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学院】信托风控深度分析(二)（范文）

第一篇：【金融学院】信托风控深度分析(二)（范文）

【金融学院】信托风控深度分析

（二）2013-11-20 吉博金融学院

四、危机应对篇

（十五）以新兑旧 部分信托项目中，如果融资方到期不能清偿债务，又无法得到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信托公司可能会发行一个新的信托产品，募集资金将原信托资金置换，以实现按期兑付。这种做法的实质是延迟风险，当然如果确实看好融资方未来的偿债能力，本身也无可非议。但现实中不少以新兑旧的项目只是纯粹的缓兵之计，说到底不是真正的风控措施，反倒可能会进一步放大风险。

（十六）资管公司接盘近年来，四大资管公司接手了部分出现兑付问题的项目，并从房地产信托项目中获利颇丰。资管公司接盘信托项目肯定是出于对项目的综合评估，而不是简单的因为较低的抵押率。如果统计一下资管公司接盘的房地产项目，估计大部分都在风险相对可控的区域。而信托频繁染指的一些三、四线甚至县级城市，资管公司恐怕不会去碰。资管公司成立的使命便是为了处置四大行的不良债权，他们通过包括诉讼和强制执行追索债权的经验与资源远胜于信托公司，而且在各地设有分支机构，与地方政府、银行、国企的合作由来已久，接盘自然有接盘的底气。有信托专业人士以四大资管公司接盘信托项目来证明房地产信托项目的整体低风险，不管结论对错，这论据实在不太有说服力。资管公司的事后接盘算不上是信托的风控措施，也不是一种常态化的兜底措施。

此外，不少信托项目中，资管公司与信托公司或者相关方签订远期受让协议，为项目的兑付提供潜在或者间接的保障。但是远期受让不等于保证担保，如果届时信托项目本身价值出现重大变化，资管公司是否还会履行受让义务也未可知。

（十七）股东协调

信托公司多数有比较强大的股东背景。一方面实力雄厚的股东可以通过受益权转让帮助信托公司渡过个别项目的兑付危机，以保全公司的行业声誉。另一方面资源广泛的股东有能力协调相关政府机构，整合各种资源，帮助项目实现兑付。根据媒体报道，中信三峡全通项目中宜昌政府也出面大力协调。这是央企、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控股的信托公司所具有的优势。当兑付风险只是个案危机的时候，股东有能力协调，但如果爆发区域性风险，兑付案件越来越多，恐怕股东也是有心无力，更何况即便政府出面，如果企业不景气，协调也难有实质效果。总之，这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风险控制。大树底下虽好乘凉，却也难成长，股东在背后的保护也有负面的作用。

（十八）诉讼和强制执行

诉讼和强制执行是最后的救济途径。目前，信托相关法律规定本身就很不完善，更何况信托对于多数法官来说还是个陌生事物，信托公司的业务操作在司法领域难免存在较大争议。要打好信托诉讼，必须有相当的信托理论根底和对信托实务的一定了解。信托从业人员多数都缺乏实际的诉讼对抗经验。与此同时，熟悉信托的律师并不多，许多曾经为信托公司提供服务的律师对信托项目操作的实质介入也并不深，而且当众多的案件爆发，委托人开始起诉信托公司，这些律师中必然会有相当一部分站到信托公司的对立面去。最致命的是，一些法律意识淡薄的信托经理在尽调、谈判和为了规避监管政策而帮助融资方粉饰项目的过程中已经留下了许多管理失职的把柄，再好的律师恐怕也回天乏力。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女士呼吁最高院出台信托法的司法解释，然而可以预测最高院不会出台系统性的司法解释，即便出台也很可能远远达不到行业的预期。信托与交易方的纠纷在传统法律框架下基本都可以解决，没有什么特殊性，信托纠纷的特殊在于委托人与信托公司之间的信托法律关系及信托财产的特殊形态。恐怕只有当委托人大量起诉信托公司，法院才会针对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而且司法解释不会直接在现有法律基础上大量造法。中国信托法出台的直接推动力本是为了规范实践多年又整顿多次的信托行业，但是最终出台信托法是统摄包括普通民事信托、商事信托、公益信托在内的所有信托关系的一般法，对营业信托缺乏专门的规定。

信托法在众多部门法中看似只是寂寂无名的一部小法，实则是对传统物权、债权二分的法律体系的重大突破。如果司法机关从信托法出发进行司法解释，太高太空，需要巨大的立法性解释才能与现实需要对接，而专门规范信托公司的“两规”作为部门规章，在司法审判中只有参照适用的资格，判决书一般不能引用其作为裁判依据，更不要说作为司法解释的根据了。指望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来推动信托立法恐怕是不现实的。不过，随着信托纠纷进入法院，司法机关必然要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对信托公司的管理行为是否存在过失和过错进行认定，从而间接对信托公司的尽职管理标准和信托财产的特殊地位进行规范和确认。可以预期，在信托业法出台之前，委托人与信托公司之间的信托纠纷将会以各地差异较大的司法判决结案。

信托公司目前普遍在信托合同中订有强制执行条款，以期发生兑付问题后快速处置抵押财产。不过公证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些争议，信托公司的一些操作模式尚缺乏司法检验，未必会得到认可。即便可以不经诉讼进入执行程序，也需要按照法院强制执行的一系列程序性规定进行，并且，抵质押财产本身的一些潜在问题也可能会延误财产变现的进程。强制执行的顺利与否最终还是要看财产本身的实际状况和变现能力。

五、理念与战略

信托风控的十八般武艺，其中有信托业的独门秘籍，也有所有金融机构都具备的基本套路。实际上，信托业的风控手段又何止于这些。如果运用得当，将各门武艺练就纯熟，可以根据项目需要打组合拳，实现从项目尽调到谈判磋商、合同签订、中后期管理、项目兑付的全流程、全方位的风险防控。通过良好的风控机制，信托公司可以操作传统融资渠道不会涉足的风险较高的项目，从而吸引具有相应风险承受能力的资金进入，并为投资者获取较高收益。不过，每一种拳法都有他的弱点甚至是致命伤，搞不好还会练成七伤拳，自损肺腑。信托风控的问题也远不限于笔者所列，随着兑付风险在个案中的暴露，各种潜在问题将在纠纷解决、司法审判甚至是记者的事后走访中被逐个暴露出来。

如果项目的重大瑕疵是记者的事后调查都能发现的，很难说信托公司尽到了尽职管理义务。目前的兑付危机还只是危机的开始，当得不到兑付的委托人开始借助专业律师和中介机构的帮助，在尽调报告、合同文件和中后期管理的诸多环节寻找受托人的种种漏洞，通过诉讼要求信托公司赔偿损失的时候，信托公司将会在法院那里重新认识风险控制的真正含义、价值和一些所谓“足额”的抵质押措施实际担保效力的虚弱以及自身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有人轻妄的认为，做好抵押担保便可高枕无忧。实则不然，做好抵押担保仅仅是信托风控的起点，而且抱持这种观念的人也未必就能把抵押担保做实。

实际的案件将会给粗放式发展的信托业不小的打击。不过，饮下自己在急功近利中酿下的苦酒甚至毒酒，清醒之后再出发也许才是这个行业真正成熟的开始。中国信托业虽有无限前景，但恐怕也是前路漫漫。信托业的看家本领本在于能够以专业的手段发现、排除、控制项目进程中的风险，穿越密布的荆棘寻找诱人的猎物，可是各种客观原因让信托业过了几年坐地即可生财的舒服日子，不知不觉间就从昔日命运多舛、形消体瘦的模样长成了今天的膀大腰圆。面对七万亿之巨的规模，外界的种种猜疑并不单起于不了解或者是羡慕嫉妒，更多的是一种有理由的怀疑和担忧。信托业要为自己正名，单凭资产规模是不够的。

交易对手的资信掌握，信托公司不及银行甚至券商，行业研究能力更是较券商为弱，抵押物的锁定则是任何金融机构都可以实现的。不过借助于信托财产的份额化表现形式、风险隔离功能和信托牌照的全能特点，可以设计出最优化的风控措施。信托风控的竞争力在于能够预判风险，从而设计、运用相应的防范途径，把其他融资渠道做不了的事情做成，把对银行来说高风险的项目变得风险可控。未来，信托风控将从项目审查环节向前和向后延伸，在尽调、交易结构设计和中后期管理上下大功夫，实现全流程全方位的风控覆盖。这一理念的实现，对信托人才的专业素养和道德操守以及信托公司的内控机制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优秀的信托经理不应只是一味追求业绩指标，而是能充分运用专业知识在法律框架内利用牌照和制度赋予的各种便利，发现好项目，把项目做好。高水平的风控不是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项目，而是充分利用信托的十八般武艺控制项目风险。高水平的合规不是掩耳盗铃式的规避监管政策，而是利用法律专业技能为项目保驾护航。三者有机结合，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和个性化的金融服务。

真正的创新需要综合素质很高的信托经理。不过越优秀的人越危险，必须建立好的机制，在激励他们开疆拓土的同时，还能守住风控的底线。建设强大中台，发挥中台的制衡功能，将成为信托业的共识。信托中台能够深入、广泛的了解各类项目的具体情况，在决策机制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如果说领导层是信托公司的大脑，那么中台就是决策机制的眼睛。如果说信托公司是资管原野上的骏马，那么中台就是套在马头上的缰绳。必须炼出它的火眼金睛，必须锻造和勒紧这根缰绳，否则盲人骑马，碰到沟沟坎坎纯属正常，跌个头破血流也不必责怪他人。

良好的理念、完善的机制、优秀的人才，这些才是信托业的内功，没有这些内功心法，任何表面上复杂的交易结构和担保措施都可能只是易于模仿、不堪一击的花拳绣腿。未来，信托业的竞争将是经营理念的深度调整、管理机制的不断完善和对优秀人才的争相延揽。

如果信托业能够真正转型并练好内功，即便在群雄逐鹿的资管业格局下，信托公司还可以凭借其多年积累的资源和实战经验立于不败之地。否则，个别实力较弱的信托公司是否会被淹没在泛资管时代的汪洋大海里也未可知。在这个一纸部门规章就可改变资管业格局的国家，制度优势是靠不住的。当基金、券商资管淡化了制度红利和牌照优势，当证监会的诸多新政为中小企业发债、股权转让提供了灵活渠道，信托公司单是回归信托本业远远不够，还需要专注信托，做好信托，打造信托业的航空母舰和百年老店。

信托业风控能力的整体提升必须要有法律层面的完善、约束和顶层监管能力的加强，否则在短期利益主导下的盲目拼抢中，竞争只能是恶性竞争，劣币驱逐良币，劣币越来越劣。任何强大逐利动机都必须要有完善的法律来规制，否则欲望就会展现出最它魔鬼的一面。良性竞争的基本前提就是明确、合理、有效的游戏规则以及公正、强大的裁判、监督和执行者。

如果房地产业存在泡沫，眼下的一些兑付案件不过是一场凄风苦雨的前奏。信托资金的大举进入倒是帮助银行资金实现了安全退出，而券商、基金的仓促入场到底是恰逢其时来分享一场饕餮盛宴，还是踏错了时点，注定将吞下些行将变质的残羹冷炙，尚难定论。福祸何所倚，殊难预料。但无论如何，在房地产业的激素刺激下和中国金融体制的特殊条件下，通过狼吞虎咽发展起来的中国信托业，实则是大而不强。如今，他必须要强健自己的筋骨、壮实自己的体格、丰富自己的大脑，真正成为资管行业的巨人。

历经磨难又重现锋芒的中国信托业，在无限风光背后仍有着重重的隐忧和致命的伤痛，但它同样有巨大的优势、无限的商机和不可限量的未来。它到底会自此崛起还是会再遇坎坷，究竟何种可能性会转化成现实，又会以怎样的方式和速度转化为现实，则要看经济形势的客观变化和信托业掌舵者、监管机构以及信托从业人员的智慧、能力、手段和操守了！（完）

