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官的形象塑造：关于“陈燕萍工作法”的思考

第一篇：中国法官的形象塑造：关于“陈燕萍工作法”的思考

中国法官的形象塑造：关于“陈燕萍工作法”的思考 朱苏力

【学科分类】法院

【出处】载于《清华法学》2010年第3期 【摘要】本文改变了目前流行的优秀法官是好人的阅读方式。在开阔的制度和社会背景中考察、分析和理解陈燕萍法官及其司法经验和方法，本文更多关注其对于当代中国司法、法治和社会发展具有的一般意义并加以适度的意义限定，对这一过程中可能、已经或必然出现的问题的启示和预告，力求从中开掘出某些非个人性的，因此更具普遍意义的法治因素。针对中国司法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社会现实，本文强调中国司法必须在某些方面超越其自改革开放以来自我塑造的司法形象。

【关键词】陈燕萍；法官形象；司法职业；社会变迁 【写作年份】2010年

【正文】

一、一般的启示

作为一个普通读者，读了陈燕萍法官的事迹和相关新闻报道，[1]我充满敬意。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老百姓生活的平安及和谐，在一定程度上系于一批如陈燕萍这样的公正、勤勉、务实、真能解决问题的基层法官。她/他们是中国司法的，也是中国法治的基石和神经末梢。

但仅此阅读不能令我满足。陈燕萍工作法对当下中国的司法制度改革和完善无疑具有启示意义，有的甚至重大。就我看到的有：①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中国基层社会需要更多法官来解决普通百姓的各类纠纷，国家也已有财政和人力资源提供正式法律制度的供给；②陈燕萍服务的地区紧贴苏南，尽管还基本是熟人社区，民间纠纷却已高度复杂化了，[2]数量增加了，[3]纠纷解决对法律知识和技能的需求、对法律人（包括法官和律师）的需求更高了，[4]甚至在司法制度最底层的人民法庭法官有时也需“造法”；[5]③要在这一层级法院真正有效解决纠纷，做到案结、事了、人和，除正式法律的知识和技能外，还需要了解民情、社情，要注意积累和运用大量的地方性知识，有时甚至必须超越诉讼法规定的模式———例如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深入能动地调查取证，要“用群众认可的方式查清事实”；[6]④鉴于这一点，很自然，中国司法必须进一步加强，特别是法官稀缺的中西部地区基层法官队伍的建设；⑤不仅要关注法官需要的一般的和特别的知识和技能，还要注意她/他们必需的特殊技能和工作方法，要以更多财力支持改善他们的工作生活条件；⑥这里是司法促进社会和谐的第一道防线，也是主要防线，[7]需要一批优秀法官长期奉献。如果法律人，特别是中高级人民法院和各级党政领导理解、重视了这些问题，在我看来，就是司法讲政治，就是在实践执政党强调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三个至上”，[8]更是针对中国的司法制度改革和完善。

此外，如果仅从时下的宣传角度切入，把陈燕萍法官的事迹和工作法同她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联系起来，共和国史册上就只增添了一个好人的名字，有关陈燕萍工作法的研讨就很难成为典型的学术研讨，而只是加入到主流媒体的赞美。多年来，中国法院系统宣传表彰了一系列优秀法官，[9]也试图总结她们的司法经验和工作方法，往往只是在不同程度上重复了主流媒体的工作。[10]作为法学人，我一直认为并坚持，要把优秀法官放在整个中国司法、法治和社会发展的背景中予以考察、分析和理解，在对这些优秀法官予以足够尊重的同时，法学人还要力求超越多年来公共媒体对英雄模范人物已习惯的、简单的道德化和政治性理解，更多关注优秀法官及其司法经验和方法对于当代中国司法、法治和社会发展以及对这一过程中可能或必然出现的问题的启示，从中开掘出某些非个人性的，因此更具普遍意义的法治因素。[11]这是本文的追求，我认为这才是一个法学人对陈燕萍法官的真正尊重和理解。

二、司法权威与法官道德素质

若从司法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陈燕萍法官对我最突出的启示并非其工作法，而是，法官（解决纠纷者）的个人道德、品性以及人格魅力（以下简称为“德性”）对于成功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对于司法公信力之建设、司法功能之实现非常重要，至关重要。陈燕萍的工作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她的人格品行，道德践行。中国需要一大批陈燕萍这样的优秀法官。

转型中国也确有一批这样的优秀法官。近30年来先后在全国广泛宣传表彰过的尚秀云、宋鱼水、金桂兰等法官大都来自基层法院；[12]在司法的其他层级也都有许多默默奉献的法官。尽管如此，目前总体而言，中国司法的公信力还不足。[13]

之所以不足，因素很多。就法官而言，固然有法学家一直指出的问题：中国司法的政治权威（司法终结性）不足，法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不足；我完全赞同。但在当下，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司法和法官的道德伦理权威不足，甚至有所下降。这也并不一定是司法和法官真的变得糟糕了，不排除因为媒体发达了，媒体的开放度增加了，以及社会传播自古以来就有“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特点，导致少数法官腐败枉法之曝光（例如黄松有），[14]往往造成了民众对司法和法官的一般不良印象，毁掉了许多优秀法官长期努力的结果。

就此而言，陈燕萍法官，以及之前宣传表彰的其他优秀法官，提醒我们，在继续推进法官职业化、专业化建设的同时，必须高度关注法官的道德和职业伦理建设（而不是教育）。德行是一个合格法官的根本要素，也是司法公信力的根本。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法官的文化和法律教育程度明显偏低，[15]无法适应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因此，当时把法官的专业化和职业化作为工作重点是必须的，是在抓“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毛泽东语）。但回头来看，在实践中，确有把法律知识和技能的学习等同于法官职业伦理和道德践行的倾向：在法官选择上更多以通过统一司法考试为标准，在法官晋升中过于看重文凭和学历；这种做法如今看来有欠缺。

这个欠缺曾有利益竞争的历史背景。[16]但从理论上看，则源自法学界、法律界乃至当代中国社会一度甚或至今仍然分享的一个唯理主义和唯智主义的假定，即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学习、教育来解决，个人品性、道德践行问题因此被化约为知识或智力问题。当时中国各行各业都出现了文凭、学历和考试崇拜的现象。这是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必要反动。但中国古人就曾有过告诫（例如“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普通人的生活经验也表明，国外更有诸多经验研究证明，一个人的道德践行与知识、教育和智力基本无关，因为“了解什么是应当做的、是合乎道德的事，这并没为做此事提供任何动机，也没创造任何动力；动机和动力都须来自道德之外”。[17]在个体层面上，而不是在社会层面，知识多，智力高，熟知规范，不必定导致对规范的践行和恪守。

在社会转型时期，旧有制度需要并正在调整，新建制度很难迅速健全且立刻有效，因此个人，特别是手中有权的法官，自觉的道德践行（这往往意味着要“吃亏”）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保证司法的权威，就格外重要。如果看不到这一点，简单用法律知识等同或替代道德践行，就会出问题。中国正处于这样的社会转型期。陈燕萍法官的启示之一则是，在司法改革和完善的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法官的德性。

三、教育示范v.制度筛选

上述分析看起来似乎会，其实并不导致加强道德思想教育的结论；相反，其寓意是显然“政治不正确”。因为既然德性与知识和智力关系不那么大，又怎么可能指望通过法学院或法院的思想道德教育，包括宣传陈燕萍的事迹和工作法，来改善或提升法官或后备法官的德性呢？

陈燕萍法官的事迹会打动一些法官和法律人，对她/他们中一部分人的司法行为也可能有某些边际影响，但不大可能改变绝大多数法官和法律人已经基本定型的行为格局。榜样当然有力量，有时也可能无穷，但不可能总是无穷的。因为，从各方面的研究以及我们的日常经验来看，道德和/或智力优秀的人物的道德和智力，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大量复制。而当代中国司法需要一批人格品行技能智识都优秀的法官。因此，宣传表彰陈燕萍法官会对提升中国法官的德性有多大实际效用？对此我有所保留，哪怕我希望我的保留是错误的。

