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朴初佛教“三自”思想论析[合集]

第一篇：赵朴初佛教“三自”思想论析

赵朴初佛教“三自”思想论析

陈

坚

（山东大学哲学系

山东

济南

250100）

提

要：赵朴老为振兴新时期的中国佛教，向中国佛教界提出了“自知、自反、自强”的“三自”要求。为区别于中国基督教“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我们姑且把赵朴老的“三自”称为佛教“三自”。佛教“三自”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因为“自知”、“自反”和“自强”这三者皆是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赵朴老以佛教“自知”和“自反”来反思中国佛教在发展过程中的成败得失，并在这种反思的基础上，为中国佛教开出了顺应时代发展的“自强”之路。

关键词：赵朴老、“三自”、自知、自反、自强

解放后，中国基督教为摆脱对国外教会的依附，开展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运动，自力更生办教，并于1954年正式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此后，“三自”一词就几乎成了中国基督教的代名词。然而本文要谈的“三自”并不是基督教的“三自”，而是佛教的“三自”。

佛教的“三自”是赵朴初先生1995年于《在省级佛教协会工作座谈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提出来，他说：

我想到一个问题向各位请教，大家都知道中国基督教有个三自爱国运动组织，我们佛教是否也可以有个“三自”？当然其内涵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三自”是什么呢？就是“自知、自反、自强”。①

赵朴老提出佛教“三自”固然是受了基督教的启发，但是佛教的“三自”和基督教的“三自”，两者的内涵显然是不一样的。基督教的“三自”是指自治、自养、自传，而佛教的“三自”则是指是自知、自反、自强。

一、佛教“三自” 植根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

作为佛教“三自”的内容，自知、自反、自强都属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范畴，即便是“自知”、“自反”、“自强”这三个词本身亦是中国古代经典中现成而常用的。

（一）“自知”

赵朴老在《讲语》中界定“自知”是“我们到底知道自己多少？自己认识自己多少？”②“这里谈到自知，就是自己知道自己，自己认识自己。”③可见，“自知”即是指认识自己，了解自己。《老子》第三十三章中曰：“知人者，智也；自知者，明也。”（后人曾据此语总结出“人贵有自知之明”的格言）“自知”，不但是要了解自己，更重要的是还要了解自己的得失，如《周易·系辞下》中曰：“《复》以自知”，疏曰：“自知者，既然返复求身，则自知得失也”④，意谓《复》卦讲的是“返复求身，自知得失”的道理，其中，所谓“复”，即是指回复于自身；回复于自身干什么呢？“中以自考”（《复》卦“六五”之象辞），“自考”者，即是考察自己，亦与“自知”同义。

（二）“自反”

①② 《法音》1995年第5期，第6页。

同上。③ 同上，第7页。④ 陈凤高《<周易>白话精解》，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版，第354页。赵朴老在《讲话》中界定“自反”曰：“孔孟讲自反，就是‘事有不得者反求诸己’。我们佛教讲‘自净其意’，这个非常重要。”①“自反”的思想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道德背景，如《礼记·学记》中曰：“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孟子·离娄下》中曰：“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又，《孟子·公孙丑上》中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赵岐注：“缩，义也，自省有义，虽敌家千万人，我直往突之。”

“自反”也常叫“反求诸已”，如《论语·卫灵公》中曰：“君子求诸已，小人求诸人。”《孟子·公孙丑上》中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又，《孟子·离娄上》中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自反”在中国古代经典中还有另一些同义词，如《论语》中的“内省”、“自省”：“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颜渊》）“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学而》）《礼记·乐记》中的“反躬”：“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周易·蹇卦·象》中的“反身”：“君子以反身修德。”

（三）“自强”

赵朴老在《讲话》中并没有对“自强”作解释，这是因为“自强”的含义人所共知，无须解释。今观“自强”之渊源，亦源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周易·乾卦·象》中曰：“天行健，君以自强不息”，这句话非常有名，古往今来，许多中国人都将它当作自己的座佑铭。再如《孔子家语·五仪解》中曰：“笃行信道，自强不息。”《礼记·学记》中曰：“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这段话在“自反”一节中已有引用，此是重出）。

作为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三个重要范畴，“自知”、“自反”、“自强”千百年来在中国社会薪火相传，许多有识之士都自觉地将其作为自律或教育他人的精神资源。现在，赵朴老以中国佛教领袖的身份，用“自知”、“自反”、“自强”来要求中国佛教界，提出佛教“三自”，裨使中国佛教能以“三自”的精神来回应时代的挑战，从而发展自身——这无疑是上承传统、返本开新之举。

二、佛教“三自”开出中国佛教发展之路

赵朴老在阐述佛教“三自”时藉“自知”和“自反”以反思中国佛教，并在这种反思的基础上，为中国佛教指出了一条发展“自强”之路。

（一）就“自知”而言，赵朴老认为，“在这方面，由于过去的忽视没有下很大功夫，现在应当下点功夫。……我们佛教徒到底知道佛教的情况有多少？我看作为佛教徒至少要了解佛教的基本理论，要知道什么是佛教。另外要了解佛教在中国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佛教到底作了多少贡献”。②在这里，赵朴老呼吁，佛教徒应该“下点功夫”了解佛教，包括了解佛教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了解（中国）佛教史。也许有人要问，难道佛教徒还不了解佛教吗？不了解佛教还算佛教吗？且慢，赵朴老提出这一点并不是空穴来风、杞人忧天，也不是危言耸听、哗众取宠，而是击中了中国佛教之时弊。我们不否认，在今日之中国佛教界，了解佛教甚至对佛教深有研究的佛教徒亦是有的，但放眼整个中国佛教界，不了解佛教的“佛盲”佛教徒实在太多了！“我们最近收到江西一位名叫聂明读者的一封来信，说他参拜 ①② 《法音》1995年第5期，第6页。

同上，第6页。某一禅宗的祖庭时和僧人谈话的情形：‘许多僧尼对佛教知识一无所知，不知道什么是三法印、三世因果，甚至不知道戒腊这个佛教名词是什么意思。’僧尼素质之差，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①连佛教的常用名词都不甚了了，更遑论了解古色古香的佛书，了解深奥的佛学思想以及源远佛教徒不了解佛教，对佛教缺乏“自知”，究其原因，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

1、在现实的皈依入佛的游戏规则中，皈依无须以了解佛教为前提。佛教界对皈依者是有流长的佛教史了。

某些要求的（尤其是对要求出家者），但就是没有“了解佛教”这一要求；即使偶尔有这一要求，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也是把握不严，形同虚设，因为“了解佛教”实在是一条“软杠子”，经常被置于可有可无的境地。总之，了解佛教并不是皈依成为佛教徒的一个必需条件。原则上讲，任何一个人，只要自己发心，愿意做一个佛教徒，那么他只要找一个依止师，即可皈依入佛。

2、皈依者——这里仅就出家人而言——的动机不纯。许多人出家当和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亦“不在山水之间”），其意根本不在佛教本身，而是有别的非分之想，如想通过出家当和尚来发点财，至少也混口饭吃；或想通过当和尚逃避世俗责任乃至法律的追究；或想通过当和尚以达到出国、做官的目的；有的人甚至还认为自己的命不好，当和尚可以冲冲晦气，等等，动机五花八门。试想，在如此的动机下，出家人还能好好地去了解佛教吗？还能关心佛教的真义吗？

3、佛教徒的文化素质不高，但是了解佛教，尤其是了解精深的佛学理论，却需要较高的文化水平，这种差落使得一些佛教徒即使有心想了解佛教，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中国佛教界的现状而言，在出家人中，高中毕业的算是不错了，大学毕业的寥若晨星，而许多人则是小学、初中水平，仅能识几个字而已；在在家居土中，中老年人居多，而且大多是中老年妇女，他们很多人小时都没受过多少教育，有的甚至还是文盲，这样一个文化不高的佛教徒群体，你能期望他们对佛教有多深的了解吗？

4、许多佛教徒认为，学佛主要是修心的实践活动，了解不了解的佛教的知识和理论无关大局，有人甚至还拿禅宗的“不立文字”来为自己在佛教上的无知作辩护。他们东施效频地认为学佛只要回到自心自性即可，根本不需要了解佛教的经教文字。殊不知，禅宗的所谓“不立文字”，其意思并不是不要经教文字，而是不要执著于经教文字，亦即经教文字是要了解的，但千万不可执著。如果说“不立文字”是指不要经教文字，那么请问，慧能听《金刚经》而开悟又作何解释？可见，以“不立文字”来为不了解佛教作辩护，尤其是以“不立文字”为借口故意不去了解佛教，这是十分不明智的。

5、在现实的佛教生活中，迷信色彩的佛教大行其道，烧香拜佛，念经做忏，至于真正的以解脱烦恼为本位的佛教却乏人问津，这样一种佛教大环境根本就不利于佛教徒对佛教作正确的了解。

