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历史考察

第一篇：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历史考察

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历史考察

马克思主义认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总劳动在农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重新分配和重新配置。发生这种变化的基础，是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和社会转型中不可避免的，关系到国家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英国政府在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了国家干预的做法，摸索出从惩罚、救济、“济身”，到创造就业机会和福利国家的一套做法，成功地解决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问题，为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铺平了道路。

一、从惩罚、救济到“济身”

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最初是由圈地运动引起的。圈地运动本身，不是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而是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圈地的目的，是为了养羊赚钱，而不是为了扩大农业生产，而且牧场不能容纳过多的农业劳动力，因此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当时英国还没有发展到机器大工业生产阶段，非农业部门也还没有产生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所以这些被驱赶的农民，除少数人受雇于农场和手工业工场外，绝大部分人成为生计无着、到处行乞的流浪汉。他们逐步向城市转移，成为游民、失业者和贫民。在圈地运动开始的最初200多年里，英国圈地运动受到的限制，规模不大，失地农民的问题还没有严重到威胁旧国民经济体制存在的地步，失地进城农民被简单地看成流浪汉和“懒汉”．英国统治阶级禁止他们到处流浪，通过“血腥立法”，加以严惩。如1531年法令和1536年法令规定，所有健康的人，一旦被发现乞食，要被剥光衣服，绑在马车后，游街示众，同时鞭打至流血为止，然后遣返原籍。

爱德华六世在位时，于1547年通过了被认为是都铎王朝最严厉的惩治流浪汉的法令。该法令把所有无业者都称为流浪汉，给予严厉惩治；健康流浪汉，将被逮捕，在前胸打上“S”烙印，被罚做两年奴隶。如果逃跑，将被判终身为奴。而逃跑两次，将被判死刑。然而，严刑峻法并不能解决农村失地农民的流浪问题，许多破产农民参加了农民起义。1549年在诺克福郡、1554年在肯特郡都发生了农民起义。起义失败后，大批起义者成为游民，流人城市。

随着圈地规模的扩大，失地农民的数量在增加。英国政府逐步认识到进城流浪农民的问题，是由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并不是失地农民的过错。惩罚不如疏导，要进行疏导，首先要进行救济。于是，英国政府采用了恩威并用，即救济和惩罚并用的两手政策。

最先，英国政府允许对无劳动力的和老弱病残等流浪汉进行救济，后来逐步扩大救济的范围。开始时，救济基金主要由私人和私人机构来进行，政府并不承担责任。从亨利八世开始，英国政府才承担起了组织救济和筹集救济资金的责任。例如1535－1536年的法令规定，市政当局要“慈善地接待”乞丐，救济他们，使之不会再公开乞讨。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进行，英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速度加快。英国除了继续救济流浪者、失业者外，对贫困人口开始了政府补贴制度，即“斯宾汉姆制度”。这是一种“院外”救济制度，开始于1795年。所谓院外，指的是救济院之外。这种制度的特点，是根据食品价格决定工资标准。对工资达不到标准者，由政府给予补贴。但是救济只是一种暂时的办法，它不仅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而且造成了更多的社会问题．这种主要靠救济来解决问题的办法，明显是行不通的。英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政策需要新思路和新办法。于是政府采取了大规模向海外移民的政策。

新航路开辟后，英国就开始向新大陆和海外殖民地移民。在移民中，大多数人是“在母国被当成多余而有害的人”，是“罪犯、娼妓、穷光蛋和破产者”，一句话，是游民、失业者和贫民。1834年，由于失地农民的压力，英国主管和执行济贫法的皇家委员会正式建议，将有劳动能力的贫民移民海外。这样，大批移民以仆役身份来到北美，俗称“契约仆”。17世纪进入切萨皮克地区的移民，有70％一80％为仆役。

为了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英国严格禁止熟练工人移民国外。因此向国外的移民，基本上是农村剩余劳动力。

南非、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英国殖民地也是英国缓解国内流动人口压力的理想移民之处。例如英国1820年首批到达南非的移民就有1万人；以后逐年增多。英国向新西兰移民，也从1839年的1000人，发展到1875年的30万人。政府为鼓励移民，采取了减免运费、向移民赠送土地和农具或向安排移民的投机者赐予土地等多种方式。从1846年到1869年，在英国政府各种移民计划下安排的移民约有33．9万人，约占英国移民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总人数的23％。

除了移民之外，英国政府还向殖民地流放犯人。1717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允许将某些犯人运送到北美做劳工。议会下院于1729年到1730年设立了一个委员会，对英国监狱进行调查。该委员会在经过调查后，提出将负债的穷人和从监狱中放出的犯人安置到北美。之后，这两种人被安置到北美，促成了佐治亚殖民地的建立。在1718—1775年间，英国向美洲输出犯人约3000人。北美独立后，美国拒绝接受英国罪犯，其他英国殖民地也开始拒绝接受英国罪犯。因此英国把澳大利亚作为流放地。1787年英王乔治三世在议会开幕词中，宣布政府计划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植物湾”建立移民区，安置罪犯。到1868年从英国各岛流放到澳大利亚的罪犯已达15．5万人。这些犯人被流放后，缓解了英国本土的人口压力和社会矛盾。在实践中，英国政府认识到移民和流放，只是权宜之计，只有创造工作机会，使流浪汉通过工作谋生，从济贫到促进就业，达到“济身”的目的，才能解决问题。这样英国对流浪农民的政策开始了转变，即从救济政策发展到“济身”政策。工业化的发展，也为这一政策提供了可能。

英国工业化初期，工业部门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失地农民本来可以比较容易地在工厂谋到一份工作。但是由于当时工厂工作条件恶劣，工资非常低，而且工作时间很长，一般每天工作时间在15一18小时。广大失地农民的思想观念还没有转变，他们过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生活，不习惯工厂的生活，特别不愿意在工资极低、条件特差的工厂，受老板和工头的剥削压迫。因此他们宁愿继续行乞、打短工或依靠亲友的资助，而不愿到工厂做工。这就是失地农民变成流浪汉而被资产阶级看成“懒汉”的原因。对这些流浪汉，英国政府实际上无计可施。但是到工业化中后期，这个问题不存在了。

首先由于工业化的进行，社会物质财富增加，人民整体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下，工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得到改善，工作时间不断缩短，工资水平得到提高。相对来说，失地农民就愿意到工厂工作。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工厂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多，因此就容纳了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非农业部门的发展，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兴起，拓宽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领域。

其次，从19世纪初开始，英国进一步加强了对外殖民掠夺，建立了广大的殖民帝国。广大殖民地是英国人移民的理想之地，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广阔场所。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移民殖民地，1846—1850年英国每年平均向殖民地移民19．91万人，到1886一1890年间则达到21．48万人。

在这一时期，失业问题成为比流民更为严重的问题。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找到工作后，很快又失业。失业问题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失业问题必须由国家来解决，需要加强国家的干预。因此英国以解决失业问题和社会福利问题为突破口，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这样英国对游民的政策，开始了从济贫政策到“济身”政策的变化。英国政府以各种方式培养游民的劳动习惯，培训农村剩余劳动力，使他们拥有某种技能，能独立谋生。同时英国政府还努力创造就业机会，为游民工作创造条件，使他们有“济身”的可能。在这一时期，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开始走上正常的轨道。

英国政府的“济身”政策，是有渊源的。从1571年到1587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关于惩治流民和救济贫民的新法案就规定，对有劳动能力的游民实行强制劳动。在1576年法令中，政府规定每个郡都要建立“感化院”，将那些有工作机会而不去工作的人送进感化院，实行强制劳动。同时积极为失业者寻找就业机会，希望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的流浪问题。这些办法，开始了使被救济者通过就业来谋生的努力，在英国被称为“济身”。