陈燕萍法官只是让我们重新理解了德性对于法官和司法的重要。但要提高法官的德性，主要方式却不能是———尽管不排除———道德教育，典型宣传，工作法的推广，而必须始终关注优秀人才的选拔以及淘汰，要建立制度，确保从大量的普通人选中选拔出人品足够好的人进入法官队伍，且不论道德素质是基于天性还是来自长期教化或两者皆有。中国老百姓说“从小看大，三岁知老”，因此，从逻辑上看这样做是可行的。法官选拔不能仅仅关注统一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这样的知识和专业类的考试，必须对法官人选的一贯行为予以比较系统和严格的考察。要建立这样的考评制度。

这种考察，尽管弄不好有可能，但不必然，导致淡化司法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追求。专业考察和人品考察并不必定相互排斥。固然好人不等于好法官，但出色的法官一定得是、也起码得是一般意义上的好人———即使她/他有普通人的一些小缺点。法院完全可以从职业达标的法学院毕业生中筛选人品更好的人进入法院，在目前法学院毕业生就业率偏低的情况下，[18]这个市场比较有利于建立这种法官筛选制度。

但由于当代社会转型和传统社会控制机制的弱化，即使这样素质优秀的人选进了法院，如果法院的制度影响力（控制力）不够，也还会出问题。法院系统因此还须进一步严格司法职业的纲纪，这种纲纪应当比党纪国法更为严格和细密，而最重要的是要使之逐步成为法官的自觉认同和践行的行为标准。还是不能———尽管很容易———将之简单理解为思想政治教育或职业道德教育。重要的是法院内部职业纲纪伦理的实践，要增强这种实践对法官的持续规训。必须牢记“玉不琢，不成器”的道理，记住福柯的“规训”。[19]优秀法官一定产生于司法微观制度的实际过程中，而不是来自无论是“法官独立”或“司法为民”这类理念或其逻辑演绎。

还有个疑问：强调法官的德性是否会导致“人治”？恰恰相反。我强调的其实是制度对人的塑造，包括制度的筛选、规训和制约作用。法治和制度的意义确有一部分是，如同一些法律人说的，让坏人干不了坏事；但如果把这当成法治和制度的全部意义，就错了。法治必须包括让不同的人各得其所（这也是司法作为校正正义的要求），充分发挥好人和智者的才能。如果法治和制度只是让什么人，无论好人还是坏人，都干不成事，那法治还值得崇尚和追求吗？！

四、工作法的推广

在我看来，她的德性因素有普遍意义。陈燕萍毕竟是一位基层法院、人民法庭的法官，她的经验和工作方法，“用群众认同的态度倾听诉求、用群众认可的方式查清事实、用群众接受的语言诠释法理、用群众信服的方法化解纠纷”，[20]对于中国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的法官以及他们的司法实践，意义比较有限，而中级以上的人民法院和法官又可能是目前中国司法的薄弱之处，其判决和行为更容易引发民众争议。

让我展开分析这一点。陈燕萍法官通过调解成功化解矛盾纠纷的比例超过70%（一说为64%），[21]并且做到了案结、事了、人和；[22]这无疑令人钦佩，值得许多基层法院法官学习。但中级以上的人民法院处理的纠纷往往无法，有时，为了凸显法治作为规则的治理，甚至不应追求以调解来解决纠纷；有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还令法官无法“用群众信服的方法化解纠纷”。中级以上人民法院一审审理的案件不仅通常更为复杂、更为重大，往往有更为明确细致甚至强硬的法律规定，因此不容易适用调解；许多案件因为有广泛示范意义和政策影响，也不宜甚至不应调解；因案件重大、复杂或涉及面广，还一定会有更多各类和各种形式的干预司法；由于一些新型案件还没有或没有显示出足够坚实的全社会的道德共识，无论怎么判都可能引发社会激烈争论，而媒体通常也更关注甚至喜爱炒作中级以上法院的新颖、难办的案件；[23]所有这都会使无论调解还是判决都很难案结事了，更难人和（而且狭义的“人和”———争议者的和睦或和好如初———真的有那么大的意义吗？这种“人和”只是对熟人，而不是对陌生人，才更有意义）。作为上诉法院，中级以上的法院一定会遇到更多硬骨头；其责任之一也是要协调不同基层法院之间对类似案件的不同处理。据此，中级以上的法院一定会，也应当，以判决为主。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大量以调解结案的高级或最高人民法院和一大批高级法官。因此，必须界定陈燕萍法官工作方法在不同法院的不同意义。

注意，陈燕萍法官处理的案件类型也使她的许多经验和方法的意义打了折扣。她14年中审理的3100多案件“无一错案，无一投诉，无一[引发]上访，”[24]这确实不容易；但这与人民法庭管辖的案件类型有关。依据《法院组织法》，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组成部分，它的判决和裁定就是基层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25]但一般说来，人民法庭的案件实际管辖由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26]基本是相对常规的案件，事实通常比较清楚或比较容易查清，法律比较明确，或吸纳当地民心、民情处理的回旋余地较大。这不是说人民法庭的案件一定就简单，事实上往往很麻烦，有时更需要法官的细心和耐心，更需要倾听，更需要大量说服当事人的工作。这也不是说人民法庭审理的案件无需创造，但从陈燕萍法官的事迹看，这些创造在其他法院已有先例，在全国也已是呼之欲出，基本符合社会的道德共识，不背离诉讼当事人的基本预期，比较容易为当事人接受。[27]人民法庭的真正有法律麻烦、棘手的案件，或事实不清需要全面严格查证的案件，依据各地法院的实践，基本都移交给其“上级”基层法院审理。就此而言，人民法庭处理的案件和纠纷，即使耗费法官大量时间、精力，但总体而言不太棘手、不太容易引发社会争议，案件标的小，争议琐碎，即使当事人有点不满，鉴于机会成本，也不值得投诉或上访———倔强的“秋菊”毕竟罕见。[28]常规案件的处理方法对于棘手案件的处理，对于处理棘手案件的法官，指导意义是有限的。

就此而言，有关陈燕萍法官的报道中有一个值得注意、但很容易忽视的细节，即在这些案件中，陈燕萍法官往往直接面对纠纷当事人；即使有律师代理，当事人也常常同时在场。[29]这一司法场景就注定了，陈燕萍法官的人格魅力和工作法，能直接对当事人起作用，因此才有“用群众认同的态度倾听诉求”、“用群众接受的语言诠释法理”的必要，才必须学会熟练运用本地方言。[30]而一旦到中级以上的法院，案件不仅通常比较重大、难办（否则就应在基层法院审理，或在基层法院就能解决了），会有更多说普通话的律师代理，而当事人则往往不在场，这时以法言法语交流不仅更为经济，更为准确，更为安全（因为律师有时会“扣”法官的字眼），而且一般不需要、甚至不应当使用方言。在中级以上法院，即使法官有超强的道德人格魅力和日常语言技巧，也往往因为当事人不在场而无法直接充分地发挥作用。就算打动了某些律师，律师通常还是必须请示当事人后才能做决定；律师请示当事人时不大可能说，“这个法官人真的很不错，我们还是接受这个调解（或判决）吧”。我相信在江苏省，在中级以上法院的绝大部分案件中，法官都会更多同律师直接打交道，而较少同纠纷当事人打交道。

甚至，尽管同样是在人民法庭，陈燕萍法官的经验对于其他某些地区的人民法庭法官，哪怕是各方面同样优秀的人民法庭法官，可能也要有所折扣。因为靖江毕竟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苏南地区（江阴县）仅一江之隔，经济高度发达，[31]受市场经济文化的熏陶，市场经济的机会更多，至少从道理上看，这里的民众一般会更乐于妥协也善于妥协。一方面，在陈燕萍工作的法庭和地区，纠纷会比那些更为传统的农业熟人社区中的纠纷更多，更复杂，因此可以说不容易解决；[32]但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的机会成本问题，又比在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的类似纠纷更容易化解，换言之，更可能通过货币或其他财富分配方式来化解纠纷。作为支持这一判断的是我的另一个需要经验数据支持但大致不会错的判断：江苏省上访人数一定要比中部地区比方说安徽省上访人数少，而苏南地区上访人数一定要比苏北地区上访人数少。这就会表明有效化解纠纷不只与法官的人格魅力和工作方法相关，也与纠纷当事人和他们的机会成本有关。而如果这一点能够成立，那么，陈燕萍法官的经验即使在其他地区的人民法庭也不可能全盘照搬。