赵朴老在《讲话》中对造成佛教徒不了解佛教、对佛教缺乏“自知”的原因也曾提及，但在这样的大会讲话中没有也不可能充分展开来，我只是照着赵朴老的思路往下说而已。尽管以上对佛教颇有揭短之嫌的话我是照着赵朴老的意思说的，但是，同样的话由赵朴老嘴里说出与由我嘴里说出，其意味是完全不一样的。本来，作为一个世俗人士，我是不应该对佛教界指手划脚的；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我完全有评论乃至批评某种社会现象的责任和自由，毕竟中国佛教界存在的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实际上，今天 ① 编后语《自知·自反·自强》，见《法音》1995年第5期，第47页。人们对大学的批评远多于和激烈于对佛教的批评）。赵朴老在《讲话》中只是指陈“佛教徒”不了解佛教，我这里想把“佛教徒”这个概念置换成“佛教人”。所谓“佛教人”，包括出家佛教徒、皈依了的在家佛教徒、没有皈依的佛教徒，各级佛教协会和政府宗教管理部门中的工作人员、各级统战部门和政协的相关工作人员、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的佛教学者以及其他与佛教有关的工作人员，如出版社和杂志社的编辑、旅游社的导游等，总之，举凡一切其生活或工作与佛教有关的人士，皆属于我所说的“佛教人”。在我看来，不但佛教徒应该了解佛教，应该“自知”佛教，而且佛教徒以外的其他一切“佛教人”也应该了解佛教。有这么一件可笑的事：

最近佛学院某学生给上海一家书店写信买书，落款为“某某合十”，因为是竖式书写，书店误认“合十”为“拿”，在回信时的称呼成了“某某拿同志”。①

真是令人喷饭、啼笑皆非。“合十”本是佛教的一种基本礼节，书店的工作人员居然懵懂无知，闹出了如此笑话。我还听某公安局的一位科长说过一件更为可笑的事：他有一次向某佛教协会的副秘书长讨教何为佛教中的“六根”，该副秘书长煞有介事地对他说，“六根”即是指两手、两脚、一头、一阳具！（“六根”应是指眼、耳、鼻、舌、身、意）

（二）就“自反”而言，赵朴老在《讲话》中回顾了中国佛教界所做过的事，并就其中的得失作了中肯的评价——有贡献，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他作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种“自反”，他说：“我曾经到梅兰芳的家里去过，他有一个房子设有很多镜子，前面、旁边、后面都有镜子，他不仅要从前面看到自己的表演姿态，也要从各个方面看到自己的形态。”②梅兰芳先生在不同方位设立镜子来观察自己的表演姿态是否适当，赵朴老以此来比喻中国佛教界也应从不同的角度来观照自己的得失成败，他认为，在宏观方面，“近十几年来，我国佛教的各项事业逐步振兴，在政策落实、教制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会救济、海外联谊、国际交往等方面都有了很大开展，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做出了贡献”③，尤其在对外交往方面，佛教的作用是不可替代，是对外交往的一种“特殊渠道”。然而，在微观方面，由于中国佛教界缺乏前面所说的“自知”，缺乏对佛教本身的了解，因而导致在具体的佛教实践中严重偏离佛教的真义和宗旨，“佛教内部还存在着忧患，总的来讲是人才缺乏、素质不高，商业化、庸俗化的现象滋长，突出地表现为信仰淡薄、道风不正、戒律松驰、学修不讲、追逐名利，这些问题应该加以高度警惕和严肃对等。”④“如不‘加以高度警惕和严肃对待’，作为佛教徒来说，不但不能荷担如来家业，续佛慧命，且有损于‘人天师表’这一庄严形象。”⑤

赵朴老发现，中国佛教界所存在的这些问题，使得佛教在教外民众中没有什么好印象，如“现在往往有些人把宗教，特别是佛教扣上封建迷信的帽子”⑥，“人家说我们是封建迷信，我们在理论上是不承认的。我举一个例子，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曾经带着一个勤务员出去散步，毛主席说，我们去看看庙好不好？那个勤务员说，那有啥看头，都是些封建迷信。毛主席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你懂吗？这是毛主席说的。有一次我到四川大足山去视察，那里有一个文物部门贴的条子写的是：佛教是封建迷信，是精神污染。我批评了他们。回来 ①② 《学点儿专业外的学问》，见《灵山海会》2003年春季号，第38页。

《法音》1995年第5期，第6页。③ 赵朴初《在中国佛教协会六届一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见《法音》1995年第5期，第5页。④ 同上。⑤ 编后语《自知·自反·自强》，见《法音》1995年第5期，第47页。⑥ 《法音》1995年第5期，第6页。后写了个书面报告，其中一份是给钱学森同志的。钱学钱就写了两封信给我。他说宗教不是迷信，是文化。一个是伟大的革命导师讲的话，一个是伟大的科学家讲的话。我现在给大家讲一讲，我们要有自信，佛教不是迷信。”①从理论上讲，佛教不是迷信而是文化，但是教外将其视为迷信却是一个不争的社会事实，面对这个社会事实，赵朴老认为，这一方面与教外民众不了解佛教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佛教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有关：如果佛教徒自己真懂佛教，不借佛教之名行迷信之实，恐怕教外民众也不会如此普遍且强烈地认为佛教是迷信。在赵朴老看来，中国佛教界不但要自觉地“自反”，而且在面对来自教外民众对佛教的不利评论时更要“自反”，不怨天尤人，只“反求诸已”，从自身找问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实际上，在今天商品经济的社会中，佛教最为人所病诟的倒不是它的迷信，而是它的日趋严重的“商业化”，人们对佛教寺院唯利是图、浸淫于赚钱骗供，颇有微词，赵朴老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他一分为二，认为寺院“商业化”这个责任不能全由佛教徒来负，因为许多寺院在体制上并非由佛教徒自己来管理，“许多非宗教部门和单位，利欲熏心，不择手段，滥建寺宇，滥造佛像，借佛敛财，影响极坏，反使佛教蒙受不白之冤。”②但是，在寺院“商业化”的问题上，佛教自身也是难辞其咎的。现在，作为“公开的秘密”，确实有许多佛教寺庙成了“佛教公司”，其方丈或主持就是“佛教公司”的总经理。最近“苦口”写了一篇题为《对方丈导游的思考》的文章，反映南岳衡山佛教寺院，方丈当导游，不讲修行办旅游，破坏了南岳自古以来形成的神圣的佛禅文化，读来发人深思。我想在此摘录文中的几段“苦口婆心”的话以回应赵朴老的“自反”：

具有道眼与可尊之德成了方丈的必备条件，那么，如何指导阖院大众修行，如何开示白衣善信，应当是方丈的重要职责，也是衡量一个方丈是否称职的标准。而方丈放下这些本分事不管，却自觉地来担当导游这个差事，这实在令人百思不解。作为方丈，偶然陪伴道友或贵宾游山，倒是情有可愿的，但毕竟不可以去担当职业的导游，那将是本未倒置的事情，且从根本上违背了佛门的教规。……另外，作为素食餐饮业的开发，也应当由社会来承担，寺院似乎不可过多地涉足于经济的开发。……寺院或出家人出来经营素食餐馆，毕竟与其身份与职业不相符合，也与佛门的清规直接相违。……旅游与餐饮商业对寺院则无时不在产生着负面的影响，寺院中的出家人如何保持自身的清净，坚持远离红尘的梵行，这倒是考验出家众的一个重要关卡了。……如果放弃出家人的本分事，去从事旅游与餐饮等与出家人的身份极不相称的职业，则只恐不但不能提升南岳的历史人文地位，反而会使南岳已经拥有的美好声誉变得黯淡乃至消失。③

（三）赵朴老认为“自强”就是针对“自知”和“自反”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在实践中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以期中国佛教能摆脱旧时习气（中国佛教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实际上都是历史遗留的问题，是旧问题之新反映），“强立潮头”，因应时代之变化。赵朴老在《讲话》中提出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历史唯物主义“自强”观，换言之即，中国佛教要“自强”，就必须在“自知”和“自反”的认识过程中，不断地去实践，不断地去改正缺点，从而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出路，但是赵朴老在《讲话》中并没有提出中国佛教具体的“自强”之路，（整篇《讲话》主要是关于“自知”和“自反”的），尽管如此，“自强”还 ①② 同上，第7页。

赵朴初《在中国佛教协会六届一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见《法音》1995年第5期，第5页。③ 《灵山海会》2003年秋季号，第6-8页。是赵朴老“三自”思想的核心，因为“自知”和“自反”都是为“自强”服务的，“三自”的目的乃在“自强”，在中国佛教的“自强”；而且纵观赵朴老一生的工作，尤其在中国佛协主席任上的工作，他一直是在为振兴中国佛教、为中国佛教的“自强”而沤心沥血。这里，我想结合赵朴老历来的思想和实践总结赵朴老为中国佛教设计的“自强”之路，大致有三条：

