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十大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例
十大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例
1、原河北学洋明胶蛋白厂负责人宋海新
宋海新：“问题”明胶生产者
宋新海一案引起社会的反思，不仅是对整个制药产业链，还有地方政府面对效益与民生时应如何权衡
2013年3月29日，备受瞩目的河北阜城“明胶”一案，经阜城县人民法院审理，进行了一审宣判，河北学洋明胶蛋白厂负责人宋海新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00万元，其他13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六年以下有期徒刑、缓刑或处罚金。
河北阜城明胶一案，不同于以往的个别企业、山寨厂生产问题食品、药品，毒胶囊案件反映出了整个制药产业链所存在的问题，此案件既暴露出企业基本责任的缺失，更反映出地方政府在效益与民生之间孰轻孰重应做好抉择。
毒胶囊事件
2012年4月15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节目中，对河北省一些企业用生石灰处理皮革废料，并熬制成工业明胶向企业出售，买家再将其制成药用胶囊，从而流入药品企业，出售给患者的现象进行详细报道。
位于衡水市阜城县的河北学洋明胶蛋白厂就在此次调查之列，据悉此厂具备年产上千吨明胶的生产规模，并且是已经获得食品添加剂产品生产许可证。
《每周质量报告》栏目的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该厂的库房里存放着大量的白袋子包装的明胶价格低廉，厂里工作人员表示，此种明胶之所以便宜，是因为使用价格低廉被业内称为“蓝皮胶”的原料制作而成的，记者在随后的采访中发现，所谓的蓝皮胶是由一些散发着刺鼻臭味的皮革厂的下脚料经过生石灰的祛味处理、酸碱中和多次脱色漂白处理等多个过程，最后熬制而成的。
对于此种明胶制作的胶囊，工厂负责人对记者表示：“这种明胶实际上是国家命令禁止用作食品药品原料的工业明胶。”该负责人还表示，此种加工方式生产出的明胶重金属铬含量超标15~16倍。但对于使用是否安全，该经理却称“百分之百没问题。”
经过之前的一系列工序，最后在包装车间内，把制好的“黑心明胶”一部分装入印有“工业明胶”的包装袋，一部分装入空白的包装袋，印有“工业明胶”的卖给工厂用做工业粘合剂，无任何产品表示的空白袋子卖到浙江等地作为药用胶囊生产的原料。
获刑17年
经《每周质量报告》记者此次深入的调查，宋海新的问题明胶也被曝光了。
在生产、销售“问题明胶”遭到曝光后，学洋明胶厂法人代表宋海新之弟宋江新，电话指使该企业员工刘爱国等人去往厂区并纵火销毁电脑、账本以及相关文件，从而达到其逃避法律责任，销毁证据的目的。
另据调查显示，2010年7月~2012年1月，在没有实际业务往来的情况下，宋海新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7张，税价合计1928300元，涉及税款280180.32元，其行为已经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经阜城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04年4月，阜城县明胶总厂更名为河北学洋明胶蛋白厂，该厂为家庭式经营，宋海新负责该厂全面工作。后因投资大，销路不佳，该厂基本没生产食用明胶，而使用工业皮革废料，经过熬煮、干燥、粉碎等工序加工制成工业明胶。该厂生产、销售“问题明胶”被新闻媒体曝光后，阜城县公安机关查扣该厂库存涉案工业明胶（经抽样检验为不合格工业明胶）47.84吨。
作为河北学洋明胶蛋白厂负责人的宋海新，销售和生产不合格产品本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而在其生产和销售的伪劣产品遭到曝光后使用销毁会计凭证等手段来达到逃避法律责任，又构成了隐匿会计凭证罪。除宋海新外13名涉案人员，转移和藏匿销毁证据的违法行为已被查明。
法院审理查明，除此外，被告人宋海新于2010年7月至2012年1月间，还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7张，合计税价1928300元，涉及税款280180.32元。
有评论认为，该案的宣判，希望能够引起相关政府和相关企业担起各自的职责，为人民的食品安全做好保驾护航工作。
2、原湖南三馆房地产开发集团总裁曾成杰
曾成杰：从诚信企业家到集资诈骗犯
曾经的“中国企业改革十大杰出人物”曾成杰的商业生涯，最终以被执行死刑的方式终结
2011年12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原湖南三馆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曾成杰犯集资诈骗罪并判处死刑。2013年6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曾成杰死刑，7月12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曾成杰执行死刑。
曾成杰是2012年湘西集资被公诉案件中唯一直接被判死刑的负责人，该案件曾引发多起群体性事件和恶性案件，严重影响当地社会稳定，其罪行极其严重。经法院认定，曾成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不顾自身偿付能力，使用诈骗方法面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其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且其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非法集资总金额34.52亿余元，集资涉及24238人，累计57759人次，案发后仍有17.71亿余元的集资本金未归还，集资总金额减去还本付息的金额后，曾成杰集资诈骗金额为8.29亿余元，造成集资户经济损失共计6.2亿余元。
数额巨大的集资诈骗金额，使得这位曾经的“中国企业改革十大杰出人物”走向了一条不归路。
曾成杰的“第一桶金”
曾成杰的创业之初，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资料显示，1985年时，曾成杰曾在贵州施秉县和黄平县成立了自己的工程队，不久即因被他人举报贪污公款而被收容审查3个月，案件最终以取保候审的方式结束，这也是曾成杰的第一次创业，结果是以失败而告终。
在这之后，离开了贵州的曾成杰，又去往位于湖南省西部的吉首寻求发展。但是好景不长，1993年年底，他再次被人举报，这次是因为行贿。吉首方面同样给予其收容审查的处理，此案最后虽免予起诉，但还是导致曾成杰被关押了半年的时间。
1999年，曾成杰因故意伤害罪获刑4年，2001年获得假释，此案的判决结果于2006年12月被湖南省高院撤销并发回吉首市人民法院重审。2007年10月吉首市人民法院重审判决曾成杰无罪。
曾成杰淘到他人生中的“第一桶金”正是在吉首，这里也是他首次完成与政府有关联的第一个项目的地方。1987年上半年，曾成杰为吉首人民武装部的民兵训练基地建楼房，无论从质量、造价以及工期上，都让武装部领导很满意。即便后来武装部由于经济原因，无法把工程款按期交给他，曾成杰对于这种违约行为仍没有任何抱怨，自己从邵阳老家贷款来解决资金运转问题。
也正是有了这个项目的好口碑，曾成杰的工程从此一帆风顺，在那之后的十几年里，曾成杰承包了包括州消防支队在内的30多个单位60多栋楼房的工程。
除了在工程上的“急人之所急”外，曾成杰对于慈善事业也很在意，他曾投资60万元为吉首市太平乡中心完小修建科技楼并附加投资10万用于修建围墙等附属工程。还曾经为红旗门派出所捐赠过新型电瓶警车、为管区医务室等免费提供200多平方米的办公场所、为篮球赛赞助等等。
在这些铺垫下，曾成杰的事业顺风顺水，更是于2005年12月2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获得了“中国企业改革十大杰出人物”奖。
成也“三馆” 败也“三馆”
曾成杰集资诈骗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得益于”当时湘西自治州的社会环境，那时的湘西当地银行对于贷款严格限制，甚至包括当地政府在内，都鼓励民间融资。在2000年湘西州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调动民间投资和企业创业的积极性”为当年全州经济结构调整的第一项措施，此后的多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鼓励民间投资都是工作方针之一。
据资料统计，在2008年高峰时期，湘西的非法集资本金总额高达168亿元，参与集资的企业达上百家，涉及34万人次，总计6.2万户，而与之相比，湘西州府吉首市总人口仅仅20余万。
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曾成杰的“三馆”项目也上马了。“三馆”项目，即湖南湘西自治州体育馆、群艺馆、图书馆等整体开发项目。
为了取得“三馆”项目，曾成杰曾先后找到了杜崇旺和范吉湘寻求帮助，前者是时任州长杜崇烟的弟弟，后者是时任副市长的妻子，正是在这样的靠山下，曾成杰获得项目如探囊取物。2003年6月，曾成杰使用具有开发资质的吉首市国土房屋综合开发公司参与竞标，并一举拿下，自此曾成杰开始依托“三馆”项目面向社会公众集资，也正式走上了非法集资的道路。
打着政府项目的幌子，曾成杰的集资变得更加容易。2005年6月，“三馆”将集资月息涨至5%，此后跟风者追高，从6%至10%，以此来达到扩大融资规模的目的。为了保持资金链的正常运转，曾成杰又采取与集资户签订认购协议书、承诺书、投资协议书、投资合同书等形式，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集资。
除此之外，为了鼓励三馆公司员工对外揽资，曾成杰决定对员工揽资视金额不同给予不同的奖励，在外部宣传和内部促进的共同作用下，曾成杰的集资进行得如火如荼。
随着2008年湘西房地产业融资环境恶化、湘西领导的变更，政府对于融资的态度发生巨大变化。
当年7月，三馆公司集资款退本付息出现困难，同年8月中旬，三馆公司停止向集资户还本付息，由此引发了当地多起群发性事件和恶性事件。曾成杰和他的公司成为了湘西州金融风险防范的重点。
终审获死刑
2008年10月2日，包括曾成杰在内的湘西22家集资企业的老板和财务老总等五十余人，在吉首市政府会议室内被全副武装的武警抓获。
2008年11月11日，湖南省“10·2”专案组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拘曾成杰。后来，检方指控曾成杰犯有集资诈骗罪，并依据一份由当地政府出具的鉴定，认定三馆公司已资不抵债。
而曾成杰的辩护律师认为，三馆公司资产应当按照市场价格进行评估，按此评估后，三馆公司即使偿还高息集资的本金和利息，仍然有相当大的盈利空间。
但最终，长沙市中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决曾成杰死刑，该案在上诉后被湖南省高院终审维持原判。
曾成杰案发后，此案涉及的相关官员均已被追究责任。湘西州委常委兼统战部长滕万翠、前湘西州政协主席向邦礼、原副州长黄秀兰3人，因涉及非法集资等违纪问题，被湖南省纪委查处，后移送司法机关。湘西州委副书记、州长徐克勤被认为对湘西非法集资负有领导责任，遭免职。
不过曾成杰的死刑判决引发了不少争议，质疑者认为，与吴英案等非法集资案相比，曾成杰案量刑过重。与此同时，曾成杰执行死刑后，其家人表示并未在行刑前与其见最后一面，执行死刑之前也未收到通知，从而对执行程序表示不满，一度引发舆论讨论。
无论如何，曾成杰案件都为民间融资敲响了警钟。
3、原浙江亿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应建成
应建成：网络传销之王
应建成的敛财术并不高明，却屡屡得手，凸显在预防网络传销类经济犯罪方面，仍缺乏有效措施
2013年8月7日，“万家购物”传销案在浙江金华市婺城区法院进行一审宣判，法院判处传销的组织者兼领导者应建成有期徒刑十年，并处200万元罚金，又以其犯故意伤害罪，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两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200万元。
其余被告的涉案人员，根据涉案情况不同，法庭均作出了相应的判决，并处相应数额罚金。至此，这场轰动一时的网络传销大案，暂时告一段落。
网络传销大佬
17岁时，应建成已经放弃了学业，在这段日子里，应建成认识到互联网是一种廉价、快速且信息量大的载体，并最终把目标锁定在了网络购物平台上。
2010年5月，应建成、杨江峰、邵康、胡伟四人组建了浙江亿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同年12月又有8名新股东加入。当年，亿家公司旗下的“万家购物”网站，年营业额只有165万元。
然而仿佛是一夜之间，亿家电子商务公司营业额和税收突然呈现爆发式增长，这也使得应建成和他的公司都被人知晓。
2010年7月，浙江亿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利用超高额返利为诱饵，以“万家购物”等网络平台为推广及实施传销运作的工具，向入会者收取费用或要求入会者购买其商品，最终以入会者的层级以及入会者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依据，进行返利。
至2012年5月底，浙江亿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及其平台累计营业额达290亿元，净收入36亿元，返利33亿元，其营业额“膨胀”了一万多倍。
但好景不长，伴随着规模的扩大，加之相关人员的举报，万家购物涉嫌传销一案最终进入了有关部门的视线。2012年6月11日，金华警方对亿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及与其传销相关联的网站进行统一清理行动，应建成等多名主要犯罪嫌疑人被抓获。
返利销售陷阱
浙江亿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爆炸式增长，得益于其“购物返利”的噱头。
在万家购物运营初期，亿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对于加盟商的要求是每销售500元金额产品，就需上缴给其旗下的万家购物16%的佣金，万家购物会每天拿出消费额的10%给累计消费满500元的会员均分。
