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及对策

第一篇：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及对策

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及对策

董凤琴

〔内容摘要〕 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消除改革带来的新问题，要从完善财政管理体制、化解乡村债务、机构改革等方面着手。

〔关 键 词〕 农村 税费改革 影响

〔作者介绍〕 六盘水市人民政府研究室

实行农村税费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新时期农业基础地位、保护农民合法权益，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减轻农民负担、遏制农村“三乱”的治本之策。根据中央部署，农村税收改革的主要内容为“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即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集体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贵州省委、省政府本着“早改革、早受益”的原则，2001年在湄潭、贵定和铜仁三个县（市）进行了试点。2002年，经国务院批准扩大到全省，成为全国第一批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省份。

六盘水辖六枝特区、盘县、水城县、钟山区四个县级行政区，98个乡镇，1755个行政村。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从2002年的“三个取消、两个调整、一个逐步取消、一项改革”到2005年的“两取消，三改革”（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面免征农业税。改革乡镇机构，精简人员，进一步转变乡镇政府职能；改革农村教育体制，有效配置教育资源，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改革县乡财政体制，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增加对农村的公共财政投入），取得了一定成效。2005年市级财政对农业的预算投入达18951万元，比2004年增加16.36%，农民负担明显减轻，从改革前的9629.33万元（含政策内负担、教育集资和以资代劳等），降到改革后的5534.13万元，总减负率57.47%，人均减负24.46元，将改革落实到实处。2004年—2005年两年期间，我市对农民的“三项补贴”（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对部分地区农民实行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就已达1250.5万元，进一步巩固了农村税费改革阶段性成果。但我市农村面积大，农民贫穷，因而影响乡镇财政的收入。

一、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主要来自以下四个方面：

1、乡村债务负担过重，农民收入低。据统计，2004年，乡村负债1.6亿元，平均每个乡镇乡村负债163万元，负债乡镇高达86.73%。乡村债务形成的主要原因：一是公共品的供给，国家一直是向城市倾斜，很少惠及农村，于是本该由国家提供的农村公共品，却让乡村基层组织来承担，加之事权和财权的不对称，乡村组织只有负债经营，举债办事，从而导致长期债务的形成。二是由于制度的惯性，虽然国家实施了税费改革政策，取消了农业税，让“皇粮国税”成为历史。但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果难以巩固，将进一步加剧财政风险，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2、乡镇机构改革还未完全到位。县乡两级政府职权不清，事权关系需进一步理顺；乡镇与上级部门派驻机构关系不顺，条块分割；乡镇机构事事不分，事业单位行政化倾向比较突出；一些乡镇自行核定行政事业编制，借用、临时聘用和超编使用人员，财政供养人员多，负担重。

３、集体经费不足，公益事业难开展。多年来，农村公益事业的开展都是以农业税费作为资金保障。乡村收入的税费改革前主要来源是向农民征收统筹及三项提留（公益金、公积金、管理费），税费改革后主要来源是农业税附加转移支付资金，农业税的免征，造成了乡镇财政收入的严重减少，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履行社会公共职能，直接影响到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乡村道路维修、沟渠修整、活动室建设、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等公益事业和制度难以开展和实施。

4、土地纠纷增多，农业综合开发难。一些外出农民纷纷返家，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对原农户二次转包租种地，发包方要求终止原转包协议或补偿因免农业税后增加的收入，由此引发双方的矛盾纠纷。

二、对策与建议

1、做好乡村债务的化解工作。乡村两级长期形成债务，已成为许多乡镇政府和村级的沉重负担，成为农村税费改革中的难题。据统计，我市乡村债务总额为16058万元，其中乡级债务15051万元，村级债务总额为1007万元。在这种情况下，一是乡镇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二是村级组织要适应农村税费改革的新形势；三是各有关部门要转变工作方式。切实减轻基层负担。

2、加大乡镇机构改革力度，做好减员增效工作。规范乡镇财政支出管理。财政部门应按照“保工资、保运转、保重点”的原则，根据乡镇收支规模和实际情况，分类制定乡镇公务费定额和费用开支标准。实行“财政国库支付、银行代发”的工资发放办法，优先保证人员工资发放。严格控制会议、招待等费用开支，严禁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

