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论析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论析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一重要命题。在他这一时期的许多重要著作中,如《矛盾论》、《实践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论联合政府》等,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建设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科学论述了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文化建设的方针原则、文化建设的人才队伍、文化建设的领导力量等多个方面。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关于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观点、重要论述,形成了基本完整和相对成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为动员千百万人民群众进行抗战并争取战争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食粮,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值得我们认真进行梳理、学习、研究和借鉴。
一、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是由人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交织、共同作用构成的实践活动,文化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以人类本身的进化发展来说明文化的重要性。他指出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进一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人类拥有的文化越多,越脱离必然王国而越接近自由王国。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论证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既充分肯定了物质生产的终极决定力量。又充分肯定了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的巨大反作用力量。实现了二者的辩证统一,奠定了他们在科学史上的不朽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至理名言深刻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是对精神文化重要作用的高度褒奖。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重视文化建设,坚持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指导革命实践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艰巨的文化建设任务,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长期统治中国的目的,在其占领区内,建立奴化教育的统治机构与制度,提倡与利用中国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文化,培植为他们奴役中国人民服务的奴化文化。这种文化奴化政策,消弭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精神,加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危机。因此,为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实现国家解放民族独立,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必须组织起革命文化大军,用革命文化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文化。毛泽东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文化斗争,是没有硝烟的斗争,是另一条革命的战线,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共产党既要组织起浩浩荡荡的军事大军,又要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从文武两条战线展开斗争,使日本侵略者,不仅在军事上遭到打击,在精神文化上也要遭到打击,加速其失败,文化是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在毛泽东看来,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不仅仅是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民族独立的需要,而且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目标之一,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需要。他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在毛泽东所设想构建的新中国里,文化具有重要位置,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文化任何社会都是建立不起来的,文化与政治、经济三位一体,有机统一,不可分割。194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再次把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确立为未来新中国的基本目标之一,强调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毫无疑问,文化建设是毛泽东所追求和确立的国家建设重要目标之一。
二、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以其特定的指导思想为核心,从而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历经百般挫折、千辛万苦的历史必然。近代以来,面对中华民族文化危机,中国的仁人志士不断努力探索文化启蒙与文化复兴的道路。从洋务派对器物文化的青睐,到维新派对政治文化的关注,再到新文化运动对观念文化的变革;从中体西用,到西体中用,再到中西综合;从文化保守主义,到文化自由主义,再到文化激进主义等等,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启了中国新的文化自觉之路,执著地探索着一种新型现代文化,期间经历了漫长曲折的道路,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始终没有找到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毛泽东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
第二篇: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建党思想释析
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建党思想释析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共中央在全党有领导、有计划、有步聚地开展了闻名中外的整风运动。因为这次整风从延安开始而以延安的整风最为典型,所以通称“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是我党历史上一次最深刻最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历时四年多时间,共经历了三个时期,即整风准备时期、普遍整风时期和总结历史经验时期。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建党思想更加成熟和完备。
一、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党所处的历史方位