也就是理论上，如果消费者消费了500元，得到了1个分红权后，每天可以收到最高1元钱返利，而返利的来源就是加盟商每销售500元金额的产品所上缴的16%佣金，账户每满100元后就可以取现，这也就是所谓的“零消费”。在万家定下的返点规则下，消费者疯狂在所难免，投机商进去虚假交易也就很自然了。
当然这种返利方式是存在漏洞的，这种返利模式能够顺利运作的前提是公司销售业绩不断提升，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后人的消费所带来的利润才能弥补公司对前人的返利。
而根据数据显示，2012年2月15日，万家购物坚持每天分红1元的返利模式，导致其每天亏损600万元，到5月25日时，万家购物累计亏损6亿多元，其公司账面资金仅为3亿元。
2011年7月，随着“一元返利”的进一步推广，万家购物的加盟商和会员激增，各种风险也随之而来。万家购物从线上交易开始向线下交易转移，并开始发展会员、寻求合作商并设置不同级别的区域代理商、金牌代理商等等，从“返利销售”变相为“抢会员”，使得加盟变为了一种“拉人头”的行为，从而用后来加盟者的佣金去填补之前返利的欠缺资金。
这样也使得返利销售变为了幌子，自此万家购物向非法传销又更近了一步。
主犯涉案
2013年8月7日，这场涉及全国31个省市区、2300多个县市，近200万人参与其中，涉案金额达240.45亿元的全国最大网络传销案在金华市婺城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因应建成领导和组织传销活动，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又因其犯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七年，最后两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200万元。此案中的其他组织领导成员也分别获刑。
庭审时，应建成否认传销，称“万家购物”网站的运营，万家购物是有实物的，而传统的传销是没有实物参与到运营过程中的。
而法院审理则认为，万家购物以超高额返利诱导他人消费，并要求参加者购买其公司产品、发展会员、发展加盟商并按照入会资格和条件分为普通会员、VIP会员等，再按照注册时间顺序对其成员进行上下层分级，这些行为均已构成传销。
应建成案，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律师李岑岩表示：“网络涉嫌新型经济犯罪的行为屡见不鲜且有一定隐蔽性。”李岑岩认为，由于网络传销没有地域限制，往往影响面甚广。因此解决的方式，不能只局限于案发后的法律层面解决，应该在该类经济犯罪行为发生之前，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国家应该提前介入，对此类事件进行疏导、管理、教育，通过各种方式去避免此类案件的发生。
4、原云南绿大地董事长何学葵
何学葵：昔日云南女首富沦为阶下囚
绿大地造假案，引起了资本市场巨大轰动，也引发了人们对资本市场配置资源如何优化的深入思考
2013年4月3日，云南省高院就原绿大地公司欺诈发行股票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了昆明市中院2月7日作出的判处云南绿大地公司犯欺诈发行股票罪、伪造金融票证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成立，处罚金1040万元，并判处原绿大地董事长何学葵有期徒刑10年的一审判决。
法院审理认定，2004年至2007年6月，何学葵、蒋凯西、庞明星等人，利用赵海丽、赵海艳等人登记注册的实际由绿大地公司控制着银行账户的公司，进行资金流转，又通过伪造合同、发票、工商登记资料等手段，少付多列，将款项支付给以上公司，从而形成虚构交易业务，最终达到虚增资产的目的，共虚增资产7000余万元，虚增收入2.9亿元。
这部分虚假内容被写进了绿大地招股说明书中，之后的2007年12月21日，绿大地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发行股票并上市，利用以上的虚假信息非法募集资金达3.4629亿元。
小老板到董事长
何学葵生于1969年，其公司员工曾评价其“雷厉风行，非常爽快干脆”。何学葵进入花卉行业是从1992年开始的。
上世纪90年代，花卉市场规模化发展刚刚起步，何学葵通过在云南省科协等单位任职的经历，灵敏的察觉到了创业的机会来了。1996年，何学葵组建了云南河口绿大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并担任总经理职务，在此期间，何学葵与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合作，开始涉足鲜花种植、销售等领域。她结合对云南各地特有珍稀观赏植物的调查研究，成功的开发出多种云南特有野生珍稀植物花卉品种，并申请大量专利权，其公司培育和种植的鲜切花大量供应全国多个省市，并且向澳大利亚、韩国、日本、泰国等国家和地区出口。
2001年时，何学葵已经把原来今有20万流动资金、5名员工的小花店，发展成了一个注册资本4400多万元、总资产上亿元且拥有250多名员工的大型股份企业。同年3月，云南河口绿大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其后，绿大地在何学葵的领导下，绿大地参与了以昆明园博会为代表的一系列大型活动，并由于其优秀的服务，获得了各界的认可和好评，也使得其成为云南省园林园艺方面唯一一家具备一级资质的企业，并且成为云南省首家被批准进入上市辅导期的民营科技花卉生产企业。
2007年12月21日，何学葵迎来了事业上的一次高峰，绿大地成功登陆深圳创业板，并且成为A股唯一一家绿化行业的上市公司，这也是云南省第一家上市的民营企业。身为董事长的何学葵当时持有绿大地28.63%的股本，身价超过11亿元。
2009年，何学葵更是登上了胡润百富榜，跃身为“云南女首富”，成为业界榜样，被冠以著名企业家、优秀民营科技实业家等称号，事业达到顶峰。
东窗事发
何学葵的光环并未维持多久，2011年3月17日晚，何学葵因涉嫌欺诈发行股票罪，经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批准，由云南省公安厅直属公安局执行逮捕。
3月18日，绿大地公司发布公告，承认其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何学葵因涉嫌欺诈发行股票罪确已于17日被捕，其公告一出，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绿大地股价因之暴跌。自此，绿大地造假案呈现在公众的视野之内。
资料显示，2004年至2007年间，何学葵、蒋凯西、庞明星共同谋策，让赵海丽、赵海艳登记注册大批由绿大地实际控制或者掌握银行账户的关联公司，而后再利用相关银行账户操控资金流转，采用伪造合同、发票、工商登记资料等手段，将款项支付给其控制的公司组成员，构成虚假交易、虚增资产等，以此使得绿大地成功迈入上市门槛。
据悉，2007年12月21日，绿大地以16.49元/股的价格发行1680万股，正式登陆中小板，此时的绿大地的招股说明书中，同样包含了大量虚假内容，其中包括虚增马龙县旧县村委会960亩荒山使用权、马龙县马鸣乡3500亩荒山使用权以及马鸣基地围墙、灌溉系统、土地改良工程等项目的资产共计7011.4万元；除此之外，绿大地还存在虚假苗木交易，以此虚增营业收入2.96亿元。
2007年至2009年间，绿大地多次虚增收入，其中包括虚增马龙县月望乡猫猫洞村9000亩荒山土地使用权、月望基地土壤改良及灌溉系统工程、文山州广南县12830亩林业用地土地使用权的资产2.88亿元。除此之外，绿大地又一次使用虚假苗木交易销售，虚增收入2.5亿元。
2011年9月，云南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对绿大地公司、何学葵等人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其犯欺诈发行股票罪，并判处绿大地公司罚金人民币400万元，判处何学葵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其他涉案人员也均判处缓刑。
再起波澜
一审判决后，所有被告并未提出上诉，事情本应至此，但昆明市官渡区法院的判决在资本市场掀起了轩然大波，舆论认为，法院对何学葵量刑过轻。
一方面是舆论的声讨，另一方面昆明市检察机关在一审判决之后，继续收集信息，补充调取大量证据，及时审查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并邀请多名法学专家进行咨询论证，走访多个相关部门，最后形成抗诉意见。2012年1月21日，昆明市检察院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认为之前的判决存在对欺诈发行股票罪部分量刑偏轻、对被告单位及各被告人定罪不准确、原审审级违法等问题。
2012年3月29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裁定撤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判决，该案启动重审。2013年2月7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绿大地公司犯欺诈发行股票罪、伪造金融票证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判处罚金1040万元；何学葵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与之前相比，此次开庭，新增了两项指控罪名即伪造金融票证罪和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
法院指出，除一审判决时的几项指控外，2005年至2009年期间，为达到虚增销售收入的目的，何学葵等安排赵海丽利用银行空白进账单，填写虚假资金支付信息后，私刻银行印章加盖在单据上。2010年3月，何学葵又指使赵海丽将未向行政机关提供的66份会计凭证替换并销毁，以此来达到掩盖绿大地财务造假的事实。
对于此次判决，何学葵等五名被告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3年4月3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 《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
该案的宣判对A股上市公司经营质量敲响了警钟，也给了欺诈上市、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更高的威慑力。
5、原北京博宥投资管理集团控制人丁羽心
丁羽心：成败铁路
丁羽心与刘志军等官员的权钱交易，生动地阐释了官商勾结各取其利，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监管体系和制度的缺失
2013年9月，北京市二分检对原北京博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控制人丁羽心提起公诉。丁羽心于2011年初因非法经营罪和行贿罪被警方抓获归案，是原铁道部长刘志军案中继张曙光之后又一关键人物。
起诉书中的指控主要针对两部分，其一是丁羽心贿赂官员，以此来达到逃避有关部门查处、干预招投标等目的，进而为自己敛财做铺垫；其二是丁羽心从其所干预的招投标项目中，收取“中介费”，大肆敛财。
丁氏发家史
丁羽心，原名丁书苗，1955年出生于山西沁水县古堆村，自幼家境贫寒，早年丧母，由父亲一手带大，同村村民对其印象是“会做人、憨厚、豪爽、与常人不一样”。
丁羽心在20岁左右就已经开始做起了小买卖——收购鸡蛋，那时还处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彼时的丁羽心，去各家收鸡蛋，再送到县城去卖，她带着干粮，提着鸡蛋，一走就是一整天。
改革开放后，丁羽心不甘于农村日子，又去了晋城，并开了一家在当地很常见的饭店。因为来吃饭的煤车司机很多，而丁羽心又做生意实在，慢慢地与司机打成一片。也是在与司机日常交流中，丁羽心得知卖煤的利润很可观，于是她自己买了一辆车，在卡车司机带领下，开始跑起煤炭运输。
当时晋城卖煤成本极低，造成这种低价的原因是运力不足，很多煤被堆在晋城路边或填满了水沟，曾在晋城从事过煤炭生意的人认为，当时谁能把煤运出去，谁就能挣钱。于是大量贩煤者将目光转向铁路，而丁羽心也在其中。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丁羽心先是找关系和一些乡镇及市属煤炭公司合作，后生意越做越大，并投资买下了40多节自备车车皮，逐渐开始自己找煤商合作发煤，丁羽心的资金开始积累得越来越丰厚。
那时的丁羽心，已经意识到了关系很重要，她善于钻营，丁羽心曾经靠借款和贷款凑了10万多元，在郑州住了一两年，这期间，她陪领导家属说话、购物等，目的就是为了和铁路局领导建立好关系，从而能拿到别人拿不到的车皮计划。最终，车皮计划的转让也顺利地成为了丁羽心的生意，她把获得的车皮计划收取劳务费后转让给其他客户。
在2000年的时候，丁羽心又离开了晋城，选择北上。在北京，她结识了原铁道部长刘志军，在刘志军的帮助下，丁羽心积累到几十亿身家。
权钱交易
2004年至2011年间，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刘志军为丁羽心及其亲属实际控制的公司获得铁路货物运输计划、获取经营动车组轮对项目公司的股权、运作铁路建设工程项目中标、解决企业经营资金困难等事项提供帮助，获取了巨额不正当经济利益。
作为回报，丁羽心于2008年至2010年间，依照刘志军的授意，为原铁道部政治部主任何洪达开脱或减轻罪责、为刘志军职务调整创造条件、疏通关系，先后两次以花钱办事的方式给予刘志军钱款共计4900万元，其中的4400万是丁羽心用来帮刘志军“捞人”，另外500万元是为刘志军本人“跑官”。据悉，刘志军为获提拔省委书记，并让一名下属接他的位子，曾指使丁羽心向有关领导行贿500万元，但丁羽心找错了中间人，未获成功。
2009年至2010年间，为了获得企业社会知名度、美誉度、树立正面形象，从而逃避有关部门的监督和检查，丁羽心先后38次给予时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外资项目管理中心主任范增玉钱物。包括人民币2632万元、欧元120万元、美元24万元，以及银行卡、加油卡、购物卡等物品，本外币及物品合人民币共计4013万元。
