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苏联侨民问题的历史考察（精选5篇）

第一篇：新疆苏联侨民问题的历史考察

提要：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60年代，苏联利用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各民族与苏联境内一些民族之间的血缘联系，在 中国 公民中大力 发展 侨民。苏侨分批回国，形成了一条返国苏侨与其新疆境内亲属及 社会 关系进行联系的渠道。新疆苏侨及其庞杂的社会关系 网络，成为苏联 影响 得以扩大的重要社会基础。苏联侨民的大量发展和大批回国使苏联的影响在新疆扎下了根。中苏分裂后，这种影响，以及返国苏侨与新疆边民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导致新疆地区社会心理动荡、民族分裂情绪升级的新的潜在性因素。

关键词：新疆/苏联侨民

中苏关系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与苏联的边界线长达3000余公里，而与中国 政治、经济 中心地区则相距遥远，这种特殊的地缘关系，加上民族血缘关系和宗教文化联系，使得新疆在 历史 上长期处于苏联的影响和控制之下。而这种影响得以持续深入、控制得以不断加强的重要原因，即在于苏联在这一地区拥有由其侨民构筑起的相当广泛和深厚的社会基础。与散居中国东北、上海等地的苏侨不同，新疆的苏联侨民人数众多、居住集中，与当地维吾尔、哈萨克等族民族群众有着血缘纽带关系，并且有强大的苏侨协会以为支撑，其势力和影响远非其他地区的苏侨可比。特别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这一特殊族群在新疆甚至构成了一种“国中之国”的存在状况。有鉴于此，新疆苏联侨民 问题 也成为中苏关系史 研究 中的一个重要 内容。然而时至今日，国内学者对这个课题尚无专门的研究①。本文试依据所掌握的中国新疆、台湾 及俄国的有关档案 文献 资料，着重对1945—1965年这一阶段新疆苏联侨民的演变，以及中苏两国政府对苏侨政策的变化等情况，做一个历史考察。

新疆苏侨的形成及其群体的扩大

19世纪中叶，沙皇政府通过与清朝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界约，侵吞了中国西部边疆的大片领土。沙皇军队还曾于1871年进犯新疆伊犁，驻军固尔扎（今伊宁市）达10年之久。沙俄的这种侵略行径造成了伊犁、塔城地区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分离。1881年2月《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前后，由于沙俄政府的策划和裹胁，到清政府接收伊犁时，该地区13万余中国维吾尔、回、哈萨克等族居民，已有约7万人“迁入”俄境；在1881年到1884年短短5年内，伊犁各族民众迁去者竟已十之六七，达10余万人。①由此，伊犁境内的各民族，特别是哈萨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维吾尔等民族，与沙俄境内的一些民族形成了部族及血缘上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在经济、思想和文化上保持着长期并且是极为紧密的关系。这种状况，为以后旧俄侨民及苏联侨民的发展及苏联对新疆的影响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并使得新疆的旧俄及苏侨具有了与中国东北、上海等地俄（苏）侨完全不同的特殊地位。

新疆俄侨的形成是与沙皇俄国在新疆的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沙俄政府于1851年通过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取得了在伊犁和塔城等地成立贸易圈、通商免税、设立领事馆、领事裁判权等特权②，将其经济势力迅速扩展至中国新疆的天山南北，随着俄国与新疆经济贸易的迅速扩展，俄籍商民不断进入新疆定居，成为新疆最早的俄国侨民。至1884年新疆建省后，一个以经商为主的俄国侨民阶层逐渐形成。1916年，据新疆省政府统计，新疆各县俄籍侨民总数为15481人（北疆8418人，南疆7063人），其中包括改投俄籍的中国边民③。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政权嬗变中的激烈斗争造成国内局势动荡，大批反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白俄、躲避战乱的难民和战败的白军涌入新疆。1920年前后，伊犁和塔城地区即安置了数万人。是年5月塔什干苏维埃政府颁布白卫军赦免令，伊塔当局遣返白俄8000余名，滞留未走的约6800多人；难民中也有一些人留了下来。④旧俄侨民增加了新的成分。

为了使旧俄侨民转为苏俄侨民，1921年3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大赦令，号召侨居国外的俄罗斯人加入苏俄国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后，1924年5月31日苏联政府与中国北京政府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等文件，同日宣布恢复两国外交关系，中苏正式建交。10月，中苏双方互设领事馆，苏联在新疆的迪化、喀什、伊宁、塔城和阿尔泰（今阿勒泰）设立领事馆，并于1926年初开始接受在新疆的旧俄侨民为苏联籍侨民。这样，一部分俄侨加入苏联国籍⑤，苏联侨民正式出现在中国新疆。

尽管苏联政府开始召唤那些在俄国政权更迭的历史大变动时期移居国外的侨民，但是，流亡新疆的这部分俄侨响应的却不多，他们大多数人拒绝做苏联公民而成为无国籍者。1930年前后，苏联国内推行集体化政策，驱逐富农，又有一大批不堪忍受的农民逃入新疆地区，丧失了自己的国籍。30年代，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那些于1917年至1933年从苏联逃入新疆的人，绝大多数没有苏联护照。盛世才政府向他们普遍发放公民证，从 法律 上确认他们为中国人，甚至把俄罗斯人定为“归化族”，作为当时新疆的14个民族之一。对此，苏联驻新疆的5个领事馆均未提出异议。①“归化族”事实上已不再是侨民②。

30年代末期，面对盛世才在新疆的恐怖统治，不少中籍人士为寻求自身安全保障，纷纷向在新疆的苏联领事馆申请改归苏籍，这种现象一直持续至40年代初。1944年苏联在伊、塔、阿三区策动反对国民党汉族统治的民族起义时，新疆各地再次出现申请改归苏籍的高潮③。这样，以此类身份包括“归化族”转为苏籍的侨民骤增。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弥补战争造成的巨大人口损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45年11月10日发布“关于恢复旅居满洲的原俄罗斯国国民以及失去苏联国籍人员为苏联公民”的命令，并宣布此项命令也适用于新疆和上海④。翌年1月2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再次发出指令，要求恢复居住在新疆、上海和天津地区属于前帝俄国籍及丧失苏联国籍者的苏联国籍时，应贯彻11月10日的命令，同时提出，新疆地区申请恢复苏联国籍的工作至1946年12月31日止。此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2月1日发出布告称：凡以前失去或被取消俄国和苏联国籍者及其子女，均可恢复苏联国籍；在中国境内的原白俄侨民，均有恢复苏联国籍的权利。⑤

为了推动恢复苏籍工作的开展，苏联一方面向在华白俄施加压力，宣传说如果不加入苏联国籍，中国政府对其将不予保护，或让中国地方政府拒绝给白俄求职者提供位置，使之因失业恐慌而被迫请求加入苏联公民籍；⑥一方面延长入籍登记日期。苏联驻新疆的各领事馆还特别策动哈萨克、维吾尔和塔塔尔族人加入苏籍，许诺凡加入者每月发给布匹一丈六尺，津贴若干元，还可免费看苏联电影。⑦恩威并施的结果是，前往登记的人络绎不绝，苏联侨民人数大量增长。1945年11月，据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关于旅居新疆俄罗斯侨民的调查报告说，当时在新疆省居住的俄侨有25000人⑧。而在前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两项命令颁布后，约有12万哈萨克人、维吾尔人、俄罗斯人等办理了苏联国籍，并得到了在国外居住的苏联证件⑨。根据当时国民政府的报告，“迪化维哈各族人民已秘密加入苏联国籍者，据闻已有万余人，此事外交部特派员刘泽荣曾面询苏联领事，已承认加入苏联国籍者有千余人，又伊犁区人民加入苏联国籍者，闻有十万余人”①；而据中国档案记载的新疆苏联领事馆发放的护照号码统计，苏方1946年发展苏侨2000人，1947年增加到13万人，1948—1949年更猛增为4万人②。到新疆解放前夕，据苏联驻伊犁领事对邓力群所言，当地的苏侨及其家属已发展至65万户，共20余万人③。

50年代初，中国政府在实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时，对新疆外侨的具体做法是，一方面着重清理帝国主义国家残余力量，如驱逐英国驻迪化领事，调查登记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在南疆的侨民，使之加入中国籍，“为挤掉前印、巴领事馆及彻底肃清新疆的帝国主义分子”创造条件；一方面对苏联侨民按中国人待遇，给以适当的照顾。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苏联通过秘密签订的《补充协定》，进一步把新疆划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中国也借此机会将美、英、日等第三国力量从新疆清除了出去。④

新疆解放后，苏联继续通过其领事馆等机构，在新疆各地进行恢复苏籍和鼓动中国公民加入苏籍的工作。据1953年新疆外事机构的调查，当时苏侨的主要聚居地伊犁地区伊、塔、阿3个专区，共有苏侨86757人⑤。根据中国国务院有关文件，1954年时，在华苏侨总数为14万—16万人，其中新疆8万人，其他各地6万人⑥。关于此后新疆苏侨的人数，笔者没有找到准确的统计数字。不过据有关材料，到1958年全疆共遣返苏侨99万多人。当时留在中国的苏侨大约还有3万人，其中新疆2万人。⑦以此估算，50年代末，新疆苏侨的人数应在12万左右。此时所称的“苏侨”，以是否持有苏联护照为准，来自苏联而未持苏护照者视为无国籍人⑧。

对于苏联方面在新疆发展侨民的行为，中国方面曾予以限制。1955年7月12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何伟与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经协商后达成协议：苏联暂缓在新疆为来自苏联的少数民族人员恢复苏籍。1956年10月，新疆外事处又与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卡赞斯基达成协议，规定苏联在中国人中发放苏联护照须有专区和自治州一级公安机关的证明⑨。苏联方面基本遵守了这些规定。但是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中苏两党分歧的逐步加深，两国关系也逐渐恶化。在这种背景下，苏联对中国新疆的政策发生了变化。苏联利用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各民族与苏联境内一些民族之间的血缘联系，加快了在中国边民中非法大量发展侨民的步伐。

苏联非法发展侨民的工作主要在伊犁地区①进行，领取护照的方式（及人员）大致有几种：一是冒充苏侨子女；二是冒充已出境的苏侨；三是借口本人在1946年申领了护照，但未拿到手；四是借口本人护照遗失或损坏，要补发或换发；五是中苏婚生子女。②另外，有的苏联集体农庄还直接给中国公民发邀请书。如1958年末，伊宁县某乡即收到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某集体农庄要求该乡347户居民去苏长住的要求书③。

与此同时，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新疆沿边口岸地区，特别是北疆伊犁地区一个家庭在中苏两个国家居住、一家人有两国公民的情况非常普遍，当一些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煽动分裂情绪，一些对合作化运动不满的人造谣说中国政府要实行共产时，就非常容易得到当地边民的响应，使他们千方百计地通过亲友关系购买他人的苏侨证，或者冒名顶替领取苏侨证。此外，1959年伊犁地区开展了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一些干部虽不是苏侨，但为了逃避批判，设法搞到苏侨证，要求到苏联去，④这无疑助长了买卖苏侨证的行为，也为苏联方面发展侨民提供了条件，使得这项非法活动得以顺利进行，屡禁不止。

以伊犁州为例，苏联领事馆在1958年2月8日到1959年3月6日一年多的时间里，共发放4575本苏侨证，其中只有不到15户俄罗斯族居民是经过伊犁州公安局批准的。1959年7月，仅在伊犁州的两个县中就发现有80多本非法苏侨证。一些根本不是苏侨的中国人，也能得到苏侨证。诸如一户回国苏侨包括了超出直系亲属范围的3个家庭；苏方在登记苏侨回国时宣传一份苏联护照可以带28个人出境；一个苏侨所生子女本人没有护照，且三四十年未与苏联领馆联系，苏方在登记时也将其作为苏侨发给了苏联公民证，等等。⑤

