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毛泽东

第一篇：抗日战争中的毛泽东

抗日战争中的毛泽东

作者：文贝

笔者认为，抗日战争中蒋介石最忙最累，汪靖卫最难过，毛泽东最潇洒。表现在于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总裁、南京政府主席和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党政军一肩挑，既担有抗战领袖之责，又像个救火队长东奔西跑，忙的不亦乐乎。汪靖卫由于伪政权不光彩，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既要与日本人周旋，还要躲避来自各方面的多次暗杀，没有过一天安生的日子。毛泽东则不然，虽然日子过的苦，却安逸自得。他几乎没有上过前线，只需要蹲在延安听汇报发指示。收集各方面的情况，坐在破窑洞里写文章。综观毛泽东年谱，抗日战争期间几乎没有离开延安。即使这样，共产党方面各战区指挥官经常回延安亲自汇报请示工作，包括国民党高官及美国方面以及许多民主人士趋之若鹜，纷纷来延安面见。

一、毛泽东抗日战争期间做的最多是写文章和作报告。1935年《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1936年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937年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文章，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

1938年写《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作《论持久战》的讲演。发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

1939年写《五四运动》一文，作《青年运动的方向》演讲。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谈话，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

1941年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为《农村调查》一书写序言和跋，起草《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的党内指示。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起草《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

1942年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作《反对党八股》的讲话。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论述精兵简政，提交《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书面报告。

1943年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质问国民党》的社论。1944年作关于学习和时局的讲演，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

1945年多次作重要修改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和闭幕词(《愚公移山》)，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赴重庆谈判，同国民党政府达成《双十协定》。起草《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

二、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鉴定了政治领袖地位。

毛泽东适时举起抗日救国大旗。就当时而言，只有不足十万武装力量和四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从力量上根本无法与国民党相比。然而在日本侵略中国时，他敏锐的觉得阶级矛盾必须让位给民族矛盾，立即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从而牢牢掌握了解决中国千头万绪问题的主动权，陷蒋介石统治集团于非常被动的地位。

他充分利用民族矛盾，争取张学良和杨虎城领导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动与和平解决，建立了以国共为主的抗日统一战线。

他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统一战线，在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正确提出了十大抗日救国纲领。他反对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一方面反对党内的不联合、不合作的左倾错误，另一方面又反对放弃独立性，盲目联合的投降主义。既要与国民党合力抵抗日本侵略者，又争取在抗日战争中求发展，为将来的阶级斗争决战做准备。他深知共产党武装力量薄弱成不了气候，无力担当正面抗敌重任，采取发动群众的敌后游击战，建立根据地与敌周旋。他对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阶段论是正确的，提出的全国军队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正面战场与侧翼战场相结合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

他在军事上提出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山地游击战和有条件的运动战的战术思想是实事求是的。

他提出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兵民是胜利之本”、“全民皆兵”、“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一类口号鼓舞人心。

他“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提出“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保护自己壮大力量起了较好的作用。

他利用纪念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提出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思想，在党内整风中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适时提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等政治理念，不仅成为共产党的纲领，而且成为鼓舞全国人民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动员口号。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能科学审势，巧妙造势，审时度势，以先进的政治理念和高超的谋略艺术，鉴定了他政治领袖的地位。

三、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牢牢掌控着党和军队。表面上毛泽东一直蹲在延安的窑洞里，然而他的影响力深入到各个角落。

共产党在抗战期间无论是党队伍建设还是根据地建设，都围绕毛泽东的指示转。各抗日根据地党组织的发展，政权建设。群众力量的发动，土改等工作的开展，都没有脱离毛泽东的指挥棒。

共产党军队无论是正规军八路军新四军，还是战斗在敌后的游击队。各种战斗原则，各级指挥官的任命。各战略区的调整，战斗的方案，几乎所有的决策最终都是毛泽东下达，很多是他亲自拟定。