除以上违法行为外，检方认定，2007年至2010年间，丁羽心指使中盟世纪投资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郑朋、江西南昌赣鹏集团原董事长胡斌、道隧集团工程有限公司原董事甘新云以及北京世纪坛医院经济管理办公室原职员郭英等人，与投标铁路工程项目的公司商定，以有偿方式帮助其中标。
通过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干预招标，丁羽心先后帮助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中铁十局、十三局、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等23家公司中标了“新建京沪高速铁路土建工程3标段” “新建贵阳至广州铁路站前工程8标段”等50多个铁路工程项目。
丁羽心在掌握确定有把握中标的项目后，委托郑朋、胡斌等人寻找投标企业，并按工程标的额度的1.5%~3.8%收取“中介费”，丁羽心从这50多个铁路项目中非法营利共计30亿元的“中介费”。
认罪伏法
丁羽心被捕之前是北京博宥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的法人，该公司经营产品涉及高铁设备、影视广告、酒店等多个领域。1997年，丁羽心通过时任北京铁路局临汾分局副分局长罗金保认识了时任铁道部副部长的刘志军，自此刘志军开始帮助丁羽心获取车皮计划，并最后以更大规模的合作获取巨额利益。直至2011年初，丁羽心因非法经营罪和行贿罪被警方抓获归案。
2013年9月24日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丁羽心案，检方指控其涉嫌行贿、非法经营。庭审中，公诉机关指控丁羽心于2008年至2010年间，按照刘志军的授意，先后两次以花钱办事的方式给予刘志军钱款共计4900万元；为达到树立正面形象以逃避有关部门查处的目的，先后38次给予时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外资项目管理中心主任范增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0余万元。
被告人丁羽心对于指控其先后两次以花钱办事的方式给予刘志军钱款的事实表示认可，承认为刘志军办事是为了感谢其对自己生意的照顾。而关于其先后38次给予范增玉财物的事实，丁羽心称每次都是范增玉主动找她要的。关于非法经营罪的指控，丁羽心对事实也表示认可。
丁羽心案发后，在社会各界产生巨大影响，有分析指出，要解决此类商人行贿、官员受贿事件，应该压缩官员手中权力，让官员不再成为商人为获取经济利益必须倚重的对象，以此来降低腐败案件的高发态势。
6、原重庆永煌集团董事长肖烨
肖烨：敲诈官员的大盗
肖烨等人虽也与官员相勾结，谋取私利，但其利用官员贪色的弱点，先给“甜头”再要挟
2013年6月28日，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对原永煌集团、香港华伦达重庆公司创始人肖烨等人敲诈勒索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肖烨有期徒刑10年，其他涉案人员分别获有期徒刑1~4年不等，并对其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此后的2013年9月17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二审宣判，维持原判。
2012年11月，时任重庆北碚区委书记的雷政富因与赵红霞的性爱视频在网络上曝光，而被双规。随着调查的深入，重庆永煌集团、香港华伦达重庆公司创始人肖烨被确定为这段视频的拍摄策划者，随着调查的深入，肖烨案的涉及范围，远超人们想象。通过操纵赵红霞等女员工，以色诱重庆本地官员发生关系并偷拍下性爱视频的方式，肖烨一伙人要挟了大批重庆官商要员，以达到牟利目的。
色诱的圈套
雷政富性爱视频曝光后，有关部门进行的调查显示，肖烨指使赵红霞运用“晓雪”的化名，以香港华伦达重庆公司员工的名义，多次向时任重庆北碚区委书记的雷政富发送短信，约其见面，但多次未果。
直到2008年1月中旬，赵红霞再次约见雷政富时，雷政富答应在渝中区大世界酒店七楼的茶楼见面，也是此次见面，使得赵红霞和雷政富都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2008年1月下旬，雷政富与赵红霞第二次见面，两个人在江北大石坝的博客歌厅唱歌，唱完歌后各自回家，在这次见面中，赵红霞表示和他一起很开心。而雷政富并未想到，这一切只是个圈套，一旦其上钩，等待他的是无尽的敲诈。
之后一周，双方第三次见面，赵红霞以欣赏雷政富歌声为名，邀请雷政富到博客歌厅唱歌，并在唱歌中途向雷政富提出歌厅太吵，以此约雷政富到蓝剑宾馆开房。雷政富同意后，赵红霞先行离去，到房间后便将装有密拍设备的包放在床头柜上，并启动了拍摄功能，随后雷政富进入房间，与其发生性关系。
沉溺于性爱的雷政富没想到，激情过后，“周小雪”巧妙地让雷政富把头靠在自己的右肩上，随后雷政富拿来几张纸巾擦拭着自己的身体。这一幕，被隐藏在床右边的摄像机拍摄得清清楚楚。
此后，双方再次约见，并于酒店开房发生关系。
2008年2月14日情人节当晚，赵红霞再次和雷政富入住金源了大酒店，这也是双方第五次见面，不过也是在这次幽会中，暗中的“主角儿”肖烨派人出场了。就在雷政富和赵红霞行鱼水之欢时，早已等候在外的肖烨同伙王建军悄然而至。
以“周小雪男朋友”的身份，王建军将二人抓奸在床。王建军以曝光相要挟，雷政富惊慌失措。此时，肖烨及时现身，以“和事老”的身份进行调停。在肖烨的疏通下，危机化解，雷政富顺利脱身。
但对方有视频在手，雷政富百般无奈，找到辖区内一企业负责人，“借款”300万元交给了肖烨。
重庆官场地震
在肖烨的公司中，多名有着设计师等响亮头衔的漂亮姑娘都与赵红霞一样是诱饵。肖烨等人训练她们，只为让她们拍下与官员上床的视频。据媒体报道，除化名周小雪的赵红霞外，肖烨公司中至少还有1名谭姓女员工和1名郑姓女员工曾在2009年被警方带走调查。
而肖烨的战绩也可谓“辉煌”。除雷政富外，还有原九龙坡区委书记彭智勇、原璧山县委书记范明文，原长寿区委副书记，区长韩树明，原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副书记，县长艾东，原重庆市交通局纪委书记、监察专员罗登友，原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谢华骏，原重庆市地产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周天云，原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何玉柏等一大批重庆当地官员及国企一把手，被牵扯在内。上述人等后来均被免职，其中多人移送司法机关。
据雷政富陈述，2008年2月14日晚，两名男子冲进了他和赵红霞所住的房间，对赵红霞开口便骂，并指其乱搞男女关系，雷政富则解释二人只是朋友，此时的赵红霞开始哭泣，另外一名男子称自己是私家侦探，并向雷政富播放其与赵红霞前一次开房时发生性关系场面，雷政富看完视频后一言不发，非常害怕。后经肖烨“调停”，雷政富得以离开。
但手握把柄的肖烨很快便找雷“借钱”300万。肖指使赵红霞不断给雷政富打电话称她已经怀孕，要把孩子生下来，要和其结婚。雷政富再次致电肖烨，希望他帮忙处理此事，2008年2月16日，肖烨致电雷政富，表示事情已处理妥当，二人当晚见面，肖烨将存有性爱视频的录像交给雷政富，其当场砸碎。肖烨提出有个项目要启动，需要500万，希望雷政富能给予帮助，雷政富当时并未予以答应，但后来肖烨表示很着急，可以自筹200万，剩余300万希望雷政富想办法凑齐，雷政富答应会去想办法。
回家后的雷政富，给北碚区勇智集团的老总明勇智打电话，以朋友融资为名借款300万元，明勇智随即答应雷政富的要求。
敲诈窝案
若不是后来性爱视频被上传至网络，恐怕肖烨还没那么容易案发。但在雷政富以此种特殊方式迅速窜红之后，该案已是纸里包不住火。雷政富被免职调查后，肖烨很快案发。
2013年6月28日，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对肖烨等人敲诈勒索案一审宣判，判处主犯肖烨有期徒刑十年，许社卿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严鹏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另3名被告人赵红霞、谭琳玲、王建军分别被判处缓刑。
肖烨、许社卿、严鹏对一审判决不服，提出上诉；另3名被告人赵红霞、谭琳玲、王建军未上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下半年，肖烨邀约许社卿，采取以女员工色诱官员，偷拍不雅视频并以此为要挟的方式谋取非法利益。之后，肖烨邀约严鹏、王建军参与。肖烨、许社卿、严鹏还先后劝说赵红霞、谭琳玲参与。
2008年初，赵红霞通过群发短信方式联系上时任重庆市北碚区区长雷政富，偷拍了与雷的不雅视频并交给肖烨。同年2月14日，赵红霞与雷政富在宾馆发生性行为时，被肖烨、严鹏等人设局“捉奸”，并向雷播放不雅视频，后由肖烨出面假意调解。
2009年上半年，许社卿、赵红霞、谭琳玲、王建军因不满肖烨未兑现承诺的利益，相继离开公司，并将谭琳玲保管的肖烨银行卡内8万元予以分配。
法院认为，被告人肖烨、许社卿、严鹏、赵红霞、谭琳玲、王建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偷拍不雅视频并以此为要挟，向他人索取财物，数额巨大；其中肖烨、许社卿、严鹏参与索取500万元，赵红霞参与索取300万元，谭琳玲、王建军参与索取200万元，其行为均构成敲诈勒索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
2013年9月17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此案二审宣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而肖烨以“威逼”手段，把官员作为其牟利的工具，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了现代官场中的潜规则的深入程度。
7、原深圳航空实际控制人李泽源
李泽源：深航“幕后掌门”落幕
李泽源是个资本运营的“高手”，完全是以空手套白狼的资本腾挪手法成为深航“掌门人”
1月17日下午，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20多亿元资金被挪用一案，在北京市二中院一审宣判。深航原高级顾问、原深航实际控制人李泽源，被以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因其在假释考验期内犯罪，法院将其前罪没有执行的刑罚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
深圳航空成立于1992年11月，最初是一家国有企业。在2005年5月23日深圳航空65%股权拍卖会上，深圳汇润携哈尔滨亿阳集团以27.2亿元击败同场竞标的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从而夺得股权。
深航由此变为私营控股企业，并由李泽源实际控制。也正是这场争议颇多的收购，使得李泽源背上了巨大债务，走向了一条不归路。
控股深航
李泽源，曾用名李宜时，辽宁兴城人。上世纪80年代，曾担任38军汽车应急干部。曾三次入狱，1979年，23岁的李泽源因销赃罪被处有期徒刑2年。1988年因诈骗罪被处有期徒刑3年。1994年又因伪造证件等罪，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直属队军事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2003年1月李泽源被准假释。
假释后，拥有深厚人脉资源，善于拉关系的李泽源得知广东发展银行欲转让65%的深航股权，为此他在2005年3月匆匆成立了深圳市汇润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股东是李泽源、赵丽、秦畹江、宋祖玉四人，其中李泽源个人持股89%，选择这些人，不外乎是这些人的名声可以为李泽源的收购计划打点人际关系，提供方便。
做好了准备工作，由于李泽源深知自己是假释期未满的犯人，不方便出面，于是找到了自己的东北老乡赵祥代理主持，而赵祥曾任辽宁省锦州市市长，1989年出任过辽宁省葫芦岛市市长，以其的影响力及人脉关系，李泽源收购计划的成功似乎又近了一些。
之后，李泽源从上海、北京找人向广东省政府领导拉关系，通过合作、联合竞拍等方式从重庆隆鑫控股有限公司、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处融资人民币20亿余元，并借用其资质，最终击败国航，成功收购深航65%股权。
由于面临着偿还股权转让款、收购深航股权所欠债务以及汇润公司债务等，李泽源、赵祥、徐海伟3人于2005年12月，挪用深航收购大成饭店项目资金6亿元；2006年4月，3人又挪用深航投资重庆“骏逸第一江岸”房地产项目资金3亿元；2006年6月至7月，李泽源等人挪用深航预付租赁飞机的资金10.2亿元。2006年9月到2007年7月，李泽源还挪用深航收购广州空港酒店项目的资金共计1.1亿元。
2008年，李泽源假释期满后，向赵祥要求其归还代持的股份，并让其卸任深航董事长一职，并由其子李默担任，而由此也引发了赵祥的不满，深感自己被深航所抛弃，并与李泽源结怨，遂开始举报李泽源及其他深航高管的犯罪事实，李泽源等人陆续被侦查并羁押。
挪用资金案发
法院查明，为支付深航股权转让款及归还因收购深航股权产生的巨额债务等，李泽源伙同赵祥、李昆、徐海伟、刘文彪、深航原财务总监谢云双，实施了挪用资金的犯罪事实。
检方指控，李泽源等人涉嫌挪用资金罪共有7笔事实，前3笔是共同犯罪，即2005年12月，李泽源、赵祥、徐海伟经预谋，挪用深航收购大成饭店项目的资金6亿元；2006年4月，三人又挪用3亿元；2006年6月至7月，李泽源、赵祥、李昆、刘文彪、谢云双经预谋，挪用深航预付租赁飞机的资金 10.2亿元。
上述三笔款项被用于李泽源个人控制的深圳市汇润投资有限公司及刘文彪个人控制的西北租赁有限公司等偿还债务。事后，汇润公司归还深航11.7亿元。
另外4笔均是李泽源个人挪用。指控称，2006年9月到2007年7月，李泽源挪用深航收购广州空港酒店项目的资金等，共计1.1亿元，也用于其个人的汇润公司偿还债务和支付咨询费。
受审时，李泽源否认指控，认为自己无罪。他否认自己是深圳市汇润公司、深航的实际控制人，称自己只是听赵祥的话而已。