针对苏联在新疆非法发展侨民之事，新疆方面曾多次与苏领馆进行交涉。1959年初，赛福鼎即向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达巴申明确提出：关于什么人是苏侨和什么人可以去苏问题，我们认为凡持有苏联政府颁发的正式苏联护照的人才是苏侨。现在有些人持有苏侨协会制发的证明（或称白条子），有些人持有前塔城领事馆发的苏侨临时证明书，有些人持有领事馆发的“某人现在在申请加入苏联国籍”的证明，还有些人持有苏联亲友邀请其去苏的“邀请书”，这种“邀请书”有个人邀请个人的，有数人联名盖集体农庄印鉴邀请上百人去苏的。持有这些证件的人员，都自认为是苏联公民。我们认为上述各种证明都不是苏联政府颁发的正式护照，不能作为持证人是苏侨的根据。因此，这些人不是苏侨。我们认为以下范围的人可以去苏：（1）申请返国苏侨的直系亲属（即父母、配偶、子女），但已成年并已与父母分居的子女和兄弟姐妹不在此列；（2）完全依靠返国苏侨生活的人。不属以上两种情况的人不能去苏。对此，达巴申表示同意，并指出，赛书记提到的各项证明我们也认为不是作为苏侨的根据。苏方发展侨民的上述做法是自做主张的，错误的。⑥其后，6—7月，苏联外交部特派领事局副局长库日科夫（又译康茹科夫）和远东局一等秘书奥西波夫，先后与新疆自治区和伊犁州的领导人进行会谈，再次承认了苏方滥发护照的错误①。但是，尽管苏方做出这种表态，其非法发展苏侨的活动并未就此停止，苏联领事馆对于持假证件前往苏联的中国公民，不但不严加限制，而且其自身就成为在新疆非法发展侨民的核心机构。

1960年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公开化并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尤其是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中苏两国关系因阿尔巴尼亚问题进一步恶化后，苏联方面由过去的与中方协商、配合安排遣侨事务，转变为进一步插手这项工作，苏联驻新疆领事馆利用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党和政府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以及人民生活出现的暂时困难，积极、主动地进行挑拨性、分裂性宣传，非法大量发展中国公民为苏联侨民，并鼓动他们到苏联去。

1960年，在新疆自治区党委确定该年不大批遣返苏侨之后，苏驻伊宁领事馆依然进行着大规模遣侨的准备工作，通过苏侨协会工作人员和个别社会苏侨秘密对1917—1933年自苏来华的人进行登记。对于这个时期从苏联过来的没有苏联护照的少数民族人员，如前所述，中国政府一直把他们视为中国人，发给中国公民证。但是伊宁苏领馆却始终坚持这些人为无国籍人，反对向他们发放中国护照，以期使苏方在这些人中发展侨民的做法合法化。中苏之间的这一分歧长期没有得到解决。据被扣捕的一名苏领馆雇员供认，他进行登记活动就是领事亲自指示的。其他一些从事非法登记活动的人也是苏领事间接安排的。领事和苏侨协会成员在布置任务时，一再叮嘱不得公开活动，因而登记工作是以连亲串友的方式进行的。他们还鼓动那些没有证明文件的人向其苏联亲友写信索要证件，有的人根本不是从苏联来的，与苏联人毫无关系，也被他们拉来登记。苏联领事指示说：这些人名单搞好后，与中国政府交涉成功，就可遣返回国。面对众多申请回苏的少数民族群众，苏联领事还采取了挑拨的态度，答复他们说：“只要中国政府同意你们走，我们就批准”。“你们要求回苏是好事，你们乌孜别克族原来就是由苏联乌孜别克斯坦逃跑来的，中国不是你们的祖国，你们应回到你们的祖国———乌孜别克斯坦去。”是年，伊犁地区查获5起非法登记苏侨案件，非法登记者即有13186人。要求去苏联的边民越来越多，截至8月，进行登记的边民共计3万余人，造成社会心理动荡不安。②

此外，苏联领事馆、苏侨协会和苏联国内给中国人散发各种证件的活动进一步升级。这些证件有领馆发放的临时国籍证明书、遗失护照证明；苏协发放的申请加入苏籍的证件；苏联国内发放的护照抄本、补发的出生证明等等，以及苏联集体农庄、地方政权组织发来的大量邀请中国公民迁居苏联、保证其在苏工作和生活的各类召唤书、同意书、邀请书、保证书。苏联方面宣传说“持有这些证件的人都是苏联人，都可以去苏联”，并鼓动、组织他们去苏。据1960年的典型调查，伊犁各直属县市持有苏方所发各种证件的人占居民总数的25%—40%；塔城专区在外侨普查登记时自愿交验的这类证件有6459件，为当地苏侨总数的8倍多。其他如乌鲁木齐、喀什等城市持有此类证件的人，也为数不少。③

进入1961年以后，苏联领事馆非法发展侨民的活动更加积极。苏驻伊宁领事馆秘书在塔城等地接见苏侨和要求去苏的中国公民时即反复宣传说：苏联人民生活很富余。凡是从苏联过来的哈萨克，不管有无苏侨证，我们均承认他们是苏侨。苏联的大门敞开着，欢迎大家去苏联，而且迟早一定要去，主要问题在于中国政府是否批准，苏联方面没有什么障碍。你们完全有权利要求回国，任何人都不能干涉。只要是由苏联过来的人，不管有无苏侨证均是苏联公民，过了边境就可以发给正式公民证，我代表苏侨政府批准你们走。他还对个别要求退出苏籍的侨民进行威胁，说：苏联政府1936年对外侨法令规定，不论何时苏侨都要回到他们的土地上劳动，只有少数坏分子逃跑，不愿当苏联公民。①是年，仅伊宁市一个搞此项活动的8人集团就秘密登记了6000多人。②

如果说50年代，苏方还能在与中方的会谈中承认非法发展侨民的错误，并经双方协商解决问题，那么到60年代初，当伊犁州外事分处将中国外交部、公安部1961年9月3日“关于苏领馆发展苏侨问题的指示”精神转达给苏驻伊宁领事沙鲁诺夫，并交付所查获的非法护照时，对方却否认其非法发照的事实③。苏联方面的这种活动已经广泛、深入地展开，在其影响下，中国边民要求去苏联形成一股风气，问题已不是双方通过协商就能解决的了。

纵观苏联在新疆发展侨民的情况，以伊犁州为例，1953年该地区共有苏侨86757名，1954年遣返苏侨工作开始后至1959年，共遣送去苏132873人，其中苏侨86890人。如此看来，略去6年苏侨人口 自然 增长数字，伊犁州的苏侨至此全部遣返完毕。但统计数字显示，1960年至1963年，伊犁州仍有苏侨11310人。④苏方非法发展侨民的情况可见一斑。

此外，在伊犁州还居住着一些无国籍侨民，主要是无国籍俄罗斯人，大多数属于基督教派，即五旬教、安息日教、浸礼教和老教（社会上习惯统称之为“俄罗斯四教派”）的信徒，少数为马格林教派信徒。他们多于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和1929年至1934年苏联实行农业集体化期间逃到新疆，在1946年未申请恢复苏联国籍，也未加入中国国籍。伊犁大批遣返苏侨后，这部分人中有少数人作为苏侨亲属去了苏联。根据1959年的调查，当时居住在伊犁州的俄罗斯人还有453户2497人。

对于这部分人，苏联驻伊犁领事馆也曾将他们视为苏联侨民。中国外交部曾就此事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1957年12月和次年1月，苏驻乌鲁木齐总领事达巴申和驻伊宁副领事布洛金等人为此专门与伊犁州党政领导人会谈，表示中国外交部照会中所说的情况与事实不符，这是一个误会。其实，不论“误会”与否，无国籍侨民在当时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因为在伊犁州，有许多人自称无国籍，他们在国籍问题上来回摇摆，不少人为探亲方便而要求加入苏籍，并对中国要他们先加入中国籍才批准其去苏联探亲的规定牢骚满腹。每逢苏侨回国都牵涉这些人，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波动。⑤

应该说，苏联在新疆非法大力发展侨民并不单纯是为了陆续将这些侨民遣返回国，以充实国内的劳动力队伍。在此经济目的之后，还隐含有某种政治动机。苏联周边国家苏侨群体的扩大，无疑有利于苏联保持其对周边地区的影响。新疆苏侨及其所构成的庞杂的社会关系，事实上就已成为苏联的影响得以广泛深入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当中苏两国关系趋向恶化时，这一苏侨群体及其社会网络即成为苏联给新疆中苏边境地区制造麻烦的一种潜在力量。

新疆苏侨的遣返

如上文所述，苏联在战后积极提出恢复原苏联公民的国籍，并在各地大量发展苏侨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解决由于战争使人口锐减而造成的劳动力严重匮乏的问题，因此，40年代后期苏联政府即着手准备将其在华侨民分批接运回国。

1947年底，苏联驻新疆各领馆开始办理苏侨登记事宜。翌年初，苏联派驻伊犁有关负责人宣布：“为使苏联在新之各族侨民重新登记及准备回国起见：

（一）凡在新疆加入苏籍之公民，应于2月底以前一律重新登记。

（二）凡经申请登记而尚未领到入籍证者于此次重新登记后一律补发。

（三）所有留新之苏侨，政府准备分批接运回国。”并要求在新疆有产业的侨民于6月以前变卖完毕，而且变卖时最好收购黄金，以便返国时随身带走。对此，当时的新疆省政府即判断苏联的这种措施是为了增加其本国人力，准备应付国际突变，以及吸取新省资力，增加其本国经济力量。①此后，由于中国国内政权嬗变，时局动荡，遣侨工作实际停滞下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4月初，外交部获悉苏联驻中国的一些领事馆宣布苏侨可以回国开荒，即就此事向苏联驻华大使馆询问。苏方予以否认，表示：莫斯科仅了解有无愿意回国的侨民，准备搜集材料加以研究，至于让侨民报名回国事尚未决定，各地苏领馆有误。②但事实上，接运在华侨民回国已是苏联既定方针，因此，时隔不久，苏联政府即单方面决定遣返在中国的苏联侨民。是月23日，苏联驻华大使馆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苏联决定自中国遣送6000户苏侨至苏联的高加索、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等地开荒。中共中央予以批准③。外交部认为，这是一件重大复杂的政治任务，应予以大力协助，并确定中国对此次苏侨回国应采取主动配合，积极协助，适当照顾，给予方便，尽快送走的方针④。政务院、军委公安司令部也相继发出指示，强调此次苏侨系回到社会主义祖国，参加共产主义建设，与遣送日侨有不同的政治意义。因此，必须掌握中苏团结友好的总方针，自始至终大力予以协助，使回国苏侨欢欣鼓舞，留下苏侨亦得到 教育，在各方面给予他们良好的政治影响。要求苏侨回国多的地区，必须由有关省市政府负责同志亲自领导，周密布置，立即成立协助苏侨回国委员会，以外事处、公安局为主，调配必要的干部，成立办公室，开始进行工作。并且三令五申：此事时间紧迫，任务重大，各地政府必须大力协助，只许办好，不许办坏，认真妥善地完成这一政治任务。以后，新疆各地区相继成立了“迁侨委员会”。⑤

为了保证苏侨遣返工作顺利进行，1954年，中国政府还确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措施，颁布了具有优待性质的《关于苏侨回国有关汇款、携带金银、外币、有价证券处理办法》、《 企业 及房产处理办法》、《携带物品处理办法》等文件，同时规定简化苏侨出境手续。对于中国人随苏籍家庭去苏问题，中国外交部和内务部电示各地外事处：只要苏方同意，中方均可发给中国护照，准其赴苏。如果苏方确实要求这些人退出中国籍后才准予他们去苏，且这些人亦自愿退出中国籍，则可批准他们退籍。如此种种，可以说对苏侨的返国大开绿灯，只是在物品携带问题上有些许限制，规定：不准携出粮食，新疆苏侨携带粮食以沿途食用为限；携带布匹、羊毛、棉花、油脂等出境以不超过自用、家用为限，数量由各地自行规定，但同时又指示此点在执行中可以放宽。⑥翌年，面对遣侨工作中出现的很大一部分苏侨不愿回国而要求去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为支持盟友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方面又确定了处理原则，即除老弱残疾者、在资本主义国家有直系亲属并依其为生者、配偶为资本主义国家侨民并愿随之离华者三种人外，一律不准去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还制定了一系列行政措施，包括坚决打击苏侨中组织去资本主义国家的为首分子；分批解雇各机关企业学校中的苏侨雇员并一律不再使用；在加工订货、原料分配、上缴利润等方面限制苏侨工商业户，以动摇其经营信心；压缩和限制对苏侨生活困难者、尤其是不愿回国的困难苏侨的救济等，并明确指出，“这些行政措施的办法是一种强制性压力，其目的是在促使苏侨回国”。①