他在1938年初就把115师分兵进入晋察冀地区，后来又把主力调往山东，布局两大抗日根据地。这个决策后天来看太英明了。

让120师守晋绥，确保延安安全。让129师退守太行山，依托山区攻守兼备。在新四军皖南受挫后，不理会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的命令，立即组建新的新四军军部，表现了对国民党顽固派不妥协的态度。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且值得研究的现象。在延安的中央高层，朱德、周恩来、张闻天这些资格并不差于毛泽东的人为什么拥护他，那些从战斗中摸爬滚打出来的战将们为什么言听计从。

他没有自己的“黄埔军”，秋收起义带出来的部队基本不多了。大部分军队将领来自于各地，他们走进高层时并没有毛泽东的功劳。

朱德在军事方面即使在国民党军中也是佼佼者，这位1917年的滇军旅长时任总司令。按说军队的指挥权非他莫属，却始终支持和信任没有军旅经历的毛泽东。

包括远离中枢的战将们没有与毛泽东抗争，也没有像国民党军那样不服从指挥或投敌，在国民党军优厚的条件面前也不动摇。

毛泽东慧眼识人，放手用人。

在共产党的抗日战争史中，实际指挥八路军作战的是彭德怀，这位副司令几乎担当着总司令的角色。

新四军大部分时间是陈毅和粟裕在折腾，而且它的苏中、淮南、苏北、淮北、皖江、苏浙等军区从来都没有形成统一作战，而是独立遂行战斗任务。

这些脱离指挥系统的游击武装并没有出现像国民党两大游击冀中战区和鲁苏战区那样成群结队的投降。毛泽东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之间对兵力调来调去，指挥员也经常更换，却很少听到有不满的。

蒋介石因为派李仙州进入山东想接管于学忠的苏鲁战区，结果内斗两败俱伤，双双退出。而毛泽东向山东根据地先后派出了郭洪涛、徐向前、朱瑞、陈光、罗荣桓等人主持工作，虽然配合上有矛盾，却没有一个因个人情绪反目的。这些从山东一把手的位置上离开后，几乎都是降职使用。（郭洪涛后来担任东满铁路管理局局长，徐向前从大区司令回到晋绥区任副司令员，朱瑞回延安炮兵学校当代理校长（校长郭化若），陈光直到1945年底才被任命为东满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周保中））。

贬损毛泽东的人把这些说成是有手腕，其实是一种政治艺术，一种能力的体现。

只能从毛泽东身上找原因。毛泽东的思想是为人民谋福利的，他的战略思想和战术指导原则是正确的。大家相信他，信任他，从而死心踏地跟着他走。

四、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确立了领导核心地位。

早在1931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毛泽东就指出：“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他尖锐的指出英、法、美统治集团对日本的侵略行径采取所谓“不干涉政策”，隔岸观火，以图坐收渔翁之利。

他认为日本的野心是很大的，侵占中国，只是其野心的一部分，其更大的野心是要独占西南太平洋。这种观点在当时被认为是危言耸听，然而不幸被毛泽东所言中。

他提出的“要而不靠”对外关系原则是正确的。国家需要外援，但不能靠外援。战胜侵略者的立足点在于自己，依赖外国，靠外国帮助赶走侵略者是消极的抗战。

毛泽东辩证地分析了抗日战争中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劣势，提出了持久战的正确战略方针。他提出敌我强弱优劣的相对性，使敌我双方强弱优劣的转化的客观可能性。科学地预见到整个战争的发展进程，提出了抗日战争不同发展阶段应该采取的正确的作战方针。

他积小胜为大胜，使战略形势从量变到质变。从夺取局部的优势开始，发展到夺取全局优势和胜利的方略被认为是抗战中正确的指导方针，因而赢得了各方面的尊重。

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国民党方面一直与毛泽东保持着联系，共产党影响力的扩大使美国也不得不与共产党接触。

赢得民主人士和社会的支持是毛泽东成功的标志之一。许多社会著名人士亲自来延安与毛泽东讨论，大批热血青年不顾艰难险阻来到延安。就抗战而言，在国民党阵营和投奔共产党是一样的。他们之所以不远万里来延安，除了共产党与穷苦百姓站在一起外，毛泽东的魅力起了重要作用。这就是抗战中的毛泽东，一个不拿枪上战场却又被称作抗战领袖的人。