1.党内外现实情况迫切要求加强党的建设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采取了以劝降为主,以军事为辅的对华方针,对国民党的正面战场采守势,对共产党的敌后战场采攻势。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上提出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制造了一系列惨案,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活动,并在经济和政治上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汪精卫与此同时建立了伪政权,对日妥协、投降,国内局势一度出现了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险。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制定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并使党的工作卓有成效。但同时党内还存在着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自遵义会议以来,党从军事上、政治上纠正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但还没来得及从思想上系统地彻底清算这种错误,对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同时,1937年王明本人回国后,极力向全党发放他自己的《两条路线》小册子,并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报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一时间内造成了党内干部和党员的思想上混乱。二是随着抗日战争的向前推进,我党已经跳出了狭隘的圈子成为全国性的大党,党员数量已增加70余万,这些新党员虽有强烈的革命积极性,但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表现明显,使党的方针、政策贯彻受到影响。三是由于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使得党不可能对全体党员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这也导致了党内干部和党员的马克思理论水平还不高,党员还不能正确地处理不正确思想。
如何克服和战胜外界的困难环境,如何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达到统一,由而完成抗日任务,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运用马克思主义水平,已势在必行。
2.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为党加强自身建设提供可能
1941年后,这些主客观条件已具备。一是敌后斗争虽处于艰苦困难的阶段,但进入相持阶段后,敌我斗争形势变化较小,特别是陕甘宁边区局势稳定,为延安整风运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后备保障。二是自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上做出了不再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的组织事宜,尤其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中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明确指出,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以增加中央领导机关同志间的亲密团结。三是此时期我党已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并且有一批
比较了解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骨干。四是我党在思想上、理论已有了最基本的准备。
二、主要内容
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建党思想比较丰富,涵盖了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就其毛泽东个人而言,毛泽东建设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著作中,如《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论联合政府》等;就其集体知慧结晶而言,还包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所提出的一些党建思想。
1.明确了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一大特色,也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条重要原理。
延安整风阶段,毛泽东明确提出了“着重思想”建党的论断,并概括了思想建设的基本内容,阐明了思想建设的原则和方法。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把党的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并解释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同时,他还论述了党内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两种错误态度,一种是主观主义态度,一种是经验主义态度,并指出这种态度“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就是“没有党性,或叫党性不完全”强调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另外,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对此“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以解决“思想入党”的问题。
2.阐述了共产党员的党性和修养
抗日战争致使我党处于极其艰难的环境,如何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已成为共产党人回答的问题之一。毛泽东早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了共产党员的性质,指出“这种积极性,应使之具体地表现于各方面,即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并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人个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并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指出“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是叫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其次,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创立了共产党员修养理论。他着重论述了党员修养的概念、内容;强调了加强党员修养的必要性;提出了提高党员修养的方法。他指出,党员修养的内容归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无产阶段的革命战略战术修养,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并强调了共产党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就必须加强党性修养,唯有此才能保持共产党员的纯洁性的先锋模范作用。同时还提出了加强党员修养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终身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就党员个人来说,“就是要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忠诚纯洁的进步的模范党员和干部”。提出
了提高党员修养的途径就是既要参加革命斗争实践,又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此外,194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任弼时在宣传解释这个决定中,着重从增强党性与党的建设关系着手,论述了增强党性的特殊意义。他指出,增强党性要使党员自觉地、自动地、积极地服务于我党的最高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要切乎实际地运用马列主义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同一切非马列主义的思想观点做斗争,要以马列主义的原则指导自己的行动,个人利益要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为党的统一、团结而斗争,要遵守党的统一纪律,服从组织,克服无组织与散慢性,要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同时,他还指出增强党性的决定“告诉我们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如何来巩固党的团结”。对于全党起了教育作用,使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比过去更加统一。
