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法信访案件评查之问题分析

第一篇：涉法信访案件评查之问题分析

涉法信访案件评查之问题分析-----发言稿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们：下午好！

感谢院领导对我的信任，让我有幸参加了市委政法委组织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评查工作，使我有机会向其他县市的同行学习经验,交流心得。现在我将评查中发现的问题和自己的感想向大家做一汇报，并希望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有所帮助。

一、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评查情况。评查工作开始前，市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冯利敏做了重要讲

话，要求我们一定要认真评查，对评查出的错案，一定要落实责任倒排制度，追究办案人的责任。各评查小组不得向外泄露评查的案件及评查情况，不得和其他小组交流案件。具体的评查工作是这样的，首先分成十三个小组，每组三个人，由公检法部门的人员和律师组成，指定其中一人为组长，组长负责本小组的工作。每天上午八点半到会务组领取卷宗，十一点半将卷宗交回；下午两点半再到会务组领取卷宗，五点半再将卷宗交回。评查主要是阅卷，也可以约见当事人、调度办案单位，然后每个人提出个人意见，进行讨论，最后形成评查报告，每个人必须在评查报告上签名。若形不成结论性意见，将案件提交评查工作领导小组决定。

二、法院的卷宗问题少，公安机关的卷宗问题多。我所在的评查小组共评查了法院两个案件，这两个案件无论事实认定还是法律适用基本上不存在问题。而评查的公安机关的三个案件，存在的问题多，我想提出来让大家注意：〈一〉依据现有证据可以定案而没有定案。卷宗中有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有受轻伤的法医鉴定，被害人是一个七十六岁的老太太，又不存在二次伤害和自伤的可能，只是因为嫌疑人拒不承认，就没有追究行为人的责任，造成受害人的儿子多次上访要求公安机关处理。〈二〉办案环节缺少审批手续。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规定需要传唤违法行为人接受调查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在卷宗中根本看不到审批手续。〈三〉询问被害人、证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在其所在单位、住所和公安机关这三个地点以外的地方进行，对违法行为人的询问方式违反规定，卷宗中多处存在诱供的情况。〈四〉当事人的权利应当书面告知的没有书面告知。〈五〉存在超期办案的问题。《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一个治安案件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情况下，承办案件的派出所两年后才对违法行为人作出罚款50元的决定。

三、法院案卷存在的问题。我们小组评查的两个行政案件，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基本没有问题，质量很高。但是仔细阅卷，还是发现了以下问题：〈一〉适用法律不准确。行政诉讼法第十四条和行政诉讼法解释第八条已对级别管辖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承办法院还是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关于管辖权转移的规定，将自己管辖的第一审案件移交下级人民法院审理，致使案件判决后，原告不服多次上访反映该问题。〈二〉案由不准确。两件行政诉讼案件，一件是原告要求撤销行政处罚的案件，一件是原告要求行政奖励的案件，两个案件的案由一栏均填为“行政”，我认为这绝不是承办人工作能力低出现的问题。

从案卷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我认为在院领导严格要求下，通过广大同志们的努力，类似的情况绝不会在我院出现。如果每件案件都做到了认真研究案情，准确适用法律，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都得到了及时有效的保护，我想我们法院一定能够实现别人出错的地方我们没有出现错误，别人做得好的地方我们做的更好。

同志们，我是进入法院工作的一名新兵，水平不高，经验不足，以上发言，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第二篇：涉法信访案件问题探讨思考

信访问题，特别是涉法信访问题一直是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之一。如何破解涉法信访这一难题，从源头上减少信访案件的发生，是当前我们政法部门亟待解决的问题。解决好涉法信访问题，对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推进司法严肃公正、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一、涉法信访案件的界定

