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人们思想行为的影响

第一篇：佛教对人们思想行为的影响

试述佛教在现代社会对人们的思想行为有哪些指导意义。

佛教是世界主要宗教之一，起源于印度，在世界东方文化里占有显要地位。佛教虽为宗教，但思辨性很强，各种文化艺术哲学成分极为丰富，能给人以灵魂的净化和精神的震撼。其博大精深的思想是人类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无论是在以前还是在现在对人类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生活都起着重要作用。

佛教伦理思想是其整个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众生平等观念、克制自我观念和慈悲利他观念。这些伦理思想在佛经中就很好的展现出来了，随着在中国的发展，逐渐于我们传统的伦理道德相结合，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在现代社会，佛教对人们的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抑制现代社会中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

佛教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们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促使人们自律，反对损人利己，反对奢华。佛教讲求克己，特别强调抑制自己的贪欲和私念。对文化层次不高的人来说，佛教的教义对其思想和行为有着较大的约束力，因为佛教强调因果报应，讲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当人们在极端地追求自身利益或享乐时，往往会顾虑佛经中所说的个人行为所招致因果报应，于是就会反省和收敛自己的行为。

（二）鼓励人们扶危济困，造福社会

佛教思想鼓励人们扶危济困，造福社会民众。佛教的慈悲利他观念鼓励人们多做善事，这种精神观念随着佛教影响在民间的深入和扩大，逐渐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接受。在现实生活，有相当多的人能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从事许多利国利民的善事，以得到心灵的安慰。

（三）鼓励人们追求理想中的至善境界，维持社会安宁

佛教思想鼓励人们追求理想中的至善境界，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随着佛教伦理观念同传统观念的结合，佛教伦理观念逐渐为人们所借鉴和接纳，在相当多的人的潜意识中，按照佛教的行为规范办事，是一定会有一个好结果的，这些观念就起着激励人们去追求一种理想中的至善境界的作用。

（四）运用佛教知识改善人际关系

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的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现代人常常因工作、学习和生活而聚集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师友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婆媳关系等各种关系的存在。况且人在社会活动中，存在着与人亲近的内在驱力，包括和需要别人关心、需要友谊、需要别人的接受、需要别人的支持与合作等。人与他人的关系涉及到人的生存与发展，由此也可见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但现在由于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学习、工作方面的竞争力也日益加重，人们普遍地感觉到越来越难处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们在处理各自的情感和利益方面，往往会和他人产生各种矛盾和问题。而佛教可以净化人心，面对诸种纷繁的人际关系，可以在现代社会中为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而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因为佛教的教理教义都是引导人心向善的，而善念和善行则是调和人际关际的润滑剂。可以说佛教的五戒十善，也是培养一个人具有慈悲心和善良品行的基本保证。

（五）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佛教要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就是叫我们破除迷信，排除一切假象，明悟自心，用实际的、圆满的、无碍的方法，和平等的方法，来对待自己的生活和人。佛教的慈悲平等理念可以作为构成这种人生观的重要因素和来源。面对人们普遍存在的贪心高涨，心态失衡的现实，佛教界人士应当利用其教义中有利于改善一般人人生态度的内容，从思想上来教育感化他们，让他们保持少欲知足的心态；在遭遇人生的成败之境时，应当做到“得意之时淡然，失意之时坦然”，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此外，还应善用弥勒菩萨的宽容慈悲思想来培养现代人的宽容心态，塑造一个人高尚的道德品质。也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中，佛教应当肩负起心灵教化的神圣职责，在化解心理问题，促进人际关系的改善，培养健康向上的人生态度方面充当良师益友，尤其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要发挥其劝世导俗，恒顺众生的积极的作用。

第二篇：浅析佛教对当代人思想的影响

浅析佛教对当代人思想的影响

摘要：佛教作为由外国传入的宗教，在西汉时期传入中国之后，不断地经由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深远且深刻的影响。直到今天，即使不信仰佛教的人，佛教的思想也同样的影响着人们对于伦理，社会等等的看法。

关键词：佛教 思想影响 伦理 社会 功效

自传入中国以来，佛教就一直不停的在和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融合，因此，现在的佛教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真正的外来宗教，而是中国化的佛教。这也是为什么佛教作为中国的所有宗教中传入中国最早，教义本身又和中国世俗很遥远（讲求出世和远遁），但是影响力却又相对较大的原因之一。

因此，我们讨论佛教对中国人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对当代人思想的影响，包含但不是完全的限于作为宗教的范围内。我们更看重佛教作为一种思想，作为一种植根中国文化的观点，对更大范围内的人们的思想的影响。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所以，在论述的过程中，我们不局限于对于佛教经典的摘抄和理解，1

更多的是利用一些现实中普及化了的佛教的观点来作为我们的论据。并非是没有论据，只是我们论证的是佛教的影响，而不是宗教本身。佛教对当代人思想的影响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佛教思想影响着人们的审美情趣

人们接受一个事物，选择对齐的态度，根据心理学的观点，最早是依赖于审美的好恶而不是理性的分析。佛教之所以能被人们接受，在于他所蕴含的美学价值被人们接受。

佛教可供人们审美的东西很多，佛经本身就是其中之一。佛经的翻译者全是饱学之士，因此佛经既有思想价值，也有文学价值。朴实的深邃的文风，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情趣。这一点当代人肯定会有的，但是最著名的例子还是唐代的诗人王维，因为痴迷佛教，把自己的号变成了“摩诘”（化用佛教经典《维摩诘所说经》），其诗画多有禅意，后世人称“诗佛”。这种非喧闹的，素雅的，审美情趣，今天对于人们还有很大的影响。比如人们选择住所，别墅，旅游地等等的时候，会不自觉的向往具有出世意味的地方，以远离喧嚣和聒噪，求的心灵的宁静。

其次佛教的艺术，包括寺庙，造像，壁画等等的特点，在人们对装饰等的审美选择上也也有着很深远的影响，这里就不在赘述了。2.佛教是人们思想的寄托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物质的和精神的欲望被工业文明不停的放大，媒体在其中推波助澜，同时，由于社会

法律和规则体系的不完善，使得贫富差距尖锐，现代人心灵受到的冲击越来越大。普遍表现为对现实社会的不理解和抗拒。人们的压力无处宣泄。

于是佛教的一些思想，就顺势成为了人们寄托心灵，精神上远离社会的庇护者。比如因果报应，比如出世的世界观，比如对财产的淡然，对争斗的弱视，对于名利的回避，都成为了人们回避现实，求得心灵宁静的安慰。

这点从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扮演者在事业鼎盛之时毅然出家以及越来越旺盛的寺庙香火可以看出。我们仅仅举一个例子，很多人并非佛教徒，可能对于佛教的思想也没有很深入和系统的了解，但是，见到寺庙还是要拜一下，很多人还是选择具有佛教内容的饰品，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求得思想的解脱以及所谓的“神灵庇佑”以减轻在现实社会中的不安全感总是占了很大的部分。因为佛教的思想以及佛教的很多作为，一定意义上对他们起到了心理平衡的参照，同时崇拜偶像又可以使人们获得安全感。这个都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得到严格的论证，这里就不在细说了，大家体会的到。

佛教的艺术也一定意义上起到了这个作用。我们举佛教的音乐来说明。

音乐本身就有使人安静的力量，为人们提供美的感受，缓和情绪。日本江本胜博士的试验小组经过多年的科学试验, 他们发觉: 当水听了优雅的音乐结晶会变得很漂亮, 而听了吵闹的音乐时则变

得扭曲、丑陋, 听过贝多芬《田园交响曲》的水后, 结晶正如明朗爽快的曲调那样美丽而整齐;听过韩国民谣《阿里朗》的音乐后(该曲描述恋人痛苦分手的情景),结晶呈现分离似的独立的痛苦状态。我们有理由相信，音乐的这种作用同样物理的作用在人的身上。对人的身心产生影响。

佛学的音乐产生于最简单的法器之中，最早是诵念佛经的伴奏。后来人们发现这种声音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于是就把佛学的音乐单独的抽离出来，形成了新的音乐形式。这类佛乐的旋律起伏不大, 节奏简单, 没有大起大落的音浪, 通过反复的唱颂、唱念, 使内心的情感、情绪平稳而达致平静。在佛教音乐中体验的“净”, 则是绝去一切妄念的精神澄炼和在幻象中呈现的随缘自在的真如世界;而在那“静”中, 体验的是有着盎然生机, 有着安闲自在、超然自得的心理状态。平和的音调可以使人保持正常、清醒的思维和想象空间, 更能净化身体内的水, 使体内的水结晶变得更美丽, 令人身心和谐顺畅, 保持神清气爽的精神状态, 利于工作、学习和生活。

