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山法院调解工作汇报09.3.31

第一篇：三山法院调解工作汇报09.3.31

芜湖市三山区人民法院

调解工作汇报

一、民事调解工作基本情况

（一）民一庭

2008年，民一庭共受理案件427件，结案426件，结案率99%，其中调解171件，撤诉77件，调撤结案共计248件，调撤率58%。

案件类型上，追索劳动报酬纠纷125件，调撤124件，调撤率99%，占调撤案的50%，居于调撤首位，其次是婚姻家庭类纠纷109件，调撤44件，调撤率40%，占调撤案的18%。另外，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等其他类型案件占调撤案件的32%。

民一庭案件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新类型案件不断涌现，利益诉求多样化、复杂化。除传统的婚姻家庭、财产继承以及分家析产、财产权利、权属争议案件以外，还有大量的劳动争议案件，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二是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就业方式的转变，劳动争议案件呈上升趋势。这类案件容易引起矛盾激化，处理不当，即会影响社会稳定；三是由于区划调整，在城乡一体化的复杂背景下，很多农村的土地被征用，引发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增多，这类案件利益冲突加剧，容易造成连锁反应，带来群诉群访。因此依法妥善化解矛盾纠纷，保障和谐社会建设，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最为紧迫的任务。

（二）民二庭

全年共收各类案件153件（含公示催告1件），审结148件（含公示催告1件），结案率96.73%。其中调解、和解、撤诉114件，占总结案数77.02%。案件涉及借款合同102件，买卖合同29件，其他类合同22件。

民二庭主要是经济类案件，涉案标的比较大，处理不当往往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调解工作应建立在对当事人释明是非责任、解析法律关系的基础上，采取当面、背靠背、律师、亲戚等参与协商等方式，力求把案件的审判工作与社会的和谐统一起来，达到“案结事了”的目的。

二、主要做法和成功经验

我院在民商事审判工作中，充分发挥化解社会矛盾、保障群众权益、调节利益关系、推动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公平正义等多重职责，取得了良好成效。

（一）树立大局意识，注重民事审判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

人民法院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我院从促进社会和谐出发，依法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努力做到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确保各类民商事案件严格依法办理，各类民商事纠纷获得公正裁判，各类民商事主体合法权益受到平等保护。要求我院全体审判人员首先在思想上牢固树立“三个至上”的社会主义司法理念，从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高度充分认识民商事审判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把民商事审判工作臵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去统一谋划，准确把握民商事审判职能的科学定位，在服务大局的过程中实现民商事审判工作的全面发展。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切入点和着力点，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积极协调、妥善处理了一批冲突激烈、矛盾复杂的案件，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例如，民一庭王梅香等117人诉芜湖市达意服饰有限责任公司追索劳动报酬案，芜湖市达意服饰有限责任公司倒闭以致拖欠该公司117名员工2至4月工资计16.425万元，原告王梅香等诉至本院要求被告给付。考虑到工厂倒闭导致拖欠员工工资，农民工及其家属聚集在有关部门和机关门-2员要拥有丰富的审判经验，能够大胆运用法学理论来裁判案件，尤其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不拘泥于法条，而是根据法理、案件的性质、目的进行裁判，并充分运用调解的方式来填补法律漏洞，使案件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例如，民二庭在审理合肥国力公司与杨可胜买卖合同纠纷案中，因原告为了延续诉讼时效，而画蛇添足的提供了一张40000的收据，致使本案因此证据的提交而多收被告27500元，故被告提起反诉要求原告赔偿因保全错误造成的180000元损失。合议庭发现买卖合同中约定所有权保留条款，即被告在没有付清全部货款之前，标的物仍归原告所有。我们根据庭审中双方提供的证据，合同的性质、付款时间、交易习惯、盖然性原则，推定被告并没有支付原告提供的为了延续时效的那笔款，及时行使释明权，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行使取回权，合议庭支持了该请求，并驳回被告的反诉请求。此案，如果单纯适用买卖合同中的债权请求权，势必千万原告败诉，社会效果将非常糟糕，因为欠款不还，原告不仅要不到欠钱，还要承揽赔偿损失的责任，法的价值导向就会出现偏差。后经承办法官努力调解，双方当事人最终选择和解，避免了判决带来不利的社会效果，将此案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四）注重调解艺术，充分利用法律对调解的利好空间。调解工作是解决诉讼纠纷的首选方式，也是构建和谐社会所提倡的办案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从有利于促成调解的前提出发，同时又能保证案件不超过法定期限，规定了两种期间不计入审限：一是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的期间。当事人在庭外通过协商自行解决纠纷，诉讼进程应由当事人把握，法院不应进行干涉。二是在答辩期满前调解不成，各方当事人同意继续调解的，延长的调解期间不计入审限。如何利用好法律对调解工作的利好空间，最大限度地发挥调解优势，是值-4