（一）“人间佛教”。自从近代太虚大师提倡“人生佛教”以来，中国佛教便在努力开启一条人间之路，直到今天，“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乃成了新时代佛教的发展方向，其理念和实践成为当代有理想的佛教徒的追求。赴朴老顺应了佛教人间化的这一时代潮流，努力引领中国佛教走“人间佛教”之路。台湾佛光山的星云法师在评价赵朴老的“人间佛教”思想时说：“赵朴初先生高瞻远瞩，提出人间佛教、文化佛教的口号，适应了时代发展机缘，扭转了中国佛教局面，再创了近代佛教的复兴，功不可没。”①台湾当代的主流佛教也是“人间佛教”，如刚才说到的星云法师，还有法鼓山的圣严法师，华梵大学的创办人晓云法师等高僧皆是在台湾积极开展“人间佛教”运动的先锋人物，可见赵朴老提倡“人间佛教”，亦表达了台海两岸佛教领导人的共同心声。

说实在的，赵朴老提倡“人间佛教”乃是回归佛教之本来，因为“人间佛教”乃是佛陀的本怀，佛教的真义，君不见，《华严经》中说：“不乐住世间，退失佛法”；君不见，《坛经》中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免角。”佛教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帮助芸芸众生解脱烦恼，在人间幸福地生活。现在，河北佛协主席净慧法师所创导的“生活禅”，台湾圣严法师所开辟的“人行道”（他著有《人行道》一书，宣传佛法是人间的“人行道”）等，皆是“人间佛教”实践的注脚。

（二）人材培养。佛教徒文化素质不高，不懂佛教，对佛教缺乏“自知”，这已成了新时期中国佛教发展的瓶颈。一个文化素质不高的佛教徒很难适应知识爆炸、科学发达的当今社会，试想，自身适应尚难，更谈什么弘法利生？有鉴于此，赵朴老在1992年于上海召开的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提议将全国佛教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僧伽教育上来，希望通过加强教育来提高佛教徒的素质，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智力保障。此后，他逢会便讲僧伽教育、人才培养的问题，并在实践中将此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不但十分关心各级佛学院和僧伽培训班的发展，而且还亲自选派有潜力的佛教徒到海外留学。赵朴老有一句在教界广为流传的名言，曰：“中国佛教要发展，第一需要人才，第二需要人才，第三还是需要人才”，此话毫不含糊，铿锵有力，如“师子吼”，如“无畏说”，期在引导中国佛教界营造一种尊重教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

（三）三国两岸交流。三国系指中、日、韩三国。中、日、韩三国的佛教同属汉传佛教系统，历史上本是一家，后来只因政治分区而形成各自的法统。就三国的佛教现状而言，日、韩两国的佛教有许多地方值得中国佛教学习，尤其在佛教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日、韩两国更是走在中国前面。赵朴老积极组织并参与三国佛教的交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取长补短，将中国佛教从封闭演化引上开放发展之路——赵朴老曾将三国之间的交流称为“黄金纽带”。同时，赵朴老也十分重视海峡两岸的佛教交流，因为这样的交流一方面可以藉佛教以沟通两岸同胞的感情；另一方面，台湾佛教在许多方面确实有值得大陆佛教学习的地方。尽管我们不能说日、韩以及台湾的佛教就是大陆佛教的所要仿效样板，但是它们的某些具体做法却无疑是大陆佛教今后发展的目标。

① 学愚《台湾佛教掠影（续一）》，见《法音》1995年第5期，第38页。

三、结语： “旧三自”与 “新三自”

赵朴老提出的自知、自反、自强之佛教“三自”，被教界称作是“振兴中国佛教的庄严理论”①。在佛教“三自”中“自知”和“自反”属于认识范畴，而“自强”则是属于实践范畴；“自强”是目的，而“自知”和“自反”则只是手段。我们不妨将“自治、自养、自传”的基督教“三自”称为中国宗教的“旧三自”，而将赵朴老提出的“自知、自反、自强”的佛教“三自”称为“新三自”。尽管“旧三自”原初是中国基督教的，“新三自”原初是中国佛教的，但是，实际上，对于中国宗教现有的五大组织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来说，“旧三自”和“新三自”都是合适的。比如就佛教而言，“新三自”自不必说，即就“旧三自”而言，佛教从汉代传入中国以来，一直是走“自治、自养、自传”之路的，因为，当时印度和西域的僧人到中国来传教，都是个人行为，而不是受某佛教组织的派遣，这与当年西方基督教徒受教会组织的派遣到中国来传教的情形是完全不一样的；再者，从传教内容上看，当时传到中国来的也只是佛经、佛教思想和修行方法，而不是印度和西域的佛教组织和制度，因而不管从哪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佛教一开始就与印度和西域的佛教组织没什么瓜葛，而且印度和西域的佛教组织本身也没有在中国佛教界搞“殖民”的意图，因而中国佛教压根儿就不存在“依附”的问题，从而也就不存在“摆脱依附”的问题，中国佛教从来都是独立自主的。我们可以说“旧三自”不但是中国基督教的作风，更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今天，中国佛教若能保持“旧三自”的优良传统（在当今复杂的宗教局势下境外的佛教组织或有插手中国佛教的可能），再以“新三自”开辟出新路向，中国佛教就能大有作为，并可告慰赵朴老在天之灵。

纵观中国佛教发展史，一方面中国佛教从不依附于国外的任何佛教组织；另一方面，佛教在中国的每一步发展又都以吸收中国文化资源为其动力，而且正是在这一动力的支持下，佛教在中国才实现了中国化并成为中国化的佛教。根据前述可知，赵朴老亦是从丰富的中国文化资源中找到了“自知、自反、自强”之“三自”以为新时期中国佛教发展的动力——中国佛教的发展啥时候都离不了中国文化的支持。

① 编后语《自知、自反、自强》，见《法音》1995年第5期，第47页。

第二篇：佛教领袖赵朴初会长

佛教领袖赵朴初会长赵朴初，1907年11月5日生于安庆，1911年随父母迁回老家太湖县寺前河居住。早年求学于苏州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四明银行行长。

1928年后，任上海江浙佛教联合会秘书，上海佛教协会秘书，“佛教净业社”社长，1938年后，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中国佛教协会秘书、主任秘书，上海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常委兼收容股主任，上海净业流浪儿童教养院副院长，上海少年村村长。

1945年参与发起组建中国民主促进会。

1946年后，任上海安通运输公司、上海华通运输公司常务董事、总经理。

1949年任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总干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委、副主席，亚非团结委员会常委。

1950年后，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华东民政部、人事部副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副主任。

1953年后，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中缅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名誉副会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

1980年后，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顾问，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委、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副主席、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常委，上海市人大代表。

他是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历代书画家集》 苏文 编绘 作为爱国宗教界的代表，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2000年5月2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赵朴初先生灵塔位于杭州北高峰北麓法华寺。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50 多年，中国佛教走过了辉煌而又艰难曲折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赵朴初居士对佛教始终怀着炽热的感情，以与佛教事业共命运的无私无畏的护法精神，正确理解党和国家的各项宗教政策和法律，协助党和政府正确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各项法规，为保障佛教和相关事业的正常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贡献。从四个方面回顾赵朴初居士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一、参与筹建和领导中国佛教协会，团结和组织各民族佛教徒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国佛教从此也进入新的时期。1954年颁布和此后几经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明文规定公民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僧俗著名人士倡议和酝酿，1953年5月正式成立中国各民族佛教徒的爱国联合组织――中国佛教协会。此后1957 年、1962 年召开中国佛协第二、三届代表会议。中国佛教协会的基本宗旨和任务是团结与联系全国佛教徒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爱护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开展各项佛教教育和文化事业，同时增进与各国佛教徒的友好交往，参加保卫世界和平运动。赵朴初居士作为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认真负责地做好各项工作，推进佛教的民主改革，团结全国佛教徒参加祖国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

在“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带领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新时期。自此中国佛教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80年底中国佛教协会举行了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在认真总结落实宗教政策的情况和经验，恢复和健全佛教机构，修改和补充佛协章程，明确新时期佛教的任务等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这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赵朴初居士当选为会长。

1987 年2月、1993年10月中国佛协前后召开了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赵补初居士继任会长。在第六次代表会议上，赵朴初会长作了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划时期意义的《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的报告，对中国佛教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发展佛教教育培养人才等重大问题作了清晰明确的阐释。在新修改的章程上规定佛协是“全国各民族佛教徒联合的爱国团体和教务组织”，从此中国佛教协会承担督导全国佛教寺院、信众加强自身建设，树立良好道风学风，健全组织等方面的重大责任。赵补初居士殚精竭虑地尽职尽责，遵循佛协章程，努力落实全国代表会议的各项决定，为协助党和政府落实宗教政策，推进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团结和组织各地佛教徒投入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适应时代倡导人间佛教思想，努力将中国佛教圆融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之中