3、完善县对乡镇财政管理体制。在维护乡镇既得利益的前提下，结合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县对乡镇财政管理体制，加大对乡镇的扶持力度，尽可能增加乡镇可用财力，充分调动乡镇发展经济和组织收入的积极性。实现农村税费改革提出的确保实现农民负担得到明显减轻、不反弹；确保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政党需要的改革目标。通过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调动农民积极性，维护农村稳定。要根据实际，调整管理的重心。一是在预算安排上，坚持把保工资放在第一位。目前教师工资纳入县级统发，教师队伍稳定，但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出现新的不稳定因素。为此，乡镇财政要把保工资作为“第一要务”、“第一政绩”，做到“三个必须”：即编制预算，必须满足工资；安排支出，必须保证工资；拨付资金，必须优先工资。逐步推行部门预算，对工资支出，实行定编、定员、定额管理，把财政干部、行政干部、村组干部工资纳入微机监控。对公用经费和其它经费支出，实行定额包干，超支不补，节余留用。二是财务管理上，坚持集中核算不动摇。在强化乡镇财务零户统管的基础上，逐步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型的财务集中核算，达到预算收入直达国库、预算外资金直达专户、干部工资直达个人账户、采购资金直达商品供应商和劳务提供者的目标。同时，建立农村财务管理中心，由财政统管农村财务。三是在转移支付的管理上，坚持规范管理。对上级拨付的转移支付资金，严格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确保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

４、积极发展农村公益事业，引导农民自愿协商投工投劳。对农民直接受益的村组公路、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在农户自愿、民主协商的前提下，鼓励农民自力更生，办好、管好自己受益的事。利用受益户协商讨论，出工出力，兴办公益事业。对改善公益设施，农民自愿投工投劳的，可通过乡镇、村向上争取，对所需材料给予适当补助。

5、采取政府引导与农民自愿相结合的方法，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在农村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和完善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铺，国家政策扶持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六盘水市农村面积大，农村人口比较贫困，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有较大差距，大多数农民只是在较低水平上解决温饱，摆脱贫困，开展农村税费改革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因此，既要贯彻中央有关政策规定，又要对税费改革后出现的新问题灵活面对，大胆实践，及时总结，不断的丰富和完善改革政策。

第二篇：关于农村税费改革对县乡镇财政的影响及对策

关于农村税费改革对县乡镇财政的影响及对策

实行农村税费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新时期农业基础地位、保护农民合法权益，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减轻农民负担、遏制农村“三乱”的治本之策。××县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第一阶段工作于2003年顺利完成后，规范了农村税费制度，取消了“三提五统”和各种专

门面向农民的收费，减轻农民负担总额××××万元，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尤其是我县从2005年起免征农业税后，势必给乡（镇）财政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也对乡（镇）财政收入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一、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

农村税费改革的首要目标是进一步规范农村税费制度，全面实施有利于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增加的分配政策，确保农民实际负担总体水平减少20以上。作为辖××个乡（镇）、××*万农村人口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这项改革，必然对乡（镇）财政在收入数量、收入来源、征管方式、理财思路等方面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可用财力大幅下降

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两取消，三改革”。“两取消”即：取消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三改革”即:乡镇机构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从××的实际来看，取消乡统筹等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涉及农民的政府性集资，特别是免征农业税后，每年将减少县财政收入××*万元，减少乡（镇）村农业税附加收入××*万元。这就进一步加大我县“确保农民负担明显减轻不反弹，确保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正常需要”的“三个确保”难度，对乡（镇）基层政权的运转、社会各项事业和乡（镇）经济的发展都将产生影响。

（二）财政支出更难保障

农村税费改革后，虽然通过配套的机构改革，减人、减事、减支可精减一批财政供养人员，但大部分转岗分流人员还要靠财政供养，而且村组干部工资、五保供养、农村中小学房屋维修等原来由“三提五统”解决的支出项目全部纳入财政供给范围，加之法定硬性支出、政策性增支措施不断出台，离退休人员、优抚对象还要靠财政保障，财政实际支出不但不会减少，而且呈逐步增加趋势。

（三）财政平衡难度加大

税费改革后，乡（镇）可用财力大幅减少，同时，由于上级转移支付赶不上财力减少数额，所以，实现“收支平衡，略有节余”财政平衡目标的难度加大，许多乡（镇）将面临不能平衡财政预算的困难。

（四）乡（镇）债务负担难以消化

就××而言，全县××个乡（镇）几乎都有债务,据统计，××××年前沉淀下来的乡（镇）村债务为××××万元，其中乡（镇）××*万元、村组××*万元。税费改革后，农村税费征收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管理，斩断了其它部门乱收费的“黑手”，但同时也断了偿还债务的“财路”。面对债务包袱，由于乡（镇）财力减少，偿还债务的能力将会削弱，久拖不决的债务包袱不仅会成为制约乡（镇）财政发展的障碍，而且将成为乡（镇）工作不稳定的“导火索”，尤其是从今年起取消农业税后，我县急需加强和改进的农业基础设施、教育设施、行政管理设施建设难以开展，靠“一事一议”再向农民集资来办事极为困难。