1594到1597年，英国粮食连年歉收，圈地速度加快，失地农民向城市流动的规模增大。英国议会为了解决流浪农民问题和贫民问题，通过了1597年法令，明确提出了具有“济身”思想的济贫新方案。在这个法案中，除了严惩外，强调为流浪者和失业者创造就业机会，使他们能自己谋生。法案明确规定，要安置贫困家庭的子女劳动或当学徒，给失业的成年人提供原料，以便让他们工作，提出了“健康者劳动，无生活能力者送救济院”的原则。

1601年，英国通过了著名的伊丽莎白法，即“旧济贫法”。该法吸收了1597年法令的基本精神，并作了一些增补，强调解决游民问题的之一，是为失业者提供工作。该法案的通过，标志着英国基本完成了在解决失地农民问题上从惩罚到救济再到“济身”的观念转变。该法案在英国济贫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奠定了英国救济政策的基础。

1601年法案通过后，英国枢密院为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开始为失业者安置工作。从1622年到1623年，英国枢密院连续颁发了三个诰令，发给10个呢绒生产郡的治安法官，要求他们解决失业纺织工人的工作问题。1629年5月17日，英国枢密院又发布诰令，要求强迫健康流民做学徒，给他们提供生产原料，安排他们工作。为了给失业者安排工作，需要筹措资金。为了解决资金问题，英国枢密院授权地方官征税。为了拓宽就业渠道，英国创造了多种安排就业的方式．例如提供原材料，让穷人在家中生产；为失业劳工创建新的行业，如在呢绒业之外，为安置失业工人创立了“新呢绒业”，即生产粗呢和斜纹哔叽呢；为失业者建立集体劳动工场。这种工场具有半工场半收容所的性质。

1834年，英国颁布了新济贫法。新济贫法是在旧自由主义的思想下制定出来的。旧自由主义认为，人是生而自由的，贫困是个人的事，是由个人原因造成的，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脱贫。因此1834年新济贫法规定：贫困者必须进入济贫院，才能得到救济。接受救济的人，将被剥夺选举权，作为对被救济者的一种惩罚，其目的是让受救济者通过个人的努力，而不是社会与政府的帮助来脱贫。这个法令在改造游民的不良习惯上，有很大突破。该法令规定，在济贫院，受救济者必须劳动，才能得到生活必需品。这是一种带有劳动改造性质的规定，其目的是培养受救济者的劳动习惯，使他们走出济贫院后，能靠劳动谋生。从1870年到1914年，英国的济贫活动，基本上是在]834年新济贫法下进行的。

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第三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世界市场的扩大、的进步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英国剩余劳动力进一步增加。为了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能顺利向非农业部门转移，英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如逐步普及中学，提高农民的素质等，使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相对容易。

1890年后，英国政府创造就业机会，使失业者能够通过劳动谋生的努力有了发展。英国政府决定建立劳动移居地来转移失业人口。英国建立的劳动移居地分为两种：一类是由社会团体为解决失业问题而建立的移居地；另一类是由政府济贫部门为缓解失业者的贫困状况而建立的劳动移居地。前一类靠各类自愿性捐款建立，后一类主要由地方政府拨款建立。

社会团体建立的移民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891年“救世军”在艾塞克斯郡的哈德里建立的“救世军土地移居地”，占地3000英亩；此外还有1892年“家庭移民协会”在斯塔斯韦特建立的占地130英亩的“农村移居地”等。而由政府建立的劳动移居地主要有1904年在伦敦波普勒区建立的莱恩敦劳动移居地，1905年由伦敦失业委员会建立的豪尔斯里湾劳动移居地。前者占地100英亩，后者占地13000英亩。但是由于这些劳动移居地从事农业性质的劳动，对城市失业者吸引力不大。同时这些劳动移居地也受到当地农民的强烈反对，因为这将把就业人口转移到他们居住的地区。从操作上说，这种办法也难于实行。因为维持劳动移居地需要资金，依靠自愿捐赠的基金来源不可靠，而依靠地方政府的拨款，则又引起纳税人的不满。因此劳动移居地的存在不能长久，英国建立劳动居居地的尝试是不成功的。

英国政府逐步认识到，解决失业问题，仅靠济贫院和建立劳动移居地等等是不够的，必须加强政府的调控努力，制定相应计划，实行再就业制度和劳动保障制度。1886年3月，英国地方政府事务部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向所有地方济贫官员提出了一项“市政公共工程计划”，要求在对贫困者和失业者进行救济时，应该通过市政工程计划的扩大，给失业者再就业提供机会。这一指令，开始了英国国家从宏观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努力。

按照张伯伦的指示，各地方政府开始把失业者组织起来修建公共工程。于是以公共工程计划为形式的劳动救济措施，成为济贫法之外解决失业问题的又一官方措施。但是张伯伦的这一计划很快就失败了。因为参加公共工程计划的失业者，大多数是非熟练工人，他们没有什么技术。而大多数熟练工人在失业后，并不愿意参加公共工程计划。加上公共工程的实施，需要巨大的资金，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失业者创造的价值，远远赶不上开办公共工程所需的资金。因此用公共工程计划来解决失业问题的尝试失败了。

在创建公共工程解决失业问题的努力失败后，英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办法开始向福利国家方向发展。英国国家福利政策的核心，是就业政策。英国福利国家的设计师威廉。贝弗里奇在1905年出版的《失业：一种工业问题》一书中指出：“失业基本上是一种工业和国家的问题，而不是个人品行以及地方在供需调节方面的问题。”他强调了失业不是个人品行造成的，而是工业社会发展过程中对劳动力供需进行调节的某种经济力量未能发挥真正效力的结果，这种经济力量要想发挥效力，仅靠地方调节是不够的，还必须由国家进行调节，建立福利制度，以利于就业问题的妥善解决。他的观点，为解决失业问题提供了基础。

1905年，英国工党成立后，立即在议会中提出了上述社会经济要求，迫使英国通过了《失业工人法》，规定了对失业工人的救助措施和解决失业工人再就业的办法，使国家的济贫制度开始向福利国家制度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为彻底解决失业和贫困问题，开始建立福利国家，试图从根本上解决剩余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

二、从“济身”到人为创造农村剩余劳动力

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第四个时期，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这一时期，为适应战后重建和经济一体化的要求，英国采取了新政策，鼓励农业的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节省农村劳动力，进一步制造农村剩余劳动力，并由国家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安排中的社会安全，英国开始从“济身”到人为创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政府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基本保障了失业工人和贫民的利益。农村剩余的劳动力即使没有找到工作，也不会再像其前辈那样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开农村和农业劳动，不会给社会带来大的冲击。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英国政府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政策有了巨大的变化，从历史上消极应付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发展到主动积极地创造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把他们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和第三产业中去。这些政策是：

第一，加大对农业的投资。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失去了广大的海外殖民地，需要加强本国农业的发展。为此，英国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投资。农业投资的增加，使农业有关的各项配套设施得到加强，从而减少了农业的劳动投入，促进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产业的转移。

第二，鼓励扩大农场的规模，以取得规模经济效益。1967年英国修订的农业法规定：对合并的小农场，政府提供50％的合并费用，愿意离开农业的小农场主，可从政府得到2000英镑的补助。1973年以来，英国政府用于农场合并的补贴每年在100万英镑以上。由于政府的鼓励，英国小农场合并的速度很快。1965年英国共有农场43．78万个，到1977年就减少到27．51万个。其中5公顷以下的农场，从16．83万个减少至4．74万个。农场的合并和扩大，促进了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化，节省了农业劳动力，导致农业人口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