（六）送法进村，整合民间的、行政的调解力量，建立调解工作室。

在我区“三办一镇”设立调解工作室，是我院创新工作机制，促进社会和谐，减少当事人诉累的新举措，主要以民一庭案件为主线，整合民间的、行政的调解力量，最大限度地发挥法院调解职能，切实践行司法为民服务理念。具体操作如下：

1、选取适当案件。对涉及婚姻家庭、邻里关系、土地承包等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简易程序案件是调解工作的重点。作为群众实际生活中常发生的纠纷，我们可以欢迎广大群众前来旁听，借助调解中的实际案例开展法律宣传工作，使当事人不仅解决了矛盾纠纷，同时也学习和懂得了相关法律知识，从而提高当事人的法律意识。

2、发挥基层组织的调解力量。镇政府、村委会、居委会这些基层组织与广大群众接触较多，对群众之间的矛盾也比较了解，在群众中的威性也较高，我们在开展调解工作中，也要充分利用这些有利资源，增加调解成功率。在工作中，尝试将一些案情明了、有调解基础的简易程序案件在立案后交由基层组织在调解工作室进行调解，并对其调解工作进行法律上的指导，对基层组织调解达成的协议，通过法律程序予以确认。

3、做好“文明调解”工作。调解工作室不同于法庭的关键在于其轻松的氛围，而作为调解法官，也要以热情的态度和积极的方式开展工作，一方面让当事人有话敢说，有话要说，另一方面从法律的角度帮助当事人分析问题，在轻松的氛围中化解矛盾，达到“案结事了”的效果。

4、畅通沟通渠道。一是畅通院内沟通，认真听取院党组对调解工作室的指导意见，落实院党组对调解工作室的工作意图；二是要畅通庭室沟通。庭内人员加强业务交流，共同探讨研究调解方式，提高调解能力；三是要畅通群众沟通，调解工作案件源于群众，结果的落实也在于群众，对于群众给我们提出意见和建议，应当认真听取，不断改进和完善。

5、总结调解成绩，-67-

第二篇：论述法院调解

论述法院调解

法院调解，又称诉讼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民事权益争议进行自愿、平等的协商，已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

法院调解有利于彻底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减少诉讼程序，同时有利于进行法制宣传、预防纠纷。具有以下特点：首先，法院调解具有广泛的适用性。除了适用特别程序审理以及其他不适于用调解的案件外，对于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案件都可以适用调解程序。其次，法院调解使用与民事审判的始终，即在庭前、庭审中以及庭审后判决宣告前都可以适用。

关于法院调解的性质，我国采取审判行为和处分行为结合的说法。即法院调解既是当事人之间自主处分诉讼权利的表现，也是法院行驶审判权，结束诉讼的一种方式。据此，就可以清晰地区分法院调解与当事人和解，二者不仅性质不同，效力也因为法院的参与不同。

进行法院调解一定要遵守相应的规则。首要的原则就是自愿原则。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在程序上，即调解的启动上必须遵守当事人自己的真实意愿，法院不可强制。第二，实体上，即调解的具体内容上要遵循当事人的意愿，法院可以提出调解方案，但不可以将其强加于当事人。其次是合法原则。也包括两方面：第一，程序上合法。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法院调解的程序作了详细的规定，人民法院在适用时必须严格遵守。第二、实体上合法。即达成的调解内容不得违反国家的法律规定、不得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再次是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原则。该原则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在诉讼上的具体体现。

法院调解的启动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当事人主动要求调解，法院准许。第二，法院依职权询问双方当事人，取得双方同意后开始。第三，法院不需经过双方当事人同意直接进行调节，比如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部分案件（婚姻家庭纠纷、劳务合同„„）在审理时必须先进行调解，无需征求当事人意见。

法院调解的过程中，必须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或其特别授权的代理人参加，已公开或者不公开的方式进行。调解结束后，如果制作了调解书，双方当事人都签收以后生效。如果没有制作调解书，则达成的调解协议或调解笔录经双方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在上面签字后即生效。达成调解后，诉讼即告终结，同时双方不得就同一争议再另行起诉。一方如果不履行义务，另一方有权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三篇：大调解工作汇报