因此，我的结论是，陈燕萍法官工作法有其自身德性和知识技能因素，有她个人不懈努力的因素，但也与她面对的纠纷类型，所处的法院、法院所处的地区，面对的当事人以及她不必面对的其他诉讼参与人和利益相关人相关。这一分析和结论看似贬低了陈燕萍工作方法，但这既非我的企图，也非我的可能。因为在大致相似的社会环境和工作条件下，陈燕萍法官能比其他法官做得更好，更能获得纠纷当事人、社会和法院系统的认可，这就足以证明她的卓越，她的优秀，她的努力。然而，又只有发现和承认促成她成功的社会因素，不仅可以更务实、审慎评价陈燕萍法官的司法经验和工作法的普遍意义，也便于更有效地学习和发展她的司法经验和工作法；才不会把对陈燕萍法官的表彰变成她的道德重负。

五、中国法官形象的塑造和超越

这些分析或许仍然不够。若是从中国司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来看，我还想说，中国司法在某些方面还必须追求超越陈燕萍法官。中国不仅需要总结提升基层人民法院法官的经验，而且必须总结提升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法官的经验；并且这是中国目前最为缺乏的。

注意，我并不是说，之前我国没有塑造中级以上法院的优秀法官形象，没有对这些法官的成功经验和方法的宣传表彰。有的；马锡五就不是基层法官。[33]但马锡五给司法界和社会留下的形象，以及对他的司法经验和方法的总结，就类型上看，一直属于基层人民法院，属于乡土社会。中国司法当然应当也必须继承马锡五开创的优良传统，尤其在缺乏法官的中西部基层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庭；但面对21世纪、面对正在世界上和平崛起的中国，中国司法经验必须有所超越，有所创新，必须与时俱进。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司法必须在某些方面超越其自改革开放以来自我塑造的那个形象。过去30年来，在司法界得到广泛宣传表彰的法官例如尚秀云、宋鱼水、金桂兰、黄学军等都是女性法官，[34]陈燕萍是这一系列中的一位新人。只要阅读过甚或浏览过所有这些优秀法官的事迹，读者或多或少会有一种“似曾相见燕归来”的感觉。甚至，在媒体报道中，陈燕萍法官与尚秀云法官一样，在当地民众中获得了“法官妈妈”的称号。[35]而如果允许我“政治不正确”一下的话，我认为过去30年来，中国司法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知心、体贴、周到的女性形象，无论是母亲还是女儿。这没什么错，我并不质疑，西方国家的司法形象雅典娜就是一位女性。但作为中国司法的形象，局限于此，我认为很不够。即使同是亲人的形象，法律不仅可以是慈母的形象，也可以是严父的形象；可以是体贴周到、忍辱负重的女性形象，也可以是智慧果敢、百折不饶的男性形象。30年的中国司法不可能没有产生这样的法官，也不可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问题是为什么没有出现这样的形象？目前民众中的中国司法形象，有中国司法界特别是司法高层领导的自我形象选择和塑造的问题。

我们还必须在某些方面超越目前司法形象自我塑造的方式。长期以来，我们都是树立一个道德高尚人格卓越的先进模范人物，以她（有时也有数量更少的“他”）的感人事迹来感染普通民众，感染其他法官。这当然重要，曾经非常有效，并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有效。但在社会分工日益细致，司法日益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当今社会，我们还应当，甚至迫切需要，以其他的方式来创造更具包容性的中国的司法/法官形象和法院文化。我们不仅需要“法官妈妈”这样的亲民形象，感人形象，而且需要智慧并有远见卓识的法官形象。不仅作为法院的公关形象，面对广大民众，而且作为法院的职业形象，面对众多的法官。

这一点有社会意义，也有职业意义。因为今天中国民众的知识文化甚至审美水平都已经提高了，更因为今天绝大多数法官已经是大学毕业生，未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80后甚至90后加入法院。我相信，年轻一辈的法官仍然会为从马锡五到陈燕萍这些共和国的优秀法官的事迹感动，但也可以肯定他们不满足于感动。因为当代中国的司法实践会令他们日益需要其他方面的，例如智识的司法偶像，从中获取更为丰富多样的司法启示和冲击力。没有新元素的加入，共和国的司法传统不仅很难光大，甚至难以发扬。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司法需要创造自己的霍姆斯、卡多佐和波斯纳———一些更高层级的法官形象。

这个问题与目前法官形象塑造的公共塑造者和渠道有关———主要由记者透过公共媒体向公众传递。一般说来，公众不仅不可能，也往往没有耐心，理解复杂的法律问题和决定，他们的生活环境令他们更容易理解普通纠纷，容易因好人好事而感动，因坏人坏事而愤怒；他们更多生活在善恶的世界。而我们的媒体记者，哪怕是法律媒体的职业记者，由于一般不可能深入了解司法，也未必能深刻理解法官的艰难，体会法官的智慧和技巧，因此很难用普通民众熟悉的生动语言来有效表达中国法官的这一切。这些记者、作者自然会更多关注那些有较多道德意味的、可以妙笔生花的热点问题和热点人物。[36]但就我所知，一些优秀法官，包括一些文化程度并不算很高的基层法院法官，在司法中展现的智识因素并不少，与她/他们通常为人称道的德性相比，毫不逊色。[37]这些方面却很少为相关的新闻报道关注。许多记者、作者的知识类型以及她/他们对读者不够全面的知识预期推动着她/他们塑造了一个不很完整的中国法官形象。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似乎法官群体从来不是她/他们的预期读者。这种表达实际上降低了这些优秀法官在法官职业群体内的影响，未能促成社会与法律职业群体对优秀法官形成协调一致的评价。

也不完全是记者和受众的问题。一个也许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改革开放30年来，在全国法院系统得到广泛宣传表彰的法官一直是女法官主导？这种现象在各级法院的宣传表彰中都非常突出，甚至日益显著。例如，2003年第一届全国“法官十杰”中还是男性略为占优（6位）；第二届全国“法官十杰”中女性就占了7位，而其他三位男性法官，一位是军事法院法官，一位身患重病带病工作，一位则20多年一直在山区人民法庭工作。[38]但在法院系统，无论是男女法官的基本比例，还是因业务精良获得领导重视并得到岗位晋升的男女法官的比例，都是男性法官占多数；为什么到了宣传表彰之际，就是女法官占优呢？在中国的其他部门，包括同属政法系统的检察院和公安，优秀人物评选都不是这种格局。[39]

这显然与法院高层甚至相关政治决策者的判断有关。我的猜测是，在中国当代社会文化中，无论是高层领导、相关机关还是普通民众，都趋向于树立一个能经得起长时段考验的模范法官形象。而如果需要一个道德楷模，那么相比之下，对女法官可以更放心一点；对男法官能否经受住未来的考验，包括因荣誉带来的考验，不大放心。如果我的这一点猜测不错，那么就可以看出，尽管30多年司法改革成果巨大，法官队伍素质不断提高，但从各级领导到普通民众，或多或少地对现有的法官群体，特别是男法官群体，还不大放心；因此，只能稳妥一点。

为什么？这就提出了另外一些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研究并予以应对的问题。

【作者简介】

朱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注释】 [1]参见“用心审案，播撒和谐———记江苏靖江市人民法院园区法庭副庭长陈燕萍”，载《人民日报》2010年1月18日，第2版。2010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授予陈燕萍“全国模范法官”称号，召开了陈燕萍先进事迹报告会，号召全国法官向她学习。“最高人民法院举行陈燕萍先进事迹报告会”，载《人民法院报》2010年1月22日，第1版。本文所引陈燕萍法官的事迹均出自，江苏法院陈燕萍工作法研究小组：《陈燕萍工作法研究报告》，2010年(以下简称《报告》)；中共泰州市委宣传部/等编：《陈燕萍先进事迹资料汇编》，2010年(以下简称《汇编》)。

[2]陈燕萍法官审理调解的案件除了传统的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外，还有商事借贷、民事确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房屋买卖、农村承包合同、拆迁、诉讼保全、保险赔付、劳动争议等案件。参见前注[1]，《汇编》，第19~130页；前注[1]，《报告》。