我的一个同学并非佛教徒，但是他的手机中就存放着很多佛教的音乐，据他自己说烦躁的时候听一听，可以有豁然的感觉，放在这里算是一个不严谨的例证。

同样可以作为这一点论证的还有大家都熟悉的千手观音的表演，这个就不用赘述了。

总之，佛教的思想及衍生出来的艺术形式确确实实为人们的思想

提供了寄托。同时产生了很多的社会功效，这一点我们后面有论述。

3.佛教影响着人们性和婚姻的观念

这个标题大家看了可能会觉得不靠谱，因为一般认为，佛教和男女之事是没什么关系的，佛教严格的禁止欲望，所以这是一个伪命题。

其实不然。如前所述，我们的佛教是世俗化和改良的，否则他也不可能生存下来，因此佛教本身对于这方面肯定会有迂回的地方。事实上确实如此，这里出于严谨，我们要运用一些佛教的教义了。但是同样，我们不纠缠，只用两句话来作为证明，一，佛教提倡轮回之说，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一般人看来，佛教是不能谈“情”说“爱”的，然而色空不二，佛法在最深处，打破一切界限。从一个男性心理和生理的角度来解释。对于男人来说女人的概念就代表了性或欲以及情或爱。性与情，或欲和爱乃交织在一起，是无法分开的。常人的爱，男女的爱，没有无欲的情，也没有无性的爱。性或欲乃生命的原动力，藏在情或爱的背后。唯有性或欲，非人也，只认情或爱，不承认有性或欲，人之伪也。性、情、生命三者互动，单有情，不能有生命，但没有性，一定没有生命。各种各样的爱情模式、男女相悦，外在是一种很美的情感，内在是人类传宗接代的欲望驱使。因此承接轮回学说，性、欲爱，正因为能够创造生命，从佛教的角度讲，便成为轮回之因，轮回之根本，因此上，佛教并不反对

性，至少对世俗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得到我们的第一个结论，佛教对这个话题是有关的。

然后佛教认为欲望是人痛苦的根源，因此上绝对的反对纵欲。但是性作为人的生命原动力，想要断除，谈何容易？认清并断除欲望，对于宗教修行者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普通的常人呢？这种欲望，是“最深的梦”，是“永远的忧伤”。人们既想超越，又很难脱离这生命的根本，因此，始终处于一种慨叹，一种犹疑之中。悟到了些许个中真味，但又不明晰清朗。不即不离，若即若离，兜兜转转，游行其间。

如前所述，社会的高速发展是人们的欲望膨胀，这个，从当今流行的一些名词，如小三，二奶，婚外情和婚外性，等等以及各种已经蔓延到少年的门事件。各种门事件的爆发其实是对中国社会的严重警告，欲望的泛滥已经到了很小的孩子们的身上，而且他们显然并不打算抑制这种欲望，而且以欲望得到发泄为荣，否则这些东西也不会出现在网上。我们不反对人的正常欲求，但是，这种欲望的泛滥的危害是不言自明的。

由此，我们得出第二个结论，人有欲望是没错了，但是欲望泛滥就显然有他的危害。

佛教不但对人们的欲望提出了解释，而且对人们摆脱欲望带来的痛苦提供了疏导的办法。

出家是最彻底方式。出家修行的目的就是尽可能的断除欲爱，截

断生命之流，为走上解脱之路、济世度人打下第一个基础。因此不再滞着于男女之间人之常情，而将之转移成一种超越的爱。当然这个可行性太低了。于是佛教的思想提供了更加可行的方式。佛教给出经由禅定的不同形式，疏导欲望的有效方法，甚至佛教针对欲念较强但智慧很大的某类根机的人给出一种男女双修的特殊方法，这就是密宗的出现，现在主要是藏密。印度教的性力派与佛教的密宗，只有形式上的类同，但根本理法上则完全不同。但如果佛教密宗行者不能观空执中，g契理契机，克服转化物理的障碍，不但不会解脱，反而会与普通人一样堕入恶道。所以这种修法有很大的挑战性和危险性，并不是多数人能够承担的。大部分还要从心理上起修，或者渐修，或者导归净土，或者修禅顿悟。能在性事这种生物最难摆脱的生理、物理局限中，观空解脱比在心里上要难得多。

因此我们可以的出第三个结论，接受佛教的思想对于人们缓解欲望带来的痛苦是有作用的。

基于以上三个小的结论，我们可以看出，接受佛教的思想并不意味这完全的脱离欲望，可以敦促人们更合理的，更健康的疏导欲望。

上述的思想当然不仅仅局限于性的方面，同样适用于其他的欲求。因此教的思想对于人们的欲望的观念产生了影响，是 不言而喻的了。

关于婚姻。佛教并不干涉世俗人的社会组织——家庭，但是有个

前提，就是婚姻的基础一定是有共同的利益基础和思想基础，否则就不会稳定。没有共同利益、共同思想的婚姻，觉得不会产生稳定的家庭。比如，因为人的贪欲而聚合在一起：贪恋性色、贪恋财富或地位、为子嗣而结合等等，都是不同的贪念的表现，这样的婚姻必然是不幸福的。再有婚姻双方没有共同生活目标，彼此不能互相进步，而是贪图个人享受，或好逸恶劳，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这样的婚姻也会带来不好的结果，仍然未脱佛法因、缘、果的解释。因此，一定意义上，佛教的思想也对人们的家庭观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利于维护婚姻的稳定。4.佛教对人们生态思想的影响

佛教的生态思想是建立在“缘起”论基础上的。所谓“缘起”，是指现象界的一切都是由各种条件和合形成而不是孤立的存在。宇宙中没有不变的实体，条件是在不断变化的，事物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佛陀的的弟子阿说示曾经转述这一思想：“诸法因生者，彼法随因灭，因缘灭即道，大师说如是。”“因”就是条件，是内在的直接原因，万法由条件而生，由条件而灭，缘则是外在的起辅助作用的间接原因。因缘的聚散合离导致了事物的生灭，佛教称之为缘集、缘生、缘灭、缘起

根据这个基本理论，佛教认为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植物，也是息息相关、相斥相成的，不能断然分割而单独存在，这是佛教对生命关怀以及生态思想之根本。

因此，接受佛教思想的人们，对于生态的建设，具有积极的影响。

首先，佛教提倡戒杀，佛陀出家、在家的各种戒律都以不杀生为根本重戒，极力宣扬慈悲戒杀。告诫弟子用滤囊取水，这样既卫生也保护水中生物，佛陀甚至禁止弟子残害草木。据说释迦牟尼前世修菩萨道时，在山中坐禅，鸟在其发髻上做巢孵卵，他怕伤幼雏而端坐不动，直到鸟雏生羽。佛陀认为不杀生的理由有二：一是慈悲心，二是避免杀生恶业。因此，为了劝诫人戒杀护生，还以诗、书、画、歌等形式编印宣传资料。

放生是中国佛教徒普遍进行的修行实践，并得到一般社会民众的尊敬。在中国民间，放生是颇受尊敬的善行，人们喜欢在节日放生，也愿意到寺庙放生。为满足教徒的放生意愿，许多寺庙建有专门的放生建筑，叫做“放生池”。放生池一般多设在佛寺门前或周围，池中置水，大的放生池中还有假山、亭子、花草等，供生物生存休栖。佛教还有专门放生的法会，叫“放生会”。我们不管他的具体的理论推理过程，单就效果而言，这一思想就影响着人们去保护生物，仅这一点就够了。

其次，佛教提倡素食。这一点来说，根源于不杀生。接受佛教思想的人，会对素食有所偏爱的。具体的意义及不分析了。再次，佛教思想对人们追求自然的生态环境有积极的影响。佛教徒有植树造林、养林护林、栽花种草的优良传统。佛教寺院通常都是林木葱郁，鸟语花香，环境清幽。这既是缘了“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理念，也是出于参禅修道的环境需要。在佛教寺庙的重重庭院中，教徒们广植花木，或植松或种柏，或栽银杏，或

培育紫荆、藤萝。有的庭院中，还掘有荷池，叠有假山。对于普通人来说，从视觉、听觉、嗅觉诸多方面，顺应自然，点染自然，升华自然，使环境最大程度上与其宗教理念、生命感觉相和谐，这不得不说是佛教思想对人们追求生态观念影响的结果。最后，佛教要求教徒俭朴生活，注重修行，过物质上贫乏、精神上却无尽富有的生活。在简朴的生活中寻求心灵的净化，涵养的提升，这与现代环保运动所推崇的绿色消费有异曲同工之处，佛教徒的这种生活应当是资源节约型的，这对于今天物欲泛滥的生活方式是一个良好的示范。接受佛教思想，对于物质的看法会有很大的改变。不管是出于怎么样的目的。5.佛教对人们社会思想的影响

佛教对人们的思想影响更多的是体现在社会方面

（一）以佛教缘起理论和“少欲知足”的思想，引导信徒和社会普通民众在充盈的财富和丰富的消费品面前克制贪欲，淡泊名利，一心为民众和社会努力奉献。这样既能有益于个人保持心平气和的状态，减少烦恼，使身心愉快，也能在关爱和利益群生过程中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受到周围人们的尊敬。

（二）以佛教的教人止恶行善的思想进行教化，使信众乃至一般民众从身、语，意三方面提高道德修养，以慈悲、戒贪、廉洁、宽容、诚实、忍让、和蔼等道德规范要求自己，并且致力积德行善，以关怀人帮助人为乐，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参与兴办慈济事业和社会福利机构，积极参加国内外的扶危济困，赈灾救难的