-第一财经日报-

第二篇：信托风控的十八般武艺

信托风控的十八般武艺：优势与问题

柏钦涛

信托行业的价值在于能够发现好的投资项目并能够运用专业手段降低风险，从而实现不同风险偏好的社会资本与具有不同利润创造能力的企业的对接。自有资本不过数十亿的信托公司管理着数以千亿计的资产，每个项目出现问题都不容小视。风险防控对于信托业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随着近年来兑付危机的初步显现，面对诸多的质疑，持乐观态度的人士往往提出信托风控的强大，核心便是担保物的足值。实际上，信托业的风控手段远不限于抵押担保，信托风控实有十八般武艺可以施展。真正的问题在于，每一种武艺都有他的弱点甚至是致命伤。

一、项目审查篇

(一)遴选交易对手

遴选交易对手是信托风控的重要一环。最优质的融资方往往能够凭借自身信用从银行取得贷款。信托公司除非有特殊资源，很难在这些优质融资主体上有所斩获。不过，追求稳健和资金来源充足的信托公司可能会以较低的融资成本赢得这类项目。

在目前的国情之下，选择良好的交易对手的确是降低风险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但是过于注重交易对手也有可能会走向两种极端，一是只看交易对手，只要交易对手资信较强，就放松项目设计中的风控措施，结果埋下隐患，二是对于一些交易对手不够强大但可以通过项目设计防控风险的项目也拒绝操作。前者是过于轻信，后者是不够自信，都是应当避免的。

总体而言，信托项目融资方的资信要劣于银行的贷款客户。但是如果融资方资信存在重大问题，比如存在高额民间借贷或者违法预售等严重不规范情形，无论其是否能够提供足额抵押担保，信托公司都应当避免与其合作。因为对于这类企业，无法按照常理来预期其未来的经营行为，也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中后期管理，甚至连抵押物也可能存在重大瑕疵。实践中已经暴露出这样的问题。

政信合作项目的大量开展也是基于对政府的信任。目前有些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大规模借道信托融资，并以人大预算函、政府承诺等方式提供隐形保障。信托公司对此类项目趋之若鹜，虽明知政府的保证在法律上没有效力，但还是认为政府是资信最好的客户。可是，如果地方政府为了得到信托融资把自己的公章都变成了橡皮图章，我们也无法预期他们提供的材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他们对信托公司百般迎合，并不是因为信托公司有多么牛气，而是屈从于自身利益需要，我们也无法预期等他们无力偿债、发生纠纷后，会如何运用手中的权力，以迎合他们彼时的利益。官员们拍胸脯做保证的干脆利落程度往往是跟出现问题时推诿扯皮的功夫成正比。

(二)尽职调查

信托公司的项目分散在全国各地，但没有银行那样数量庞大、根基深厚的营业网点。对于交易对手缺乏了解，这是相对于银行的重大劣势。在企业财务报表难以反映真实财务状况的情况下，通过尽调了解企业的资信状况、经营状况、盈利能力等，意义不言自明。对于一些地方性的中小企业项目，企业负责人的经营能力和执业行为甚至个人品性对于判断项目风险的意义，可能会胜过行业分析报告，而尽调中的察言观色可能要胜于厚厚的财务报表。

目前信托公司业务人员普遍年轻，专业水准可能较高，但社会经验不足，难在短暂接触中辩别人的真假善恶。更何况，业务人员还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的个人利益冲动。极端情况下，个别信托经理法律意识薄弱，直接将融资方提供的资料简单汇总甚至将其他金融机构做的尽调报告稍作修改即提交本公司审议，这可能造成严重的尽调失职。不少尽调报告中对于融资方和交易方的介绍是直接从网站上粘贴复制而来，充斥着主观判断性的褒扬语句，如果出现诉讼纠纷，这也会成为委托人主张信托公司未能尽职的理由。新近出现兑付风险的某信托项目，信托公司将资金提供给一个曾大规模圈钱却长达数年没有动工的地方性开发商，就暴露出尽调不足的问题。

有些项目中，开发商通过特殊手段获得了怀有政绩冲动的地方政府的支持，低价拿地或者先办土地证后交出让款，然后通过违规预售获得资金来缴付出让款，这种运作在房地产销售一片火爆的情况下自然是玩得转的，但是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或者房地产业不景气，整个游戏就无法继续。向这样的房地产企业提供融资，一旦出现风险，后果可想而知，连抵押物也可能存在重大瑕疵，无法处置。

优秀的尽调对信托经理要求较高，难度和工作量都很大。目前尽调所要获得的信息集中掌握在司法、工商、税务、住建、土地等公权力部门，如果这些部门不主动公开，难以获取。有的律所和其他中介机构通过自身掌握的资源，已经具备很强的尽调能力。要求信托经理做出他们那样的尽调报告，不太现实。但是通过公开渠道可以查询和验证的信息，还是应当去获取的，而不应单纯依赖融资方自身提供。如果尽调报告中的关键信息与公开查询、验证的结果不符，则委托人要求受托人承担管理失职的责任，法院很可能会支持。以较高的专业标准实施尽调，这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在现有体制下，信托经理没有动力去做。或许随着风险的不断爆发，信托公司会对自己的员工提出更高的要求，甚至在部分项目中聘请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提供尽调服务。

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下，通过尽调发现融资方的实际经营状况和项目潜在风险将是检验信托经理业务能力和职业操守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尽调是所有项目风控的开始，而对于一些地方上的中小企业项目，或许尽调才是整个项目风控最核心的一环。毕竟中台部门所看到的已经是经过业务人员筛选、加工过的材料。未来信托公司可以考虑采取明察与暗访相结合的方式实施尽调，尤其是对于行业知名度低或者不熟悉的规模较小的地方性企业。

(三)中台审查制衡

以法律合规审查和风险控制为核心的中台部门是制衡信托业务经理的重要环节。法律合规人员从法律和合规角度对项目进行审查，淘汰不合规或者在法律效力上存在问题的项目，并从法律角度完善项目，风险管理部门从融资方资信、财务状况、抵押物变现等角度甄别项目风险。中台部门的薪酬待遇相对固定，不受业务量的直接激励，所以在管理规范和人员素质较高的情况下，中台可以比较有效地制衡前台业务部门。就中台与前台的关系而言，分工明确是基本前提，监督制约是必要手段，提供优质服务是根本使命。近年来信托公司对中台的重视度有所提升，但总体看，在顺风顺水的年景里，业务量、效益是王道，中台主要是服务的角色，没有把握住分工负责、监督制约的基本前提。优秀的中台除了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之外，对于信托项目也应当有较高的掌控力，否则既不能提供专业服务，也无法进行监督制衡，但由于中台与前台待遇差距较大，中台人员流失比较严重。此外，个别项目中，法律合规部门在各种主动和被动因素的促使下，更是彻底为项目服务，不是剔除违规的项目，而是帮助业务人员粉饰和包装项目。同在一条船，中台对业务部门有所辅助是职责所系，发挥专业所长把项目做好更是理所应当，但绝不应逾越底线。

二、担保措施篇

(四)不动产抵押

足额的不动产抵押是很多项目得以操作的核心保障措施。但不动产抵押未必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保险。不动产评估的水分众所周知，毋庸多言，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问题。

信托公司一般将抵押率控制在四至五折之间，看似非常保险。但是信托公司可以锁定抵押物本身，却不能锁定抵押物的价格和市场变化。如果出现区域性风险，房地产项目的抵押率再低也难以处置。抵押品的评估必须结合房地产行业和区域经济发展态势综合判断，一些频频登上泡沫风险排行榜的城市还是应当慎重触碰。鄂尔多斯是第一个，但恐怕不会是最后一个。或许未来，一些优秀的信托公司会组建自己的行业研究团队，加强行业研究能力。

除了市场价格变化可能造成抵押物价格降低之外，还有多种因素会影响抵押物价值。如果开发商欠付工程款，施工方将根据合同法享有优先于抵押权人的优先受偿权；如果房产抵押后办理预售，那么对于售出房屋，买售人享有优先于抵押权人的权益，甚至在开发商违规预售的情况下，法院也有可能优先保护支付了所谓会员费、排号费的购房人的利益；在建工程抵押中，如果抵押物不能如期竣工，变成烂尾楼，抵押物价值不仅会大大低于评估价值，其变现能力也会受到严重损害；有的开发商以造城式的模式搞开发，他们提供的单体抵押物往往难以处置；一些地方性的小规模开发商，之所以能够拿到好项目，往往是跟政府存在潜在的默契或者私下的协议，如果发生争议，项目的变现难度非常大；一些地方政府给平台公司违规办证，没有足额缴纳出让金，抵押物存在重大瑕疵；如果抵押物已经出租，并且租期很长，根据买卖不破租赁的原则，法院也难以处置。

未来的兑付危机和司法审判将会以惨痛的教训让信托公司认识到炙手可热的房地产项目随时可能会变成烫手的山芋，不动产的抵押担保不是一张他项权证那么简单，司法拍卖也不像拍卖师的一锤定音那么简洁明了。

(五)动产抵质押

由于动产本身的可移动性和易损耗性，决定了它不是最理想的抵押物。但是随着优质抵押物资源的减少，动产抵质押也成为信托公司操作较多的担保方式。动产抵质押的缺陷在于：一是可移动性，难以控制；二是除车辆等特殊动产外，企业机器设备、原材料、库存货物等抵押物的变现能力可能会比较差，而且折旧很快。三是融资方采取欺诈手段用同一批资产重复抵押的情况确有实例；四是除了适宜于设定浮动抵押的动产外，一般的动产质押以转移占有为生效要件，质押生效的同时，质物的保管风险也由质权人承担。

(六)权利质押

担保法规定的各种权利质押，信托公司在近几年的实际操作中几乎都有涉及。上市公司股票变现能力最强，比较受欢迎，但在股市行情很差的时候，如果不对融资方的补足义务再设定其他兜底保障措施，也存在较大风险。此外，股权、应收账款、收费权成为很常见的质押标的。

未上市企业股权质押。一方面，未上市股权难以评估，变现能力差，法院通过司法拍卖程序处置未上市企业股权的案例很少。另一方面，股权质押的办理可能存在问题。去年出现问题的某矿产类信托项目，目标企业股权质押后，其实际控制人竟仍可以对质押股权进行辗转腾挪，从记者事后报道的情况推断，质押环节有可能存在问题。

应收账款质押。担保法设计应收账款质押的初衷在于为享有预期可偿还的优质债权的债权人提供流动性支持。接受应收账款质押的前提应当是，债务人偿债能力较强，只不过是债务附有期限，到期即可偿还。应收账款应当是已经形成、合法有效且债务人对债权人不享有实质性抗辩权的债权。但是很多项目中应收账款的债权债务人之间可能存在争议，或者不属于司法上认同的已经形成的应收账款。极端情况中，融资方伪造的应收账款也是存在的。

各种收费权质押。目前信托业务中运用比较多的是高速公路收费权、物业收费权、景区收费权等。在法律上，这些收费权的质押本身也是按照应收账款来处理的，但与典型的应收账款又存在显著区别。这些收费权最大的问题在于估值和变现困难。毕竟未来的市场充满不确定性，各类收费权的实际价值难以评估。而且这些收费权的处置方式并不明确。比如，景区的收费权可以处置给谁，受让人如何行使收费权，收费权和景区的管理职责如何划分，收费权转让后，地方政府投资、管理景区的动力何在？

高速公路收费权质押是地方政府进行公路建设融资的有效途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出台前，由各地公路管理部门办理质押登记，这些部门当然是尽可能为融资提供支持。登记办理不存在障碍，实践中还出现了按照一定比例质押收费权的情况。总体上，信托公司倾向于认为只要能办登记的就是有效的，所以用足了各种传统、非传统甚至另类的担保物和担保方式。但是，抵质押措施作为风控手段的核心不在于能否办理，而在于可否变现。

如果项目出现风险，高速公路收费权变现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尤其是按比例质押的情况。各地高速公路几乎都是由特定的经营主体负责建设和运营的，他们就是质押收费权的融资方，如果变现，应该如何拍卖，谁可以受让，应履行何种手续，受让方又该如何行使收费权，都不清楚。在按比例质押的情况下，受让方如何行使一定比例的收费权费？此外，有些信托项目中收费权的质押期限与融资期限相同，随着时间推移，收费权本身就是逐渐减少的，到还款期限届满时，质押标的已经不存在了。

