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在江苏调研时强调+把监督执纪的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第一篇：王岐山在江苏调研时强调+把监督执纪的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王岐山在江苏调研时强调

把监督执纪的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不辜负党的信任和人民群众期盼

《 人民日报 》（2016年12月07日

01 版）

本报南京12月6日电（记者姜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5日至6日在江苏省镇江市调研并主持召开部分省（区）纪委书记座谈会，就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谋划好明年工作和制定《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征求意见。他强调，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纪委要以身作则，把监督执纪的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王岐山指出，相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漫漫征程，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是万里长征的新起点。要把学习领会、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把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结合所在地区和部门的问题，在坚持和深化中不断增强“四个意识”。一个时期以来，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归其根本在于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要把制度蕴含的力量充分释放出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王岐山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总书记把党章赋予纪委的职责，凝练为监督执纪问责，要求坚决防止“灯下黑”。中央纪委认真落实党中央要求，创新组织制度，强化自我监督，以坚决的态度清理门户。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机关共处理38人，其中立案查处17人、组织调整21人，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共处分7200余人、谈话函询4500余人次、组织处理2100余人。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对纪委的监督首先在于各级党委。纪委要把自我约束同接受党内监督、民主 1 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结合起来，把制度的篱笆扎紧，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队伍，回答好谁来监督纪委的问题，不辜负党的信任和人民群众期盼。

王岐山指出，没有制约的权力是危险的，制度应起到制衡的作用。制定监督执纪规则要坚持问题导向，查找各环节的风险点，明确请示报告、线索处置、审查审理、涉案款物管理工作规程，建立审查过程全程录音录像、打听案情和说情干预登记备案等制度。对执纪违纪、失职失责的严肃查处，对不愿为、不敢为、不会为的要调整岗位，严重的就要问责。制定规则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认识和加强培训教育的过程。规则要向全社会公布，昭示执纪者有更为严格的纪律要求，表明监督者必须接受监督。

调研期间，王岐山专程到江苏恒顺集团有限公司考察党建工作，到江滨新村第一社区与党员群众亲切交流。

第二篇：监督执纪权要关进制度的笼子

监督执纪权要关进制度的笼子

任何权力要想不被滥用，就必须接受监督，监督执纪权也不能例外。监督执纪权承载的是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的重任，背负的是激浊扬清、惩恶扬善的厚望，必须确保纯而又纯、永不蒙尘。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复强调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对纪检监察机关更是寄予殷切希望、提出更严要求。特别是去年12月，***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鲜明提出“规范和正确行使国家监察权”的重大命题，在刚刚闭幕的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明确提出“两个带头”的要求，为纪检监察机关忠诚履职尽责提供了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必须认真学习贯彻***重要讲话精神，把对党忠诚作为工作的首要政治原则、队伍的首要政治本色、干部的首要政治品质，坚定“四个自信”、树牢“四个意识”、践行“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站位、政治觉悟、政治能力，永远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

纪检监察机关手中所掌握的监督执纪权，不是一般的权力，而是监督公权力和所有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的权力，受到更多瞩目和尊重，也面临更多风险和考验。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忠诚履职、勇于担当，始终冲锋在正风肃纪反腐第一线，赢得党中央充分信任和人民群众普遍赞誉，这比金子还珍贵，不容任何亵渎和玷污。尤其是纪委监委合署办公，监督范围扩大、权限更加丰富，纪检监察干部面临的腐蚀与反腐蚀、“围猎”与“反围猎”的考验更加严峻。而执纪执法者一旦出问题，可能会给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带来颠覆性破坏。只有从讲政治的高度认识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性，让“打铁的人”始终是“铁打的人”，才能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始终靠得住、信得过、能放心。

今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党中央给纪检监察机关定制度、立规矩，充分体现对纪检监察机关行使权力要慎之又慎、自我约束要严之又严的一贯要求，体现了党中央对纪检监察机关严管厚爱和殷切期望。纪检监察机关当以此为契机，增强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好履行党章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加强自身建设，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厚望。严格执行工作规则，把执纪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确保依纪依法、安全文明办案；自觉接受党内监督和其他各方面监督，在遵纪守法、严于律己上作表率。

坚持不懈加强自身建设，打造一支忠诚坚定、担当尽责、遵纪守法、清正廉洁的铁军，纪检监察机关才能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征程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向党和人民交上优异答卷。