不是扛枪在战场上杀敌才算抗日，毛泽东以另一种形式成就了他的抗日大业。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没有蒋介石那样累，也没有汪靖卫那样难，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没有像蒋介石那样获得国民党政府最高荣誉的国光勋章，也没有获得美国总统的“自由勋章”，诸如青天白日勋章、胜利勋章都没有他的份。

但是，人民早在心里给他颁发了勋章。一个比任何勋章都高级的荣誉-人民领袖。

所谓时势造英雄。毛泽东虽然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建立了领导地位，但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共产党内还有争议。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洛川召开会议，确定了八路军实行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担任主席，成为党的最高军事领导人。

此时政治上还有王明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他提出的抗日方针是 “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反对党的洛川会议确立的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他发表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形成了与毛泽东思想的对抗。直到1938年9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党的一切重大问题才由毛泽东做出决断。

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抗日战争在政治上路线正确，军事上策略对头，使他威信大增。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这是毛泽东在组织上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主席，成为共产党最后决定权的开始。共产党之所以赋予毛泽东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最主要的是他在长期革命中尤其是抗日战争中的突出贡献。

抗日战争使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确立了领导核心地位。他的成功不像蒋介石那样靠掌握军事力量，也不像汪精卫那样投靠日本人。他靠的是正确的思想，正确的战略战术，以个人魅力赢得了社会广泛尊重。

日本人扶持汪精卫，拉拢蒋介石，却对毛泽东不抱任何幻想。因为毛泽东是伟大的民族主义者，坚决对敌不妥协。顽强的共产党人，坚定的抗日分子。正是因为有毛泽东的垂范，他领导下的共产党及其武装无论环境多么艰苦，坚持抗敌而少有投降派。

毛泽东是民族主义者，有信仰坚持的政治家。是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是抗日战争成就了毛泽东。2015.7.19

第二篇：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论析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论析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一重要命题。在他这一时期的许多重要著作中，如《矛盾论》、《实践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论联合政府》等，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建设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科学论述了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文化建设的方针原则、文化建设的人才队伍、文化建设的领导力量等多个方面。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关于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观点、重要论述，形成了基本完整和相对成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为动员千百万人民群众进行抗战并争取战争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食粮，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值得我们认真进行梳理、学习、研究和借鉴。

一、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是由人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交织、共同作用构成的实践活动，文化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以人类本身的进化发展来说明文化的重要性。他指出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进一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人类拥有的文化越多，越脱离必然王国而越接近自由王国。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论证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既充分肯定了物质生产的终极决定力量。又充分肯定了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的巨大反作用力量。实现了二者的辩证统一，奠定了他们在科学史上的不朽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至理名言深刻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是对精神文化重要作用的高度褒奖。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重视文化建设，坚持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指导革命实践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艰巨的文化建设任务，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长期统治中国的目的，在其占领区内，建立奴化教育的统治机构与制度，提倡与利用中国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文化，培植为他们奴役中国人民服务的奴化文化。这种文化奴化政策，消弭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精神，加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危机。因此，为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实现国家解放民族独立，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必须组织起革命文化大军，用革命文化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文化。毛泽东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文化斗争，是没有硝烟的斗争，是另一条革命的战线，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共产党既要组织起浩浩荡荡的军事大军，又要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从文武两条战线展开斗争，使日本侵略者，不仅在军事上遭到打击，在精神文化上也要遭到打击，加速其失败，文化是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在毛泽东看来，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不仅仅是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民族独立的需要，而且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目标之一，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需要。他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在毛泽东所设想构建的新中国里，文化具有重要位置，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文化任何社会都是建立不起来的，文化与政治、经济三位一体，有机统一，不可分割。194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再次把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确立为未来新中国的基本目标之一，强调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毫无疑问，文化建设是毛泽东所追求和确立的国家建设重要目标之一。