[3]可以比较一下陈燕萍法官与之前宣传表彰的另一位全国优秀法官金桂兰处理的案件数量(参见“基层法官的好榜样———法官金桂兰”，载《人民日报》2005年11月2日，第4版)。陈在基层法院(包括人民法庭)工作14年，处理各类案件3100件；而金在人民法庭工作15年，处理各类案件1200件。由于没有相关的人口变量，因此这个比较意义不大；但也大致可以判断陈燕萍法官服务的苏中地区矛盾、纠纷和案件数量比金法官服务的黑龙江东南部宁安县更多。

[4]在有关陈燕萍法官的司法故事中，已不时出现律师的形象(第36、89、112、131页)；在金桂兰法官的相关司法故事中则从未出现律师的形象。

[5]“未成年人受伤索赔，女法官创新办案”，载前注[1]，《汇编》，第101~104页。

[6]“一辆车冒出四个‘主’”，和“陈燕萍工作法”，载前注[1]，《汇编》，第83、345~348页。

[7]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统计台账表明，全省110个基层法院受理的各类民事案件占全省民事案件的91?7%。转引自夏正芳：“‘办理民事案件，法官不能无为而治’”，载《陈燕萍工作方法研讨会论文集》，2010年2月，第10页。

[8]2006年，中共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其内容被概括为：依法治国、司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和党的领导。参见罗干：“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切实加强政法队伍思想政治建设”，《求是》2006年12期。2007年又提出“三个至上”，即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参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扎扎实实开创我国政法工作新局面”，载《人民日报》2007年12月26日，第1版。

[9]例如之前对另一位优秀法官宋鱼水审判方法的研讨。参见本刊[《山东审判》]编辑部、济南中院研究室：“宋鱼水审案方法与当代司法方法专题研讨”，《山东审判》2005年3期。

[10]参见“情法辉映，曲直可鉴———解读陈燕萍工作法”，载《人民法院报》2010年1月19日，第1版。

[11]参见苏力：“司法的合成理论”，《清华法学》2007年创刊号(比较分析讨论了宋鱼水和金桂兰两位全国优秀法官)；苏力：“透视中国农村的司法需求”，载《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讨论了金桂兰法官)。

[12]尚秀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刑二庭副庭长，被广大青少年亲热地称为“法官妈妈”。参见“法官情，慈母心———记全国法院模范尚秀云”，载《人民日报》1998年3月23日，第3版。宋鱼水，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副院长；被当事人誉为“辩法析理，胜败皆服”的好法官。参见“公正的力量———记模范法官宋鱼水”(上)，载《人民日报》2005年1月13日，第1版；“和谐的分量———记模范法官宋鱼水”(下)，载《人民日报》2005年1月14日，第2版。金桂兰，黑龙江省宁安法院东京城人民法庭审判员；同前注[3]。

[13]参见“着力解决突出问题，进一步提高司法公信力”，载《人民法院报》2010年1月18日，第1页；《人民检察》(湖北版)2009年11期专刊集中讨论了司法执法公信力问题。

[14]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大法官黄松有。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年1月19日对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黄松有犯受贿罪和贪污罪，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目前，黄松有对一审判决提出了上诉。

[15]1994年的报道说，全国未达到法律大专程度的法官仍然近一半。参见周敦和：“从‘重视教育、重视人才’谈法官教育、培训问题”，载《人民法院报》1994年5月12日；吴兢：“法官法检察官法实施十年，我国法官检察官整体素质不断提高”，载《人民日报》2005年7月17日，第1版。

[16]参见苏力：“30年司法制度变革的政治经济学解说”，(未刊稿)。

[17][美]波斯纳：《道德与法律理论的疑问》，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章。

[18]“据刚刚发布的2009年中国法治蓝皮书——— 《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7(2009)》透露：我国高校法学院系30年增长了100多倍，但据统计，法学学科毕业生就业率竟列文科毕业生最低。”载《北京晚报》2009年3月9日。

[19]MichelFoucaul，tDiscipline andPunish：TheBirth ofthePrison，trans.byAlan Sheridan，Vintage Books，1977.[20]前注[1]，《报告》，第2页。

[21]参见“陈燕萍主要事迹”，载前注[1]，《汇编》，第22、28页；陶艺芸、曹味东：“乡村女法官(上)”，载前注[1]，《汇编》，第246页。

[22]参见前注[1]，《报告》，第16、18页。

[23]例如近年来引发媒体高度关注的四川泸州所谓的“二奶继承案”、广州的“许霆案”，以及成都的“孙伟铭醉驾案”等都是中院审理判决的新颖并棘手的案件。

[24]前注[1]，《报告》，第1页；前注[1]，《汇编》，第29、342页。

[25]参见《法院组织法》第20条。

[2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人民法庭工作的决定》第8条。

[27]陈燕萍法官1999年判决支付“精神抚慰金”的判例是一个典型。此案有诸多特殊情况：原告(伤者)15岁(未成年人)，因打工右手残疾；法院判决被告雇主支付的数额并不很大(残疾赔偿金、精神赔偿金总共20000元)；此前，深圳、广州地区已有过几起工伤的精神赔偿案例；1997年3月北京海淀区法院判决的“贾国宇精神损害赔偿案”已经获得了社会普遍接受甚或欢迎，这为陈燕萍法官的“造法”创造了足够的社会道德共识和法律共识的基础；只是当时还没有正式的法律规定，江苏省内也不曾有过此类判决。

[28]可以参看另一位全国优秀法官金桂兰在人民法庭工作15年，审理各类民事案件1200件，90%以调解方式结案，同样是无一起错案，无一起超审限，无一起上访缠诉，无一起违纪案件。因此，在人民法庭，尽管这也很难做到，却是通过努力可以做到的。参见前注[3]。

[29]参见前注[1]，《汇编》，处处。

[30]参见前注[1]，《报告》，第2、13页。

[31]靖江襟江近海，与苏州、无锡隔江相望，是最早获得批准的沿江开放城市之一，是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2008年，人均主要经济指标领跑苏中，达到苏南“第二方阵”发展水平。参见前注[1]，《汇编》，第3页以下。

[32]这可以同另一位全国优秀法官金桂兰比较，金桂兰所在的黑龙江省宁安县东京城人民法庭位于农村地区，辖区内有17万农业人口。参见苏力：“透视中国农村的司法需求”，《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3]马锡五(1898~1962)，陕西省志丹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他在任陇东分区专员兼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期间，经常携案卷下乡，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巡回审理，就地办案；实行审判和调解相结合，反对主观主义的审判作风，坚持法律原则，忠于事实真相。他的审判方式因此被称为“马锡五审判方式”。

[34]参见“‘和谐法官’黄学军”，载《人民日报》2006年8月23日，第14页。

[35]参见汪晓东：“爱让法徽更闪亮———记江苏省靖江市江阴园区法庭审判员陈燕萍”，载《人民日报》2007年9月18日。

[36]我阅读的绝大多数陈燕萍事迹报道均出自记者之手，发表于各级报刊；而在学习宣传陈燕萍法官先进事迹座谈会上的发言者基本都不是从事审判实务的法官，有的———从职务上看———还是文艺人士。参见前注[1]，《汇编》，第338~339页。

[37]参见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苏力：“崇山峻岭中的中国法治”，《清华法学》2008年3期。[38]参见“2005‘中国法官十杰’先进事迹”，载《法制日报》2006年2月27日。

[39]例如，2007年检察院系统评出的“全国侦查监督十佳检察官”中有4位女性，6位男性；并且大多服务于大中城市。这与“法官十杰”的分布形成了鲜明反差。而2009年1月揭晓的由公安部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评选出的第三届“我最喜爱的十大人民警察”中只有2位女性，8位男性———尽管在公安队伍中，男性显然数量更大，承担的工作更艰巨、更危险。