法院认为，根据在案证据，汇润公司系由李泽源借款1000万元成立，其余股东均未实际出资，李泽源、赵祥等人签订的多份代持股协议证明了李泽源在汇润公司的实际控股地位。法院认为，李泽源因犯伪造证件罪、诈骗罪、走私罪，于1994年被判有期徒刑15年，2003年1月获假释，而李泽源在假释考验期内又犯新罪。法院对李泽源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8、原博时精选基金经理马乐
马乐：国内最大“老鼠仓”
成交金额累计约10.5亿余元，获利1883万元，马乐的国内最大“老鼠仓”案给内控不严的基金投资管理人员敲响了警钟
2013年9月6日，中国证监会对此前市场传闻博时基金“老鼠仓”事件进行了正式通报。该事件“主角儿”之
一、原博时基金经理马乐，已于9月2日被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批准逮捕。
侦查机关初步查明，2011年3月9日至2013年5月30日，马乐在担任博时精选基金经理期间，利用博时精选交易股票的非公开信息，操作自己控制的三个股票账户，通过临时购买的不记名神州行卡电话下单，先于或同期于其管理的博时精选基金买入相同股票76只，成交金额人民币10亿余元，获利近2000万元。
2013年7月11日、12日，证监会冻结涉案三个股票账户，共计3700万元。2013年7月17日，马乐到深圳市公安局投案。深圳市公安局于同日对其立案侦查并对其刑事拘留。
“老鼠仓”被查 马乐自首
马乐于在2011年4月到2013年6月期间，任博时精选基金经理，历任研究部研究员、公用事业与金融地产研究组主管兼研究员、股票投资部投资经理，2011年3月9日起任博时精选股票基金经理，2013年6月20日正式离职。
2013年6月份开始，中国证监会已对马乐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行为立案调查，7月份已经完成案件调查工作。
但早先证监会并未通报马乐案的具体细节，据后来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披露的消则显示，马乐案可能是基金行业有史以来揭露的规模最大的“老鼠仓”案件。
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披露的信息显示，马乐在担任“博时精选”基金经理期间，利用“博时精选”交易股票的非公开信息，操作自己控制的三个股票账户，先于或同期于其管理的“博时精选”基金买入相同股票76只，成交金额人民币10亿余元，获利人民币近两千万元。
值得注意的细节是，马乐是通过临时购买的不记名神州行卡电话下单。业内人士指出，这可能是由于此前几例“老鼠仓”案的威慑，使得马乐有了一定的防范意识。
马乐使用的证券账户开户人为马乐妻子的亲戚或同学，但账户均由马乐操作，密码也由其掌控。
2013年4月，根据交易所核查发现的线索，证监会对博时基金管理公司存有“老鼠仓”交易嫌疑的账户启动初步核查。6月，根据初步核查结果，证监会对原博时精选股票基金经理马乐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行为进行正式立案调查。冻结了其掌管的三个股票账户中3700万资金。
迫于压力，7月17日，马乐前往深圳市公安局自首。
经核实，2011年3月9日至2013年5月30日期间，马乐涉嫌利用职务便利获取博时精选基金交易情况的未公开信息，操作3个关联股票账户，并通过临时购买的不记名神州行卡电话下单，先于或同期于该基金买入或卖出相同股票76只，获利1883万元，成交金额累计约10.5亿余元。
马乐的行为是典型的“老鼠仓”。由于“老鼠仓”严重危害金融秩序，损害公众投资者利益，2009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七）增设了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以“利用非公开信息交易罪”对“老鼠仓”进行打击。
缘起基金业稽查风暴
去年4月份起，一轮券商、基金机构稽查风暴骤起。
4月15日，万家利B遭受大额卖单砸盘，而随后便有传闻万家基金固定收益部总监邹昱被带走调查，原因是其交易对手“代持养券”爆仓，进而向央行汇报此事，引发央行汇同公安部调查。17日，万家基金发表声明，确认邹昱正在接受公安部门调查，而这也是国内首次出现债券基金经理直接被公安机关调查的案例。
紧接着，被曝光的是中信证券固定收益部执行总经理杨辉，其在一个月前已被公安机关带走调查，齐鲁银行金融部徐大祝被公安机关调查拘留。
4月19日，易方达基金固定收益部投资经理马喜德因涉嫌职务侵占，被湖南地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事件被曝光。
同期，西南证券固定收益部副总经理薛晨，因涉嫌债券违规利益输送被带走。
5月底，嘉实基金现金管理部总监吴洪坚落马，嘉实基金当时发布声明表示：“吴洪坚因个人原因被公安机关调查，目前已被公司停职，公司已对债券交易业务开展了自查工作，未发现异常投资交易问题。”
据中新网报道，此次参与案件调查的除了银监会、证监会等部门外，还包括审计署、公安部等部委。北京、上海、江苏，以及华南地区多家银行、券商、基金公司均被列入稽查范围.。
9月13日证监会例行发布会上通告招商基金前副总经理杨奕涉嫌“老鼠仓”案。
根据调查，杨奕涉嫌亲自下单或者伙同他人，买卖相关股票，涉及股票40余支，违法所得1千多万，目前案件仍在侦办过程中。
11月27日，有市场传闻称上海基金公司5人被监管部门带走协助调查，这些被调查的基金和账户均是权益类产品，均是交易所在一线监控中发现了异常。
11月29日中国证监会相关人士表示，近期新疆证监局主办了一起上海某基金经理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的案件，该案目前有一名基金经理涉案，证监会初步查明其在任职期间借用多个证券账户利用非公开信息交易股票的情况，非法获利较大。目前该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基金业面临大洗牌
公开资料显示，自2008年上投摩根原基金经理唐建首度因基金“老鼠仓”遭到处罚以来，已先后有南方基金原基金经理王黎敏、融通基金原基金经理张野、景顺长城原基金经理涂强、长城基金原基金经理刘海、长城基金原基金经理韩刚、国海富兰克林原基金经理黄林、光大保德信原基金经理投资总监许春茂、交银施罗德原基金经理投委会主席李旭利、交银施罗德原基金经理郑拓以及近期博时基金原基金经理马乐、招商基金原副总经理杨奕的“老鼠仓”事件被监管部门披露。其中韩刚、许春茂、郑拓和李旭利则因此而获刑(其中李旭利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罚金1800万元，目前其二审延期)。
而从涉案金额来看，马乐“老鼠仓”一案，刷新了历史纪录，堪称国内最大“老鼠仓”案。
马乐案案发，也将博时基金管理制度问题摊上了台面。证监会调查发现，博时基金对投资管理人员的相关管理制度存在缺失与执行不严的情况。具体包括：投资管理人员出国（境）管理制度缺失，通信管理制度未严格执行，缺乏对员工本人和直系亲属证券账户及证券交易申报情况进行实质性审核的机制，考勤出差管理存在漏洞等。
此外，公司对旗下基金异常交易行为监控存在漏洞，虽建立异常交易反应分析制度，但未对已发现异常情况采取后续核查、质询等适当处理措施。
证监会发言人称，鉴于博时基金公司上述内控制度不完善，相关制度不能有效执行，原基金经理马乐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给博时精选股票基金份额持有人造成了较大损失，对行业形象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按照有关规定，证监会决定对博时基金公司采取责令整改6个月等监管措施，在整改期间暂停受理和审核该公司所有新产品和新业务申请。深圳证监局将对相关责任人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证监会强调，全体基金公司应引以为戒，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法制教育和合规培训，时刻牢记把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放在首位，不断完善内控制度，切实做到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受托责任。
马乐的国内最大“老鼠仓”案，给内控不严的基金投资管理人员敲响了警钟。
9、原真功夫董事长蔡达标
蔡达标：家族内讧牺牲者
真功夫两大股东之间的恩怨，或许会给其他家族企业带来启示
2013年12月12日下午，经历了长达16个月的一审程序后，真功夫原董事长蔡达标等五人被控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抽逃注册资本罪一案宣判。广州市天河区法院认定蔡达标职务侵占1515万，挪用资金1800万，数罪并罚，判其有期徒刑14年，没收个人财产100万元。
除蔡达标，另外4名被告人分别为蔡达标弟弟蔡亮标、蔡达标大妹夫李跃义、真功夫总裁助理丁伟琴、真功夫原主管财务和IT业务的副总裁洪人刚。
家族恩怨引官司
1994年，真功夫董事长蔡达标和小舅子潘宇海共同创立了168蒸品店，真功夫就从这家小店起步，而今门店数有300多家，年销售额10多亿元。然而在扩大连锁、引入现代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努力之际，其内部危机却愈演愈烈。
2006年9月，蔡达标和妻子潘敏峰15年的感情宣告破裂，两人协议离婚。有媒体报道，是为了争取到子女的抚养权，潘敏峰才放弃了原本属于自己的25％的股权。
而这场离婚，也让蔡达标找到了企业去家族化的契机。2007年10月，蔡达标为实现真功夫上市，引入今日资本和联动投资两家风投，联合向真功夫注资3亿元。至此，蔡达标和潘宇海分别持有真功夫47%的股权。
2009年，一场突如其来的事件让潘敏峰有了机会反击，其中有蔡标达的“二奶**”。
一位贵州女子在广州街头召开新闻发布会，自称与蔡达标相处11年并产下一子。潘敏峰据此状告蔡达标重婚，欲索协议离婚时给予蔡达标的25%股权。
潘宇海妻子、真功夫监事窦效嫘在2010年12月1日向公安机关报案，控告蔡达标伙同洪人刚、丁伟琴等人职务侵占真功夫公司款项。
审判一波三折
蔡达标案发后，检察机关指控蔡等人共7宗犯罪事实。其中三宗为蔡达标利用职务之便，指使洪人刚、丁伟琴等人，通过虚构与蔡亮标的思远公司及其他公司的交易合同，套取公司现金，涉嫌职务侵占；三宗为蔡达标等人通过虚构李跃义的逸晋公司及其他公司的虚假合同，虚构费用核销或支出套用公司资金，涉挪用资金罪；最后一宗则涉及蔡达标个人独资的赢天公司抽逃出资后再次注资。
2011年4月22日，广州市公安机关证实蔡达标等人涉嫌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犯罪行为，并对蔡达标等嫌疑人执行逮捕。该案在2012年8月31日首次开庭。2012年9月20日，在案子的第三次庭审中，蔡达标承认挪用800万元，但对其余5项指控均一一否认。
该案从立案侦查到一审，期间经过多次补充证据。16个月后总算有了一审结果。
宣判后，蔡达标家属当庭喊冤。被告人蔡达标、洪人刚表示与律师商量后，再决定是否上诉；其弟蔡亮标和妹夫李跃义则当庭表示上诉；丁伟琴表示不上诉。
据网易财经报道，一位熟知该案的法律人士称，目前蔡达标已提出上诉，按正常法律程序，3个月内需对二审进行开庭及判决，案情特别复杂的，可以申请延期3个月，正常的话，二审应该会在6个月内会有结果。
产权不清，不仅是蔡达标和潘宇海反目的导火索，也是导致蔡达标恣意转移财产、关联交易、混同公司财产和个人财产的必然结果。
真功夫从家族作坊式生产向现代化大型快餐连锁企业的转型，距离资本市场仅仅一步之遥。
10、葛兰素史克涉“贿赂门”高管
葛兰素史克：跨国“贿赂门”
无论是入乡随俗还是同流合污，乃至于半推半就或主动适应，跨国企业在华对潜规则“玩”得越来越转了
2013年6月28日午间，长沙警方官方微博“长沙警事”发布消息称，“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下称“GSK”）有关高管人员涉嫌经济犯罪，正在接受长沙市公安机关调查”。
随后的7月11日，公安部网站发布的一起侦办案件消息再次引起媒体关注，该消息称，根据国家相关部门提供的线索，日前，公安部统一组织指挥湖南长沙、上海和河南郑州等地公安机关对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部分高管涉嫌严重经济犯罪依法立案侦查。
由此，跨国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迎来了其入华以来的最大信誉危机。
GSK高管涉商业贿赂被抓
时至年底，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官网消息，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副主任黄峰平因涉嫌犯罪，已于2013年12月18日由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决定逮捕。
据媒体此前报道，上海市卫计委副主任黄峰平因涉嫌经济问题，去年9月被有关部门带至沪外接受调查，近期又被带回上海继续审查，并已被停职。上海市卫计委官方网站的“机构领导”一栏中，已经删除了黄峰平的名字。
黄峰平落马主要涉及其之前在华山医院及其下属医院任职期间涉嫌在医院招标采购中受贿等问题，同时可能牵涉葛兰素史克(GSK)商业贿赂一案。
自2013年7月起，葛兰素史克中国涉及经济犯罪一案，便广受关注。有关部门就此发布的消息称，在有关部门协助下，公安部部署涉案地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发现GSK中国及其关联企业存在重大经济犯罪嫌疑。2006年成立的上海临江国际旅行社年营业额从成立之初的几百万元飙升到案发前的数亿元。而其业务往来只和一些药企打交道，从而成为此次反商业贿赂门的敲门砖。
在掌握确凿证据后，公安部明确指示长沙、上海、郑州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于6月28日、7月10日两次开展集中抓捕，对GSK中国的部分高管和多家旅行社的部分从业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6月27日，GSK中国副总裁兼企业运营总经理梁宏、副总裁兼人力资源部总监张国维、法务部总监赵虹燕和商业发展事业企业运营总经理黄红均被警方带走接受调查。
隐晦的行贿
公安部通报显示，近年来，GSK中国为达到打开药品销售渠道、提高药品售价等目的，利用旅行社等渠道，采取直接行贿或赞助项目等方式，向政府部门个别官员、医药行业协会和基金会、医院、医生等大肆行贿。
临江旅行社的法人代表翁剑雍交代，从2010年开始，在GSK中国副总裁兼企业运营总经理梁宏的“关照”下，他拿到了梁宏所负责部门的大部分会议项目。截至2013年，报账金额共计约有3000万元。