青莲镇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建设工作的情况

汇报

为加快推进我镇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体系建设，确保全镇“大调解”网络体系建设工作任务的圆满完成。根据高坪区委、政府[2010]46号文件精神进行全面建设，建成镇、村（居）、村（居）民小组和各部门、各行各业的调解组织网络，实现了调解工作全面覆盖。现就我镇开展“大调解”体系建设工作的情况汇报如下：

一、领导重视，全面构建调解组织网络体系

1、我镇成立了矛盾纠纷“大调解”领导小组，由党委书记任组长，镇长、副书记、人大副主席任副组长，党政办、派出所、法庭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主要负责全镇矛盾纠纷“大调解”的管理、协调、督促、督查、督办、考核等工作。

2、领导小组下设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负责日常工作。矛盾纠纷“大调解” 协调中心由综治维稳专职副书记牵头，司法、信访、维稳、民政办、卫生院等有关部门从事行政执法或调解工作人员组成。成员单位按照“有事则聚、无事则散”的联动工作机制，主要根据矛盾纠纷的类别和发生地确定参与调解部门和具体负责人。主要职责：负责需要联动调处矛盾纠纷的接待、受理、调处或分流指派；协调跨村（居）、跨单位发生矛盾纠纷的调处工作；负责调解员的培训；成立人民调解督导组，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检查、督促、指导。

二、措施具体

1、配齐人员，加强队伍建设。由综治维稳专职副书记任专职副主任，综治办、司法所、群众工作办为骨干，镇级政府内设机构和各单位负责人为成员；协调中心日常工作人员有4人，其他相关部门也遵循“有事则聚、无事则散”的联动工作机制原则。主要职责：负责辖区范围内各类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和信息上报；加强村（居）人民调解工作检查、督促、指导。

2、建立完善村（居）、单位调解组织，确保覆盖全镇各村（居）、各单位设立矛盾纠纷调解室，每个调解室落实专门人员。主要职责：调解合同、婚姻等纠纷和其他民事纠纷，调解由民间纠纷引发的治安案件和矛盾纠纷双方当事人自愿要求行政机关调解的民事纠纷。

3、配齐配强村（居）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吸收有文化、有素质、有调解经验人员进入人民调解委员会，特别是吸收一些德高望重有群众威信、有法律、有政策水平的退休干部、基层干部等人员参加。主要职责：负责辖区内矛盾纠纷的排查、调解、信息上报等工作。

三、制度健全

建立有七项主要制度：

1、矛盾纠纷排查和预警制度。

2、“三三”调解制度和“特邀调解员”制度。

3、定期会议制度。

4、培训制度。

5、重大事项通报制度。

6、联动协调制度。

7、协调、督促、督办制度。

四、程序完善

1、完善调解效力机制。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的矛盾纠纷，严格按照程序办理；除事由简单、能及时办结的案件外，应如实记录调解过程，达成协议的要出具调解协议书，并及时送达双方当事人，确保调解文书合法、有效。

2、矛盾纠纷调解实行“属地管理”原则。村（居）调委会、镇“大调解”协调中心等有关部门本着案结事了，便民、快捷、高效原则，实行首按负责制。由首按人负责分流、调处或跟踪矛盾纠纷的调解，随时了解动态，稳控双方当事人，不得互相推诿，防止矛盾激化。

3、人民调解程序。原则按照《青莲镇矛盾纠纷调解流程》开展工作。

4、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理。

五、工作衔接

1、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案件信息通报制度，每周镇“大调解”协调中心和综治办、司法所等部门以书面形式进行一次调解案件信息通报。

2、建立“大调解”组织之间调解员互请互聘制度。

六、管理规范

1、一般纠纷调解成功后，只填制《矛盾纠纷受理调解登记表》并归档即可；疑难重大纠纷应一案一卷。

2、调解文书制作要求：

（1）、调查笔录及相关证据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2）、调解协议书要权利、义务具体，履行时间、地点明确。

（3）、回访记录要求记载协议履行情况，当事人对矛盾纠纷调解意见。

（4）、调解案件适用法律、法规明确。

（5）、签名捺印规范。

七、效果明显

1、将调解工作纳入综合目标考核。

2、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主管单位层层签订责任书，层层考核，严格兑现奖惩，每年对调解工作成绩突出单位和个人实行奖励。