第二篇：陈燕萍工作法

陈燕萍工作法

精髓

“情法辉映，曲直可鉴”。

内涵

1、真心贴近群众：用群众认同的态度倾听诉求；

2、深入调查研究：用群众认可的方式查清事实；

3、注重释法析理：用群众接受的语言诠释法理；

4、真情化解纠纷：用群众信服的方法化解纠纷。

背景

当前，我国社会新农村建设正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由小农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现代化转型。市场经济的潮流已经冲击了广阔的中国农村，农民亦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市场经济的潮流，方式不一，或者从事商业、或者到大城市打工，或者耕种的土地因开发而面临征用，甚至仅仅是依靠农业产品维系生活。市场经济法则毫不留情的动摇了传统秩序格局，但是旧有的秩序和利益保障机制被打破，而新的秩序和利益保障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处在新旧交替阶段的农民正在经历着巨大转变带来的阵痛，因此受市场经济影响的农村必然会产生大量的民事纠纷，土地征用补偿安置、拆迁安置、土地承包经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会保障等新问题以及婚姻家庭继承纠纷、人身损害、民间借贷等传统纠纷凸显，这些都涉及到人民群众的权利保障问题。

江苏省靖江市江阴工业园区正是这样一个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转型期的缩影，作为江苏省跨江联动的工业园区，这里相对全国农村而言经济发展较快，但是仍处在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外来人口多，法庭管辖范围大，既有传统的乡镇农村，又有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城镇，社会矛盾仍处在易发、多发阶段。如何有效地化解矛盾纠纷，解决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的困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陈燕萍在作为一名在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成长起来的法官，扎根人民法庭十四年，充分掌握了靖江农村的实际情况，怀着对人民群众深厚、质朴的情感始终坚持奋斗在化解人民群众矛盾的第一线，在长期的基层审判实践中，一刻也没有离开群众，长期向群众学习，与群众打成一片，经过自己多年深邃的思考，采用调解为先、和谐执法的科学方法，帮助人民群众“既解法结，又解心结”，探索、总结出了以“真心贴近群众，深入调查研究，注重释法析理，真情化解纠纷”为核心内容的陈燕萍工作法。

陈燕萍工作法，是一套体现为人民司法要求、贴近农村审判实际、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的工作方法，是陈燕萍在充分了解国情的基础上，继承了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又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人民司法的新模式，是对新时期人民司法如何走群众路线的有益探索和生动体现，同时也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在探索中不断前进，它充分展示了陈燕萍继承优良传统与大爱情怀，饱含了陈燕萍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体现了陈燕萍不断学习，不断创新的优秀品质，凝聚了陈燕萍对人民司法事业的浓情智慧，演绎了陈燕萍对农村司法工作基本规律的精心诠释。陈燕萍用真心真情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扎根基层法庭14年来，努力践行着“人民法官为人民”的坚定誓言，塑造着“扎根基层，心系群众、真情调解、公正办案”的人民法官新形象。陈燕萍运用独具特色的工作法成功处理了3000余件案件，无一错案、无一上访、无一投诉。“陈法官办的案件，我们放心，心里踏实！”、“陈法官是我们信任、贴心的好法官！”这是人民群众和当事人对陈燕萍的最高褒奖。

荣誉

1997年至2000年 连续四年被靖江法院表彰为“办案能手”

2001年至2003年 连续三年被靖江法院表彰为“先进工作者”

2001年、2003年 两次被泰州中院表彰为“人民满意法官”

2003年1月 被靖江市委、市政府表彰为“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人”

2003年10月 被泰州市委、市政府表彰为“人民满意政法干警”

2004年1月 被泰州中院荣记个人三等功

2004年至2005年 先后三次被靖江法院、靖江市委机关工作委员会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

2004年至2007年 连续四年被靖江法院表彰为“优秀法官”

2004年3月 被靖江市妇联表彰为“三八红旗手”

2004年4月 被江苏省高院表彰为“人民满意法官”

2004年7月 泰州市广播电视局、泰州电视台评为“公民道德故事十佳主人公”

2005年4月 被最高法院表彰为“全国人民法庭优秀法官”

2005年5月 被江苏省高院荣记个人二等功

2006年9月 被靖江市巾帼建功活动领导小组表彰为“巾帼标兵”

2007年1月 被江苏省高院表彰为“十佳法官”

2007年1月 被江苏省高院荣记“个人二等功”

2007年3月 被靖江市委、市政府授予第九届“十佳精神文明新人新事”荣誉称号

2007年4月 当选泰州市第三届党代会代表

2007年9月 被江苏省高院表彰为“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人”

2007年9月 被中宣部确定为“道德楷模 文明风尚”重大宣传典型

2007年10月 被江苏省高院荣记个人一等功

2007年12月 被江苏省政法委、江苏省高院、江苏省妇联表彰为“十佳女法官”、“三八红旗手”

2008年1月 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2008年2月 泰州巾帼建功活动领导小组授予泰州市“十大女杰”；

2008年2月 荣获“江苏省道德模范”提名奖

2008年2月 被最高法院、全国妇联表彰为“全国优秀女法官”、“全国三八红旗手”

2008年3月 被靖江市委、市政府授予“2007年感动靖江十大新闻人物”、第十届“十佳精神文明新人新事”荣誉称号

2008年3月 被江苏省妇联表彰为第五届十大女杰

2008年6月 当选为泰州市“我最喜爱的共产党员”

2008年7月 被泰州市委表彰为“共产党员标兵”

2008年11月 被泰州市委宣传部授予“感动泰州（2006-2008）十大人物”称号

2008年11月 被江苏省委组织部、人事厅表彰为“人民满意公务员”

2008年12月 被江苏省高院表彰为“全省法院改革开放三十年英模个人

2011年2月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荣誉称号。

八旬老人孙广福育有一子，早年丧偶，由于年迈体弱无收入，生活无着落，儿子不尽赡养义务，无奈的他只能将儿子告上法庭。每次到法庭来，陈燕萍总是问寒问暧，让他放心，一定会替他讨回孝道。知道他没钱，多次自费给他买饭、买车票。一次，还悄悄在他裤兜里塞了200元，意思是如儿子不给吃，让他先自己买点东西充充饥，没想到第三天，孙老汉起早赶到法庭等陈燕萍，用颤抖的手把200元钱还给了陈燕萍，说，“我是昨天晚上换衣服才发现的，就想到一定是你给的，你帮我打官司，我怎能要你的钱。”看着老人脸上的汗水和憨厚的脸庞，陈燕萍的眼睛湿润了，“多么好的老人呀，我一定要帮他过上幸福的晚年。”但其子很不配合，多次做工作不但受冷落，甚至被拒之门外。于是陈燕萍就地开庭，邀请村干部和村民旁听，用法律、社会公德和公众舆论多重手段对其感召，最终唤醒了其子的良知，承担起了赡养老人的责任。事后，陈燕萍多次回访，看看老人生活得怎样，还需要什么。现如今，安孝晚年的孙老汉逢人就讲：“陈法官真好，比我的亲闺女还要亲。”

农村有句俗话叫“一代官司三代仇”。很多案件如果当庭依法判决，对法官来说倒是省心省力，但乡亲们抬头不见低头见，可能就因为一件小事埋下心结，从此老死不相往来，甚至反目成仇。调解能消除当事人心理上的对抗，实现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因此，陈燕萍始终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实现哪怕百分之一的调解可能。有的时候为了调解一件案件，要花上几倍于判决案件的精力。在一起房屋确权纠纷案中，经过多次开庭调解，原被告和律师都认为调解无望了，但陈燕萍还是坚持要调到底，在她执着的坚持和反复努力下，最终原被告双方握手言和。在一起因通道引发的案件中，原被告是亲兄弟，因琐事弟媳打了大伯一个耳光,哥哥便挖沟阻止其通行，要求弟弟用迷信的方式赔礼驱晦气。亲友、村干部多次调解未能见效。陈燕萍接手案件后，先后十多次进村，请来了村干部和德高望众的老者一道参与调解，讲情、讲法、讲理多管齐下，最后成就了一段以弟媳给大伯端茶赔礼打招呼的地方佳话。在陈燕萍所办案件中，有70%以上是调解结案的，婚姻家庭类案件的调解率更达到了90%以上。在她的努力下，有多少剑拔弩张的邻里一笑泯恩仇，有多少对簿公堂的夫妻破镜重圆，已记不清了。