按照“行规”，梁宏的“好处”有200余万元。梁宏对他明确讲过，这些“无法走账的开销”，就是给某个主管部门领导或专家送钱或者买礼物。“很多时候是梁宏打电话来，说有这方面的用途，我就把钱准备好送过去，随时用钱随时打电话。”
据GSK中国的医药销售代表称，GSK中国培训员工如何向医生行贿，并且用销售额的近一成作为行贿医生的“备用金”，帮助医药代表做假账。
按照GSK中国的规定，销售人员可根据自己的销售业绩，以讲课费、餐费等形式报销销售额的7%－10%用来行贿医生，以达到让医生多开药的目的。
跨国医药巨头葛兰素史克因在华行贿被调查尚未水落石出，另一医药巨头法国赛诺菲公司又涉嫌在华行贿丑闻。赛诺菲被曝光，源于它向503名医生兜售“安博维”、“安博诺”两种抗高血压的药品，并以研究经费为由返还给医生。
一时间，包括美国辉瑞、瑞士诺华等多家全球最知名跨国制药公司纷纷被传出开始接受中国相关政府部门检查的消息。
棒打“潜规则”
资料显示，在全国药品行业，药品回扣每年侵吞国家资产约7.72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国医药行业全年税收的16%。行贿成为医药行业“潜规则”，不仅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更直接助推了药品价格的虚高，加重了公众医疗负担。以得标价格为基准，药品生产研发成本仅占10%，而商业贿赂成本高达60%。
由于缺乏阳光透明和有效监督，医生的话语权过大，医药招标制度实际上已经沦为某种程度上的回扣比拼，最终入围的不是药价最便宜的而是公关最到位的。药品的采购和销售都成了药企给予高额回扣的重点对象。
我国对于受贿行为的监管法律对药企的处罚力度过轻，对医院和执业医师的这方面管理出现了漏洞。目前的惩处力度还远远不够。医药卫生也成了运动员和裁判员的案例。
在此背景下，改革现行医疗体系是必行之路，比如加强医疗保险制度，对医院实行管办分离，提高医生收入等等，做到医、药分家将有助于从根本上防止医疗商业腐败。
日前，国家卫计委正式印发《关于建立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规定》（下称《规定》），明确我国将正式建立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对列入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及其代理人生产或销售的产品，不得被公立医疗机构或接受财政资金的医疗卫生机构购入，并将影响其在招标、采购过程中的评分。
此外，《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对入榜企业的“禁入”规定——对5年内2次及以上登上“黑榜”的企业，全国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将在2年内不得购入其药品、医用设备和医用耗材，该项规定将于3月1日起施行。
据悉，2014年起,葛兰素史克将推行一套新的薪酬体系,这一体系适用于其直接与处方医生联系的所有销售团队员工。他们将就停止向受邀出席医学会议和进行演讲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士直接支付费用的做法启动协商流程。
在新体系中，葛兰素史克的薪酬方案不再出现个人销售指标。取而代之的是,从多方面对直接与处方医生联系的所有销售团队员工进行评估和奖励,这些评估和奖励包括专业知识、体现以患者为中心的客户服务质量和公司整体业务表现等方面。该公司将在2015年年初全面执行这一新的薪酬体系。
在医院销售仍然占据处方药销售80%比重的情况下，GSK的改变究竟能有多大作用并不好判断，有业内人士认为，GSK事件已经成为行业内标志性的拐点，商业贿赂的治理范围和力度都将会扩散到整个行业，销售模式改变的考验，现在不仅是对GSK，对所有的医药公司来说，都是一道艰难的选择题。
第二篇：民营企业家事迹材料
最美民营业主
--记**市***家私有限公司经理***
文/金思畅
企业家风采
***，男，1962年7月出生，高中学历，中国共产党党员。现任**市***家私有限公司经理、**个私协协会会长、**省家具行业协会理事、咸安区个体协会副会长。他几十年如一日、挚着追求，诚信经营、无私奉献，献爱社会，被人们称为最美民营业主。2005年被授予“优秀共产党员”、2007年被授予“党员示范门店”、2008年被评为**市十佳个体经营户标兵、2011--2012被**省评为“文明诚信个体工商户”。近年来多次被工商局评为“五星级”文明个体户、诚信个体户。
诚信赢市场 服务揽顾客
在香城泉都的家具行业，民营企业家***20余年来，始终以正确的思维指导经营活动。他不但诚信经营，注重商品质量，从不经营假冒伪劣、过期失效商品，保证所售货物货真价实，取信于用户，而且以敏锐的眼光同察市场行情，引进了全国知名品牌-欧尔雅家私、宝莱佳家私充实卖场，满足顾客时尚精品的需求。由于他经营有方，生意一天比一天火红。他的生意火红了并不骄傲，在具体经营过程中从不坑蒙、欺骗顾客，做到了童叟无欺。他认为一个商人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要有社会责任心，要设身处地为顾客作想，把顾客当衣食父母。2009年，有一个担山顾客李女士在他家买了一套床具，用了4年后的2012年，这位顾客来到家具城，反映她家的床母断了，要求免费维修。按理说这已经超过了保修期，开始他的员工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免费维修的要求，对顾客说：“过了保修期，任何厂家不会免费维修的”。情况反映到***总经理那里后，他考虑到从担山来**到他的家具城来回需要一天的时间。顾客能这么远来找他，说明顾客对他是信任的。冲着顾客对他的信任和他一贯诚信经商的理念，他当即派维修工开着三轮车，带着备用床母和顾客一道赶到担山，对家具进行了免费维修。没想到过了几天，李女士带来了她的亲戚和朋友，在店里购买了很多家具。而且现在这些人又成了***总经理家具城的“铁杆”老顾客。
民营企业家***注重质量，诚信经营的理念不但赢得了生意的“火红”，而且也得了社会的认肯，他的事迹被**电视台《创业人生》栏目拍摄成15分钟的电视专题片，在2012年5--6月份多次播放。***总经理的家具城也因此迅速发展壮大，并且在亿丰家具广场设立了分店。到目前为止，经营面积由原来的不足200平方米 ,发展到今天有一定知名度，规模为4500余平方米的经营场所，经营形势良好，其中从业人员达到了20余人，年销售额达到1000多万元。
致富反哺社会 引领会员献爱
“真诚人之本、智者常糊涂、放下天地宽、平和祥如云”，是他做人的准则。由于***总经理经营有方赢得了顾客，同时也赢得了利润。他富了，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一名人大代表。他始终惦记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1999年，他的一个员工儿子要结婚，可是结婚费用无着落，全家人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总经理得知情况后，二话不说叫员工儿子到家具城任选家具，并主动借出三万元现金，解了员工之急。
身为个私协负责人，***总经理不但坚持带领会员致富而且引领大家帮困。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后，他不但自己向灾区人民捐助了5000元钱物还积极组织咸安个私协的同志们献爱心，动员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他的引导下一时间就捐资了7.5万元和80套衣物缎带灾区人民。***总经理博大的爱心善举，同时也感染了身边的一大批人。今年雅安地震后，由他介绍发展的新党员简朴寨老板马锡更个人就捐资2000多元给灾区。
出钱献智增造血 扶贫帮困建基地
民营企业家***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进城经商，几经周折、几经拼博，终于富了。但他没有忘记农村，更没有忘记农民。他认为，现在农村需要科学，农民致富需要帮智。用科技知识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增加农民致富的造血功能，才是从根本上帮助农民致富。2010年，他作为个私协的负责人，被派往郭湾村帮扶。他首先对该村的土壤及自然地理条件作了深入的调查了解，认为那里种蔬菜是个有利条件。但目前这里农民以传统方法种植，效益不高。***总经理到农民家中进行走访，说明了这里的自然条件适应种植蔬菜，他发现农民大多数积极性很高，但当地农民一是缺少资金，二是缺种植蔬菜的科技知识。***总经理带着两个问题四处奔波，先是找科技部门和农业部门弄到了相关科技书籍，并结合当地实际编印小册子，接着他又四处筹集资金，为搭建大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他的努力下，郭湾村的蔬菜基地终于建起来了。在蔬菜管理方面他又请了农业专家帮助指导。经过五个月的努力，这里的大棚蔬菜长势一片喜人，农民望着绿油油的蔬菜，喜在心里，笑在脸上，纷纷感谢党的帮扶政策，感谢***总经理的带头引领。郭湾村2010年下半年，仅蔬菜这一笔收入，全村人平增收500元。目前，这里的蔬菜一年比一年的收获大，今年预计年将有望增收800元以上。
据了解，2010年***总经理积极参加高桥镇党员一帮一活动，捐资2万元；2011年，他积极参加人大一帮一活动，捐资6000元，2012年积极参加人大对口帮扶活动，捐资8000元，2013年他的帮抉对像阳光社区的万传坤把***总经理资助贫困生上学的善举用感谢信的形式贴到永安办事处。2013年10月**电视台《咸安好人》专栏专题报道了***总经理桩桩件件博大仁爱胸怀的感人事迹。
民营企业家***诚信经营，企业发展越来越大；热心公益，反哺社会，党和政府给了他极大的鼓励和荣誉。***总经理以实际行动，默默地用诚信书写着精彩人生，用爱心回报着生他养他的这片热土，他的事迹影响、引领着更多的人为咸安建设添砖加瓦，贡献力量，他被广大客户认同和信任并褒称为“最美民营业主”。
第三篇：民营企业家事迹材料
＊＊＊同志，男，现年33岁，1996年6月毕业于河南大学英语系，先后从事农业技术示范推广、婚纱摄影等行业，现任红玉摄影楼总经理。一、艰苦创业，矢志不渝1996年，＊＊＊毕业于河南大学英语系，捧着来之不易的毕业证书，＊＊＊陷入了深深地思考之中，是像其他人那样托关系找门路需求一份职业，还是勇敢走出去，创出自己一份天地？经过深思熟虑，＊＊＊作出了在当时被许多人不理解的举动，自己创业，不给家人增加负担！于是，他来到了河南省农科院，干起了打工生活，每天出入于田间地头、实验室畔，用汗水和勤劳印证着一名有志青年的创业之路。
1、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搞钻研。近年来，日本、美国、欧盟、新加坡、泰国、东南亚以及我国的香港地区以台湾省，对芽苗菜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普遍认为芽苗菜有抗疲劳、抗衰老、抗癌症，减肥、美容等多种功能。而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已不仅仅满足于蔬菜的供应数量，而且更关注蔬菜的外观、品质及食用安全性等质量指标。芽苗菜作为富含营养、优质、无污染的保健绿色食品而受到广大消费者青睐。因此，芽苗菜已成为一类很有发展前途的新兴蔬菜产业。1997年前后，河南省农科院从事着芽苗菜的种植、推广试验，＊＊＊把握到了这个机会，他没有像一般刚毕业的大学生那样娇身养体，而是扎下身子，一心扑到技术上，仅用了两个月时间就掌握了这项技术，并一直在种植中观察、思考一些实验失败的原因，细心总结，深刻领会，从而奠定了日后从事这项行业的技术基础。在农科院工作期间，经常见到的＊＊＊是一面从事着艰苦的体力劳动，一面独自哼着自编的小曲，心中总充满着昂扬的斗志和饱满的精神。
2、独立探索，开创自己创业新路子。回到＊＊＊后，在市某单位上班的哥哥劝＊＊＊，“别瞎跑了，赶紧找个固定工作有碗饭吃就行了！”但＊＊＊又一次没有听从家人的劝告，在种植蔬菜比较集中的湛河区统张村搞起了蔬菜大棚，继续探索研究芽苗菜的生长过程。经过一番努力，＊＊＊克服了芽苗菜生产过程中的温度、湿度难题，终于在＊＊＊种植成功了第一批真正意义的芽苗菜，并在＊＊＊市场广泛推广。＊＊＊种植成功芽苗菜后，附近的村民纷纷前来参观学习，尽管＊＊＊知道，知道技术的人多一个，自己的市场就少一份，但他还是没有保留，把技术倾囊相授，虽然由于竞争者的逐渐增多以至于自己的送货范围越来越小以至于作不成，但他毫不后悔，看着满大街送菜的竞争者，＊＊＊笑着说了一句：“这也算是丰富菜篮子了吧”。在随后的探索中，＊＊＊又先后种植成功了香椿苗芽苗菜种植技术，当时在河南省内属技术领先。一天，＊＊＊的菜棚来了一位客人，不住的问这问那，＊＊＊以为是学技术的，就又毫不保留的介绍，介绍完了谈起话才知道是报社记者，原来自己的事儿被报社知道了，才有了连续报道。
3、顽强拼搏，挫折面前不低头，XX年，＊＊＊和镇政府签订协议，承包了镇政府门前的22个大棚，招了十几名年轻人共同从事绿色蔬菜的种植，经过繁重的体力劳作，大棚内的各样菜蔬长势喜人，但天有不测风云，XX年春夏间的一场大风，刮坏了17个大棚。看着满目疮痍＊＊＊沉痛不已――几年来的所有积蓄，十几个人的辛勤劳作……但很快，＊＊＊从悲痛中振作起来，用借来的钱还了工人工资和租赁费，重新开创新的事业。
XX年，＊＊＊回到＊县，从事了一项全新的行业――婚纱摄影。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婚纱摄影却是个全新的领域，但从小就不服输的＊＊＊又一次沉下来，刻苦钻研摄影等相关技术，不懂就问，不管对方年龄大小，不管什么面子上挂住挂不住，虚心、谦虚造就了一名摄影行的高手，但作为影楼的管理者，单单成为技术人员是不够的，＊＊＊在经营中学习，在学习中摸索，同时把在大学学来的知识应用于实践，短短一年半时间，使勉强维持生存的很小的一个摄影楼，成长为郏县县城数一数二的大型摄影楼，凭着顾客至上的经营理念，蓝星摄影楼的牌子在郏县家喻户晓。～年，＊＊＊又斥资收购了相邻的红盖头摄影楼，改名红玉摄影楼，现红玉摄影楼的装修即将完工，逐渐朝着规范化的路子发展。二、注重人的发展，全力培养后备力量