第三篇：澳大利亚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澳大利亚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2013-08-26 第02版：当代世界

作者：北顾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2828

在2012年国际知名反腐组织“透明国际”发布的“2012年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上，澳大利亚位列第七。一贯以清廉著称的澳大利亚，2011年也曾爆出“史上最严重的腐败”。2011年 12月 12日，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卫生署财务经理莫尔胡?巴罗因贪污公款1630万美元被警方缉捕。昆士兰反对派就此向政府提出质疑，认为正是由于政府对财务控制薄弱，才导致挪用公款丑闻的出现。去年，工党联邦议员克雷格?托马森被指控用公款召妓，警方介入调查。在反对党动议下，议会对托马森的议员资格进行投票，托马森以两票之差侥幸逃过一劫。62岁的众议院议长彼得?斯利普在2011年11月上任后被指违规报销出租车票和性骚扰 33岁男性下属。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遂对他展开正式调查。斯利普遂发表声明，宣布暂时停止履行众议院议长职责。

虽然偶有丑闻曝光，但澳大利亚依然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这要得益于澳大利亚通过制度建设来预防腐败的做法。澳大利亚虽属英美法系国家，刑事、民事案件审判适用判例法，但对权力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却采用了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即以成文法模式，制定了一套严密的法律法规体系，基本上做到了凡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政府部门的职责由法律规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政府不许作为。每一个机构都有特别法律规定，只适用于这个部门。这既有利于政府部门依法行政，也有利于追究违法行为。

建立公务人员行为准则。澳大利亚实行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文官制度。政务官与常任文官分离，常任文官即公务员恪守政治中立原则，实行职务终身制。联邦议会通过的《公共服务法》把公务人员的核心价值观通过法律形式规范起来。公务员管理委员会还将公务人员的行为准则、价值标准以及对公务员的绩效管理办法等编印成册，甚至将《公务人员行为准则》做成书签，下发给每一位公务员，让他们牢记。澳大利亚公务员行为准则明文规定：“公务人员不得使其职责从属于他的个人利益，他也不得使其职责和他的利益处于相互矛盾的地位。他不得利用他的官方职位增加个人收益，也不容许其私人事务招致滥用信任的猜疑……”为保证上述准则的贯彻,公务人员行为准则规定：公务人员有义务向部长或常任首脑报告任何可能与其公职发生冲突的直接或间接的钱财收益；公务人员不得从事可能损害或影响其职务的第二职业；公务人员在履行职务时取得的薪金以外的任何其他报酬均需上缴政府；除特许外，公务人员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等职务；公务人员不得利用职权范围内掌握的官方信息和文件为自己或他人或任何集团谋取利益，违者处以两年监禁；公务人员私人不得接受馈赠，但不值钱的纪念品，工作午餐款待，或出于不同文化背景拒收则会招致冒犯的情况不在此列；禁止上级向下级借钱；公务人员退休或辞职后，原则上不禁止在企业任职，即使“脱钩”，也不得泄露过去所掌握的文件或事实，否则以犯法论处；不得利用过去的关系谋取优惠；公务人员不得利用官方设备从事非官方的目的；公务人员不得行贿受贿，否则课以刑罚惩戒；公务人员不得为了晋升、调动或其他便利谋求别人的帮助，也不得为其他公务人员提供这种帮助；公务人员在工作中要厉行节约,避免铺张浪费； 公务人员要爱护公物，对毁坏公物、盗窃公共财产、伪造窜改账簿、档案和报表者要处以2~7年监禁；公务人员不得冒充别人参加根据法令举行的考

试，或在考试前不正当地得到或提供试卷。

建立公共事务公开制度。在澳大利亚，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议会，其工作运行都是公开透明的。公民可以自由地进入参众两院旁听议员们辩论。不能进入议会厅旁听的公民，也可以通过电视和议会网站实况转播，了解议会讨论的情况并进行监督。同样，法律也保证任何媒体记者有权进入议会厅，并对包括在议会质问时间内所进行的激烈争论，甚至颇为粗暴的提问等情况予以转播和广泛报道。行政机关所有不涉密的信息要对外公开。《联邦信息自由法》第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应该公布有关行政机关职能和任何信息的记录，以及任何存储或记录信息的物件。对公共事务中的关键环节都要公开。比如，政府机构不仅要制定政策，同时要向各级执行政策的部门解释为什么制定该政策。又比如财政预算报告全部公开，主要内容包括财政收入、支出和预算资金，财政报告标准和主要预算合计，联邦政府部门的财政陈述，联邦机构的统计数字，联邦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近期财政动向，政府部门的财政历史数据，联邦政府和州、领地和地方政府间的关系，政府各部门向财政部报表的详细信息等。