以不懈的追求，守护着社会的公平正义

农村法庭审理的案件,大部分是家庭纠纷、邻里纷争类的鸡毛蒜皮小案，但案件的处理结果是否公正，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乃至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陈燕萍常说：对普通百姓来说，他们也许一生就打一次官司，件件都是大案要案。

以娴熟的技能，维护着社会的和谐安定

“有话慢慢说”，这是陈燕萍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陈燕萍说，当事人来到法庭往往难以理性对待，需要一个情感宣泄的过程，作为法官一定要不怕受气，耐住性子，听当事人把话讲完，通过倾听的过程建立起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和相互信任，减轻当事人对法院、法官的消极抵触情绪，拉近当事人与法官的感情距离，为顺利化解纠纷奠定基础。一次，一位当事人来回十几遍反复阐述自己的理由，旁边的人都打起了瞌睡。而陈燕萍却是静静地、耐心地听着当事人诉说，暗自思衬矛盾的症结和根源，很少打断当事人的讲话。直到他没有新的理由需要说明时，陈燕萍才向他讲起法律的规定和处理的方案，没等陈燕萍讲完他突然出人意料地说：“陈法官，你怎么说怎么好，你是第一个完完整整听完我的理由的人，你尊重我我信任你。

在办案中，陈燕萍总是以特有的细心、耐心和同情心，在法、理、情之间寻找结合点，准确切入案件，把握案件的走向，对症下药，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不管当事人到法庭带有多大的怨气、怒气甚至是火气，总能在陈燕萍的微笑中消化，她的微笑有着“四两拔千斤”的功效，这既是一种办案方法，更是法官难得的修养。

陈燕萍把自己的办案方法，总结为“望、闻、问、切、笑”五字工作法。所谓“望、闻、问、切、笑”，说到底，就是用心去感知，用心去办案，掌握案件处置的主动权，争取案件的最终妥善解决，化解纠纷，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以高尚的情操，弘扬着社会主义的文明风尚

陈燕萍关爱百姓，有着金子般的爱心。2002年，7岁残疾女孩何小敏，在爸爸癌症去世，妈妈离家出走，爷爷、奶奶年迈，无法生活的情况下，不得已把妈妈告上了法庭。承办此案的陈燕萍，虽经想方设法、千方百计，但最终小敏还是被亲生妈妈无情地抛弃了。看着小敏那张被肿瘤挤压变形的脸，听着小敏“我要妈妈”撕心裂肺的呼喊，陈燕萍的心都要碎了。小敏不能没有妈妈，作为一名人民法官，一名共产党员，对此不能置若罔闻，无动于衷。她搂着小敏对她说:“孩子不要哭，以后阿姨就是你的妈妈，法院就是你的家。”从此，陈燕萍数年如一日地照顾着小敏，把一个被亲生母亲抛弃了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丑姑娘”，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来养，定期为她送来衣服、学习用品和生活费用，中秋节一起吃月饼，春节给她买来和自己女儿一样的新衣服，带上自己的丈夫、女儿和小敏的爷爷奶奶一起吃年夜饭，忠实地履行着一名共产党员对党的承诺。为了早日医好小敏的病，陈燕萍多方筹措资金，在网上找遍了全国各大医院，最终在全社会的共同关心和资助下，为小敏成功摘除了面部的全部肿瘤，经面部整容后，她将成为一个全新的人。现如今懂事的小敏在她的作文中这样写道，“是党和法官陈妈妈给了我新生，长大后一定好好工作，报答社会和陈妈妈。”

第三篇：学习陈燕萍工作法心得体会

学习陈燕萍工作法心得体会

（一）学习陈燕萍工作法的精髓。通过学习讨论，我们应该深刻体会陈燕萍工作法的精髓“情法辉映，曲直可鉴”，把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贯穿于办案的全过程，把人民群众当亲人，在感情上尊重群众、贴近群众，用真心、真情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想人民群众之所想，急人民群众之所急，帮人民群众之所需，把人民群众的满意作为办案的评判标准。进一步牢固树立法官队伍司法为民的宗旨意识，真正解决司法工作的政治方向和根本目标。

（二）针对个案，灵活运用陈燕萍工作法。学习讨论陈燕萍工作法要用之有道，要与法院内工作的具体实践紧密联系。首先要贯彻落实两便原则，另外 “庭外处理”、“强调调解”的审判方法因其追求客观真实和实体处理上的公正，对一些文化水平和诉讼能力比较低的群众非常适用。在审理过程中，积极引导当事人举证，恰当行使释明权，在诉讼程序及运作过程中也可不拘于形式，这样可以避免涉法上访案件的发生，对于稳定社会秩序也可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走群众路线，采取各种便民利民措施，开通多种诉讼通道方便群众诉讼。第一，依法开展司法救助工作，强化司法救助。对于当事人间的诉讼地位上的实质上的不平等，应关注贫困群众的司法需求，对符合救助条件的当事人，积极采取缓、减、免诉讼费的措施，让那些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经济有困难的群众打得起官司，关注弱势群体的平等诉权，耐心地倾听弱势一方的声音，依法保护弱势一方的权益，让那些有冤情而得不到伸张的群众打得赢官司，切实保障弱势群体的诉讼权利。第二，结合下街道、企业办案，积极普法送法；开辟人民法院、人民法庭审务信息公开栏，广泛接受社会监督，畅通群众对话渠道。深入案发现地办理案件，在调解中讲道理，在庭审中讲法理，并结合案例向群众宣传法律，讲解政策，起到了“审结一案，教育百人”的良好效果。第三，做好思想疏导，竭力息诉罢诉。办案中力求案结事了，紧紧抓住产生矛盾的症结所在，积极采取灵活多样的调解策略，协调各方进行说服教育和思想感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以法，耐心细致地做好当事人思想疏导，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第四，遵守司法审判程序规则，切实改进审判作风，对当事人做到热情而不失威严，听诉而坚持原则，沟通而保持距离。从而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密切人民法院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树立起人民法院的良好形象。

（四）与时俱进，不断丰富陈燕萍工作法。要坚持人民法院为人民的核心不变，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途径和方式必须与时俱进；服务大局的重要使命始终保持不变，人民法院的职能作用必须与时俱进；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始终保持不变，法院履行职能的方式方法必须与时俱进；社会主义的法治理念不变，法院的体制和工作机制要必须与时俱进。

二○一○年十一月十日

第四篇：学习陈燕萍法官心得体会

大家好：

我是民二庭的***，今天我来交流一下学习陈燕萍法官先进事迹的一些心得体会。自从陈燕萍同志的先进事迹宣传报道以来，全国法院系统甚至全社会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个人通过学习陈燕萍同志的先进事迹后深深为其扎根基层人民法庭十四年，模范履行职责，公正廉洁司法，甘当一名“真情为人民，公正建和谐”的平民法官所感动，其事迹可亲可敬可学。作为一名优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女法官，陈燕萍同志的事迹值得我们广大法官特别是我们广大女法官学习，这对于广大干警深入学习实践“三个至上”，构建和谐司法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学习陈燕萍同志的先进事迹，就我个人而言主要有如下几点感受：

一、我们要学习陈燕萍法官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职业操守。古人云：做官先做人，做人是人生的基石，也是做事和做文章的基础。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坐标，做一个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人，是摆在每个法官面前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纵观古今中外，大凡贪官污吏，并不是知识、水平和能力欠缺，而是大都在做人上出了问题。陈燕萍给我们树立了怎样做人的光辉榜样，陈燕萍始终坚持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职业操守，不为金钱所动，不为名利所惑，用一颗公正的心和一片爱民的情，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做当事人的思想转化工作，调解纠纷，化解矛盾，忠实地履行着审判职责，造福一方百姓。我们要像陈燕萍那样用爱心调解纠纷，用公心裁判曲直，用善心救济孤寡。

二、我们要学习陈燕萍法官忠厚善良的优良品德，陈燕萍对党和国家有忠心，对人民群众有爱心，对弱势群体有善心。陈燕萍以平民 法官那份忠厚善良的赤子之心，爱民情怀，根植群众，心系百姓，在小案小事上用真心、真情践行“人民法官为人民”神圣誓言，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爱戴。我们要像陈燕萍那样对人民群众常怀“感恩”之情，用爱心营造良好地调解氛围，从一句问候，一杯热茶，一张笑脸做起，让打官司的老百姓真正感受到人民司法的温暖。

