夫人康克清所言:肖月华是把李德看成第三国际和革命的“代表”,所以凑合着与李德一起过了。也是据索尔兹伯里所言,著名女作家丁玲对肖月华嗤之以鼻:“她充其量只不过是个乡巴佬!”其实,丁女士此言差矣!这种有违人权和婚姻道德,由组织上定夺的婚姻“配给”,在中国,特别是在部队,一直持续到上世纪50年代。抱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观念,肖月华随李德到了延安,甚至在他的指导下学会了烤面包。当肖月华给李德生了个皮肤黝黑的儿子后,连毛泽东也调侃李德:“这可无法证实日耳曼民族优越的理论了。”后来,毛泽东还一直记得李德、肖月华夫妇这个儿子。王炳南的德国夫人王安娜(安娜利泽,中共长江局国际宣传组成员)随夫婿抵达延安,毛泽东初次见面便问王安娜:“你儿子(王黎明)的头发是金色还是黑色?眼睛像妈妈一样吗?是蓝色的,还是黑的呢?”“皮肤是白色的,还是接近中国人的颜色?”毛泽东不顾王安娜脸上的惊愕神色饶有兴味地寻根刨底。当王安娜明确表示儿子是“黑头发、黑眼睛”,“接近中国人的颜色”以后,毛泽东才抚掌笑曰:“这真有趣!”“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也是黑头发、黑眼睛,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一般说来,你们德国人总是以德国的强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么也敌不过我们中国人!我们的人种好像比你们强呢!”(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三联书店出版社1980年版)
但是,这种组织上介绍乃至一手包办的婚姻十之八九是悲剧。果不其然,在李德移情别恋投奔延安的上海影星李丽莲之后,肖月华最终找到了毛泽东。听完肖月华的哭诉,毛泽东说:“博古那时把李德奉若神明,言听计从,要什么给什么,需要女人,就将你提供给他,实在是荒唐,造成这场婚姻悲剧。”不过,毛泽东最初也想做“和事佬”,毕竟这是桩涉外婚姻,尤其还与共产国际、与苏联人有牵连。但肖月华去意已决,经调解无效,边区政府民政厅同意离婚。
肖月华解放后任职湖南省交通厅(办公室主任),尔后调回部队,授大校军衔。1983年11月3日病逝。而令李德情有独钟的李丽莲身材颀长,俏丽动人,更兼天生一副好歌喉。1937年与后来成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一起离沪来延安。由于李丽莲不仅能演戏,还能歌善舞(为上海“天一”影业公司演员,曾在胡蝶主演的《皇后的新婚》等片中配唱),很快担任了延安鲁艺音乐系助教。离婚后的李德与李丽莲正式结婚,李德也转为中共党员。但好景不长,婚后不久,李德便于1939年8月奉命返苏,留给李丽莲的是无限惆怅与清泪涟涟。新中国成立后,李丽莲大部分时间从事民间外交,曾参加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并历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全国妇联国际联络部副部长等,1965年4月在北京病故。定居民主德国的李德则于1974年去世。
郑律成与丁雪松
另一对“跨国婚姻”是丁雪松和郑律成。1918年生于重庆巴县的丁雪松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20世纪70年代末先后出使荷兰和丹麦,此前历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朝鲜处副处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长等职。
丁雪松幼年失怙,父亲丁开科英年亡故,家中生活十分清贫,主要靠母亲做手工活、摆小摊苦度光阴。丁雪松早年就读于教会学校重庆文德女中,她才华出众,唱歌、弹琴、舞蹈无师自通,成绩名列前茅,屡获教师好评。丁雪松于193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年初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第3期学习。在中国女子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时任学生会副主席、俱乐部主任。她是在“抗大”这座革命大熔炉里与同龄的异国青年郑律成相识并相爱的。丁雪松说:“1938年初,我到了延安。那是一座充满了青春活力的歌咏之城,到处回荡着嘹亮的歌声。”“那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我和‘抗大’女生队的几个同志到延安北门外散步,初次见到一个体型瘦削,腰杆笔挺,眉宇间显得英俊而刚强,身穿黄色军大衣的人。他是我们队长赵玲的客人郑律成——来自朝鲜的一个革命青年。后来在我担任队长以后,又常常看到他活跃的身影。他有时穿着灰色的军装,有时穿件褐色的茄克。当他在晚会上出现的时候,他的节目很独特,嘴里吹着口琴(用铁丝把口琴系在头上),怀里弹着曼陀铃,脚下踏着打击乐器,一身而三任。我想这也许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但在当时延安这样简朴而热烈的晚会上,不正需要这些来自四面八方、有着各种艺术才能的青年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以活跃大家的文娱生活么?有时他引吭高歌,那宏亮抒情的男高音,具有一种感人的魅力”。1918年生于韩国全罗南道一个贫寒家庭的郑律成,原名郑富恩,是著名作曲家,国际主义战士。郑律成的3个哥哥,都参加了朝鲜和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1933年春,15岁的郑律成和一批青年志士从朝鲜木浦登上了“平安九”轮船,来到中国南京,进了朝鲜在华抗日团体所办的“朝鲜革命干部学校”。1937年9月,郑律成在李公朴等人的帮助下,和爱国青年—起奔向延安。他作曲的《八路军进行曲》(即《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经邓小平签署命令,被中央军委颁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郑律成的另一代表作品是《延安颂》,正是这首被誉为“用心抒写世界上所有争取和平的人们”的作品,成了他和丁雪松喜结良缘的“媒人”。1937年秋,到延安不久的郑律成,就想写一首优美、战斗、激昂的歌曲来歌颂延安。1938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延安城里大会结束后,郑律成和“鲁艺”的几位朋友站在北门外山坡上,眼前是唱着歌、呼着口令的青年男女踏着整齐的步伐奔向各自宿地。嘹亮的歌声和口号声响彻云天,传遍山野田间,郑律成的心和整个延安城一起沸腾,他要求身旁的女诗人莫耶给他写个歌词:“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 丁雪松这样回首往事:“在延安的 9 一个晚会上,我见到了郑律成,他和女高音唐荣枚同志合唱他刚谱就的《延安颂》„„郑律成当时是抗大的音乐指导,我任抗大女生队队长,他常到我们队来教唱歌。我们就这样结识了,以后,我们常在一起漫步、聊天,无话不说。”(丁雪松《〈延安颂〉和〈八路军进行曲〉》)
丁雪松于1941年12月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秘书,差不多同时,她与郑律成结婚。此前,郑律成一度在政治上受到某些人的“怀疑”(怀疑为“特务”)。由于他写了《延安颂》等有影响的歌曲,才保留了党籍。抗日战争胜利后,经中央批准,丁雪松与郑律成去了朝鲜工作。中朝正式建交后,丁雪松和郑律成面临着三种选择:一是丁雪松加入朝鲜国籍并转为朝鲜劳动党党籍,长期留在朝鲜工作;二是两人分手,从此各奔东西;三是郑律成随丁雪松回中国。后经周恩来批准,并征得金日成同意,两人相继回到中国。1950年9月初,郑律成不愿在祖国受难的时候离去,他的心情十分矛盾,最终他让丁雪松带着7岁的女儿先行回国。1950年9月中旬,美军在仁川登陆,人们纷纷撤离战火笼罩的平壤,郑律成扎上干粮袋,装上火柴和盐,准备背着77岁的老母亲撤离平壤。此时,我国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柴成文同志,派吉普车把郑律成母子送过了鸭绿江,随后乘火车匆匆赶到北京。郑律成于 1976年病故,丁雪松现已是91岁高龄。
李敦白与魏琳
由李先念、王震介绍,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大书记批准加入中共的著名国际友人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先后娶了两位中国姑娘。他在延安则是和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英语播音员魏琳结婚。魏琳原名蒋琳琳,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肄业,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熟悉鲁迅先生《日记》和《书信集》的朋友都会依稀记得一位名叫蒋抑卮的人物,他便是魏琳的祖父,与鲁迅有长达30年的交往情谊。正因为蒋抑卮是鲁迅留日的挚友,于是有人穿凿附会地将魏琳说成是“浙江绍兴东浦人”。其实,蒋抑卮是地地道道的杭州人,从蒋抑卮到魏琳,蒋家在杭州已繁衍5代,实为杭州郡望。