3、督促、督查、督办有力

（1）、镇“大调解”领导小组加强对调解工作的督促、督查、督办，对结果及时向主要领导反映。

（2）、对可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或越级上访矛盾纠纷，由镇“大调解”领导小组研究，协调落实包案单位和责任领导，限期调解结案。

通过全面构建我镇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将使我镇进一步加强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并深化农村平安建设，为全力化解各种矛盾提供一个全新的平台，为推进我镇经济建设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全新的环境，为构建和谐平安镇镇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第四篇：论法院调解制度

论法院调解制度

发布时间: 2009-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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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西市鸡冠区人民法院民一庭 谭宝昌

内容提要 法院调解，亦称诉讼调解，是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民事争议的活动和结案方式。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自愿、平等原则很好地体现了法院调解的本质，但由于我国采取的调审结合、交互运行的调解模式往往会造成调解与审判的混同，不利于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因此本文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经验，重点分析我国调解制度的存在问题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并就如何对其进行制度完善和改革提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 法院调解 制度 完善 改革 建议

一、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特点

（一）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历史

法院调解，亦称诉讼调解，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自愿就民事权益的争议，平等地进行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所进行的活动。在我国调解制度可谓源远流长，原始社会纷争的解决基本上都采用民间调解的方式，到了阶级社会，调解更是被官吏及普通老百姓所接受，调解制度在中国古代之所以这么盛行，是由于深受儒家贵在持中、贵在尚中思想及“合文化”的影响。中国作为一个“礼仪之邦”，儒家的纲常伦理深深的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普通性的社会规范和社会行为的价值标准，这种文化传统使调解的作用经久不衰。同时也正由于调解的盛行，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整套的制度，为以后西方国家把调解作为“东方经验”而加以借鉴提供了依据。当然，这种制度辨明是非、平息纠纷对于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状态，对于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稳定发展确实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又因为调解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及宗法关系的基础上的，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秩序为目的，忽视了个人的权利，所以又具有明显的落后性。它要求通过劝和的办法折中妥协的解决双方的纷争，追求息事宁人的效果，这不利于维护当事人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不利于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从而不利于法治的形成，与现实的市场经济所追求的法权要求明显相悖。

现阶段，在我国人民法院审理的全部民事案件中，调解结案的比率 虽然呈下降趋势，但与判决相比仍占绝对多数，这也与我国现存的民事审判方式有关，在我国的审判方式中，调解占据重要地位，并且已形成“调解型”的民事审判方式，这种模式虽然已暴露出许多弊端，但并不全是调解制度本身的问题，调解作为处理和消弭纠纷的一种方式，确实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和重要的作用，且与我国特定的文化历史、法律传统、心理定势、经济基础、基本国情等诸多背景因素紧密相连，在审判实务中也具有不可替代的实用价值，如避免可能因此而造成的反目成仇，促使他们心平气和的达成协议，以及对改革我国诉讼模式的超职权主义也可起一定的作用。

（二）法院调解的基本模式

根据调解和审判间的关系的不同，各国的法院调解制度大体上可分为以下3种模式：

1、调审结合式。即法院调解与审判没有分开，没有专门独立的调解程序，调审互相结合、交互运行。德国、法国和我国均采用此种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德、法等国的法院调解是通过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的方式进行的，通常使用“和解”来表述。但由于这种“诉讼上的和解”的达成是在诉讼中进行的，法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且和解协议具备形式上的法律效力和实质上的确定力，与我国民诉上的和解含义（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1]）完全不同。本质上与我国的法院调解的含义是相同的。[2]

2、调审分立式。即单独设立调解程序，同审判程序并立，一般将调解作为审判的前置程序。调解成立，调解协议书具有类似判决的法律效力；调解不成立，则转入诉讼程序，进行审判。日本、丹麦、中国台湾省的法院调解均属于这种模式。[3]

3、调审分离，审前调解。即将调解程序从审判程序中分离，作为处理民事纠纷的另一种方式。放在审判之前进行，代表国家为美国。[4]