活动。

（三）以佛教的“不杀”和慈悲的思想，教导民众爱护人乃至一切生灵，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和睦协调的关系，为促进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共处，和解和合作，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并且积极参加保护动物，保持生态平衡的活动。

这些思想都一定意义上是人们懂得相互尊重和共处，影响着人们对社会的看法。

6.佛教影响人们对社会矛盾和公益事业的看法

一般状况下，人们对于公益事业是支持和提倡的，但是，出于种种原因，精神上的层面更多。佛教对于人们的这种思想走向实践有着影响，不管他是出于怎样的动机，背后有着怎样的佛理支持。在贫富矛盾尖锐的情况下，投入公益事业，使人们可以更好的认识社会的矛盾，缓解极端事件的发生。7.佛教对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

这一点有很多体现，但更多是潜移默化的，我们只举两点。首先，思辨的思维方式。在佛教的思维方式中，最具特色或在思想史上最有价值的是其否定形态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式是在吸收和改造印度婆罗门教的相关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且在佛教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充实。

但这种思维方式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当代仍值得重视，对

今天的人们仍有借监意义或重要启示。这种思维方式的一大特色是重视用某种形式上的否定手法达到对事物的真理性认识，这种否定手法并不是虚无主义的否定，而是为了更高层次的肯定，是为了对万有本质进行有效的正确把握。这种思想的有很多来源，尤其是对于教育多元化的今天，但是，佛教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肯定占一定的位置。

还有，业报论。这个太熟悉了，代表就是深入人心的那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很多文化中都有这种思想，很难说到底是谁影响了谁，但是，佛教肯定是来源之一。

作为文化层面的，佛教更多是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和很多其他的思想缠绕在一起。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他重要把他放在后面，但是篇幅却不长的原因。

8.佛教对人们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影响

作为佛教对人们思想的影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无疑是最终极的。一旦他的影响到了这个层次，就很说明那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思想了，而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了。由于他相当的重要，所以我们要提出佛教的理论根据。首先，平等的观念。

佛教认为，不存在一个万有的主宰体，事物是缘起的，是互为因果的，互为条件的。不仅一般的事物中没有这种主宰体，而且在人或人生现象中也没有这种主宰体。如佛教把人分析为“五蕴”，即色、受、想、行、识。这五种要素在佛教（小乘佛教）中无高

低主次之分。佛教的这种无主体或“无我”的理论与其在伦理思想上的平等观念显然是相呼应的：既然万有中没有主宰体或一切的主体，又怎么可能会在社会中存在一个永远高于其他种姓的最高种姓呢。佛教教规中规定了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等。无论是杀生还是偷盗或邪淫都是对他人的侵犯，其行为都是建立在一种别人与自己不平等观念的基础之上的。如婆罗门教中的一些派别虽然也讲不杀生和不任意拿走别人的东西等，但这主要是适用于相同种姓之间，而在上等种姓对待下等种姓时，则不受此限；上等种姓在许多场合可以任意处置下等种姓或其物品，包括伤害下等种姓的生命。佛教对于这种不平等的观念是坚决反对的。抛弃了思想的产生背景，单就平等的思想而言，确实有佛教的因素在里面。其次，克己观念。

佛教学说中与克己观念直接相联系（或作为克己观念的直接表现形态）的理论有不少。例如佛教有关“三毒”的理论、有关“三学”的理论等都包含着克己的观念。

佛教认为，人之所以陷入生死轮回的痛苦之中，与人总是为“烦恼”所缠绕有关。烦恼有多种，但其中主要的有三种，即所谓“三毒”。三毒具体指贪、嗔，以及痴。克己可以使人摆脱这些烦恼。我一直认为，在一个欲望横流的社会，理性与克制是一种美德。但是，克制欲望又似乎很难做到。佛教在提倡克制的同时，也提供了方法。在佛教理论中，关于如何克己的具体方法，直接论及

较多的是所谓“三学”。三学即戒、定、慧。“戒”就是佛教的戒律或戒条，是信徒必须遵守的规则，佛教以此来约束信奉者的行为。凡是虔诚的佛教徒都把戒律作为克制自己贪欲、戒除不良行为的准则。佛教的戒有多种或不同阶段，如可以分为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等。佛教的戒一般收在各种“律藏”之中。这些理论人们虽然未必看得到，但是还总是在无形中影响着人们的。因为他早以成为了文化，本土化的文化。再次，慈悲利他观念。

佛教讲“平等”，讲“克己”，就自然也要讲“慈悲利他”。在“慈悲利他”中，“慈悲”是佛教一直讲的，而“利他”则主要是在大乘佛教形成后才大力强调的。

佛教的慈悲不仅指要对自己之外的他人慈悲，而且有时也指要对一切有生命之物慈悲佛教的不杀生等戒规就具有这方面的含义。慈悲在佛教教义中也常被包摄在所谓“四无量心”之中。四无量心中除了慈和悲之外，还包括喜和舍。“喜”指看见他人快乐而随之欢喜。“舍”指内心保持不偏执的平衡，平等无差别（舍弃亲疏差别）地利益众生。很多的人也许不懂佛理，但是肯定会在某种程度上践行这些思想。因为文化受到了佛教的影响，而我们生活在这种文化之中。

总之，作为一个充分的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宗教，佛家的一些思想已经深入我们的传统文化之中。现代人也许更多的是无神论者，但是，佛家的思想还是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更多的作为一种文化大环境的背

景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分析佛教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对于人事宗教的价值，分析社会思潮等等都重大的价值，对于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伦理学，等等都有着重大的研究价值。

共15页，7570字。

参考文献：1.胡丽娟，佛教音乐对构建当代和谐社会的积极意义，《艺术研究》 2.中国佛教信息网

3.长安万岁，佛教的伦理思想与现代社会，百度贴吧

4.红尘客，佛教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和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越性，中国佛教交友网

5.张朝勇，佛教的生态思想及现实意义，中国知网 6.杨曾文，佛教和谐思想诠释及其当代意义 7.百度知道相关条目

8.搜搜问问相关条目

第三篇：改革开放三十年对人们思想的影响

改革开放三十年对人们思想的影响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上，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无疑是最壮丽的史诗、最华彩的篇章。如果说，辛亥革命结束了沿袭数千年的封建帝制，为近代中国发展进步打开了闸门；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创造了前提；那么，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则使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和完善，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开辟了道路，并对当今世界格局和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面貌带来的历史性变化，还不仅仅是在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有精神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巨大转变。30年改革开放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打破了过去那种单调、统一的带有个人崇拜和违背人性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精神和文化生活日趋多样化，思想观念日益多元化。竞争、效率、民主、法治等等意识是30年前所不可想象的，特别是，人们可以自由地思想，自由地选择，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自由、自主、独立，这是改革开放带给人们精神领域的一个最大变化。原来走在大街上，大家穿得都差不多，灰色的，现在花花绿绿了、五光十色了，人们的思想也变得活跃了，创新力强了，人也聪明起来了，文明起来了。人的思想从僵化、半僵化，从“两个凡是”走出来了，国家也从封闭、半封闭走向了开放和自信。精神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变革调动了亿万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突飞猛进的局面。这场新的伟大革命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现在回过头去看，近30年前，我们国家面临的是十分困难的局面：十年内乱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创伤，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的混乱现象极其严重。而从粉碎“四人帮”到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两年间，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是非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澄清，拨乱反正呈现徘徊局面。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发达国家纷纷进行后工业革命，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加紧向现代化社会转型。所有这些，都对我们党形成了巨大压力。党要在如此严重的困境中重新奋起，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面对困境和压力，我们党科学分析国内状况和世界大势，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和人民愿望，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大智大勇，坚定地开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

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说过三句振聋发聩的话。第一句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第二句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第三句是：“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就表明，我们党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曲折中深刻认识到，要摆脱我们当时所处的严重困境，要加快改变中国的面貌和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必须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必须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通过开放，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勇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觉醒。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以1978年我们党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序幕拉开了，全面改革的进程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势不可当地展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邓小平同志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这两句话，把改革开放的性质和目的说得很透彻、很深刻。联系当时的国内状况和国际大势，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实际上是被当时的困境和压力逼出来的，其历史背景和根本目的至少有这么三条：一是要通过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同时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继承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走出十年内乱给我国造成的危难和困境，在治穷致富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二是要通过改革开放，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摆脱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三是要抓住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顺应世界范围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使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摆脱落后、赶上时代，使我们这个党成为这个新的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这三个方面的背景以及改革开放的性质和目的，大力度地概括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回首近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我们党领导的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之所以目的与效果是如此统一，之所以当一些国家的“改革”导致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和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丧失，而中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却使“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正是依据新的伟大革命同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相统一的原则来进行的。