虽然出身金融巨贾,但由于战争,魏琳的生活依然颠沛流离。1942年她从上海著名的教会中学中西女中毕业考入沪江大学。据魏琳回忆,这时,她“对共产党的认识还是模糊的”。1943年那个酷热的夏天,不满20岁的魏琳终于迈出了第一步。她这样写道:“出于反对日寇占领上海这样一点非常浅薄的爱国想法,更主要的是为了脱离大家庭,逃避现实、追求新鲜,追求所谓的‘不平凡、不空虚’的生活,我离开了生活了19年的家到国民党区去了。”“1943年,我经江西到成都。又于1945年3月到了重庆,上国民党的中央大学。在外文系二年级借读”。在这里,魏琳读了《新华日报》、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社会科学基础教程》等一类报刊书籍,对社会发展规律、国民党的统治及解放区的民主生活都有了一些了解,“以后就被吸收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
1946年2月25日,由美国、国民党、中共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委员会签订《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简称《整军方案》)。中共方面急需大批英语翻译人员,周恩来指示:要在半个月内从重庆、成都的大学中挑选100名左右政治上可靠、有一定英文水平的大学生,作短期培训后,准备在有美方人员参加的国共整编军队时担任中共方面译员。“因为是要给美国人当翻译,坐的是美国人的飞机。登机前,我们都改了名字。我原名蒋琳琳,改了母亲的姓,叫魏琳。飞机经过北平飞到张家口,聂荣臻同志接见了我们”。魏琳这样回忆道。
在张家口的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外语干部训练班里,学员享受营级干部的生活待遇。训练班学员编成几个小组,自学为主,教员辅导,并请国际友人李敦白、美国记者库莉训练听力,还邀请聂荣臻、罗瑞卿、姚依林、马辉之、杨春圃等领导同志到班上作报告。
李敦白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1945年夏天,他随美军踏上中国大地,来到西南边陲云南省昆明市。从那一刻起,24岁的青年李敦白便开始书写自己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李敦白成了中国共产党唯一的美籍党员,他曾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众多中共高层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毛泽东称他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纽约时报》亲切地叫他“中国女婿”,“四人帮”则诋毁他是“美国特务”。在华35 年间,李敦白曾两次入狱,在狱中度过了近一半的时光。1949年1月21日李敦白因“斯特朗间谍案”在西柏坡入狱,他被指控“接受美帝国主义指示,破坏中国革命”,1955年4月4日获释,毛泽东、周恩来向李敦白当面道歉。然而,后来中国人再次犯错,而且是同样的错——
“文革”初期李敦白身为北京外国人造反派组织“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领袖人物,一度在北京“红得发紫”,但却被四人帮诋毁为“美国特务”、“国际间谍”而遭逮捕。1967年8月底,“中央文革”派人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将李敦白软禁。1968年2月21日,又以“美国特务”罪名被送至秦城监狱关押,于1977年11月19日出狱,前后监禁长达9年8个月零1天。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新闻访谈节目《60分钟》主持人迈克?华莱士称:李敦白“曾利用与邓小平的亲密关系,说服邓接受了我的60分钟采访。这在西方新闻界的来往中,是唯一的一次。”(《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李敦白在昆明时于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担任中文专员,处理民间事务。这使李敦白有机会看到中国社会的黑暗腐败,听到底层百姓的痛苦呻吟,并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传颂一时的“朱毛”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二战结束,李敦白却不想回国,他想方设法让自己滞留中国。李敦白调赴上海的美军陆军总部工作。通过地下党的帮助,李敦白在上海结识了宋庆龄的秘书、廖承志的姐姐廖梦醒(英文名辛西娅)。未几,宋庆龄先生介绍李敦白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任职,负责把粮食送往受灾地区,从此脱离美军。廖梦醒点燃了李敦白的“延安梦”:“别回去了,与我们在一起。留在中国,到延安去。”于是李敦白奉命前往武汉“联总”办事处报到,并从那里往北进入大别山区。在此期间,李敦白利用职务之便给了中共一份丰厚的“见面礼”:1946年春,李利用美国记者的特殊身份,从美方代表白鲁德那里弄到了准确情报,将国民党军队准备对中原解放区首府宣化店发动进攻的机密告诉了中共。后来,见到周恩来时,李敦白投奔延安的想法还得到了周的支持。按照周恩来的意见,李敦白将和纽约一个救济组织的代表普莱丝小姐一起奔赴北平,准备从那里搭乘美军军用运输机进入延安。但此计划却遭到了美军的拒绝,连叶剑英出面也无济于事。叶剑英提议让李敦白去张家口,那里的新华广播电台正在筹建英语广播,缺少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协助工作。当地最高指挥官聂荣臻也要求李敦白留下。
李敦白与魏琳的爱情种子便是在张家口播下的。在贫瘠的黄土地上,爱情种子顽强地发芽并开花结果。李敦白与魏琳是名副其实的“师生恋”。李本是有妻室之人,只是1945年离开美国时,他的第一次婚姻便因妻子红杏出墙而临近崩溃。李敦白毕竟是洋人,在昆明时也“鬼 11 混过几次,与一些吉普女郎搂抱亲嘴”。尽管适逢燕尔之喜的老朋友李先念将军在延安已经豪情满怀地向其承诺:“我们打赢这场战争后,我就是武汉市的市长,到时候你就可以过来生活,我帮你找个当地最漂亮的女孩做老婆。”但是李敦白似乎等不及,他也无法习惯没有女人的日子。在收获爱情果实的秋季来临之前,即便是对魏琳动情之后,李敦白在感情上也一再“出轨”。他首先迷上了刚回延安不久的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养女孙维世:“在延安,我迷上了孙维世,她非常迷人,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是在周恩来的窑洞,当时周恩来正在接受斯特朗的采访,我对她一见倾心。她有张非常甜美的脸,漂亮的头发,大眼睛充满了幽默和智慧的光芒。她善良机智,红润健康,又有点男孩子气。我怕她拒绝,所以尽力与她建立起脱俗的柏拉图式的友谊。”与孙维世同岁的李敦白倒还算有点自知之明,不敢造次唐突。李敦白哪里知道,这位后来成了著名表演艺术家金山的夫人的孙维世,连青年林彪都为之心旌摇荡,足见其风采魅力。孙维世是革命烈士孙炳文长女,著名话剧导演艺术家、戏剧翻译家,李敦白第二次身陷囹圄时,孙维世亦于1968年10月14日惨死狱中,年仅47岁。李敦白的感情漂泊,直到魏琳对其最后“锁定”才宣告结束。从相爱到波折、到花好月圆,两人终成眷属,李敦白在回忆录里写得很翔实:
那时,每天晚上我都从电台送她回家,一路欢声笑语。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已深深爱上了她,直到她突然割断我们之间相恋的可能。“我们不能再接近了”,她说,因为她在等未婚夫从布拉格回来。于是我的自尊心阻止我再做进一步的表示。不久我便离开张家口,远远离开了她。但就在我动身去延安的那天,我察觉到,其实在她内心深处,并不像外表所表现的那般抗拒。她在我床头放了一副亲手织的手套,还附上一张深情的字条:“这副手套是我为你织的”,她用英文写道,“我会永远珍惜我们的友谊”„„
我还是很难做到不露声色„„魏琳终于递给我一张小纸条。其实我一直在等着她某种形式的拒绝,因此当我看到她那张挽成结的纸条上写着“我们必须谈一谈”时,心立刻沉了下去。我几乎可以肯定,她要告诉我的是:我们之间必须保持距离„„
那天吃完午饭,我便按照她的指示,忧伤地坐在房间里等她。她进门后,径直走到房内另一头的椅子上坐下。我坐在炕上,等她开口。“我们必须谈谈”,她说,“我再也受不了这样子下去,对我们的工作也不好”。这正是我最害怕听到的,“怎么了?”我问。她哭了起来,大颗的泪珠从圆脸上滚下来。她用手捂住泪眼,啜泣着说:“我从来没想到我会同时爱上两个人。” „„
当我们手牵手走出那个小房间时,似乎没有人对此感到惊讶„„一旦魏琳改变心意,爱情便势如破竹。
1947年10月,我和魏琳结婚。
按照规定,我们向组织提出申请„„婚礼很喜庆。一帮朋友自发布置了我的房间,婚礼就在那里举行。廖承志发挥漫画天分,画了一幅巨大的画像:一个戴眼镜的外国人对魏琳丰满的身姿垂涎欲滴,上端还题了两句打油诗:“洋人何必忧天,有情必成眷属”。
后来,李敦白入狱后的第3年,也就是1952年,苦苦等候的魏琳申请离婚。李敦白杳如黄鹤,魏琳选择再婚,并与新的夫君携手至今„„(作者:浙江财经学院中国外交人物研究所所长宗道一)
第二篇: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救助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救助
抗战时期,由于战争频繁、自然灾害严重,大量的战争难民、灾民纷纷逃难至相对处于和平环境中的陕甘宁边区,加上边区受到自然灾害的民众,以及边区当地的老、弱、病、残、幼和贫困烟民,需要社会救助形势非常严重。当时的陕甘宁根据地受到严重封锁、可耕土地资源贫乏、需要给养的军队、机关人员众多。在这种情况下,执政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分层分类、因人制宜的制定并实施了救济贫民难民、优待军属、保障妇幼等多个方面的救助制度和措施,保障灾难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广泛的民众基础。
一、制定政策、成立机构、保障社会救助有序开展