（三）我国法院调解的特点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是从抗日根据地时期的司法工作沿袭而来。历经了六十多年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被誉为“东方经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曾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我国曾经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制度以及对法治的相对忽视，法院调解制度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计划经济的烙印，具有强烈的职权主义特点。从本质上来看，我国法院调解采取的是调审结合模式，但在具体操作上却与其他实行调审结合模式的国家有诸多的不同。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和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相结合的产物。当事人就争议的实体权利和义务，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协商，达成协议则结束诉讼；未达成协议则进行下一诉讼程序，这种调审紧密结合、交互进行的方式在计划经济时代曾起到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已经越来越显示出了它的滞后性。

二、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存在问题及消极影响

(一)调解必须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

《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因此在事实未查清楚的情况下，即使当事人之间已经达成了调解协议也不能结案。笔者认为该原则值得商榷：

1、它混淆了判决和调解的界限。“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5]。查清事实、分清是非是判决的前提条件，调解和判决二者手段不同、程序不同、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范围不同，其前提条件也应有所区别。

2、不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当事人接受调解的目的就是为了缩短诉讼时间，减少诉讼成本，而如果调解必须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的话，则当事人被迫继续举证，法院被迫继续组织质证、认证，从而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占用有限的司法资源。

3、与民事诉讼法其它规定相矛盾，违反了民事权利合法自由处分（私法自治）原则。《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它肯定了当事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放弃自己的民事权利。而在没有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情况下，当事人即达成调解协议，正是当事人行使自己处分权的一种表现。因此法院强令当事人不得放弃这一诉讼权利实际上是剥夺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同时也是对当事人法律权利的一种侵害。

（二）审判的公开性与调解的不公开要求发生冲突。

审判公开是民事审判的一项基本原则,除了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以外,其他所有的案件都应当公开审判,包括允许群众旁听,允许记者采访报道。调解与此不同,调解需要和谐气氛,没有必要在公开场合进行调解。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贯穿于审理活动的全过程,即使在庭审过程中,在公开的法庭上,也应当根据自愿合法原则进行调解。然而,由于法庭是一个严肃的场所,再加上群众的旁听,当事人往往难以达成调解协议。

（三）调解的规定过于简单，容易使调解形成强制合意。

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的规定仅数百字，对调解中的许多具体做法并未作具体规定。在调解适用阶段上，法律未具体规定，只是笼统地规定在判决或裁决之前的任何一个阶段可适用调解。在调解的组织形式上，规定随意。民诉法第86条规定调解既可以由审判者一人单独主持，也可由“合议庭主持”，使当事人无法判定调解意见到底是法官个人意见还是合议庭意见。这些简单的规定也大大促使了审判人员在调解适用上的随意。在我国现行制度环境下,审判人员在调解时容易使调解形成强制合意。审判人员为了回避判决带来的风险，往往利用特殊身份劝说甚至诱逼当事人接受调解。当事人迫于对可能产生的不利判决以及主审法官的畏惧，通常可能迫于压力而被迫达成合意，这就形成了强制的合意，违背了合意的本质要求，使调解的正当性失去基础，甚至是不平等的调解方案。另外，审判员在合意庭评议之前对当事人进行的“分清是非、说服教育”的工作，如果与合意庭意见不合，也缺乏法律依据。

（四）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的规定本身尚有矛盾。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 条规定调解是“当事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肯定了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对案件本身客观真实的放弃。但第7条又规定了案件的审理“必须以事实为根据”，第85 条又规定了调解必须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进行。这样，即使当事人之间已经达成了调解协议，事实未查清也不能结案。审判是强制性的解决纠纷的方式,这就在本质上要求审判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规则,要给当事人充分的程序保障,并且应当查清事实分清是非。调解与此不同,它是建立在双方当事人合意基础上的较为灵活的解决纠纷方式,并非一定要严格遵守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审判程序,也并非一定要像判决那样查明事实。当事人接受调解的目的就是息讼，减少诉讼成本。结果为了查清事实，又不得不继续审理。违背了调解的本身所具有的效率优势，同时是对当事人法律权利的一种损害，不符合法律的基本精神。

（五）缺乏对调解过程的有效监督。

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地区法院都建立了错案追究制，将主审法官的错案率与工资待遇、职务升降等直接挂钩。这就导致主审法官在审判时面临着判决可能产生错判的风险压力，特别是在一些法律依据比较含糊或不完备以及当事人双方证据势均力敌的情形下，为了规避风险，法官往往会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进行调解劝说，甚至有可能进行威胁。因为主审法官在调解中得到的好处相对于判决而言，几乎没有多少风险可言。另外，律师也可能在调解过程中配合法官劝告当事人息讼。因为缺少监督和法律风险的调解简单而有效，对律师而言，不仅省时省力且可以与法院搞好关系。[6]这一切都导致了调解结果有欠公正的可能性，与民事诉讼的目的有悖。