近30年改革开放带来的最深刻的变化，是人的变化，首先是中国人民面貌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就是，在这场以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为先导的深刻变革中，中国人民以实事求是取代了“两个凡是”，长期窒息人们思想的许多旧观念受到了很大冲击，积极变革、勇于开拓、讲求实效开始成为人们精神状态的主流，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万众一心地为创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而团结奋斗、顽强奋斗、不懈奋斗。在这场深刻变革中，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最根本的就是，以思想解放推动了改革开放，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变，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正在创造着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在这场深刻变革中，中国共产党的面貌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最根本的就是，以执政党思维取代了革命党思维，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勇敢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过程中，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转变党的执政方式，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使党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近30年改革开放带给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还深刻地体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阐述的新时期“三个最”上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正是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使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正是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基础设施和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从1978年到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165亿美元增长到26269亿美元，年均增长9.7%，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经济平均3%左右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四；粮食、棉花、肉类、钢铁、煤炭、化肥、水泥等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品产量居世界首位；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提高到17607亿美元，上升为世界第三；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增长，扣除物价因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均增长了5.7倍；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2000多万；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前不久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表明，过去25年来，全球脱贫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中，有67%的成就归功于中国。

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正是在与时俱进地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党不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同时，拓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四篇：佛教思想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佛教思想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原想这个题目的范围蛮大的不好写，加上自己对佛教的了解也不是很多，但想想就算是自己对自己所认知的佛教以及个人的一些看法的一次总结吧！

我个人对佛教的最初认识可能要属孩童时看的电视剧《西游记》了，在里面几乎所有的佛教 “名人”都在了，那时候只觉得那些菩萨不仅神通广大而且威严无比，尤其是那如来。但随着慢慢长大对佛教的了解也多了起来，而且发现周围很多人都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有时就把他们看做佛教教徒了。那时候只觉得那些看似佛教教徒的人比其他的人和善而且常常很开心很满足的样子，这些都促使了我的好奇心。随着中学时代的《中国历史》对佛教的不断加深了解，我对佛教才有了那么一个大体了解。

佛教，是世界四大宗教之一，它的始创者，并非佛教徒幻想中假定的人物，更非一般人所想像的虚无飘渺的鬼神，而是确有其人、其事，而且是有历史考证的伟大圣哲－－释迦牟尼佛。关于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时代，中学的《中国历史》是有确确说法的，但民间确有各种不同的异说。据一般传说，而又为学佛者所公认的，是汉明帝遣使西域求佛之说。据史称：‘永明七年，明帝夜梦金人，飞入殿庭，且以问于群臣，太史傅毅对以：“西方有神名曰佛，陆下所梦，得无是乎。”帝乃遣中郎将蔡愔、秦景 1

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出使西域求之。十年，愔等于大月氏国，遇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得佛像经卷载以白马，共还洛阳，帝立精舍以居之，名曰白马寺，是为此土有沙门之始，亦为此土有寺院之始。’

佛教是历史上一种文化思想革命的产品，而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的影向既深且巨。如果说：儒家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则佛学该是中国文化的心脏。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本位文化，则佛教之输入，竟使中国本位文化第一项变质，而成为本位文化之一，这是无可否认的事贸。所以，我们要研究中国文化，首先要研究佛学；要复兴中国文化，首先要复兴佛教，欲想使中国文化传播于世界，更非先发扬光大佛教不可。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只限于宗教，而是于宗教之外，如文学、思想、艺术等等，均有显著的影响。而且不仅是过去和现在，就是将来都深受远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文人的影响上。自佛教传入中国，文人与佛教就结下了不解之缘。自汉魏六朝，一直到清末，与佛教结缘的大诗人、大作家就达几十人，这些人都对中国文学史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他们中包括曹植、陶渊明、王羲之、谢灵运、柳宗元、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维、白居易、苏东坡、唐伯虎等。现代作家中与佛教结缘的就达百多位。他们包 2

括鲁迅、老舍、曹禺、冰心、郭沫若、矛盾、沈从文、徐志摩、朱自清、林语堂、金庸、林清玄等。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特色、有影响的作家都与佛教文化有着某种关联。他们或涉足佛教，如：王维、李叔同，或结交名僧，如：苏轼与佛印，这些大诗人、大作家因与佛教结缘，为中国文坛留下了许多佳话。

佛教文化丰富了中国文人的想象世界，促进了中国文学观的多样化，更丰富了中国的文学思想。佛教传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今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就连孔子都说：“未知生，焉知死！”佛教传入之后，给中国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因果、五道（天、人、畜生、饿鬼和地狱）轮回以及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的思想。这些思想一下子把这中国文人的想象世界打开了。从而在中国的思想领域出现了心性观以及关于境界、形神、空与无常、象和外象等理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文学思想。被列为我国四大奇书之一的<<红楼梦>>,就是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的一部巨著。它透过家庭的兴亡盛衰，表现人生若梦、世事无常，字里行间，佛家思想流露无遗。没有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学思想的丰富与影响，这样的伟大作品是不会出现的。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可分四点：

（1）宏伟的建筑：中国古代的建筑，虽不如西洋之实用，但却力求精美，如房屋前后之陈列布置，左右美妙的点缀，又非西洋建筑物可比。特别是一般佛寺之营造，结构之精致，气派的弘 3

伟庄严，皆仿印度原始佛教之状态，至于遍布中国大陆各地之佛塔，更足以代表佛教坚毅之精神，给人神圣而崇高的感觉。

（2）逼真的雕刻：中国古代虽有雕刻，而塑像及铸像，却始于佛教之输入，唐朝名工之塑像，以及用木或石所雕刻之佛像，实是划时代之艺术创作。如洛阳龙门与大同云岗之石佛、敦煌石窟之佛像与壁画，其形态之逼真，人物之，岂止栩栩如生，简直是飘飘然欲飞之势，诚属中国艺术界之无价珍品。

（3）肖妙的画像：由于隋唐佛教之繁盛，而使中国国画获得极大的启示，因为当时名工绘画佛像，力求维妙维肖，且将佛经中故事人物绘于壁上，以作庄严之点缀。如敦煌壁画，云岗石佛，均名播遐迩，为中国艺术放一异彩，吾等虽未能亲睹大陆佛寺之艺术创作，仅从书本及画片略窥一二，虽然，亦心向往焉。

（4）梵呗的感人：中国古乐甚佳，但佛教来华，更有新调加入，使旧调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有特别的发展，如‘鱼山梵呗’‘寺院钟声’等乐曲，皆摹佛经中极好之梵音，至于佛寺中档磬钟鼓等，皆僧众起居与共之礼乐，使人闻之，俗念顿消。中国诗人多喜闻佛寺之暮鼓晨钟，而歌咏出绝妙诗词歌赋，即使是现代乐府，亦多取韵于佛教唱诵，可见佛教音乐之感人。

佛教传入中国，除了对中国文学思想等有直接间接影响外，从不参预政治活动，但对社会风尚习惯，却有潜移默化之功。最重要的是对人生观的改善，以及对孝道的扩展。

中国古之人，皆以人死如灯灭，孔子亦说：‘未知生，焉知死’。佛教之传入中国，使人知生有所来，死有所往，几生死往还之权，皆操之于自己，所谓：‘祸福无门，唯人自招’。而祸福的招致，又往往系于人一念之间。所以说：‘一念之善上天堂，一念之恶入地狱。’因为佛教认为人于日常生活中，一切行为，语言及意念，均可形成一种特殊的惯性，成为一种能招致未来果报之潜势力，亦即是主宰人生，支配宇宙的业力。

中国古人，立身处世，甚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以孝道为本。佛教之传入，益使中国孝道内容扩大而充实。因为儒家论孝，不过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或除侍奉左右，冬温夏凉，晨昏定省外，还要继承先人之遗志，完成先人之事业。

佛教言孝，不仅侍奉供养，继其志，展其业，更要使其止恶行善，进而了生脱死，离苦得乐。故古德说：‘人而无孝，不足以为人；孝而不了生死，不足以为孝。’又说：‘生养死葬，小孝也；生俾衣禄，死俾流芳，大孝也；生导其正信，死荐其灵神，人孝之大孝也。’

生活中我是很少接触和听说所谓的和尚啊、高僧啊、大师啊。只有在书本上才有所了解，记得第一次了解的一位叫做星云大师的高僧，是高中时代，还是在《读者》的一篇文摘里。文章里星 5

云大师所说的都是一些处世的堪称精辟的语论，那时候读来深感欣慰也因此对这位大师印象深刻，也时常留意着。

记得一次大学课上，老师也介绍了一下佛教，并且也总结了一下，他说：无论是哪个高僧或是哪位大师都有其一片属于自己的佛教天地，但始终都不会脱离戒、定、慧这三字箴言。虽然当时听得有点糊涂，但我相信会有明白的时候。

现代的人们越来越注重养生之道，但养生之道主要在心境，而佛家在心境造诣恐怕要胜于儒家、道家了。从当下中小学教材改版中可以明显看出里面加上了不少的佛家经典和隐喻故事，这说明当今社会是需要佛家里的一些禅语来辅助的，不能一味的只顾搞经济而忽视人的精神修养，应该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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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第六章