(七)保证担保

保证担保的核心在两点，一是保证本身的效力问题，二是保证的实质担保力问题。去年的不少政信合作项目，都有人大或政府部门出具的预算安排函、承诺函之类的文件，这在法律上并不具备任何效力，说到底还是君子协定。部分三、四线城市甚至县级城市地方政府高度密集的通过融资平台进行信托融资，能否按时还款，还是要结合地方财政实力来看。控股股东或者关联企业出具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如果融资方本身即是母公司主要财产，关联企业跟融资方本身就经常“互通有无”，保证的实际意义不大。

法定代表人的连带保证。一方面，连带保证无法锁定财产，个人财产很容易转移，而且个人债务也难以核实清楚，所以法定代表人的实质担保能力难以确定，更何况富豪们的资本运作能力和资金转移能力不逊于他们的经管理能力。另一方面，自然人财产强制执行中容易出现权属争议，尤其是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会给法院的强制执行带来很大困扰。

三、交易结构篇

(八)结构化中的内部增信

结构化项目中的内部增信是信托所独有的增信手段。信托财产的份额化表现形式为这一增信机制提供了前提。结构化设计可以吸引不同风险偏好的资本进入同一项目，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机制。

但现实运作中，结构化项目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信托公司设计的结构化信托产品中，由融资方对其关联方的债权或者融资方关联企业对融资方本身的债权认购劣后份额，这种项目中，且不说债权本身的真实性难以验证，即便是真实存在的债权，它都不是真金白银，对优先级受益人权益的实质担保力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更像是画饼充饥。

另外，结构化的内部增信只有在信托项目虽未实现预期收益但能保证多数受益人基本利益时才有意义。如果融资方到时没有资金可以偿还，那么无论是优先还是劣后都得不到兑付。

(九)参与目标公司的治理

这也是比较常用的一种模式。信托公司通过股权投资，实质的参与目标公司的经营或者行使一票否决权来影响目标公司的经营活动。这是降低投资风险非常好的途径，也是银行等融资渠道所不具备的。但是实际运作中存在一些困难，有的由于信托经理参与能力不足、主观不重视、目标企业自身管理不规范等各种原因流于形式。而有的信托公司则由于实质的介入目标公司经营，而与原有经营者发生矛盾，影响到目标公司的正常运转。不过参与目标公司治理势必是今后信托风控的重要发展方向，只是需要不断完善和探索参与机制，提升介入能力。或许未来信托经理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专业分工，因为只有凭借对特定行业及专业知识的掌握，才有可能有效的参与目标公司治理，哪怕只是行使一票否决权。

(十)分散投资

借助于信托财产的份额化和信托的风险隔离原理，同一笔信托财产再设信托，并投向不同的项目，各笔投资之间风险隔离。这是信托机制所独有的，有助于分散投资风险。

(十一)股东对赌

对赌协议在商业实践中已经很常见，股权投资信托项目大多签订有其他股东保证收益的协议，或者通过约定远期回购来实现退出。但由于最高院联营司法解释仍然适用，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其效力一直都存在较大争议。最高院再审海富投资一案，推翻了甘肃高院否定对赌条款效力的判决，让投资界大松了一口气。笔者认为，与目标公司本身对赌，是明显的名为联营、实为借贷，违背公司制度的基本精神，损害了目标公司潜在债权人的利益，应为无效；与其他股东或者高管对赌，不损害目标公司及其债权人的利益，而且有利于鼓励投资，只要协议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最高院再审判决的说理部分比较简略，单纯强调合同意思自治，但是背后的逻辑恐怕是一样的，只是不愿过多推敲联营司法解释而已。不管怎样，今后对赌协议的效力算是有了司法案例的支持。

(十二)资金监管和保证金账户

信托公司能够对信托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管，防止资金不被挪用，按照预期的规划和进度完成拟投资项目。房地产项目中，资金监管有利于拟投资项目如期竣工，抵押物持续增值。实践中，信托公司还可以控制融资企业的财务章，对其资金进行全方位监控，有助于保障资金的安全退出。不过由于各种原因，有些项目中的资金监管也是有名无实。

在证券投资、股票质押类项目中，信托公司常常要求融资方在质押股票价格下跌到一定程度时补交保证金，以控制抵押率。金钱担保是在担保法司法解释中明确下来的，在银行贷款业务中得到一定应用。法院的强制执行实践中有所支持，称之为“特定化的封金、保证金账户”。信托公司可以予以合法合规的利用，但是应当按照司法执行的标准来设立保证金账户。实践中经常出现保证金被支付到信托财产专户的做法，这既违背了信托财产独立的基本原则，也没有实现保证金账户的特定化，其法律效力在司法实践中有可能受到质疑。

(十三)向委托人披露风险

风险披露既是信托公司履行尽职义务的要求，也是规避自身职责的手段。但实践中，存在两种极端认识。

一是认为披露不重要，因为投资人基本不看合同。这是缺乏基本法律意识的表现，实际上无论是信托公司管理办法还是银监会的指导性文件，都非常重视风险披露，银监会的文件甚至曾对部分风险披露条款进行了具体指导。

另一种则是认为无论什么风险，只要经过披露，都可以规避。虽然目前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哪些风险可以通过披露转嫁，哪些不行，也没有足够的司法实践以资确认，但是参考民商法律的基本原则，可以确定，违反了起码的尽职管理义务的事项，不能够通过披露来转嫁风险。比如项目的交易操作违背了法律规定或者交易的效力在法律上存在重大瑕疵，那么即便向委托人披露了风险，如果发生纠纷，法院也可能会判令信托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受托人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其营业行为不光是对特定委托人负责，也要对其执行行为负责，这是商事信托与普通民事信托的差别。

不少由银行介绍资金来源和用途的单一资金信托项目，许多人认为信托公司不承担风险，一方面是认为银行要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则是认为只要向委托人充分披露风险，信托公司即可免责。所以，信托公司才大胆的拿自己的公章去换取通道费，银行无需出面即赚取大头。可实际上，没有明确依据证明受托人在单一项目中的尽职标准低于集合项目，至多是单一项目出现风险后，不会出现集合项目下众多自然人起诉到法院，严重损毁企业形象的情况。既然信托公司是合同签订主体，是法定的受托人，不能履行起码的尽职管理责任，当然负有法律上的责任。更何况，如果项目出现问题，委托人只能起诉信托公司，在法律上与银行无关，即便银行宅心仁厚，愿意履行兜底责任，法院判决书把责任判给了信托公司，银行又拿什么名义去付这笔账呢？恐怕今后会有信托公司在个别存在严重问题的单一项目中体会到“偷米不成损只鸡”的尴尬和悲哀。

(十四)原状分配

一般认为股权投资是风险更大的投资方式。如果股权投资项目出现兑付问题，作为质押物的股权变现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对于这类项目，信托公司可以在资金信托合同中设置原状分配条款，以作为信托最后的退出方式，即约定如果融资方无法按期回购，则受托人将信托财产以股权形式按比例分配给投资者。

四、危机应对篇

(十五)以新兑旧

部分信托项目中，如果融资方到期不能清偿债务，又无法得到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信托公司可能会发行一个新的信托产品，募集资金将原信托资金置换，以实现按期兑付。这种做法的实质是延迟风险，当然如果确实看好融资方未来的偿债能力，本身也无可非议。但现实中多半不是如此，只是纯粹的缓兵之计，说到底不是真正的风控措施，反倒可能会进一步放大风险。

(十六)资管公司接盘

近年来，四大资管公司接手了部分出现兑付问题的项目，并从房地产信托项目中获利颇丰。资管公司接盘信托项目肯定是出于对项目的综合评估，而不是简单的因为较低的抵押率。如果统计一下资管公司接盘的房地产项目，估计大部分都在风险相对可控的区域。而信托频繁染指的一些三、四线甚至县级城市，资管公司恐怕不会去碰。资管公司成立的使命便是为了处置四大行的不良债权，他们通过包括诉讼和强制执行追索债权的经验与资源远胜于信托公司，而且在各地设有分支机构，与地方政府、银行、国企的合作由来已久，接盘自然有接盘的底气。有信托专业人士以四大资管公司接盘信托项目来证明房地产信托项目的整体低风险，实在不太有说服力。资管公司的事后接盘算不上是信托的风控措施，也不是一种常态化的兜底措施。

此外，不少信托项目中，资管公司与信托公司或者相关方签订远期受让协议，为项目的兑付提供潜在或者间接的保障。但是远期受让不等于保证担保，如果届时信托项目本身价值出现重大变化，资管公司是否还会履行受让义务也未可知。

(十七)股东协调

信托公司多数有比较强大的股东背景。一方面实力雄厚的股东可以通过受益权转让帮助信托公司渡过个别项目的兑付危机，以保全公司的行业声誉。另一方面资源广泛的股东有能力协调相关政府机构，整合各种资源，帮助项目实现兑付。根据媒体报道，中信三峡全通项目中宜昌政府也出面大力协调。这是央企、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控股的信托公司所具有的优势。当兑付风险只是个案危机的时候，股东有能力协调，但如果爆发区域性风险，兑付案件越来越多，恐怕股东也是有心无力，更何况即便政府出面，如果企业不景气，协调也难有实质效果。总之，这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风险控制。大树底下虽好乘凉，却也难成长，股东在背后的保护也有负面的作用。

(十八)诉讼和强制执行

诉讼和强制执行是最后的救济途径。目前，信托相关法律规定本身就很不完善，更何况信托对于多数法官来说还是个陌生事物，信托公司的业务操作在司法领域难免存在较大争议。要打好信托诉讼，必须有相当的信托理论根底和对信托实务的一定了解。信托从业人员多数都是最近几年加入信托队伍，不曾经历过过去行业整顿时的大量诉讼，缺乏实际的诉讼对抗经验。与此同时，熟悉信托的律师并不多，许多因为集合信托项目而接触到信托的律师对信托项目操作的介入也并不深，而且当众多的案件爆发，委托人开始起诉信托公司，这些律师中必然会有相当一部分站到信托公司的对立面去。最致命的是，一些法律意识淡薄的信托经理在尽调、谈判和为了规避监管政策而帮助融资方粉饰项目的过程中已经留下了许多管理失职的把柄，再好的律师恐怕也回天乏力。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女士呼吁最高院出台信托法的司法解释，然而可以预测最高院不会出台系统性的司法解释，即便出台也很可能远远达不到行业的预期。信托与交易方的纠纷在传统法律框架下基本都可以解决，没有什么特殊性，信托纠纷的特殊在于委托人与信托公司之间的信托法律关系及信托财产的特殊形态。恐怕只有当委托人大量起诉信托公司，法院才会针对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而且司法解释不会直接在现有法律基础上大量造法。中国信托法出台的直接推动力本是为了规范实践多年又整顿多次的信托行业，但是现行信托法是统摄包括普通民事信托、商事信托、公益信托在内的所有信托关系的一般法，对营业信托缺乏专门的规定。

信托法看似只是寂寂无名的一部小法，实则是对传统物权、债权二分的法律体系的重大突破。如果司法机关从信托法出发进行司法解释，太高太空，需要巨大的立法性解释才能与现实需要对接，而专门规范信托公司的“两规”作为部门规章，在司法审判中只有参照适用的资格，判决书一般不能引用其作为裁判依据，更不要说作为司法解释的根据了。指望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来推动信托立法恐怕是不现实的。不过，随着信托纠纷进入法院，司法机关必然要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对信托公司的管理行为是否存在过失和过错进行认定，从而间接对信托公司的尽职管理标准和信托财产的特殊地位进行规范和确认。可以预期，在信托业法出台之前，委托人与信托公司之间的信托纠纷将会以各地差异较大的司法判决结案。

信托公司目前普遍在信托合同中订有强制执行条款，以期发生兑付问题后快速处置抵押财产。不过公证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些争议，信托公司的一些操作模式尚缺乏司法检验，未必会得到认可。即便可以不经诉讼进入执行程序，也需要按照法院强制执行的一系列程序性规定进行，并且，抵质押财产本身的一些潜在问题也可能会延误财产变现的进程。强制执行的顺利与否最终还是要看财产本身的实际状况和变现能力。