综上所述,自由与效率价值在现行的法院调解制度中得不到充分的、有效的实现。

三、我国民事诉讼中调解制度的完善

针对我国法院调解在立法及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国理论和实务界提出一些建言。主要的观点有全盘否定说、审前调解说、全程调解说。

（一）全盘否定说

全盘否定说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应当完全取消法院调解,即取消现行立法意义上的法院调解,但这并不是说民事诉讼中不允许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依民法的自愿原则和民事诉讼法的处分原则,当事人在诉讼中具有和解的权利, 因而能够依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达成和解解决纠纷。就诉讼上的和解而言,在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之前,审判人员是无法主持、无法实际介入和干预,因而也难以将其意志和影响力渗入和解中,[7]诉前调解说主张像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那样,把法院调解作为审判的前置程序加以规定,设调解庭,专司调解工作。[8]

（二）审前调解说

审前调解说认为,无论是从调解结果的公正性,还是从诉讼成本的节约方面来看，审前调解比其他几种调解模式更适合纠纷的解决的需要。它以当事人自由合意的运行方式来积极回答对“审判式效果”的社会心理,同我国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强化审判、弱化调解”的基本思路相一致,应成为我国法院调解模式的改革方向。审前调解仅适用于一审庭前准备阶段。

（三）全程调解说

全程调解说认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原则和制度既有实践经验的基础,在原理上也并不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处分原则,符合民事纠纷解决的特点和规律,并且与现代世界民事司法改革的趋势殊途同归,无取消之必要。调解原则仍应作为基本原则贯彻于诉讼程序的始终,并应该强调法官的调解义务。但可以在普通程序中通过确立审前准备程序,加强审前调解;同时,把审判中的试行调解时机调整到法官认证之后判决之前。[9]

笔者认为,在考虑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时,我们既不能夜郎自大,盲目排外,又不能囫囵吞枣,照搬照抄。要总结我国法院调解的经验教训,又要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在此，美国和德国的做法都值得我们借鉴。完善法院调解制度的基本目标是落实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的合意，保障当事人在调解或和解过程中的意志自由。为此,笔者总体上赞同全程调解说。对于一审普通程序而言,应当注重审前准备阶段的调解,即调解主要在审前进行,随着审前准备程序的改革,审前准备阶段将成为一个独立的阶段,在此阶段,当事人完成了起诉与答辩,甚至完成了证据交换,双方各自对对方的观点及双方争议的争执点有了基本的认识,此时,法院可以通过适当方式进行调解,如有的法院开预备庭进行调解,调解是基于当事人的自愿,审前准备阶段的调解是不公开的。在开庭审理阶段,如果当事人愿意自行和解的,可以自行和解,要求法院出面调解的,法院也可以帮助当事人和解。在二审阶段,也可以按此去做。审判公开并不意味着调解也要公开,庭审中的调解原则上应当是不公开进行。在法官进行调解时,法官可以视情况命令所有的旁听人员包括新闻记者都退出法庭。当然,调解需要案外人协助时,协助调解的人员不应退出法庭。法官也可以决定将法庭移到适宜调解的地方如法官的办公室进行调解。当事人双方愿意在公开的法庭上调解的,法官也可以在公开的法庭上进行调解。调解或和解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并记入法院笔录后,即产生与终局判决一样的效力。

四、我国民事诉讼中调解制度的改革

随着民事审判方式发展改革，建立和完善与人民调解工作相衔接的简捷、经济的诉讼程序近年来，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的案件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一方面人民调解没有起到“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增加了人民法院的负担。另一方面，人民调解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这是因为我国现行法律对调解协议效力规定不明确，人民调解组织在实际工作范围、组织形式、队伍素质等方面与社会发展不符。对于一些不遵守调节的纠纷情况束手无措，或者置之不理任其发展，到最后把部分可以用调解能解决的问题诉诸法院。此时人民法院也应该进一步加强诉讼调解工作，认真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通过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使当事人自愿作出调解协议，努力使法院调解起到重要的作用，无形中提高办案效率和质量。

（一）法院调解的适用范围

1、在适用诉讼阶段上，我国法院调解的适用范围十分广泛，无论是庭前、一审、二审还是再审阶段都可适用。

2、在适用可调解案件范围上，除一些非诉案件外，其他一切涉及此事权益的案件和经济纠纷的案件都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应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诉讼调解一些改革，凡涉及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劳务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合伙协议纠纷、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在开庭审理时，应当先行调解。[10]