第三，促进农业机械化的发展。19世纪50年代以前，英国的农业还在广泛使用畜力和古老的农具。19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使用简单机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美国进口拖拉机时，英国才真正开始了机械化进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虽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但是机械化的水平还不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农业机械化的步伐加快，实现了集约化、机械化、化学化和电气化，因此又出现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1931年，英国农业劳动力为125．8万，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6％。但是到1965年下降到4％，1978年为2．2％。

第四，重视农业科研和农业教育，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生产率，以减少农业劳动人口。1976—1977年，政府对农业科研的投入约为6500万英镑，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科研和教学。

第五，发展第三产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英国的非农业人口，开始大规模向第三产业转移。例如，1961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为48％，农业就业比重为5％。但是到1970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上升到51％，而农业人口下降到2％。

在历史上，英国政府是不干预第三产业发展的。但是为了为剩余劳动人口开辟就业渠道，英国政府开始干预第三产业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英国制定了《发展法》，规定对营建旅馆的资本开支给予20％的补助。这样在短短几年内，全国增加客房5万多间，解决了不少人的就业问题。进A80年代后，英国政府兴建了20多个“区”，实行特殊政策发展工商业．这些企业区对吸纳剩余农村劳动力发挥了很大作用。第六，在英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英国政府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成功的做法。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发展“农工综合体”。“农工综合体”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建立，到60年代发展起来的。所谓农工综合体，就是在农村发展的非农业产业，例如食品加工工业等。这些工业使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变为非农业劳动力。例如1970年，英国全国劳动力总数为2434万人，其中在农工综合体就业的人数为210万，占10％。，英国还在创造条件，以进一步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向最优化方向发展。英国正以新的方式，人为地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英国当代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政策，较好地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

三、英国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验

英国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经验，其中最成功的经验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靠惩罚或者救济，而应当由国家干预，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职业培训、就业机会和安全保障。这一经验为大多数欧美国家所认同。

19世纪末，德国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上的做法，主要得益于俾斯麦的福利政策，但俾斯麦在制定政策时，考虑了英国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方面的做法，使德国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政策，较早地向福利政策过渡。

法国在1897年大革命后，成为一个小农生产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化缓慢。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发展，法国英国，鼓励土地集中，扩大农业生产规模，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法国政府为自愿合并的小农场主提供资金和奖金，对剩余的农村劳动力给予安排工作或提供社会保险。这一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从1955年到1977年，法国全国农场的数目减少了48％，农场平均规模扩大了一倍以上，农村人口迅速减少。

美国剩余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在化基础上进行的，工业化为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创造了条件。但美国政府为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采取了英国的一些做法，如制定了一系列政策，特别是制定了提高农民素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培训计划，以帮助他们就业的政策。

战后意大利更是直接借用英国的经验，由国家来拟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计划，以促进意大利南部农业经济的发展。

英国政府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政策经历了复杂变化过程。在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英国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包括惩罚、救济、向海外移民、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劳动“济身”自救、为失地农民创造就业机会、逐步完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定一系列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等，并最终使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政策，与福利政策挂钩，为失业者提供职业培训、提供就业计划和社会安全保障，从而创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良好的社会环境，成功地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历届英国政府的做法不相同，但是它们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政策随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变化，与时俱进，始终处于不断更新的过程中。英国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上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第二篇：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启示

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经历了资本积累初期的困苦后，其转移逐步转入正轨。特别是在20世纪初期后，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缓慢地向工业、第三产业转移，此后便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规模。

在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的过程中，政府从中摸索出了一条为民分忧，为民解愁的一套做法，成功地解决了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英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开始探索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国家，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政府主导型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模式，通过政府制定政策和法律全面考虑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值得世界各国借鉴。根据我国国情，我提出如下观点

一、加宽社保覆盖程度，密集社会保障制度

目前，农业转移劳动力的生活来源主要是非农业收入，但因为没有一种以制度形式存在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保证他们起码的生活条件，他们仍有不稳定和不安全感。所以，城镇要建立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农户进城后享受到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待遇，从而提高城镇对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吸引力。

二、加速劳务输出

劳务输出是对农村劳动力严重剩余的一种重要缓解方式。国际劳务输出对劳务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一般是掌握一门或一门以上某种技术和外语的技术工人，甚至是高级技术人员。英国通过掠夺殖民地，然后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输入到掠夺来的殖民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劳动力剩余的问题。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中达到要求的很少，劳务输出单位很难找到符合要求的劳务人员，所以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教育文化水平是增加劳务输出的首要条件。

基于以上情况，各级政府应建立健全劳务输出管理服务体系，扩大对外劳务输出规模。

三、加速城乡结构的调整，加大政府职能

英国、日本等国家政府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都扮演着及其重要的角色。这是非常值得借鉴的一点，为了使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政府应加大职能转变的力度，政府职能应该集中在以下方面：加强社会管理职能；提供公共产品；政府直接干预。毕竟，依靠国家的政策扶持仍然是农业向纵深发展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必要保证。

四、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的一个重要条件。文化程度越高，转移的领域就越广，速度也越快，质量也越高。但由于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造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必须采取教育扩张策略，大力发展各级各类职业教育和农村高等教育，提高农村新生劳动者和现实农民的素质，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进程。

五、利用服务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

第三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它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又一重要领域。从总体上看，只有工业和第三产业大发展，才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根据英国的经验，重视节约资本，充分利用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奠定基础。

第三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

摘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主要有产业转移、区域转移和身份转换三种形式，文中所用的转移主要指前两种形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及回流能有效地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河南转移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极大地带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本次全球经济危机造成我省外出务工人员大量回流，对我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带来了挑战，从长期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仍然是促进我省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手段，因而应采取多种措施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及回流工作，以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劳动力回流；城乡协调

作者简介：赵翠红(1963-)，女，河南襄城人，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3-0062-04

收稿日期：2009-02-16

一、引言

学术界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颇多，形成的各种不同观点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种是被广泛接受的传统定义，即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或接近于零，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而不会减少农业总产量的那部分农村劳动力。但这种观点在经济学界引起了激烈争论。而以刘易斯(1954)为代表的古典学派坚持认为农业部门存在无限丰剩的剩余劳动力，把他们转移到非农部门中不会使农业产量减少，因为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低到接近零。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还有如下理解：(1)把农业劳动力的闲置视为“剩余”；(2)认为“剩余”是农业劳动力的供给量和社会需要量之差；(3)边际收益低于非农业劳动力的农业劳动力(李仙娥，2004)。

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界定，我们赞同周振华的定义：“农村剩余劳动力应是在农产品供给满足社会需要的条件下，其劳动边际产量等于零的那部分劳动力；或者说，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农业稳定增长，并且满足社会需要条件下的农业闲置劳动力。只有这部分农村劳动力才可以向非农产业转移。”(周振华1995)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从形式上看主要有三种：产业转移、区域转移和身份转换。鉴于我们现有体制和制度因素，在较长时期内对大多数农民来说，要实现从农民到市民角色的转换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界定的基础上。本文所使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概念，是指超过农业需要的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实行就地或异地转移即前两种形式的转移。

近几年来，原先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的部分剩余劳动力又开始返乡或创业或务农，这种现象被称作劳动力回流。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回流对城乡协调发展的作用分析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流入区域的领先发展，强化了其增长极的地位

由于劳动力流入区域一般是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工业发展较快，各种类型的企业迅猛发展，它们已由最初的劳动力剩余经济变为劳动力不足。大量农民工的流入，为这些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资源，降低了发达地区用工单位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发达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发达地区凭借开放的政策、勤奋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吸引外资，成为加快本地资金积累的重要源泉(姜长云，2005)。企业积累和外资的增加，进而又扩大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其累积效果是工业与贸易的滚动发展，工业化快速推进，成为带动经济快速发展、劳动力持续转移的增长极。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回流带动了流出区域的经济发展，增强了农村自我发展的能力