边区政府十分重视社会救助工作,从制定政策、拨发款项、成立机构、组织人力物力等多个方面开展社会救助工作。从抗日战争开始的1937年起,陕甘宁边区先后制定并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抗日军人优待条例》、《优待移民实施办法》等一系列具体的法律法规,保障社会救助顺利开展。
调整和设立专门机构,负责社会救助。1937年10月,西北办事处司法内务部改组成民政厅。下设民政、社会保障、卫生三科,负责拥军优抗、安置抚恤及掌理民事调节、赈灾备荒、社会救济、儿童保育、疾病防疫等社会保障事项;成立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并命令延安市政府会同该市工会组织成立职业介绍所,以方便外来难民贫民寻找职业;边区还建立了难民收容所、抗敌后援会、抚恤委员会等等。依靠不断完善和救助政策支持,依托救济机构的有效工作,陕甘宁边区的各项社会救助政策得以顺利开展。
二、因人制宜采取救助措施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需要救助对象的种类很多,有移民及难民、灾民、抗属、贫困居民、孤老病残、儿童等,陕甘宁边区政府针对不同的救助对象采取了不同的救助措施,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1.妥善安置移民及难民。针对大量的战争难民、灾民涌入陕甘宁边区的情况,边区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救助移民及难民。一是制定并颁布《优待移民实施办法》、《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等政策,以帮助边区内外各地难民贫民的顺利迁移。当地政府在税收、义务劳动、医疗卫生等方面对移民提供优惠措施。并在政治权利方面保证移民与一般居民平等的民主权利。二是划定特定区域作为移民开垦区,帮助移民到达开垦区,并帮助移民解决耕地、住宿、粮食、种子、农具等问题。先后将延安、甘泉等七县定为移民开垦区。据统计,从1937年~1945年,边区各级政府共安置移难民63850户。共计266619人。
2.实施政府赈灾,发展互济备荒,有效保障灾民基本生活。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土壤贫瘠,气候条件比较恶劣,自然灾害经常发生,边区也存在灾民问题。针对灾害导致大量灾民的现象,边区政府采取了拨粮筹款、借粮借贷、以工代赈、社会保险、建立义仓等一系列赈济灾民措施,帮助灾民渡过难关。
3.军人优恤救助工作占有突出地位。陕甘宁边区为了激励抗战将士士气,提升抗日部队战斗力。维护后方社会稳定,始终将抚恤抗日牺牲战士、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和安置残废军人、退伍军人及老病弱抗日将士等救济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先后出台了《陕甘宁边区抚恤暂行办法》、《边区优待革命军人烈士家属条例》、《陕甘宁边区复员方案》等一系列旨在消除军人后顾之忧和家属生活之虑的优抚安置政策,主要包括优待军人、保护军婚、抚恤残废、退伍安置和优待抗属等救助举措。这些举措的实行维持了抗属和退伍军人的基本生活水平,促进了边区社会的稳定;调动了群众参军参战的积极性,提升了军队战斗力。据统计,抗战期间,边区政府共安置退伍军人1.5万余人,优待抗日军烈属10万余人。有80%以上的边区群众参加了各种抗日救国团体。
4.采取有针对性的方式救助贫困居民。陕甘宁边区的贫困居民产生的原因各不相同,比如,因病、丧失劳动力致贫、吸食大烟致贫、因懒惰致贫等。边区根据贫穷原因采取不同的救助方式,对因病、丧失劳动力致贫,采取政府救助,互助生产等方式进行救助。对吸食大烟致贫的,通过改造、舆论引导,制定法律法规等方式,帮助烟民戒烟,扶助其生产与生活,从而使大部分烟民摆脱了烟毒的危害。自食其力。对于因懒惰致贫者,开展改造二流子运动等方式,促使他们脱贫。
5.孤老病残、儿童予以特殊照顾。孤老病残、儿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没有劳动能力,需要特殊的救助方式。边区政府采取区别对待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救助:有生产资料而无劳动能力的,通过发动群众或组织代耕队的方式予以帮助;对无生产资料也无劳动能力的,则发给一定的赈款、赈物。此外,边区还建立养老院,有效救助无依靠的老人;设立“陕甘宁边区难童教养院”对遭受战争灾害的难童进行“统一收养,培植成人,将来为人民服务”。
三、陕甘宁边区社会救助的作用及不足
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救助直接关系到边区的稳定与发展,是政权建设的重要部分。边区政府开展的各项社会救济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基本上保障了边区人民的生活需要,使边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社会安定,边区出现了“没有乞丐,没有失业工人”的良好局面。边区的社会救助政策稳定了社会,赢得了民心,陕甘宁政权得到了广大农民和工人的拥护,人们积极参军、筹集物资,支持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
当然。由于抗日战争时期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特别是陕甘宁边区财政也十分紧张的现实情况。党和边区政府制定的社会救助措施及其实施难免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抗战初期对社会救助事业重视程度不够,对灾难民形势估计不足,安置没有统一规划;以“不饿死一个人”为目标的社会救助低层次性;医疗卫生救助方面能力有限等等,但执政陕甘宁边区的中国共产党不断拓展救助渠道,采取多种救助形式,保障了边区社会的稳定发展。
四、陕甘宁边区社会救助对当前社会救助政策的影响
陕甘宁边区推行的社会救助措施,虽然是在革命斗争年代施行的,但对于今天的社会救助工作,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2014年5月1日,《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统筹各项社会救助制度的行政法规,将已有的成功社会救助做法上升为法规制度。使各项社会救助有法可依,为今后履行救助职责、规范救助行为提供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同时,也为保障受助对象基本生活、解决急难问题构建起完整严密的安全网。从这部法律中间,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陕甘宁边区社会救助工作的一些继承,还可以看到社会救助工作的改进和发展。
1.管理机构方面。陕甘宁边区负责社会救助的机构是民政厅,下设民政、社会保障、卫生三科,统筹管理边区社会救助工作。现行《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规定国务院民政部门统筹全国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国务院民政、卫生计生、教育、住房城乡建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相应的社会救助管理工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民政部门在社会救助工作中承担重要角色是一脉相承的,但现行的管理机构因为分工的原因,职责更加的明确。
2.社会救助内容方面。陕甘宁边区社会救助工作包括拥军优抗、安置抚恤及掌理民事调节、赈灾备荒、社会救济、儿童保育、疾病防疫等事项。现行的社会救助工作包括最低生活保障,特困和受灾人员、医疗、教育、住房助、就业、临时等多个救助方面。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变化,抗日战争时期。军人优恤救助工作占有突出地位:战争难民是需要特殊照顾的群体。现在处于和平年代,客观条件的变化,这两项内容被取消。现行的社会救助工作更加的细化,对每个救助内容规定了明确的工作环节和方法。突出了社会救助的细致细化,救助范围更加全面。
3.救助原则方面。现行社会救助制度坚持的要给基本原则是:托底线、救急难、可持续,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相衔接,社会救助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其目的是保障公民基本的生活、医疗、卫生、教育等基本生活权利。陕甘宁边区救助原则“不饿死一个人”为目标,这是与边区政府财政经济状况相一致的一个保障目标。两者都体现了一个基本原则:社会救助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4.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健全违法违纪责任追究机制是现行社会救助的新亮点。现行救助制定明确规定“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等社会力量通过捐赠、设立帮扶项目、创办服务机构、提供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社会救助。”同时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七种行为提出了明确的责任追究要求。这是陕甘宁边区社会救助中所没有的,也是新的《社会救助办法》的一个新亮点。