不管从事农业技术还是婚纱摄影，＊＊＊一直注重人的发展。一是强化服务意识，增进服务观念。不管是从事农业劳动，还是从事摄影楼的管理，＊＊＊一直注重加强自身员工素质培养，强化员工的的四个意识，即有一个争一流的竞争意识，又有畅想未来的超前意识，为顾客服务、为社会服务的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鼓励员工主动地学习理论，武装头脑，团结一道、努力工作。二、强化员工队伍，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紧张工作之余，＊＊＊还经常组织员工积极开展各种竞赛活动，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使员工人人有动力，个个争先进。三是优化人员队伍，为影楼发展奠定基础。影楼的发展和提高离不开一支思想觉悟高、敬业精神强、业务的高素质的员工队伍。这是一个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和根本。＊＊＊在抓“外树形象”工作的同时，也注重抓了与之相配套的“内强素质”的工程。加大力度，下大力气，全面营造优者上、平者下、劣者走的竞争氛围，为优秀人才的全力发挥才智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对弱势群体的部分人不识一推了之，而是适当给与安排，充分发挥其长处，做到因材而用。
三、展示爱心，奉献社会。
＊＊＊出身农家，深知农民和贫苦人的感受，所以不管自身状况，在力所能及的情况先总是首先考虑别人。～年的一天，刚刚进过一批货的＊＊＊正在歇息，听说郏县薛店一名孤寡老人衣食无着，急需救助，＊＊＊二话没说，从别人那里借了300元钱让人送了过去，被人称为“傻老板”，但在他眼里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几年来，＊＊＊先后为＊＊＊市希望工程捐款200元，县救助贫困生一千多元，救助孤寡老人6人次。充分体现了一名民营企业者的社会责任感。第四篇：如何治理企业家犯罪
[转帖]如何治理企业家犯罪
紫陌风云 于 2015/5/13 17:04:00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王天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4月27日，中纪委网站发布了这则简短的消息。王天普成了4月份国企高管落马榜单上的最新一人。
在他之前，中国移动湖南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王建根，天津物产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志忠，广州广日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黄升伟，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冷荣泉，武钢原副总经理孙文东和宁波港原总裁徐华江等十多人已经组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国企落马高管的“四月纵队”。随着对央企专项巡视的陆续展开，可以预料，这支队伍还将继续“壮大”。
十八大以来，持续的反腐高压，使企业家犯罪也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西北政法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研究所近日发布了《2014中国企业家犯罪案例报告》。报告撰写人王荣利连续6年收集公开报道的国企和民企企业家犯罪的案例，进行总结分析。据他统计，媒体报道的国企高管犯罪案例，在2012年和2013年都只有民企的一半左右，均为100多例。今年他发现，6年来，国企高管犯罪的案例首次超过了民企，前者共268例，后者为256例。
2014年的企业家犯罪现象还引起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和《法人》杂志等几家媒体的关注，先后发布了《2014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和《2014中国企业家犯罪（媒体样本）研究报告》。
将国企领导和民营企业家犯罪现象放在一起比较，除了企业家犯罪“国进民退”的新现象以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新规律，对理解如何治理企业家犯罪提供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启示。
企业家犯罪学
仅从国企和民企经营者常犯的罪名来看，两者虽然都是企业经营者，但却明显不属于同一“物种”。两类群体各有各的“专属罪名”。
王荣利发现，自2008年他初次开始统计，连续6年，国企高管最常犯的3宗罪固定不变，犯罪率从高到低分别是受贿、贪污和挪用公款罪。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家在犯罪上显得更具有“创意”。2009年到2012年，连续4年涉黑犯罪都位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集资诈骗罪，其他常犯的罪名还包括合同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2012年7月到9月间，贵阳“小河案”一审二审相继开庭，民企经营者黎庆洪为首的数十名被告因涉黑罪名同庭受审，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位刑辩律师出庭辩护，上演了一场近年来少见的刑事审判大剧，制造了巨大的影响力。最终，虽然二审维持了涉黑罪名，但是多名被告或无罪释放，或从轻处罚。
经过“小河案”，到了2013和2014年，耐人寻味的是，涉黑案件突然急剧减少，淡出民企经营者常犯罪名的前六名，集资诈骗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转而成为民营企业家的最大“杀手”。都是企业经营者，犯罪的表现为什么迥异？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向记者分析道，“国企本质上是官场，很大程度上是行政调拨资源，市场化程度不高。相应的，国企遵守的是行政规则，下级服从上级，上级喜欢就可以做国企高管。因此国企高管的第一目标往往不是企业的利益最大化，而是赢得上司的赏识，所以国企高管的行为和民营企业家不一样”。
根据王荣利的报告，国企高管的几种高发犯罪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不论是受贿、贪污还是挪用公款，那就是将企业的利益往外拿，企业管理者挖企业的墙角。相比之下，民企经营者近两年的几种主要犯罪都是“胳膊肘子向内拐”，集资诈骗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利益流向都是由外向内。
即使国企高管愿意和企业“同呼吸共命运”，按照目前的国企领导任命制度，国企高管也难有自主性。中国企业研究所秘书长唐大杰分析道，如果国企高管的任命和业绩不直接挂钩，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很荒唐的情况。比如联通和移动的总经理互调，完全背离了市场的竞争法则，甚至是出卖了股东利益，“一家企业的经营模式、商业秘密，这些构成了和对手竞争的核心，但如果移动的老总进了联通，那么利益往哪摆？要怎样对待原有的股东和公司？”
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家奉行不同的逻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涌将民营企业家的犯罪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官商结合型犯罪，二是“求生型犯罪”。即使是官商结合型犯罪，有时也是出于求生，例如在权力身上寻求庇护。
政商勾结，殊途同归
尽管国、民两类企业家的常犯罪名有明显的分殊，但两者在“政商勾结”方面却殊途同归。王荣利总结的“2014年中国企业家犯罪十大特征”为首一条就是，“曾经依傍高官权力的企业家不断落马”，例如去年石油系、煤炭系就有诸多国企和私企领导分别因为***案和山西政界地震而纷纷案发。
《2014中国企业家犯罪（媒体样本）研究报告》将山西煤业大亨邢利斌案当作典型，说明政商关系的盘根错节，“邢利斌纵横官场、商场多年，与当地官员相互支持、利用，形成政商互动关系网，官员想往上爬时找老板借款或由老板资助上位，即由老板资助官员买官；而老板遇到问题，由官员出面摆平”。该报告指出，“邢利斌案”表现出的政商勾结、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并非个案，而是一种潜在化的常态。
各报告中，私企勾连权力的现象，与王涌的前述观点所表达的逻辑相符。此外，在王涌看来，国企领导也同样存在“政商勾结”的问题，在他看来，国企容易被异化成非正常政治经费的小金库，权贵集团的福利院，或者具有隐蔽的社会控制功能。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反腐风暴中，2014年落马的众多国企老虎和政界老虎构成了案中案或关联案。
胡星斗也告诉记者，国企不仅要实现经济目标，也具有社会目标，甚至是政治目标，因此国企不仅是追求经济利益，还很容易卷入政治活动，“很多人认为某些国企高管，与一些政治背景有关，某些国企成为某些政府官员的提款机。特别是海外的国有企业，有的成为官员的海外提款机，账目非常不明确。今年年初中央宣布，要对海外企业进行一次全面的审计，这是过去二三十年都没有过的”。
另外一个有趣比较是，不论是国企民企，两个领域的“一把手”犯罪现象都很严重。北师大报告统计的案例中，涉案的国企和民企高管中，都有半数以上是企业“一把手”。国企一把手犯罪现象严重，这说明对国企的监管出现了严重问题。相对于民企，国企内部的部门一把手也是犯罪的高发对象，北师大报告发现，国有企业中的财务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犯罪的比例，明显高于民营企业。这表明，国企不仅缺少外部的监管，国企内部的监管也比民企更为松散。
国企监管失控的另外一个例证是，《法人》杂志报告中，收集了245例国企高管犯罪的案例，其中有227起案件主要集中在财务管理、招投标、人事管理、加工承揽、投融资等环节，无一不是寻租的热点空间。
政府官员腐败的“59岁现象”在国企高管身上也有体现。王荣利统计，6年来涉案国企高管的平均年龄是53岁。《法人》杂志报告也发现，200 多件案例中，有明确年龄的国企领导中，半数以上都超过了50岁。相比之下，据王荣利统计，私企老板犯罪的平均年龄是44岁，正当最具有开拓精神的年龄。私营企业家没有退休一说，只要愿意，可以终身工作，但国企领导却和官员一样，到年龄就得退休，因此也具有“权力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不同的企业经营心态，也决定了两种企业高管犯罪年龄的不同。
从许多方面看，国企经营者和政府官员的犯罪特征具有一致性，因此有些人也将国企经营者称为“企业政治家”。
胡星斗认为，从本质上，国企的产权明晰很关键，“产权名义上是归全民所有，但实际上个别官员控制，形成多级代理，带来道德风险—政府委托某些部门，某些部门委托官员，官员委托个别国企高管”。在这种情况下，要改善国企管理体制，减少国企腐败现象，首先要改变国企高管“企业政治家”的身份，国企“应当由国家招聘职业经理人来负责，而不应该是官员，要退出官员序列”。
政商关系是关键
企业家犯罪案例的统计分析，也帮助我们预测未来几年将出现的企业犯罪趋势。现在看来，对民企来说，企业融资依然是犯罪的高发领域，并且可能更加严重。随着经济下行，银行收紧银根，很多民企可能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困境，转而求助直接融资，但是中国法律上企业直接融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传销等行为界限不够明晰，企业正常的融资行为，极易被认定为相关犯罪。因此，“对此若不予规范、调整，企业家在融资环节将会出现大量的犯罪案件”。
民营企业融资类犯罪在近年的爆发式增长，说明企业家犯罪受到经济环境和政策外因的影响较为严重。在目前相对严峻的经济环境下，政府应该提高对民间金融风险的预警和防范，只是抓人重判，属于简单化处理市场失序问题的方法。
北师大报告也根据2014年企业家犯罪的新特点，总结称“治理企业家犯罪应重视非刑法方法的运用”，并直言刑法调整市场经济秩序应更具理性与宽容，刑法应主动适应市场化改革进程,避免成为经济发展阻力。
除了法律与政策环境，市场不公平竞争的环境也是企业家犯罪的重要诱因。实际上，市场竞争环境与企业家犯罪存在相互加强的关系。
北师大的报告指出了这种关系的一个方面。报告发现“政府官员、国企高管腐败犯罪往往与民营企业家的腐蚀有关，而这些民营企业家犯罪则又潜藏着官员滥用权力给予支撑与庇护”。报告解释道，在竞争性市场体系中，通过行政命令攫取额外利润更易于实现企业经营利益的扩大化，于是民营企业家纷纷选择依附掌握了大量权力和市场资源的行政官员与国企高管。
中央高层今年以来多次强调过防止干部“被围猎”的问题。司法机关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最近主持召开最高检党组会议，提出对行贿案件要防止和纠正“处罚偏轻、失之于宽”，对不择手段、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行贿犯罪，坚决依法从严从重处罚。
唐大杰提醒道，民营企业官商“勾结”的模式实际上发生了变化。早期的民营企业家向官员输送利益，目标是打破原有的制度框架来做事，但近10年来，官商“勾结”不仅是简单地输送钱，涉及面更深，“比如不直接给钱了，而是承诺5年后退休了到我这工作”。
不正常的市场竞争环境促使一部分民营企业家走向政商勾结，而另一方面这种政商勾结又将市场竞争环境进一步推向恶化。“严厉打击”企业家犯罪固然需要，但治理企业家犯罪的关键所在，还是应立足于根除市场不公平竞争的土壤，这些土壤由不合理的法律、政策和扭曲的政商关系所构成。
第五篇：2012年假冒伪劣犯罪十大典型案例
今年以来，公安部组织全国公安机关继续严打假冒伪劣犯罪，特别是从3月1日起，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破案会战”，掀起打击假冒伪劣犯罪的更大攻势，集中突破了一大批假冒伪劣农资、食品、药品、机械电子产品、日化产品等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生产生活安全的大要案。
7月17日，公安部公布了严打假冒伪劣犯罪十大典型案例，并就各大案例进行了解析。
特大制售假冒注册商标奶制品案
【战果通报】6月12日，公安部组织指挥江苏、安徽、山东、河南等地公安机关开展打击假冒注册商标奶制品集群战役统一收网行动，摧毁制假售假犯罪团伙5个，捣毁制假售假窝点33个，抓获许某等主要犯罪嫌疑人15名，缴获假冒“蒙牛”、“伊利”、“雪碧”等品牌奶制品、饮料等90余万件、包装箱20余万件、商标标识50余万件，以及喷码机、封塑机等制假设备12台（套），涉案金额695万元。