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在比较利益的推动下，劳动力就不断地从报酬比较低的地方或行业向报酬比较高的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一方面外出务工收入主要靠从农业生产部门分离出来而未完全脱离农村的劳动力创造的，他们获得了高于农业生产部门的报酬收入，从而提高了农民的整体收人。打工者带回的收入，对不同地区起着不同的作用。很多贫困地区，是“输出一人，脱贫一户，输出百人，脱贫一村”。对温饱解决的地区，注入了生活消费、盖房建屋、活跃市场、发展经济的资金。多数农民的打工收入成了子女上学、医疗等不可或缺的经济来源(姜太碧，2005)。另一方面，河南作为一个经济大省、农业大省、人口大省以及人才、劳动力资源大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数量、速度、成效，以及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多元化程度，对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都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大规模农村劳动者跨区域务工经商，给社会带来更多的是进步，他们以廉价的劳务支援了流入地区的经济建设，并把获取的信息、劳务收入和学到的致富技能带回家乡，有力促进了农村的经济发展。

近年来，外出务工人员陆续带着技术、项目、资金返回家乡创业，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创造了财富，为当地提供了就业岗位，繁荣了地方经济(时慧娜，2008)。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依靠技术回乡创业；二是依靠资金回乡创业。例如邓州市万余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回报乡里，创办企业400多家，创办其他经济实体8000余家，就地转移剩余劳动力3万余人；社旗县把“返乡创业潮”与“外出务工潮”形成双向对流，使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回流乡里，形成能人回乡、资金回流、企业回迁的“凤还巢”局面，有效拉动了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截至2008年8月底，该县已有1000多名外出务工人员回乡投资兴业，总投资8000多万元，为当地农民增加就业岗位1万多个(河南调查总队，2008)。

总之，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回流带动了城乡、区域间的沟通，促进了农业和工业的协调发展，开创了落后的农村地区主动利用地区差异，参与发达地区发展，解决不发达地区就业、收入难的经济形式，也使发达地区得以利用广大农村劳动力的丰剩和低成本，进一步发展，产生对两大地区的“双口”作用。在这种作用下，实现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回流为基础的发达与不发达区域间的经济互动循环，逐步推动二元结构的转换，从而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回流情况分析

河南是全国第一人口和农业大省，具有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截至2005年底，总人口9768万人，乡村人口6774万人，农村劳动力4752万人，耕地面积1.1亿亩，人多地少矛盾十分突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达3000万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河南省委省政府就确定了变人口“包袱”为人力资源“财富”的指导思想，坚持把发展劳务经济作为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富民升位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一项战略性措施来抓，不断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同时沿海发达地区及本省非农产业、乡镇企业的发展也为农民工就业提供了可能和空间(李莉等。2004)。

(一)从农业和非农业从业人员分布看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情况

改革开放前，农业生产率远远低于工业，劳动力要素的 人为滞留，使得大批劳动力被长期禁锢在农业中而处于隐性剩余状态。1978年河南农业从业人员为2262万人，占全省从业人员的80.6％，非农产业从业人员仅为545万人，比重为19.4％，农业经济的特征非常突出。1978年之后，农村经济改革首先将大批隐性农业剩余劳动力变为显性剩余，增大了劳动力转移的压力。在此背景下，农村非农产业迅速发展起来，从而带动了较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1978年～2005年，非农产业从业人员由545万人迅速升至2523万人，27年中增加了1978万人。年均增长率为13.44％。1995年河南省农业与非农从业人员比重分别为62.4％与37.6％。

分阶段看，1978年～1985年在短短7年中，河南农业就业份额由80.6％迅速下降到73.0％，非农就业比重由19.4％升至27％。非农就业人员由545万人增加到949万人，增加了404万人，年均递增10.6％。1986年～1990年，在全国宏观经济受到通货膨胀与市场“疲软”的双重影响下，河南省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有所放慢。5年中农业就业人员比重仅下降2.2个百分点，非农产业劳动力增加75万人，比重升至30.7％。1991年～1995年，河南经济进入到了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为全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契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有所加快。统计数据表明，仅1991年～1996年的5年中，非农就业劳动力净增加521万人，是1986年～1990年增加人数的2.28倍。1997年之后，全国经济开始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国内消费、投资需求增长有所放慢，而始于1997年夏的亚洲金融危机较大程度地抑制了国内商品出口的增长，一系列不利因素使得中国经济增长趋缓，河南经济也进入缓慢增长期。1998年河南实际gdp增长率为8.8％，比1995年的14.8％下降了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非农产业就业人数的增长也开始放慢，1996年一2000年的4年中仅增加了192万人，年均增加48万人，属改革开放以来年均转移人数最少的时期。2001年～2005年，河南农业从业人员比重缓慢的下降，由2000年的64.0％降至2005年的55.4％，降了8.6个百分点，非农产业人员增加了515万人。说明河南农村劳动力进入一个平缓的转移过程。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分析

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以乡镇企业为载体的就地转移；另一是进入城镇就业的异地转移。

资料显示，截止到2005年，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向河南农村非农产业转移的绝对数为1613万人，年均转移76 8l万人。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不同时期转移的速度有所差异。其表现在1986年～1990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为年均11.25％，其间1987年的转移速度达到历史最高，为33.25％。1992年～1998年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最快，年均转移79.4万人，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1.65％。1998年以后，这一速度开始放慢，年均转移2.82万人，年均增长率降为5.6％，尤其是1999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甚至发生了倒流，当年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农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为-10.18％。

由于城乡分隔等原因，转移到城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有限，在1986年～2005年的全部转移量约229万人，只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量的不足13％。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间，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向河南农村非农产业及城镇转移的数量达1842万人左右。而其中1986年～1990年转向城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最少，年均转移量为o.6万人，但同转向农村非农产业的变化不同的是，转向城镇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有逐年增加的趋势，1991年～1997年的年均转移人数最大为29万人，由于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转移几乎停止，导致1999年～2000年连续发生了倒流。2001年以后，河南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开始平稳上升。

(三)现阶段河南农村劳动力回流情况分析

由美国次货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使我国出口下降，工厂大批裁员，导致大量外出务工人员的失业返乡(曾纪发，2009)。2008年12月，河南调查总队在10个劳务输出大县的30个行政村，就外出务工人员回流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根据调查结果，并结合4200户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显示有如下主要特点：

1，年龄小、学历低人员是回流劳动力的主体。截至2008年9月底，16―20岁年龄段的在外劳动力同比减少14.1％，居各年龄段之首；小学文化程度的在外劳动力同比减少15.2％，在文化程度各组里减少最多，而拥有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同比增加32.7％。

2，从事第二产业特别是建筑业的农民务工者回流最多。至2008年9月底，调查的外出务工人员中，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力为1432人，比上年同期减少6％；而从事第三产业的外出劳动力为923人，比上年同期增加8.1％。进一步观察，第二产业中建筑业劳动力同比减少5.2％；第三产业中交通运输业劳动力同比增加25％。

3，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和近距离打工者返乡回流的比例大。据对10个劳务输出县30个行政村150个回流返乡的农民工者调查，2008年1-8月，从江苏、浙江和上海三地回乡的有32人，占21％；从北京回乡的有27人，占18％；从广东省回乡的有24人，占16％；从省内县外回流返乡的有31人，占21％。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和北京是吸纳河南农民工最多的地区，也是返乡回流农民工最为集中的地区。