文物风华

“白马驮经事已空，断碑残刹见遗踪。萧萧茅屋秋风起，一夜雨声羁思浓。”这是唐代诗人张继的《宿白马寺》。在破旧的寺庙中，诗人目睹千年古寺的衰落荒凉，不禁遥思起当年高僧远行求法的艰难与辛酸，（图147）再对照自己孤身在外奔波劳苦，一抹愁思便再也挥之不去。古往今来，有多少文人墨客，曾在山川名刹间流连忘返，感慨人世无常，哀叹浮生辛酸，虽然由于心情各异，他们所歌咏的情状也不相似，但佛刹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却给他们带来许多奇思异想，也为祖国的艺术宝库中增添了不少锦绣篇章。至于那精巧玲珑的建筑，金碧辉煌的佛像，琳琅满目的壁画，则更是令人浮想连翩，神思飞扬。禅房花木，思之遥深；敦煌飞天，望之起舞。古刹与文艺的因缘可谓经久不衰，艺术家们将佛法的意境融入中国的建筑、雕塑、绘画、工艺、书法、音乐中，创作出内涵丰富，意趣万千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并未随着历史的钟声而远去，而是仍然活在人们的眼前心中，不断地给人们以生活的启迪和美的享受。由于建筑和雕塑前面已有阐述，加上篇幅所限，故本章仅对中国其他佛寺文艺略作点染，以现其情状。

文学与佛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许多佛经本身就可看作是优美的文学著作，如《妙法莲华经》设喻巧妙，《维摩诘经》语句华丽，《华严经》雄伟庄严，《须赖经》则如同小说。大乘佛教兴起后，文风更加趋向于华美壮丽。著名的马鸣尊者就是一位诗人和哲学家。《佛所行赞》是他最重要的梵文诗歌作品，述说释迦牟尼一生事迹，用诗歌来表达哲理，在梵语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外，他还有三部佛教戏剧作品行世，其中《舍利弗故事》为现在最古老的梵文戏剧作品。（图148）

佛教传入中土后，随着佛经的翻译和流传，佛教与文人名士之间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加上寺院讲经的普及，使得佛教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形式上讲，佛教的讲经唱导、以及禅宗语录等对于白话通俗文学的产生，有着莫大的关联。从内容上说，佛经丰富的譬喻故事让中土文人大开眼界，禅宗的高妙思想对于诗文中意境的塑造也产生过不小的作用。至于世事轮回、因果报应，则更是渗入到中国人的精神血脉中，历代的文学作品中以此为体裁的，可谓不胜枚举。佛教僧侣中以文笔知名者，代不乏人，如唐代的慧净、皎然，五代的齐己、贯休，北宋的希悦，元代的昙噩、大圭，明代的德言，清代的智朴、圣通等。特别是寒山、拾得的诗，清新雅致，充满禅味，在二十世纪得到了欧美现代派诗人的喜爱。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的许多文学家或皈依佛教，或对佛教怀有深厚的兴趣，如晋代孙绰、谢灵运，梁代刘勰，北齐颜之推，唐代王维、柳宗元、白居易，宋代苏轼、黄庭坚，明代袁宗道、宏道、中道三兄弟等，可说是其中的代表性人

物。他们或喟叹佛法，或点染风景，或吟咏心情，或顿悟世事，用他们不朽的笔墨，与名山古刹相辉映，描述他们精彩的生命风华，以及与佛教结下的殊胜因缘，浇灌出大批美仑美奂的艺术之花。

变文

由于受到印刷术、民众文化水平等方面的制约，佛教的弘传最初仅限于贵族社会或少数知识分子中间。为了使佛法普及，佛教徒们采取了一些浅显而活泼的弘法方式，其一为长于咏经和歌赞的经师。慧皎《高僧传》说：“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音。”又说：“每清梵一举，辄道俗倾心”，可见其影响。另一种方法则为“唱导”，增加了说的内容。慧皎《高僧传》载：“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生也。昔佛法初传，于时齐集，止宣唱佛名，依文教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旁引譬喻。其后庐山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每至齐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广明三世因果，却辩一齐大意。后代传授，遂成永则。”对唱导之效，《高僧传》说：“谈无常则会心形战栗，话地狱则布泪交零，征（表现）昔因则如见往业，覆当果则示来报，„„于是合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常，碎首陈哀，各各弹指，人人唱佛。”南朝末年，这两种方式逐渐合流，到唐代发展成为“俗讲”，赵璘《因话录》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拜，呼为和尚。教坊仿其声调，以为歌曲。”而变文就是俗讲所用的话本，以通俗文字显示佛经中神通变化之事，故称“变文”。变文采用骈散并用的形式，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宣传佛教故事的，如“维摩诘经讲经文”、“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等。（图149）还有一类是演述历史故事或民间传说的，如“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等。其后更发展成不仅法师可以讲变文，连民间艺人也跑来分一杯羹了。有些变文还配有画像，以增加故事的生动性。如敦煌写经中的《降魔变文》，叙舍利弗降六师的故事，其卷子背后即画有舍利弗与劳度差斗圣的变相（此卷现藏法国巴黎博物馆），每段图画都和变文相应。这些变文体制宏伟，描述活泼，词藻华丽，想像丰富，对后世的宋人话本、鼓子词、诸宫调、弹词、戏曲、小说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宋真宗时开始禁止僧人讲唱变文，所以变文作品大多失传。直至近代以来在敦煌石室中发现唐人写经，变文的价值和意义才得到研究者的重视。现在《敦煌变文集》汇集敦煌经卷中所存的变文七十八篇，是研究变文的丰富资料。

楹联

在中国的各钟名刹中，悬挂着各种名联佳句。一般来说，这些楹联的书写并非随意制成，不仅其立意包含了佛学的内涵，而且往往跟当地风光、寺院历史相关联。佛殿内外，挂着的许多楹联中，以抱柱联最为常见，佛龛联也有一些。对于寺庙来说，楹联兼具文学、书法、工艺等多种功能，故而至今仍为民众喜闻乐见。以下即试举几例。

最早为寺院撰写楹联的据说是宋代的大理学家朱熹，他为江西省广信县南岩寺撰写了一付对联：“一窍有泉通地脉，四时无雨滴天浆。”对仗十分工整。今天的泉州开元寺天王殿内还悬挂着他的另一付楹联：“此地古称佛国，满街皆是圣人。” 为弘一法师所书。这付楹联是称颂泉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当地百姓民风淳朴，颇有圣人之风。又如峨眉山雷音寺原名观音堂，亦名解脱庵。寺中有一付楹联写得颇有意味：“解去尘氛，愿尔休作隐蔽恶；脱离苦海，看我大开方便门。”这付对联暗含“解脱”二字，跟庵名相吻相合，诚属佳构。又如杭州西湖边上的灵隐寺，又名云林禅寺，背靠北高峰，南临飞来峰，此地岩峰峥嵘，林樾苍

翠，溪涧萦回，素有“东南第一峰”之美誉。寺内有一付楹联：“龙涧风回，万壑松涛连海气；鹫峰云敛，千年桂月印湖光。”便很好地描绘了灵隐寺位于湖光山色之间的秀丽景色。其天王殿前还挂有另一付妙联：“峰峦或再有飞来坐山门老等；泉水已渐生暖意放笑脸相迎。”巧妙地将飞来峰的传说溶于联意之中，让所有前来探幽访胜的游客见了都会发出会心的一笑。（图150）

还有些楹联的解读并不容易，因为其中往往包含着一些特定的典故。如云南昆明筇竹寺的大雄宝殿有一付楹联：“西方有圣人，曾凭引路神犀，妙比莲花开福地；东土传圣旨，共仰明灯法象，春留筇竹证诸天。”如果不明白筇竹寺建寺之传说，则不太容易明白。原来在唐代唐代贞观年间，南诏的鄯阐候（昆明的最高统治者）高光、高智兄弟在昆明西山狩猎，追一犀牛到玉案山北忽然不见了，却看到云雾缭绕，有一群形象怪异、鹤发童颜的僧人立在山巅，等走到跟前却又无影无踪了，只留下几支插在地上的筇竹杖，用手去拨却拨不起来。第二天再去看竹杖已蔚然成林。兄弟二人惊异不已，认为这是神灵的启示，于是便在此地建寺，命名曰筇竹寺。意义接近的对联寺中还有一些，如“地座灵山，白象呈祥，青狮献瑞； 天开胜境，犀牛表异，筇竹传奇。”即用同一典故。再如前一章提到的净土宗祖庭东林寺中建有“三笑亭”，是为了纪念著名的“虎溪三笑”的故事。亭中有一付楹联：“松跨虎溪，三教三源流，三人三笑话；莲开僧舍，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这里的三教三源流即是指当时虎溪送别的三位朋友慧远、陶渊明、陆修静，三人分属释、儒、道三家。（图151）

还有些楹联虽然也是从佛教出发，但由于设喻巧妙，往往能够逸出宗教之外，给人带来更多的思考。如北京潭柘寺那付著名的弥勒座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堪称经典。又如四川内江圣水寺有一付楹联，相传为清初默野和尚所作，“不可说不必说默而识之真智慧，无幻相无呆相僧者净也极空明”，意蕴深长，读之口齿留香，历来解者不衰，成为蜀中楹联绝唱。（图152）