第三篇: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英雄王二小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的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出现了一位全国闻名的抗日小英雄,他的名字叫王二小。王二小牺牲时才七岁,在日本鬼子扫荡一条山沟的时候,为了掩护几千名老乡和干部,他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日本鬼子把王二小挑在枪尖摔死在大石头的上面。干部和老乡脱离了危险,小英雄王二小英勇牺牲了。王二小的动人事迹很快传遍了解放区,每一个老乡都含着眼泪,歌唱二小放牛郎。
抗日小英雄王二小英勇牺牲50多年了,但是,他的英雄事迹和献身精神将永远鼓舞和激励我们,他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抗日小英雄王二小英勇牺牲后,他的英雄事迹传遍了解放区的每一个村庄,感动着每一个老乡。真挚感情,不仅使人听了无比悲痛,而且激励斗志,催人向前。
今天,我给大家讲了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的故事,最后,我想把《歌唱二小放牛郎》唱一遍。用歌声来缅怀英雄,同时表达我们继承和学习英雄革命精神的决心
第四篇: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渭南地区活动纪事
1936年
12月12日 西安事变爆发。杨虎城令西安绥靖公署特务二团由白水开赴渭南。12月15日杨虎城部第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在大荔叛杨投蒋,镇压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次日,南京国民党空军轰炸华县、三原、渭南等地。
12月17日 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等到西安,后向张学良、杨虎城详细说明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深得张、杨的赞同。
同日 南京国民党军进入潼关,20日进攻华县。
12月19日 红二方面军进驻三原、泾阳、富平一带,准备迎击南京国民党军的进攻。
12月中旬 西北各界救国会联合会派崔清瑞、罗勉、董振魁、董延福赴澄城,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澄城抗日救国牺牲团成立,杨兆春任团长,张堃生任副团长。
12月21日 澄城县5000民众在县城召开市民大会,成立澄城县各界抗日联合会。大会发出拥护张、杨八大主张的通电,举行示威游行。澄城县保安大队长张绍安率部起义,响应西安事变。中共澄城县委书记张鼎安和张绍安,率起义部队和抗日救国牺牲团的300余人,连夜占据县北社公山下的崖畔寨。30日,敌军攻破崖畔寨,张鼎安、张绍安等11人牺牲。中共澄城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12月下旬 中共陕西省委成立,陆续派员分赴各地恢复和整理党的组织。
1937年
1月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南京国民党军进军蒲城等地。2月2日,东北军第六师师长檀自新叛张投蒋,在蒲城镇压抗日救亡运动。
2月初 红二方面军向富平县流曲一带集结,总指挥部进驻同官(今铜川市之城郊区)陈炉镇,第六师驻富平底店镇,第四师驻薛镇,第六军团驻流曲镇。
2月12日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报告中共中央:已派员赴韩城、澄城恢复党的组织。
2月 中共咸林中学支部、杜家村支部、赤水支部及渭南县城支部,先后恢复。
3月25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将陕西的国民党统治区划分为若干区。其中,渭华区包括潼关、华县、华阴、渭南、临潼5个县;蒲白区包括蒲城、白水2个县;韩合区包括韩城、合阳、大荔、澄城、朝邑、平民6个县。富平县属三原区。
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渭南、华县党组织建立中共渭华工委。工委成立后,刘玉堂任书记。王杰、袁健、姚明辉为委员。到5月底,工委下属5个支部、26名党员。
3月31日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报告中共中央:渭南、华县、韩城、富平等地的党组织已经建立和恢复。
3月 中共蒲城县工委成立,书记窦正芳。到5月底,下属7个支部、63名党员。
5月 中共韩城县委成立,书记孙昶。到月底,辖11个支部,98名党员。11月,段异文任县委书记,孙昶改任县委组织部部长。
7月22日 中共蒲城县工委报告省委:尧山中学的400余名学生百分之九十在党的影响之下,学校党支部已有60余名党员;农村有7个党支部、70余名党员,已成立了区委。
7月 渭南县赤水农业职业学校校长、共产党员王尚德,发动群众,将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国民党渭南县长强云程赶下台。
蒲城县抗敌后援会成立。进步人士孙辅丞任主任,高石生任副主任,共产党员马致远、刘拓、许尚志、周冬至任常委。
8月初 中共韩城县委指示共产党员张子超等在韩城县城开办韩城少年书报社,推销进步书刊,宣传抗日。
8月13日 华阴县罗山中心小学的共产党员及进步青年创办《民众五日刊》,由王子达任主编,宣传抗日救亡。后被国民党华阴县当局查封。前后8个多月共出刊50多期。
8月25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主力开赴前线抗日。31日,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作为出师抗日先遣部队,从韩城芝川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8月29日 八路军一二0师在富平庄里镇召开大会,与富平人民告别。9月3日出发,8日抵达韩城,10日晚韩城各界集会迎送。11日东渡黄河。
8月 中共陕西省委学生工作委员会派出数支学生工作团,分赴陕东各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9月9日 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蒲城县工委健全领导机关。月底工委进行调整,刘拓任书记。
9月13日 从泾阳县云阳镇出发的八路军总部,经富平、蒲城、白水,抵达澄城县城.澄城各界民众召开迎送大会。总指挥朱德和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先后讲话。14日,八路军总部抵达合阳,国民党合阳县政府召开迎送大会,朱德到会讲话,并在合阳中学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15日,八路军总部从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
9月18日 朝邑、华县、渭南、大荔等县召开纪念“九一八事变”6周年大会。
9月30日 从富平县庄里镇出发的八路军一二九师,10月3日抵达韩城县芝川镇,7日渡河东进。
9月 丁玲等率抗战剧团到韩城、渭南等地演出,宣传抗日。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队)华县咸林中学队部成立,共产党员郭铭丁、吴建章任队长。民先队组织进步青年20多人到渭北孝义等地宣传。
10月 韩城县小学教师联合会成立。共产党员段洁负实际领导责任。下辖14个分会,共有会员250余人。
秋,中共澄合临时区委成立,书记管建勋,负责澄城、合阳等地党的工作。
11月 民先队韩城县总队部成立,共产党员李启荣任总队长。
12月 共产党员武梦名、张少林、王德厚等,组织华县咸林中学及西安学生,成立富平县旅外同学抗战救亡工作团,有成员30多人,到富平县各地宣传抗日。
合阳教师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共产党员雷振华当选为主席。
是年冬至1938年春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委派爱国进步人士苏资琛任合阳县长,吕向晨任华县县长。崔孟博任渭南县长,张法杰任朝邑县长,续俭任平民县长。
1938年
1月上旬 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去延安途经韩城,中共韩城县委负责人看望了白求恩。
1月10日 在西安上学的共产党员王喜得(王博)等率10余名学生寒假工作团,分赴朝邑、华县、渭南、韩城、澄城、合阳、蒲城、华阴、潼关、平民、富平等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1月 渭南县小学教师抗敌后援会成立,冯光荣任总队长。
驻合阳的国民党一七七师,在合阳县城举办沿河各县学生军训大队,韩城、合阳、澄城、朝邑、大荔、蒲城、平民等县的200多名中学生参加。军训大队的政治工作,由一七七师和地方的共产党员担任。
2月 民先队合阳区队部成立,由杨秀峰负责。
中共蒲城县工委改为蒲城中心县委,刘拓任书记,窦正芳任组织部长,王永芳任宣传部长,杨天德任军事部长,马致远任统战部长,武学敏任青运部长。彭毓恒任妇女部长。3月,张策(王常毅)任中心县委书记,刘拓改任副书记.8月,张策调离,刘拓再任书记。中心县委内设常委、执委,领导蒲城、白水、大荔县党的工作。
在中共渭华工委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临渭华工委,刘庚任书记。3月,中共临潼县委成立,刘庚任书记;中共渭华工委恢复,刘玉堂任书记。