这样，大规模的遣返苏侨活动开始，除新疆外，中国各地的苏侨在1954年和1955年两次集体回国47万余人，暂留下的15万多人，苏联政府决定在以后几年内将其全部遣返回国②。

对于新疆苏侨的遣返，据苏联驻伊宁领事沈申自北京苏联大使馆开会回来后对中共新疆分局所谈：1954年当年，新疆苏侨仅从伊犁区遣返500户，其他地区暂时不动。遣返对象不分民族、职业，主要是有劳动能力、适于开荒的人。遣返办法是，由苏联领事馆发布公告，让苏侨自动报名登记，报名名额不限。然后，由领馆从中审查挑选500户遣返。计划在6、7、8三个月完成此项工作，9月1日前全部动身，由苏联对外运输公司负责运送。为此，中共新疆分局发出紧急指示，要求伊犁地委等各地市党委谨遵中央和外交部的指示，尽全力协助苏方圆满完成此项任务，同时决定在伊犁地委统一领导下成立“协助苏侨回国委员会”。③1954年当年伊犁共遣返苏侨500户2464人。其后，新疆开始大规模遣返苏侨，1955年即有44688名苏侨携其中国籍家属12381人归国。1956年尽管苏联政府指示该年在新疆不办理集体遣侨工作，如苏侨及无国籍侨民申请回国须经苏领馆审查后批准，且回国者所需费用及回苏后生活和工作均由本人解决，是年仍有14万人返回苏联。④

1957年和1958年中国政府进一步推动遣侨工作的开展。1957年4月22日，中共中央针对新疆无国籍人要求去苏联的情况指示说，为了照顾新疆劳动力缺乏，无苏护照者一般不能去苏，但如系回国苏侨的无国籍直系亲属，可准其随同去苏。翌年，国务院、外交部和公安部又相继发出文电，重申遣侨方针：凡愿回国者我都积极协助其回国。表示同意苏方提出的“1958年到1959年继续按过去的办法遣送在华苏侨”的要求，并且提出：应考虑适当放宽苏侨回国携带物品的尺度，以避免有的苏侨因有些东西不能带走而不愿回国；返国苏侨的中国籍直系亲属愿随同去苏者，一般都可考虑批准。文电还特别建议各地公安部门，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对严重破坏遣侨工作的反动苏侨分子做出必要的处理。⑤如前文所述，自1954年至1958年底，新疆共遣送99万多名苏侨回国。在苏侨相对集中、数量较多的伊犁州，据统计，从1954年至1959年11月20日止，共遣返苏侨86890人，苏侨的中国籍家属45983人，合计达13万余人。⑥

总之，在中苏关系友好时期，新疆政府根据中央和国务院等部门的指示，满足了苏联方面的各种要求，承担了大批苏侨携带生产工具、牲畜于春季回国而造成的对春耕生产的不利影响，以及人心浮动所导致的社会秩序不稳定等种种负面效果，始终积极配合了苏联的遣侨计划。

但是进入1960年后，苏联驻新疆的两个领事馆与中国方面在遣侨问题上友好协商的做法发生变化，苏驻乌鲁木齐总领馆指责中国在批准苏侨回国问题上事先不同苏方协商，干预中方审批侨民出境的原则。中国外交部则指示新疆外办，对于 目前 一般社会苏侨申请去苏，如人数不多，可采取陆续批准出境的办法，不必与苏方协商分批遣送。①不过尽管双方矛盾不断，新疆自治区仍然采取“先苏籍干部，再城市苏侨，后 农村 苏侨”的具体步骤，协助苏方有计划地遣返侨民。1960年一年，中方批准543户2485人出境，苏方共遣走347户1743人。翌年3月，自治区外事处拟订的遣返苏侨方针为：不主动向苏方提出此问题，如苏方要求今年继续个别遣返，可以表示同意；如提出成批遣返，则须立即报外交部，并按外交部的批示做出答复。是年伊犁州共遣返5472人，其中苏侨2604人，苏侨中国籍亲属2635人。②

1962年伊塔事件③发生后，中国政府一方面进一步严格苏联侨民身份的界限，规定新疆少数民族中凡同时持有苏联护照和新疆公安机关颁发的外侨居留证的人才是合法苏侨，只持有苏领馆所发护照者，其苏侨身份不能被承认，其所持护照为非法证件，须予没收；一方面开始清理在华苏侨。5月30日，公安部、外交部联合发出通知，提出：根据中央对苏联侨民问题的指示精神，目前在处理苏联侨民申请出境问题的时候，“应当放宽尺度，简化手续”。“苏联侨民要求回归苏联的，应当迅速批准，尽快使其离境。”并且要求各地在接到通知后对现有苏侨人数加以核实，对未处理的申请出境案件做一清理，先迅速处理一批。通知还特别规定：“苏联侨民要求去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都可以批准，尽快使其离境。对这种人，过去要先经过苏联领事馆同意，才由我方签发出境证件。今后只要他们提出申请，就可以签发出境证。领馆同意与否是侨民本人的事，我们可以不去过问”。“苏联侨民中的政治嫌疑分子和接触一般机密的人申请出境，一般不要阻留，应当迅速批准，让其离境”。“申请出境的苏联侨民，如有未了民刑案件和债务纠纷，应当尽快设法解决”。“苏联侨民的中国籍直系亲属，要求一同出境，可以听其随走”。“我留学生带回的苏籍妻子，如果要求回苏联的，可以批准。但他们的丈夫要随走的，不能同意。”等等。关于苏侨离境的时间，通知要求大体以批准后一个月为限期，不可过长，而且到期不走的须予以督促。④

可以说，中国这时加速遣侨行动的方针与前述1954、1955年的有关方针相比，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其初衷不再是配合苏联的计划，支持苏联的建设，而是要全面清理在华苏侨，以期尽快铲除苏联在中国、尤其是在新疆地区的社会基础，所谓“遣侨这是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一个方面，要把修正主义在我区的腿子拔掉，我们就要想办法挤其出境”⑤，彻底肃清苏联的影响。

此后至1963年，根据中国外交部与苏方达成的协议，新疆方面按照简化手续的办法进行遣返苏侨的收尾工作，其中1963年侨务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全部遣送完苏侨，对坚决不走的苏侨严加管理。两年间伊犁地区共遣返苏侨7419人，中国籍家属37528人⑥。1964年，伊犁地区分4批遣返俄罗斯四教派分子100户559名；1965年，新疆方面又遣送去资本主义国家的东正教派分子、俄罗斯四教派分子及俄罗斯族苏人67户333人。到1966年全新疆还有外侨361人，其中苏侨201人。这些不走的苏侨、“半家户”，不仅人数寥寥，而且实际上还处于监控之下。①苏联在新疆的社会基础表面上被清理干净了。

苏联遣返苏侨这一政府行为的实际结果是，形成了一条返国苏侨与其留在中国新疆境内的亲属、社会关系进行联系的渠道，随着这种沟通的日趋频繁，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后，返国苏侨与新疆各族人民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事实上构成了新疆地区社会心理动荡的一种新的潜在性因素。

新疆苏侨的作用

苏联对新疆影响的加强与维持主要是通过新疆苏侨这个特殊的群体来实现的，其中苏籍干部、苏侨协会和返国苏侨扮演了重要角色。

其一，苏籍干部的作用。

如果说，苏侨是苏联在新疆地区影响深厚的社会基础，那么新疆、尤其是伊犁州党政领导机关中的苏籍干部则是这个基础的核心，他们拥有中国和苏联的双重国籍，构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

苏籍干部是伊、塔、阿三区革命时期遗留的历史问题。当时，苏联派遣大批联共（布）党员和干部到伊犁发动革命，其中许多人在当地成立的军政部门担任重要职务。此外，一方面当地苏侨几乎全部积极地投入了运动，其中一些人后来走上领导岗位；一方面1947年三区割据后很多少数民族干部被发展为苏侨。这样，三区政府中存在大量苏籍干部就是很自然的了。由于苏联控制的三区在新疆和平解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解放后，原来的三区干部大多进入了新的政府机构，而三区民族军则整体编入解放军序列。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苏联政府仍然十分希望苏籍干部能在新疆新政府中任职。1949年末，苏联外交部曾电示苏驻迪化领事，不应反对推荐苏联公民作为新疆政府成员的候选人。对于从苏联公民中选出一些人，并推荐他们担任新疆政府机关的某些职务，苏联方面将在这些人的相应职务获得批准后给予明确答复。只是顾忌到自己的意图不宜表示得过分露骨，葛罗米柯授意苏领馆要让新疆地方当局明白，最好由他们向中国的中央政府提出这个问题。当时作为新疆省政府组成人员及在省政府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的苏联公民已有25—26人。③

苏联方面的这种做法，是与其对新疆继续存有特殊要求紧密相关的。1950年1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正式谈判签订新约和协定时，由赛福鼎、邓力群等人组成的新疆省代表团已应苏方要求先期抵达苏联。斯大林在谈到贸易条约时即曾试探性地询问毛泽东，苏联是同新疆、满洲和其他省签订单独的条约，还是同中央签订统一的条约。毛泽东表示，同新疆的条约必须以中央政府的名义签，但同时可以和新疆有单独的协定。④中苏两国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同时还单独要求一个省组团参加，充分表明了新疆对于苏联的重要性，以及苏联要求中国默认其在新疆地位的事实。

由于新的政权机构初建，新疆各地干部十分缺乏，经过各级党委培训的民族干部和军队及由内地调入的干部，思想、文化以及政策水平普遍较低，而苏籍干部都具有专门技能，在党政军机关中担任各种不同的职务①。因此，对于新疆政府各级干部中存在的双重国籍身份问题，中国政府的意见是，这些苏籍干部，尤其是负责干部应尽可能地继续留在中国工作，只是出于维护新生政权独立自主形象的考虑，认为需要解决这些人的国籍问题，即希望他们放弃苏联国籍。为了照顾与中国这个新盟友的关系，苏联方面对这种要求采取了合作的态度。苏联外交部曾于1950年初通过中国驻苏大使馆邀请赛福鼎前往晤谈，表示苏联政府同意在新疆工作的苏籍负责干部解决自己的国籍问题，并交付了一份新疆领导干部中的苏侨名单，请赛福鼎转告中国方面，这是苏联政府的意见。赛福鼎当即将这一情况向周恩来做了汇报。2月，苏共中央还做出决议，取消中国新疆省政府领导干部中15名苏联公民国籍的决议。以后，中苏两国政府就此事达成协议，尽量动员和争取苏籍干部退出苏籍，长期留在中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方面对此问题的处理原则为：“说服教育，自觉自愿，坚决要走的批准”②。不过，苏联方面的这种表态显然有违其初衷，因此，当迪化等地试图借普查户口之机调查清楚省、市机关内的苏侨干部时，苏领馆并不主动配合，中苏双方没有取得密切联系，致使这次调查未能实现③。

第二篇：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

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 基本状况及政策变化

向国外派遣大量专家和顾问，是战后苏联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各个领域不断扩大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冷战时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中的一种特别现象。人们注意到，无论派出国的动机和初衷怎样，其结果都是事与愿违。以苏联为例，1948年斯大林对苏南冲突的第一反应就是撤退在南斯拉夫的所有专家，1956年波苏关系危机时哥穆尔卡首先采取的措施也是要求苏联撤出在波兰的顾问，而1960年中苏分裂展示给世人的信号又是赫鲁晓夫宣布召回全部在华专家。同样现象一定程度上也存在于南阿、中越、苏匈、苏阿关系当中。仅此一点就值得引起历史学家去思考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派遣专家问题的方方面面。

本文专门讨论1949-1960年在华苏联专家的问题。苏联派往中国的专家人数最多，时间最长，对于在中国建立斯大林模式的经济体制也起到过非同寻常的作用。所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对于理解派遣专家现象、探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特点、分析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美国分化中苏关系的战略具有特殊意义，而且有助于启发人们去思考中国走向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诸多历史因素。

为了满足中国的政权和经济需要

早在1948年夏，苏联已经派遣专家技术小组到中共建立的东北根据地帮助修复铁路，第二年刘少奇访苏后，又带回一批制定经济恢复计划的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华苏联专家已有600余人。据中国的档案文献，1949-1960年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总计至少应超过2万人。

这么多的专家是如何到中国来的？如果说战后苏联向东欧国家派遣专家（主要是军事、安全顾问）是出于控制和渗透的目的，因而多少有些强加于人，那么，到中国来的苏联专家，无论是在经济、文教部门，还是在军事或行政单位，则完全是为了满足中国共产党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的需要，完全是中国政府请来的。