二、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以其特定的指导思想为核心，从而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历经百般挫折、千辛万苦的历史必然。近代以来，面对中华民族文化危机，中国的仁人志士不断努力探索文化启蒙与文化复兴的道路。从洋务派对器物文化的青睐，到维新派对政治文化的关注，再到新文化运动对观念文化的变革；从中体西用，到西体中用，再到中西综合；从文化保守主义，到文化自由主义，再到文化激进主义等等，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启了中国新的文化自觉之路，执著地探索着一种新型现代文化，期间经历了漫长曲折的道路，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始终没有找到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毛泽东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

第三篇：抗日战争中的国军的贡献

天下为公

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御侮之战，一场卫国战争。经过八年血与火的洗礼，中国人民最终取得了近百年来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全体同胞团结奋斗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军队为主的敌后战场在战略上互相配合，共同形成了对日作战的中国战场，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斗争。作为抗战主战场的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抗战中起到了举足轻重历史功绩不容置疑！正面战场在八年中，共打了22场百万人以上的大会战（其中包括淞沪、衡阳、长沙、武汉、徐州等会战），10万人以下，1万人以上的战役1117次，阵亡将士达200多万。有时每天要消耗一个师，十分钟牺牲一个连。据何应钦回忆，仅淞沪会战，就消耗了85个师，伤亡官兵33万人。不太引人注目的桂林保卫战，仅漓江上浮起的日军尸体就多达7000多具，至今仍让侵华日军老兵心有余悸。最后日军靠施放毒气弹才攻入城内。从1939年至1940年春，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军在正面战场上进行的大小战斗近500次，占全部抗战时期战斗次数的44％，军队伤亡人数达137．6万人，占整个战争期间的43％。

对于国名党抗日的正面战场，一直以来我们的认识都存在着偏颇。在我们从小学到中学乃至大学的历史教育中，甚至一些影视作品的宣扬里。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0年时间里，学界的研究一直集中于敌后战场方面，对于正面战场缺乏深入和全面的研究，评价有不够客观之处。一些党史著作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较少涉及，偏重突出其战略上被动、消极抵抗的一面。我们一直有这样的认识：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及其敌后抗日起了决定作用，中共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英勇无比，与日军交战打得日军是落荒而逃。与此相对，国民党军队则一路败退，从东北退到西南，从南京撤到重庆，差点跑到成都。国民党军队腐败无能，只会打内战、镇压共产党及一切反对势力，与日军交战往往一战即溃，望风而逃。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两岸关系的日趋缓和，为重新审视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营造了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从而以举办各种纪念抗战胜利活动为契机，一批研究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论著相继问世，反映正面战场的影视作品也陆续走上荧屏。在新近出版、修订的一些党史著作及发表的文章中，对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各个阶段的表现都作了更加客观的评价。

2005年胡锦涛在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这应该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正面肯定国名党正面战争的历史作用。然而，坦率地说，正确认识好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对于当前的我国社会，有很重要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对台湾问题的何去何从，甚至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历史事实为主，以团结国民党人为基础，这样，才能做到正确、客观。抗日战争史一直是作为中共党史的一个阶段史加以描述的，因此难免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历史并非可以随便戏说，它既要合乎历史存在的真实，又要合乎历史发展的逻辑。

防御阶段：正面战场是抗战的主战场

对防御阶段(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评价基本是一致的，即：这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是抗战的主战场，国民党军队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的： “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抗战初期，面对日本侵略者对华北和华中等地展开的大规模战略进攻，国民政府统帅部调动全国军队，实行防御战略进行抵抗。广大爱国的国民党军队包括东北军、西北军和其他地方部队的官兵，在卢沟桥战斗和淞沪、忻口、台儿庄、武汉会战等战役中英勇作战，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

相持阶段：继续进行防御性作战

对如何评价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国民党正面战场，也有一些新的变化，改变了以前强调“在相持阶段，国民党军正面战场节节败退，虽也取得了个别战役的胜利，但由于执行单纯防御路线，战略上完全陷入被动”的看法，认为：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当局虽然逐步失去抗战初期的抗日积极性，但还在继续抗战。中国军队在武汉周围地区、广西南宁地区、山西中条山地区和绥远西部等地，继续对日军进行防御性作战，从而出现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在战略上互相支援、互相配合、持久抗战的局面。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发动冬季攻势，全国各战区几乎都参加了作战，参战兵力占全军一半以上。正面战场这次攻势作战，给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