自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太虚法师提出旨在贴近人生、改善人生的“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理论以来，人间佛教思想在中国佛教界逐渐产生广泛的影响。赵朴初居士在参与中国佛教协会领导的过程中，也在积极推进佛教适应现实社会，为利益人群，造福社会努力奉献。“文革”后，经过“拨乱反正”，赵朴初居士在新形势下适时地提出了人间佛教的思想。

1983年底，赵朴初居士在中国佛协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作的《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纪念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今后必须提倡 人间佛教思想，同时提出应当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的“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国际友好交流”三大优良的传统。在 1987 年佛协第五届会议所作的报告中重申和阐释了这一思想，并且在新修订的佛协章程中明确规定：“ 团结全国各民族佛教徒提倡人间佛教积极进取思想，发扬佛教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在 1993年10月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所作的《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的报告又阐释了人间佛教思想，并强调今后应着重抓好加强佛教自身建设的问题。赵朴初居士在《佛教常识答问》、《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等著作中也对人间佛教思想进行了论述。

赵朴初居士所倡导的人间佛教具有怎样的内容和特点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强调爱国爱教，团结进步，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

（二）将佛教劝善止恶的戒规和伦理规范――五戒、十善及大乘菩萨四摄、六度等进行现代诠释，使之与社会公德、公民道德建设和思想教育相会通，发挥积极作用；

（三）佛教必须“续佛慧命”，传承正法，保持组织的纯洁性，为此必须加强信仰、道风、人才、教制、组织在内的五大自身建设；

（四）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优良传统，主要有“ 农禅并重 ”、“ 注重学术研究 ”和“ 国际友好交流 ”三大传统；

（五）强调佛教必须关心现实社会，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而努力奋斗，以造福社会，利益人群；

（六）维护法律尊严、人民利益、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维护祖国统一。

赵朴初居士倡导的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人间佛教思想，是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集中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佛教界各级领导和广大僧俗信众的意志和智慧，对以往走过道路所作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为中国佛教在新时期的存在和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中国佛教协会继承了赵朴初人间佛教的思想，正如中国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圣辉法师在《中国佛教协会五十年》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中国佛教协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基本任务是高举爱国爱教、团结进步的光辉旗帜，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弘扬人间佛教积极进取思想，发扬中国佛教的三大优良传统；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引导各民族佛教徒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做出贡献。

三、重视培养佛教人才和佛教文化研究赵朴初居士十分重视佛教人才的培养和佛教文化研究工作，1956年中国佛学院的成立及其在“文革”后的恢复，栖霞山和灵岩山分院的设立乃至各地佛学院的成立，都得到他老人家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他主持召开了1986年和 1992年两次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强调培养佛教人才是“最重要，最紧迫”的大事，提出调整教育规划，编写教材，制定相应措施，联合学界力量培养研究生等，从而为中国佛教教育事业开拓了新局面。赵朴初居士十分重视佛教文化研究。在他主持下，佛协组织力量开展保护和整理佛教文物，发掘和拓印房山石经，组织编写《中国佛教百科全书》，出版中文版《中国佛教》，恢复金陵刻经处，补刻《玄奘法师译撰全集》，出版各种文集，举办佛教美术艺术展览，成立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重印《清藏》等。1987 年成立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开展佛教学术研究和教内外佛教学术交流，出版《佛学研究》、《佛教文化》和学术著作。赵朴初居士为中国佛教文化建设事业付出了大量心血。

四、积极开展民间外交，为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维护世界和平做出巨大贡献

中国汉语系佛教在公元4世纪后期传到朝鲜，然后在6世纪中叶传到日本。长期以来，佛教是中、朝、日三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赵朴初居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积极从事民间外交的杰出代表之一。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以赵朴初居士为代表的中国佛教界积极开展与日本佛教界友好人士和团体的佛教文化交流，对增进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促进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起了重 要作用。

1993年赵朴初居士率团出席日本佛教界纪念中国佛教协会成立40周年的庆祝活动，韩国佛教界也派代表出席会议。赵朴初居士在致词中说中韩日三国佛教友好交流自古到今已形成一条“黄金纽带”，并提出重建“黄金纽带”的设想。他的比喻和建议立即得到韩国和日本朋友的赞同，提议召开三国佛教首脑会议，以进一步推进三国发展友好关系。1995年5月，首次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在北京召开，至已在三国连续举行过7次会议。会议以“友好·合作·和平”为主题，旨在构建三国佛教的友好关系，积极推动三国人民的友好交流，维护东亚稳定，维护世界和平。

此外，赵朴初居士为代表的佛教界人士还积极开展与南亚、东南亚及其他国家佛教界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为推进人民间的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积极贡献。

赵朴初居士是一座丰碑，他多年以来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亲密合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造福社会、振兴中华做出了卓越功勋；他又是一面旗帜，他参与创建中国民主促进会，参与政协领导，主持中国佛教协会工作，提出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人间佛教思想，将佛教圆融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之中；他德高望重，一身正气，学通今古，知识渊博，诗文书俱臻上乘，然而又虚怀若谷，热情提携后人，被各界人士奉为良师益友，卓越的风范垂于天下，必将彪炳于千秋。

年夏末秋初，身为华东民政部副部长、上海市生产救灾委员会副主任的赵朴初和刘宠光部长一起，为分配救灾物资一事到山东、安徽进行调查研究。灾情最严重的是皖北，因饿、病而死者，光皖北就有一千余人，遭洪水死伤者达两千余人。不久，华东军政委员会生产救灾委员会和中央同意了刘宠光、赵朴初提出的分配救灾比例：皖北地区占21.5%，皖南地区占3.5%，山东全省占5%。

1951年底，中央人民政府在国家机关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赵朴初曾经手巨额捐款和救济物资。尽管周恩来、陈毅等非常相信赵朴初的人品，但根据政策，他仍被列为重点核查对象。

经手了这么大的巨额经费，谁能担保不出问题呢？有人猜，赵朴初一定是只“大老虎”。运动开始后，报刊上不断刊登挖出贪污分子和经济犯罪分子的消息。也有个别当事人不了解政策，胆战心惊，乱讲乱咬，结果既害别人，也害自己。赵朴初以平常心对待这场运动，同时严肃地对下属提出三条：“

1、不乱说自己；

2、不乱说别人；

3、不自杀。”

经过层层审查，结论是：赵朴初经手的巨额款项和物资，来龙去脉非常清楚，无一笔糊涂账。周总理十分高兴，称赞说：“赵朴初是国家的宝贝啊！”从此，就有了赵朴初是“国宝”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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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0月间，为振兴旧中国奄奄一息的佛教，国内有代表性的佛教人士齐聚北京，探讨成立一个联系全国佛教徒的统一组织，指导今后全国的佛教工作。翌年5月30日，中国佛教协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西四阜内大街的广济寺举行。汉、藏、蒙、傣、满、苗、撒里维吾尔（后称裕固族）七个民族的法师、**、喇嘛、居士代表共141人出席了成立大会。中国佛协筹备处主任赵朴初主持起草了《中国佛教协会章程》，毛泽东在阅读章程草案时，亲笔加了“发扬佛教优良传统”这句话。

大会选举**、**额尔德尼、虚云、查干葛根为名誉会长，圆瑛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任副会长兼秘书长。

赵朴初先生与《乾隆版大藏经》（梁玉泉）

赵朴初先生不仅是中国佛教界卓越的领导人，还是中国的佛门龙象，释教大德。他集佛学理论、文学和书法艺术于一身，造诣颇深，堪称一代宗师。他1907年11月5日诞生于安庆天台里四代翰林府第中。在深切缅怀赵朴初先生百年诞辰时，回忆赵朴初先生对《乾隆版大藏经》的整理、出版和发行做的大量工作至今难以忘怀。《乾隆版大藏经》亦称《龙藏》和《清藏》，是清朝雍正皇帝降旨，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刊刻。但因雍正皇帝仅完成钦定《清藏》的内容和筹划雕造等事务，开雕不久，他就去世了。雕造和刷印《清藏》的大量工作是由乾隆皇帝完成的，故又称《乾隆版大藏经》。乾隆三年(1738年)，历时五年经板雕造完工。清廷出资刷印一百部《乾隆版大藏经》，颁赐全国各大寺院。七万多块经板贮存故宫武英殿。后因请印不便，奏准，移储柏林寺。“文革”中经板遭到严重破坏，“文革”后为保护好这套国内仅存的《乾隆版大藏经》经板，文物部门把经板移置智化寺，加以保护。