调查还显示，劳务输出依然是未来一个时期河南农村用工的主基调。目前，工资低、劳动强度大及经济危机影响虽然是外出务工者回流的原因之一，但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及其劳动力容量决定，回流是少数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外出是长期的、绝对的，只要条件许可，外出务工的比较利益仍吸引那些回流农民工再度外出。在被调查的150个回流民工中，有112人(占75％)年内有再度外出打工的打算。这一比例说明了。劳务输出仍是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劳动用工的主要方向，但目前的形势使农民外出务工面临更多的困难(陈佳贵，2008)。

四、结论

(一)通过城市化发展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创造条件

实践证明，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农村的促进和支持。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因此，从协调发展的角度，在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应积极发展现有城市的第二、三产业。户籍制度的放开只是第一步，重要的是要给进城的农民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因而加快以第二、三产业和扩大内需为特点的城市化建设，进一步提高现有城市的城市化水平是必不可少的选择。城市化的核心问题是经 济发展，以经济发展带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城市是经济发展的重点，产业发展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扩大就业是城镇化推进的关键，既要适应自身经济发展的要求，又要为农村劳力进城就业创造条件。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就业衔接起来，使农民和市民之间的壁垒最终消失。

(二)积极发展中小城市，构建功能互补的城镇体系结构，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更加广泛的就业渠道

在中原城市群的发展过程中，应把区域城镇群体空间作为一个整体地域来考虑，增强城市网络在区域经济和社会功能组织和空间组织的集聚和中心作用，构筑合理的城镇群体空间结构。中原城市群城镇体系的发展，不仅要靠壮大首位城市，还要以积极发展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调节城市群内城市的等级规模结构、网络结构和功能分工，促进中原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和整体功能的发挥。要立足现有城镇发展基础，从整合城镇群体的职能、等级、规模结构人手，构筑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县级市为支撑、建制镇为基础，结构合理、功能互补、层次分明、布局协调的城镇群体空间结构，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更加广泛的就业渠道。

(三)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采取针对性更强、更有效的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有利于扩大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更好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的跨产业转移创造条件。同时调整产业结构。近年来，来料加工的弊端逐渐显现，企业和职工长期处于薄利状态，工人工资增加有限，此外，加工工业消耗的大量水、电和能源，但是却给当地留下的大量污染。所以，应在不影响就业的基础上，积极增加高技术含量、高科技的先导产业，以先导产业带动一般工业，再带动消费，从而实现扩大就业。

(四)完善市场就业机制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体系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经济危机背景下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统一的劳务市场，提供各类更加有效的劳务信息，更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许多综合性的就业信息，都是政府部门较易获取和掌握的资源。政府有责任通过各种渠道使这些稀缺资源得到及时分享和利用，特别是对于急需帮助的农民工，获取真实的用工信息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一步。从全国情况看，政府在此领域的作为还远远不够。

首先，要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劳动就业中介组织。逐步形成包括就业信息、咨询、职业介绍、培训在内的社会化的就业服务体系，帮助劳动力对转移成本、收益、风险做出正确的判断，以减少盲目流动而遭受的损失。其次，要完善和规范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建立一整套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市场组织体系以及调控和保障就业者权益的法规和制度体系。最后，完善市、县、乡三级劳务信息服务网络，抓好农村劳动力的调查摸底和资料建档工作，建立健全劳动力资源信息库，畅通劳动力资源调蓄和信息共享渠道；加强劳务市场管理，引导扶持劳动就业中介服务健康发展。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宣传和激励机制，开展劳务协作，依法有序地开展境外就业和劳务输出。积极引导外出务工人员建立各种类型的劳务专业协会，加强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自我保护和自我约束。

(五)以劳动力回流为契机，积极推动劳动力回乡创业

回乡创业是回乡创业者对输出地和输入地投资成本和效益比较后的一种理性选择。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是安排劳动力就地转移，吸引人力资源回归的重要途径，也是劳务输出的最终目的。“回归”工程近年来已成为我省劳务经济的突出特色，但随着劳务经济发展的需要，更需宽松环境建立更为完善的服务机制，积极引导务工人员回乡创业。政府要积极推动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工作，为回流劳动力创业创造更好的条件。认真贯彻落实《关于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指导意见》，完善支持创业的财税、金融、工商、场地等政策体系，降低进入门槛，改善创业环境。同时强化创业培训，加强创业服务，提高创业的成功性和稳定性。

在经济危机背景下，更多农民工回到家乡，政府应抓住这个机会，将“包袱”变成财富――一笔宝贵的人力资源财富，把经济危机和农民工返乡作为调整产业结构、推进经济发展的难得机遇，大力实施承接产业转移、承接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的“双承接”工程，将有力促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因而也将成为推动中部农区崛起，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新的支撑点。

第四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内容提要］：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能否对其实现成功转移是中国农村改革成败的关键。本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策略和异地转移策略做了分析，认为在大力发展农村工业化和产业化的同时，鼓励民工回乡创业及大力引入城市资源，以形成城乡良性互动的大好局面，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另一方面，我们在调整城市产业结构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异地转移的同时，我们还要鼓励农民进城创业，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以推动就业。

“三农”问题就是对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总称。具体的讲，就是农业的增长与发展；农民现实的收入及其增长、未来的生活、职业等变化及由此带来的问题；农村发展，包括农村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农业、农村与农民三者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相连而难以分隔的。其中，农民从事生产活动，创造价值，增加收入，改善居住地的生存环境条件，建设新型的农村；农民将所得收入用于增加农业投入，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可见，在这三者关系中，农民是具有主动性的一方，而农业是农民获取收入的源泉和进行劳动创造收入的对象之一，农村则是在农民通过劳动创造收入后进行改造、改变的对象。因此，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近年来，随着农副产品价格的普遍下降，农民负担日益加重，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困境越来越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

一、“三农”问题的症结

“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农业人口过剩，农民就业不足。据李子奈（２００２年）对农业就业结构偏离度的测算，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中大约有１．４亿人为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我国农业生产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的进一步下降，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需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将增加。庞大的农业人口与有限的农业资源的尖锐矛盾，成为我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

１．农业人口过多至使农业低效率。威廉·阿瑟·刘易斯（Ｗ·Ａ·Ｌｅｗｉｓ）认为，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比较多，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其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负数，农民的报酬极低。按照他的逻辑，在剩余劳动力未输送完毕之前，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农民的收入将始终处于停滞状态。

２．农业人口过多导致农民贫困。农业人口过多从两方面直接影响农民的收入：一是有限的农业收入由庞大的农业人口分摊，导致人均收入水平低下；二是有限的农业资源由庞大的农业人口分摊，造成农民就业不足。农民收入水平低，又会通过两个途径形成农民贫困的恶性循环：收入水平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农民谋生能力低收入水平低；收入水平低扩大再生产投资不足收入水平低。

３．农业人口过多影响农村稳定。农业人口过多通过两个方面因素影响农村稳定：一是农民是农村不稳的经济根源。当前农村７７．５％的农民收入处于负增长，这是农村出现不稳定因素的经济原因。二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低，自我保护能力弱，农民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农业人口过多，且经营分散，使农民通过适当的形式组织起来形成利益集团的成本过高，至使农民组织化程度低，造成农民自我保护能力弱。

总之，农业人口过多形成农业、农民与农村问题的恶性循环。农业人口过多既直接作用于农业、农民和农村，又通过三者间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形成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恶性循环。因此，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减少农业人口的数量，转移农村过剩的劳动力，降低农村自然资源的负载率，使农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配比逐步趋于合理，增加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人均资源空间。