根据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信访条

例》规定，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涉法涉诉信访是当事人寻求国家救助的一条渠道。从广义上来讲，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针对执法活动的信访行为，包括针对国家行政机关行政执法行为的行政信访和针对公、检、法、司机关的司法信访。就司法行政部门而言，涉法信访案件是指对已经或应当由政法部门受理，或者已经办结的案件，当事人对政法部门或政法干警的作为与不作为提出申诉、控告和要求，依法规、依职权、按政策应当给予受理查处的案件。

从我局以往接待的信访案件来看，信访问题主要集中在人事关系、劳资纠纷、补贴待遇等方面。真正涉法、涉诉的信访问题并不很多，而这部分信访案件又多集中在对律师、公证行业执业行为和监狱干警违法执法环节方面。这些涉法信访案件本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等方式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涉法信访人只要依照宪法和民法、刑法、行政法和相关的诉讼法等法律手段就可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

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信访部门依然接待了大量的涉法信访案件，信访人频频上访，甚至组织集体访、越级访，而能够得到彻底解决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许多涉法涉诉新方当事人，由于经济条件、思想观念等原因，放弃了法律解决途径，造成涉法信访案件与日俱增，增加了信访部门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

二、涉法信访问题的成因

涉法信访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多，这其实是公民法律意识提高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各样新问题的产生，新的社会矛盾也不断出现。而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使法的作用和地位逐渐被突显出来。随着人们的法制观念和自我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当出现他们认为法律程序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就会寻求法律以外的其他救助方式，信访就是其中之一。涉法信访问题的产生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但归纳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即信访人的原因和执法体系的问题。

（一）涉法信访人的原因

一是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我国进行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但一些偏远、贫困农村和山区经济仍然不发达。这些地区的人们和城市里的弱势群体收入很低，保证温饱已经不易，因此面对高昂的诉讼费用和聘请律师费用，信访人只能望法却步，采取信访途径来解决。不是不想打官司，而是没钱打官司，这也是众多信访人的无奈之举。此外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人治”观念在一些人的心中已是根深蒂固。因此要想在这些人心中树立“法治”观念仍需付出巨大的努力和时间。

二是将信访看作解决问题的最有效途径。出现了问题，都希望用最短的时间得到解决。然而复杂繁琐的法律程序，却让信访人心生怯意。当信访人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政府、找领导，要想解决问题就要向上面“告状”，闹得越大，上级机关督办力度越大，问题就解决的越快。而现实中确实存在采用信访方式解决问题的时间比正常走法律程序要快很多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上访者的气焰，导致涉法信访案件不断增多。

三是信访人对“申诉权”概念认识有偏差。我国《宪法》中规定，公民有提出建议和申诉的权利。新的《信访条例》也规定了要依法保护公民的申诉权。畅通信访渠道是保障公民的建议权和申诉权，加强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及时了解社情民意并迅速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措施。但是这种权利的赋予不是无条件的，是要以遵守宪法和法律为前提的。一些信访人对“申诉权”的概念认识存在着一些偏差。他们认为既然《宪法》规定了“申诉权”，那么信访就是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力。如果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就是侵害了他们的“申诉权”，就是违法的。一些信访人甚至打着维护“申诉权”的旗号提出无理要求，为的就是多得些物质赔偿或补偿。还有一些人是盲目听从了个别人的煽动，被动参与群体上访甚至是闹访。这些人一旦对信访的处理结果不满意，就会采取重复访、越级访的方式继续上访。不管是群体性闹访、无理访还是重复访，都给维护社会稳定带来了不和谐的因素。因此对于信访人而言，只有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法行使申诉权、控告权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光靠一味的采取闹访、缠访、重复访的方式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

（二）执法体系存在的问题

涉

第三篇：涉法涉诉信访案件

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政法机关不作为、假作为、乱作为怎么办？杨洪岐、杜桂芝两件冤案就曾到哈尔滨市检察院抗诉，对明明符合抗诉条件的也硬说你不符合，只是口头答复，不给出具任何法律手续，控告哈尔滨市检察院不作为，假作为，乱作为，让冤同抗诉不能。