渭华工委决定,在华县和华阴的交界处成立中共柳枝区委,李进宽任书记,负责华阴县党组织的发展工作。
共产党员翟贞祥在澄城县城开办曙光派报社,推销进步报刊和书籍。
3月13日 在中共渭华工委支持和协助下,渭南县长崔孟博召开全县紧急动员大会。一批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相继担任了县政府和地方团队中的重要职务。
3月19日 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报告省委:中共澄合临时区委已取消,工作完全交王俊负责。
3月20日平民县成立渡河杀敌游击队(后改名华北挺进军第一队、陕西警备第二旅游击第二支队)。后渡河参战坚持47天,阵亡12人,伤17人。
3月 中共富平县工委成立,邵武轩任书记。
合阳县抗日民众自卫大队正式成立。县长苏资琛兼任大队长,共产党员梁步六(一七七师参谋)、管建勋先后任副大队长。各级政治工作干部多数由共产党员担任。全县共有队员2万多人,有七八个中队(2000多人,枪支占全县自卫队总枪数的三分之一)在中共合阳党组织的影响之下。
中共朝邑特支成立。不久,成立中共朝邑县工委,张重义任书记。
民先队华县咸林中学队部组织两个抗日救亡工作团,分赴渭南县固市等地宣传。华县当局强令解散了成林中学的民先队组织。在中共富平县委支持下,共产党员师源、刘茂坤等在庄里镇组织60余名青年,成立了富平县抗日义勇军。4月下旬编入国民党八十四师胡景铎营,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参战,阵亡12人。
3月底 中共沿河特委在合阳县城大众书店成立。王俊任书记,苏史青、白云峰、胡达明、薛焰、吕剑人等先后任特委委员。领导韩城、合阳、澄城、朝邑、大荔、平民县党的工作。是年夏改为中共沿河地委。
4月30日 在中共沿河特委组织下,合阳县政府召开民众大会,隆重悼念一七七师及抗日民众自卫大队阵亡烈士。
4月 中共朝邑县工委领导的七七书报社成立,推销进步报刊和书籍,宣传抗日救亡。
民先队韩城县总队部在狮山召开代表会议,讨论巩固组织,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战等问题。民先队西北总部派员参加会议。韩城民先队员发展到600余人。
5月3日 中共蒲城中心县委在4月份的工作报告中,向省委汇报了县动员委员会的情形:学校教员每夜轮流给市民和农民上课,到乡下小学教唱抗日歌曲;党睦区成立了4处夜校、两个妇女班;县上相继召开了三四次群众大会,欢送青年参军杀敌。
5月6日 中共澄城县委成立,刘振邦任书记。
5月上旬 在中共渭华工委支持下,渭南县抗日义勇军壮丁队成立,共产党员宋蔚青任队长。义壮队由县城移驻沋河川望岗岭。渭南县动员各界民众,在东塬、西塬挖战壕,准备以西塬、秦岭为依托,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沈志民,在渭南县崇凝左尹小学主持渭华工委会议宣布:省委决定撤销中共渭华工委,成立中共渭南县临时县委和中共华县县委,刘玉堂任中共华县县委书记,沈志民兼任中共渭南临时县委书记。7月,正式成立渭南县委,沈志民任书记,王杰任副书记;不久沈志民调回省委,王杰任书记。
5月 中共合阳县委成立,贺三多任书记。9月,贺三多离开合阳,管建勋继任书记。
6月 中共韩城抗日救亡团体党团,以全县小学教师联合会名义召开全体教师会议,推选12名代表清算国民党县长王文光贪污抗日军费的款项。王文光畏罪潜逃。
7月 在中共沿河地委支持下,共产党员雷振东、雷德时在合阳县甘井镇组织民众抗日自卫军。准备以黄龙山为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8月 华县青年救国会总会成立,由冯浪、姚江森、安秀杰负责。会员320人。
9月初 民先队蒲城县队部成立,共产党员赵志刚当选为总队长。
中共沿河地委决定将中共朝邑县工委改为县委,书记由沿河地委委员王喜得(王博)兼任。
中共固市中学支部开办一二九书报社,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由共产党员左天恩负责。1941年春被国民党地方当局查封。
10月 蒲城县青年救国会成立,由共产党员焦新业、戴明仁、史宝贤负责,有会员530人。
中共陕西省委派员分赴陕东各地,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国民党朝邑县党部查封了七七书报社。马子健在安仁开办利群实业社和便民盐店,张殿臣在西高明开设杂货铺,张义伍在西高城开办纺织劳作厂,刘钟谐等在盐池洼开设盐场,薛思斋、马腾云等在两宜开办文具店,继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为党筹集活动经费。中共朝邑县委将一批难民安排在黄龙山,建立五姓村,准备在黄龙山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是年冬 中共洛川特委派吉文超等到澄城、合阳、韩城的北山一带开展工作。
是年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陕东的中共组织得到空前的发展。相继建立12个县级以上的党组织,党员发展到2400多名,动员2000多人赴延安或安吴青训班学习。
1939年
1月初 共产党员杨兴林与他人合资,在白水县城开办新新书店。这个书店成为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和抗日宣传阵地,1940年初国民党白水县党部查封。
1月 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前后,国民党陕西当局撤销了苏资琛、崔孟博、吕向晨等人的县长职务,派出一批反动分子到陕东任职,镇压抗日救亡运动,制造反共摩擦。
中共韩城县委派孙中令、党俊鸿、张士珍、范彦亭等,在西庄镇成立大众消费合作社,借此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2月 中共华阴特别支部成立。下辖3个支部20多名党员。
3月5日至13日 日军多次出动飞机轰炸潼关、合阳、渭南、大荔、朝邑、平民等地,炸死炸伤群众数十人,炸毁房屋百余座,30余处起火。沿河各地群众积极备战,准备迎击日军进攻。
4月 中共白水县工委成立,赵振仓任书记。
中共华县县委进行调整,至11月,赵希愚、白云峰、高诚相继任县委书记.县委下辖4个区委、20个支部。有党员200多名。
8月 孙昶继段异文,任中共韩城县委书记。
吴杰继管建勋,任中共合阳县委书记。
在中共华县县委的领导下,张作芳在下庙田村开办书店,王仲儒在县城西关开办图书馆,刘世雄、王化民在高塘开办报馆,形成党内书刊发行网。
共产党员王化蛰、刘生哲在渭南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9月 李纪(李志博)继刘拓,任中共蒲城中心县委书记。次年5月,由李作济接任。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撤销中共沿河地委。原来由地委领导的组织,改属省委领导。
10月16日至18日 日军飞机连续轰炸蒲城县城,投弹200余枚,民众死伤78名。
10月 国民党蒲城县当局镇压要求迁校的蒲城中学**。逮捕学生50余名,并将8名送西安劳动营关押,开除42名。11月又逮捕了共产党员许尚志。
11月 侣瑞庭继王喜得,代理中共朝邑县委书记。
韩城少年书报社被国民党驻军一O九师查封。中共韩城县委改办益智书店,继续进行抗日宣传工作。
中共洛川特委派杨昆、弥生发等,协助吉文超,在澄城县东北区、赵庄、冯原、合阳甘井村,相继成立两个党的区委和—些直属党支部。
1940年
1月初 国民党“商同区动员指挥部”成立,在陕东强化其“保甲连坐法”,不断制造反共摩擦。
4月25日 共产党员王韵清,被国民党蒲城县长王抚洲派入暗杀。5月,共产党员刘生俊在渭南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4月 牛长令继吴杰任中共合阳县委书记。
8月18日 中共中央做出《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提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根据中央决定,陕东各县党的组织陆续转入荫蔽斗争时期。
8月 中共华阴县工委成立,高诚任书记。先后发展党员49名。
10月 为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中共朝邑县委派马子健、李志谦、张殿臣、韩星五等,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分头向边区运送棉籽、棉花、土布、医药、枪支等。
12月20日 驻华县的国民党第一军包围咸林中学,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6名。1941年1月1日,他们再次寻衅开枪打死学生4人、打伤5人,酿成惨案。咸中学生通电全
国,迫使国民党当局处决了凶手驻军副官王子正。
1941年
2月 中共渭南县委书记王杰调省委工作,县委工作由权秉华主持。
5月 国民党蒲城县当局制造摩擦,公开反共,相继逮捕了中共蒲城中心县委书记李作济、青委书记武学敏及各区委的干部。李、武叛变、出卖组织,在《西京日报》上发表《脱离共产党宣言书》。蒲城、白水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而停止活动。
5月28日 赤水农业职业学校学生刘含真(共产党员)被捕叛变,学校党组织被破坏,王尚德、赵葆华等5人被捕。
7月 驻华县国民党军包围搜查咸林中学、少华女中、县教育局、新华县报社。先后逮捕共产党员、各界进步人士、青年学生16人,并将其中的3名女生解送西安劳动营关押。
8月 中共澄城县委的领导成员杨力生等先后调往陕甘宁边区,县委工作由王万荣、雷俊斌分片负责。
9月4日至12日 日军多次出动飞机轰炸平良、韩城、渭南、朝邑、华阴、潼关、蒲城、华县等地。
12月 根据中共中央社会部指示,西安情报处决定建立西安——华阴——大荔——朝邑——澄城——延安交通线,下设5个交通站,负责传递情报。交通线的工作由共产党员吴卜亭负责。