二、“就地转移”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基础

小城镇战略是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方法之一，即“离土不离乡”的转移策略。２０多年来农村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已使１亿多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另外，城市和沿海工业加工区也吸纳了１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中劳动力与土地、农民增产与增收之间的矛盾。但也要看到，这种通常不伴随身份转变的转移方式有很大局限性，它使许多已从土地中转移出来的农民不能专营工商业和服务业，许多人仍是游历在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两栖职业者。已转移的农民仍然把农村视为自己的家，保留在农村中占有的资源，就成为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理性选择。这既使农业日益成为“业余产业”、“副业”，也不利于土地资源的规模利用。因此，现在实施城镇化战略必须着眼于农业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农业为基础大力发展农村的非农产业，通过农村的工业化来形成和培育城镇化的基础，这才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特色所在。

１．大力发展农村工业化

当前，我国乡镇企业已全面进入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在城市工业之外构建了“第二工业体系”，是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截止２００１年低，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到１．３３亿人，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２６．８％，大大缓解了人多地少的矛盾。乡镇企业支付职工的工资总额已达８２００亿元，农民人均从乡镇企业获得的工资性收入为８５０元，占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３４．４％；同时，乡镇企业的集聚会带动农民集聚，进而劳动服务业和市场的兴起，既促进了小城镇的建设，又培植了小城镇的产业基础，并成为乡镇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城镇化建设的经济支撑。

２．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

具有官方方面估计，农业的充分发展，农业结构的优化，可吸纳近一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程度不高，农业产业链短，附加值低。目前，发达国家对农产品的加工约占总量的８０％，我国只占１０－２０％。发达国家食品工业产值相当于农业产值的２－３倍，我国还不到１／３。发达国家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产值比例为２：１：７，我国正好相反，是７：１：２。可以看出我国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的空间很广阔，潜力很大。只要认真抓好农产品的加工与转化增值，农业效益的增长大

有希望。

３．鼓励民工回乡创业

大中城市作为一个开放系统，更容易给农民带来现代观念。美国著名经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阿瑟·刘易斯指出：“市民素质的提高既有利于其自身的转移，成为与时俱进的现代工人和现代商人，又能为农业实现现代化培养一代现代农民。”农民外出打工，不仅增加了现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更重要的是不少农民转变了观念，学到了本事。对这些经受几年锻炼，积累了一定资金，学到了一些管理知识，掌握了一定技术的农民工，要动员他们回乡创业，扩大就业，把他们看作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表彰他们的创业事迹和先富帮后的奉献精神，激励更多的外出农民工回乡为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条件做出贡献。

４．积极引进城市资源

解决“三农”问题，不能仅靠农村内部的资源，而是要统筹城乡资源，跳出长期以来就“三农”解决“三农”问题的传统思维局限，冲破历史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格局，引导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下乡，跨产业、跨区域重组资源，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从而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加快农村城镇化和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步伐。例如，目前大部分的城市工业生产能力过剩，许多企业开工率不到６０％。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资本所有者急于寻求新的投资方向，这就为将城市资本连同企业家、生产技术、管理经验等一起引入农村提供了前提条件。

在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鼓励农民就地走向现代化，并不是将农民堵回农村，而是应更加关注农村的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有效地扩大农村内部的就业容量。

三、“异地转移”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键

异地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将这部分劳动力转移到大中城市，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出路之一，也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及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另一种思路。他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减轻农村人口对有限自然资源的依赖与压力，提高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效率；同时，他还能通过劳动力的城市迁移形成劳动力市场，在流动中确立劳动力价值，消除劳动力工资扭曲的现象，使全部劳动力在城乡之间都得到充分合理的配置。

１．促进大中城市的工业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

限于我国尚有１．５－２亿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和总体劳动力素质偏低的条件，我国工业结构优化战略应以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基础主体，应以农村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加速工业化的推力，较快走完劳动密集型为主体的工业化阶段，进入成熟阶段。工业过程中，制造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最大比重，美国为２６．１％（１９２６年），日本为２７．４％（１９７３年），台湾为３３．５％（１９８５年），而我国目前只有１５％左右。借鉴工业化较为成功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只要形成劳动密集型主导产业，抓住入世机遇，我国制造业劳动力份额可以再上升０－１５个百分点，所吸纳的农业劳动力绝对量相当于１９９０年农村新增的７５００万劳动力。

２．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还很落后，统计数字显示，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只有３０％左右，而发达国家就业比重高达６０－８０％，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种类有１５０个，而我国只有５０左右。发达国家的社区服务就业份额为２０－３０％，而我国目前仅有４％左右。据推算，全国３２个人口在百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和４３个人口在５０－１００万的大城市中，社区服务业可提供的就业机至少应在１５００万个以上，再加上其它中、小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就可以大大缓解我国巨大的就业压力。因此，解决就业问题在第三产业还能找到巨大空间。

３．鼓励农民进城创业

大量农民进入城镇需要大量的相应的就业岗位。在当前城镇就业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就业的难度更大。这就需要大力鼓励农民进城创业，尤其是鼓励农民在第三产业创业，因为目前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而该产业又是进入门槛较低、吸纳就业人数较多的产业。政府应当制订鼓励农民进城创业的政策，要完善农村的土地流转制度和贷款制度，比如可以允许农民以土地经营权为抵押取得银行贷款等，从而增强农民进城创业的信心和能力。

４．扩大农村对外开放

扩大农村对外开放，开拓国际市场，有利于弥补我国农业资源的不足，拓宽我国农业发展空间和农业劳动力的就业空间，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要积极吸引国外的资金和技术，改善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格局；采取有力措施扩大农产品出口，包括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突破食品安全等技术检测壁垒，先行取消对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所征收的农业特产税，适当加大农产品退税的力度，增加农产品需求；在国外创办农业企业，利用国外资源；促进劳动力输出，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

在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异地转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要统筹城乡发展，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城市产业，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鼓励农民进城创业，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以推动就业。

总之，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这两种形式对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空间配置都具有积极作用，我国的政策应该是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正如十六大报告所示：要用城乡统筹的眼光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三农”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封闭在农村的内部，要和城市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城乡统筹的格局，逐渐使得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找到一个新的前途。

第五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三)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实践模式

1.就地转移模式。该模式主要采取扶持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形成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就地发展小城镇，就地消化农村劳动力的格局。乡镇企业的产生与发展使我国许多地区，尤其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城乡界限日趋模糊，乡村地区已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功能和特征，从而突破了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非农化的结果不仅使部分农村人口就地转化为城镇人口，而且使部分由于城乡迁移政策而未彻底实现地域转移的农村人口在所从事的职业、生产方式和居民点形态上也具有相当的小城镇特性，成为准城镇人口。

2.异地转移模式。该模式主要是地方**采取积极措施进行劳务输出，以面向全国、走向世界为目标，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异地转移的机理与作用主要体现在：(1)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城市工业及第三产业的集聚和发展，产生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符合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2)农业剩余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是市场经济发展中利益机制和需求机制双重作用的结果，它有利于推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推动户籍制度、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改革的深化。(3)农业剩余劳动力异地转移进入城市，使劳动者获得了最大的收益，学习掌握了劳动技能，开阔了视野，提高了个人素质。

3.多元复合转移模式。该模式的内涵主要包括：(1)坚持城乡统筹。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增加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减少农民。(2)调整城乡就业结构。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城乡一体的劳动市场。减少农民，使其转移到非农产业。(3)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4)搞好劳动外出就业培训，进一步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民流动就业，缓解农村巨大的就业压力。(5)改革和加快城镇化发展。促进农民向城市居民的转变，改革小城镇和中小城市户籍制度，城市之间实现人口无障碍流动，消除农民进城就业的困难。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就业和待遇不平等的问题，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经验借鉴或启示