【案情回顾】今年4月，江苏省徐州市公安机关会同工商等部门对当地一食品城进行巡查时，发现某食品商贸店内存有大量假冒知名品牌奶制品、包装箱及打码机等工具，经过深入摸排经营，发现一个涉及江苏、安徽、山东、河南等多个省份的假冒伪劣奶制品犯罪网络。6月12日，公安部派员坐镇指挥，江苏、安徽、山东、河南4地分进合击，共出动警力240人次，对纳入侦查视线的涉案目标实施精确打击，一举突破全案。
经查，2009年以来，许某伙同赵某等人在江苏徐州设立地下加工窝点，从河南商丘等地购进假冒包材，从山东枣庄等地购进劣质奶制品原料，加工包装制成假冒品牌奶制品、饮料后，通过物流和现场批发等方式将产品销售给江苏、安徽、山东、河南等地的经销商，最终流向各地的食杂店、小卖部。经查，许某、赵某等人生产的假冒品牌奶制品系添加剂、防腐剂、甜蜜素和水勾兑而成。
【警方提示】据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假冒食品犯罪案件高发多发，由于假冒品牌食品成本低廉，经济利益诱使犯罪分子铤而走险，以假冒品冒充品牌产品并以正品价格销售谋取暴利。这些假冒食品大部分被销往农村周边地区以及火车站、汽车站等人员流动较为密集的商店。一些群众防假反假意识不强，特别是低收入者贪图便宜，更愿意购买价格偏低的商品，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假冒食品流入市场的“可行性”。
根据公安机关侦查，假冒食品犯罪具有以下主要特点：一是假冒包材仿真度高，消费者难以辨识。公安机关办案中查获的假冒伪劣产品不仅在品牌、产品名称上与正品具有相同、近似的特征，而且在图案、色彩、设计等方面仿真度极高，极易造成消费者误购。二是犯罪团伙组织化程度高，涉及范围广。大量不法分子以制假售假作为生存手段，以地缘、血缘为纽带，多人纠结、团伙作案，实施常态、持续、大规模的制售假冒伪劣犯罪活动。有的盘踞一方，连续作案；有的成批流窜；有的相互策应，共牟暴利。三是犯罪团伙反侦查意识较强。为逃避打击，犯罪团伙在各生产窝点外围均安排专人，负责观察执法车辆和执法人员，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及时通风报信，使犯罪团伙能在第一时间隐藏假冒产品及制假设备，尽快逃离现场。
公安机关呼吁广大消费者，一旦发现假冒食品，要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配合公安机关做好调查取证工作，共同打击此类犯罪，切实维护消费者健康安全。
雷某等人特大制售假药案
【战果通报】6月13日，公安部组织指挥湖北、内蒙古、黑龙江、广东、海南、重庆、陕西等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机关协同作战、全线出击，成功破获湖北雷某等人特大制售假药案，抓获犯罪嫌疑人62名，捣毁生产销售窝点20处，缴获“藏王肾宝”、“骨胳通”、“熊胆益祝明”、“中华鹿鞭宝”等70余种假药3.8亿粒，制假设备60余台，涉案价值2.4亿余元。
【案情回顾】3月20日，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公安局侦查发现一起销售假药案件线索，经深度侦查，研判梳理出涉及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等地50余条制假、售假案件线索。鉴于案情重大，公安部立即组织涉案地公安机关开展落地查控，深挖扩线，牢牢锁定制假、售假窝点和主要犯罪嫌疑人，于6月13日全线出击，一举突破该案。
2011年2月以来，犯罪嫌疑人雷某等人在公安县一处渔场内设立假药生产窝点，将含有“西地那非”等成分的假药原料，加工成假药半成品，交由湖北武汉的陈某、天门的杨某、宜昌的陈某等人，将半成品包装成“藏王肾宝”等各种假药成品，销往全国多个省市的药店、保健品店。该团伙生产假药的方式主要有3种：一种是套盒，将假药直接套装在标有国药准字号的药盒当中，冒充正品药对外销售；二是虚编国药准字号，印制在药盒上，将假药包装后对外销售；三是编造药品名称对外销售，如“金肾宝”、“虫草金刚丸”等数十种药名。
【警方提示】据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制售假药犯罪已经形成“产、供、销”一条龙犯罪产业链条，且地域特点明显，同乡之间通过亲属关系“以老带新”逐渐发展；各制售假药犯罪团伙之间“结帮不结伙”，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在制售假药相关资源、价格上做到信息共享。值得注意的是，网络以及一些不法药店、诊所已成为假药主要流通渠道。其中，网络兜售假药情况突出，一些网站、网页上假药信息充斥。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假药犯罪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全国公安机关将始终坚持保障民生的宗旨，会同药监等部门，深入排查假药犯罪案件线索，继续保持对制售假药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坚决切断假药生产销售犯罪网络，坚决摧毁假药犯罪产业链条。
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群众，切莫贪图便宜通过网络、小诊所、小药店购买药品，请选择医院就医和从正规药店购买药品，谨防上当受骗；切莫将过期药销售给他人，谨防害人害己；切莫将药品包装盒随意丢弃，打开包装使用完毕后应作损毁性处理。
方某等人制售假冒品牌妇幼用品案
【战果通报】7月13日，在公安部的统一组织指挥下，湖南、浙江、重庆等17省、市公安机关密切协作，出动300余名警力，联手开展打击制售假冒品牌妇幼用品犯罪集中收网行动，抓获方某、蒋某等41名犯罪嫌疑人，捣毁制假售假窝点16处，缴获制假设备35台（套），查获假冒“护舒宝”、“苏菲”、“益母草”、“七度空间”等品牌卫生巾成品1600余万片，半成品100余万件，包装袋、包装箱20余万件。
【案情回顾】今年4月，浙江省台州市公安机关走访时，许多居民向公安机关反映，当地一些小超市、便利店出售的卫生巾等妇幼用品在使用后出现了发炎、瘙痒等症状。公安机关对此立即展开侦查，逐步发现了一个涉及全国17省、市的特大制售假冒品牌妇幼用品的犯罪网络。7月13日，各地公安机关在公安部的指挥下全线出击，一举突破全案，16处犯罪窝点全部被捣毁，4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
犯罪嫌疑人方某、蒋某等人在湖南长沙设立制假窝点，从广东周某等人处购进卫生巾等妇幼用品的片料和假冒卫生巾的包装材料，包装加工成成品后，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联系下线，通过物流发货并安排销售。该团伙下线以每箱100元至150元的价格对外批发销售。经初步查证，该团伙自2008年8月以来，已累计销售假冒品牌卫生巾3000余万包，合计3亿余片，涉案金额达1.5亿元。
【警方提示】该案涉及地域广、案值巨大，不法分子所售产品外包装高度仿真，普通消费者难辨真伪。而且产品生产环境恶劣，到处是尘土、垃圾，没有任何卫生、防疫方面的设备和措施，产品质量低劣，细菌严重超标，危害人体健康。不法分子将假冒产品销往全国17个省、市，特别是在农村和城乡接合部，通过农村小超市、便利店等销售给农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同时，不法分子采取向销售商返还现金、提供陈列费等促销手段，提高批发销量。
公安机关提醒广大消费者，假冒产品追求低成本、高收益，采取链条化的生产模式，产品根本没有质量保障。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不要相信“假冒不伪劣”的说法，要仔细观察有无防伪标识等，注意索取发票；发现存在质量问题的要及时联系厂家、商铺，涉嫌违法犯罪的要向有关执法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切实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董某等人特大制售假冒伪劣浴霸案
【战果通报】近期，公安部指挥重庆、浙江、四川3省、市公安机关协同作战，成功破获一起针对农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销售假冒伪劣浴霸（浴室取暖照明灯具）的特大案件，捣毁生产、储存、批发、零售犯罪窝点97处，抓获董某等138名犯罪嫌疑人，查获假冒伪劣“美的”、“飞利浦”、“格力”、“欧普”等品牌浴霸3505台及大批制假工具。
【案情回顾】今年3月，重庆市公安机关侦查发现一起在农村乡镇销售假冒伪劣浴霸案件线索，所售产品质量低劣，存在重大安全隐患。鉴于案情重大，公安部立即组织重庆及浙江、四川等涉案地公安机关成立联合专案组，深挖假冒伪劣浴霸的生产源头及销售网络，逐步发现一个以黄某、董某等人为首的特大制售假冒伪劣浴霸犯罪团伙。5月24日，公安部经侦局调集3地公安机关600余名警力，同时展开缉捕搜查行动，一举突破全案。
2009年以来，黄某等人在浙江嘉兴设立非法生产窝点，从当地电子市场购进散装、杂牌零配件，拼装生产假冒品牌浴霸。董某等人在重庆设立批发窝点，以每台60元左右的低价从黄某处大量购进假冒伪劣浴霸，通过物流公司发往重庆、四川等地近50个区、县的数百个二级经销商，冒充正品对外销售。据查证，该犯罪团伙累计销售假冒伪劣浴霸92900余台，涉案总价值1200余万元。
【警方提示】本案中不法分子具有较强的反侦查意识，在对外发货时，统一用印有“奥罗”标识的纸箱进行包装，仅在纸箱上“型号”一栏内标注“飞”代表“飞利浦”，标注“欧”代表“欧普”，用以区分假冒的不同品牌。该犯罪集团生产的假浴霸完全是由廉价低质的散装配件拼凑而成，在高温、潮湿环境下使用，极易发生灯泡爆裂、电线短路、开关漏电，造成严重的安全事故。此外，不法分子采取厂家直销等虚假宣传方式，以促销、折扣等手段蒙骗消费者，并专门销售给农村和城乡接合部的低收入群体。部分消费者被低廉的价格吸引，以为用低价买来了正品名牌浴霸，因此上当受骗。
公安机关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电器产品时，一定要到商场等正规销售网店购买，认真检查产品包装、合格证、质保书、防伪标等，切勿贪图小便宜，最终损害自身利益。
黄某等人特大制售假酒案
【战果通报】6月12日，公安部指挥江苏、安徽、山东、河南4省公安机关协同作战，破获黄某、宗某等人特大制售假酒案。行动中，四省公安机关密切协作，重拳出击，共出动警力750人（次），打掉犯罪团伙20个，抓获犯罪嫌疑人70名，捣毁制假、销售、储存窝点52处，缴获假冒“洋河”、“种子”、“泸州老窖”、“宋河”等品牌白酒10万件，各类假酒包装箱、商标标识、酒瓶、瓶盖等包装材料109万件，查扣制假设备、模具30余台（套），涉案总价值1.01亿余元。
【案情回顾】2011年1月以来，黄某、宗某等人在徐州设立假酒生产窝点，从山东颜某、安徽李某、河南曹某等人处购进各种酒瓶及外包装，灌装低质廉价散酒，冒充品牌白酒，大肆销往江苏、安徽、河南等地。公安机关在案侦过程中发现，本案犯罪团伙组织严密，负责组织生产的主犯多为亲属或同乡，如黄某、宗某为夫妇，其他团伙主犯也多系二人同乡。
【警方提示】据专案组民警介绍，从案件查办情况看，案件呈现以下特点：首先，产业链条健全，该案中犯罪集团制售假酒规模巨大，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瓶盖、酒瓶、酒盒所有部件均有人提供，灌装散酒、包装封箱、批零销售各个环节分工明确。其次，假冒品牌众多，紧贴当前市场消费趋势，所生产的各种假酒均是各地白酒市场上的畅销品牌。再次，危害严重，假酒流向广泛，包括宾馆、酒店、商场、超市等各类场所，其质量低劣，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欺骗群众，甚至部分白酒中还含有敌敌畏等有毒有害物质，严重损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安全。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假酒的巨大利润空间使许多不法分子趋之若鹜。制售假酒犯罪十分猖獗。同时，假酒生产的链条化使不法分子制售假酒变得十分简单。既有专门从事假酒商标标识印制的，也有负责假酒外包装生产的；既有专门制作假冒防伪标识的，又有设立地下窝点生产假酒的。据不完全统计，自去年以来，公安机关已查办制售假酒案件5000余起，捣毁制假售假窝点1万余处，涉案总价值近百亿元。假酒犯罪不仅侵害权利人企业的合法利益，而且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安全，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公安部将继续组织指挥全国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铲除制假售假窝点，切断犯罪产业链条，严惩不法分子。
朱某等人制售假冒伪劣世界名表案
【战果通报】近日，在公安部的统一组织指挥下，广东、重庆、浙江、福建4省市公安机关开展联合收网行动，破获一起跨地域制售假冒伪劣世界名牌手表的特大案件，摧毁配件生产、假表组装、批发零售及开具假发票的犯罪链条，抓获朱某等81名犯罪嫌疑人，捣毁制假售假窝点15处，查获假冒伪劣“卡地亚”、“江诗丹顿”、“劳力士”、“雷达”、“浪琴”、“帝舵”等20种品牌手表成品、半成品5万余支，以及激光打码机、冲压模具等制假工具一大批，涉案价值5400余万元。
【案情回顾】该案是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破案会战”以来，公安机关打击假表犯罪中破获的涉案金额最大、缴获假表品牌和数量最多的一起案件。今年5月，广东省公安机关接到群众举报，反映在广州越秀区“新南方钟表城”的一家店铺购买一块号称是高仿的名牌手表，但使用没几天就出现质量问题，无法正常使用。广州市公安机关对这一举报线索高度重视，立即组织民警着便装前往该店铺进行实地查看，并以游客身份购买了两块手表，经检验，确认为假冒手表，且质量低劣。鉴于此，广州市公安机关立即立案侦查，逐步发现一个跨省制售假冒世界名表的犯罪网络。公安部对此案高度重视，部署广东、重庆、浙江、福建等涉案地公安机关成立联合专案组。经连续奋战，专案组查明、锁定全部犯罪嫌疑人及其窝点，并在公安部统一组织下开展联合收网行动，一举突破全案。
2010年以来，朱某通过互联网联络，组织蓝某、唐某等不法分子在广东佛山、重庆为其生产表带、表壳、表盘等配件，在广州荔湾区设立地下窝点，非法组装生产假冒伪劣名表，月均产量达7000至8000块。该团伙在淘宝网开设网店，以销售杂牌廉价手表为幌子，以每块数百元至2000元不等的价格，暗中兜售其生产的假冒伪劣名牌手表；并在广州越秀区“新南方钟表城”租赁店铺作为批发据点，发展浙江金华奉某、福建泉州林某为批发商，层层转批销售。