1942年
1月 中共陕西省委派员到陕东传达省委扩大会议精神。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应处于更加荫蔽的状态,一般不发展党员,不发生横的组织关系,不进行集体活动,主要是广交朋友,进行统一战线工作。陕东各地的不少共产党员,陆续参加国民党的各种组织,进行合法的斗争。
是年底 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中共陕西省委与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委合并,成立中共关中地委,统—领导关中分区和陕西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陕东党的组织改受中共关中地委领导。
1943年
2月 中共洛川特委在澄城、合阳、韩城、蒲城、白水、富平北部及大荔、朝邑等地建立的党组织得到较大发展。孟树林到澄城东高原开办“集义合”杂货铺,以此为据点,领导这些地方党的组织。
是年 陕东地区的共产党员通过合法斗争,迫使国民党地方当局撤销了大荔中学校长王子宜,华阴县敷水镇镇长赵光谋等反动分子的职务,打击了顽固派的势力。
1944年
6月 日军在河南击溃国民党汤恩伯部,连续攻陷36座城池,河防形势再度紧张。中共中央在延安作了动员,提出“保卫延安,保卫陕西,保卫大西北”口号。中共关中地委派权秉华等到渭南、华县、富平、澄城等地传达中央和关中地委指示,部署抗日游击战争工作。
10月 中共洛川特委派刘树合(刘振忠)、雷振伯回澄城,组织抗日武装。
中共关中地委派刘邦显、黄绪森等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在澄城韦庄镰山中学建立秘密据点,收集国民党的情报。
1945年
2月23日 中共关中地委组织部统计:1936年至1944年,陕东几个县的共产党员数量,富平50名,渭南90名,华县140名,华阴15名,韩城300名,澄城132名,合阳206
名,朝邑368名。
2月 刘树合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发展到300余人,枪140支,正式组建为抗日联军澄城游击支队,刘树合任支队长。6月25日,刘树合在黄龙木耳坪被内奸刘薛焰暗害,部队分散隐蔽。7月,中共洛川特委派孟树林在澄城组织革命武装,开展武装斗争。
白水县李满尧联络30多人,成立游击队,活动于北原、收水等。同年4月,李满尧等被内奸杀害,游击队遂解体。
7月 中共关中地委派权秉华等回陕东,传达党的“七大”精神。
8月15日 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经8年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陕东各地的党组织开始恢复与整顿。
(本文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资料 本报记者 刘 娜 整理)
第五篇:抗日战争时期的音乐作品
抗日战争时期的音乐作品
1937年7月7日—1945年8月15日
一、《毕业歌》
歌词: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田汉词、聂耳曲。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青年学生生活道路坎坷,歌曲表达了一代青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激情,因此深为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所喜爱,在我国革命斗争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毕业歌》随着影片公映,旋即成为热血青年投身抗日救亡的进行曲。许多青年高唱《毕业歌》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
二、《义勇军进行曲》
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田汉词,聂耳曲。原为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歌,后伴随着全国救亡运动的热潮,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成为最著名的一首抗日歌曲。新中国成立后,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事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东北大地上燃起了民族自卫抗争的烽火。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纷纷兴起。2月起,部分东北各抗日武装力量改编为抗日联军,继续在各地区进行抗日斗争。意义:义勇军在战斗中牵制了十数万日军和伪军,给日伪军以巨大打击。它打响了抗日战争的第一枪。
三、《五月的鲜花》
歌词: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遮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正顽强地抗战不歇。如今的东北已沦亡了四年,我们天天在痛苦中熬煎。矢掉自由更矢掉了饭碗,屈辱地忍受那无情的皮鞭。敌人的铁蹄已越过了长城,中原大地依然歌舞升平。‘亲善睦邻’呵卑污的投降,忘掉了国家更忘掉了我们。再也忍不住这满腔的愤怒,我们期待着这一声怒吼。怒吼惊起这不幸的一群,被压迫者一起挥动拳头。
光未然词,阎述诗曲。1935年,当日寇兵进山海关、威胁平津时,二十余岁的张光年以笔名“光未然”写下了独幕剧《阿银姑娘》。该剧的序歌就是《五月的鲜花》。紧接着,作曲家阎述诗为这首歌谱了曲,使这支歌颂抗日志士、反对卖国投降的爱国抒情歌曲飞遍了全国。
四、《铁蹄下的歌女》
歌词:我们到处卖唱,我们到处献舞,谁不知道国家将亡为什么被人当做商女?为了饥寒交迫,我们到处哀歌,尝尽了人生的滋味,舞女是永远的漂流,谁甘心做人的奴隶,谁愿意让乡土沦丧?可怜是铁蹄下的歌女,被鞭打的遍体鳞伤!
许幸之作词,聂耳谱曲,创作于1935年,是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渐加深,以黄自为代表的爱国作曲家,写出了一些呼吁团结抗敌,奋起救亡的歌曲。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革命音乐家,通过开展左翼音乐运动,创作了许多反映阶级压迫和民族危机下人民群众的苦难生活和思想感情,具有群众性、战斗性的歌曲,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对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兴起,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歌曲《铁蹄下的歌女》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
五、《松花江上》
歌词: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
张寒晖词曲。“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占领了东北,几十万东北军和人民流亡关内。当时西安街头也出现了大批东北军和东北的流亡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流离失所,啼饥号寒。当时在陕西省立西安二中任教的张寒晖见到这种流浪徘徊的惨景,和着泪水开始创作。1936年底,在西安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游行队伍中,西安二中的同学们唱起这首歌曲走上街头。此歌与1937年11月江陵作词、刘雪庵作曲的《离家》、《上前线》构成流亡三部曲。
事件: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此为“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意义:它的爆发标志着亚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的揭开,同时它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世界格局。促进了中国社会性质转变。
中华民族得到了空前的觉醒和团结,民族责任感也迅速提高,广大民众和各界人士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有力的促进了两党的再次合作,从东北地区到西北地区,最后发展到全中国,终于开创了团结御侮,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新局面,实现了民族大团结。
六、《大刀进行曲》
歌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看准那敌人!把他们消灭,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麦新词曲。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处在前线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的大刀队,英勇杀敌,大显神威。当时在上海工作的进步青年麦新(原名孙培元),以满腔的爱国热情创作了《大刀进行曲》。这首歌激起了听众强烈的共鸣,以惊天地泣鬼神、气壮山河的气概,为中华儿女吹起了抗日的号角,敲响了日寇终将灭亡的丧钟!