远征军：支援盟军对日作战

中国远征军出国作战，是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中国大陆，史学工作者和普通民众对于中国远征军出国作战这段历史的研究和了解都不够。近些年的党史研究和大众媒体，开始日益注重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和宣传。1942年初，中国政府组成远征军进入缅甸，为保卫滇缅公路和支援盟军，在异国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战斗，取得了仁安羌大捷等重大胜利。中国驻印军于1943年完成反攻缅北、打通中印公路的战略任务。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开始滇西反攻作战，于1945年1月和中国驻印军在中缅边境会师。缅北滇西反攻作战历时一年半，毙、伤、俘日军近5万人，打通了中国和盟国的陆上交通，使中国战场的补给状况得到改善，并支援了盟军在亚太战场上的对日作战。

请正确看待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的作用

（一）抗战初期阶段的正面战场

1937年7月，日军进攻宛平城和卢沟桥，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全国的抗日战争由此开始。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初期抗战，虽然有许多失误, 即国民党存在侥幸心理，企图依靠国联，从而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作战，加上国民党军队思想混乱，派系林立等因素，造成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但它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仍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发挥了极其重要地作用：

第一、国民党正面战场是抗日的主力。国民政府组织了一系列的大规模会战。如淞沪战役、晋北忻口战役、徐州和武汉的战役，都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是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由于正面战场的顽强抵抗，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在 3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和“速战速决”的方针。消耗了日本的军事、经济实力，使其陷入长期战争的泥坑而不能自拔。使日军兵力分散，战线延长，为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支援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敌后战场的开辟，为敌后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国民党中爱国官兵的抗战英雄业绩，振奋了民族精神，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促进了全国的团结和进步，坚定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

第五、“唤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扩大了中国抗战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第六、掩护了西南抗战基地的营建，为领导机构和沿江、沿海工厂、学校、科研机构的内迁争取了时间，为中国长期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抗战相持与反攻阶段的正面战场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侵华方针的改变，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采取消极对敌，避战观战，消极抗日的态度，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建立了“防共委员会”。蒋介石则运用一切办法尽力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此后将大量军队用于对付中共军队相继掀起三次反共高潮，限制全国抗日民主力量。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基本上都是起消极作用的。由于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方针，正面战场形势严重恶化，以至于出现豫湘桂战役这样的大溃败。正面战场的地位逐步下降到次要位置。

尽管国民党抗战的态度较初期消极，但还是坚持了抗战。在此时期钳制了大量的日军，并使敌人受到一定的消耗，在客观上配合了敌后战场的坚持和发展，减轻了敌后战场的压力。从战略上讲，正面战场起到了战略配合的作用。

中国军民以重大牺牲换来了国际尊重，美英等国先后放弃了租界和其它在华特权，中国基本取得了国际关系中的平等地位，终止了晚清以来的屈辱状况。

从国民党全党来看，虽有妥协投降的卖国行为，却始终能够坚持抗战；从国民党局部来看虽有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卖国投降，却更有数百万国民党军队在猛烈地打击着可恶的侵略者。因此只能说国民党成分比较复杂，党务没有干好，却并非是一个投降的党，其比晚清政府、北洋政府何止强千百倍。

从整个抗战过程来看，虽然国民党在后期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但国民党的基本利益和本民族的利益总体来说是一致的，因此她始终坚持抗日的方针，没有妥协投降，从而保证了抗战的最后胜利。最值得一提的是，英法美等国绥靖政策甚嚣尘上的时候，国民党有过投降么？抗战初期，英法美非但没有给中国援助，还妄图牺牲中国的利益来保持既得利益，怂恿日本进攻苏联，帮助日本劝降中国。也就是说国民党在如此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仍是坚持抗战的，没有投降。8年抗战，国民党正面战场共进行过22次重大战役，歼灭日军100余万，国民党伤亡321万，这是血的数字，铁的贡献，不可抹杀。国民党军队的广大爱国官兵曾经在前线与日本侵略者奋勇作战，不怕流血牺牲，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全民族尊敬