【警方提示】据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知识产权处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公安机关破获了一大批假冒伪劣世界名牌手表案，充分揭示出当前制售假表已形成一个完整的地下产业链条：一是配件环节，表壳、表盘、指针、表芯等假表的配件多由一些不法机械加工厂生产；二是激光打码环节，不法分子购置假表配件后需要在配件上打上名牌标识，这一环节多由一些专门提供激光打码服务的店铺负责；三是组装环节，不法分子往往租赁民宅，雇佣工人对购置的假表配件进行组装；四是假表发票环节，不法分子为以假充真，往往委托一些地下假发票团伙，为其提供国外钟表公司的“收据”、“发票”以及全套包装盒、说明书、证书等，与假表配套销售；五是批发销售环节，成品假表在一级、二级批发环节的价格一般是200至2000元，这些假表有的被一些不法网店购买后在网上销售，有的进入商场、表店销售。据公安机关掌握，市场上大量假表被作为真表卖给消费者，价格达6000元至数万元。
公安部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手表特别是高档手表一定要到正规商场、专卖店购买，并索要正规发票，以免上当受骗。如一旦发现被骗，要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钱某等人特大跨国制售假冒名牌箱包案
【战果通报】近日，公安部在广东省广州市设立指挥部，组织广东、福建、安徽等地公安机关开展钱某等人特大跨国制售假冒箱包案破案收网行动，抓获钱某等犯罪嫌疑人78名，捣毁制假售假窝点37个，缴获假冒“路易威登”、“蔻驰”、“爱马仕”等名牌箱包13380个，制假原料566匹，切皮机、压纹机、激光蚀刻机等制假设备17台（套），用于收款转账的存折、银行卡91本（张），价值1.07亿元，彻底铲除一个向美国、中东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走私假冒名牌箱包的生产源头。
【案情回顾】今年1月，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侦查发现钱某等人大肆生产假冒品牌箱包，并向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出口。鉴于案情重大，公安部即将此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部署广东等涉案地围绕案件线索开展联合侦控。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广东、福建、安徽等地公安机关紧密协作，及时交换信息线索，同步连续奋战，逐步查明钱某等人生产加工、仓储运输、报关出口假冒箱包及其国内外资金往来等犯罪事实。鉴于近日钱某再次囤积货源以向国外走私出口假冒箱包，公安部组织指挥广东、福建、安徽等地公安机关，出动530余名警力，对前期锁定的各个犯罪团伙及窝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摧毁产储运销整个犯罪产业链条。
目前，钱某等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现已查明，2010年以来，钱某在广州市租用多处商铺、民宅设立“业务接待室”、“产品展示厅”招揽不法分子洽商假包批发生意，组织10余家地下窝点为其大肆生产假冒名牌箱包及皮料、配饰，通过中间商将大量假冒箱包走私运往美国、沙特、约旦等多个国家销售。经对钱某的销售记录进行审查发现，2011年3月至2012年5月，钱某等人仅向美国走私出口的假冒名牌箱包就达27个集装箱共计96万余个，按正品市场价格计算达50亿元人民币。
【警方提示】据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知识产权处有关负责人介绍，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以及国际市场的巨大需求，跨国制售假冒商品犯罪越来越突出，呈现出如下特点：一是国内外不法分子相互勾连，通过国外下单，国内生产，再以虚假货物名义报关出口，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已破获一大批向国（境）外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案件，缉捕多名来自国外的不法分子，铲除一批犯罪产业链条。二是利润巨大，不法分子对外售卖时一般会宣称“使用进口的皮材”、“委托代加工厂生产”，但实际上多为骗人把戏，其货品都很低廉，如在本案中，钱某等人走私出口的假冒箱包成本仅为80元人民币左右，而售价在数百元甚至2000元人民币，案侦发现钱某团伙的进出资金达3000余万元人民币。案发前，钱某还斥资数百万元人民币在安徽购置土地，准备转移至内地设厂生产假包。三是链条化生产，以假冒箱包为例，皮料供应、五金配件生产加工、在皮料上利用激光蚀刻商标标识、缝合加工等各个环节都有专门的犯罪团伙分工，他们既独立运作，又按需勾结，共同组成了完整的生产、销售链条，呈现出明显的产业化发展态势。这位负责人表示，公安部将进一步加强与各国警方的合作，共同携手打击跨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创造有利的法制环境。
纪某等人特大制售假冒伪劣日化用品案
【战果通报】近日，河北公安机关成功破获公安部督办的一起特大制售假冒伪劣日化用品案，抓获纪某等2名主要犯罪嫌疑人，捣毁专业生产假冒日化用品、印制假冒包装的制假工厂、仓储窝点12处，查封生产线2条，缴获假冒“舒肤佳”等品牌香皂近7万块，假冒“碧浪”、“立白”、“奇强”、“奥妙”等商标的包装袋1300万个，以及搅拌机、彩印机等制假设备22台（套），涉案价值620余万元。
【案情回顾】今年5月，河北公安机关在日常工作中排查发现，石家庄市深泽县有一个涉嫌专门生产假冒伪劣日化用品的地下窝点，且出货量较大。鉴于案情重大，公安部将该案列为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破案会战”督办案件。河北公安机关抽调精干警力组成专案组，经过侦查，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行踪，固定了犯罪证据，并瞄准犯罪嫌疑人刚刚生产、储存一批假货，准备向外发售的时机，果断采取集中收网行动，人赃俱获，成功破获全案。
据河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有关负责人介绍，现已查明，今年1月以来，纪某在深泽县租赁厂房，购置大型彩印设备，非法印制假冒品牌日化用品包装材料，并从周边小化工厂购入质量低劣的皂料、香精等原料，以有效成分远低于国家标准的配方、配料生产假冒伪劣香皂、洗衣粉。
【警方提示】据办案民警介绍，经过“亮剑”、“破案会战”持续打击，假冒伪劣犯罪受到一定程度遏制，许多不法分子慑于公安机关打击威力，躲避“风头”退出制假行当，很多团伙“无单可接”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但是，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仍有不法分子铤而走险，继续从事造假行当。而且为逃避法律制裁，造假分子的犯罪手法越来越隐蔽、狡猾，如在此案中，纪某为隐匿其犯罪活动，采取了货物与假冒商标标识材料的“货标分离”手法。他与购买假冒伪劣日化用品的不法批发商勾结、商议，由其将香皂、洗衣粉装入标称“晾衣架”的纸箱或无标识的大容量编织袋内，与假冒“舒肤佳”等商标的包装袋分开运输，各地不法批发商收到货物后，再自行组装销售。纪某被抓获后交代，“2011年公安机关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犯罪‘亮剑’行动，没敢造假，今年以为‘亮剑’结束就没事了，没想到还是栽了。”
“3·09”特大假农资案
【战果通报】日前，经过近两个月的深入侦查，公安部组织指挥河南、江苏、河北等地公安机关开展“3·09”特大假农资案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捣毁生产、仓储、销售假农资窝点8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54名，打掉团伙28个，查获制假设备42台，缴获假冒伪劣“杜邦”、“拜尔”、“仙隆地宝”等农药146个品种3100余万瓶（袋）、半成品8000余万瓶（袋）、生产原料136吨、包材11.2万套；假冒伪劣“佳美施”、“沃而丰”等化肥730余吨；假冒伪劣“先玉335”、“天光一本”等种子145袋。据统计，该案缴获农资涉案价值近5亿元，是近年来公安机关破获的案值最大、假冒品牌最多的一起假农资案件。
【案情回顾】今年3月以来，公安部开展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破案会战”，坚持将农资打假作为第一战役，进行专门部署，迅速掀起强大打击声势。期间，河南省公安机关接一群众举报称，其购买的十余瓶农药经农业部门检验不合格。根据该线索，河南省公安机关逐步发现一个以河南郑州为生产源头，销售下线涉及全国多个省份的假农资犯罪网络。鉴于该案涉案金额大，销售网络分布范围广，公安部立即部署河南、江苏、河北等涉案地公安机关实施联合侦控，锁定一大批制假售假人员及窝点，并及时开展统一收网行动，成功突破全案。
现已查明，孔某、左某、房某等人在郑州多个地方设立地下窝点，大肆生产假冒伪劣国内外知名品牌农药，通过物流渠道，将假冒伪劣农资批发销售给江苏、河北等地犯罪团伙，再经这些团伙层层批发转售，最终通过各地一些不法农资经营部、游商走贩等卖给农户。经农业部门检验，本案缴获的假农药中的有毒有害成分严重超标，如施用于农作物，不仅可能造成农作物减产，而且将造成严重环境污染。
【警方提示】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受经营门槛低、犯罪收益大、侵害对象防范意识差等诸多因素影响，制售假冒伪劣农资犯罪形势十分严峻，不断发展蔓延，呈现“四有”特点：一是有规模。农资犯罪团伙通过犯罪收益积累、扩大产能，不断发展为有计划、上规模的集团化经营。一些制假售假团伙甚至注册成立公司，披上合法外衣从事犯罪活动。二是有技术。由于农资行业特殊性，犯罪分子多为深谙农资技术、生产管理和销售渠道的“业内”人员。此外，各种造假“高新技术”也在农资造假中得到应用，如一些案件查扣的假包装、商标标识仿真度极高，甚至具有电话、短信防伪查询印证功能。三是有网络。假冒伪劣农资的原料生产、成品加工、分装、运输、销售等环节往往由不同团伙、在不同地域分别完成，形成了产、供、销跨区域犯罪网络。这些团伙一般都采用订单式生产，相互之间单线联系，且多使用假名，行为隐蔽，手段狡猾，发现和查处难度大。四是有规律。春季为假种子案件集中高发期，夏季、秋季则为假农药、假化肥案件的多发期。同时，因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农时不同，上述季节性规律特征也存在地区差异。
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群众，假农资犯罪严重坑害农民群众利益，严重威胁农业生产安全，希望广大群众积极举报假农资线索，形成全社会共同抵制、防范假农资犯罪的良好社会氛围。
鲁某等人特大制售假冒伪劣化肥案
【战果通报】近期，在全国公安机关“破案会战”中，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一个特大制售假化肥窝点，当场抓获鲁某、梁某等7名犯罪嫌疑人，缴获假冒伪劣化肥120.25吨，涉案金额500余万元。
【案情回顾】经查，今年2月以来，鲁某、梁某租用工厂车库设立假化肥加工窝点，从山东烟台等地购进制假原料，雇佣多名工人将制假原材料进行简单搅拌、染色后，分别灌装到假冒“中农集团”、“绥芬河登丰农业”、“德国红牛硫酸钾”、“黑龙江裕金科技”等知名品牌的化肥包装袋内，冒充品牌化肥销往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山东4省区20多个县市。期间，梁某以每吨1400元的低价向各地化肥经销商批发，各地化肥经销商以市场价3000元左右的价格卖给农民群众获取利润。自2月1日至4月9日，鲁某、梁某等人已售出假冒伪劣化肥1720吨，涉案金额达500余万元。经调查，公安机关现场扣押的假冒化肥成品及原材料实际为融雪剂，几乎不含氮磷钾等有效成分，均不属于化肥。
【警方提示】据办案民警介绍，当前制售假冒伪劣农资犯罪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特别是假冒伪劣化肥、农药、种子犯罪较为突出。有的犯罪分子使用假冒包装、商标标识冒充品牌产品，甚至可以通过产品包装上的电话、短信等进行防伪查询印证。有的犯罪分子注册成立公司，冒充专业农资企业或指定的专业销售门店，披上合法外衣公开进行犯罪活动，欺骗广大农民群众。公安机关侦查发现，犯罪分子生产的假冒伪劣农资产品质量低劣，几乎不含有效成分，使用后导致大面积农作物减产、绝收，严重坑害农民群众生产生活。
针对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痛恨的农资造假问题，公安部在今年3月以来开展的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破案会战”中，坚持将农资打假置于突出位置，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全面发起严打制售假冒伪劣农资战役。目前，全国公安机关已先后破获制售假冒伪劣农资案件120余起；其中公安部督办的10起重点案件已全部侦破，缴获假冒伪劣种子、农药、化肥等达6000余吨。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只要是涉及农民利益的假冒伪劣农资犯罪，公安机关将坚决予以严厉打击。同时提醒广大农民，由于农作物生产具有周期性，假冒伪劣农资的质量问题往往在使用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时间隐蔽性，因此购买农资产品时，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尽力防止假冒伪劣农资犯罪侵害，一是一定要到有固定住址和合法经营资格的单位购买，千万不能贪图便宜向游商购买。二是一定要索取购货凭证和正规发票，留存少量样品、包装袋、说明书等作为相关证据。三是一定要密切关注农作物生长情况，发现问题后立即向农业执法部门或公安机关报案，为及早破案维权争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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