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武装斗争和农村工作，而管理城市和进行经济建设的经验和人才则严重缺乏，因此，掌握政权以后就特别需要学习，尤其是向苏联学习。在这方面，聘请大量苏联专家来华工作，无疑是一条重要而快捷的途径。正是为了满足中国的需要，20世纪50年代初莫斯科提供的直接帮助之一，就是派遣大批工业技术和军事训练专家以及国家行政管理顾问来华工作。

缺乏可靠的科学技术人才是新中国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1949年10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告诉苏联大使罗申，恢复国民经济的一个重大障碍是缺少懂专业而又忠于人民政府的技术干部。新中国从国民党那里接收下来的工程师和专家总共只有2万人，而他们大多数人的政治观念是反动的、亲美的。以最大的鞍山钢铁企业为例，那里的70名工程师中竟有62名是日本人，他们在心理上仇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据中国有关统计资料，作为全国钢铁工业中心的东北，在日本人被遣送回国后，其技术人员占该行业人员总数的比例已经降至0.24%.到1951年7月，周恩来仍然认定，技术干部严重不足“将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主要障碍”.尽管中国政府正在努力“组织训练班和技术大学，派大批学生到苏联留学，但目前战争还在继续，这个问题很难解决”.由于缺乏专家，中方甚至无法提出要求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货物清单，以至毛泽东提出要求设立中苏共同委员会，请苏联专家“来华与我们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显然，大量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据中国档案材料，自1950-1953年

先后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工作的苏联专家共计1093人。如果按照苏联的统计材料，1951-1953年到中国工作的高级专家已有1210人。这些数字大概都没有把铁路专家计算在内，据铁道部1953年的工作报告，仅1950年5月长春铁路公司正式成立以来，就先后聘请苏联专家1500人。

在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首先需要技术支持的就是基建工程的设计力量，而在这方面中国确实无能为力。到1953年，全国总共只有78个设计单位，每个单位一般不足500人。如此单薄的力量根本无法满足中国全面恢复经济和建设的需要。于是，应中国政府要求，苏联派遣了大批设计专家来华。与确定第一批苏联援建项目相适应，1950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访苏时聘请了第一批16个苏联设计组。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建设东北部地区工业基地，中国政府又聘请了第二批3个苏联设计组。第三批23个苏联设计组是1951年聘请的。这样，到1951年夏，仅设计专家，苏联就派来了42个小组，其中30个安排在东北地区。为了执行一五计划，中财委决定再请求苏联政府派出5个综合专家组于1952年下半年来华进行全国性规划、配置和设计工作，其任务是全国电气化规划，全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远景和产品品种方案确定，全国机械制造工业现有工厂调整和新厂建设规划，全国船舶工业工厂及铁路机车车辆制造厂的调整、扩建和新建规划，同时还有6项地质勘察工作需请求苏联帮助。

建国初期中共对苏联还有一个急切需求，就是派遣军事技术和训练专家。中国军队虽英勇善战，但武器装备实在太落后，炮兵数量有限，空军根本不存在，仅有的一些海军舰只破旧不堪，甚至还保留着清朝末年的战船。这样的装备，既要保证国家的空防和海防，又要渡海解放台湾，还要出兵朝鲜与美军作战，显然力不从心。而从苏联大量购进飞机、军舰及其他现代化武器后所面临的问题是部队文化素质太低，自己无法立即掌握和使用新式武器。据统计，1952年中国军队128万排长以上的军官，达到大学文化程度的只有2.14%，具有高中水平的占12%，还有27.21%的人是文盲。刘少奇后来向苏联大使尤金承认，那时中国军队的一些指挥员不是其所辖兵种的内行，有些空军团长没当过飞行员，炮兵军官没当过炮兵，他们“应该接受培训，以便能够管理机械化的部队”.于是，苏联不仅需要提供武器，还必须派遣教官和军士来帮助中国军队掌握新式武器。

为了帮助中国建立6所空军学校，1949年底根据双方协定，苏联派出了从校长到地勤人员的全套人马，总计878名专家。与此同时，苏联海军顾问711人也分三批先后来华。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领导人更是频繁地向斯大林提出派遣军事顾问的请求，既是为援助朝鲜对美作战，也是为改善中国军队素质，苏联基本上满足了这些要求。如1950年8月，在中国尚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时，苏联便增派了38名空军顾问来华，1951年2月又派出15名军事顾问。同年9月，战争进入僵持阶段，毛泽东要求苏联派83名顾问到志愿军部队工作。尽管斯大林不太情愿，但在中方一再坚持下，苏联还是同意派遣以陆军大将扎哈罗夫为首的5人专家小组进驻在朝志愿军总部工作。此后，1951年11月苏联再次应中方要求派出19名空军顾问。直到战争接近尾声，对于1953年1月中国请求派12名海军航空兵顾问的电报，斯大林答复可补派3人，其余从已在华的顾问中派出。

中共在国家管理方面的主要难题也是干部文化水平低下。根据1950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陆定一接见苏联驻华代办谢巴耶夫时通报的材料，当时华北有150万党员，其中130万是文盲或半文盲。在区委以上领导人员中，近50%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中共准备用2-3年时间在党的基层干部中扫除文盲，用5年时间在一般党员中扫除文盲。依靠这样一支干部队伍当然是无法对偌大中国进行有效管理的。因此，中共一方面动员各部门干部到苏联学习、参观，一方面聘请大量苏联专家来华协助政府进行管理。苏共中央的档案提供了1954年第1季度苏联顾问在华工作范围和地区的证据：当时在中共中央和政府各部委的顾问达403人，这个数字大约占当时在华经济专家人数的1/3，而且其中318人，即3/4以上的顾问集中在北京。这些顾问遍及中共中央和政府所有部门，从安全、军事、情报，到体育、卫生，无所

不在。由此可以想见，中共对国家尤其是城市的管理，最初是何等地需要和依赖于苏联专家传授的经验。

苏联派往中国的专家，不仅是中国要求的，而且往往是应中国临时和紧急之需。建国之初张家口以北地区发生鼠疫，威胁平津，毛泽东请求苏联空运疫苗和血清，并派遣防疫专家来北京。第二天斯大林便回电答应了这一要求。1949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开学时确定使用50名苏联教师讲课，两天后苏联部长会议便答复立即先行派遣9名教员到人大任教。同时，苏联还满足了中国政府的另一个临时请求：向中国派遣一组海军专家，携带必要的器材，帮助打捞沉没于长江的“重庆号”战舰。1950年1月6日苏联外长维辛斯基通知毛泽东，为排除吉林水电站的故障，苏联政府已决定按中方要求在5天内派出4名苏联专家到中国。1953年7月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扩大招生，需要增聘4位苏联教授来校讲课，苏联方面立即满足了这一要求，如此等等。

专家派遣和管理工作的混乱局面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20世纪50年代初期很多专家来华是为了解决中国之急需，而且专家的聘请与派遣，往往是在国家领导人之间直接交涉的，没有确定的主管部门统一管理，也没有相应的计划和措施。所以，尽管高层对此十分重视，但向中国派遣专家的工作是相当混乱的。

最初在华苏联专家负责人是莫斯科驻中共中央的代表柯瓦廖夫，1950年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认为此人不懂政治，作为铁路专家，其技术也不全面，所以推荐时任苏共中央人事局局长和有色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的阿尔希波夫担任总顾问。为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专门做出决议，在苏联驻华大使馆设立经济参赞职务，并批准阿尔希波夫以二级特命全权公使衔担任这一职务。斯大林曾指示，苏联专家的任务就是把所有的知识和技能告诉中国人，直到他们学会为止。苏联专家到中国后由中方分配工作，受中方各级负责人的领导。在苏共十九大期间，苏联国家计委主席萨布洛夫还向刘少奇和李富春建议：“苏联专家不能太多，更不要专家包办”，“不一定事事派苏联专家去。派专家一定要专业对口才行。

”不过，苏联多年形成的官僚体制使得领导人的良好愿望无法贯彻下去。通过凯佩尔教授对大量苏联专家的采访可以得知，派遣专家的问题最初是由联共（布）中央直接负责的，但具体负责人关注的只是专家的政治背景。而对于专家如何在中国开展工作，却没有任何足够的准备，既没有发给他们一些有关中国的材料，也不要求他们到中国后学习最基本的汉语知识。因此，大多数受聘者对中国的历史、政治和当前形势竟然一无所知，有报告说，马上要出发到中国去的教师甚至都没有看过刚从那里返回的苏联专家写的在华工作总结。

实际上，尽管中国迫切需要苏联专家，但并没有及时做好接受专家的各项准备工作。例如，1949年底大量专家来华，一时间住满了北京饭店和解放宾馆，接待单位只能在北京以外设法为他们安排住宿；有时由于缺少足够的翻译人员而不得不减少聘请的专家人数。鉴于这种情况，1950年在周恩来领导下成立了苏联专家工作指导小组，日常工作由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和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杨放之主持。中方最先成立的苏联专家事务管理部门是“北京苏联专家服务局”，专门负责接待、住宿等生活问题。

安排专家工作方面的准备同样非常仓促。如中央各部和东北等地区的主管部门纷纷提出聘请专家的要求，却没有事先为苏联专家设计组准备好必要的资料，多数设计组来到中国后还要搜集设计资料，以至不能依照合同如期完成工作，必须延长留在中国的时间。1951年鞍山钢铁厂对收集原始资料工作没有统一领导，零星分散，没有专责，结果使电气、土建、水道、供热、总平面图等方面的设计工作缺乏相互配合，导致返工延误。按中国重工业部统计，1953年以前，除由苏联专家在华直接领导收集资料的项目外，所有各厂矿的文献和资料大都

延期交付。据初步计算，延期提交的原始资料，约占全部原始资料的一半以上。此外，由于中方提供的资料不准确造成设计失误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其结果，不但增加了设计费用，推迟了建设工期，也因苏方专家延期返国，耽误了他们在国内的原有工作。

为了克服在聘请苏联专家方面各自为政的现象，中央财经委在1951年4月发出通知，要求各大行政区有关聘请设计专家事项，应呈由中央主管部核转中财委呈请政务院批准。政务院核准后，经中财委通知主管部及贸易部，由贸易部会同主管部与外国驻华商务代表接洽办理。必要时由贸易部授权驻外商务参赞处在国外洽商办理。4个月后，中央人民政府再次强调，财经、文教、政法等所有系统聘请外国专家的批准权限均在政务院。专家到职后的薪金、待遇等事项亦由政务院通知有关部门统一办理。

中苏双方的沟通和联系也十分欠缺。如1954年12月9名苏联女教师来人民大学任教，中方却一直未得到通知；两位国家安全机关的专家已经到达北京，中国有关方面竟无人知道此事。还有，计划专家班高夫刚刚派到中央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工作不足一个月，苏联总顾问便通知将其调赴东北经济计划委员会工作。既没有同专家本人商量，也不征求计划局的意见。此外，由于中方有些部门在聘请专家方面缺乏计划，考虑不周，往往在报请中央批准后又要求改变专家种类或名额。这些都是造成双方交涉困难，出现麻烦的原因。

为解决上述问题，中苏双方加强了高层接触。1953年6月8日，周恩来接见苏联大使库兹涅佐夫和军事总顾问柯托夫、政府部门代总顾问布拉金（阿尔希波夫为洽谈一五计划援华问题回国），接受了苏方提出的今后统一由苏联大使馆办理各系统增聘、延聘、辞聘专家的手续的意见，并表示今后凡带方针政策性和涉及各部门全面计划性的工作问题，都吸收首席顾问或专家组长参加党委会议进行讨论。6月13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等人提出：为统一管理苏联专家工作，并负责对苏联专家的聘请和分配，建议政务院下设以伍修权为组长的专家工作小组，以及专家工作办公室和专家招待处，为专家工作小组的办事机构。拟于月内召集一次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讨论改进专家工作问题。9月9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加强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几项规定》。此后不久便成立了国务院外国专家工作局，杨放之任局长，进一步加强了对专家工作的管理。从1954年起，苏共中央的档案中也开始出现了有关专家工作计划的记载。