事件: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处在前线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的大刀队英勇杀敌的。日军被宋哲元部大刀队迎头痛击,鬼子横尸遍野,第一次尝到了大刀的厉害。意义:鼓舞民族士气
吹响了中华儿女奋起抗战的冲锋号角。
七、《西征胜利歌》
歌词:红旗招展枪刀闪烁,我军向西征;大军浩荡人人英勇,日匪心胆惊。纪律严明到处宣传,群众俱欢迎,创造新区号召人民,为祖国战争!中国红军已到热河,眼看到奉天,西征大军夹击日匪,赶快来会面。日匪国内党派横争,革命风潮展,对美对俄四面楚歌,日匪死不远!紧握枪刀向前猛进,同志齐踊跃,歼灭日匪金田全队,我军战斗好。摩天高岭一场大战,惊碎敌人胆,盔甲枪弹胜利缴获,齐奏凯歌还!同志快来高高举起胜利的红旗,拼着热血势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铁骑纵横满洲境内已有十大军,万众蜂起勇敢杀敌祖国收复矣!
杨靖宇词曲。杨靖宇为了同北上抗日的红军取得联系,派部队进行了第一次西征。这次西征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也取得了一些战绩。为了鼓舞士气,将军创作了这首歌曲。
八、《保卫卢沟桥》
歌词:敌人从哪里来,把他打回哪里去。中华民族是一个铁的集体,我们不能失去一寸土地。兵士战死,有百姓来抵。丈夫战死,有妻子来抵。中华民族是一个铁的集体,我们不能失去一寸土地。敌人从哪里来,把他打回哪里去。敌人从哪里来,把他打回哪里去。
冼星海作曲。1937年7月7曰,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以北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这一无理要求遭到拒绝,日军当即炮轰宛平县城和卢沟桥。中国驻军第29军官兵奋起反抗,击退日军数次进攻。7月7日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序幕,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日。史称“七七事变”或“卢沟桥事变”。
九、《抗日军政大学校歌》
歌词: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活泼严肃。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凯丰作词,吕骥作曲。1937年1月,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为激励学员努力学习,肩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1937年11月,毛泽东让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凯丰为抗大谱写一首新的校歌,以取代原来的《红大校歌》。
十、《长城谣》
歌词: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梁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自从大难平地起奸淫掳掠苦难当,苦难当奔他方骨肉流散父母丧。没齿难忘仇和恨日夜只想回故乡,大家拼命打回去哪怕贼掳逞豪强。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十万万同胞心一条新的长城万里长。
潘孑农词刘雪庵曲。这是1937年毕业于上海国立音专的刘雪庵为左翼电影《关山万里》创作的,以长城为主题的插曲。《长城谣》经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在新加坡演唱并灌制成唱片在国外发行,大大激起了东南亚和欧美侨胞的爱国热情,他们纷纷捐款,支援抗战。
十一、《游击队歌》
歌词: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高高的山冈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抢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贺绿汀词曲。“八•一三”事变爆发后,贺绿汀随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一队沿沪宁、陇海、同蒲铁路线做抗日宣传工作,于1937年底到达晋西南的临汾,住在城郊的刘庄八路军办事处。此时他创作了这首献给八路军全体将士的歌曲,在洪洞县高庄召开的八路军总司令部高级将领会议的一次晚会上首次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事件: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企图在华北制造第二个满洲国,1937年8月13日晨,日舰重炮向我闸北轰击。日海军陆战队一部,由天通庵及横浜路方面,越过淞沪路冲入宝山路,向我驻西宝兴路附近的保安队射击。我军为自卫计,予以抗击。“八·一三”淞沪抗战由此开始。战役本身持续了三个月。战争最终以上海陷落而告终。
意义: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标志两国之间全面战争的真正开始,卢沟桥事变后的地区性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粉碎了“三个月灭亡中国”计划。
1937年的作品:《大众的歌手》、《武装保卫山西》、《保卫卢沟桥》、《离家》、《保卫国土》、《歌八百壮士》、《热血》、《只怕不抵抗》、《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日落西山》、《黄河之恋》、《巷战歌》、《故乡》、《为了祖国的缘故》、《思故乡》。
十二、《在太行山上》
歌词:在太行山上,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铁壁铜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气焰千万丈。听吧,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小鬼子贼坏呀小鬼子贼狂,小鬼子到中国来奸淫烧杀抢。母亲叫儿上太行去打打小东洋,打得鬼子屁股尿流只喊爹和娘。小嘎子空手也缴了鬼子的三八枪,二小放牛郎让鬼子也受骗上了当。地道战呐地雷战还有游击战,抗日烽火燃烧在那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让它在哪里灭亡。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让它在哪里灭亡。
桂涛声词,冼星海曲。1938年7月,由张曙、林路、赵启海等在武汉纪念抗战一周年歌咏大会上唱出,迅速传遍大后方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
事件: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辞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
意义: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华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开始。
中国人民经过流血牺牲、艰苦抗战,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赢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十三、《到敌人后方去》
歌词: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不怕雨,不怕风,包后路,出奇兵,今天攻下来一个村,明天夺回来一座城,叫鬼子顾西不顾东,叫鬼子军力不集中。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两路夹攻才能打得赢,两路夹攻才能打得胜!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不论西,不论东,从北平,到南京,到处有我们游击队,到处有我们好弟兄,看日本军阀有什么用,看日本军阀有什么用?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我们的旗帜插遍了东三省,我们的旗帜插遍了黄河东。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
启海词,冼星海曲。抗日战争爆发后,冼星海参加了洪深领导的上海演剧第二大队,深入田间地头、工厂矿井,宣传救国救亡。此时,群众性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进入高潮。
事件:南京沦陷后,日本军国主义气焰更为嚣张。1938年,为打通津浦铁路,使华北、华中侵占区连成一片,日本侵略军企图夺取徐州的门户台儿庄,为进攻徐州做准备。中日展开激战,最终中国取得台儿庄大捷。意义:徐州会战,是继凇沪会战、太原会战之后中国战场上又一次大规模的会战。
十四、《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
歌词: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合军,创造出联合军的第一路军。乒乓的冲锋陷阵缴械声,那就是革命胜利的铁证。正确的革命信条应遵守,官兵和士兵待遇都是平等;铁一般的军纪风纪都要服从,锻炼成无敌的铁军。一切的抗日民众快奋起,中韩人民团结紧;夺回来丢失的我国土,结束牛马亡国奴的生活。英勇的同志们前进吧,打出去日本强盗,推翻‚满洲国‛。进行民族革命正义的战争,完成那民族解放运动。高悬在我们的天空中,普照着胜利军旗的红光。冲锋呀,我们的第一路军!冲锋呀,我们的第一路军!
杨靖宇词曲。1938年6月1日,老岭高干会议结束后,正式成立了第1路军总司令部。当晚,杨靖宇豪情万丈,在(辑)集安五道沟密营提笔创作了著名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并亲自向部队教唱。豪壮的歌声,展示了抗联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和豪迈气概。这首歌曲充满了对革命必胜的信念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它振奋了军威士气,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传播了党的抗日政策。
十五、《延安颂》
歌词:夕阳照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洒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奔腾,千万颗青年的心。埋藏着对敌人的仇恨,在山野田间,长长的行列结成了坚固的阵线。看群众已抬起了头,看群众已扬起了首。无数的人和无数的心,发出了对敌人的怒吼。士兵瞄准着 枪口,准备和敌人博斗。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城墙,筑成了坚固的抗日的阵线。你的,名字,将万古流芳,在历史上,灿烂,辉煌。
郑律成作词,莫耶作曲。1938年,一个夏日的傍晚,鲁迅艺术学院的学生郑律成在延安城北门外的山坡上,眺望着英姿勃勃的抗大队伍,激发起创作灵感。他打算谱一首曲子,并鼓动文学系的莫耶写出了《歌颂延安》。后来这首歌被更名为《延安颂》,当时许多国统区的青年正是唱着这支歌,奔向延安,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延安颂》由此成为延安精神的象征。
十六、《黄河大合唱》
歌词: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西山冈万丈高,河东河北。高梁熟了,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靳逞英豪!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卫家乡!