三、我们要学习陈燕萍法官诚信本分的优秀品质。陈燕萍用自己的真心、真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得到了群众的信赖。老百姓说：“把案子交给陈法官，我们放心。”语言虽然朴素平实，但这是群众对平民法官陈燕萍的最高赞赏。“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陈燕萍法官就是在小案小事上以身作则，取信于民，用公心和真情调处纠纷，化解矛盾，得到老百姓信任。陈燕萍法官在基层法庭默默无闻工作十四年如一日，努力做好本职审判工作，难能可贵。我们要像陈燕萍那样把全部身心放在为人民群众办案上，才能避免差错，提高调解率，实现“案结事了”，最大程度地让群众满意。

四、我们要学习陈燕萍法官化解社会矛盾的调解能力，调解作为传统的纠纷解决方法和结案方式。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社会基础，符合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心理特征，被世界誉为“东方经验”。调解是中华民族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独创的传统文化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如陈燕萍所说，“调解优于判决，信服胜过屈服”，一语道破了调解作为人民司法优良传统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的优势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陈燕萍法官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纠纷解决文化的实践者、传播者。我们要像陈燕萍那样，既要做到“案结事了”，还要做到“案结人和”，通过调解纠纷解心结，修复被纠纷损害了的社会关系，消除隔阂，化解社会矛盾。陈燕萍同志作为一个基层的普通法官，15年来办案3000多件，无一例错案、无一例上访、无一例投诉。看似偶然，其实必然，因为她身上闪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宝贵的“三为民”精神。

一“为民”，以民生为大。“对普通百姓而言，也许一生就打一次官司，所以件件都是大案要案。”陈燕萍的这句话，体现的正是“以民生为大”的思想。显然，基层法官，常年面对的多是家庭琐事、邻里矛盾或婚嫁纠纷，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对当事人个体来说，却是不得不面对的大事。处理好了，家庭和睦、邻里和谐；处理不好，很可能一辈子都疙疙瘩瘩甚至反目成仇。所以，陈燕萍认认真真对待每一个案件，每个小案件都当成大案要案来处理。

二“为民”，多为百姓着想，实行“能动司法”。作为法官，恪守法律的程序和原则，就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官，但如果只是简单地“就案论案”，也可能会导致人民群众因为对法律知识的缺乏和司法程序的不适应而丧失应得的权利，导致诉讼成本过高甚至给人民群众造成新的伤害。陈燕萍的可贵，就在于她不仅是一名合格的法官，更是一名优秀的法官，她善于深入调查取证，指导群众取证，并严格审核证据，从而查清案件事实，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掩盖的事实不会主动浮现出来，要对百姓还以公道，就要想方设法把它挖出来。”这是能动司法的体现，更是多为百姓考虑的体现。

三“为民”，促进群众和谐，调解优于判决。在陈燕萍所办的案件中，有70％是调解结案的，婚姻家庭类案件的调解率超过90％。对一名资深法官而言，依着法律条文判决比调解容易，因为调解需要付出几倍于判决的努力。陈燕萍认为，下达一个判决，容易固化一对仇人，因此她希望通过真情调解处理每一个案件，尽量解决每一对矛盾。她坚信，随着矛盾一一化解，社会必然越来越和谐。在一些人调解无处下手之时，陈燕萍却看到了“可乘之机”——“赡养案件还会有亲情，离婚案件还会有旧情，邻里纠纷还会有乡情，欠款纠纷还会有友情，交通事故还会有同情。” 这些“情”，就是她坚信调解可能成功的基础，与其说是她慧眼独具，不如说她真心为民。法律是刚性的，法律也是有温度的。法律不仅仅体现着惩罚，还可以帮助人。

陈燕萍用她的一腔热情和真诚，以她的“三为民”精神，让人民群众体会到了法律的温暖，为构建和谐社会献出了独特的光与热。

陈燕萍同志的先进事迹，不仅仅值得广大干警敬佩与学习，更值得我们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对其先进的工作经验、高尚的道德情操予以推广，真正做到以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不断自我鞭策，自我促进，提高业务能力，做一名让党放心，让社会认可，让人民满意的人民法官！

最后我想借恩格尔法官在就职仪式上的一段演说来结束我今天的发言：我希望能够有效，有序地主持庭审，使其不但成为一个能够作出公正判决的法庭，同时也能让所有出庭的人感受到公正和客观；

我希望我能永远牢记，最重要的案件就是我正在审理的案件，因此，我必须做到精力高度集中；

我希望对自己的法律知识永不感到满足、懈怠，我将避免由于过于自信而不再对相关法律进行认真研究的现象；

我将不在法庭上进行讽刺和挖苦，因为我知道法官的一言一行，无论对治愈创伤还是造成创伤都将有深远的影响； 我希望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我第一次出庭时的紧张不安，尤其是当一位新律师在我面前出庭时；

我知道我做出的所有判决都得到上诉法院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一旦被改判，我想我会理解上诉法官也需要一份工作来维持生计，而且他们比我要聪明；

我希望在我对罪犯量刑时，将永远牢记公众的利益，同时又不忘记一个法官对人类生命和人的价值所具有的重大权力；

我希望在解决重大疑难案件时，我有决心和能力，并且能够保持立场，不动摇；

我将永远不会过于自信，以至于停止寻觅自身的偏见和成见； 我祈祷，当我的法官生涯结束时，无论是在明天早上还是在30年以后，别人都会说我的工作是完美的、为人是诚实的；我为司法体制增了光，并且为人类的生命和正义贡献了我微不足道的力量。

第五篇：践行陈燕萍工作法的路径选择

践行陈燕萍工作法的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的转型期，由于市场经济的浪潮不断冲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传统秩序格局，但是新的秩序和利益保障机制正在建立，还不够完善，使得社会上产生大量的矛盾，这些矛盾大都涉及到人民群众的根本权利保障问题，因此如何妥善解决上述问题，成为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利益，保持整个社会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

陈燕萍是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江阴工业园区法庭的副庭长，她在作为一名在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成长起来的法官，扎根人民法庭十四年，怀着对人民群众深厚、质朴的情感始终坚持奋斗在化解人民群众矛盾的第一线，在长期的基层审判实践中，一刻也没有离开群众，长期向群众学习，与群众打成一片，经过自己多年深邃的思考，采用调解为先、和谐执法的科学方法，帮助人民群众“既解法结，又解心结”，探索、总结出了以“真心贴近群众，深入调查研究，注重释法析理，真情化解纠纷”为核心内容的陈燕萍工作法。在十四年的工作期间，陈燕萍成功办理案件3000多件，无一错案，无一上访，无一投诉。

在当前基层法院案件“井喷”似增长、案件的难度不断增加、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日益增长的情况下，认真学习陈燕萍同志的先进事迹、工作方法的同时，我们要不断地探索 现实的路径，将陈燕萍司法为民的精神和工作法落到实处。

一、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根据我国的政体，人民通过民主选举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制定和颁布宪法和法律。根据我国《法官法》第十一条，各级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均是由人民选举产生、代表人民的各级人大常委会任免。根据《法官法》第三条规定，法官必须忠于宪法和法律。因此，无论是从法官的产生、法官权力的来源还是法官必须严格适用的宪法和法律的本质来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仅是法官责无旁贷的道德义务，更是履行法律义务，遵守宪法和法律的必然要求。

为了履行宪法和法律的义务，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信念，人民法官要真正从感情上尊重群众、贴近群众，把人民群众当亲人，以对待自己亲人一样的感情、一样的方式、一样的态度提供司法服务；要学会换位思考，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帮群众之所需。首先，坚持司法贴近民众。法官要把群众当亲人，不论案件标的是大是小，不论案情是繁是简，不论当事人来自外地还是当地，都以真诚态度尊重当事人，都本着良知和正义适用法律。人民法官要树立“平民意识”，不论案件标的是大是小，不论案情是繁是简，不论当事人来自外地还是当地，都以真诚态度尊重当事人，都 本着良知和正义适用法律，拉近司法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最大程度地彰显和实现司法的人民性。其次，在司法方式上，要最大限度地适应社会、适应群众、适应实践。我们强调实现程序正义的同时，丝毫不能抛弃“为民、便民、利民”的司法原则。要根据形势的变化，积极探索司法方式的创新。创新的方向，就是为民、利民、便民，不是给群众出难题、找麻烦，要做到群众最需要什么，我们就积极做什么。再次，在办案语言上，特别是法官下基层、进社区时，要把法律语言转换成符合法律精神的群众语言，使群众听得清、听得懂、听得明。这样做不仅能取得最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而且让群众更感到亲切。如果我们的法官因此被老百姓称为“平民法官”，那就是对我们的最高赞誉、最大褒奖。