3.论述了民主集中制是民主与集中的统一
早在延期整风时期之前,毛泽东就提出了党的组织建设要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党的机关和党员干部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并指出“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并鉴于张国焘严重点破坏纪律行为,重申了党的组织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另外,刘少奇在《论党》中详细的阐述了党内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制内含、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刘少奇在阐述党内民主集中制时指出,“我们的党,不是许多党员简单的数目字的总和,而是由全体党员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而党的领导者被领导者的结合体,是党的首脑(中央)、党的各组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依照一定规律结合起一的统一体。这种规律,就是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同时,他详细的论述了党内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指出“党内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他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它反映党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反映党的上组织与下级组织的关系,反映党员个人与党的整体的关系,反映党的中央、党的各级组织与党员群众的关系”。并强调了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路线要克服两种错误倾向,即:要反对“党内反民主的专制主义倾向,和党内极端民主化的现象”。
4.强调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我党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而解决党的组织路线特别是党的干部路线问题成为党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才德兼备”的干部标准,并论述了党的干部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关心和爱护干部的原则方法,从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干部工作的理论。他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同时还强调了实行“知人善任”的干部政策。
与此同时,际云在《论干部政策》一文中指出,“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二:政治,能力。两者不能缺一,以政治为主”。并提出选拔干部的原则应当是“德才兼备,以德为主。反对只顾才不顾德,也反对只顾德不顾才。才和德应该是统一的。才,不是空才;德,也不是空德。考察一个干部的才和德,主要应看其在完成任务中的表现”。他还用12个字:“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概述了党的干部政策和用人之道。这些重要原则丰富了毛泽东的“任
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
5.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正确党内斗争方针
在党的历史上,发生过陈独秀家长制领导和几次“左”倾错误领导,他们在党内斗争上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方针,针对此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把开展党内斗争比喻成治病救人,形象的指出“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不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由而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正确党内斗争方针。
其次,刘少奇在《论党内斗争》中系统地论述了党内斗争的根源、实质、必要性以及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原则和方法。他指出,党内产生矛盾和斗争有两面根源,阐述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间生党内斗争和分歧的社会根源,看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所引起党内许多不同意见是认识根源。并指出,党内斗争的实质就是思想斗争,即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并指出这种分歧可以发展到政治上的分歧、组织上的分歧,开展党内斗争是为了清除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不为之则“就要危害党,使党腐败下去”。他还提出了必须完全站在全党的利益上,在思想原则上划分界限,克服、避免党内斗争中的三种错误倾向,即防止“党内的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机械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党的组织问题上及党内斗争中的左倾机会主义;党内无原则的纠纷与斗争”。
另外,周恩来在总结党的建设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了必须正确开展反对错误倾向斗争,要反对唯成份论等错误倾向。
6.概述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经典的提出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
其一,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些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离开了这一点,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其二,关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并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同时,他还强调了正确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还必须改正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等弊病。另外,刘少奇在《论党》一文中指出,“所谓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告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他强调指出,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就是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就是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
其三,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形象用“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由而指出党内要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第三篇: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时期