五、理念与战略

信托风控的十八般武艺，其中有信托业的独门秘籍，也有所有金融机构都具备的基本套路。实际上，信托业的风控手段又何止于这些。如果运用得当，将各门武艺练就纯熟，可以根据项目需要打组合拳，实现从项目尽调到谈判磋商、合同签订、中后期管理、项目兑付的全流程、全方位的风险防控。通过良好的风控机制，信托公司可以操作传统融资渠道不会涉足的风险较高的项目，从而为投资者获取较高收益。不过，每一种拳法都有他的弱点甚至是致命伤，练得不好还会搞成七伤拳，自损肺腑。信托风控的问题恐怕也远不限于笔者所列。随着兑付风险在个案中的暴露，各种风控措施的潜在问题将在纠纷解决、司法审判甚至是记者的事后走访中被逐个暴露出来。

如果项目的重大瑕疵是记者的事后调查都能发现的，很难说信托公司尽到了尽职管理义务。已经出现问题的项目已经暴露出信托尽调和中后期管理中的不少问题。目前的兑付危机还只是危机的开始，当得不到兑付的委托人开始借助专业律师和中介机构的帮助，在尽调报告、合同文件和中后期管理的诸多环节寻找受托人的种种漏洞，通过诉讼要求信托公司赔偿损失的时候，信托公司将会在法院那里重新认识风险控制的真正含义、价值和一些所谓“足额”的抵质押措施实际担保效力的虚弱以及自身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有人轻妄的认为，做好抵押担保便可高枕无忧。实则不然，做好抵押担保仅仅是信托风控的起点，而且抱持这种观念的人也未必就能把抵押担保做实。

实际的案件将会给粗放式发展的信托业不小的打击。不过，饮下自己在急功近利中酿下的苦酒甚至毒酒，清醒之后再出发也许才是这个行业真正成熟的开始。中国信托业虽有无限前景，但恐怕也是前路漫漫。信托业最重要的看家本领本在于能够以专业的手段和能力发现、控制、排除项目进程中的风险，穿越密布的荆棘寻找诱人的猎物，可是各种客观原因让信托业过了几年坐地即可生财的舒服日子。面对七万亿之巨的规模，外界的种种猜疑并不单起于不了解或者是羡慕嫉妒，更多的是一种有道理的怀疑和担忧。信托业要为自己正名，单凭资产规模是不够的。

交易对手的资信掌握，信托公司不及银行甚至券商，行业研究能力更是较券商为弱，抵押物的锁定则是任何金融机构都可以实现的。不过借助于信托财产的份额化表现形式、风险隔离功能和信托牌照的全能特点，可以设计出最优化的风控措施。信托风控的竞争力在于能够预判风险，从而设计、运用相应的防范途径，把其他融资渠道做不了的事情做成，把对银行来说高风险的项目变得风险可控。未来，信托风控将从项目审查环节向前和向后延伸，在尽调和中后期管理上下大功夫，实现全流程全方位的风控覆盖。这一理念的实现，对信托人才的专业素养和道德操守以及信托公司的内控机制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优秀的信托经理不应是单纯追求业绩指标，而是能充分运用专业知识在法律框架内利用牌照和制度赋予的各种便利，发现好项目，把项目做好。高水平的风控不是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项目，而是充分利用信托的十八般武艺控制项目风险。高水平的合规不是掩耳盗铃式的规避监管政策，而是利用法律专业技能为项目保驾护航。三者有机结合，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和个性化的金融服务。

真正的创新需要综合素质很高的信托经理。不过越优秀的人越危险，必须建立好的机制，在激励他们开疆拓土的同时，还能守住风控的底线。建设强大中台，发挥中台的制衡功能，将成为信托业的共识。信托中台能够深入、广泛的了解各类项目的具体情况，在决策机制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如果说领导层是信托公司的大脑，那么中台就是决策机制的眼睛。如果说信托公司是资管原野上的骏马，那么中台就是套在马头上的缰绳。必须炼出它的火眼金睛，必须勒紧这根缰绳。不擦亮这双眼睛，不锻造和勒紧这根缰绳，盲人骑马，碰到沟沟坎坎纯属正常，跌个头破血流也不必责怪他人。

良好的理念、完善的机制、优秀的人才，这些才是信托业的内功，没有这些内功心法，任何表面上复杂的交易结构和担保措施都可能只是易于模仿、不堪一击的花拳绣腿。未来，信托业的竞争将是经营理念的深度调整、管理机制的不断完善和对优秀人才的争相延揽。

如果信托业能够真正转型并练好内功，即便券商资管、基金、保险资管甚至期货公司都可以开展信托业务，在群雄逐鹿的格局下，信托公司还可以凭借其多年积累的资源和实战经验立于不败之地。否则，个别实力较弱的信托公司是否会被淹没在泛资管时代的汪洋大海里也未可知。在这个一纸部门规章即可改变资管业格局的国家，制度优势是靠不住的。当基金、券商资管淡化了制度红利和牌照优势，当证监会的诸多新政为中小企业发债、股权转让提供了灵活渠道，信托公司单是回归信托本业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专注信托，做好信托，打造信托业的航空母舰和百年老店。

信托业风控能力的整体提升必须要有法律层面的完善、约束和顶层监管能力的加强，否则在短期利益主导下的盲目拼抢中，竞争只能是恶性竞争，劣币驱逐良币，劣币越来越劣。任何强大逐利动机都必须要有完善的法律来规制，否则欲望就会展现出最它魔鬼的一面，直至欲火焚身。良性竞争的基本前提就是明确、合理、有效的游戏规则以及公正、强大的裁判、监督和执行者。

如果房地产业存在泡沫，眼下的一些兑付案件不过是一场凄风苦雨的开始。信托资金的大举进入倒是帮助银行资金实现了安全退出，而券商、基金的仓促入场到底是恰逢其时来分享一场饕餮盛宴，还是踏错了时点，注定将吞下些行将变质的残羹冷炙。若是后者，倒是信托公司值得庆幸了。福祸何所倚，殊难预料。但无论如何，在房地产业的激素刺激下和中国金融体制的特殊条件下，通过狼吞虎咽发展起来的中国信托业，实则是大而不强。如今，他必须要强健自己的筋骨、壮实自己的体格、丰富自己的大脑，真正成为资管行业的巨人。

历经坎坷又重现锋芒的中国信托业，在无限风光背后仍有着重重的隐忧和致命的伤痛，但它同样有巨大的优势、无限的商机和不可限量的未来。它到底会自此崛起还是会重蹈覆辙，究竟何种可能性会转化成现实，又会以怎样的方式和速度转化为现实，则要看经济形势的客观变化和信托业掌舵者、监管机构以及信托从业人员的智慧、能力、手段和操守了！

第三篇：信托各类风控的优势与问题

信托行业的价值在于能够发现好的投资项目并能够运用专业手段降低风险，从而实现不同风险偏好的社会资本与具有不同利润创造能力的企业的对接。自有资本不过数十亿的信托公司管理着数以千亿计的资产，每个项目出现问题都不容小视。随着近年来兑付危机的初步显现，面对诸多的质疑，持乐观态度的人士往往提出信托风控的强大，核心便是担保物的足值。实际上，信托业的风控手段远不限于抵押担保，信托风控实有十八般武艺可以施展。真正的问题在于，每一种武艺都有他的弱点甚至是致命伤。

一、项目审查篇

（一）遴选交易对手

遴选交易对手是信托风控的重要一环。最优质的融资方往往能够凭借自身信用从银行取得贷款。信托公司除非有特殊资源，很难在这些优质融资主体上有所斩获。不过，追求稳健和资金来源充足的信托公司可能会以较低的融资成本赢得这类项目。

在目前的国情之下，选择良好的交易对手的确是降低风险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但是过于注重交易对手也有可能会走向两种极端，一是只看交易对手，只要交易对手资信较强，就放松项目设计中的风控措施，结果埋下隐患，二是对于一些交易对手不够强大但可以通过项目设计防控风险的项目也拒绝操作。前者是过于轻信，后者是不够自信，都是应当避免的。

总体而言，信托项目融资方的资信要劣于银行的贷款客户。但是如果融资方资信存在重大问题，比如存在高额民间借贷或者违法预售等严重不规范情形，无论其是否能够提供足额抵押担保，信托公司都应当避免与其合作。因为对于这类企业，无法按照常理来预期其未来的经营行为，也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中后期管理，甚至连抵押物也可能存在重大瑕疵。实践中已经暴露出这样的问题。

政信合作项目的大量开展也是基于对政府的信任。目前有些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大规模借道信托融资，并以人大预算函、政府承诺等方式提供隐形保障。信托公司对此类项目趋之若鹜，虽明知政府的保证在法律上没有效力，但还是认为政府是资信最好的客户。可是，如果地方政府为了得到信托融资把自己的公章都变成了橡皮图章，我们也无法预期他们提供的材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他们对信托公司百般迎合，并不是因为信托公司有多么牛气，而是屈从于自身利益需要，我们也无法预期等他们无力偿债、发生纠纷后，会如何运用手中的权力，以迎合他们彼时的利益。

（二）尽职调查

信托公司的项目分散在全国各地，但没有银行那样数量庞大、根基深厚的分支机构。对于交易对手缺乏了解，这是相对于银行的重大劣势。通过尽调了解企业的资信状况、真实经营状况、盈利能力等，意义不言自明。对于一些地方性的中小企业项目，企业负责人的经营能力和执业行为甚至个人品性对于判断项目风险的意义，可能会胜过行业分析报告，而尽调中的察言观色可能要胜于厚厚的财务报表。

目前信托公司业务人员普遍年轻，专业水准可能较高，但社会经验不足，难在短暂接触中辩别人的真假善恶。更何况，业务人员还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的个人利益冲动,而中国基层社会生态又太过复杂。极端情况下，个别信托经理法律意识薄弱，直接将融资方提供的资料简单汇总甚至将其他金融机构做的尽调报告稍作修改即提交本公司审议，这可能造成严重的尽调失职。不少尽调报告中对于融资方和交易方的介绍是直接从网站上粘贴复制而来，充斥着主观判断性的褒扬语句，如果出现诉讼纠纷，这也会成为委托人主张信托公司未能尽职的理由。新近出现兑付风险的某信托项目，信托公司将资金提供给一个曾大规模圈钱却长达数年没有动工的地方性开发商，就暴露出尽调不足的问题。

有些项目中，开发商通过特殊手段获得了怀有政绩冲动的地方政府的支持，低价拿地或者先办土地证后交出让款，然后通过违规预售获得资金来缴付出让款，这种运作在房地产销售一片火爆的情况下自然是玩得转的，但是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或者房地产业不景气，整个游戏就无法继续。向这样的房地产企业提供融资，一旦出现风险，后果可想而知，连抵押物也可能存在重大瑕疵，无法处置。

优秀的尽调对信托经理要求较高，难度和工作量都很大。目前尽调所要获得的信息集中掌握在司法、工商、税务、住建、土地等公权力部门，如果这些部门不主动公开，难以获取。有的律所和其他中介机构通过自身掌握的资源，已经具备很强的尽调能力。要求信托经理做出他们那样的尽调报告，不太现实。但是通过公开渠道可以查询和验证的信息，还是应当去获取的，而不应单纯依赖融资方自身提供。如果尽调报告中的关键信息与公开查询、验证的结果不符，则委托人要求受托人承担管理失职的责任，法院很可能会支持。以较高的专业标准实施尽调，这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在现有体制下，信托经理没有动力去做。或许随着风险的不断爆发，信托公司会对自己的员工提出更高的要求，甚至在部分项目中聘请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提供尽调服务。

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下，通过尽调发现融资方的实际经营状况和项目潜在风险将是检验信托经理业务能力和职业操守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尽调是所有项目风控的开始，而对于一些中小企业项目，或许尽调才是整个项目风控最核心的一环。毕竟中台部门所看到的已经是经过业务人员筛选、加工过的材料。未来信托公司可以考虑采取明察与暗访相结合的方式实施尽调，尤其是对于行业知名度低或者不熟悉的规模较小的地方性企业。