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光未然词,冼星海曲。1938年11月武汉沦陷后,诗人光未然(即张光年)带领抗敌演剧三队,从陕西宜川县的壶口附近东渡黄河转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途中亲临险峡急流、怒涛旋涡、礁石瀑布的境地,目睹黄河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聆听了悠长高亢、深沉有力的船夫号子。
事件:1938年10月24日,长江北岸日军进占黄陂,逼近汉口;长江南岸日军推进到距武昌仅30公里的葛店附近,逼近武昌。日军已对武汉形成了东、北、南三面包围的态势。1938年11月武汉沦陷.意义:万余中国人惨遭屠杀,日本在公立学校推行奴化教育,大大加深了中华民族危机,使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938年的作品:《在太行山上》、《露营之歌》、《第一路军军歌》、《军民合作》、《游击军》、《参加八路军》、《做棉衣》、《战时催眠曲》、《西北青年进行曲》、《阿侬曲》、《江南三月》、《毕业上前线》、《中国人》。
十七、《八路军进行曲》
歌词: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是工农的子弟,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从无畏惧,绝不屈服,英勇战斗,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听!风在呼啸军号响,听!革命歌声多嘹亮!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解放的战场,同志们整齐步伐奔赴祖国的边疆,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向最后的胜利,向全国的解放!
郑律成谱曲、公木作词。解放战争时期被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八一”建军节前夕,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1939年的作品:《新年大合唱》、《开荒》、《思乡曲》、《嘉陵江上》、《八路军军歌》、《新四军军歌》、《二月里来》、《延水谣》、《祖国的孩子们》、《酸枣刺》、《红缨枪》。1940年的作品:《胜利进行曲》、《垦春泥》、《黄桥烧饼歌》、《满江红》。
十八、《苏州夜曲》
歌词:君がみ胸に 抱かれて闻くは...........被你拥在怀中 聆听着 梦の船呗 鸟の歌........................梦中的船歌 鸟儿的歌唱 水の苏州の 花散る春を................水乡苏州 花落春去 惜しむか 柳がすすり泣く................令人惋惜 杨柳在哭泣 花をうかべて 流れる水の..............漂浮着花瓣的 流水 明日のゆくえは 知らねども............明日流向何方 可知否 こよい映した ふたりの姿...............今宵映照 二人的身影 消えてくれるな いつまでも.............请永远 不要抹去 髪にか饰ろか 接吻しよか..............装饰在发稍上吧 轻吻一下吧 君が手折し 桃の花......................你手折的 桃花 涙ぐむよな おぼろの月に...............泪眼迷蒙 月色朦胧 钟が鸣ります 寒山寺...................钟声回响 寒山寺
西条八十作词,服部良一作曲。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拍摄过很多美化战争,粉饰东亚共荣的影片,这部《支那之夜》便是其中山口淑子(李香兰)《苏州夜曲》之一,内容讲述一个中国女子爱上日本青年的故事。战后,这样立意的电影自然遭人唾弃,而片中的歌曲也就难免受到牵连,成了问题歌曲。
十九、《南泥湾》
歌词:花篮的花儿香 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 来到了南泥湾 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 好地方来好风光 好地方来好风光 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当年的南泥湾到处呀是荒山 没呀人烟 如今的南泥湾 与往年不一般不一呀般 如今的南泥湾 与往年不一般 再不是旧模样 是陕北的好江南 陕北的好江南 鲜花开满山开呀满山 学习那南泥湾 处处呀是江南是江呀南 又战斗来又生产 三五九旅是模范 咱们走向前呀 鲜花送模范
1943年,这首曲子诞生在延安,是以马可为主要创作人的团队作品。1943年春节,延安鲁迅艺术学校的秧歌队来到南泥湾,向三五九旅的英雄们献上新编的秧歌舞《挑花篮》,《南泥湾》是其中的插曲。此曲旋律优美、抒情,热情歌颂了开荒生产建立功勋的八路军战士,歌颂他们把荒凉的南泥湾改造成了美丽的“江南”。全曲可分为对比性的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曲调柔美委婉,后半部分欢快跳跃,最后采用五度上行的甩腔手法结束全曲。歌曲吸收了民间歌舞的音调和节奏,加上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融抒情性与舞蹈性为一体,更加生动感人。
事件:日寇占领武汉后,即改变侵华策略,逐步将主要军事力量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国民党也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路军于1940年底进驻位于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方圆上百里的南泥湾,开荒屯田,生产自救。
意义:是民族精神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体现,是激励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拯民于水火的精神源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柱,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941年的作品:《打个胜仗哈哈哈》、《行军小唱》、《新世纪的前奏》、《杜鹃花》。1942年的作品:《让地雷活起来》、《有吃有穿》。
二十、《歌唱二小放牛郎》
歌词:牛儿还在山坡吃草 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 不是他贪玩耍丢了牛 那放牛的孩子王二小 九月十六那天早上 敌人向一条山沟扫荡 山沟里掩护着后方机关 掩护着几千老乡 正在那十分危急的时候 敌人快要走到山口 昏头昏脑地迷失了方向 抓住了二小要他带路 二小他顺从地走在前面 把敌人带进我们的埋伏圈 四下里乒乒乓乓响起了枪炮 敌人才知道受了骗 敌人把二小挑在枪尖 摔死在大石头的上面 我们那十三岁的二小 可怜他死得这样惨 干部和老乡得到了安全 他却睡在冰冷的山间 他的脸上含着微笑 他的血染红蓝的天 秋风吹遍了每个村庄 它把这动人的故事传扬 每一个村庄都含着眼泪 歌唱着二信牛郎英雄王二小永垂不朽~!
词作家方冰、曲作家劫夫。在河北省涞源县出现了一位全国闻名的抗日小英雄,他的名字叫王二小。王二小牺牲时才十三岁,在日本鬼子扫荡一条山沟的时候,为了掩护几千名老乡和干部,他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气急败坏的日本鬼子把王二小挑在枪尖摔死在大石头的上面。干部和老乡因此脱离了危险。《晋察冀日报》在头版报道了王二小的英勇事迹。晋察冀边区的文艺战土方冰和劫夫被王二小的故事深深感动,根据报道,创作了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
二十一、《团结就是力量》
歌词: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 这力量是铁 这力量是钢 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向着法西斯蒂开火 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向着太阳向着自由 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 这力量是铁 这力量是钢 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向着法西斯蒂开火 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向着太阳向着自由 向着新中国 发出万丈光芒
牧虹词,卢肃曲。这首歌诞生于1943年6月,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平山县黄泥区的一个小村子。为了配合河北平山和山西繁峙的广大农村的减租减息斗争,牧虹和卢肃在三四天左右的时间里,突击创作了小型歌剧《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后来在解放战争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大为流行,成为“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的有力武器。
二十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歌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共产党辛劳为民族 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 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 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 他坚持了抗战八年多 他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 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942年,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狂言“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延安的《解放日报》针锋相对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为题发表社论,予以驳斥,指出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作者在平西根据地创作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1950年,毛主席建议在“中国”前加了一个“新”字,歌词“他坚持了抗战六年多”也改为“他坚持了抗战八年多”。
1943年的作品:《拥军花鼓》、《南泥湾》、《晋察冀小姑娘》、《雄鸡高声叫》、《翻身道情》、《大家唱》。
1945年的作品:《八路好》、《庆祝胜利》。
抗日战争的意义:
1、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它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奴役和压迫的耻辱,极大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
3、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抗击日军最多,付出代价最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中国抗战的胜利创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奇迹,它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国参与发起成立联合国并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有力地维护了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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