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建党思想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雄厚广大,而产业无产阶级人数很少的国家。中国共产党要壮大发展自己的组织,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就不能不从农民及小资产阶级中吸收先进分子入党。中国的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他们受着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但是,由于农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农民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里边来,不但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内农民出身的党员占了绝大多数,而且也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带到党内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这是国际共运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艰巨任务。毛泽东等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者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认识到,党的性质不仅仅决定于党员的成分,更重要的还决定于党的指导思想和纲领。面对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现状,对于怎样根据中国特点进行党的建设,毛泽东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一、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毛泽东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整顿队伍,提高战斗力,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在三湾一个杂货店召开了前委会议,总结了大革命时期党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分析了队伍的政治思想情况,决定进行改编,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对军队的领导:一是党委制。开始建立各级党的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规定重大问题要经党委讨论决定。二是建立党代表制度,连以上各级建立党代表。三是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为了加强政治工作,改变了过去的建制。整个部队由党的前敌委员会作为最高指导机关,毛泽东任书记。大革命时党支部建立在团以上,营以下没有党组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都是这样,现在支部建在连队,意义重大。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立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1 ] 6593必须坚决纠正。这样,毛泽东不仅论述了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而且论述了思想建设的内容、途径和方法,从而奠定了党的思想建设的基础。其次,古田会议决议阐述了党的组织建设的原则和措施。在着重进行思想建设的同时,还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这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党的组织建设理论包括坚持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等内容。这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只有思想上的一致才能保证组织上的一致,而且组织上的一致又反过来巩固了思想上的一致,没有组织上的一致也就无法体现和巩固思想上的一致;党的干部工作是党的组织建设中的核心问题和重要内容,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保证。《决议》指出:‚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之执行非常之大‛。提出‚努力去改造党的组织‛,以使其‚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 2 ]88为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决议》明确提出并强调必须贯彻‚党的组织路线‛。其首要内容是‚党员发展的路线‛,要求注重在战斗第一线发展党员,并严格入党条件和入党手续。第二个内容是搞好红军中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强调‚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
[ 2 ]88为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决议》要求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是党结合实际的具体表现,是处理党内各种关系的法则,是巩固党的秩序的制度。组织建设的基本问题就是坚持民主集中制。毛泽东指出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就必须与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划清界限,反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等倾向,还要反对旧组织观点。《决议》针对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强调‚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即实行有领导的、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为此,要正确处理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路线,建立党的领导中枢;同时,领导机关要了解下情,以其作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为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决议》还对党的组织生活会作了明确规定。要求定期召开支部大会和小组会,‚会议要政治化、实际化‛,真正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并提倡‚反映无产阶级之积极活动的爽快的精神‛的会风,使会议‚真正实现了教育的意义。‛[ 2 ]92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所提出的组织建设的路线、原则和措施,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理论基础。最后,古田会议决议初步论述了党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问题。古田会议提出‚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问题,制定了端正党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三条重要措施。一是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是要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避免‚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三是要开展正确的党内批评,要把党
内批评当作坚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不应当把批评当做攻击个人的工具。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际,初步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古田会议决议是毛泽东建党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古田会议决议是建党的伟大纲领。
三、延安整风: 毛泽东建党思想进一步成熟、完备
延安整风运动,是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它的重点是解决马列主义与革命运动相结合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抗战时期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且也是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整风的原因,一是为了从思想上清算党内