第四篇：正确对待涉法涉诉信访问题

正确对待涉法涉诉信访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网站 www.xiexiebang.com

2010-01-29 18: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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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深入，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渐显露，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大量增加，进京访、越级访、群体访、重复访大量上升，这不仅增加了上访群众的精神物质负担，还严重影响了各级国家机关正常工作秩序，影响改革发展的进程，影响社会稳定，严重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研究探索新形势下处理解决涉法涉诉信访的方法，建立相应的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切实维护群众的利益，推动此项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建设，是我们当前和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提高对涉法涉诉信访的认识是关键，认识问题不解决，是搞不好这项工作的。

当前社会上对待信访的几种认识：

一、对信访的认同。认为信访是正当的、合法的，应当给予支持。持此观点的一般是个体，即信访者和普通公民，也有一些是认为自己解决不了具体事务的工作人员。

二、对信访的不认同。认为信访问题是个困局，将信访高发事态归之于群众的觉悟，抱怨群众“觉悟低、素质低”，“胡搅蛮缠”，把信访群众看成是刁民，将信访问题看成是刁问题，认为信访是破坏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持此观点的一般是国家机关及个别工作人员，尤其是负有消除信访发生或解决信访问题而面临问责的部分官员或信访工作人员。

三、认为信访是封建残余。将当前的上访、信访看成封建社会的拦轿申冤一样，认为是现代法治社会的耻辱，表达出一种无奈、愤懑和指责。持此种观点的一般是局外人。

法院面临信访问题的尴尬

近日，最高法院沈德咏副院长针对法院执行工作要求，各级法院要建立有效的执行信访处理机制，对重大信访或重复信访案件一律实行公开听证，畅通当事人与执行法官的联系，做好案件执行的答复和释明工作。这个表态对促进执行工作的效果应该说颇有意义，不过在此之外，法院通常还忙着接待涉及案件审判的信访，这是否合理？

信访制度建立的初衷是保持国家机关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在现实中主要是为自认为权益受到侵害的民众提供寻求救济的一种渠道。提供救济固然是好的，但信访制度本身存在着缺陷：信访人员所控告的对象多为直接管理他们的政府机关，他们已经不信任这些机关了，为寻求救济，倾向于越级上访。接访的上级机关通常又没有向这些民众直接提供救济的渠道，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又把民众的信访转回民众控告的那级政府，导致问题很难解决，于是就此产生了“老上访户”，产生了频繁的越级上访。还引发了高层政府要求基层政府大接访，基层政府想方设法“大截访”的现象。

如果说其他政府机关陷于信访的怪圈还情有可原，但法院应当没有理由陷入信访的困境。众所周知，处理社会矛盾可以有多种渠道，但司法程序应该是处理社会矛盾的最后屏障，法院本身就是向民众提供救济的场所，而且，古往今来，法院通常被认为是在和平秩序下民众寻求救济的最后场所。法院的公开审判程序，也给双方充份的、公开的辩论机会，法官也是按照法律作出裁判，更重要的是法院体系有上诉、申诉机制，从理论上讲，终审法院的裁判应当是最终的处理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讲，法院应当比信访更可靠，人们应当是在信访无效之后才到法院寻求救济。可实际情况是，社会上的各种矛盾集中到法院，法院依法裁判后，却成为信访的对象，这样一来，法院与信访之间就构成了一种奇怪的关系，法院的判决不是终局的，相反，人们在法院已经走完法定所有程序后，把信访当成了超级上诉程序。之所以说它是超级的，是因为信访程序对信访的次数、理由没有明确的限制，当事人可以不断的上访。体现出人们对法院的不信任，当事人对法院裁判提出的信访，尤其是向法院以外的党政机关、人大组织上访，这是由于制度上的原因所造成的。这就意味着，对于各种纠纷，社会不再存在终局性裁决机构，使社会丧失了终极的权威，正义虚悬在未知之处，人们可以什么都不信，只要自认为权益受损，就可以随便质疑任何机构，任何机构对此都难于把握。即便法院院长大接访、举行信访听证，可能仍无法彻底摆脱这种困境，不能不说这是法院工作乃至当前司法、信访制度的尴尬。