诗歌

中国佛教对诗歌的影响很大，有不少僧人自己便会作诗。诗僧中最为著名的大概要推寒山、拾得了。寒山是中唐一位隐士，出身官宦之家，由于科举不第，受人冷落，愤而出家，三十岁以后隐居浙东天台山国清寺附近之寒岩，自号寒山子。（图153）他和国清寺僧拾得的关系很好，拾得于食堂洗碗，常将一些剩菜残羹倒在竹筒内，寒山若来，即负之而去。（图154）清雍正皇帝后来封寒山、拾得为“和合二圣”，赞赏他们的友谊如同新婚夫妇，不离不弃。寒山的诗多表达自己清虚无为、逍遥自在的心态，“一住寒山万事休，更无杂念在心头。闲于石壁题诗句，任运还同不系舟。”这种随缘自适的追求不是人人都能具备的。比寒山、拾得稍早的同类诗人还有王梵志，其诗以说理劝世为主，多宣传佛教思想，语言俚俗，时有诙谐之趣，如著名的“梵志反穿袜，众人皆曰傻。宁可乍你眼，不可隐我脚”，其中透露出对个性的坚持以及对世俗目光的不屑。其诗失传已久，清末在敦煌石室中发现其诗写本数十种，才开始为世人所重视。

佛教对诗歌的另一种影响表现在诗人对佛家思想的向慕上。即使是杜甫这种一向被看作忠实的儒家思想信徒的诗人，在游龙门奉先寺时也禁不住要发几声感慨：“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而以王维等人为代表的山水诗派，则更是受到禅宗的直接影响，后世续其精神者仍绵延不绝。王维是中国唐代的大诗人，号称“诗佛”。相会其出生时，其母梦见维摩诘入其室内，故号“摩诘”。（图155）他一生信奉佛教，先受北宗神秀一脉禅学影响，后又曾皈依荷泽神会，从其参南宗禅。他还曾受神会所托，撰《能师傅碑》，这是关于慧能生平的重要资料。王维对净土宗也很有兴趣，其常去听法的香积寺，即为净土寺院。（图156）王维的诗作受到禅 59 宗思想很深的影响，他的山水诗和酬赠诗中往往包含深远的禅意，此外他还专门写了一些以佛教修行为主题的咏禅诗。王维诗歌的一大特征是用闲定从容的心态去观照世间万物，特别擅于捕捉在大自然一瞬间显露出来的灵机禅趣，在动静、冷暖之间求得内心的平和。如《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鸟鸣涧》：“人闲桂花落，月静春山空，夜出惊飞鸟，时鸣春涧中。”王维的世界是一空灵澄明的世界，世间万物在他看来，都只如自在花开花又落，所以他提倡自由地思考和生活。我们来看这一首《送别》：

下山饮君酒，问君何所之？ 君言不得意，卧归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在这里，人生不得意的喟叹被轻松的冲淡了，在王维的眼中，世间荣辱，也不过缘起缘灭罢了，不若学白云悠悠，轻逸自然。他的这种轻松率意的生活态度反映在诗中，有时候却反而带来更深的哲理，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在他看来也许只是率性而为，但读者却能从中得到诸多生活中的感慨。

王维的诗中有不少是直接以寺庙为题的，如《过香积寺》：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这里借着自然的山水之气，来平和动荡不安的内心。又如《蓝田山石门精舍》描写他所亲见的寺僧日常生活：“老僧四五人，逍遥荫松柏。朝梵林未曙，夜禅山更寂。”在《过青龙寺谒操禅师》中，他更写道：“山河天眼里，世界法身中。”这句诗表明他已经深得禅宗三味，将人与佛以及世界相融合起来。（图157）

中国古代跟王维有共同兴趣爱好的文人可谓不少。而相关的奇诗妙句更层出不穷。如贾岛《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语言简单，而意趣缥缈。刘长卿《送长澈上人》：“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夕阳，青山独归远。”则在对自然的观照中凸显自己幽独的情怀。相形之下，韦应物《善福寺阁》则显得更加心境明朗些：“残霞照高阁，青山出远林。晴明一登望，潇洒此幽襟。”而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图158）表面上在吟咏桃花，实际上表达了一种超脱尘世的向往。再如宋之问咏杭州灵隐寺：“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前一句气势逼人，而后一切又回到清远悠然。古刹幽深，佛灯幢幢，禅宗虽然认为日常生活，处处皆有禅机，然究其修行，毕竟仍是远离世俗的。佛家的出发点既然是为人们寻找精神归宿，它便会想尽各种办法寻求解脱之道，而山水园林在这方面带有远离尘世、纯净无染的特性，跟佛家所推崇的净土世界至少具有表面上的联系。体会到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文人学士愿意跑到山间涧畔、古刹丛林来寻找心灵慰藉，在他们看来，佛法跟自然是合而为一的。王士禛在评价唐代山水诗人时曾说：“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字字入禅。他如‘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以及太白‘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常建‘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浩然‘樵子暗相失，草虫寒不闻’，刘眘虚‘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蚕尾续文》）

相较于唐代的山水诗人来说，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对于佛法的领略带有更多的个人色彩。（图159）据说他曾写过一首关于佛法的很有气魄的诗：“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八风是指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八风吹不动，也就是 60 说心如磬石，完全不受外界事物的影响。苏东坡写完这首诗，不禁有些得意，认为自己领悟了佛家的真谛，于是派家人过河送给佛印禅师看，结果佛印禅师阅罢，在上面批了两个字：“放屁！”苏东坡看了气坏了，立刻坐船过来跟佛印论理，走到门前，却见禅师门口贴了一张纸：“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原来禅师早有准备，知道苏东坡惊不起这一激。这个故事说明许多在家居士虽然能够领悟到佛法所指的意思，但要真正实行起来却是很困难的。苏东坡也是如此。他虽然对佛教很有兴趣，但毕竟是个传统的士大夫，儒家思想于他来说占有更重要的地位。用佛禅来调节调节心情还可以，但其内心毕竟不是心如枯井之人，而蕴含着汹涌澎湃之激情。如著名的《念奴娇》起首便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等句子，气势逼人。不过苏轼往往能够在进取与退隐之间求得良好的平衡，使自己始终处于一种宠辱不惊的心态。《水调歌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却又接近于佛老思想了。在苏轼的诗词中，浸透着一种沧桑豁达的美。苏轼还有一首咏寺庙的诗很出名，即《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西林就是庐山西林寺，原为东晋太府卿陶范为高僧慧永所创建的庐山三大寺之一。此诗通过对庐山山峰观察视角的不同，写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道理，自然巧妙，设喻生动，历来脍炙人口。苏轼对于佛理也是有一定认识的，他曾作《阿弥陀佛偈》颂：

我造无始业，本从一念生；

既从一念生，还从一念灭；

生灭无尽处，则我与佛同

因为有这种缘生缘灭的思想，他对于人生的浮沉、仁途的盛衰便能够坦然面对。“常恨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正是在这种对世事的证悟中，苏轼与大自然结成知交，餐风饮露，不亦快哉。（图160）

跟寺庙相关的绘画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僧人所作的绘画，另一种是所谓的佛画

有不少僧人自己就是著名的画家，如北宋初的僧巨然，受业于南京开元寺，喜作竖式构图，擅画山水。多于峰峦岭窦之外、林麓之间，作卵石、松柏、疏筠、蔓草等，画中幽溪细路，屈曲萦带，竹篱茅舍，断桥危栈，爽气怡人。（图161）又如清初著名的八大山人，他是当时画坛“四僧”之一，善以简笔写意花鸟画，开一代新风。在其所画山水花鸟各种作品中，以神情奇特的水鸟最为引人注意。（图162）另一位僧人画家石涛擅长兰竹花果，笔意纵恣，功力精湛而又尽脱窠臼。其《苦瓜和尚画语录》，是论画的著作，其主要思想是反对模拟，坚持创造，主张以心中之理想，写天地之万物。（图163）

再说到佛画，关于它的起源，最早有一段传说：释迦牟尼成佛后，一位名叫“给孤独长者”的大富商皈依了他，并专门提供了一座花园给佛居住，园中设施齐全，独缺彩画。他便去请示佛陀意见：“若不彩画，便不端严。佛若许者，我欲装饰。”佛于是同意让他画。后来他又去问佛该画什么，佛说：“于门两颊应作执杖药叉，次旁一面作大神通变；又于一面画作五趣生死之轮；檐下画本生事；佛殿门旁画持鬘药叉；于讲堂处画老宿尊荩苾刍，宣扬法要；于食堂处画持饼药叉；于库门旁画执宝药叉；安水堂处画龙持水瓶着妙璎珞；浴室火堂依《天使经》法式画之，并画少多地狱变；于瞻病堂画如来躬身看病；大小行处画作死尸，形容可畏；若于房应画白骨髑髅。”这就是佛画的最早起源。但是如同雕塑一样，最开始的 61 时候并没有佛本身的画像，因为佛教徒认为佛是不可以用画来形容的。直到公元2世纪印度才开始出现佛的画像。