‚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二是为了克服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全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三是为了坚持抗战,渡过难关,迎接新局面的到来。整风运动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整风运动的全过程,大致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准备阶段。时间是从1940年12月到1942年1月,共一年多一点时间,也叫做120名高级干部整风阶段。第二阶段为全党普遍整风阶段:时间从1942年2月到1943年10月。1942年2月1日,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标志着全党整风运动的开始。2月8日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4月3日,中宣部作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 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作了极其重要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整风在延安普遍开展起来了。第三阶段为总结阶段:时间是从1943年10月
到1945年4 月,也就是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为止。从一般单位和个人方面来讲,这一阶段主要是总结通过整风有了哪些提高,解决了哪些问题,还存在什么问题,找出原因和解决办法,写出整风总结和思想总结,巩固成绩,克服存在的问题。从党中央方面来讲,则是又回到120名干部中,继续学习和讨论党的历史,特别是对1931年到1934年这段历史进行讨论和总结。整风运动的内容,就是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提出的三条:‚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运动的方针,就是毛泽东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党中央为了贯彻好这个方针,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一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前提。二是提出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三是坚持了‚实事求是‛和‚一分为二‛的做法。四是采取了‚一看二帮‛的办法。在整风运动中,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最后达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这两个目的。后来毛泽东把这个方针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这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一个伟大贡献。延安整风运动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继五四运动之后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第一,经过延安整风,提高了全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使党的领导机关和广大的干部、党员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基本方向,使中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第二,经过延安整风,重新教育和训练了党内干部、一批抗战初期入党的新党员,为中国革命事业培育了大批治党治国的优秀人才,在全国各族人民中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三,经过延安整风,党进一步开拓了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独特的自我改造和建设的道路,在国际共运史上树立了无产阶级政党自我改造、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光辉典范。延安整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创造了解决党内矛盾和进行思想教育的有效的形式和方法,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党内整风的理论,标志着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思想建设的理论已经完整化、系统化,是对党的思想建设的划时代的伟大贡献。不仅对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也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了重大贡献。延安整风运动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第一,进行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学说的基本观点之一。中国的特殊情况,使党面临着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即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马列主义思想同非马列主义思想的矛盾。思想建设是党的各方面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是推动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中心环节。延安整风提出的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思想教育和改造我们的党员,通过整风,从根本上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觉悟,使他们不仅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真正从思想上入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在着重思想建设的同时,党也极为重视从组织上加强党的建设。思想建设是组织建设的灵魂,组织建设是思想建设的保证。延安整风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过程,从而维护了党内生活的正常秩序,发挥了全党的积极性,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使党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巩固。第二,党的思想建设,必须从党的历史和切身实际经验出发,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恩格斯指出:‚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 3 ]延安整风正是从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的路线开始的,主要是使党的高级干部从政治上分清是非,对王明的错误路线取得一致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全党普遍整风。广大党员和干部在普遍整风开始后,批判主观主义,懂得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思想觉悟有了明显的提高。在整风的基础上,党不仅成功地总结了22 年来丰富的历史经验,而且极有成效地提高了全党干部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培育了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治国安邦的各级领导干部。第三,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强调