（三）中台审查制衡

以法律合规审查和风险控制为核心的中台部门是制衡信托业务经理的重要环节。法律合规人员从法律和合规角度对项目进行审查，淘汰不合规或者在法律效力上存在问题的项目，并从法律角度完善项目，风险管理部门从融资方资信、财务状况、抵押物变现等角度甄别项目风险。中台部门的薪酬待遇相对固定，不受业务量的直接激励，所以在管理规范和人员素质较高的情况下，中台可以比较有效地制衡前台业务部门。就中台与前台的关系而言，分工明确是基本前提，监督制约是必要手段，提供优质服务是根本使命。近年来信托公司对中台的重视度有所提升，但总体看，在顺风顺水的年景里，业务量、效益是王道，中台主要是服务的角色，没有把握住分工负责、监督制约的基本前提。优秀的中台除了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之外，对于信托项目也应当有较高的掌控力，否则既不能提供专业服务，也无法进行监督制衡，但由于中台与前台待遇差距较大，中台人员流失比较严重。此外，个别项目中，法律合规部门在各种主动和被动因素的促使下，更是彻底为项目服务，不是剔除违规的项目，而是帮助业务人员粉饰和包装项目。同在一条船，中台对业务部门有所辅助是职责所系，发挥专业所长把项目做好更是理所应当，但绝不应逾越底线。

二、担保措施篇

（四）不动产抵押

足额的不动产抵押是很多项目得以操作的核心保障措施。但不动产抵押未必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保险。不动产评估的水分众所周知，毋庸多言，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问题。

信托公司一般将抵押率控制在四至五折之间，看似非常保险。但是信托公司可以锁定抵押物本身，却不能锁定抵押物的价格和市场变化。如果出现区域性风险，房地产项目的抵押率再低也难以处置。抵押品的评估必须结合房地产行业和区域经济发展态势综合判断，一些频频登上泡沫风险排行榜的城市还是应当慎重触碰。鄂尔多斯是第一个，但恐怕不会是最后一个。或许未来，一些优秀的信托公司会组建自己的行业研究团队，加强行业研究能力。

除了市场价格变化可能造成抵押物价格降低之外，还有多种因素会影响抵押物价值。如果开发商欠付工程款，施工方将根据合同法享有优先于抵押权人的优先受偿权；如果房产抵押后办理预售，那么对于售出房屋，买售人享有优先于抵押权人的权益，甚至在开发商违规预售的情况下，法院也有可能优先保护支付了所谓会员费、排号费的购房人的利益；在建工程抵押中，如果抵押物不能如期竣工，变成烂尾楼，抵押物价值不仅会大大低于评估价值，其变现能力也会受到严重损害；有的开发商以造城式的模式搞开发，他们提供的单体抵押物往往难以处置；一些地方性的小规模开发商，之所以能够拿到好项目，往往是跟政府存在潜在的默契或者私下的协议，如果发生争议，项目的变现难度非常大；一些地方政府给平台公司违规办证，没有足额缴纳出让金，抵押物存在重大瑕疵；如果抵押物已经出租，并且租期很长，根据买卖不破租赁的原则，法院也难以处置。

未来的兑付危机和司法审判将会以惨痛的教训让信托公司认识到炙手可热的房地产项目随时可能会变成烫手的山芋，不动产的抵押担保不是一张他项权证那么简单，司法拍卖也不像拍卖师的一锤定音那么简洁明了。

（五）动产抵质押

由于动产本身的可移动性和易损耗性，决定了它不是最理想的抵押物。但是随着优质抵押物资源的减少，动产抵质押也成为信托公司操作较多的担保方式。动产抵质押的缺陷在于：一是可移动性，难以控制；二是除车辆等特殊动产外，企业机器设备、原材料、库存货物等抵押物的变现能力可能会比较差，而且折旧很快。三是融资方采取欺诈手段用同一批资产重复抵押的情况确有实例；四是除了适宜于设定浮动抵押的动产外，一般的动产质押以转移占有为生效要件，质押生效的同时，质物的保管风险也由质权人承担。

（六）权利质押

担保法规定的各种权利质押，信托公司在近几年的实际操作中几乎都有涉及。上市公司股票变现能力最强，比较受欢迎，但在股市行情很差的时候，如果不对融资方的补足义务再设定其他兜底保障措施，也存在较大风险。此外，股权、应收账款、收费权成为很常见的质押标的。

未上市企业股权质押。一方面，未上市股权难以评估，变现能力差，法院通过司法拍卖程序处置未上市企业股权的案例很少。另一方面，股权质押的办理可能存在问题。去年出现问题的某矿产类信托项目，目标企业股权质押后，其实际控制人竟仍可以对质押股权进行辗转腾挪，从记者事后报道的情况推断，质押环节有可能存在问题。

应收账款质押。担保法设计应收账款质押的初衷在于为享有预期可偿还的优质债权的债权人提供流动性支持。接受应收账款质押的前提应当是，债务人偿债能力较强，只不过是债务附有期限，到期即可偿还。应收账款应当是已经形成、合法有效且债务人对债权人不享有实质性抗辩权的债权。但是很多项目中应收账款的债权债务人之间可能存在争议，或者不属于司法上认同的已经形成的应收账款。极端情况中，融资方伪造的应收账款也是存在的。

各种收费权质押。目前信托业务中运用比较多的是高速公路收费权、物业收费权、景区收费权等。在法律上，这些收费权的质押本身也是按照应收账款来处理的，但与典型的应收账款又存在显着区别。这些收费权最大的问题在于估值和变现困难。毕竟未来的市场充满不确定性，各类收费权的实际价值难以评估。而且这些收费权的处置方式并不明确。比如，景区的收费权可以处置给谁，受让人如何行使收费权，收费权和景区的管理职责如何划分，收费权转让后，地方政府投资、管理景区的动力何在？

高速公路收费权质押是地方政府进行公路建设融资的有效途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出台前，由各地公路管理部门办理质押登记，这些部门当然是尽可能为融资提供支持。登记办理不存在障碍，实践中还出现了按照一定比例质押收费权的情况。总体上，信托公司倾向于认为只要能办登记的就是有效的，所以用足了各种传统、非传统甚至另类的担保物和担保方式。但是，抵质押措施作为风控手段的核心不在于能否办理，而在于可否变现。

如果项目出现风险，高速公路收费权变现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尤其是按比例质押的情况。各地高速公路几乎都是由特定的经营主体负责建设和运营的，他们就是质押收费权的融资方，如果变现，应该如何拍卖，谁可以受让，应履行何种手续，受让方又该如何行使收费权，都不清楚。在按比例质押的情况下，受让方如何行使一定比例的收费权？此外，有些信托项目中收费权的质押期限与融资期限相同，随着时间推移，收费权本身就是逐渐减少的，到还款期限届满时，质押标的已经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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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证担保

保证担保的核心在两点，一是保证本身的效力问题，二是保证的实质担保力问题。去年的不少政信合作项目，都有人大或政府部门出具的预算安排函、承诺函之类的文件，这在法律上并不具备任何效力，说到底还是君子协定。部分三、四线城市甚至县级城市地方政府高度密集的通过融资平台进行信托融资，能否按时还款，还是要结合地方财政实力来看。控股股东或者关联企业出具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如果融资方本身即是母公司主要财产，关联企业跟融资方本身就经常“互通有无”，保证的实际意义不大。

法定代表人的连带保证。一方面，连带保证无法锁定财产，个人财产很容易转移，而且个人债务也难以核实清楚，所以法定代表人的实质担保能力难以确定，更何况富豪们的资本运作能力和资产转移能力不逊于他们的经管理能力。另一方面，自然人财产强制执行中容易出现权属争议，尤其是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会给法院的强制执行带来很大困扰。

三、交易结构篇

（八）结构化中的内部增信

结构化项目中的内部增信是信托所独有的增信手段。信托财产的份额化表现形式为这一增信机制提供了前提。结构化设计可以吸引不同风险偏好的资本进入同一项目，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机制。

但现实运作中，有信托公司设计的结构化信托产品中，由融资方对其关联方的债权或者融资方关联企业对融资方本身的债权认购劣后份额。且不说债权本身的真实性难以验证，即便是真实存在的债权，它都不是真金白银，对优先级受益人权益的实质担保力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更像是画饼充饥。

另外，结构化的内部增信只有在信托项目虽未实现预期收益但能保证多数受益人基本利益时才有意义。如果融资方到时没有资金可以偿还，那么无论是优先还是劣后都得不到兑付。

（九）参与目标公司的治理

信托公司通过股权投资，实质的参与目标公司的经营或者行使一票否决权来影响目标公司的经营活动，是降低投资风险非常好的途径，也是银行等融资渠道所不具备的。但是实际运作中存在一些困难，有的由于信托经理参与能力不足、主观不重视、目标企业自身管理不规范等各种原因流于形式。而有的信托公司则由于实质的介入目标公司经营，而与原有经营者发生矛盾，影响到目标公司的正常运转。不过参与目标公司治理势必是今后信托风控的重要发展方向，只是需要不断完善和探索参与机制，提升介入能力。或许未来信托经理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专业分工，因为只有凭借对特定行业及专业知识的掌握，才有可能有效的参与目标公司治理，哪怕只是行使一票否决权。

（十）分散投资

借助于信托财产的份额化和信托的风险隔离原理，同一笔信托财产再设信托，并投向不同的项目，各笔投资之间风险隔离。这是信托机制所独有的，有助于分散投资风险。

（十一）股东对赌

对赌协议在商业实践中已经很常见，股权投资信托项目大多签订有其他股东保证收益的协议，或者通过约定远期回购来实现退出。但由于最高院联营司法解释仍然适用，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其效力一直都存在较大争议。最高院再审海富投资一案，推翻了甘肃高院否定对赌条款效力的判决，让投资界大松了一口气。笔者认为，与目标公司本身对赌，是明显的名为联营、实为借贷，违背公司制度的基本精神，损害了目标公司潜在债权人的利益，应为无效；与其他股东或者高管对赌，不损害目标公司及其债权人的利益，而且有利于鼓励投资，只要协议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最高院再审判决的说理部分比较简略，单纯强调合同意思自治，但是背后的逻辑恐怕是一样的，只是不愿过多推敲联营司法解释而已。不管怎样，今后对赌协议的效力算是有了司法案例的支持。

（十二）资金监管和保证金账户

信托公司能够对信托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管，防止资金不被挪用，按照预期的规划和进度完成拟投资项目。房地产项目中，资金监管有利于拟投资项目如期竣工，抵押物持续增值。实践中，信托公司还可以控制融资企业的财务章，对其资金进行全方位监控，有助于保障资金的安全退出。不过由于各种原因，有些项目中的资金监管也是有名无实。

在证券投资、股票质押类项目中，信托公司常常要求融资方在质押股票价格下跌到一定程度时补交保证金，以控制抵押率。金钱担保是在担保法司法解释中明确下来的，在银行贷款业务中得到一定应用。法院的强制执行实践中有所支持，称之为“特定化的封金、保证金账户”。信托公司可以予以合法合规的利用，但是应当按照司法执行的标准来设立保证金账户。实践中经常出现保证金被支付到信托财产专户的做法，这既违背了信托财产独立的基本原则，也没有实现保证金账户的特定化，其法律效力在司法实践中有可能受到质疑。

（十三）向委托人披露风险

风险披露既是信托公司履行尽职义务的要求，也是规避自身职责的手段。但实践中，存在两种极端认识。

一是认为披露不重要，因为投资人基本不看合同。这是缺乏基本法律意识的表现，实际上无论是信托公司管理办法还是银监会的指导性文件，都非常重视风险披露，银监会的文件甚至曾对部分风险披露条款进行了具体指导。

另一种则是认为无论什么风险，只要经过披露，都可以规避。虽然目前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哪些风险可以通过披露转嫁，哪些不行，也没有足够的司法实践以资确认，但是参考民商法律的基本原则，可以确定，违反了起码的尽职管理义务的事项，不能够通过披露来转嫁风险。比如项目的交易操作违背了法律规定或者交易的效力在法律上存在重大瑕疵，那么即便向委托人披露了风险，如果发生纠纷，法院也可能会判令信托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受托人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其营业行为不光是对特定委托人负责，也要对其执业行为负责。