建立财产申报制度。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为保证政府部长以上高官（政府部长均为议员）为政清廉，于1984年10月9日通过决议（此决议又经1986年2月13日和10月22日两次修改），规定议员必须登记本人、配偶及子女（指全部或主要依赖其供养的子女）的有关钱财的收益。登记表必须本人签字并注明日期。登记的项目包括股份、房地产、是否担任公司董事、债券和证券、储蓄和投资、价值 5000澳元以上的其他财产、其他收入、礼品（指官方给予的价值250澳元以上的礼品，或非官方馈赠给议员的价值在 100澳元以上的各种礼品）、接受旅行招待或款待、是何组织成员以及其他与议员公职可能发生冲突的任何好处。

建立金融和税号制度。在金融领域，1988年联邦政府建立了资金流动制度，规定凡是1万澳元以上的资金流动，金融机构要向国家管理机构报告。如果公职人员有大额度资金流动，无正当理由将被严重怀疑并受到追究。在税务领域，1991年建立了税号制度，规定每个人只能有一个税号，凡是在银行开户的人，不管开多少个账户，都要报自己的税号，以便将各个账户上的金额加以汇总。这既便于防止偷漏税款，又便于查核个人收入。公职人员大额资金收入不明，将会受到怀疑。在支付方式上，采用电子转账，不用现金结算，且所有的支付过程都记录在案，有据可查。如果公职人员有贪污贿赂行为，其非法收入是很难处理的，即便化整为零想存入银行，也会被发现有问题。依据财产申报法，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后，除本人的存款、股份和证券这几项不得公开外，其他收益和财产均可公开查看，接受有关机构和公众的监督。

建立对政府投资、财务、采购的控制制度。法律规定，超过600万澳元的投资必须经议会具体讨论。议会关注的重点不是固定资产投资本身，而在于投资能有什么贡献。如果说不清楚投资的实际意义，议会就不会通过政府投资。政府建立起完备的电子支付和资产管理系统，各部门根据预算购买物品时，很少使用现金，一般都通过财政部出支票，并在财政部报销，从而减少腐败机会。澳大利亚拥有较为健全的政府采购风险防控制度。针对政府采购拟定了指导方针，采购的每一步都有详细的法律指导和案例指导，要求所有公务员必须遵循。如果偏离了这个指导，就要把理由记录下来，同时要将采购全部过程都记录在文件上，比如多少人投标，投标人的情况，没有中标的为什么失败等。采购的细节要公开，如所有的商业机会、签署合同的细节、投标人失败的原因、核心采购政策和原则的执行等。根据需要，审计部门要介入采购过程，进行全过程审计。

第四篇：英国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英国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2013-09-02 第02版：当代世界

作者：北顾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3256

1993年，英国首相梅杰发起了一场“道德回归”运动。当时，街谈巷议盛传一些议员在收钱后代提议案和替商人获取情报。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泰晤士报》派出两个干练记者，在1994年秋打扮成药商，相继请10名议员在议会上替其药品生意说话，并且许诺每提一个问题将给1000英镑的报酬。意外的是，竟有 6名议员欣然赞同这种官商勾结的交易。过了几天，果真有 2名议员就药品问题向福利部长提问，但他们暗地里却收下了“药商”所开的两张 1000英镑的支票。在掌握了真凭实据后，报社毫不客气地在《泰晤士星期刊》上对此事全盘曝光，令全国哗然。在这种情况下，梅杰任命一个由诺兰主持的生活标准委员会开展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下院651名议员之中有245名议员在院外作兼职，其收入高出了法定年薪的3倍。于是，1995年，在梅杰政府的推动下，诺兰委员会提出了严格部长以及公务员的公职生活准则的意见，规定部长以及特别顾问应遵守和国家公务员相类似的规则，如果要加入公司，须有两年的隔离期；对公共咨询和管理组织的管理人员，提出了人事任免和公开性方面的建议，认为应由一名任免委员会的委员来调整任免程序，所有的任命都