从整个抗战过程看，尽管国民党在后期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但国民党政府的基本利益和民族利益总体来说是一致的，它始终坚持抗日的方针，没有妥协投降，从而保证了抗战的最后胜利。8年抗战，国民党正面战场共举行过22次重大战役，歼灭日军100余万，国民党军队伤亡321万。国民党军队的广大爱国官兵曾经在前线与日本侵略者奋勇作战，不怕流血牺牲，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一切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爱国官兵，都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都是值得全民族尊敬与纪念的。

所以，认为正面战场是消极抗战的结论违背历史事实。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是以史为鉴，国民党的历史是悲哀的、可耻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汲取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有些人的错误思维和言论是根本错误的，甚至是可耻的，是必须要放弃的，历史是一面镜子，从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某些人的真实面目，以史为鉴，我们才可能避免悲剧的重复，对日本的认识如此，对国民党的认识也应该如此，关键在于为现实服务，科学、和谐地发展好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话说抗日战争时期，一、国民党正面战场是抗日的主力。国民党政府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会战，如凇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极大地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是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忻口、太原会战，中国军民（主要是国民党军队）共毙伤日军2万余人，战绩显著；凇沪会战，中国军队以劣势装备与有优势装备的敌人拼搏，毙伤日军4万多人；随枣会战毙伤日军1.3万余人，日军遗尸5000余具；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伤亡2万余人；第三次长沙会战共毙伤敌5万余人，俘日军139人。如果忽略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很显然仅凭中共当时的三四万人来抵御百万日军，那是不可想象的。

二、由于正面战场的顽强抵抗，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和“速战速决”的狂妄企图，极大地消耗了日本军事、经济实力，使其长期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延绵数千里的战线上，国民党始终坚持着抗战，使日军兵力分散，战线延长，为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国民党正面战场支援了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战场的开辟和发展，为敌后有机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抗战初期自不用说，国民党积极主动抗战吸引了日军主力，无疑是极大地促进了敌后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即使在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虽无多大作为，但数千里战线上的数百万国民党军队的存在，牵制了大量日军，并使敌人受到一定消耗，在客观上配合了敌后战场的坚持和发展，减轻了敌后战场的压力。

四、国民党中爱国抗战官兵的英雄事迹，振奋了民族精神，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促进了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进步，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国民党军队中很多人都叛国了，国民党军队的素质也不高，但是绝大多数国民党官兵是爱国的，这点毋庸置疑。“中国军人的楷模”张自忠，西北王冯玉祥，第五战区总司令李宗仁，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哪个不是热血男儿？还有那数不尽的未知名的国民党官兵……

五、国民党正面战场唤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扩大了中国抗战在国际上的影响。中国军队以重大民族牺牲，粉碎了日本法西斯与德国法西斯会师，使得盟军有可能腾出手来集中解决欧洲事件，换来了国际尊重，各国领导人曾先后高度评价过中国战场。因此，美英等国先后放弃了租界等一切在华特权，基本取得了国际关系的平等地位，终止了晚清以来的外交屈辱状况。

六、掩护了西南抗战基地的营建，为领导机构和沿海、沿江工厂、学校、科研机构的内迁争取了时间，为中国长期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毛主席曾经说过战争之伟力在于人民，但我认为抗日战争胜利之关键在于持久战，而持久战的关键在于工业，特别是军事国防工业。抗战前，中国工业大部分集中于沿海沿江地区。“一-二八事变“后，集中在东部沿海的工业受到严重威胁。若以上海为中心的工业基地落入敌手，中国将何以持久抗战？凇沪会战历时三个月，内迁仅民营企业一项就达146家，机器材料共14600余万吨，技术工厂250家。武汉会战期间，从武汉迁往内地的厂矿企业达304家，机件重量达5万余吨。从战役本身来说凇沪会战、武汉保卫战都失利了，但就这点而言两次会战的贡献绝不亚于一次大战役的胜利。虽然工厂数量不多，但这些工厂都是民族工业的精华，没有这些工厂中国的持久战将无从谈起，不敢说中国抗战必败，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抗战必将来得更困难、更严峻、更残酷、更持久……