作风建设是使党的路线、方针得以顺利贯彻的基本保证。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最先提出和使用了‚党风‛这个概念,使党的作风建设表现出了全新的精神风貌。毛泽东总结了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优良传统,把党的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他在党的七大提出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并把这种共产党人特有的作风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三大作风经过延安整风的理论升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作风规范。这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每一个历史时期,党的这一优良传统和作风都发挥了伟大的历史推动作用,是长久作用于我们党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党关于作风建设理论的提出,表明毛泽东建党学说达到成熟。第四,解决党内思想矛盾和斗争惟一正确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强调自我批评。毛泽东总结了党内斗争的经验,创造了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列主义教育的整风形式,制定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正确方针。这一方针的实质,是要处理好党内斗争与党的团结的关系。这个方针、方法已被延安整风运动的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延安整风树立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开展党内斗争的典范。毛泽东后来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概括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并提出了一整套贯彻这一方针的政策。这一方针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成为党的建设的一个根本原则,这一方针推广到党外,成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针。
四、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继续发展
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下,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就是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迅速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并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使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国共谈判的同时,中共于1949年3月5日-3月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
二中全会。这是党在全国胜利前夕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主要解决了将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后党的建设问题。毛泽东和党中央先后提出了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健全党委制等一系列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关于党的建设的学说。在党的政治地位将要发生重大转变的关头,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充分预见到了民主革命胜利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告诫全党要防止党内可能生长起来的骄傲自满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并特别强调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强调这些作风问题是由于:一是胜利后我党变成了执政党,掌握全国政权的党,往往因为有功并且处在和平环境中容易产生骄傲自满情绪,忘记革命目标,加上人民的感激,资产阶级的吹捧,更易如此。二是胜利了,敌人的糖弹善于袭击执政党中的意志薄弱者。那些不警惕、不易识破糖弹的人最容易被击中。毛泽东指出:‚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4 ]1328为了预防这种现象的发生,毛泽东号召全党同志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并明确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送礼,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道名和企业名,防止对个人歌功颂德。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8943.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4 ] 1328中国共产党这些深谋远虑的论断和措施,为执政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做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总之,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的建党思想日趋成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不仅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而且加强了党的作风建设,从而形成了首先从思想上进行党的建设,同时在组织上和作风上进行建设的完备的党建理论,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如何建设共产党的重大理论课题。
第四篇: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英雄王二小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的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出现了一位全国闻名的抗日小英雄,他的名字叫王二小。王二小牺牲时才七岁,在日本鬼子扫荡一条山沟的时候,为了掩护几千名老乡和干部,他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日本鬼子把王二小挑在枪尖摔死在大石头的上面。干部和老乡脱离了危险,小英雄王二小英勇牺牲了。王二小的动人事迹很快传遍了解放区,每一个老乡都含着眼泪,歌唱二小放牛郎。
抗日小英雄王二小英勇牺牲50多年了,但是,他的英雄事迹和献身精神将永远鼓舞和激励我们,他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抗日小英雄王二小英勇牺牲后,他的英雄事迹传遍了解放区的每一个村庄,感动着每一个老乡。真挚感情,不仅使人听了无比悲痛,而且激励斗志,催人向前。
今天,我给大家讲了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的故事,最后,我想把《歌唱二小放牛郎》唱一遍。用歌声来缅怀英雄,同时表达我们继承和学习英雄革命精神的决心
第五篇: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渭南地区活动纪事
1936年
12月12日 西安事变爆发。杨虎城令西安绥靖公署特务二团由白水开赴渭南。12月15日杨虎城部第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在大荔叛杨投蒋,镇压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次日,南京国民党空军轰炸华县、三原、渭南等地。
12月17日 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等到西安,后向张学良、杨虎城详细说明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深得张、杨的赞同。
同日 南京国民党军进入潼关,20日进攻华县。
12月19日 红二方面军进驻三原、泾阳、富平一带,准备迎击南京国民党军的进攻。
12月中旬 西北各界救国会联合会派崔清瑞、罗勉、董振魁、董延福赴澄城,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澄城抗日救国牺牲团成立,杨兆春任团长,张堃生任副团长。
12月21日 澄城县5000民众在县城召开市民大会,成立澄城县各界抗日联合会。大会发出拥护张、杨八大主张的通电,举行示威游行。澄城县保安大队长张绍安率部起义,响应西安事变。中共澄城县委书记张鼎安和张绍安,率起义部队和抗日救国牺牲团的300余人,连夜占据县北社公山下的崖畔寨。30日,敌军攻破崖畔寨,张鼎安、张绍安等11人牺牲。中共澄城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12月下旬 中共陕西省委成立,陆续派员分赴各地恢复和整理党的组织。
1937年
1月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南京国民党军进军蒲城等地。2月2日,东北军第六师师长檀自新叛张投蒋,在蒲城镇压抗日救亡运动。