苏联专家来华的高潮时期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以一五计划为核心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于苏联专家的需求猛然增加。与此同时，莫斯科新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也注重调整对华政策，加强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合作。苏联专家来华工作由此出现了高潮。仅1954年1月份，苏联即向中国派去343名专家。根据中国技术进口公司统计，是年1-3季度工矿企业新到苏联专家467人。到年底，除期满回国者，在工业部门的苏联技术专家已达820人。据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估计，中国聘请的技术专家，“1954年比1953年增加两倍多，1955年比1954年可能还要多些”.鉴于一五计划主要是为中国工业化奠定基础，所以，从此期来华专家的比例看，主要集中在基础工业部门。到1954年底，在中国各厂矿企业的苏联和东欧各国专家，82.4%集中在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和燃料工业部系统。可见，1954年苏联专家大规模来华仍然是根据中国的需要。据苏方的统计，在1954-1957年工业项目建设过程中，按照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苏联除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机器设备、设计图纸、技术资料和各种制品生产许可证外，还派遣了近5000名专家，其中1954年983名，1955年963名；1956年1936名，1957年952名。到1956年底，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人数达到最高峰，为3113人，其中技术专家2213人，经济顾问123人，科学和文化领域的顾问和专家403人，军事顾问和专家374人。如果按照中方的估计，此期苏联专家人数还要多。

在短时间内派遣大量专家来华，苏联的管理工作难免出现差错。时任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的费德林1954年1月向苏共中央报告说，答应往中国派遣的50名地质专家，结果

只来了21名，而卫生保健专家根本就没有来。更为糟糕的是，某些部派来的专家明显没有能力或身体欠佳。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谢列平也报告说，到中国考察的结果表明，由于选人不当，把一些专业水平不高的顾问派到了中国。一位在冶金部工作的苏联顾问，不仅对中国的冶金状况缺乏了解，甚至对苏联先进的炼钢工艺也不熟悉。谢列平认为这简直是耻辱。1957年外交部的几份报告反映，苏联国内各部委和行政机关对派遣专家问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把一些素质不高的人派到了中国，很多专家事前毫无准备，一些人工作状况很糟糕，甚至有人还触犯了中国的法律。由于对派遣条件控制不严，有的部门把年老体弱无法工作的人派到中国，以至有几个人长期患病，到中国只是养病，直到身体康复又被送回国。教育部门派遣专家在时间安排上有很大漏洞，有些教师到中国后，学校正在放假，根本无事可做，而几个月后又该回国了。外交部还向苏共中央抱怨说，已决定派往中国的39名专家中，至今有31人的材料还被搁置在出国委员会。

其实责任并不完全在苏方，中方聘请不当，准备不足，也是造成苏联专家在华期间工作量不足，到期又不能返回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多企业没有根据工作进度安排聘请计划，便贸然请来大批专家。如陕西兴平中速柴油机厂急急忙忙发出聘用专家的申请，但8位苏联专家到厂后，发现建厂计划推迟，甚至主厂房还未建起，结果无所事事。还有兰州化工厂、洛阳铜加工厂、洛阳高速柴油机厂及中山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的实验室，都因原材料或仪器供应不上而造成专家工作延期。长春汽车制造厂则有16位专家因聘期不当，不能发挥作用而提前回国。还有3位负责职工技术培训的苏联专家已经到厂，而该厂的招工工作尚未开始，只得由苏联调回。

这些情况的发生，自然会引起双方的矛盾，特别是在中苏关系出现裂痕的时候，专家工作中的问题便成为双方相互指责的借口。

苏联的谨慎政策和中国的少而精原则

1956年10月波苏冲突时，苏联被迫答应撤退在波兰的军事专家，并在10月30日发表《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表示愿意考虑撤退在其他国家工作的苏联专家。此事对在华苏联专家也产生了影响。

实际上，中国聘请苏联专家的政策已经开始有所改变。1957年2月6日陈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谈到，我们需要苏联专家，但有些部门过去请得多了些，以后要严格控制。随后国务院发出通知，规定“今后在聘请专家方面必须严格掌握精简的原则，凡可聘可不聘的坚决不聘，凡能缓聘的坚决缓聘”.中国改变聘请专家政策的考虑，一方面是从经济角度出发，目的是缩减聘请专家的庞大开支。另一方面，是对某些在军队和政府部门的苏联顾问有意见。早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已经开始思考“以苏为鉴”和不能照搬“苏联模式”的问题了，因此再保留大量可能影响中国政策方针或体制建设的顾问显然是没有必要了。当赫鲁晓夫提出撤走所有顾问的建议时，毛泽东表示反对，并主张把所有的顾问都换成专家。随后，中国政府逐渐确定了聘请苏联专家的新方针。

赫鲁晓夫尚未离开北京，周恩来即将两国政府关于苏联军事专家在中国工作问题的议定书草案送毛泽东审阅。议定书规定：苏联根据中国政府请求而派来的军事专家归中国政府支配，如果所在单位继续需要他们，应即改为专家，在双方商定的期限内，继续工作。8月23日国务院通知：“各部门聘请苏联专家必须严格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只有工作上确属需要的新技术、新专业和薄弱环节才可聘请专家，同时，要注意凡能聘请短期专家解决的，就不要聘请长期的专家，凡能够几个单位合聘的就要合聘。”10月2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再次联合发出通知，一方面强调绝大部分苏联专家是优秀的技术人才，对他们应热情相待，并虚心向他们学习；一方面重申只有在非聘请专家不可的部门和技术环节才能聘请专家，聘期以短期为

主，一般不要延聘。

苏联方面也加强了对聘请专家手续的管理。1958年12月苏联经济专家负责人符明转告中方，今后将严格按照派遣专家的新协定办事。过去中方往往在聘期届满时才提出延期问题，苏方为了满足聘请部门的要求，一般都同意先把专家留下来，以后再补办手续，今后使馆就没有权力这样做了。中方要求延聘专家往往并非是工作十分迫切需要，今后最好不要再延聘专家。确属非延聘不可的专家，希望在专家满期前2-3个月提出请求，以便在专家满期以前办好延聘手续。此后，中方进一步对聘请专家的专业、聘期、来华日期和聘请条件提出了严格要求，并规定了审查制度和相应程序。

由于执行新政策，苏联向中国派遣专家的数量逐年减少：1957年952人，1958年915人，1959年699人，1960年410人。再加上不断有专家到期回国，从1957年开始，在华工作的专家人数更呈现下降趋势。有材料说，1957年在华苏联专家共2419人，1958年为1285人。如果与前引苏方统计数字相比，则在华苏联专家1957年减少了694人，1958年减少了1134人。至于1960年4月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总数（约1500人）还多于1958年，其原因在于中国许多单位要求延长在华专家的聘用期。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在1957年以后聘请专家的低潮中，并非所有部门都减少了对苏联专家的要求，有些单位甚至还增加或新聘了苏联专家，这主要表现在国防新技术领域。不过，随着中苏关系恶化，特别是1959年10月双方高层领导人之间发生严重争吵后，聘请专家的工作日益陷入僵局。1960年5月国务院再次强调，聘请苏联专家的原则是继续贯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聘请专家只限于为保证苏联援建项目的需要和发展高、精、尖、新的现代技术以及培养高等学校开设新专业或新课程的师资；聘请专家必须严肃认真，全面规划，通盘考虑，严格审查。苏联方面对专家来华则更加严格限制，特别是在中国实际急需的领域。7月3日聂荣臻报告：苏联的援助在国防科技领域已经封口，对国民经济中的新技术则尽量控制，对已经签订的协议采取拖延和推托的态度。对此，周恩来批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专家问题：

一、满期的一般不留，热诚欢送；十分必要而专家本人又好，可提出延聘，如不同意，即不再留。

二、未满期的我们一律不退，帮助他们好好工作，他要撤走，留一次，不成，即不再留；如不征求同意即撤走，应表示遗憾。

三、新聘的，要少提或不提，十分必要的提出后不同意，即不再提。”至此，苏联全面撤退专家的迹象已经显露，而中方也有了心理准备。

中苏两国同属社会主义阵营，又有同盟条约做保证，相互之间提供援助本在情理之中。中国需要专家，而苏联也愿意给予帮助，双方最初的热情感人至深，但在具体执行派遣或聘请专家的政策时，中苏都没有从国家关系的法律角度认真考虑问题，缺乏严密的计划、具体的规定和详细的措施，致使矛盾和摩擦不断出现，即使中苏关系没有恶化，这种状态也无法长期维持。

第三篇：对民国时期新疆教育的历史考察

对民国时期新疆教育的历史考察

摘 要：民国时期是新疆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新疆近代教育的重要发展阶段，新疆的近代教育处于一个创立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本文通过文献资料和前人相关研究成果从历史角度对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进行考察，并将教育人类学的视角与对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资料分析结合起来，对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进行解读。

关键词：民国时期；新疆教育；历史角度；教育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5）03-0113-05

引 言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发展，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中国教育进入近代化历程，新疆的近代教育由此拉开了序幕，教育得到了一定发展，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发展高潮时期”。对于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研究，国外未见相关研究成果，国内相关的研究成果仅限于对新疆省政府教育政策、各式教育及教育行政机构的列举与简介。本文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对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进行深度分析和总结，以作为当前新疆教育发展的借鉴。

一、杨增新统治时期的教育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此时的新疆和全国其他各省一样积极响应，相继爆发了迪化（今乌鲁木齐）武装起义、伊犁起义和喀什噶尔起义。最终，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新疆归附民国，实行共和。1912年5月，杨增新被中央临时政府任命为新疆都督。从此，新疆历史进入杨增新主政17年的民国时期。

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在其政权尚未稳固之时，杨增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化解统治危机，在新疆局势相对稳定后，杨增新在其“主张人治、以民为本”政治思想的指导下，针对新疆的历史环境和教育现状，制定了相应的教育政策和方针。杨增新从《阴符经》和《道德经》里总结统治政权理论，“认为君子可欺以其方，如果受欺比不受欺更有利，君子也应该故作愚人”。[1]杨增新统治初期，“新疆教育落后于内地，是历史遗留下的问题，不能完全怪罪于杨增新”。[2]虽然杨增新采取愚民政策，对内实行“无为而治”，但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要“以静制动，因时因势，以无为为有为，即无为则无不为也。”[3]杨增新在教育方面也是“有所为”的。杨增新时期的新疆教育在他统治初期和后期发展有所不同。杨增新统治新疆初期，由于政府财政困难，经费不足，出于闭关自守政策考虑，杨增新政府没有立即着手发展新疆教育，在他看来，学校已成为“致乱之根源”，[4]“学堂毕业之人日多一日，仕途竞争之风亦日甚一日，天下大乱必由于此。”[5]“据统计，1912年，新疆全省有学校60所，有学生1802人，教师107人，1919年，有各类学校141所，学生4247人，教师202人，全省有4个图书馆，藏书1200册”。[6]“清末，新疆共有各类学堂606所，在校学生15691人。民国伊始，大多数学堂关闭，大大低于清末的数字，然而，4年过后，这种落后状况仍未得到改变。”[7]“当时，全省只有迪化、伊犁两地有中学，各县虽有一两所公立小学，但学生人数很少，更谈不上女子教育、民族教育。” [3]在杨增新执政后期，面对新疆人才极度缺乏的现状，兼之迫于当时形势的需要，不得不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行政以需才为急，储才以学校为先”。[8]1916年，在迪化开办师范学校讲习班，同时，也设立学校和短期培训班，“以养成吏才而收得人之效”，[9]同年6月，杨增新创办政治研究所，因材施教。1918年，杨增新政府开办实业学校，同时还设立了医学研究所，培养医疗人才，“抉术行医，自谋衣食”。[10]到1919年，“全省各类公私立学校仅141所，学生总数4247人，教员总数202人”，[11]1920年，杨增新又设立省立中学，开设国文、数学和经济等新式课程。1924年，建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一直持续到1932年，这是当时新疆的最高学府，可以说是新疆高等院校的雏形。在少数民族教育方面，他在当时迪化创办蒙哈学校，主要培养蒙古族和哈萨克族子弟。对于外国人在新疆办学校，杨增新认为“大一回教主义鼓吹建设大同盟国，是别有用意的”，[4]（238）并以“教育一事，关系内政，至为重要”，[12]下令禁止“民间私聘外国人充当阿訇”。[13]由此可见，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的教育，统治前期主要以小学教育为主，后期以初等和高等教育为主，而民族教育发展极其有限。作为熟悉西北边疆边情和民情的守旧官僚，杨增新治理新疆的各项举措主要是奉行老子思想“无为而动，以静待动”。前者“节用爱人，不开奢侈之门”，后者“谨小慎微，不开祸乱之门”。[14]