不少由银行介绍资金来源和用途的单一资金信托项目，许多人认为信托公司不承担风险，一方面是认为银行要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则是认为只要向委托人充分披露风险，信托公司即可免责。实际上，没有明确依据证明受托人在单一项目中的尽职标准低于集合项目，至多是单一项目出现风险后，不会出现集合项目下众多自然人起诉到法院，严重损毁企业形象的情况。既然信托公司是合同签订主体，是法定的受托人，不能履行起码的尽职管理责任，当然负有法律上的责任。更何况，如果项目出现问题，委托人只能起诉信托公司，在法律上与银行无关，即便银行宅心仁厚，愿意履行兜底责任，法院判决书把责任判给了信托公司，银行又拿什么名义去付这笔账呢？恐怕今后会有信托公司在个别存在严重问题的单一项目中体会到“偷米不成损只鸡”的尴尬和悲哀。

（十四）原状分配

一般认为股权投资是风险更大的投资方式。如果股权投资项目出现兑付问题，股权变现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对于这类项目，信托公司可以在资金信托合同中设置原状分配条款，以作为信托最后的退出方式，即约定如果融资方无法按期回购，则受托人将信托财产以股权形式按比例分配给投资者。

四、危机应对篇

（十五）以新兑旧

部分信托项目中，如果融资方到期不能清偿债务，又无法得到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信托公司可能会发行一个新的信托产品，募集资金将原信托资金置换，以实现按期兑付。这种做法的实质是延迟风险，当然如果确实看好融资方未来的偿债能力，本身也无可非议。但现实中不少以新兑旧的项目只是纯粹的缓兵之计，说到底不是真正的风控措施，反倒可能会进一步放大风险。

（十六）资管公司接盘

近年来，四大资管公司接手了部分出现兑付问题的项目，并从房地产信托项目中获利颇丰。资管公司接盘信托项目肯定是出于对项目的综合评估，而不是简单的因为较低的抵押率。如果统计一下资管公司接盘的房地产项目，估计大部分都在风险相对可控的区域。而信托频繁染指的一些三、四线甚至县级城市，资管公司恐怕不会去碰。资管公司成立的使命便是为了处置四大行的不良债权，他们通过包括诉讼和强制执行追索债权的经验与资源远胜于信托公司，而且在各地设有分支机构，与地方政府、银行、国企的合作由来已久，接盘自然有接盘的底气。有信托专业人士以四大资管公司接盘信托项目来证明房地产信托项目的整体低风险，不管结论对错，这论据实在不太有说服力。资管公司的事后接盘算不上是信托的风控措施，也不是一种常态化的兜底措施。

此外，不少信托项目中，资管公司与信托公司或者相关方签订远期受让协议，为项目的兑付提供潜在或者间接的保障。但是远期受让不等于保证担保，如果届时信托项目本身价值出现重大变化，资管公司是否还会履行受让义务也未可知。

（十七）股东协调

信托公司多数有比较强大的股东背景。一方面实力雄厚的股东可以通过受益权转让帮助信托公司渡过个别项目的兑付危机，以保全公司的行业声誉。另一方面资源广泛的股东有能力协调相关政府机构，整合各种资源，帮助项目实现兑付。根据媒体报道，中信三峡全通项目中宜昌政府也出面大力协调。这是央企、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控股的信托公司所具有的优势。当兑付风险只是个案危机的时候，股东有能力协调，但如果爆发区域性风险，兑付案件越来越多，恐怕股东也是有心无力，更何况即便政府出面，如果企业不景气，协调也难有实质效果。总之，这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风险控制。大树底下虽好乘凉，却也难成长，股东在背后的保护也有负面的作用。

（十八）诉讼和强制执行

诉讼和强制执行是最后的救济途径。目前，信托相关法律规定本身就很不完善，更何况信托对于多数法官来说还是个陌生事物，信托公司的业务操作在司法领域难免存在较大争议。要打好信托诉讼，必须有相当的信托理论根底和对信托实务的一定了解。信托从业人员多数都缺乏实际的诉讼对抗经验。与此同时，熟悉信托的律师并不多，许多曾经为信托公司提供服务的律师对信托项目操作的实质介入也并不深，而且当众多的案件爆发，委托人开始起诉信托公司，这些律师中必然会有相当一部分站到信托公司的对立面去。最致命的是，一些法律意识淡薄的信托经理在尽调、谈判和为了规避监管政策而帮助融资方粉饰项目的过程中已经留下了许多管理失职的把柄，再好的律师恐怕也回天乏力。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女士呼吁最高院出台信托法的司法解释，然而可以预测最高院不会出台系统性的司法解释，即便出台也很可能远远达不到行业的预期。信托与交易方的纠纷在传统法律框架下基本都可以解决，没有什么特殊性，信托纠纷的特殊在于委托人与信托公司之间的信托法律关系及信托财产的特殊形态。恐怕只有当委托人大量起诉信托公司，法院才会针对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而且司法解释不会直接在现有法律基础上大量造法。中国信托法出台的直接推动力本是为了规范实践多年又整顿多次的信托行业，但是最终出台信托法是统摄包括普通民事信托、商事信托、公益信托在内的所有信托关系的一般法，对营业信托缺乏专门的规定。

信托法在众多部门法中看似只是寂寂无名的一部小法，实则是对传统物权、债权二分的法律体系的重大突破。如果司法机关从信托法出发进行司法解释，太高太空，需要巨大的立法性解释才能与现实需要对接，而专门规范信托公司的“两规”作为部门规章，在司法审判中只有参照适用的资格，判决书一般不能引用其作为裁判依据，更不要说作为司法解释的根据了。指望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来推动信托立法恐怕是不现实的。不过，随着信托纠纷进入法院，司法机关必然要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对信托公司的管理行为是否存在过失和过错进行认定，从而间接对信托公司的尽职管理标准和信托财产的特殊地位进行规范和确认。可以预期，在信托业法出台之前，委托人与信托公司之间的信托纠纷将会以各地差异较大的司法判决结案。

信托公司目前普遍在信托合同中订有强制执行条款，以期发生兑付问题后快速处置抵押财产。不过公证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些争议，信托公司的一些操作模式尚缺乏司法检验，未必会得到认可。即便可以不经诉讼进入执行程序，也需要按照法院强制执行的一系列程序性规定进行，并且，抵质押财产本身的一些潜在问题也可能会延误财产变现的进程。强制执行的顺利与否最终还是要看财产本身的实际状况和变现能力。

五、理念与战略

信托风控的十八般武艺，其中有信托业的独门秘籍，也有所有金融机构都具备的基本套路。实际上，信托业的风控手段又何止于这些。如果运用得当，将各门武艺练就纯熟，可以根据项目需要打组合拳，实现从项目尽调到谈判磋商、合同签订、中后期管理、项目兑付的全流程、全方位的风险防控。通过良好的风控机制，信托公司可以操作传统融资渠道不会涉足的风险较高的项目，从而吸引具有相应风险承受能力的资金进入，并为投资者获取较高收益。不过，每一种拳法都有他的弱点甚至是致命伤，搞不好还会练成七伤拳，自损肺腑。信托风控的问题也远不限于笔者所列，随着兑付风险在个案中的暴露，各种潜在问题将在纠纷解决、司法审判甚至是记者的事后走访中被逐个暴露出来。

如果项目的重大瑕疵是记者的事后调查都能发现的，很难说信托公司尽到了尽职管理义务。目前的兑付危机还只是危机的开始，当得不到兑付的委托人开始借助专业律师和中介机构的帮助，在尽调报告、合同文件和中后期管理的诸多环节寻找受托人的种种漏洞，通过诉讼要求信托公司赔偿损失的时候，信托公司将会在法院那里重新认识风险控制的真正含义、价值和一些所谓“足额”的抵质押措施实际担保效力的虚弱以及自身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有人轻妄的认为，做好抵押担保便可高枕无忧。实则不然，做好抵押担保仅仅是信托风控的起点，而且抱持这种观念的人也未必就能把抵押担保做实。

实际的案件将会给粗放式发展的信托业不小的打击。不过，饮下自己在急功近利中酿下的苦酒甚至毒酒，清醒之后再出发也许才是这个行业真正成熟的开始。中国信托业虽有无限前景，但恐怕也是前路漫漫。信托业的看家本领本在于能够以专业的手段发现、排除、控制项目进程中的风险，穿越密布的荆棘寻找诱人的猎物，可是各种客观原因让信托业过了几年坐地即可生财的舒服日子，不知不觉间就从昔日命运多舛、形消体瘦的模样长成了今天的膀大腰圆。面对七万亿之巨的规模，外界的种种猜疑并不单起于不了解或者是羡慕嫉妒，更多的是一种有理由的怀疑和担忧。信托业要为自己正名，单凭资产规模是不够的。

交易对手的资信掌握，信托公司不及银行甚至券商，行业研究能力更是较券商为弱，抵押物的锁定则是任何金融机构都可以实现的。不过借助于信托财产的份额化表现形式、风险隔离功能和信托牌照的全能特点，可以设计出最优化的风控措施。信托风控的竞争力在于能够预判风险，从而设计、运用相应的防范途径，把其他融资渠道做不了的事情做成，把对银行来说高风险的项目变得风险可控。未来，信托风控将从项目审查环节向前和向后延伸，在尽调、交易结构设计和中后期管理上下大功夫，实现全流程全方位的风控覆盖。这一理念的实现，对信托人才的专业素养和道德操守以及信托公司的内控机制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优秀的信托经理不应只是一味追求业绩指标，而是能充分运用专业知识在法律框架内利用牌照和制度赋予的各种便利，发现好项目，把项目做好。高水平的风控不是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项目，而是充分利用信托的十八般武艺控制项目风险。高水平的合规不是掩耳盗铃式的规避监管政策，而是利用法律专业技能为项目保驾护航。三者有机结合，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和个性化的金融服务。

真正的创新需要综合素质很高的信托经理。不过越优秀的人越危险，必须建立好的机制，在激励他们开疆拓土的同时，还能守住风控的底线。建设强大中台，发挥中台的制衡功能，将成为信托业的共识。信托中台能够深入、广泛的了解各类项目的具体情况，在决策机制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如果说领导层是信托公司的大脑，那么中台就是决策机制的眼睛。如果说信托公司是资管原野上的骏马，那么中台就是套在马头上的缰绳。必须炼出它的火眼金睛，必须锻造和勒紧这根缰绳，否则盲人骑马，碰到沟沟坎坎纯属正常，跌个头破血流也不必责怪他人。

良好的理念、完善的机制、优秀的人才，这些才是信托业的内功，没有这些内功心法，任何表面上复杂的交易结构和担保措施都可能只是易于模仿、不堪一击的花拳绣腿。未来，信托业的竞争将是经营理念的深度调整、管理机制的不断完善和对优秀人才的争相延揽。

如果信托业能够真正转型并练好内功，即便在群雄逐鹿的资管业格局下，信托公司还可以凭借其多年积累的资源和实战经验立于不败之地。否则，个别实力较弱的信托公司是否会被淹没在泛资管时代的汪洋大海里也未可知。在这个一纸部门规章就可改变资管业格局的国家，制度优势是靠不住的。当基金、券商资管淡化了制度红利和牌照优势，当证监会的诸多新政为中小企业发债、股权转让提供了灵活渠道，信托公司单是回归信托本业远远不够，还需要专注信托，做好信托，打造信托业的航空母舰和百年老店。

信托业风控能力的整体提升必须要有法律层面的完善、约束和顶层监管能力的加强，否则在短期利益主导下的盲目拼抢中，竞争只能是恶性竞争，劣币驱逐良币，劣币越来越劣。任何强大逐利动机都必须要有完善的法律来规制，否则欲望就会展现出最它魔鬼的一面。良性竞争的基本前提就是明确、合理、有效的游戏规则以及公正、强大的裁判、监督和执行者。

如果房地产业存在泡沫，眼下的一些兑付案件不过是一场凄风苦雨的前奏。信托资金的大举进入倒是帮助银行资金实现了安全退出，而券商、基金的仓促入场到底是恰逢其时来分享一场饕餮盛宴，还是踏错了时点，注定将吞下些行将变质的残羹冷炙，尚难定论。福祸何所倚，殊难预料。但无论如何，在房地产业的激素刺激下和中国金融体制的特殊条件下，通过狼吞虎咽发展起来的中国信托业，实则是大而不强。如今，他必须要强健自己的筋骨、壮实自己的体格、丰富自己的大脑，真正成为资管行业的巨人。