为更好的保护和整理这套珍贵文物，经中国佛教协会、北京市文物局、文物出版社共同协商后，决定开展重印《乾隆版大藏经》的工作，1987年12月29日在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广济寺，召开重印《乾隆版大藏经》汇报会，赵朴老主持会议。文物局和文物出版社的领导汇报了重印《乾隆版大藏经》的各项准备工作，经过整理，按《千字文》的顺序码放，数百块经板需要补刻，数千块经板因长年被水浸泡腐烂，已经无法使用，需要重新雕刻，六万余块经板完好如初。重印《乾隆版大藏经》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赵朴老听了大家的汇报，非常高兴地说，重印《乾隆版大藏经》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完成如此大的工作，只有盛世才能做到。雕造、刷印《乾隆版大藏经》是在历史上“康乾盛世”完成的。又是盛世，我们重印《乾隆版大藏经》，无论对佛教界还是文化界都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让我们的事业像龙一样腾飞起来。赵朴老还欣然撰写《重印清龙藏序》；自宋初创刻大藏经，而后历朝无不以刊刻大藏经为大事，以迄元明，官私刻板达十余部，惜屡经丧乱，板佚无存。清雍乾之际，整编重雕，世称龙藏，并收汉土著述达七千八百余卷，博采旁搜，包罗宏富，超轶前代为国重宝。实集佛学典籍之大成，为华夏文化之丰碑。十年否塞，经板残损，并世知闻，咸为扼腕。四凶既翦，国步复康，文运宏开，因缘殊胜。

1988年中国的龙年，11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西藏厅里，佛教、文物、出版界的领导和各界知名人士济济一堂，赵老也光临会场，参加新版《乾隆版大藏经》面世，并向国内外发行的新闻发布会。西藏厅正中的桌案上摆放着整齐的新版《乾隆版大藏经》。文物局的领导向赵朴老汇报在印制《乾隆版大藏经》的过程中，加强了对经板的安全保卫工作。文物出版社的领导谈了新版《乾隆版大藏经》全部使用优质宣纸和一得阁的香墨汁，聘请了解放前琉璃厂文富堂的老师傅在印刷和装订技术上把关，严格按传统工艺进行加工制作。同时也谈到由于受时间和财力的限制，经板残损的部分佛经只能用征集到的清乾隆年间刷印的《乾隆版大藏经》，用照相和扫描技术处理后进行装订制作。赵朴老说，能够把724函、7240卷，含1675部佛经大部头的线装古籍《乾隆版大藏经》刷印出版已经是功德无量，如果能够再把损坏掉的经板全部补刻好，那就功德圆满了。赵朴老神情凝重，手捧飘着墨香的《乾隆版大藏经》，心中充满欣喜。

每当想起赵朴老持杖的动作和双手合十的音容笑貌，还有老人家宽容大度、干练潇洒的风度，崇敬之情油然而起，可谓高山仰止。赵老数十年为实现“人间佛教”的理想而身体力行、殚精竭虑。一生慈悲为怀，为践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如老人家所说：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我兮何有，谁与安息。明月清风，不劳寻觅。在纪念赵朴老百年诞辰的时候，祈愿赵朴老乘愿再来，普渡慈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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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作品

赵朴初的诗词、书法是闻名遐尔，尤其书法影响力非同一般。他是一位蜚声中外的书法家。诗词促进了书法、书法也需有扎实的文学功底。对赵朴初来讲他具有丰富的佛教文化思想，其佛学文化是多数学者和书家不具备的。[6]

在中国书法史上虽然出现了高僧和名居士书法大家，但在佛教界居于领袖地位唯独赵朴初先生。他的诗词和佛教文化知识，促进了他的书法艺术的发展，在现代史是一位有造诣的书法家。研究赵朴初的书法与佛教文化和他的诗词是分不开的。他既是书法家，也是佛学家、诗人。他忠实地把佛学精粹融化到自己的书法艺术中，他的书法作品在佛门的翰墨史上“功德无量”，永世飘香。

赵朴初青少年时期写什么书体不清，从时代的需要和他的家庭出身，和已形成的书法风格，其书写馆阁体的功底深厚，这种书体虽有落后与保守的一面，但也有规范书法非常重要的另一面。从书法规范的低层次到直抒胸臆高层次的过渡，没有书法规范的低层是不行的，规范是每个艺术家的起步之始，这需要个人的拼搏，观念的更新，逐步蜕变，还要摆脱世俗，方可达到成功的意境。

赵朴初在书法艺术上由传统走向创新。其一，家学渊源，受到直接熏陶、教育，特别在诗词、书法方面由启蒙到成才，这对他后来的发展和成功影响至深。其二，作为一代佛教领袖，与佛教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佛教的禅理与书法理论的结合，对他的影响是全方位，也是多层次的。赵朴初先生曾告诫书法界朋友，他把“书法当成一门学问，一种科学”。博学各家法帖，撷诸家之精粹，融会贯通，终于写出自己风格。

赵朴初行书有自己的独以之处，在用笔上无论起笔、收笔，都做到了认真严谨，起笔藏锋，行笔中锋，笔有力度。每件作品，从开笔到收笔都进入佛教禅理之境界，平和之气韵，布局气度大方自然，风格统篇一致。

赵朴初楷书、行草尤其写得好。展示世人面前的多是行草，以他的行楷为例，可以从点画变化、章法布局，谈点对赵朴初书法认识，并和同生共同研究、探讨。[7]

一、行楷书的点画变化 赵朴初在安庆的故居和太湖县寺前镇赵朴初生平陈列馆，在这两处见到最多的书法为行草，其中有一幅写“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行笔为小楷，写于佛历2540年，其作品取法于颜、柳，点画变化较为突出，蜕变而成自己的风格，结体严谨、深厚圆润，笔健挺拔，舒展大方，拐折竖画宽博厚重，显得稳如基石，点呈圆形，有高山坠石之势，可见颜、柳书之风貌，雄强之风骨，可见赵朴初楷书功力确非一般。

二、行草书法的章法布局

赵朴初的行草书法，与其他书家有很多不同点：一是赵朴初具有高深的佛学知识，他的书法作品，尤其晚年书法作品，具有浓重禅理，这是其他书法家所不具备的；二是赵朴初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的诗意具有明月清风之禅意；三是赵朴初书法具有意境精湛、翰墨飘逸之感。他的书法立轴或横幅，通篇观之如金石铺地、字距、行距、布局疏朗别致，字字独立，上下呼应，意连笔不连，气贯通篇。书与诗，珠联璧合，可称“双绝”，是中国书法与诗艺术史上光彩照人的珍品。2000年5月31日，人民日报评论赵朴初书法“赵朴初同志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作家、诗人和书法大师。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有着十分精湛深入的研究，在诗词曲和书法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造诣。„„他的书法作品俊朗神秀，在书法界久负盛名”，当代书法大家谢泾廉得益于赵朴初的真传。

赵朴初书法结体方正严谨，浓郁朴茂，骨气深隐，看出他是一位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学问，心底慈善，对人正直笃实，超凡脱俗的书坛一代宗师。

第三篇：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论析

作 者 闫弘宇

所在单位 东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 法律系

通信地址 东北师范大学（净月校区）政法学院 法律系

邮政编码 130000

摘 要

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我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重大发展。二十几年来，我国法制的建设与发展，正是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指导下顺利进行的，研究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对于认清我国现时期法治发展规律，明确法治建设方向，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目的，旨在于通过深入地分析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条件，整体结构和主要内容，深入地分析我国法治发展的规律，为我国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系统的理论参考。

本文在写作中阅读了大量相关书籍和材料。在对邓小平相关论著认真研读的基础上，深刻地分析了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条件，创造性地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整体结构作了充分的阐释，并通过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主要内容的详尽论述，明确了其对我国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历史意义。同时，通过全文的论析，总结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对我国法治建设提出的基本要求。

通过本文的论证，我们看到，正是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指导下，才有了我国二十几年来法制建设的飞速发展，才形成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使得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大踏步地前进。他的法制建设思想无疑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法宝，是我们过去和现在法治建设的重要指南，也是我们在今后法治建设中需要始终贯彻并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重要理论武器。