目前处理信访问题的几种做法

1、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依法解决信访问题。这是国家的主流工作原则和方法。国家一方面加强了信访制度建设，国务院颁布了《信访条例》，中央建立了“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制度”；另一方面加快了信访机构的建设，不但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专门的信访机构，而且在国家机关各行各业各系统中建立了信访接待部门，中央要求：一是要在源头工作上下功夫，出台政策注意兼顾各方利益，执行政策切实做到不折不扣，防止因政策措施制定不当和政策执行走样而引发群众上访；二是要在解决问题上下功夫，通过解决上访群众的合理诉求，使上访群众息诉罢访；三是要在完善机制上下功夫，处理好畅通上访渠道与规范信访秩序的关系，依法保证群众的信访权利，引导群众遵纪守法；处理好挖掘信访部门自身潜力与发挥其他部门作用的关系，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大信访工作格局。

2、变“上访”为“下访”，建立信访听证制度。建立干部定期下访制度，将各种问题解决在基层；公开处理信访事项，做到公开、公正。

3、落实责任追究制度,建立监督机构和督察人员。建立各级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要求谁主管谁负责，发生信访事件对社会稳定和正常工作秩序造成严重影响的，要追究当地领导的责任；强化督察督办，对越级访、群体访、非正常访，逐案交办，逐案督办，限期完成，对重大疑难案件进行评查，对报结案件进行回访，在案结事了，息诉罢访的基础上，力求群众满意。

采取的以上这些做法，都是为解决所谓“天下第一难，天下第一烦”的信访问题，从中央到地方，从各级党政机关到各级司法部门，不能不说是“煞费苦心”，不能不说是“工作艰辛”，出台的法律、法规和各项制度、规章、办法应该说比较全面和新颖，也起到了一些作用，但仍然未能阻挡信访洪峰的势头。还应分析涉诉信访的原因。

涉法涉诉信访形成的原因

执法方面：

1、从当前的司法体制看，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还没有完全确立，有些行政领导对审理案件打招呼，干扰法官独立、秉公办案；

2、案件该立未立，立案后久审不决，判决后久执不结，公平正义未能及时兑现；

3、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评判标准不一，审判的某些环节上存在的内部规定，民众不了解，使得当事人对法院公正的裁决有误解；

4、受政绩考核测评影响，有些司法机关不能正视和纠正自身和下级机关办案的错误，一味姑息迁就，案件将错就错；

5、司法人员责任心不强，业务素质不高，案件审理质量有瑕疵；

6、司法人员失于判断、惑于财色、迫于权利办金钱、关系、人情案，导致当事人告状申诉无门、诉讼成本加大、权利长期未能实现；

7、现行法律程序限制了部分权益人的权利（刑事案件受害家属对刑事部分）；

8、没有真正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推脱敷衍，导致上访升级，直至聚集到中央。

信访人方面：

1、公民法律意识增强，但法律知识不足，一些群众自认为法律程序对解决他的问题不利时，就会信“访”而不信“法”；

2、信访人对法律的理解及对事实的认识有偏差，主要是案件的客观事实与法律能认定的事实存在差异不能理解；

3、受新闻媒体和舆论传媒的误导；

4、部分当事人心理扭曲，一但自认为自己“委屈”了，就要求上级保护，进而上访申冤；

5、信访人信访目的不纯，有些信访人并非对司法机关处理不服，而是提出无理要求，试图通过信访得到补偿，以解决自己或家庭的经济问题。

提高对解决涉法涉诉信访的认识:

一、涉法涉诉信访的法律依据：

我国以宪法为核心，以《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三大程序法为基础，以《民法通则》、《公司法》、《土的管理法》、《物权法》等实体法律为条件，以《信访条例》为专门性法规，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和各项制度为补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涉法涉诉信访的法律体系。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三大诉讼法均规定了，当事人不服法院判决或者其他法律文书、处理决定的，有权提出申诉；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犯罪行为，有权提出控告、申诉等。由此可见，包括但不限于涉法涉诉信访的信访权，是国家赋予人民的一项宪法性权利，包括批评建议的权利和控告、申诉、检举的权利。这是公民参加社会与国家管理的公权力、以及行使私权救济的私权利，具有双重意义。因此，它出师有名。

二、涉法涉诉信访是我党基本工作路线的体现

涉法涉诉信访体现了我党和政府历来的工作路线，是我党基本工作路线在司法领域的体现，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司法的群众路线。人民司法工作，是依靠人民，便利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人民司法工作者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而群众路线是人民司法的一个基本问题；二是司法的实事求是原则。司法的实事求是就要做到有错必究，涉法涉诉信访是为我们提供纠正冤假错案的一个渠道，应当使之发挥作用。

三、涉法涉诉信访是具有本土特色的制度

我国经历了两千年的封建社会，近代时期不过百年，封建残余还是有一定市场的，法治思想在中国站脚的时间太短，民众习惯于任官不认法，这一点区别于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的民众，不能以外国的标准来衡量、评价我国情况。因此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中国国情为基本出发点，我国依法确立的信访制度，是依照党的基本工作路线制定的信访制度，就是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它是基于本土特色的一项制度设计，承载着公民政治参与、民意表达、纠纷化解、权益救济以及维护稳定的功能，充当着社会生活“晴雨表”、“安全阀”的角色，还是司法公正的“检验台”。

四、涉法涉诉信访与和谐社会所追求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涉法涉诉信访主要反映司法不公、执法不严、司法腐败等问题，从反映问题的内容和目的上看，既有对“公权”寻求公平正义的要求和愿望，也有对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等“私权”的维护和“利益兑现”的渴望；从反映问题的形式和方法上看，采取的是按照国家法律设定的规则、党和政府允许的途径寻求问题的解决，其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的、和谐的方法。涉法涉诉信访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反腐倡廉，限制权利、消除不平等，实现整个社会的公正正义。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在于：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由此看出，二者所追求的价值取向是具有一致性的。做好新时期的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是民众对我们的愿望和期待，是时代对我们提出的任务和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和保证。尽管工作是长期的、艰苦的，但只要我们在思想上提高对涉法涉诉信访的认识，就会使此项工作朝着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方向健康发展。温家宝总理已经道出了做好信访工作的出路何在，即“热情”、“依法”、“负责”、“奉献”。

第五篇：2010年涉法信访舆情分析

2010年涉法信访舆情分析

一、概况

2010年3月初至12月底，我市法律援助中心涉法信访窗口共接待咨询125人次。咨询事项中，以征地拆迁和企业改制最多，其次是劳动争议、人身损害和家庭纠纷。咨询人群类别中，其他人群48人次，农民工38人次，老年人25人次，低保户1人次，其中妇女共计34人次。参加长沙市信访局内部协调会议，市联席会议办公室支持的联席会议，以及市信访事项复查复核领导小组办公室主持召开的对话会议共计58次。

二、情况分析

从2010年涉法信访统计数据来看，本涉法信访事项有以下突出特点和原因：

㈠征地拆迁和企业改制的问题尤为突出

近年来，随着我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发展的需要，政府大举进行征地拆迁和企业改制，涉及征地拆迁和企业改制的涉法信访问题越来越多，咨询人次为39人，占35%。这类问题往往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很大，常常出现几十人甚至几百人的群体上访事件，造成了恶劣影响。其矛盾的根源，一是由于我国征地拆迁和企业改制的法律不合理不健全，政府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服从公共利益；二是补偿标准标准低，补偿难以到位，导致失地农民和下岗工人生活质量下降，对政府产生不满情绪；三是当失地农民和下岗工人权益被侵害时，缺乏有效的救济途径，目前我国征地拆迁和企业改制问题，法院均不予受理，弱势群体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㈡劳动争议和人身侵权案件有增无减