(一)工业化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因素。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的产物，工业化道路的不同选择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按照多数国家工业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工业化应走轻工业——基础工业——重工业的发展道路。我国建国初期，由于历史发展所处的特殊环境，不得不采取直接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而跨越了发展轻工业、基础工业的阶段，而这两个阶段正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积聚并逐步完成转移的时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知识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越来越高，需求数量相对减少，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产业。考虑到我国农村人口和劳动力较多的情况，国民经济的发展应该较多的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

(二)发展农业对于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至关重要。中国台湾在经济发展之初便确立了优先发展农业的战略，并为农业发展进行了必要的制度改革和物质支持，从而成功地启动了农业剩余劳力快速转移的进程。而印度和韩国由于长期忽视农业，农业增长相对于人口的增长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从而使得印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异常缓慢，韩国虽然具有较高的转移速度，但却长期与通货膨胀相伴。可见，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有首先成功地发展了农业，才能保证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部门的转移顺利进行。

(三)资本形成能力的强弱是制约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的重要因素。中国台湾和韩国之所以能够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快速转移，显然与其较强的资本形成能力密切相关。而提高资本形成能力的渠道有两条：一条是像台湾那样，充分发挥农业部门资本积累的功能，提高储蓄率，走自我积累的道路；另一条是像韩国那样，大量利用外资，走资本引进的道路。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韩国模式中既包含着成功的经验，也提供了应吸取的教训。值得重视的是，引进外资的规模应与自身的偿债能力相适应，避免陷入债务负担吞噬经济增长成果的恶性循环之中。

(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式应多样化。农村劳动力向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迁移，是大部分发达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形式。这种方式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是可行的。如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可通过农村城市化的方式使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我国台湾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采取了分散型转移方式，逐渐形成了以大城市为核心，以中等城市为骨干，以小城市为纽带和以中心镇为细胞的多层次的城镇空间构型，并通过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吸收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这样可避免像韩国和印度那样，因农村劳动力过量涌向大城市和不能有效地利用农村内部机制，而出现诸如大城市恶性膨胀、城乡差距过大，以及转移质量差，地域转移和产业转移无法同时实现等问题。

近年来，在自治区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及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全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已由2001年的14万人次增加到今年的50万人次；农民增收中非农收入的比重已由过去的1燉8提高到目前的1燉4。不少地方已将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劳务输出作为实现本地农民增收的新的增长点。开展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和组织劳务输出工作，对繁荣城乡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就业，是增加农民收入和推进城镇化的重要途径。”要“积极拓展农村就业空间，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为农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加强引导和管理，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做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现结合自治区实际提出以下意见。

一、肯定成绩，积累经验，打牢做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基础

近几年来，根据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和要求，自治区有关部门结合我区实际，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今后做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调查研究，制定规则。1995年自治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按照国家劳动部的要求，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先后制定下发了《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管理暂行办法》新劳就险字〔1995〕号、《关于招收使用农村劳动力外来劳务工实行计划管理的补充通知》新劳计字〔1997〕149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招收使用农村劳动力外来劳务工管理的通知》新劳计字〔1998〕83号。这些文件的出台，为引导我区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规范用人单位招用区外劳动力和区内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动就业的行为，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奠定了基础，也是我区农村富余劳动力从自发性转移过渡到有计划、有序转移的重要标志之一，为增加农民收入，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正常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建立机构，积极试点。2000年12月，自治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计委、农业厅、科技厅、建设厅、水利厅和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等部门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七部委《关于进一步开展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试点工作的通知》的要求成立了自治区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试点工作指导小组，由自治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负责试点项目工作的组织和协调，承担日常工作。指导小组确定米泉市、托克逊县、富蕴县分别为国家、自治区试点县市。各试点县市成立了以分管县市长为组长的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领导小组，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基本形成了劳动保障、农业、水利、科技、乡镇企业、畜牧、教育、扶贫等部门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米泉市被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列为全国100个农村劳动力开发试点城市后，积极开展农村劳动力就近就地有组织的转移就业和劳务输出工作，通过几年来的努力，该市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25023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55，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累计实现经济收入148亿元。试点工作取得的成绩及经验，对促进其他县市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目前，全疆85个县市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已设立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服务窗口，296个乡镇建立了劳动保障机构，并与20多个省、市建立了劳务协作关系。

三因地制宜，努力推动。为了使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动就业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始终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劳务输出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科技、培训等方面的扶持，在保持农业持续发展的同时，有效地促进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一是积极发展特种养殖、开发农副产品深加工，实行农副产品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增加劳动力就业机会，提高农民的收入。二是坚持“针对性、实用性和有效性”的培训原则，开展实用技术培训，提高农民技能素质，增强就业能力。三是充分发挥小城镇在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重要作用，通过发展小城镇，开发农村副产品深加工、销售和城镇社会化服务岗位，就近就地消化农村富余劳动力。四是立足就近就地转移，鼓励返乡创业。各地制定优惠政策措施，鼓励外出务工劳动力把在外面学到的专业技术、管理知识和积累的资金带回家乡开办企业，带动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对自办企业的，侧重在帮助落实有关优惠政策上给予协调支持；对承包企业的，给予联系推荐。五是大力开展有组织劳务输出。各地利用县市乡镇两级职介机构，为当地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信息，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参与本区域公路、水利等基础工程建设和跨区域农作物收获。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促进了农民就业观念的转变，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社会稳定的预期目的。

虽然我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开展。一是部门之间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分工不清，造成上面职责不明、下面多头管理，就业服务、管理不到位，工作不协调。二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作滞后，严重影响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效果。三是相关就业政策不完善，损害农民工权益的行为时有发生。就内部环境而言，各地还缺少专门的机构和人员从事劳动力转移的协调、服务、培训等项工作；就外部环境而言，农民外出打工，在户籍管理、婚姻、子女入学等方面受到诸多限制。

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存在的问题，充分认识到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加快我区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趋势，是有效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对优化农业产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推进农村城镇化，维护城乡社会稳定，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按照自治区的统一部署，结合本地实际，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不断走向深入。

二、进一步做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

一加强领导，明确职责，建立和完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管理体系。根据国家现行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发就业政策和城乡就业一体化工作要求，为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领导，建议成立自治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自治区党委农村工作办公室、自治区发展计划委员会、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农业厅、科技厅、交通厅、财政厅、建设厅、水利厅、教育厅、畜牧厅、林业局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等作为成员单位。通过制定自治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中长期规划和计划，制定有关政策措施，定期发布市场信息，开展劳动技能培训，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建立起权责明确、协调统一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和管理机制。

二大力加强县市、乡镇劳动力市场建设，尽快形成城乡统一的市场就业机制。各县市、乡镇都应建立负责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与开发就业的工作机构，明确“一个规划，两个加强，三个统一”的工作任务。即：把促进城乡统筹就业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纳入到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加强乡镇劳动保障平台建设；统一城乡就业、失业登记制度，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服务，统一城乡就业、劳动力管理和社会保障政策，切实解决农村劳动力进城后的就业问题。同时，打破就业二元格局，取消地域、身份、户籍、行业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限制政策，使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与城镇劳动力在就业身份、岗位安排、福利待遇、社会保险等方面一视同仁，促进农村劳动力在城乡间的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

三拓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城镇就业渠道。一是要加快小城镇建设，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立足区内，就近就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在一产内部由种植业向养殖业、林果业转移；由一产向二、三产业转移；由农村向城镇转移。积极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从事季节性劳务创收。各地要按照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在建设工程中使用当地农民工人数必须占到普通工人数的50，引导企业使用区内的劳务资源。二是要充分发挥劳动保障部门优势，积极开展对外劳务输出，把对国外、区外劳务输出作为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重要途径，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和帮助更多的农民到外地打工、创业。