第四篇：抗日战争中的一二·九运动[模版]

抗日战争中的一二·九运动

摘要: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华民族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而一二·九运动则将是抗日救亡运动的起点。

关键词：一二·九运动

侵略

抗日救亡

《八一宣言》

爱国学生 爱国集会 示威游行

正文：

一、《八一宣言》的发表

由华北事变开始的日本对中国侵略的扩大，使中国国内政治形势进一步发生深刻变化。在中国政治形势处于大变动的前夜，如何凝聚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以挽救民族危亡，这是当时全国人民面临的头等大事。

1935年8月1日，根据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于10月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正式发表，通常被称为《八一宣言》。宣言突出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响亮地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口号，号召“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把地主、资产阶级、一切军队都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二、一二·九运动的前奏

1935年下半年，随着日本侵略者制造华北事变步伐的加快，华北局势急剧恶化。在许多城市、农村，到处可见横行无忌的日本浪人和泛滥成灾的日本走私文物，并时常听到日军演戏的隆隆枪炮声。北平城内更是人心惶惶，国民党达官显贵争相携眷撤走，故宫博物院的文物陆续南运，各大学则传说准备搬迁。面对险恶的时局，富于政治敏感性的北平青年学生满腔怒火，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以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以及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的消息传到北平后，广大共产党员深受鼓舞，积极开展学生工作。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组织成立了北平市大中学生联合会（北平学联）。

12月初，北平学联召开代表大会，决定以实际行动表达抗日救亡的意志。12月6日，各校学生自治会联合发出通电，反对“防共自治”，呼吁政府抵抗日本的侵略。备品学联决定于12月9日发动全市学生进行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成立翼察政务委员会”、“反对日本侵略”的大请愿！三、一二·九运动的爆发

12月9日，古城北平怒吼了！在中国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北平学联发动全市数千名爱国学生涌上街头，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重重阻挠，凝集在新华门前，向国民党北平当局请愿。当学生们提出的反对“防共自治”等抗日民主要求被拒绝时，他们将请愿改为示威游行。

愤怒的学生振臂高呼“打到日本帝国主义”、“反对翼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游行队伍沿途遭遇到国民党军警的野蛮镇压，100余人受伤，30余人被捕。第二天，北平学联决定各校学生举行总罢课，积极酝酿和准备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14日报载，国民党政府打算于16日成立翼察政务委员会。于是，学联决定在16日这天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16日清晨，北平各校学生从四面八方涌向天桥举行3万余人的市民大会，通过了“不承认翼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收复华北失地”等决议案。会后，学生和市民一起举行了数万人的示威游行。国民党政府再次调动军警镇压，学生被捕者数十人，受伤者300余人。但慑于人民爱国运动的压力，翼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

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风暴迅速席卷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许多城市爆发了学生的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和支持。12月1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致书全国工人，号召工人组织起来，声援北平学生的救国运动。当时执教燕京大学并参加学生示威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后来写道：“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中国知识青年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勇气”，“中国正在苏醒过来”。四、一二·九运动的影响

一二·九运动冲破了国民党统治下沉寂的政治局面，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广泛地发动了群众，使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第五篇：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下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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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开始。自此，日本开始大举进攻，使中国的大片土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在其占领区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