主题词： 邓小平法制 法治

引 言

关于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国内理论界的研究较多，但所使用的概念、阐释的角度多有不同，诸如“法治思想”、“法治思想”、“法律思想”以及“民主与法制建设思想”，从论述的内容上看，大都阐释了其法制建设思想的某一个方面，目前尚没有从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结构上深入地分析，理论上缺乏整体性论述。国外的部分学者，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虽也高度重视，但研究就更为有限。本文将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从总体上加以分析、论述，使我们清楚、明确地掌握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整体脉络，这对我国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研究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首先要明确“法制”和“法治”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制通常有三种意义上的理解。（1）是指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或法律制度的简称，这是从广义上、静态意义上理解的法制。在此意义上，只要有国家制定法律和制度，便有法制，《中国法制史》和《外国法制史》这两门法学学科中的“法制”指的就是法律和制度。（2）是指按照依法办理来治理国家的一种治国方式、原则和制度，这是从狭义上、动态意义上理解的法制。在此意义上，君主专制和封建特权的社会制度下不可能实现“以法治国”，只有在民主的社会制度下，才能实现“以法治国”，故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没有法制，只有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才有法制可言。这种意义上的“法制”同“法治”含义相同。（3）是指由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各个环节结合起来协调运行的有机统一整体，这是从动态和静态相结合的意义上理解的法制。这种意义上的法制，既包括国家创制的法律制度，又包括法律在现实中的运行和实现的过程，且将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环节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在此意义上，只有近代以来的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才有法制。对法治的理解也有两种不同的含义：（1）是指中国古代法家提出的治国主张。源于春秋时期管仲、子产、邓析等革新家的思想，经战国时期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等发展，至韩非时集其大成，秦始皇以其为立国指导思想，大力推行。（2）是指西方政治家、法学家提出的严格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的一种治国方式和理论思想。西方的法治思想最早是由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其主张建立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反对一人专制和“贤人政治”，与人治相对立。这种思想为近代启蒙思想创立民主与法治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卢梭。他们主张依法治国，并把法治与民主联系起来，提出主权在民，宣称法律至高无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特权，夺取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提供思想武器。现代法治是与民主密切相关的，它除了强调以法治国，还注重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制约，以极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民主权利。[1]

应当说，邓小平在其论著中所使用的“法制”的概念，在不同的时期体现了上述法制的第（1）种含义和法治的第（2）种含义，为了阐释的便利，本文在论述中所使用的法制即为其第（1）种含义，使用的法治为其第（2）种含义，而对邓小平关于“法制”思想的整体性论述，称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

一、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条件

任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历史、现实根源。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伴随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而逐步完善的。它的形成同样有着深刻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条件，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理论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共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实现了法学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1848年到1883年，恩格斯在直接参加无产阶级革

命斗争的过程中，进一步分析批判了剥削阶级法律制度，论证了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法律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具体途径，更加深入地阐明了法的本质和运动规律。从1883年到1895年，恩格斯继承马克思的遗志，更加全面、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在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他们的法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理论中只是阐明了法的起源、法的本质以及法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其他现象的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对于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如何建设法制并没有提出具体、系统的观点，但为社会主义法制的形成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为后人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则为社会主义法制的产生创造了前提。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第一天起，列宁就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工作。在列宁的参加和指导下，苏维埃政权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决议。其中，1918年颁布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则为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列宁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崭新的理论，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法学宝库。为我国法制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开创者，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早在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纲领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是当时中国人民的大宪章。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设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比较理想的法制国家，并为此做出过巨大努力。1954年，毛泽东亲自领导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强调了宪法应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并指出：“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明确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同时，他还强调指出：“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 [2]1956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讲到“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后来他又讲到“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3]

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论述是一脉相承的，从邓小平的法制建设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制理论有着深刻的理解。例如，他在后来强调法制对经济建设的重要性问题上，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法与经济基础论述的现实阐述，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法制理论的现实补充。对于列宁的建国法制理论，邓小平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给予了大部分的肯定，并吸收、借鉴了其合理部分。他的许多论证，诸如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立法思想、经济法治思想等都是对列宁法制建设思想深入阐述和合理借鉴。对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所完成的我国法制建设工作，邓小平是持批判地继承态度的，既肯定和继承了其合理成分，同时又将一些错误予以及时的纠正。例如在邓小平指导下制定的我国82年宪法，就是对54年宪法的肯定，对75年、78年宪法的错误思想的纠正。

可以说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是在充分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法制建设的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实际发展起来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再创造。

第二，建国以后我国法制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成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形成的历史依据。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面对中国法制基础薄弱、人们法制观念淡薄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将法制建设提上了议事日程。1950年4月30日，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1954年9月20日，由全国一亿五千万人参与讨论和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得以通过，国家根本大法的诞生为中国法制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但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党和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形势估计的失误，加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准备不足等原因，党的指导思想陷入了“左”倾，并逐步走向极端。阶级斗争被盲目扩大化，同时社会上个人崇拜、个人专断之风盛行，法律形同虚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科学地总结了建国以来法制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这就成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得以形成的历史依据。

第三，改革开放和工作中心的转移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现实条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们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适度地进行宏观调控，增强市场竞争活力。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逐步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加以保障，需要有法律将已有的改革成果固定下来，同时市场经济的建设是全方面的建设，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领域的改革和调整都需要在法律的指导下有序地进行，社会迫切地需要健全的法制。这就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现实条件。事实证明，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也正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第四，国际法制日渐趋同的大趋势，是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不断发展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在各国谋求经济发展，以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各个国家以及各种国际经济组织都在加强立法，以更好地促进和保障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使得各国的法制建设与发展也在谋求平衡和统一，只有各国法律的相互融通才能更好地促

个有序的社会环境。这种社会环境的确立应当照顾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但有一个前提，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例如我国有关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一方面保护了智力劳动的成果，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而另一方面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商标法》即确立了商标专用权的保护，同时又营造了正当竞争的良好市场环境。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以将党和国家发展经济的重大战略方针和政策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使之规范化、条文化，便于操作，并赋予它们普遍的约束力，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贯彻实施，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二，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也是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重要原则。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证我国的经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健康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相结合的具体实践，只有保证其社会主义方向，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而这种实践活动要有社会主义法制的保证才能顺利进行。在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中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制定出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法律，在社会主义法律所营造的社会环境中才能使我国经济建设矢志不渝地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健康发展。邓小平曾深刻指出，决不允许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4]另一方面，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使法律切实地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真正实现了当家做主，而四项基本原则正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保证。在我国，要使作为反映统治阶级利益的法律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就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第三，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为改革开放服务。

改革开放是我们打破闭关锁国，增进国际交流，吸引外资，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的重要手段，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邓小平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更加开放。”，“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5]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有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作为保障，用法律将改革的成果固定下来，才能更好地实行改革，进行开放。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许多外商有意来我国投资，但由于当时我国还没有制定有关保护外国人投资的法律，以至许多外商担心政策会变，不敢进行投资，有的外商虽进行了投资，但数量和规模都很有限。直到我国相继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等相关法律，才打破这一僵局，来华投资的外商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这种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在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中始终坚持为改革开放服务，才能使改革开放深入进行，收到良好的效果。

（三）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变

在邓小平的法制建设思想中，虽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使用了“法制”一词，极少使用“法治”这一概念，但分析其具体环境和精神实质，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在他所使用的“法制”一词中是包含了法制和法治两种不同含义的。邓小平将传统的“法制”升华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这使我国的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变虽然仅一字之差，但其所根源的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基础却是天差地别。其所标志的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程度也是不可等同视之的。传统的“法制”与现代的“法治”有着迥然不同的含义：

首先，二者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不同。法治必须以国家的民主为前提和基础。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的成活土壤。法治是与任何形式的专制相对立的，是民主的具体贯彻和执行。法制却不需要以民主为前提和基础，它只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国家制度基础上。法制的存在并不需要民主，使得它与各种专制并不相互排斥，而且还可以建立在专制的国家制度之上，从而与民主相互对立和排斥。

其次，二者的性质明显不同。法治是一种治国方略、治国体制和治国机制。它的性质与人治针锋相对，格格不入。厉行法治，就是要从根本上确认和实施“法律至上”的原则，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从而排斥人治，排斥权大于法、言大于法或者领导人的意志高于法律的现象。法制从性质上讲，只是一国的基本制度，是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而言的法律制度。作为一项制度，它并不针对于人治，因此并不排斥权大于法，将领导人的讲话作为“法”而至于权威的地位，这并不与法制相悖。

再次，二者所治理的内容、对象和范围均有所不同。法治所治理的内容、对象和范围是广泛的，在法律至上的情况下，几乎整个国家的各个领域都被法治所涵盖。处理、解决任何事情的标准不是个人的意志或什么领导人的讲话，而应当严格以法律为标准。而在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传统的国家，厉行法治所针对的对象首当其冲的便应当是各级领导干部。要用宪法和法律规范各级机关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行为。而在此基础上，其次才是规范社会运行和社会公民的行为。法制的内容、对象和范围相对狭小，作为一定阶级所确立的法律制度，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社会的普通百姓，主要内容表现为“治民”。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对历史深刻反思的基础上，认识到文化大革命这一将人治发展到极端的历史时期的沉痛教训，在大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上，开始逐渐明确地提出要实行法治，反对人治。早在1978年邓小平在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思想的同时，就开始表达了法治的思想。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