四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城镇就业的能力。有计划地组织农民工进行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劳动技能。普通工应重点培训语言能力、法律法规、劳动纪律、施工和安全生产常识等内容；技工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审定具有培训资格的培训机构进行系统培训。充分发挥劳动社会保障、教育、科技、农业、工青妇等各方面力量，紧紧围绕就业搞培训，利用社会力量搞培训，突出针对性、适用性、灵活性，真正使农村劳动力通过培训，提高就业技能，增强就业能力。

五自治区有关部门要及时总结经验，采取典型引路，以点带面，突出重点等多种形式，促进劳动力逐步实现从农村向小城镇转移，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舆论工具，积极宣传当前的就业形势和农村劳动力就业政策，破除陈旧观念，使广大农村富余劳动力积极加入到转移就业队伍中去

一、加快调整农业结构，推进农业的深度开发和产业化经营

农业作为最大的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仍有较大的潜力。要以市场为导向，着力提高经济作物占农作物种植面积比重，提高畜牧、水产、林业产值占农业产值的比重，提高农产品加工增值占农业产值的比重，提高外向型农业占农业的比重，重视发展主导产业、特色产品和商品基地。把农业结构调整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打破城乡二元经济格局，坚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流通，拉长产业链，壮大提高农业各个产业。积极培育“龙头”，建立多种形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高度重视培育发展农民运销队伍、经纪人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通过调整农业结构和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发展农业经济方面有新的、更大的作为。

二、大力发展非农产业，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

“十五”以及未来一段时间，我省每年新增农村劳动力将大多由非农产业安排，现有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将加速向非农产业转移，这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根本出路。从长远来看，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将逐步扩大。要切实抓好乡镇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培育和发展多元化的投资主体。推动已改制的中小乡镇企业优化股权结构，转换经营机制。在大力推进乡镇企业技术创新的同时，引导乡镇企业走劳动密集与技术密集相结合的路子，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我省在建筑业和第三产业方面具有传统优势。要深化建筑企业改革，提高组织程度、装备水平和技术含量，增强市场竞争能力。继续发展运输业和商业、饮食服务业、休闲娱乐业等传统第三产业，大力发展房地产、旅游、社区服务等新兴第三产业，促进第三产业上规模、上水平，不断扩大就业容量。

大力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引导个体私营经济拓宽经营领域，加快技术进步，扩大经营规模。综合运用金融、财税杠杆，鼓励农民创业，扶持发展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经济在促进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

三、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大容量的劳动密集型载体

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投入集中、规模大、回收期长、能大容量吸纳劳动力就业的特点。要继续扩大投资规模，加快基建项目特别是国债项目的建设。抓紧交通、水利基本建设，进一步搞好农业资源综合开发。以农村道路建设、电网改造为重点，加强农村公用设施建设，加大城市基础设施投入，改善城乡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实施以重点生态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环境综合治理工程，使社会发展与环境建设相协调。在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同时，培育大容量的劳动密集型载体。

四、加快发展小城镇，进一步提高小城镇的建设水平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发展小城镇是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综合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发展经济是小城镇建设的基础。要以市场为导向，以产业为依托，大力发展特色经济。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鼓励乡镇企业向镇区集中。要结合资源开发和临海工业布局，重点建设一批沿海中心城镇，增加小城镇密度，发挥小城镇功能和联接大中城市的区位优势，兴办各种服务行业，因地制宜地发展各类综合性或区域性商品批发市场。充分利用风景名胜和人文景观，发展观光旅游业。通过强化产业集聚，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进一步深化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土地使用制度以及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强小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工作，努力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充分调动农民进镇务工经商、投资兴业的积极性，增强小城镇的吸引力和辐射力。

五、全方位开展劳务输出，积极鼓励返乡创业

鼓励农民跨区域流动就业，是帮助农民增加原始积累，锻炼培育人才的有效途径。全省劳动力大量集中在苏中、苏北，要结合实施南北产业转移工程，积极有序地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大力开展跨省区劳务协作，抓住西部开发的有利机遇，与有关省区共同建立劳务协作机制，定期交流地区间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信息，开展多样化的劳务交流活动。重视做好海外劳务输出工作。当前发达国家老龄化趋势的增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为我省扩大劳动力输出创造了有利条件。要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在信息、组织等方面搞好服务，推动国际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从建筑业向农业、电力、建材、路桥、石化、煤炭等多行业延伸，尽可能多地向海外输出劳务。要加快实行劳务输出产业化，探索建立市场化运作、规模化经营、一体化服务的劳务输出模式，通过职业介绍机构和培训机构联合运作，以及各级各类劳务输出机构纵向、横向联营，建立劳务输出联合体，扩大输出规模，提高输出质量。

鼓励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返乡创业，是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重要环节。各地应根据自身情况，在税费减免、资金信贷、场地安排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把鼓励返乡创业和发展小城镇结合起来，通过在小城镇兴办小型工业园区、商业服务业一条街等形式，为返乡创业提供必要的条件。在户籍、子女教育、住房等方面帮助解除后顾之忧，增强对外出人员返乡创业的吸引力。农村劳动力输出较多的地区要抓紧做好试点工作，加快建立外出务工和返乡创业双向交流机制，探索和总结不同条件下在外务工劳动力返乡创业的有效途径和经验，树立一批先进典型，充分发挥返乡劳动力在各行各业中的能人带头和典型示范作用。

六、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和劳动力市场建设，逐步推行城乡劳动力统筹就业

开展就业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是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然要求。农村劳动力输出输入比较集中的地区要建立多种职业培训基地，开展对口培训。劳务输入地区要加强对外来工的培训，劳务输出地区应根据市场需求及本地传统特色，选择1-2个“拳头”工种作为突破口，开展培训工作。要按照市场化、社会化要求，调整和改革各类培训机构，积极组建职业培训基地或培训集团，鼓励合法的民办培训机构发挥作用，逐步形成完善的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体系。运用远程培训和广播、电视、函授教育等多种手段，继续利用“三下乡”、科技普及和农村夜校等有效形式，灵活地开展实用技术培训，特别是根据当地资源、劳动力特点有针对性的开展培训。调动农村劳动者开展个人培训，自我提高职业技能和创业能力的积极性，并发挥“能人”带动培训的效应。结合劳动预备制度的全面实施，完善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制度，力争使农村劳动力普遍接受一次系统的职业技能培训。

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实行城乡统筹就业，是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然趋势。要逐步开通城乡劳动力市场，形成统一的市场规则。充分发挥城乡公共职业中介的作用，鼓励发展合法的民办职业中介，建立面向城乡所有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市场信息网络，促使就业服务覆盖城乡。完善进入城镇就业农村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政策。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制度，实行城乡劳动者自主择业，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取消对劳动者流动就业的限制，改革现行流动就业证卡管理制度，对城乡劳动者进行统一的就业、失业统计。探索建立劳动力城乡一体化管理的制度和政策，制订和实行适用城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统一的管理办法。逐步打破城乡就业二元化分割格局，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七、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指导和服务

各级政府要从总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把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加以部署，并作为衡量政府工作业绩的重要指标进行考核。要建立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协调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劳动保障部门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组织、协调和业务指导；计划部门要细化、落实目标，并在安排投资和项目上给予倾斜；农业部门要将劳动力转移纳入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之中，制定有利于吸纳就业的农业政策措施；建设部门要制订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进入小城镇的有关方针政策，对试行城乡统筹就业地区的城市及乡镇进行统一规划；水利、交通等部门在基础设施建设中，要根据项目和工程，提出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尽可能多地安排农村劳动力；教育部门要协助做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各方面要形成合力，把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