中国佛画的最早记载是在东汉明帝时。永平求法建白马寺，在寺内壁上作千乘万骑三匝绕塔图。《魏书·释老志》说：“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又说：“明帝并命画工图佛，置清凉台显节陵上。”而较早出名的画师则是三国时东吴的曹不兴，他模仿康僧会从西域带来的样本，绘制五尺长的佛像绢画，令人叹为观止。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其画像心敏手运，须臾立成，而且运笔比例适当，可见其才华。据说他曾利用在屏风上误落的墨迹绘成一蝇，孙权见了误以为是真蝇，竟用手去弹，一时传为美谈。到东晋时，卫协声誉尤高，时称画圣，画有七佛图。卫协的弟子顾恺之，在瓦官寺壁画维摩像，因画像神妙而得观者布施百万钱。值得注意的是顾恺之所画的佛像跟印度本土已有不同，据说他画的维摩诘像，有“清羸示病之容，凭几忘言之状”，画出了维摩诘在病中与人交谈的特殊神态。（图164）又有东晋戴逵“十余岁时于瓦棺寺中画”，代表作《五世佛》与东晋顾恺之的《维摩诘像》和狮子国（斯里兰卡）送来的玉佛在当时并称“三绝”。刘宋时有陆探微，梁时有张僧繇。随着佛教美术的不断传入，对于来自印度、犍陀罗和中亚其他各国的外国绘画技法也曾加以不同程度的吸收。如张僧繇采用天竺遗法在建康乘寺门上画出有凹凸感的花朵，因而轰动一时，梁武帝所造佛寺多命其画像。传说他在金陵安乐寺中画四白龙，未点眼睛，众人不解，他便给两只点上了眼睛，霎那间雷电交加，二龙竟破壁飞去，这就是著名的“画龙点睛”的故事。齐时著名佛画家有曹仲达，多画打座入定的印度佛教人物，其画像特定是衣服紧窄，代表人物有《禅定图》，人称“曹衣出水”。当时佛教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都得到了一批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和提倡，起到了巩固封建统治的强大精神支柱的作用，佛教为充分发挥其“以形象教人”的示范作用，遂不遗余力以绘画为有力的宣传手段。这一时期大规模出现的佛教寺塔、石窟壁画和为数更多的佛教行像、卷轴画，其所画佛、菩萨像以及佛传图、佛本生故事图之类，莫不是为了宣扬佛陀的慈悲为怀、佛法的广大无边。通过栩栩如生的绘画形象，使人们相信世间真有因果轮回，从而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到了唐代，佛教绘画更是盛极一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举“两京外寺观画壁”有上都寺观画壁一百四十余处，东都寺观画壁二十处，多出于名家之手。其中吴道子画就有三十二处，（图165）他在长安、洛阳等地作壁画三百余间，情状各不相同，人称“吴带当风”，后世推其为“画圣”，其在长安菩提寺画的“维摩诘变”，其中舍利弗，有转目视人的传神效果。（图166）吴道子的弟子卢楞伽所作《六尊者像》亦是今存佛画名作之一。（图167）中唐德宗时周昉创作水月观音之体，人称其壁画为神品。（图168）长安光德坊胜光寺塔东南院有周昉的画迹，其佛教画曾成为长期流行的标准，被称为“周家样”。五代时贯休以画罗汉知名，所画罗汉形象夸张，大异常人，被称为“出世间罗汉像”。（图169）五代以前的佛画风格，大多中规中矩，以表现菩萨的庄严静默为目的，故而大多体态娴静、清净慈悲。从唐代开始，佛教绘画开始呈现出明显的世俗化特征，根据佛教仪轨而创建的佛的形象开始充分体现来自世俗人间的现实审美要求，而菩萨天女也便逐渐染上了体态丰腴、容貌端丽的人间情调。这些在保存下来的敦煌画中还可以看出来。据说以高尚闻名于时的道宣和尚曾慨叹过庙中的菩萨居然和妓女一个模样。宋后文人画兴，于是佛教画分为两种流派。其一继承隋唐规矩，不失尺度，如宋李公麟、马和之，明丁云鹏、仇英，清禹之鼎、丁观鹏等；其一则不拘绳墨，以古朴奇谲为高，如宋梁楷，明陈洪绶，清金农、罗聘等。宋后的佛画中仍有不少名作，如赵孟頫的《红衣天竺僧卷》、《无量寿佛图》，丁云鹏的《罗汉图》，丁观鹏的《释迦牟尼佛会图》、《法界源流图卷》等。（图170）

佛画在唐代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高潮，宋以后虽继续有发展，但在整体声势上已大不如前。可惜由于会昌法难，唐代的佛画所存已经不多。但敦煌千佛洞仍保存了一些唐代的壁画。其作品虽大多为无名氏所作，但从其风格大致可推出当时的画风。这些壁画的内容，主要是佛 62 经经变故事、净土变相以及佛菩萨像等。佛经变故事画大都是一些生动的小幅故事画，用连续的图画展示其内容，宣扬佛家忍让、善良与因果报应思想，故事以连续的场面展开，从左右向中心发展，构思完整，整个画面古朴雄浑，线条粗放，颜色奔放，给人带来一种动感。经变故事中，法华经变和报恩经变都很有特色，（图171）故事内容丰富而富予变化。净土变相则是佛教净土信仰流行的结果，用图画描写西方极乐世界的楼台伎乐、水树花鸟、七宝莲池等美丽景物，以诱引人们尊奉阿弥陀佛，表现了宗教世俗化的浪漫气息。（图172）敦煌飞天是敦煌莫高窟的名片。统计，莫高窟壁画有492个洞窟，就有270绘有有飞天图像，共计4500之多。最大的飞天每身约2米高，最小的飞天只有5、6厘米。只要看到优美的飞天，人们就会想到敦煌的石窟艺术。敦煌的飞天从艺术上讲，是多种文化的复合体，是由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中原文化共同孕育而成的。在敦煌的壁画上，画师仅以几条顺风飞舞的彩带，就将人物轻盈飘逸之姿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既不借助翅膀，也不需要彩云，就这样凌空飘舞，给整个壁画增添了妩媚活泼的气氛。敦煌飞天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绘画的一个天才创作，是世界美术史上的奇迹。（图173）

在繁乱嘈杂的世俗环境中，佛乐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净化

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与中国固有文化融合而最终形成中国化的佛教。佛教音乐的发展，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历程。最初的佛教徒对于佛教的宣传，只是停留在译经上。但后来他们渐渐觉得要让人们主动去阅读佛经是非常困难的事，于是便开始主动出击，采取公开宣讲的方法。但如果只是大段大段的经文背诵或教义的阐述，恐怕人们听了就会昏昏欲睡。故而渐渐便有了佛教音乐。佛教称自己有八万四千法门，只要有利于众生，皆是方便，佛教音乐在这方面可谓是具有很大的优势。它既能直接传达佛教的理念，而又通过美好的旋律吸引民众，激发其情感共鸣。譬如古寺晨钟，远远听着，便觉余音绕梁，发人深思。而丛林寺院传出的念佛声，也往往给人带来庄严恬和的感受。在繁乱嘈杂的世俗环境中，佛乐使我们的心灵得到静化，妙音清心，觉悟最美，特别是在禅宗的观念中，追求顿悟的效果，而在佛音的感染下立地成佛的，历代不乏其人。

佛教的音乐大致可分为佛事音乐和以佛教题材为主题的佛教音乐。佛事音乐是在寺庙内部，由僧众操持的，包括僧众平时早晚的唱诵、佛菩萨圣诞时的庆祝活动，以及举办各种法会时所唱的各种曲调。而佛教音乐的范围就比较广了，一般只要以推广佛教为目的的音乐就可以包括在内，甚至还可以涵括一些通俗歌曲。中国佛曲的兴起，是以梵呗为始端的。梵是印度语“梵览摩”的省略，是清净的意思。呗是印度语“呗匿”，意指赞颂或歌咏。印度婆罗门自称为梵天的后代，因此习惯指印度为梵，如古印度文为梵文。所谓梵呗，就是摹仿印度的曲调创为新声，用汉语来演唱佛曲。最早的梵呗是曹魏陈思王曹植制成的鱼山呗，唐代僧人道世在《法苑珠林》卷三十四中记载其：“尝游鱼山，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惋，其声动心„„乃摹其音，写为梵呗。”。同时制成的梵呗还有吴国支谦据《无量寿经》、《中本起经》制成的菩萨连句梵呗，以及康僧会传授的泥洹呗。由于梵呗和汉语的区别，中国的歌赞和印度的呗赞之法当然也有差异。正如慧皎大师所说：“东国之歌也，则结韵以成咏；西方之赞也，则作偈以和声。虽复歌赞为殊，而并以协谐的钟律符靡宫商，方乃奥妙。故奏歌于金石，则谓之以为乐；设赞于管弦，则称之以为呗。”所以说梵呗的产生对中国音乐的发展是有裨益的。到了晋代，庐山慧远创立唱导制度，南北朝时涌现出许多擅长佛教音乐的高僧，如道照、昙宗、僧辨、道慧、慧璩等。《高僧传》曾记载昙宗“唱说之功，独步当世”。到了隋代由于中西交流的便利，西域佛教的音乐开始传入中土。唐代佛乐则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一时之间，佛曲大兴，加上俗讲的盛行，庙会的轰动，朝野上下，对佛曲都有些如痴如狂。加之寺院之内，净土宗流行，而净土要求多诵法号，63 以求往生极乐世界，这些都为佛曲的大兴创造了条件。现存的唐代佛教歌赞资料有善导《转经行道愿往生净土法事赞》、《依观经等明般舟三味行道往生赞》和法照撰的《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这些赞文都是五言或七言句，间用三、四三言句。晚唐少康则另辟蹊径，在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创作新的佛曲。敦煌经卷所载唐代佛曲有《悉昙颂》、《五更转》、《十二时》等调，但具体使用情况已不可考。