笔者认为，在诉讼阶段上，法院调解仅适用于一审庭前准备阶段，在诉讼的其他阶段，不再适用调解程序，同时完善诉讼中和解制度作为补充。在适用案件范围上，并非所有民事案件都适用调解。首先，适用调解的民事案件必须是涉及民事权益纠纷的案件。而对于特别程序的案件，如宣告公民失踪或者死亡等以及法律推定为理论基础的督促程序案件、公示催告程序案件等，并无明确对立的双方当事人，因此，无法适用法院调解。其次，对一些严重违反国家法律的民事经济案件，不适用调解。否则无法对这些案件进行经济制裁，违背了立法意图。如对于确认违法的经济合同无效的诉讼案件中就必须以判决的方式。因此，法定的可调解案件范围应排除以下几种：（1）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2）严重违反法律，侵犯国家、集体或他人合法权益的案件；（3）涉及确认民事行为无效的案件。

（二）规范法院调解的方式

我国民诉法及相关解释并未规定法院调解应采用的方式。实践中最为流行的则是所谓“背对背”的调解方式，即法官与当事人各自协商，在双方之间穿针引线，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一致的意见。实际上采用这种调解方式达成的协议大多数是在双方都不曾知道对方的真实意思下形成的，与调解的自愿合法原则背道而驰。笔者认为，应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经验，对调解的方式应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原则性的规范，即从调解开始，进行到达成协议必须是双方当事人或代理人共同在场的情况下方有效。这样有利于杜绝调解人员的暗箱操作，有助于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自由协商达成协议。

（三）关于调解效力问题

对调解协议的生效方式也作了特别规定，当事人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经审判人员审核后，双方签字或捺印即生效，该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字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民诉法规定调解成立的效力等同于生效的判决效力。但却规定不得就调解协议提出上诉，笔者认为这与两审终审的原则相悖，其限制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即使调解是在当事人合意的基础上达成的，但却不能否认调解协议有可能存在错误，或者一方当事人被迫的情形存在。因此，应该允许当事对有缺陷的调解协议申请再审予以补救。

（四）关于调解无效的认定标准

关于调解无效的认定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规定：“调解协议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案外人利益的；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第13条规定：“当事人各方同意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者盖章后生效，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后，应当记入笔录或者将协议附卷，并由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者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拒收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效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另一方当事人可持民事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即调解协议达成后，一方反悔也不能确定调解协议无效。

在这个不仅经济发展迅速而且人们思想行为也尤为变化无常的社会，如果要保证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就必须要做好如何对待纠纷的对策，在这些对策的发展中调解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把各个阶段的调解工作做好，才能使案件得到有力的解决，对方便人民群众诉讼，提高办案效率起着积极的作用，使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更加权威，实效地化解民间纠纷，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五、结束语

由于知识的有限和视野的局限，笔者针对我国现有的民事纠纷中的法院调解原则的具体运用所产生的弊端提出以上问题，并想借此引发更多的思考，希望我国的法制建设能够日臻完善，也希望国人能够更多的、更加善于运用诉讼来寻求法律的救济。

第五篇：民事纠纷法院调解协议书

调解协议书

立协议书单位或者代表：

甲方：代表人：

乙方：

调解事由：

XXX一位有二十余年教龄的代课教师，为教育奉献一生，现年X岁，眼睛视力模糊，不能胜任工作，回家便无法维持生计，曾多次请求甲方解决其生活困难。甲方因其对教育有功，经甲方各领导共同研究，同意给与解决。现经XXX律师事务所XXX律师从中调解，双方同意后，订定如下协议：

一、甲方补贴乙方XXX元。

二、甲方发给乙方X个月代课教师同等待遇工资，每半年发一次，XXXX年底发完。

三、因XXX经XXX残联核定为三级残疾（已发证），甲方表态出面为乙方解决XXXXX

四、乙方享受上述待遇后，以后不再纠缠甲方。

五、乙方表态自己以后会大力支持甲方工作。

请XXX律师事务所XX律师监督，如有一方违反协议，双方发生争执后所造成的后果由违反协议的一方负责。

此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吴律师处保存一份。

甲方签字盖章：

乙方签字：

调解律师签字：

XX年X月X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