历经磨难又重现锋芒的中国信托业，在无限风光背后仍有着重重的隐忧和致命的伤痛，但它同样有巨大的优势、无限的商机和不可限量的未来。它到底会自此崛起还是会再遇坎坷，究竟何种可能性会转化成现实，又会以怎样的方式和速度转化为现实，则要看经济形势的客观变化和信托业掌舵者、监管机构以及信托从业人员的智慧、能力、手段和操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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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我国信托行业深度专题研究

我国信托行业深度专题研究（附68家信托公司最全信息汇总）

信托公司虽然号称金融业的四大支柱之一，但在我国金融业中地位曾经是那么不显眼，当年信托规模超过保险业还引起市场一片惊呼。从发展过程来看，它曾经历六次大整顿，现在可能正面临第七次整顿，信托乱象伴随着金融乱象，信托公司的发展历程中也印着金融业的发展痕迹，繁华抑或是遗梦。

一、信托的基本内涵及发展历程

（一）基本内涵

信托行业和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并称为中国的四大金融行业，也是经营范围最广的一个领域，我们目前所熟知的受益权、收益权等等均来源于信托行业。信托最早起源于英国，但美国开办了世界上第一家信托投资公司（最初由保险公司经营，农民放款信托投资公司，1822年）。发展模式上看，英美国家的信托主要以私人财产传承和税收规划、公益信托、财富管理（包括私人银行和家族信托等）、资产证券化（天然的SPV载体）等四个业务为主（即个人事务和证券投资信托）。日本的信托模式主要以资金信托为主，业务范围上和银行相互补充，经营长期融资业务。谈到信托主要涉及三个概念，即信托、信托公司、信托业务。

1、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简而言之即为“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定义来源于《信托法》。

2、信托公司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修订稿）》设立的主要经营信托业务的金融机构。

3、信托业务是指信托公司以营业和收取报酬为目的，以受托人身份承诺信托和处理信托事务的经营行为。定义来源于《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修订稿）》。

信托的投资起点均是100万，但单笔委托金额在300万元以上的自然人投资者和合格的机构投资者数量则不受限制，其中我们常常听到的信托受益权为等额份额的信托单位。

（二）信托业的发展历程：近40年经历六次整顿

1、我国信托业始于上海（1921年成立中国通商信托公司），在1949-1978年期间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而没有发展信托业务。1979年国内恢复信托业务，同年10月我国第一家信托机构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之后信托公司纷纷设立，在1988年达到最高峰时甚至有1000多家。不过在21世纪之前，由于我国一直没有一部统一的信托法（2001年才发布），导致我国信托业的发展一直比较紊乱，2001年之前信托业经历五次大整顿，2001-2007年是规范调整的阶段，2007年之后银信合作不断深化让信托业迈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2、我国的信托业在早期发展阶段，定位较为不清晰，基本上是变相从事银行信贷业务，罕有真正从事信托业务的信托公司。可以说进入21世纪以来，信托业的每一次快速发展都离不开和银行的合作，包括资本市场的配资、房地产与政信合作业务、理财合作业务、利用信托优势帮助银行规避监管等等，这期间，银行与信托相互鼓励与打气，不断进行金融创新，在助力银行发展的同时，也迎来了信托业的发展机遇，信托业规模也得以大幅增长，银信合作成为金融业中最为耀眼的创新业务。2012年，券商、基金、保险等领域纷纷依照信托业的模式，放开监管，中国所谓的大资管元年正是从2012年开始，银行与非银机构的合作造就了近5年的影子银行疯狂发展。具体来看，2003年银监会接手信托公司的监管权后，重塑监管架构。2007年银监会发布新两规（和《信托法》并称为“一法两规”），使信托公司的业务发展逐步迈入正轨，之后适逢2006-2007年的大牛市、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2008-2009年的4万亿元刺激计划，银信合作得到空间发展，这期间由于银行信贷规模受到管控、表外业务需求急速增长的情况下，配资业务（两轮大牛市）、政信等基建业务和房地产业务（源于信贷规模管控等）、理财资金通过信托发放贷款等通道业务开始大幅发展。当然，业务在不断发展的同时，风险也隐患也明显增加。2010年以来银监会开始出台相关政策进行约束，但信托公司天然的业务优势总能为其打开新一轮的业务发展空间。当然这一银监体系内部的合作模式使得证监会和保监会艳羡不已，2012年之后证监会体系下的机构也复制信托的业务模式得以快速发展，保监会也出台相关政策放开保险资管业务。在2012-2017年的这五年时间，大资管业务为主的影子银行业务催生了各种业务类型，也导致金融强监管和去杠杆进程在2017年正式开始。

3、进入2017年以来，信托业正面临日益严厉的监管，金融监管一统是大趋势，回归本源正成为各信托机构的努力方向。

二、信托公司的监管架构、业务范围及规模演变

（一）信托业的监管架构：一体三翼

目前信托业的监管架构包括中国银保监会信托部、中国信托业协会、中国信托登记公司和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1、2015年3月，中国银监会内部监管架构变革，正式成立信托监督管理部（之前由非银部管理），信托被独立出来进行监管，第一任主帅为邓智毅（据悉将出任东方资产总裁，湖北银监局局长赖秀福将接棒）。

2、中国信托业协会成立于2005年5月，是信托业的自律组织，于2015年推出《信托公司行业评级指引（试行）》，简称“短剑”体系（CRIS）（包括资本实力指标、风险管理能力指标、增值能力指标和社会责任指标四个方面。该评级体系与银监会的《信托公司监管评级与分类监管指引（2014年8月修订）》相互弥补。

3、中国信托登记公司（简称中信登）于2016年12月26日正式揭牌成立，其中中债登持股51%，中信信托、重庆信托、中融信托、建信信托、上海信托、民生信托、中航信托、平安信托等8家信托公司分别持股3.33%，中国信托业协会和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分别持股0.33%和2%。中信登的业务范围包括：信托产品、受益权信息及其变动情况登记，信托受益权账户设立和管理，信托产品发行、交易、清算、结算、估值、信息披露、查询、咨询和培训等服务以及部分监管职能。

4、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于2014年12月12日成立，保障基金主要由信托业市场参与者共同筹集，用于化解和处置信托业风险的行业互助资金。

（二）信托业的业务范围：几乎无所不包

信托业可能是业务范围最广的一类金融行业，几乎无所不能，具体包括信托贷款、投行业务、证券业务、基金业务、租赁业务、保管业务等等。具体来看：

1、包括资金信托、财产（权）信托、公益信托、慈善信托等四大信托业务，其中财产（权）信托又包括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及其它等。

2、可以发起设立基金公司从事投资基金业务。

3、可以从事重组、并购、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证券承销等投行业务。

4、可以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保管及保管箱、对外担保、外汇信托业务。

5、信托公司管理运用或处分信托财产时，可以依照信托文件的约定，采取投资、出售、存放同业、买入返售、租赁、贷款等方式进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信托公司不得以卖出回购方式管理运用信托财产。

6、可以根据市场需要，按照信托目的、信托财产的种类或者对信托财产管理方式的不同设置信托业务品种。

但是对于信托公司的固有业务，则有一些限制，信托公司固有投资业务限定为金融类公司股权投资、金融产品投资和自用固定资产投资。此外，《信托公司管理办法》规定信托公司不得开展除同业拆入业务以外的其他负债业务，且同业拆入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20%。且对外担保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50%。

三、信托业的规模演变：快速扩张的15年几乎一路高歌

信托行业的资产分为固有资产（表内）和信托资产（表外）两类，这里面讨论得主要是信托资产，而事实上从信托的法律属性上来看，表外业务是信托行业的天然业务，反倒是表内业务显得较为另类，这一点刚好和银行业相反。

（一）2002年底我国信托资产余额仅为7000亿元，2012年大资管元年规模突破5万亿元（2008年金融危机时尚不足1.5万亿元），10年时间增长了6倍左右。

（二）2012年之后，我国信托业开始快速发展，2017年底信托资产余额达到26.25万亿元，大资管的最初五年，信托资产实现超过5倍的增长，这两次增长均利益于信托与银行的深度合作。

（三）在金融监管加强的2017年，信托业仍然一枝独秀保持快速增长，特别是在其它通道（如基金子公司、券商资管等）规模明显压缩的情况下，信托资产余额全年反而大幅增长了6万亿元，规模从20.22万亿元大幅增长至26.25万亿元。

（四）进入2018年，监管重点由银行转移至信托，并且开始查缺补漏，信托业业务面临萎缩，一季度规模下降0.64万亿元，这是15年以来的第二次下降（上次为2015年3季度下降0.25万亿元），不得不引起警惕。

（五）在2013年三季度至2016年一季度期间，信托资产增速保持长达三年的趋势下降，这一时间主要是由于大资管时代，各类监管机构纷纷放松所辖行业（如证券、保险、基金等），使得竞争变得尤为激励。

可以看出，实际上从2010年开始信托资产的增长便相对比较稳定，这同样是利益于银信合作，2008年的4万亿元刺激计划以及信贷规模管控为银信合作提供了天然的土壤，只赚取通道费的信托省时省力，在这期间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四、信托产品的结构演变：偏离主业越来越远的水中映月

银监会在2016年曾试图将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两个角度混合，把信托分为八大类（债权信托、股权信托、标准化产品信托、同业信托、财产信托、资产证券化信托、公益信托和事务信托），但后来出于各种原因，而不了了之，分类方式是否有变化尚不确定。现在我们仍然从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两个角度进行拆分研究。

（一）信托资金来源结构：单一资金、集合资金和财产权信托的来来往往

1、从资金来源看，信托可以分为资金信托和财产信托，而资金信托（就是把货币资金直接给信托公司）又可以根据委托人数量进一步划分为单一资金信托（只有1个委托人）和集合资金信托（超过1个委托人）。其中，集合信托期限不得少于1年，且信息需要公开，风险相对较小。而财产信托是指将非货币形式的财产、财产权等委托给信托公司管理（包括房产、股权、债权、名画、古董等等）。

2、集合信托一般投资于监管部门批准发行或上市的金融品种，且委托人多为自然人、信托公司在资金运用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在股权投资和证券投资的集合信托产品中经常借助于分级，是最正常的信托产品，就像是买一个理财产品。

3、单一信托由于信息无须公开、私密性较好、资金运用和来源几乎均较单

一、委托人在资金运用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等特点，通道业务类较多。

4、从构成来看，单一资金信托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其占比最高在2008年底曾达到83.27%，之后趋势性下降到目前仍然高达45.54%。我们看到集合资金信托占比已升至近40%%，管理财产信托占比也已升至15%以上。

5、本质上看，现在集合信托、财产权信托很多情况下也是为了规避监管，如地方政府如果需要融资，出于监管需要无法从银行获得，便会找到信托公司，发一个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募集资金。对于财产权信托同样如此，即商业银行将贷款类资产或其收益权直接转让给信托公司，由信托公司发行财产权计划进行接盘等等。

（二）信托资金运用结构：事务管理类信托一骑绝尘、投资类信托步履蹒跚 从信托资金运用来看，可以分为三大类（即融资类、投资类和事务管理类）。

1、融资类信托是指在信托资金与借款人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信托，即像贷款类资产一样，有固定的收益来源、有明确的抵押担保等，具体包括贷款类信托、债权投资信托、融资租赁信托等等。而与此相对应得是投资类信托，即在信托资金与借款人之间形成股权关系的信托，收益来源不固定，风险相对来说较小，具体包括证券投资信托、股权投资信托、权益投资信托等等。

2、事务管理类信托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定义，可以简单理解为除融资类信托和投资类信托之外，既不负债募集资金、也不负责寻找资产，只是负责监管、结算、托管、清算、通道等事务性工作，这里面通道业务的性质更多一点，即为规避投资范围、杠杆约束等监管要求的通道类业务，没起到什么作用，也是今年监管的重点督察对象。

3、可以看出，从2012年开始，事务管理类信托占比便开始大幅攀升，从2012年的12%左右已经升至2017年底的59.62%，5年的时间提升了47个百分点以上。

4、相较之下，融资类信托则从2008年60%以上大幅降至目前的15%附近，投资类信托则有起伏，目前也仅略超过20%。

5、不过，今年一季度，事务管理类信托占比略有下降，已由59.62%降至59.12%，下降0.5个百分点，监管效应已经在发挥作用。

五、信托行业面临的风险和一些常见业务

监管部门在2017年重点整治了银行业，今年的重点已经明确是信托业，去年再次疯狂一年的信托业在今年一季度已现疲弱的迹象。这里主要考虑信托行业所开展的那些以规避监管为目的的业务。