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980年12月，邓小平再次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13]邓小平在这里清楚而准确地表述了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关系。社会主义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目的和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保障；没有社会主义的法制，民主就没有保障。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法制也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意义。二者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就是强调要通过各种法律、法规把社会主义民主的各个方面用法律形式全面、具体地确定下来，依靠法制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第一，要在国家根本大法上对人民民主制度加以严格确立。“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利，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使各民族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改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4]宪法是对人民民主的最基本也是最权威的保证。第二，要对公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做法律上的规定。要切实保障全体人民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利，享有各项公民权利”。[15]第三，要建立监督机制以确保人民民主权利不受侵犯。为了使人民能真正充分地行使民主权利，邓小平还提出了“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然而，民主通过法制确立下来，就不是任意的，必须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行使。邓小平多次批判那种不要法制，不受法律约束的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阐明了民主自由权利必须依法进行的思想。1979年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当时一些社会现象，邓小平指出：“有个所谓‘解冻社’，发表了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我们能够允许这种公开反对宪法原则的‘言论自由’吗？”民主和法制是不可分的，“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 “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象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 [16]这些论述是邓小平在新时期的历史条件下关于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纲领性表述，说明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方向是从人治走向法治，努力实现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二）关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与发展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我国法制发展的基本要求，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字方针。这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他指出，要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17]这十六字方针对我国法制建设的主要领域都提出了基本的要求。有法可依是对我国立法工作提出的基本要求；有法必依是对全体社会公民守法的基本要求；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是对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基本要求。关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下文的论述中将有所涉及，这里只重点阐述一下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

执法必严要求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使国家和人民赋予的行政执法权和司法权，克尽职守，执法如山，不徇私枉法，不放任任何违法行为，真正树立法律的权威，维护法律的尊严。一部好的法律能否发挥出良好的规范作用，这其中严格执法是一个决定性环节。没有严格的执法，法律就成为一纸空文，没有任何意义。执法必严要求在执法的过程中正确适用法律，准确把握立法宗旨，做到客观、公正、准确、及时。这是妥善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所必要的。只有严格执法，才能很好地打击一切破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刑事犯罪，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只有严格执法，才能及时、公正解决人民群众之间的各种纠纷，避免人民内部矛盾的扩大，使全体人民团结一致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违法必究要求司法机关对于一切违法行为都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根本保障。社会主义法律不承认任何等级的特权。我国《宪法》第33条第2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就是说，在我国不因违法者的性别、民族、种族、身份、地位等的不同而有差别待遇，在法律面前只有守法和违法之分，一切违法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追究。法律的作用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违法者予以惩罚和教育；一方面是保护大多数守法者的合法权益。只有对一切违法行为依法追究，才能更好地体现法律的惩罚、教育作用，同时也就更多地维护了守法公民的合法权益，这二者是密切相关的，统一起来，就要求在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中做到违法必究。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字方针所提出的四方面要求是互相联系，辨证统一的，四个方面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它们共同构成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任务。没有健全的立法，守法、执法和司法就没有依据；没有一切公民的守法，立法的效用和执法、司法工作就会受到影响；没有严格的执法和司法，法律的权威就不足以树立，守法也就失去了有力的保障。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的这十六字方针，已经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在新时期加强法制建设的长期指导方针。

（三）关于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法制的关系

邓小平明确指出，正确理解和处理好党的领导和法制的关系是民主法制建设的关键。一是应当明确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共产党居于执政党地位，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保证法律的实施方面，具有特别重大的责任，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也领导人民遵守和执行宪法和法律。二是指出法律范围内的事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理，过去，法律范围的事，党管的比较多，这是由于当时司法部门不完备，法制不太健全，党管还是可以的，在法律逐渐完

会主义法治意识》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5.《法治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年第2版

6.《邓小平思想精华》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3年版

7.《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 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7年版

8.《邓小平理论全书》 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年版

9.《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现代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5年版

10.《邓小平发展思想研究》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7年版

11.《邓小平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思想研究》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12.《邓小平思想宝库》 红旗出版社 1993年版

13.《邓小平理论体系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1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巡理》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15.《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研究》 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

16.《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红旗出版社 1997年版

17.《马恩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18.《列宁全集》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19.《毛泽东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20.《刘少奇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21.《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

22.《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若干问题》 法律出版社 1982年版

23.《中国共产党中央举办法律知识讲座纪实》 法律出版社 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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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论佛教建筑

论中国古代的佛教建筑

姓名：侯韩冰

学号：3120622035

班级：建筑122 指导：张克明

摘要

宗教信仰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宗教场所在成为人类重要的精神场所的同时也为建筑史画上了重要的一笔。佛教起源印度，大约在东汉初期即已正式传来中国。在中国传统文化大背景下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产生了独特的自成一体的佛教建筑文化。论文首先简述了佛教以及佛教建筑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及其特点，其次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当下流行的“禅境”，找到传统佛教建筑在现代建筑思想的影响和传承。关键词：佛教建筑、禅境

想要了解佛教建筑必须对佛教有一个深刻的了解，佛教思想是佛教建筑的象征文化体系的根源。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世纪到5世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早期作为统治者奴役劳动人民的工具，被极力推崇，其艺术文化逐渐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汉传佛教作为大陆地区传统佛寺发展的代表和缩影，在大陆地区分部广泛。在发展过程中，佛教建筑与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不断冲突和调和，形成了自己独一无二的体系特点。在传统的木结构建筑中，融合儒家，道家思想的内在品质，整体实用美观，成为中国建筑史上的重要部分。

佛教本身是什么呢？是一种宗教，也是一种哲学。甚至可以说是教化世人的教育体系。这种教育体系教育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和“真正的智慧”。佛教的理论轴心，是寻求人生乃至宇宙万象的“真实”，在林立众生的佛教门派中有着很多不同的解释。虽于哲学而言，这些对于真实的描述，绝大多数属于唯心主义，但其蕴含了及其深刻而又玄妙的道理。

佛教义理固然玄妙抽象，但其仍需要具象的表现形式，在加上修行、传播的实际需求包括了建筑、绘画文学、艺术等一系列关于佛教艺术便应运而生。远在其象征意义还未发展成为复杂的体系之时，佛教艺术就已经开始萌芽。据考证，佛教艺术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印度，而其中便有佛教建筑一类。

相传在公元67年天竺高僧迦叶来到当时的中国首都洛阳。当时的政府把一座寺作为他们的招待所，寺本汉朝一种官署的名称，但是从此以后它就成为了佛教寺院的专称了。按照历史记载，当时的皇帝下令为这些天竺高僧建造一些特别的房屋，并且以他们驮着经卷来中国的白马命名，叫做白马寺。时至今日凡是来到洛阳的善男信女都无不去白马寺去看看这座佛教建筑的苗圃。

公元200年前后，在中国历史的汉朝已经进入土崩瓦解的历史时期，在长江下游的丹阳郡（今天南京一带）有一个官吏怍融，“大起佛图，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廻，可容三千多人。这是中国历史的文字记载中比较具体地叙述一个佛寺的最早文献。我们可以看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人民的精神生活所提出的要求下，一个传统的中国建筑类型，在加上一些外来的新因素，就为了一个新的要求佛教服务了。以上两段摘自梁思成《中国的佛教建筑》

佛教建筑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而大量涌现，而且这段时期也是佛教建筑开始中国化，外来的建筑风格与本土的建筑风格相交融的时期。在当时建造了大量的寺院、石窟、佛塔。据文献记载，仅在北魏洛阳内外，就曾建寺12000余座；南朝建康一地，亦有庙宇500余处之多。现存我国著名石窟，如云岗、龙门、天龙山、敦煌等都肇始于这一时期，其建筑与艺术的造诣也都达到很高的水平。由于这一时期实物和文献的增加，始我们能对当时的佛教建筑有较多的了解。例如北魏洛阳的永宁寺，是有皇室兴建极富盛名的大刹。据《洛阳珈蓝记》等有关记载和对遗址的考古发掘，得知这寺的主体部分是由塔、殿和廊院组成，并且采取了中轴对称平面布局。中国寺庙的布局优美独特，样式与宫殿相似。以门庭正中为山门，山门左右设有钟楼、鼓楼，从外进内分别是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各殿中以大雄宝殿最为重要，也是寺庙中占地最大的建筑部分其因为大雄之名意为佛祖释迦牟尼。在寺庙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是佛塔这是历代供奉佛僧舍利的地方，神圣庄严。也是中国楼塔文化的源流之一，佛塔由印度传入。梵文音译为窣堵坡，与中原重楼文化相结合有多种形式：阁楼式塔、密檐式塔、亭阁式塔、覆钵式塔、金刚宝座式塔、宝箧印式塔、五轮塔、多宝塔、无缝式塔等。一般都建造在寺庙中部位置，因为文化的发展和历史原因为了更好的保护佛骨舍利都另辟别院建造佛塔。在西游记中唐三藏为表达对佛的尊敬发过誓愿道“见佛拜佛，遇塔扫塔。”佛塔也有浮屠的意思，俗语中常说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便是说救人于为难，比之你建造一座佛塔来彰显虔诚与祈愿善良更加重要。寺庙的布局俯瞰之下一般为：平面四方形，从山门殿中顺次进入为天王殿、大雄宝殿、寺庙供奉主菩萨殿、讲法殿、藏经楼为主，南北纵贯对称。其体现了中国传统寺庙中阴阳 宇宙观和崇尚对称、次序稳定的审美中心，而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寺庙建筑特色融入祭祀、观天的功能建筑。