日本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和在中国部分地区的殖民统治，犯下了空前严重的罪行，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经济上，抢占耕地，低价掠夺粮食。日本侵略者还大肆掠夺占领区的土地及农产品。他们还推行“粮食出荷”政策，对农产品实行严格的统制和垄断，强迫农民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廉价出卖給伪政府，保证日军的需求外，大部分粮食被运回日本国内；垄断工业，掠夺工矿资源。他们一方面加紧对沦陷区民族工业及资源的掠夺,一方面增加对军事工业及与掠取资源有关的工矿业的直接投资。其基本指导思想是发展东北,开发关内,以最快的速度掠夺中国的经济资源,为其漫长的军事战线提供急需物资；掠夺金银，滥发纸币；在文化上，实行奴化教育，企图以此来达到泯灭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维护其殖民统治的目的。在政治上，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华中“清乡运动”。日军还在其占领区掳掠和残害中国劳工，强迫一些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

面对日本的野蛮侵略，中国人民毅然奋起，英勇抵抗。中国人民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后开始的局部抗日战争，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中国在东方开辟了世界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与当时国民党当局采取的不抵抗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统一战线旗帜下，由中国各族人民和海外华侨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由于统一战线的存在，四亿五千万人民都动员起来，投身到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洪流中，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于一个目标——抗日，日本侵略者因此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注定了他它必然失败的命运。早在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就曾说过中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将主要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大联合。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上，由于日本企图独占中国，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使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亡国灭种的威胁给中国一切政党和一切政治派别都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首先主动摒弃前嫌，呼吁“无论各党各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并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第三党等中间势力认为，“国内任何矛盾，都大不过日本帝国主义者与中国的矛盾；各党派的任何分歧，都不能否认集中力量反日的必要”，并指出“现时中国一切的党派中，没有任何一个党派，具有单独负荷反日使命的力量。因此，‘反日阵线’只能由各党派各社团共同集结而成，决非某一党派所能包办”。在日本的步步进逼下，国民党的政策和态度也发生很大变化，甚至表示“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政府无不开诚接纳”，从而在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同意两党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抗战。可见，是抗日战争促成了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催化了中国合作性政党政治和政党关系的恢复与发展。经济上，抗日战争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中日经济力量的悬殊，是日本敢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基本条件。日本侵华战争的残酷破坏，野蛮掠夺，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１０００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５０００亿美元，大大地延缓了中国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抗战期间，中国人民开展了对敌经济斗争。国民政府通过建立大后方基地、采取有利农业发展的措施、实行经济统制政策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通过开展对日物资禁运、破坏敌伪掠夺计划、发展生产、货币斗争、贸易斗争等措施，打破了敌人“以战养战”政策，增强了抗战的经济力量，为最终取得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在文化上，中国文化虽然在抗日战争时期遭受巨大的战争创伤，但自五四时期开始高涨的新文化运动并没有中断，而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主张的导引下，进入以动员民众抗日救亡为主要任务的抗日文化新阶段。抗战文化的新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各种抗日文化社团大量涌现，遍及各抗日根据地和后方各地，社团的规模也盛况空前，有力地推进了抗战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在文艺理论上突显时代性和现代性，强调文艺界和文艺要为抗战救亡这一最大的时代主题服务，文艺的战斗性明显增强，民族性也非常突出。文化界在利用戏剧等旧文艺形式进行抗战宣传的同时，也对旧文艺进行了改造，就文艺的大众化和传统文化艺术的现代性转换作了有益的尝试。与此同时，新文艺通过从大都市到小城市、从城市到乡村的转移和“文艺下乡”运动等途径得到大力推广，成为推动抗战的重要力量。抗日救亡不仅成为这一时期新文艺的主要目标和主体内容，而且成为新文艺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以新文艺运动为主流的抗战文化的发展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仍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处于军阀混战时期，不过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得到了暂时的象征性的统一，却依然政治腐败，贪官四起。社会上贫富差距十分大，有钱的就越有钱，没钱的就越穷，当时中国的货币财源只掌握在部分人，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严重的损害。还有日本军队四处占领城市，给城市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使战后的中国工业经济都十分猥琐，十分落后。抗日初期，中国文化中的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广泛传播，共产党依靠马克思主义发动了南昌起义，建立红军，走向辉煌。中国抗日初期还有繁荣的新文化，各地文物都纷纷出土，对部分朝代的考古学也十分兴盛，可惜日本侵略者的打击，中国的文化从那个时候开始衰败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