2月初 红二方面军向富平县流曲一带集结,总指挥部进驻同官(今铜川市之城郊区)陈炉镇,第六师驻富平底店镇,第四师驻薛镇,第六军团驻流曲镇。
2月12日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报告中共中央:已派员赴韩城、澄城恢复党的组织。
2月 中共咸林中学支部、杜家村支部、赤水支部及渭南县城支部,先后恢复。
3月25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将陕西的国民党统治区划分为若干区。其中,渭华区包括潼关、华县、华阴、渭南、临潼5个县;蒲白区包括蒲城、白水2个县;韩合区包括韩城、合阳、大荔、澄城、朝邑、平民6个县。富平县属三原区。
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渭南、华县党组织建立中共渭华工委。工委成立后,刘玉堂任书记。王杰、袁健、姚明辉为委员。到5月底,工委下属5个支部、26名党员。
3月31日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报告中共中央:渭南、华县、韩城、富平等地的党组织已经建立和恢复。
3月 中共蒲城县工委成立,书记窦正芳。到5月底,下属7个支部、63名党员。
5月 中共韩城县委成立,书记孙昶。到月底,辖11个支部,98名党员。11月,段异文任县委书记,孙昶改任县委组织部部长。
7月22日 中共蒲城县工委报告省委:尧山中学的400余名学生百分之九十在党的影响之下,学校党支部已有60余名党员;农村有7个党支部、70余名党员,已成立了区委。
7月 渭南县赤水农业职业学校校长、共产党员王尚德,发动群众,将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国民党渭南县长强云程赶下台。
蒲城县抗敌后援会成立。进步人士孙辅丞任主任,高石生任副主任,共产党员马致远、刘拓、许尚志、周冬至任常委。
8月初 中共韩城县委指示共产党员张子超等在韩城县城开办韩城少年书报社,推销进步书刊,宣传抗日。
8月13日 华阴县罗山中心小学的共产党员及进步青年创办《民众五日刊》,由王子达任主编,宣传抗日救亡。后被国民党华阴县当局查封。前后8个多月共出刊50多期。
8月25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主力开赴前线抗日。31日,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作为出师抗日先遣部队,从韩城芝川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8月29日 八路军一二0师在富平庄里镇召开大会,与富平人民告别。9月3日出发,8日抵达韩城,10日晚韩城各界集会迎送。11日东渡黄河。
8月 中共陕西省委学生工作委员会派出数支学生工作团,分赴陕东各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9月9日 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蒲城县工委健全领导机关。月底工委进行调整,刘拓任书记。
9月13日 从泾阳县云阳镇出发的八路军总部,经富平、蒲城、白水,抵达澄城县城.澄城各界民众召开迎送大会。总指挥朱德和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先后讲话。14日,八路军总部抵达合阳,国民党合阳县政府召开迎送大会,朱德到会讲话,并在合阳中学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15日,八路军总部从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
9月18日 朝邑、华县、渭南、大荔等县召开纪念“九一八事变”6周年大会。
9月30日 从富平县庄里镇出发的八路军一二九师,10月3日抵达韩城县芝川镇,7日渡河东进。
9月 丁玲等率抗战剧团到韩城、渭南等地演出,宣传抗日。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队)华县咸林中学队部成立,共产党员郭铭丁、吴建章任队长。民先队组织进步青年20多人到渭北孝义等地宣传。
10月 韩城县小学教师联合会成立。共产党员段洁负实际领导责任。下辖14个分会,共有会员250余人。
秋,中共澄合临时区委成立,书记管建勋,负责澄城、合阳等地党的工作。
11月 民先队韩城县总队部成立,共产党员李启荣任总队长。
12月 共产党员武梦名、张少林、王德厚等,组织华县咸林中学及西安学生,成立富平县旅外同学抗战救亡工作团,有成员30多人,到富平县各地宣传抗日。
合阳教师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共产党员雷振华当选为主席。
是年冬至1938年春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委派爱国进步人士苏资琛任合阳县长,吕向晨任华县县长。崔孟博任渭南县长,张法杰任朝邑县长,续俭任平民县长。
1938年
1月上旬 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去延安途经韩城,中共韩城县委负责人看望了白求恩。
1月10日 在西安上学的共产党员王喜得(王博)等率10余名学生寒假工作团,分赴朝邑、华县、渭南、韩城、澄城、合阳、蒲城、华阴、潼关、平民、富平等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1月 渭南县小学教师抗敌后援会成立,冯光荣任总队长。
驻合阳的国民党一七七师,在合阳县城举办沿河各县学生军训大队,韩城、合阳、澄城、朝邑、大荔、蒲城、平民等县的200多名中学生参加。军训大队的政治工作,由一七七师和地方的共产党员担任。
2月 民先队合阳区队部成立,由杨秀峰负责。
中共蒲城县工委改为蒲城中心县委,刘拓任书记,窦正芳任组织部长,王永芳任宣传部长,杨天德任军事部长,马致远任统战部长,武学敏任青运部长。彭毓恒任妇女部长。3月,张策(王常毅)任中心县委书记,刘拓改任副书记.8月,张策调离,刘拓再任书记。中心县委内设常委、执委,领导蒲城、白水、大荔县党的工作。
在中共渭华工委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临渭华工委,刘庚任书记。3月,中共临潼县委成立,刘庚任书记;中共渭华工委恢复,刘玉堂任书记。
渭华工委决定,在华县和华阴的交界处成立中共柳枝区委,李进宽任书记,负责华阴县党组织的发展工作。
共产党员翟贞祥在澄城县城开办曙光派报社,推销进步报刊和书籍。
3月13日 在中共渭华工委支持和协助下,渭南县长崔孟博召开全县紧急动员大会。一批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相继担任了县政府和地方团队中的重要职务。
3月19日 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报告省委:中共澄合临时区委已取消,工作完全交王俊负责。
3月20日平民县成立渡河杀敌游击队(后改名华北挺进军第一队、陕西警备第二旅游击第二支队)。后渡河参战坚持47天,阵亡12人,伤17人。
3月 中共富平县工委成立,邵武轩任书记。
合阳县抗日民众自卫大队正式成立。县长苏资琛兼任大队长,共产党员梁步六(一七七师参谋)、管建勋先后任副大队长。各级政治工作干部多数由共产党员担任。全县共有队员2万多人,有七八个中队(2000多人,枪支占全县自卫队总枪数的三分之一)在中共合阳党组织的影响之下。
中共朝邑特支成立。不久,成立中共朝邑县工委,张重义任书记。
民先队华县咸林中学队部组织两个抗日救亡工作团,分赴渭南县固市等地宣传。华县当局强令解散了成林中学的民先队组织。在中共富平县委支持下,共产党员师源、刘茂坤等在庄里镇组织60余名青年,成立了富平县抗日义勇军。4月下旬编入国民党八十四师胡景铎营,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参战,阵亡12人。
3月底 中共沿河特委在合阳县城大众书店成立。王俊任书记,苏史青、白云峰、胡达明、薛焰、吕剑人等先后任特委委员。领导韩城、合阳、澄城、朝邑、大荔、平民县党的工作。是年夏改为中共沿河地委。
4月30日 在中共沿河特委组织下,合阳县政府召开民众大会,隆重悼念一七七师及抗日民众自卫大队阵亡烈士。
4月 中共朝邑县工委领导的七七书报社成立,推销进步报刊和书籍,宣传抗日救亡。
民先队韩城县总队部在狮山召开代表会议,讨论巩固组织,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战等问题。民先队西北总部派员参加会议。韩城民先队员发展到600余人。
5月3日 中共蒲城中心县委在4月份的工作报告中,向省委汇报了县动员委员会的情形:学校教员每夜轮流给市民和农民上课,到乡下小学教唱抗日歌曲;党睦区成立了4处夜校、两个妇女班;县上相继召开了三四次群众大会,欢送青年参军杀敌。
5月6日 中共澄城县委成立,刘振邦任书记。
5月上旬 在中共渭华工委支持下,渭南县抗日义勇军壮丁队成立,共产党员宋蔚青任队长。义壮队由县城移驻沋河川望岗岭。渭南县动员各界民众,在东塬、西塬挖战壕,准备以西塬、秦岭为依托,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沈志民,在渭南县崇凝左尹小学主持渭华工委会议宣布:省委决定撤销中共渭华工委,成立中共渭南县临时县委和中共华县县委,刘玉堂任中共华县县委书记,沈志民兼任中共渭南临时县委书记。7月,正式成立渭南县委,沈志民任书记,王杰任副书记;不久沈志民调回省委,王杰任书记。
5月 中共合阳县委成立,贺三多任书记。9月,贺三多离开合阳,管建勋继任书记。
6月 中共韩城抗日救亡团体党团,以全县小学教师联合会名义召开全体教师会议,推选12名代表清算国民党县长王文光贪污抗日军费的款项。王文光畏罪潜逃。