须听取其职能小组或者独立委员会的意见。

实际上，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也是现代政治腐败的鼻祖。虽然英国不时会曝出大大小小的丑闻，却不至于扩展成大范围权钱交易和严重的政治腐败，这与其权力运行制度的构建密不可分。早在 1889年，英国就颁布了首部反腐败法，即《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其后，英国分别于1906年和1915年两次颁行《防止腐败法》。二战后，英国在1948年颁行的《人民代表法》、1962年通过的《北爱选举法案》、1964年颁行的《许可证法》、1972年制定的《北爱地方政府法》、1988年通过的《犯罪审判法》、1989年通过的《地方政府和住房法》、2001年制定的《反恐、犯罪和安全法》等等，都针对政府官员的行为制定或添加了新的法律条文。2003年3月，布莱尔政府又公布了新的《反腐败法》。长期以来，英国在透明国际的排名中其廉洁指数均比较靠前，这是英国加强制度建设的结果。

防止权力滥用行为，英国主要依靠文官制度。英国有一套完整、具体、实用的行为法规，用以规范公务员的行为。英国的公务员制度始于 1854年，公务员约有 60万人，共分为 12级。与推行高薪养廉的国家不同，英国文官收入并不很高。低级和中级文官的薪水与非文官同等人员差不多。高级公务员待遇相对较高，但比起在私营公司任职的经理们仍差距甚远。英国公务员之所以比较廉洁，是因为英国有一套较完善的公务员招聘、培训、任用、管理和监督的制度，对公务员必须遵循的六条原则，即诚实、负

责、客观、政治中立、保密、公平，以及公务员的职业保障、权利保障、行为规则、活动意向、活动幅度和活动程序都做出了详尽规定。英国文官守则的总纲规定非常明确，文官必须效忠于国家，诚实正直，不能将个人利益置于职责之上，不能以权谋私。为此，守则作了许多具体规定。例如，公务员持有或者将获得可能和本人工作的部门利益不符的公司股份时，须报告或者请求上级；不能泄露经济情报；不能利用工作的便利而得到的信息用于投机；禁止接受与工作有关的个人或者单位的礼品、馈赠和酬金，以及他们频繁或者定期的宴请；不能从事第二职业。而文官出于外交礼节，不便谢绝礼品时，受礼前要请示，受礼后应交公处理。同时，英国政府还把道德建设作为公务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了政府工作“无私、正直、客观、责任感、公开、诚信、领导才能”七大原则，并对每条原则都做出了详细解释。与此同时，又相继制定了国会议员行为准则、特别顾问行为准则、部长行为准则、公务员行为准则等，从制度上保证了公职人员的廉洁从政行为。

建立财产申报制度。1883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财产申报的法律，即《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规定了议会中议员选举费用的限额和对选举舞弊的刑罚。法律规定，如果官员个人财产与其正常收入之间存在差距，就必须作出解释和说明。如不能提供合法所得的证据，就会被认定为灰色收入，进而被治罪。此外，瑞德克里夫——莫德委员会于1973年提出了关

于财产申报等预防腐败措施的建议，对于议员的佣金、从公司获得的利益、从地方政府的土地获得的利益，实行强制登记。英国的官员分为议会议员和公务员两类。议会议员实行收入状况披露制度，要把各种收入、福利和形形色色的好处摆在明处。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免费旅游等福利，以及官员从事咨询、写作、讲学和协助他人经营等活动的所得收入，必须逐一申报。英国普通公务员申报财产和收入只限于本人，其子女、配偶、父母和其他亲属的收入和财产不需申报。

建立政务公开制度。社会监督是对政府运用职权的有效制约。如果权力的运行是公开透明的，权钱交易就变成了一种困难的行为。英国《信息公开法》规定，公共机关有义务向信息公开申请人提供信息。被申请提供信息的公共机关有义务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请人是否拥有被申请的信息；如果拥有该信息，应当向信息申请人提供所申请的信息。公共机关拥有的信息除了例外信息都应当公开。如果信息公开的申请被公共机关拒绝，申请人可以通过一定程序获得帮助。这些程序包括信息专员的帮助、信息裁判所的帮助和法院的帮助。以公务用车制度为例，政府车辆处有各级负责人的名字、基本工资、加班费、车贴等等，透明度高，不仅列入报告交议会审核，而且全部在网上公布。英国首相及其政府大臣的公务活动和经济状况也同样高度透明。

通过制度建构，加强腐败预防工作。1889年，英国颁布了第一部专门反腐败法《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该法严格禁止公共