（一）信托行业面临的三大风险

从整个信托行业来看，主要面临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交叉性风险三个方面，并且主要集中在融资类信托、证券投资信托等斋，这里面最大问题是规避监管要求的信托业务，面临的潜在风险较高，直接表现为资金池业务、出表业务、规避投资业务等等。

（二）信托公司的几种典型风险业务

1、通过TOT模式来做资金池

一层信托有时没办法达到监管的要求（如期限完全匹配等），因此TOT（Trust of Trust）是一种可行的方式，即通过滚动发行的多期限开放式信托产品向投资者募集资金，通过第二层信托产品投资于非标资产，即母基金和子基金的形式，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达到规避监管、藏匿风险的目的，当然这种模式如果穿透的话仍然存在期限错配的问题，流动性风险不能忽视。

2、通过北金所、银登等交易平台变相开展“非标转标”类资金池业务

这类模式是信托公司首先委托第三方去投资一个资管计划（底层资产为非标等），再设立一个信托资金池，第三方将上述资管计划受益权在交易平台（如北金所、银登等）挂牌，信托公司通过信托资金池去摘牌，以此达到规避投资的目的。从表面上看，信托资金池投资的是标准化份额资产，但究期本质还是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完成对接，一是没有流动性，二是价值不公允，三是底层资产不清晰等等，也属于资金池业务，存在流动性风险。

3、帮助银行在体外设立资金池（即名义代销）

这种模式下，银行代销不同期次、滚动发行的信托产品，并负责这些信托产品的统一管理，信托公司在这里仅起到提供资金归集和发放产品的作用，是一个事务管理型信托，但存在责任划分不清的问题。

4、通过财产信托的形式帮助银行信贷资产出表

这里面其实蕴含着两种模式，第一种是商业银行将不良资产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代持，并承诺到期回购，资产管理公司将代持的不良资产委托给成立的财产权信托，形成信托收益权，由商业银行负责不良资产的处置清收工作等，并承诺回购信托收益权。其本质上是一种代持行为（即假出表、为了规避监管）。

第二种模式是商业银行直接将信贷资产（收益权）委托给财产权信托，并通过挂牌、证券化等形式由理财产品或第三方机构对接摘牌，达到非标转标和信贷资产出表的目的。这两种模式存在的统一问题是隐性担保以及信托公司面临合规风险。

5、以资金信托方式为银行代持他行资产提供通道便利

这种械下，由于商业银行1受困于监管指标及合规等影响，无法做项目，便将该项目推荐给商业银行2代持，通过资管产品和信托产品两层来做，同时商业银行1与信托公司成立了一个资金信托产品来对接，并对该项目提供保函和承诺回购信托受益权。表面上看是由商业银行2来代持，但实际上是信托代持，信托公司同样面临风险。

六、我国信托公司现状分析

（一）68家信托公司基本情况汇总

1、目前国内只有68家信托公司，这68家信托公司可以进一步划分为16家央企控股，13家金融机构控股（包括金控集团、ABC和银行），29家地方控股、10家民营企业控股。可以说，68家信托公司各有不同，主要因为其股东背景和作业风格不同。2、68家信托公司有11家位于北京、7家位于上海、4家位于杭州，其余如成都、合肥、南昌、南京、深圳、乌鲁木齐、武汉、西安、郑州、重庆等10个城市分别有2家信托公司。

3、目前监管机构已经允许外资机构参股国内信托公司（可以突破20%的比例限制），现阶段国内共有8家信托公司有外资背景，分别为紫金信托（三井住友信托银行，19.99%）、国通信托（东亚银行，19.99%）、中航信托（华侨银行，19.99%）、中粮信托（蒙特利尔银行，19.99%）、百瑞信托（摩根大通，19.99%）、北京国际信托（威益投资，15.30%）、兴业国际银行信托（澳大利亚国民银行，8.42%）和新华信托（巴克莱银行，5.57%）。

4、目68家信托公司中有3家完成了正式上市进程（安信信托和陕国投信托于1994年在A股上市、山东信托于2017年在港股上市），一再被拖慢了发展进程，信托业在最早也一直被视为金融业的异类（有点像今天的P2P），虽然本不应该如此。同时，还有其它3家信托完成了曲线上市（通过借壳），如江苏信托借壳ST舜船曲线上市（2016年12月1日）、昆仑信托借壳ST济柴曲线上市（2016年12月15日）、五矿信托借壳ST金瑞曲线上市（2016年12月16日）。此外，由于信托业的经营范围非常广，某种程度上和证监会的管辖机构具有非常大的业务交叉性，因此上市并不容易，其理由便是主营业务不清晰，所以才有了上述3家信托公司的借壳上市。

（二）51家信托公司2018年以来的产品发行情况

我们搜集了51家信托公司2018年以来发行的产品数据汇总如下，可以看出每家信托公司几乎都有自己的特点，风格差异较大，有的信托公司执着于做通道，信托产品类型全部为其它类（事务管理型）。有的信托公司沉迷于融资类业务，贷款和债权类信托占比较高。也有的信托公司在股权类信托方面造诣较高，如华能信托等。整体上看，做主动管理类的信托公司仍然较小，这里面的中航信托、云南信托、四川信托、国投泰康信托、金谷信托、西藏信托发行了较多的证券投资类信托。七、一些思考

（一）信托业一直被认为是金融业的四大支柱之一，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来看，基于信托架构的法律关系优势，信托行业几乎均拥有比较广泛的牌照资格，这是其它四大行业所无法比拟的。

（二）然而，这一优势信托业并没有好好利用，乱象一再丛生，2000年之前的五次整顿，2000年之后的两次整顿（包括本次），金融乱象在信托行业中可谓是体现得最为明显。

（三）信托公司可以发起设立基金、做投行业务、做银行业务等，然而由于通道的便利、赚钱的容易、风险较低等，信托公司沉迷于融资类业务和通道类业务，这虽然有中国经济大环境的使然，但信托公司置自身主业于不顾，拿来主义的作风一次双一次地将自己置身于危险的境地，从这个角度看，2000年以后和2000年以前似乎并没有太大差异。

（四）信托的主业应集中于做高端财富管理、家族信托、慈善信托、资产证券化，信托的风险隔离载体是天然的SPV，是最适合做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目前来看信托公司的资产证券化业务似乎仍处于低级阶段，它面临诸多同业的竞争，如基金子公司、券商资管等等。

（五）财产权信托目前在信托业中的发展仍然不够，信托公司的财产信托似乎总是局限于贷款等债权类资产，这实际上是变相的银行的业务，发展在房产、股权等为主的财产信托是当务之急。

（六）我国的阳光私募最初就是基于信托，证券投资类信托目前在一些信托公司也开展得如火如荼，而目前的68家信托公司相较于之前的数百家，具有更高的牌照资源价值，应好好发挥利用信托公司在股权类和权益类领域的先天优势。

（七）关于资管新规的影响，目前市场上的解读仍然比较宏观，严格来讲，信托产品多以私募为主，其适用的内容仍然需要相关细则进一步明确，如果按照资管新规的要求来一一对应难免不合理，有失偏驳，包括通道业务、打破刚性兑付、禁止多层嵌套、禁止期限错配等等。

第五篇：信托问答 (二)

什么是私募阳光化信托？

答：私募阳光化信托亦可称为阳光私募信托、阳光私募基金，其意就是“通过信托渠道使私募基金阳光化运作”，是借助信托公司发行的，经过监管机构备案，资金实现第三方银行托管，有定期业绩报告的投资于股票市场的基金。阳光私募基金与一般（即所谓“灰色的”）私募证券基金的区别主要在于规范化，透明化，由于借助信托公司平台发行能保证私募认购者的资金安全。

什么是TOT/TOF信托？

答：TOT/TOF(TRUST OF TRUST/TRUST OF FUND)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信托中的信托”、“基金中的信托”，是一种专门投资信托产品的信托。从广义上讲，TOT/TOF是FOF（FUND OF FUND,基金中的基金）的一个小分类，而在国内，TOT普遍被认为是私募中的私募，FOF则被普遍认为是公募中的公募。目前国内TOT/TOF的普遍操作模式为由信托公司要约募资成立母信托产品，由母信托产品选择已成立的阳光私募信托计划进行投资配置，形成一个母信托产品投资多个子信托的信托组合产品。

什么是“有限合伙+信托”？

答：所谓“有限合伙+信托”，亦可称信托合伙制，指的是信托公司发行信托产品计划向出资人募集资金，并以信托产品作为有限合伙人（LP）参与合伙制企业，而专业投资者或私募基金团队则作为普通合伙人（GP）或者投资顾问提供投资决策，并按条款约定收取相应管理费和利润分红的私募组织形式。在“有限合伙制信托投资基金”中，私募投资机构是主要的操作者，投资顾问提供投资经验作为智囊，而信托可以保障投资者集合资金的独立性，可以保证被用于合同约定的投资项目（比如只能参与二级市场定向增发），这样就规避了私募机构拿客户的资金违规操作的风险。

什么是艺术品信托?

答：艺术品信托是以艺术品为抵押物或投资标的的信托产品，是通过信托制度把艺术品资产转化为金融资产的一种机制与过程。从操作方法来看，目前国内的艺术品信托大致可以分为融资类、投资类和管理类三种模式。

为什么信托理财产品的收益可能高于其他理财产品？

答：信托理财产品的收益可能高于其他理财产品的原因是：

（1）资本管制与币值低估是包括信托产品在内的国内金融产品高收益的基础性来源；

（2）在利率“双轨制”下，信托产品收益更接近真实市场利率水平；

（3）能整合运用多种金融工具的信托计划，在更深的层面上把握了风险，并获得显著高于债务融资的收益；

（4）杠杆化策略与结构分层是信托产品重要的高收益来源；（5）跨市场套利机会的存在是信托高收益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6）信托高收益来源的其他因素。

作为一种兼具资金募集优势和高度资金运用灵活性的合规金融安排，信托还可以通过若干方法获取安全边际非常高的相对高收益。比如，“信托+LP”、第三方参与的受益权转让安排、对接券商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等交易模式的创新；组合投资、遴选优秀投资顾问等资产配置与交易能力的发掘；突破管制或进行监管套利；发挥大客户资金优势进行单一产品定制化等。

信托公司设立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应当符合什么要求？ 答：信托公司设立信托计划，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1）委托人为合格投资者；

（2）参与信托计划的委托人为惟一受益人；

（3）单个信托计划的自然人人数不得超过50人，但单笔委托金额在300万元以上的自然人投资者和合格的机构投资者数量不受限制；

（4）信托期限不少于一年；

（5）信托资金有明确的投资方向和投资策略，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以及其他有关规定；

（6）信托受益权划分为等额份额的信托单位；

（7）信托合同应约定受托人报酬，除合理报酬外，信托公司不得以任何名义直接或间接以信托财产为自己或他人牟利；

（8）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其他要求。

信托公司管理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可以将信托资金用于其股东或者关联人吗？

答：不可以。依据《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规定：不得将信托资金直接或间接运用于信托公司的股东及其关联人，但信托资金全部来源于股东或其关联人的除外”

信托行业“一法三规”主要指的是什么？

答：“一法”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三规”指《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和《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

如何计算信托公司净资本和风险资本？ 答：按照《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规定计算，具体是：

净资本计算公式为：净资本=净资产-各类资产的风险扣除项-或有负债的风险扣除项-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定的其他风险扣除项。风险资本计算公式为：风险资本＝固有业务风险资本＋信托业务风险资本＋其他业务风险资本。

投资者可以几个人合买一个信托吗？

答：不可以。《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规定认购风险申明书至少应当包含以下内容“委托人应当以自己合法所有的资金认购信托单位，不得非法汇集他人资金参与信托计划”。由于信托有风险，所以为保护投资人，特别是小投资人，有关信托的法律法规规定，只有符合条件的合格投资者，并具有一定承担风险能力的人才能购买信托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