7月 在中共沿河地委支持下,共产党员雷振东、雷德时在合阳县甘井镇组织民众抗日自卫军。准备以黄龙山为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8月 华县青年救国会总会成立,由冯浪、姚江森、安秀杰负责。会员320人。
9月初 民先队蒲城县队部成立,共产党员赵志刚当选为总队长。
中共沿河地委决定将中共朝邑县工委改为县委,书记由沿河地委委员王喜得(王博)兼任。
中共固市中学支部开办一二九书报社,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由共产党员左天恩负责。1941年春被国民党地方当局查封。
10月 蒲城县青年救国会成立,由共产党员焦新业、戴明仁、史宝贤负责,有会员530人。
中共陕西省委派员分赴陕东各地,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国民党朝邑县党部查封了七七书报社。马子健在安仁开办利群实业社和便民盐店,张殿臣在西高明开设杂货铺,张义伍在西高城开办纺织劳作厂,刘钟谐等在盐池洼开设盐场,薛思斋、马腾云等在两宜开办文具店,继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为党筹集活动经费。中共朝邑县委将一批难民安排在黄龙山,建立五姓村,准备在黄龙山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是年冬 中共洛川特委派吉文超等到澄城、合阳、韩城的北山一带开展工作。
是年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陕东的中共组织得到空前的发展。相继建立12个县级以上的党组织,党员发展到2400多名,动员2000多人赴延安或安吴青训班学习。
1939年
1月初 共产党员杨兴林与他人合资,在白水县城开办新新书店。这个书店成为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和抗日宣传阵地,1940年初国民党白水县党部查封。
1月 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前后,国民党陕西当局撤销了苏资琛、崔孟博、吕向晨等人的县长职务,派出一批反动分子到陕东任职,镇压抗日救亡运动,制造反共摩擦。
中共韩城县委派孙中令、党俊鸿、张士珍、范彦亭等,在西庄镇成立大众消费合作社,借此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2月 中共华阴特别支部成立。下辖3个支部20多名党员。
3月5日至13日 日军多次出动飞机轰炸潼关、合阳、渭南、大荔、朝邑、平民等地,炸死炸伤群众数十人,炸毁房屋百余座,30余处起火。沿河各地群众积极备战,准备迎击日军进攻。
4月 中共白水县工委成立,赵振仓任书记。
中共华县县委进行调整,至11月,赵希愚、白云峰、高诚相继任县委书记.县委下辖4个区委、20个支部。有党员200多名。
8月 孙昶继段异文,任中共韩城县委书记。
吴杰继管建勋,任中共合阳县委书记。
在中共华县县委的领导下,张作芳在下庙田村开办书店,王仲儒在县城西关开办图书馆,刘世雄、王化民在高塘开办报馆,形成党内书刊发行网。
共产党员王化蛰、刘生哲在渭南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9月 李纪(李志博)继刘拓,任中共蒲城中心县委书记。次年5月,由李作济接任。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撤销中共沿河地委。原来由地委领导的组织,改属省委领导。
10月16日至18日 日军飞机连续轰炸蒲城县城,投弹200余枚,民众死伤78名。
10月 国民党蒲城县当局镇压要求迁校的蒲城中学**。逮捕学生50余名,并将8名送西安劳动营关押,开除42名。11月又逮捕了共产党员许尚志。
11月 侣瑞庭继王喜得,代理中共朝邑县委书记。
韩城少年书报社被国民党驻军一O九师查封。中共韩城县委改办益智书店,继续进行抗日宣传工作。
中共洛川特委派杨昆、弥生发等,协助吉文超,在澄城县东北区、赵庄、冯原、合阳甘井村,相继成立两个党的区委和—些直属党支部。
1940年
1月初 国民党“商同区动员指挥部”成立,在陕东强化其“保甲连坐法”,不断制造反共摩擦。
4月25日 共产党员王韵清,被国民党蒲城县长王抚洲派入暗杀。5月,共产党员刘生俊在渭南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4月 牛长令继吴杰任中共合阳县委书记。
8月18日 中共中央做出《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提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根据中央决定,陕东各县党的组织陆续转入荫蔽斗争时期。
8月 中共华阴县工委成立,高诚任书记。先后发展党员49名。
10月 为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中共朝邑县委派马子健、李志谦、张殿臣、韩星五等,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分头向边区运送棉籽、棉花、土布、医药、枪支等。
12月20日 驻华县的国民党第一军包围咸林中学,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6名。1941年1月1日,他们再次寻衅开枪打死学生4人、打伤5人,酿成惨案。咸中学生通电全
国,迫使国民党当局处决了凶手驻军副官王子正。
1941年
2月 中共渭南县委书记王杰调省委工作,县委工作由权秉华主持。
5月 国民党蒲城县当局制造摩擦,公开反共,相继逮捕了中共蒲城中心县委书记李作济、青委书记武学敏及各区委的干部。李、武叛变、出卖组织,在《西京日报》上发表《脱离共产党宣言书》。蒲城、白水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而停止活动。
5月28日 赤水农业职业学校学生刘含真(共产党员)被捕叛变,学校党组织被破坏,王尚德、赵葆华等5人被捕。
7月 驻华县国民党军包围搜查咸林中学、少华女中、县教育局、新华县报社。先后逮捕共产党员、各界进步人士、青年学生16人,并将其中的3名女生解送西安劳动营关押。
8月 中共澄城县委的领导成员杨力生等先后调往陕甘宁边区,县委工作由王万荣、雷俊斌分片负责。
9月4日至12日 日军多次出动飞机轰炸平良、韩城、渭南、朝邑、华阴、潼关、蒲城、华县等地。
12月 根据中共中央社会部指示,西安情报处决定建立西安——华阴——大荔——朝邑——澄城——延安交通线,下设5个交通站,负责传递情报。交通线的工作由共产党员吴卜亭负责。
1942年
1月 中共陕西省委派员到陕东传达省委扩大会议精神。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应处于更加荫蔽的状态,一般不发展党员,不发生横的组织关系,不进行集体活动,主要是广交朋友,进行统一战线工作。陕东各地的不少共产党员,陆续参加国民党的各种组织,进行合法的斗争。
是年底 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中共陕西省委与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委合并,成立中共关中地委,统—领导关中分区和陕西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陕东党的组织改受中共关中地委领导。
1943年
2月 中共洛川特委在澄城、合阳、韩城、蒲城、白水、富平北部及大荔、朝邑等地建立的党组织得到较大发展。孟树林到澄城东高原开办“集义合”杂货铺,以此为据点,领导这些地方党的组织。
是年 陕东地区的共产党员通过合法斗争,迫使国民党地方当局撤销了大荔中学校长王子宜,华阴县敷水镇镇长赵光谋等反动分子的职务,打击了顽固派的势力。
1944年
6月 日军在河南击溃国民党汤恩伯部,连续攻陷36座城池,河防形势再度紧张。中共中央在延安作了动员,提出“保卫延安,保卫陕西,保卫大西北”口号。中共关中地委派权秉华等到渭南、华县、富平、澄城等地传达中央和关中地委指示,部署抗日游击战争工作。
10月 中共洛川特委派刘树合(刘振忠)、雷振伯回澄城,组织抗日武装。
中共关中地委派刘邦显、黄绪森等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在澄城韦庄镰山中学建立秘密据点,收集国民党的情报。
1945年
2月23日 中共关中地委组织部统计:1936年至1944年,陕东几个县的共产党员数量,富平50名,渭南90名,华县140名,华阴15名,韩城300名,澄城132名,合阳206
名,朝邑368名。
2月 刘树合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发展到300余人,枪140支,正式组建为抗日联军澄城游击支队,刘树合任支队长。6月25日,刘树合在黄龙木耳坪被内奸刘薛焰暗害,部队分散隐蔽。7月,中共洛川特委派孟树林在澄城组织革命武装,开展武装斗争。
白水县李满尧联络30多人,成立游击队,活动于北原、收水等。同年4月,李满尧等被内奸杀害,游击队遂解体。
7月 中共关中地委派权秉华等回陕东,传达党的“七大”精神。
8月15日 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经8年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陕东各地的党组织开始恢复与整顿。
(本文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资料 本报记者 刘 娜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