机构成员的主动或被动的贿赂行为。依据该法，任何行使公共职能或法定职能的机构均被认定为公共机构，公共机构的任何人员被严格禁止在与公共机构有关的任何交往过程中收受或者要求收受、同意收受任何形式的礼物、贷款、费用、酬劳或利益，也严格禁止他们在此类事务中承诺或提供任何形式的礼物、贷款、费用、酬劳或利益。此外，对上述公共机构成员的腐败行为，该法还规定了严厉的惩罚：对犯有此类行为的公务人员可处以6~7个月的监禁，还可加上不设上限的罚款，有的还可能获得像解除公职、从犯罪之日起5年内不得担任任何公职，第二次再犯类似罪行永远不得担任任何公共职务，而且从犯罪之日起5年内剥夺其在议会和其他任何公共机构选举中的选举和投票权、剥夺获得养老金的权利等处罚。1906年，英国在修订《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的基础上，颁布了《防止腐败法》，将禁止公共机构成员贿赂的适用范围扩大，规定不仅适用于公共机构的工作人员，而且适用于公共机构本身。1916年，英国又对《防止腐败法》作修订，进一步将适用范围扩大到一切地方性和公共性机构。2003年3月，英国政府又颁布了新的《反腐败法》。按照新法的规定，“英国公民或根据英国任何一个地区的法律注册设立的机构在英国以外的国家或领土上发生的贿赂行为”都要受反腐败法的约束。

根据《防止腐败法》，英国政府内阁和文官部都制定了相应的规则。其中比较重要的规范有：关于公务员合同签订中的行为，如果有人在签订合同前获得优惠而给予或暗示给予礼物，公务员应当及时向上级报告这一情况；凡与正式合同有关的任何官员，均不得将自己的住址透露给合同对方。在应酬活动中，政府官员在接受礼品和宴请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权，可以接受与本部门有日常工作联系的团体和个人的礼品和宴请，也可以接受重大节日（如圣诞节）的赠礼或宴请，但事后必须向主管部门或部门长官汇报，由其裁决是否有受贿因素，必要时予以纠正。对于与部门工作有关的招待会、午餐会、鸡尾酒会等邀请，明确规定只有部门首长或技术、业务主管可以代表本单位参加，其他人员须事先得到其主管官员的批准，否则不能接受；一时无法获得上级批准的，事后也要及时向上级汇报。为了防止假公济私，规定政府官员不得接受与行使公务有影响的、需要回礼和回请的大额礼品或宴请，如果官员因此于事后作出对给予好处的当事人有利的裁决，便构成轻罪。

第五篇：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2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据1月23日《人民日报》）

应该说，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是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反腐倡廉建设全局性、基础性工作。只有将制度建设贯穿于反腐倡廉各项具体工作之中，用制度规范各级领导干部的从政行为，逐步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权力运行和制约监督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才能不断巩固和深化反腐倡廉工作成效。

这些年来，各级党组织一直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坚持一手抓教育和惩治，一手抓制度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把权力运行置于阳光之下，对于减少腐败滋生的土壤、压缩腐败的藏身空间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不可否认，我们的制度建设与反腐倡廉形势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一些领域还存在制度缺位、制度滞后的问题，有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有的缺乏系统配套，有的执行没有完全到位，制度建设的任务还很繁重。这些年发生的一些腐败案件，反映出反腐倡廉制度还不够健全，还存在漏洞和缺陷。凡是腐败案件无一不是制度缺失、执行不力的结果。

正因如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制度建设，下决心、下气力解决好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努力形成一套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最大限度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提高反腐倡廉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要加快建立健全一套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和监督机制，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党内情况反映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党内民主决策制度以及落实重大决策报告制度，建立健全决策失误纠错改正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积极推进党务公开，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及时公布党内信息，畅通党内信息上下互通渠道，创新公开形式，扩大公开范围。要建立健全“三重一大”制度，对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大额度资金安排使用，必须经过集体讨论做出决定。

反腐倡廉，监督是关键，制度是根本。邓小平同志曾经深刻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各级党组织要以创新的思路、务实的举措、有效的方法来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做到令行禁止、违者必究，坚决维护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因素、缩小个人权力，最大限度地防止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使之成为广大党员干部保持清正廉洁的“保护伞”、远离腐化堕落的“防火墙”，以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效来维护保证我们党和政权肌体的高度纯洁。

习近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有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