二、金树仁统治时期的教育

1928年，新疆经历“七七政变”之后，金树仁被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为新疆省主席，开始了执政新疆5年的政治生涯。在金树仁统治新疆时期，一方面延续了杨增新时期的一些政策，同时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和对外关系上做了一些变动。教育方面，相比杨增新时期有所开通，教育经费有所增加。在“开办教育、疏通民智”思想的指导下，“全省有学生7380人，其中中学生约200余名，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于1930年升格为俄文法政学院。有省立中学和省立师范学校各一所，省立图书馆一所，有图书5000余册。学校图书馆有藏书1000余册。” [6]（461）同时，为了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此时少数民族的汉语教育、女子教育均有一定发展，并派遣部分学生到内地和国外学习。至1929年，“全疆有初等小学122所，学生5477人，到1931年增至153所，学生7162人。”[15]此时，“新疆的教育经费从1928年的533899元，增加到1932年的1880057元，学校也由1929年的122所，增加到1931年的153所；小学生总数由1929年的5477人，增加到1931年的7162人。”[11]金树仁执政后期，开始重视中等和高等教育，“1929年，初等教育经费184968元，中等教育经费179252元；1930年，初等教育经费156140元，中等教育经费179251元；1931年，初等教育经费161925元，中等教育经费234000元；1932年，初等教育经费113406元，中等教育经费255206元。”[7]由于金树仁处理“哈密事件”决策失误，全疆大部分地区相继爆发战乱。“1932年，全疆公立学校只有68所，学生2274名，较前几乎减少了三分之二。” [4]（243）这一时期经文学校发展迅速，南疆各地都有经文学校，少数民族学生学习阿拉伯文和《古兰经》，在有关外国人参与学校教育政策方面有所放宽，允许经文学校聘请外国人来这里充当老师，这些外国人打着教书传教旗号，大肆宣传“双泛”（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这为金树仁统治后期“双泛”传播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三、盛世才统治时期的教育

1933年，由于迪化发生“四一二政变”，金树仁政权倒台，同年8月，盛世才被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为边防督办，开始了执掌新疆10年的统治生涯。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无论在政治军事方面还是经济、民族宗教和对外政策方面，均与杨增新时期和金树仁时期相比有了显著变化和调整，在文化教育方面也不例外。他认为，“新疆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区域，文化当然也随之落后，更加上杨、金时代的愚民政策……所以使新疆的教育更显幼稚，文化更加落后。现在要想建设新疆，则必须积极扩充教育。” [16]在他执政初期，为了稳固自己的政权统治，提出了“八大宣言”和“九项任务”，并在此基础上又制定了“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在教育上，提出“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的教育方针，盛世才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并邀请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参与新疆的文化教育建设，新疆各种层次的教育随之发展起来。这一时期，盛世才政府大力发展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据1937年底统计，全疆公立学校有：学院1所，学生300人，无女性；中学5所，学生900余人，内女生80余人；师范5所，学生1000余人，内女生40人；小学215所，学生33025人。”[4]（249）1935年，把金树仁时期的俄文法政学院扩大成立新疆学院。在民族文化教育方面，盛世才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化教育采取扶持政策，大力发展民族教育，并提出了“发展各族固有文化”的口号，在省立师范学校开设了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民族班，1936年，并成立了编译委员会，主要编译各民族语教材，第二年，在伊犁、塔城、阿山、阿克苏、喀什等各地设区教育局，并在各县设立县立小学，使各地区各民族学生能够接受教育。与此同时，在新疆反帝联合会的影响下，为了进一步发展新疆各民族的文化教育，还成立了维吾尔文化促进会、哈萨克和柯尔克孜文化促进会、蒙古文化促进会等各民族文化促进会，依靠新疆各民族文化促进会等各方力量整合之前开办的学校，并对民族学校进行教学改革，对于各民族学生给予各种优待，“学生入学，概不收学费，纸笔砚以及课本都由政府供给，并供给膳宿等。中学大学的学生还有津贴，毕业后由政府加以任用。”[17]在留学方面，相比杨、金统治时期的官费派遣留学规模有所加大。1934年开始，盛世才政府选送多批各民族学生分赴苏联、阿拉木图、安集延等地公派留学，学习各种专业技术，这些学生回疆后成为建设新疆的重要骨干力量。在社会教育方面，盛世才政府开始增设社会教育行政机构，继续发展女子教育、职业教育和幼稚教育等多种形式的教育，使教育普及进一步扩大到社会各阶层。

1937年，随着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政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应盛世才本人的请求，中共中央先后派数百位共产党人前往新疆工作，在盛世才政府的行政、财政、民政和教育新闻等多个部门和社会团体担任领导职务，为建设新疆做出重要贡献，使这一时期的新疆各项事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文化教育方面，全省各级教育机构及设施日趋完善和健全，投入大量教育经费开办和发展学校，积极培养师资力量，并编译出版各种教材，社会教育发展起来。值得一提的是，为培养新疆财政人才和骨干，毛泽民创办财经专修学校。林基路在担任新疆学院的教务长时，就倡导“教用合一”的教学方针，提出“团结、紧张、质朴、活泼”的校训，开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新课程，举办新式专题讲座，对各民族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培养了一大批革命知识青年，校园学风和面貌焕然一新。由于盛世才政府和共产党人、进步人士的共同努力，新疆的教育呈现出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局面，明显体现在新疆学校和学生的数量方面。“从1938年至1942年，新疆的学校和学生均大量增长，公立学校从357所增至580所，学生从36575人增至91065人；会立学校从1400所增加至1883所，学生从99915人增至180035人。总计，学校从1757所增到2463所，学生从136490人增到271100人。”[18]在盛世才执政新疆后期，新疆的教育仍然继续发展。“到1942年，全疆公立学校已达到27.11万人；大中学校8所，学生3787人，分别比1937年增长140%和27.5%。此外还有扫除文盲的民众学校846所，学生146911人。”[19]“据1946年统计，全疆小学教员共有6071人，其中不合格的有2000多人。”[11]同时，新文化运动在新疆也广泛开展起来，新疆各种社会团体和学校、行政机构等都纷纷学习人文社会科学先进文化思想。

四、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教育

1944年9月，盛世才政权垮台，国民党开始接管新疆统治大权。国民党统治新疆时期，虽然采取一些措施来缓和新疆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但并未从本质上改变这种社会混乱局面。到新疆和平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新疆时间比较短暂，主政者更迭频繁，期间虽经联合省政府统治，但如昙花一现，国民党在新疆实施与内地一致的中央国民教育，并统一新疆教育体制，但政局不稳，战乱不断，教育文化事业经费严重不足，教育并没有起色。这一期间在科学研究方面，主要开展新疆与内地的文化学术交流活动，成立西北文化供应社，在省会迪化供应内地和各民族的书刊报纸，组织新疆歌舞团到内地演出，邀请内地艺术家到新疆演出。不仅保障学术自由，而且鼓励科学研究。在民族文化方面，发扬保护新疆各民族的文化，设立西北文化建设协会，并成立编译馆，出版双语《天山画报》、《少年知识》和《文摘》等多种出版物，也发行多种民族文字日报。在学校方面，继续发展新疆大学、中学、小学教育，培养各类人才。而在高等教育方面，“至1949年夏，新疆学院仅剩教职工91名，在校生379名。”[20]

五、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的历史作用

通过上述对民国时期新疆教育的历史考察，不难发现，民国时期新疆军阀割据政权，无论是杨增新时期、金树仁时期还是盛世才时期，他们的统治政策都是与统治者的地方政治意识分不开。在民国时期国家权力转换的重要阶段，无论是北洋军阀的北京政府，还是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作为新疆地方政权的首脑，都有一种自保意识，“自保意识是地方集团本能的反映，是民国时期各个地方集团都具有的一种政治心理。” [21]同时，民国时期的新疆军阀统治者作为地方势力，虽在地理区域上造成一定的分割，但对国家的分裂并未起到推波助澜作用，无论是中央政府政权强大还是衰微的时候，他们都在公开场合甚至发文声称对中央政府表示忠诚，也维护中央政权的统一。“各地的地理特征，经济利益，语言差异，民族和文化模式之不同，都促进了忠诚于―归属于地区的感情。”[22]杨、金、盛时期始终承认中央政权的合法性，并拥护和支持中央政权，但不允许中央政府插手介入新疆事务，自身也不参与内地的政治、军事纷争，使新疆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实为谋求个人对新疆的独裁统治，使新疆处于一种“地方自治”的局面。虽然杨、金、盛治疆的思想、主张各有不同，但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建立和巩固自身的地方政权，这是新疆统治者集团自治意识的外在表现。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新疆的统治者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避免社会**，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也发展教育来维护自身的政权统治。杨增新时期，新疆的教育文化是处于近代教育的开创阶段，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加之执政者自身的文化心理特征等主观因素，新疆教育发展较为缓慢。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新疆教育是中国封建的古代教育向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教育的过渡阶段，是新疆近代教育的起步阶段或初始形态。”[23]这一评价较为客观、中肯。金树仁时期，虽在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宗教与对外关系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改革和调整，但总体上是延续杨增新时期的旧的章程，毫无建树。这一时期新疆教育略有发展，学校和学生人数均有所增加，各种教育机构有所发展，但由于金树仁政权短暂，连年混战，使新疆教育文化事业受到严重影响，新疆教育处于停滞阶段。盛世才执政初期，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使新疆的文化教育迅速发展，与内地的文化教育紧密联系，曾经繁荣一时，新疆的近代教育处于发展高潮阶段。但到盛世才统治后期，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为继续实行其独裁统治，盛世才开始投靠蒋介石政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苏反共，新疆的教育文化发展开始减缓。国民党统治时期，新疆虽然由国民党政府直接统治，但每任新疆省主席任职时间都比较短暂，各项治疆政策大同小异，持续时间不长，与盛世才时期相比，新疆的教育发展更为缓慢，甚至倒退，新疆近代教育基本处于低谷时期。

六、民国时期新疆教育的教育人类学审视

“民国时期的教育，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个重要阶段。”[24]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也是新疆近代教育开创和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阶段。“教育制度是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教育制度的性质只能由政治制度来决定”。[24]（1）教育制度又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部分，主要体现在其教育宗旨和办学方针上。纵观新疆民国时期的教育，无论是杨、金、盛统治时期，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都与清末时期的新疆封建教育有所不同。概而言之，它与民国建立后的新疆社会发展需要相吻合。新疆民国时期制定的各项教育政策法规虽然不尽完善，因执政者的更迭而有所变化，又因新疆独特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执政者们结合民国时期新疆的实际情况，不仅开创了新疆的近代教育，还发展了新疆的本土教育。

从教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出发，民国时期新疆社会的教育系统是受到新疆社会的物质环境、经济类型、历史、宗教传统、社会组织等多种因素的直接影响。教育是一个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部分。统治者们虽然通过教育手段对社会个体进行文化知识分配，但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这种分配是非常不均衡的。本土社会的教育不仅具有“正式的教育”的特征，还具有“非正式的教育”的特征，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更多地呈现出“正式的教育”特征，即专门的社会机构。学校教育就是这样一个社会机构。

民国时期的新疆社会无论是具有杨、金、盛的军阀统治特征，还是具有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特征，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新疆的教育及其发展趋势，作为统治者，总是试图成功建立一套适应新疆社会和在社会中生存的模式，发展教育进行文化传播必定是按照新疆社会的统治集团促进和维护其利益的要求来组织和控制的。教育是文化传播的工具，统治者通过教育来促进新疆社会的变迁。教育人类学的结构―功能模式很好地诠释了微观层面的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一切教育系统都服务于社会的各个方面，作为社会一部分的教育是为与之相联系的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服务的。”[25]主政新疆的统治者们在各自执政期间制定的教育政策与规划，都是为了自身统治需要实施的军政、经济、外交等政策而服务的。教育人类学的文化―生态学分析模式则将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分析联系起来，这一模式的关键概念是适应，即人们与环境相互影响的方式。学校系统被认为是“与其他社会机构，尤其是经济机构相联系的一个社会机构。”[25]（35）教育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对教育的要求有所不同，民国时期的新疆社会文化环境决定了新疆教育的发展形式，在民国时期新疆社会文化发展演变的每一阶段，统治者们都会在原有形式的教育中增加新形式的教育。