二、转变司法理念，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 传统的司法理念认为，司法权是一种中立于诉讼双方的权力，中立性要求司法权必须保持被动型，即“不告不理”。但是，由于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进程不像西方国家那样依靠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而渐进到法制现代化的“内发型”模式，我国当前主要依靠立法先导的模式来发展法治国家。由于立法的先导，加之广大人民群众法治观念的相对薄弱，使得传统观念与现代法治理念在具体的案件中发生激烈的冲突。“法院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又由于法院不得拒绝处理纠纷，这在 客观上极大地增加了人民法院处理纠纷的难度。

能动司法是现实条件下，人民法院遵循司法规律、妥善解决社会纠纷的必然选择。司法规律是社会规律的重要范畴，它是司法现象和司法活动过程中内在的本质联系，体现着司法活动总体上的一般必然性趋势。与其他社会活动相比，司法活动有着自己的运行规律。譬如，当今社会快速发展，社会事实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而法律的制定总是落后的，法律的超前性、预测性很有限。如果固守司法的被动性，就很难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结果必将是裁判的无法作出,或者裁判的错误，不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此时，决定了司法必须能动，而不是被动。

能动司法的现实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随着我国经济的日益增长，人民群众对司法的需求不断增加，已经不再简单地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为民做主”，而是要求人民法院不断地积极探索，改进工作方法，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保障社会在有序高效的环境下运行。朱苏力教授说，“在法律没有规定的地方，一个理想的法官可能根据习惯的做法以及有关的政策性规定或原则以及多年的司法经验作出实践理性的判断，补充那些空白；在法律不明确的地方，他/她会以实践的智慧加以补充，使之丰富和细致；在法律有冲突的地方，选择他/她认为结果会更好或者更言之有理的法律；在法律的语言具有弹 性、涵盖性、意义增生性的情况下(而这是不可避免的)，追求一种更为合理的法律解释”。能动司法的目的，就是在遵循司法规律的基础上，在客观条件与环境允许的前提下，通过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更好地实现司法公平正义的价值。

三、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

罗马法学家塞尔苏斯说过：“认识法律不意味抠法律字眼，而是把握法律的意义和效果。”人民法院处理社会纠纷的目的绝不是仅仅就案办案，而是在坚持法律的前提下，灵活适用法律，在法律的框架下，实现案件的法律效果和所预期达到的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

法律效果是指适用法律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规范层面的影响力，是司法活动、结果的形式，它要求司法活动、结果的形式与程序符合法律的本质要求和内涵特征。法律效果更多体现为对正义价值形式意义上的追求，实现法律保护社会、保障人权的初衷，关注的是法律适用的准确性，反馈的是法律规定本身的合理性、可行性，偏向于法律的证明，拘泥于法律条文，更侧重于形式逻辑的推理方法。社会效果是指适用法律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所产生的综合效应，是司法活动、结果的内容，它要求司法活动、结果符合法的价值，使之得到社会的承认。社会效果更多体现为对正义价值实质意义上的追求，关注的是法律适用的社会功能的实现，即抑制犯罪、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发展状态，反馈了适 用法律的价值导向、公平、正义观念的民间反应以及社会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或弊端，偏向于法的价值的实现，重视司法目的的实现，更侧重于辨证逻辑的脱离方法。

从表面上看，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各有侧重，二者的对立面似乎比较突出，但在本质上两者在对社会发展总体价值目标上是一致的。一方面，司法机关通过公正执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法律的权利保障功能，体现严肃合法的法律效果；另一方面又通过具体个案的解决，客观上起到了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体现了合情合理的社会效果。法律效果是社会效果的根本保障，社会效果则是法律效果的最终目的，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贯穿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全过程。

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牢固树立社会主义司法理念。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为我们的司法活动指明了方向；其次，正确处理执行法律与执行政策的关系，把办案和法律效果建立在坚实的政策基础上。“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政策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政策的条文化，政策和法律都是为实现党的基本路线这一根本目标服务的；再次，坚持群众观念，牢记宗旨、执法为民。在司法工作中坚持严格执法与热情服务相结合，努力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第四，坚 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原则。在司法过程中，坚持调解优先的原则，将诉前调节、诉中调解、诉后调解紧密结合，真正实现案结事了，双方满意的效果。

四、加强内部监督，廉洁司法

有效地监督是预防司法腐败的灵丹妙药，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的有效方法。

首先，加强法院文化建设。第一，树立法律至上的价值理念。依法办事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因此法律至上应当而且必须成为社会正义守卫者的基本价值取向。具体地说，法院群体中的法官应当以法律的价值标准、用法律的逻辑观察、分析和解决矛盾纠纷，惟有如此，方能使法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裁判主体，还社会一个公正的、合乎法治规则的秩序，从而维护法律的尊严，体现法律的价值。第二，建立廉洁高效的行为规范。西方有句法谚，“正义如果有声音的话，裁判才是正义的声音”。在由人治向法治推进的转型时期，社会公众一方面期望和追求公正，另一方面，囿于个体或集团的利益又想方设法干扰阻挠公正，这就使得法院群体成员始终存在被腐蚀的可能，因此，公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法院群体成员的廉洁；迟到的公正就是不公正、迟到的正义即是非正义，人们的合法权益不能及时保护，违法行为不能及时制止，难以谈得上社会公正，因此效率原本就是社会正义的题中之义。第三，庄重庄严的物质载体。法院文化中的物质载体，是司法理念的一种外在的物质表现，是社会公众可以直接通过感官感受的具体实物，其所表达的意义或象征应能凸显国家审判机关的庄重、庄严与神圣，体现法院审判的权威性、独立性和便民性。这不仅是维护法院审判权威和形象的需要，更是捍卫法律尊严之必需。

其次，切实提高案件的质量。案件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满意度，因此切实提高案件的质量，有利于从源头上得到社会对法院工作的认同感，减少涉诉信访的发生。第一，严格遵守司法程序。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严格遵守诉讼程序，保障诉讼双方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实现程序正义。第二，严格控制案件的审理期限。“迟到的正义非正义”，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审理案件的期限审结案件，让群众在可预期的时间内，解决纠纷。第三，严格依法办理案件，确保案件的结果正义。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审理案件，认真调查，确保案件的审理结果公正。

再次，加强法院廉政建设。第一，坚持集中教育整顿，完善廉政教育体系。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进一步从严管理干部的意见》、《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和《法官行为规范》，进一步加强党员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等关键岗位法官的廉政教育工作，不断提高拒腐防变能力。第二，严格落 实廉政监督。权力的良好运行必须依靠严格的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一是要强化干警的监督意识，提高认识，自觉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二是编织监督网络，建立起党风监督、审计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相结合、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监督体系。三是延展监督空间，在对法院干警工作圈进行监督的同时，对其社会圈和生活圈也实施监督。第三，大力加强法院队伍建设，继续加大查办违法违纪案件力度。查办违法违纪案件是贯彻从严治党方针的重要体现，是惩治腐败和端正党风的有效手段。要从促进队伍建设的高度，充分认识查办案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旗帜鲜明地支持纪检监察部门依法履行职责。法院纪检监察部门要把查办案件作为纪检监察工作的重中之重，坚定不移地抓好查办案件工作。

结束语：陈燕萍是人民法院处理社会矛盾纠纷的接触代表，“陈燕萍工作法”也是新时期人民法院面临社会矛盾纠纷日益增多，解决难度不断加大情况下的必然选择。陈燕萍精神为广大基层法院干警的审判执行工作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路线指引，不断充实和加强运用“陈燕萍工作法”注定是今后人民法院工作的主旋律之一。

（溧阳市人民法院

付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