从敦煌的壁画里，我们看到，从北魏到唐(从第五世纪到十世纪)这五百年间，佛寺的布局一般都采取了上面所说的庭院式的布局。但是，建造一所佛寺毕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因此，规模比较大，工料比较好，艺术水平比较高的佛教建筑，大多数是在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力量比较雄厚的时候建筑的。佛寺的建造地点，虽然在后代有许多是有意识地选择远离城市的山林之中，但总的看来，佛寺的建筑无论从它的地点来说，或者是从它的建造规模来说，大多数还是在人口集中的城市里，或者是沿着贸易交通的孔道上。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建康的“南朝四百八十寺”以及洛阳的一千三百多寺之外，在唐朝长安(今天的西安)城里的一百一十个坊中，每一个坊里至少有一个以上的佛寺，甚至于有一个佛寺而占用整个一坊的土地的(如大兴善寺就占靖善坊一坊之地)。这些佛寺里除造像外大部分都有塔，有壁画。这些壁画和造像大多是当时著名的艺术家的作品。中国古代一部著名的美术史《历代名画记》里所提到的名画以及著名雕刻，绝大部分是在长安洛阳的佛寺里的。在此以前，例如在号称有高一千尺的木塔的洛阳，也因为它有大量的佛寺而使北魏的一位作家杨衒之给后代留下了《洛阳伽蓝记》这样一本书。又如著名的敦煌千佛洞就位置在戈壁大沙漠的边缘上。敦煌的位置可以和19世纪以后的上海相比拟，戈壁沙漠像太平洋一样，隔开了也联系了东西的交通。敦煌是走上沙漠以前的最后一个城市，也是由西域到中国来的人越过了沙漠以后的第一个城市。就是因为这样，经济政治的战略位置，其中包括文化交通孔道上的战略位置，才使得中国第一个佛教石窟寺在敦煌凿造起来。这一切说明尽管宗教建筑从某一个意义上来说，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建筑，但是它的发展是脱离不了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条件的。

在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佛教建筑，经过一代代经验的积累，不断地发展，不断地丰富起来，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珍贵的遗产。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由于不同的社会的需要，不同的技术科学上的进步，佛教建筑也同其他建筑一样，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结构布 局和不同的形式、风格。

同时中国的佛教文化影响了中国几千年，而禅文化作为佛教特有的一种文化对我国有着深远的影响。

“禅”何为禅？百度百科是这样解释的：人生中的烦恼都是自己找的，当心灵变得博大，空灵无物，犹如倒空了烦恼的杯子，便能恬淡安静。人的心灵，若能如莲花与日月，超然平淡，无分别心、取舍心、爱憎心、得失心，便能获得快乐与祥和。水往低处流，云在天上飘，一切都自然和谐地发生，这就是平常心。拥有一颗平常心，人生如行云流水，回归本真，这便是参透人生，便是禅。宁静的心，质朴无瑕，回归本真，这便是参透人生，便是禅。

禅学，是佛教的一种思想，其大意是放弃用已有的知识、逻辑来解决问题。认为真正最为容易且最为有效的方法，是直接用源于自我内心的感悟来解决问题，寻回并证入自性。其理论认为这种方法不受任何知识、任何逻辑、任何常理所束缚，是真正源自于自我（你自己）的，所以也是最适合解决自我（你自己）的问题的。也就是说可以把禅理解为是一种最为简单也是最为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当下这念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看清楚自己的每一个念头中所包含的贪、瞋、痴，当下就把它照破，所以，对外境不起攀缘染著，自内照而不昏沉无记是也。

我认为中国古代的佛教建筑最能体会到禅的意境，它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无不散发着迷人的气息。

曾经在很多日本建筑中都能看的禅韵的身影。而日本的古建筑又大多在中国唐朝时期传入日本，不免感叹日本已经把中国的一些文化继承同时和日本本土文化融合成为一套自己的体系。而中国现在确依然徘徊缅怀在古时的辉煌或者疯狂迷恋现代建造潮流当中。一个事实我们不得不承认日本设计师的设计做的比我们国内的设计师做的好，而在日本的景观或其他设计中我们都能看到禅文化。鉴于本人才疏学浅所以我个人认为日本设计师在景观设计中所应用到的枯水景观是最能体现其禅境。而我又认为所谓枯水景观其实很大部分跟我们的国画中的山水极其相似，所以我们当代设计师所丢失的并不是所谓的前卫所谓的创意与灵感，更多的是在社会主义的教育体制下丢失了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以上的例子只是单单说明为什么日本能够创造那么多令人钦佩的建筑（这里不仅仅指佛教建筑）。而现代中国建筑却始终缺失了那么一种韵味。为什么古代中国能够留下如此之多的建筑瑰宝，而现在却只能看到建筑的复制于黏贴呢？我们得先想一想我们看那些个有禅境的设计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感觉，或者我们想到禅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感觉。淡泊，宁静，致远、、、、还有一个最最关键的“干净”，此“干净”非彼“干净”我说的是心灵上的干净，是佛教讲究五蕴皆空达到无我之境。那么我们想要做出禅境也得自身达到这样一个境界。仔细想设身处地的想僧人他的境地，没有金榜题名之喜没有洞房花烛之乐他们所寻求的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境界。所以我们在做建筑的时候应该换位思考。做禅境我们应该做一个僧人，做商业空间我们不仅把自己想成甲方更多的是我们要把自己比作消费者。

传统佛教建筑对现代建筑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而其留给后人的思考更应该去探究。我认为传统佛教建筑留下的传承不是其建筑形式而是对一切生命的思考与换位。所谓的意境无论是何种意境都来源于此。每一个物体都是有生命的，石头，植物都都有其灵魂。在设计时我们应和它们进行心灵的对话。你把它们组合摆在一个适合的位置让它的灵魂得到最美的展现。你设计的每一个建筑都是有生命的，当你在草图纸上勾勒时它便如胚胎里的幼儿，你不需要刻意的提取古代建筑的某一元素强置在它的身上，因为当你落笔时便赋予了它性格，它便会自己塑造自己，这里的自己塑造指建筑师此时已经不能按照自己的思想去决定这个有生命的建筑的未来。不能一味的用建筑师的眼光去看待建筑。

第五篇：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论析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论析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一重要命题。在他这一时期的许多重要著作中，如《矛盾论》、《实践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论联合政府》等，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建设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科学论述了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文化建设的方针原则、文化建设的人才队伍、文化建设的领导力量等多个方面。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关于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观点、重要论述，形成了基本完整和相对成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为动员千百万人民群众进行抗战并争取战争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食粮，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值得我们认真进行梳理、学习、研究和借鉴。

一、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是由人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交织、共同作用构成的实践活动，文化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以人类本身的进化发展来说明文化的重要性。他指出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进一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人类拥有的文化越多，越脱离必然王国而越接近自由王国。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论证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既充分肯定了物质生产的终极决定力量。又充分肯定了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的巨大反作用力量。实现了二者的辩证统一，奠定了他们在科学史上的不朽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至理名言深刻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是对精神文化重要作用的高度褒奖。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重视文化建设，坚持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指导革命实践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艰巨的文化建设任务，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长期统治中国的目的，在其占领区内，建立奴化教育的统治机构与制度，提倡与利用中国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文化，培植为他们奴役中国人民服务的奴化文化。这种文化奴化政策，消弭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精神，加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危机。因此，为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实现国家解放民族独立，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必须组织起革命文化大军，用革命文化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文化。毛泽东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文化斗争，是没有硝烟的斗争，是另一条革命的战线，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共产党既要组织起浩浩荡荡的军事大军，又要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从文武两条战线展开斗争，使日本侵略者，不仅在军事上遭到打击，在精神文化上也要遭到打击，加速其失败，文化是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在毛泽东看来，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不仅仅是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民族独立的需要，而且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目标之一，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需要。他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在毛泽东所设想构建的新中国里，文化具有重要位置，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文化任何社会都是建立不起来的，文化与政治、经济三位一体，有机统一，不可分割。194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再次把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确立为未来新中国的基本目标之一，强调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毫无疑问，文化建设是毛泽东所追求和确立的国家建设重要目标之一。

二、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以其特定的指导思想为核心，从而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历经百般挫折、千辛万苦的历史必然。近代以来，面对中华民族文化危机，中国的仁人志士不断努力探索文化启蒙与文化复兴的道路。从洋务派对器物文化的青睐，到维新派对政治文化的关注，再到新文化运动对观念文化的变革；从中体西用，到西体中用，再到中西综合；从文化保守主义，到文化自由主义，再到文化激进主义等等，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启了中国新的文化自觉之路，执著地探索着一种新型现代文化，期间经历了漫长曲折的道路，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始终没有找到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毛泽东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