今年，劳动争议咨询人次27人，占24 %，人身侵权咨询人次 21人，占19 %，比往年有所增多。由于外来务工人员增多，所引发的劳动合同纠纷、工伤事故等劳动争议居高不下。主要原因是用人单位管理不规范，无视《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随意侵害劳动者的权益，再加上劳动者法律意识淡薄，不知道正确的维权途径，导致超过劳动仲裁时效而维权无望。

人身侵权纠纷中的交通事故、医疗事故最多，并且有多起致人死亡的恶性事故。交通事故发生后，许多肇事司机不积极支付医疗费，甚至逃逸，导致经济困难的被害人无钱就医，延误病情。医疗事故中，院方和患者地位严重不平等，由于患者缺乏专业的医学知识和维权意识，患者往往调查取证难，维权难。

㈢农民工咨询人数明显增多

今年，农民工咨询人数位居第二位，占34%。我市是外来务工人员聚集的省会城市，由此带来一系列有关农民工的法律问题急剧增多，例如雇佣合同纠纷、劳动争议、工伤、人身损害、婚姻家庭等。随着我市普法工作的推进和维权渠道的畅通，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大大加强。除了少数农民工因怠于行使权力而超过诉讼时效外，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合法权益被侵害之后，愿意通过信访、司法调解等途径解决，由政府提供法律咨询或主持调解，若调解不成，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农民工，引导其申请法律援助进行诉讼，较好地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对策和建议

㈠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普及各种法律知识。

很多人民群众在合法权益被侵害后，因不懂法、不知晓维权途径，一味地坚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信访，本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可却因超过了诉讼时效而丧失了胜诉权，导致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救济。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形，我们都很惋惜、很无奈。如果政府能够加大法律宣传力度，将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广泛普及，引导人民群众积极地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使人民群众做到“人人懂法、人人守法、人人维权”，才能从根本上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法律援助是弱势群体维护合法权益十分重要的途径，普及法律援助制度的知晓率，让法律援助制度深入人心，才能成为弱势群体维权的有力武器。

㈡高效便民，建立信访与法律援助无缝对接机制

自2005年10月长沙市法律援助中心在市信访局设立涉法信访窗口以来，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来访群众，只是口头告知并引导群众到就近的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并不能当场受理法律援助申请，特别是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和残疾人来说十分不便，增加了弱势群体的维权成本。为了方便群众维权，畅通维权渠道，可以建立信访与法律援助的无缝对接机制，即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信访群众，在涉法信访窗口当即给予受理，由涉法信访工作人员将该案卷内部移送至有管辖权的法律援助机构办理，不仅提高了法律援助的工作效率，也方便了人民群众。

㈢横向延伸法律援助工作领域，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法律援助工作是一种事后救济途径，是在侵权案件发生后，由法律援助机构帮助弱势群体维权，主要涉及司法领域，通过调解和诉讼的途径来挽回被害人经济损失，这种事后维权的方式，维权的效果是有限的，不能从根本上杜绝侵权案件的发生，不是最好的维权途径。针对涉法信访工作主要涉及政府行为，若将法律援助工作横向延伸至立法和行政领域，建立法律援助律师参与政府立法决策、监督政府行政执法制度，对目前政府征地拆迁和企业改制等社会矛盾比较激烈的问题，从立法、执法层面提出合理的建议和办法，参与行政立法和行政监督，以完善这些与人民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法律和政策，对行政执法机构和人员进行有效监督，从法律制度上最大限度地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才能从根本上预防侵权行为的发生，最大限度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长沙市法律援助中心：胡娟

2010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