因此，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是与新疆社会文化系统，特别是与新疆近代社会工业经济的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所有这些机构都与地位流动制度联系在一起，地位流动制度基本上是获得自我提高的文化认同策略。”[25]（35）民国时期的新疆经历了三任独裁者统治时期和一个政党统治时期。在教育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始终密切，教育在国家实现政治目的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培养统治阶层的精英分子，而让人民大众对统治阶层保持忠诚。”[25]（38）民国时期的新疆统治者们创办和发展教育，一方面是为统治集团培养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效忠于统治集团，另一方面使新疆广大民众在思想意识上服从于自身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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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新疆历史

1.2009年7月5日晚上，新疆乌鲁木齐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7月6日12时30分，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栗智说，乌鲁木齐“7·5”事件死亡人数已达到140人，受伤人员达800多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6日凌晨发表电视讲话指出，这起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是一起典型的境外指挥、境内行动，有预谋、有组织的打砸抢烧事件。在各民族团结坚如磐石的情况下，“三股势力”的煽动袭击一定会遭到各族人民的唾弃，敌人的分裂破坏活动注定要彻底失败。

2.2009年8月22日至25日，牵挂着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来到这块富饶的土地考察，就做好新疆发展和稳定工作进行调研。

胡锦涛专门接见了新疆维稳先进人物、基层干部和民族宗教界爱国人士代表。询问他们的情况，称赞他们为维护社会稳定、增进民族团结作出了贡献。

胡锦涛希望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不移维护祖国统一，把爱祖国与爱民族、爱家乡统一起来，坚决同一切危害祖国统一的行为作斗争;坚定不移维护社会稳定，自觉担负社会责任，主动配合党和政府做好各项维稳工作;坚定不移维护民族团结，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为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添砖加瓦。

3.2009年1月19日上午，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决议，到会382名人大代表一致决定把每年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当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列确宣布决议获得通过时，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4.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加大了对西藏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青藏铁路、林芝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力缓解了制约西藏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进入跨越式发展的“黄金(1241.10,0.40,0.03%)时期”。“十一五”国家对西藏的180个工程项目总投资770多亿元，今年安排重点工程77个，总投资200多亿元，国家投入5.7亿元维修西藏文物建筑和寺庙。

1.我国的新型民族关系：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

2.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

3.民族团结是国家统一、繁荣昌盛的前提和保证。民族关系和睦，政治就稳定，经济就会发展;民族关系恶化，国家的统一就会受到威胁，经济就会受到破坏。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也是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4.中学生要自觉履行维护民族团结的责任和义务，主要是做到“三个尊重”：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尊重各民族的语言文字。

5.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指在国家统一两道下，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制度。

6.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7.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8.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

中考命题预测

1.参与打砸抢烧事件的犯罪分子侵犯了他人的哪些权利

答案：生命健康权;财产所有权;

2.在新疆、西藏和其他地区发生的打砸抢烧事件其目的是什么

答案：目的是分裂中国、破坏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破坏民族团结。

3.疆独、藏独分裂分子分裂祖国的目的能得逞吗请你简述理由。

答案：（1）不可能得逞。（2）因为①新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②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中华儿女的心愿，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③通过打砸抢烧进行疆独、藏独活动，损害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得人心。因此，疆独、藏独的目的是不可能得逞的。

4.为什么要维护各民族的团结

答案：（1）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2）有利于巩固国防，保持边疆的稳定;（3）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4）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5）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6）民族团结是国家统一、繁荣昌盛的前提和保证;（7）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也是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5.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答案：（1）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2）党和国家制定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民族政策，尤其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3）少数民地区干部群众团结奋斗，艰苦创业;（4）我国各民之间团结互助，共同发展;（5）全国人民的支持等。

6.新疆、西藏等自治区取得的巨大变化说明了什么

答：①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③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等。

7.国家加大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有什么重要意义

答案：（1）有利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2）有利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3）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4）有利于巩固国防，保持边疆的稳定;（5）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

8.请你列举国家加大对民族地区建设投入的一些具体措施。

答案：（1）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修建青藏公路、铁路，建设“西气东输”工程;（3）实施“援藏工程”;（4）设立“少数民族扶贫专项贷款”;（5）中东部地区在省级重点中学中开办“西藏班”、“新疆班”等。

9.加强民族团结，实现民族繁荣我国政府该怎么做

答案：（1）经济方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地制宜、优势互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差距，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2）政治方面：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打击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犯罪分子，维护民族团结。（3）文化方面：发展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以开放的心态，客观、平等的态度尊重、珍惜、保护各民族文化。

热点专题训练

一、单项选择题

1.2009年1月19日，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决议，到会382名人大代表一致决定把每年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D

①有利于教育广大青少年不忘历史 ②可以让关心西藏的人们更好地了解西藏的过去 ③表明我国各民族结成了友爱、平等、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 ④是为了让人们更加珍惜现在得来不易的各民族共同繁荣局面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④

2.2009年2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西藏民主改革以后，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行使参政议政的权利得到了有效保障。目前，全区34094名各级人大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占94%以上。这表明（）C

A.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B.我国各民族都可以直接管理国家

C.我国各民族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 D.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3.下列能直接体现有利于各族人民团结的有（A）

①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②北京等地的大学开设“西藏班” ③青藏铁路全线贯通 ④2010年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⑤北京奥运会圆满结束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③④⑤ D.①②④

二、多项选择题

4.2009年2月23日新华网报道，据统计，截至2007年底，已有3800名援藏干部进藏工作，对口援藏省市、中央企业和重要国家机关投入援藏资金达到96.68亿元，全国对口援藏共完成重大建设项目2861个。这样做（）ABD

A.表明我国采取措施帮助西藏加快发展 B.有利于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

C.表明维护民族团结是公民的基本义务 D.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原则

5.2009年7月5日晚上，新疆乌鲁木齐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事件造成多人受伤和死亡。这起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是一起典型的境外指挥、境内行动，有预谋、有组织的打砸抢烧事件。事件发生后，自治区党委、政府正确果断处置，乌鲁木齐社会秩序很快得到恢复。这一事件酿成的严重后果表明（）ABCD

A.这是一次侵犯公私财产和他人生命权的严重犯罪事件

B.这是一次分裂祖国，破坏祖国统一的严重政治事件

C.这是一次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平等、团结、互助民族关系的严重违反宪法事件

D.自治区党委、政府正确果断处置这一事件，是有法可依的三、简答题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上述材料说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西藏人民当家作主，促进了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教育事业取得了快速发展，人们受教育的权利得到了根本保障;西藏传统文化得到了保护、继承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西藏走向繁荣稳定的根本保证。

四、分析说明题

7.材料一：2009年7月5日晚上，新疆乌鲁木齐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7月6日12时30分，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栗智说，乌鲁木齐“7·5”事件死亡人数已达到140人，受伤人员达800多人。

材料二：当奥运火炬到达北美城市旧金山的那天，全城出动了几万华人，自发加入到“保卫火炬”的人流中，原因始自之前在巴黎奥运火炬“受辱”。当美国CNN歪曲“314”事件时，中国民众自发反击等。

（1）材料一说明了什么

答：上述材料说明了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

（2）对于材料二中的民众的表现，请发表你的看法。你从中得到了什么启示

答：（1）面对“藏独”和西方少数国家的反华行径，全球华人表现出了对祖国的高度责任感，以实际行动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和利益，忠实地履行了对国家的责任。

（2）①维护国家的尊严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当国家的尊严受到侵犯时，我们应挺身而出，坚决维护国家的荣誉和利益，表现出对祖国、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

②国家处于困难时刻，我们要主动为国分忧、勇担重任、与国家共渡难关

③我们要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坚决同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作斗争。

④青少年要肩负起铸造民族辉煌的重任，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2010 一月

1月1日——中国与东盟FTA（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这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

1月1日——西班牙接任瑞典成为新一届欧洲联盟轮值主席国。

1月4日——《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

1月4日——象限仪座流星雨。

1月4日——阿联酋的“迪拜塔”正式竣工启用，同时改名为“哈利法塔”。该塔高828米，是目前世界上已建成的最高建筑物。

中国科学院院士谷超豪、孙家栋获得2009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500万元。

1月15日——两岸金融合作谅解备忘录（MOU）正式生效。

1月19日一一日本航空公司和旗下两个子公司向东京地方法院正式申请破产保护，进入由日本政府主导的破产重组程序，日航总裁西松遥也宣布辞职。

2月4日一一在美国诞生的两只中国大熊猫泰山和美兰从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乘坐专机，在美国民众依依惜别中踏上回乡之旅。

2月4日——艺术家贾科梅蒂雕塑《行走的人》以6500万英镑拍卖，创历史最昂贵艺术品记录。

2月6日——郑西高铁正式开通，把郑州到西安的时间缩短到两小时。

2月7日——哥斯达黎加举行总统选举，执政党民族解放党总统候选人劳拉·钦奇利亚在选举中获胜，成为该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统。

2月10日——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在东亚四强赛中以3：0大胜韩国队，结束了在国际A级赛事中32年不胜韩国队的历史。

2月11日——在温哥华举行的第122次国际奥委会全会投票选举中，南京超越申办对手波兰的波兹南，以微弱的优势获得了2014年第二届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权。

2月12日至28日一一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举行。

2010温哥华冬奥会会徽

2月13日——2010年春节联欢晚会举行。

2月16日——温哥华冬奥会中，中国选手申雪、赵宏博以创纪录的216.57分夺得双人滑奥运金牌，这是中国代表团在温哥华冬奥会中获得的首枚金牌。

2月17日——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决赛，中国女运动员王蒙以43秒048夺冠，实现两连冠，创造了中国冬奥历史。

2月1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国务卿希拉里分别会见**喇嘛，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2月18日一一尼日尔发生军事政变，政变士兵攻入总统府，扣押总统马马杜·坦贾及多名政府高官。

2月19日——经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确认，由德国重离子研究中心人工合成的第112号化学元素从即日起获正式名称“Copernicium”，相应的元素符号为“Cn”。

2月20日一一荷兰首相巴尔克嫩德宣布，由于在阿富汗撤军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执政联盟中第二大党工党将退出执政联盟，致使执政联盟解体。

2月20日——温哥华冬奥会决出了短道速滑女子1500米的金牌，中国选手周洋力挽狂澜，粉碎了韩国人三连冠的美梦，以2分16秒693刷新奥运纪录的成绩夺得了中国在冬奥会这个项目历史上的首枚金牌，这是中国代表团的第三枚金牌。

2月21日一一美国“奋进”号航天飞机平安返回地面，结束了为期14天的国际空间站建设之旅。

2月24日——中国队在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3000米接力决赛中以创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1992年短道速滑成为冬奥会正式比赛项目后首次夺得该项金牌，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冬奥会上夺得的第四金。

2月25日——乌克兰新当选总统亚努科维奇在最高议会宣誓就职。

2月26日一一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10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王蒙夺得冠军。这是中国代表团本次冬奥会收获的第五枚金牌，也是中国短道速滑女队获得的第四块金牌，从而实现了包揽本届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项目四块金牌的伟业。

3月5日一一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3月12日至21日一一2010年温哥华冬季残奥会举行。

3月22日——第五届世界城市论坛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开幕。

3月23日——福建省南平实验小学发生重大凶杀案，一名中年男子手持砍刀，连续砍杀13名小学生，造成8名孩子死亡，5名孩子受重伤。

五月

5月1日——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开园仪式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

2010上海世博会会徽

5月8日——哥斯达黎加新当选总统劳拉·钦奇利亚在首都圣何塞宣誓就职，成为该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统。

5月12日——第63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正式拉开帷幕。

5月14日——新疆的互联网恢复开通。

5月14日——匈牙利新一届国会举行成立会议，施密特·帕尔当选国会主席。

5月17日至19日——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5月24日至25日——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

6月11日——2010南非世界杯开2010南非世界杯会徽幕。本届世界杯在南非的十个城市举行，是首次在非洲举行的世界杯。

1、中国首台实测性能超千万亿次的超级计算机——曙光“星云”高性能计算机系统

6月1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正式发布，超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再次刷新了中国高性能计算的最高速度。在德国时间2010年5月31日公布的第三十五届全球超级计算机TOP500排行榜中排名第二，创造了中国高性能计算机全球排名的最好成绩。