唐代的佛教俗讲如前面所言，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唐代的众多寺院，实际上成了社会的主要娱乐场所。任半塘先生在《唐戏弄》中述唐代长安的娱乐场所有歌场、变场、道场和戏场。道场本应是高僧大德聚会讲道的场所，但实际情况却沦为声色交杂之地。唐代戏场也多集于寺庙，钱易《南部新书》载：“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寺)，小者在青龙(寺)。其次荐福(寺)、永寿(寺)。尼讲盛有保唐(寺)，名德聚于安国(寺)，士大夫之家入道尽在咸宜(寺)。”这些都是当时著名的寺庙。在这种情况下，佛教音乐得到大的发展，也是理所当然的。

宋元以后，佛教音乐因为市民阶层的出现而日趋通俗化，当时的寺庙继承了唐代的特征，仍然十分开放。宋代说话技艺的演出场所之一就是寺庙。开封相国寺是当时演出最为繁盛的地方，至今仍保留了不少古代的佛典痕迹。如在音乐典籍中只有曲名未见乐谱的《驻云飞》，在相国寺乐谱中可找到，其结构极似隋唐的大曲。（图174）还有其他的一些乐曲也有不少唐宋大曲或法曲的特点。另外，从曲名和曲谱中也保存有不少词曲音乐的踪迹，如菩萨蛮、浪淘沙、望江南、水龙吟、山坡羊、醉太平等。相国寺音乐集中州佛曲、词曲和民间音乐的大成，是音乐宝库中灿烂的明珠。此外，继唐代俗讲而起的宝卷，在宋时盛极一时并一直绵延到明清，影响了近世多种戏曲及曲艺音乐。在民间的戏曲小说中，常常可以看到佛曲跟民间音乐的融合，佛教法器在明清众多地方戏中经常使用，包括《一封书》、《楚江秋》、《山坡羊》、《皂罗袍》等时曲，这些都是佛曲深入民间，成为市民娱乐生活重要内容的生动例证。这一时期的佛曲跟唐代相比，表面上是大大衰微了，但实际上佛教音乐仍然很盛行，只不过佛曲的歌唱更多地被化为故事性的唱诵，并且跟通俗音乐逐渐结合起来。从总体上说，佛教音乐柔而不弱，清而不躁，对于陶冶身心、愉悦精神都能起到重要的功用，对于宣扬佛法也是大有助益的。

中国佛教与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

《景德传灯录》卷十二睦州道明章下记载这样一个故事：

“秀才访师，称会二十四家书。师以柱杖空中点一点‘会么？’”秀才罔措。师曰：“又道会二十四家书，永字八法也不识。”

这是一段很有趣的禅门公案。主人公道明禅师是唐代高僧，住睦州龙兴寺，人称陈尊宿或陈蒲鞋。这位秀才号称能写二十四家书，但他学习的其实只是形式上的东西，真正的书法精华，或者更直接地说，实际上是禅的精华，他并不曾领会。而在道明禅师看来，如果不能理解宇宙间的根本大法，以佛性入书，则无论对二十四家的书体如何熟悉，也是不可能有大成就的。道明在空中的随意一点，绝不是指习书者熟悉的那个“永字八法”，而是佛家的心法。由此我们可以悟出佛教与书法的关系。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由于印刷术尚未发明，人们只得靠手抄佛经来弘扬佛法，这就使佛教与中国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书法对于中国人来说，历来是修心养性的绝佳艺术，而其与佛所倡导的境界也有相符之处，故而佛教对书法一直都很重视。《放光般若经》、《瑜伽师地论》中说到，“书写”不仅于“十法行”中居首位，而且行此十法能远离魔害，得天龙护卫，不久当得菩提。僧众抄写《佛经》，本来就需要净心屏气，专心致志，而这对于书法的提高，却是大有助益的，（图175）所以历代以来，有不少高僧也兼为著名书法家。如高僧智永为王義之七世孙，著名的“永州八法”的发明者。智永善书，颇有家法。他曾将 64 王羲之作为传家之宝的《兰亭序》，带到云门寺保存，云门寺有书阁，智永禅师居阁上临书20年。后于阁上临得真草“千字文”八百余本，浙东诸寺各施一本，一时求书者纷至沓来，门槛都被踏烂了，只好换成铁的，人称铁门槛。其“千字文”用一千个不同的字书写而成，奠定了后世草书的笔法规范，历代大家临摹者不计其数。（图176）又如唐代书僧怀仁，曾书《三藏圣教序》，碑文集自義之真迹，苦心经营达二十四年，最终集成此碑。此书点画纵横，结构完整，天衣无缝，充分体现了王书的特点和意味，给人以温润和谐之感。再如唐代的怀素禅师，擅长草书，生性疏放，不拘细行。时人称之醉僧。据唐人陆羽《怀素传》所载：怀素“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时酒酣兴发：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相传他为练字种了一万多棵芭蕉，用蕉叶代纸、勤学精研，曾署其屋曰“绿天庵”。后来芭蕉树的叶子竟被他用光了，用过的叶子堆满了整个房间。他又用漆盘、漆板代纸，写至再三，盘板都穿，秃笔成冢，终于得草圣三味，“运笔迅速，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随手万变，而法度具备”。怀素与张旭并称“颠张醉素”，其《自叙贴》、《苦贴》为书法中的瑰宝。（图177）李白很佩服他的字，其《草书歌行》称：“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

由于寺院僧侣中书法家很多，故而社会名流往往纷涌而至，与其交游往来，历代文人墨客因此而对佛法耳濡目染，写下与佛教相关的经典或碑文书贴。如王義之曾书《遗教经》、柳公权曾书《心经》、《金刚经》（图178），苏轼更写有《心经》、《华严经》等十余种，再如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颜真卿、黄庭坚、赵子昂、米芾等，均有跟佛教相关的书法作品行世。（图179）至于撰写碑文、题记者，历代更是不胜枚举，而留下的经典作品也不计其数。如佛教祖庭白马寺，山门内东侧有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所书《洛京白马寺祖庭记》碑，字体工正秀丽；再如唐代欧阳询的《化度寺碑》，原碑在长安终南山佛寺，全称为《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此碑书法平正清穆，笔清意长，于雄健中富含深雅之韵，堪称“欧体”的杰构。又如大慈恩寺的大雁塔底层，嵌置着唐代诸遂良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和《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字里行间，温润生焉，如美人婵娟，增华绰约；再如山西龙兴寺有一以大篆而称誉全国的《碧落碑》。文为篆体，共21行，每行32字，除去空阙，实有630个字。碑文的用字和结体，杂取钟鼎、古籀、兼及小篆等文，在前代诸家古体书法的基础上，加以变通创造，整体风格舒畅秀逸，为历来金石书法家所珍视。关于这块碑文，还有个动人的传说。此碑本为唐代的几位王子为其亡母祈福所立，碑成之日，尚缺碑文，恰巧有两位道士前来请求刻之，二人拿到碑文后，便关门封户，闭目静坐，一连三日，昼夜不出。众人觉得好生奇怪，便一起开门看看动静。不料房中空空如也，唯有一对仙鹤在翩然起舞，而碑文却已刻成，且似鬼斧神工，宛然在目。因此事甚奇，此碑甚妙，不少书法名流慕而观之。当时著名书法家李阳冰见了此碑后，爱不释手，徘徊数日，反复研习，但终于未能琢磨出门道来，最后无名火起，竟以槌击碑，羞愧而去。碑上有一块残缺，相传就是李阳冰的槌痕。

除了碑刻之外，有许多书法作品或书于寺院匾额之上，或题于廊柱之间，或藏于经阁之内，寺院赫然成为中国古代书法的一大圣地。如四川峨眉山报国寺为峨眉山进山的门户，其山门“报国寺”匾额为乾隆皇帝手写；而其七佛殿内，藏有宋代文豪、书法家黄庭坚的四幅《七佛偈》木刻条文真迹；藏经楼内更有元代书法家赵孟頫书写的《兰亭集序》大条幅及郑板桥、康有为、张大千、徐悲鸿等名家墨迹。（图180）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用毛笔写字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即使是佛教徒，也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汲汲于抄写佛经。但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如果能适当抽出一点时间来浏览名山古刹，感染佛法的澄澈无边，观赏古代名书家的轻逸之气，其中所蕴含的精神追求，或者仍是值得肯定的吧。而当我们学书问禅，与高僧墨客展开精神交游之际，恍然神与佛交，飘飘若举世皆浊而我独清，心寂如烟，渺渺不知所归，这种游心骋目，物我两忘的情怀，又岂是凡夫俗子所能领会。（图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