6、在6月5日“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今年环境日的主题“多样的物种、唯一的地球、共同的未来”呼应了国际生物多样性年的呼吁，要求制止生物大规模灭绝现象，并使公众更多认识到，栖息在我们星球上的土壤、森林、海洋、珊瑚礁和山区的数以百万计的物种，是多么至关重要。中国主题确定为“低碳减排、绿色生活”。

7、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六届贸易部长会议6月6日在日本札幌闭幕。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变革与行动”。

8、国家主席胡锦涛6月9日抵达塔什干，开始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次会议。

9、国务院总理温家宝6月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全国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10、2010陈嘉庚科学奖颁奖仪式6月9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次院士大会全体院士会议上举行。

11、以“对亚洲领导作用再思考”为主题的第十九届世界经济论坛东亚会议日前在越南胡志明市落幕。

12、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次会议6月11日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会议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次会议宣言》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次会议成果新闻稿》。13、6月11日，第19届世界杯开幕式在南非约翰内斯堡足球城球场举行。开幕式主题是“欢迎来到世界之家”。

14、以“低碳技术、绿色经济”为主题的“２０１０中国北京国际节能环保展览会”6月12日在京开幕。16、6月13日晚，持续3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南部骚乱出现缓和迹象。17、6月15日9时39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十二号卫星”送入太空，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空间环境探测、星间测量和通信等科学与技术实验。

18、在我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到来之际，首届中国农民艺术节于6月16日上午在全国农业展览馆隆重开幕。19、6月18日上午，第八届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交易会以低碳经济、绿色经济为主题，构建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平台，以及国际交流和两岸合作的平台。20、6月18日上午，由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独立组织实施的世界上第一个±800千伏直流输电工程——云广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全面竣工投产。是迄今世界电压等级最高的直流输电项目。21、6月19日晚，第二届海峡论坛在福建省厦门市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海峡论坛以“扩大民间交流、加强两岸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为主题。22、4月14日7时49分，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发生7.1级地震，9时25分又发生6.3级余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国家减灾委、民政部于14日8时30分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根据灾情发展于12时将响应等级提升至一级。3月3日——上海精武体育会成立100周年。

3月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3月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1月17日，新华社报道，胡锦涛总书记1月14日～17曰在上海考察丁作。他深人科研基地、产业园区、企业车间，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进行调研。

1月19日，中央财政再次紧急下拨新疆、内蒙古等地寒潮冰雪救灾资金1.24亿元。截至当日，中央财政累计下拨寒潮冰雪救灾补助资金3.21亿元。

l月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会议对电力、煤炭、焦炭、铁合金、电石、钢铁、有色金属、建材、轻工、纺织等重点行业近期淘汰落后产能提出了具体目标任务。

1月21日，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批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这是首个获批复的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1月25日，中国政府网播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

1月27日，中国政府网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的通知》。

1月29日～2月12日，国务院法制办在其网站上公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全文，向公众公开征求意见。

1月31日，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7个中央一号文件由新华社受权发布。

2月2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

2月10日，中国政府网发布《国务院关于设立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的通,知》。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是国务院食品安全工作的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主要职责是分析食品安全形势，研究部署、统筹指导食品安全工作；提出食品安全监管的重大政策措施；督促落实食品安全监管责任。

2月23日，新华社报道，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联合印发《国家预防腐败2010年工作要点》。

2月23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已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

2月2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国防动员法。

3月3日～13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在京举行，何厚铧当选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本次政协会议共收到5430件提案。

3月5日～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决定》。胡锦涛3月14日签署主席令公布了这一决定。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3月7日，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100周年大会在京举行。

3月1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2009年美国的人权纪录》，以回应美国务院3月11日发表的《2009年国别人权报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的指责。

3月1 4日，中国新任驻美国大使张业遂抵达华盛顿履新，成为第9任中国驻美大使。国际

1月27日～31日，第40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瑞士达沃斯召开。与会各界人士以“重新思考、重新设计、重新建设”为主题，就全球经济恢复前景、金融体系改革、气候变化、海地重建等一系列全球关注的问题进行广泛讨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席本届年会并在会上发表特别致辞。

2月12日～28日，第21届冬奥会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

4月14日，青海玉树发生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2010年5月17日至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新疆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5月26日至27日，自治区党委七届九次全委（扩大）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中央新疆座谈会精神。

中央在北京此次召开的新疆工作座谈会，也是我国首次召开的新疆工作会议，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上发表讲话中指出，做好新形势下新疆工作，是提高新疆各族群众生活水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是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拓展我国经济发展空间的战略选择，是我国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发展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部署，是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确保边疆长治久安的迫切要求。在新形式下做好新疆工作，把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搞上去，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不断开创新疆工作新局面。并且提出了未来5年至10年新疆发展的目标任务，从国家政策的支持到全国对口援建，新疆实现这一目标不难。这次座谈会议的召开具有积极重要的作用，它为新疆的发展提供了很重要的机遇，对于推动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在自治区党委七届九次全委（扩大）会议上，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要抓好的七个方面工作进行了阐述。主要是：加速经济跨越发展、切实改善民生、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确保新疆山川秀美、绿洲常在、加强宣传思想文化和民族团结工作、做好社会和谐工作、加强党的建设。

第五篇：苏联历史知识点小结苏联历史知识点

二战后在苏联的帮助下，有12个欧亚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20世纪50年代，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社会主义阵营(除南斯拉夫外)。应对美国冷战。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苏联历史知识点小结，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苏联历史知识点1

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1861年改革

1.原因：封建农奴制阻碍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市场狭小，劳动力缺乏);

2.主要内容：

①农奴在法律上有人身自由;

②农奴必须赎买份地。

3.评价：

①性质：是沙皇实行的一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改变了社会性质)

②进步性：废除了农奴制度，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快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步伐。

③局限性：改革很不彻底，保留了大量封建农奴制残余。

进入帝国主义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

1.经济：资本主义发展迅速，但仍落后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

2.政治：沙皇专制

3.对外：

①19世纪末强租旅顺、大连，把长城以北划为势力范围;参与八国联军侵华;1904—1905年为争夺东北发生的日俄战争，惨遭失败;1912年策动外蒙古独立;

②在欧洲与英、法结成三国协约，与三国同盟对抗。

③1917年退出战争。

4.思想：列宁主义的诞生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1917年十月革命

(一)背景

1.沙皇专制阻碍俄国社会发展;

2.一战使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

(二)过程：由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

1.推翻沙皇专制统治——二月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2.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革命)

(三)巩固政权的措施

背景：

内：地主、资产阶级发动叛乱;

外：协约国武装干涉

1.政治：废除旧的等级制度，宣布国内各民族人民的权利平等，废除教会的一切特权。

2.外交：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退出战争(停战、割地、赔款)

3.军事：组建红军。击败协约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苏维埃政权得到巩固。

4.经济：

①城市接管银行、铁路，对企业开始实行工人监督，后来将大企业收归国有;农村，没收地主、皇室和寺院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

②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四)历史意义

1.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统治

2.鼓舞和推动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3.使人类进入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时期，是世界现代史的开端。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第一阶段：列宁时期

(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1.背景：内忧外患(叛乱、干涉)

2.内容：

①实行余粮收集制(农民必须按国家规定的数量交售粮食以及其他农产品);

②把大中企业全都收归国有，③取消一切商品贸易;

④一切生活必需品均由国家集中分配;

3.评价：

①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保障了军事胜利。

②巩固了苏维埃政权。

③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途径。

(二)新经济政策(1921—1927年)

1.背景：经济困难、政治危机(战争使经济濒于崩溃、1921年饥荒、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继续实施加剧经济恶化、农民暴动、水兵暴动)

2.内容：

①农业：用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纳税后剩余的粮食归农民自己支配;

②工业：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厂矿企业仍归国有，由国家经营;中小企业和国家暂时无力兴办的企业，允许本国和外国资本家经营;恢复私人小企业;

③流通方面：由产品交换到自由贸易;实行按劳分配。

3.特点：

①在国家控制经济命脉的前提下，一定程度上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

②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来扩大生产。

4.评价：

①改善和巩固了工农联盟，工农业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苏维埃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

②适合苏俄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途径。

1922年组建苏联

1924年列宁逝世

苏联历史知识点2

第二时期：斯大林时期

(三)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

1.背景：

①外部：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

②内部：经济文化落后。

2.过程：

(1)经济：苏联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①1925年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方针，重点发展重工业;

②1928年起开始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计划经济。

③1927年—1937年实现农业集体化

④成就：基本实现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国家工业化(1937年工业总产值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实现农业集体化

⑤问题：农业和轻工业落后，最终又制约了重工业的发展;产品单调，质量低劣;消费品供不应求，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从农民身上取走的东西太多，损害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2)政治：1936年新宪法的颁布，宣布苏联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标志着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形成。

1936年宪法的颁布

①、背景：苏联社会的重大变化：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实现，公有制占绝对支配地位。

②、目的：把重大变化以法律形式肯定下来。

③、内容：A.苏联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B.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所有制;C.政治基础是各级劳动者代表苏维埃。

④、意义：A.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苏联的确立;B.标志着斯大林创建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形成。

3.缺陷和弊端：

①经济上管得过死、过严，缺乏动力和活力，经济效益低下;

②政治上过分集权，缺乏民主，个人独断专行人民的建设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压制。

4.评价：

①在战争期间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发挥过重要作用;

②后来，日益严重地阻碍了国民经济和其他事业的发展。

二战前后的苏联

(一)二战前

1938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苏联赢得了备战时间;也使德国发动战争解除了后顾之忧。

(二)二战中，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1.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二战进一步扩大。

①莫斯科保卫战(1941年10月—1942年初)的胜利;

②1942年初中、美、英、苏等26 国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③斯大林格勒战役(1942年冬—1943年2月)：二战转折点，苏军开始进行战略反攻。

2.参与重大国际会议

①德黑兰会议;②雅尔塔会议;③波茨坦会议

3.①1945年4 月美苏军队易北河会师、苏军攻占柏林;②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围歼东北的日本军队。

(三)二战后初期

1.国内：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1949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问题：体制弊端日益显著;

2.二战后在苏联的帮助下，有12个欧亚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20世纪50年代，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社会主义阵营(除南斯拉夫外)。应对美国冷战。

3.以美苏均势为基础形成雅尔塔体系，美苏两分天下，表现为：

①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②对德国和柏林进行分区占领。

③控制社会主义阵营;

④1955年苏联和东欧七国成立华沙条约组织;

⑤1949年在苏联的支持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

苏联历史知识点3

苏联的改革历程(伴随美苏争霸50年代—1991年)

(一)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苏联提出要与美国平起平坐，争霸开始。苏为守势)

1.切入：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秘密报告”。

2.内容：经济领域

①重点：农业，取得一些成效;

②工业：下放权力、精简机构;

3.失败原因：

①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

②对原有经济体制的小修小补;

③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提出不切实际的口号和目标。

(二)勃列日涅夫的经济改革(苏攻美守)

1.内容：经济领域：

①重点：工业，把发展的重点放在重工业上

2.成效：

①执政前期，工业改革取得一定成效;

②执政期间，苏联的军备力量增长，成为与美国匹敌的超级大国，人民生活有所改善。

3.失败原因：

①经济体制没有实质性突破;

②后期个人专断作风滋长，政治生活僵化;

③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活力衰退，社会矛盾丛生。

(三)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苏联收缩，苏联解体—争霸结束，两极格局结束)

1.时间：经济改革受挫后，从1988年起进行政治改革

2.内容：

①以民主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提倡民主化和公开性;

②全盘否定苏联历史。

3.后果：丑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严重后果，引起人们的思想混乱。

1990年局势动荡：

①实行多党制;②经济滑坡;③民族矛盾爆发，民族分离活动愈演愈烈;④党内斗争尖锐化和公开化。

回到资本主义道路——苏联解体

(一)背景：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方向

(二)过程

1.政权发生质变——“八一九”事件

①原因：直接原因：1991年8 月《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的公布;根本原因：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导致局势混乱。

②实质：共产党内部争权斗争

③影响：改变了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国家政权发生根本质变;各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

2.“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明斯克协定签署

1991年12月8 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签署

3.苏联解体——《阿拉木图宣言》签署

1991年12月22日，11国签署。“独联体”扩大到绝大部分加盟共和国。

(三)影响：

1.两极格局结束，世界格局开始呈现多极化的发展趋势;

2.社会主义力量遭到重大挫折;

今日俄罗斯成为促进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