二、对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一）以发展经济为重点，不断增强乡（镇）财政实力

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要走出困境，摆脱困难，最根本、最重要的是靠发展经济，培植财源，逐步增强财政实力。一是解放思想求发展。要抓住税费改革后“轻徭薄赋”的政策机遇，引导农民破除“小富即安、小进即满”的固步自封思想，树立大发展、快发展的市场经济观念。二是调整结构促发展。要以农村税费改革为契机，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创税农业；创新农村经济发展思路，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培育和完善农村市场体系，走贸、工、农，产、供、销一条龙之路，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夯实基础财源。三是大力发展非公经济。要按照县委九届六次全会提出的“五放并举扩总量，多管齐下提质量”的思想，把非公经济作为乡（镇）的“人民经济”来对待，制定优惠的财政税收政策，实行财政贴息、重点保护、多渠道融资、治理“三乱”等措施，支持非公经济发展。

（二）以推进机构改革为途径，大力压缩乡（镇）财政支出

乡（镇）村规模偏小，财政供养人员过多，运行成本过高，是难以治愈的顽症。要以农村税费改革为契机，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坚决转变乡（镇）村政府职能，实行精兵简政，分流人员。一是推进乡（镇）机构改革。按照“减人、减事、减支”的原则精兵简政，精简机构，裁减冗员。二是推进事业单位改

革。依据公益性和经营性的标准，对半公益性、半经营性的事业单位，逐步削减财政补贴；对经营性的事业单位，逐步推向市场。事业单位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要立足实际，宜合则合，宜撤则撤。三是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合理调整教育布局。要按照“规模、效益”的原则，根据生源数量和分布情况，合理调整和规划农村中小学教育布局，适当合并现有乡（镇）村学校，集中办

学，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要优化教师结构，压缩非教学人员，实行教师公开竞争择优上岗，提高教师素质，确保有限的教育经费真正用于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办学质量。同时，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创办私立学校，兴办教育事业，形成一种公平竞争的农村教育格局。

（三）以促进财政平衡为目标，合理调整乡（镇）财政支出结构

一是按照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思路和财力可能，坚持“一是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调整支出结构，合理安排支出，巩固“零户统管”（即在保持乡镇行政、事业单位资金所有权和使用权、财产支配权不变的前提下，取消这些单位的帐户和会计，在乡镇财政所内设会计管理核算中心，将由财政供养的行政、事业单位纳人统管的范围，统一银行帐户，统一会计核算，统一票据管理，统一报销标准和审批）成果，进一步完善“零户统管”办法，建立工资专户，确保财政供养人员工资的按时足额发放。二是加大农田水利、生态保护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做好生态保护、土壤改良、造林绿化、中低产田改造、农业新科技的引进试验推广、品种改良等各项配套的财政服务。三是禁止重复建设项目，严格控制会议费、车辆费、招待费等非生产性开支，取消各种不切实际的达标升级活动。四是对集体生产和公益事业项目，要按照“一事一议”的原则，尊重农民意愿，实行民主决策，切实减轻乡、村财力负担。

（四）以加强债务管理为己任，努力化解乡（镇）村债务

对于××××年前沉积下来的××××万元乡（镇）村债务，要加强管理，努力化解。一是认真清理债权债务。要集中时间、组织力量，开展债权债务的清理核实工作。对于债权，要逐项认可落实到户到人，落实清收责任；对于债务，要逐项核对，制定还债计划。二是加强债务管理。坚持量入为出、量力而行的原则办事，积极开源节流，严防新债发生，确保乡（镇）村债务逐步减少。三是努力化解债务。对有发展经济条件的乡（镇）村，要积极采取措施，创造条件，扶持和发展集体经济，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以偿还债务。

（五）合理划分收支体系，完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

按照“乡财乡理、乡事乡办、统筹兼顾”的原则，进一步理顺和完善乡（镇）财政体制，充分调动乡（镇）理财的积极性。上级财政部门要加大对乡（镇）的转移支付力度，让乡（镇）尽快平稳渡过税费改革的“磨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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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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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作者：李 伟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8年第06期

[摘要]农村税费改革对于减轻农民负担、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同时也给基层政权运行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这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财政陷入困境。乡镇债务沉重，偿付能力大幅度削弱，乡镇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能力大幅度降低。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消除改革带来的新问题，要从化解乡镇债务、发展地方经济、机构改革等方面着手。

[关键词]农村税费改革；乡镇工作；影响；对策

[中图分类号]F3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723(2008)06－0031－0003随着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颁布实施，以减免农业税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农村税费改革正式拉开帷幕。这次改革，波及全国各个乡镇，惠及中国9亿农民，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由于农业税是乡镇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农业税减免也必然会对乡镇工作产生巨大影响。

一、农村税费改革状况

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村税费改革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地方的自发改革阶段。从1993年到2000年，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我国许多县市自发地进行了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探索。其典型模式主要有三种：第一是实行农业税费“征实”制，即实行农业税费合并征收，一定三年不变；第二是“费改税”，即把“三提留五统筹”改为“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税”；第三是“土地综合负担大包干”。二是中央指导下的安徽试点改革阶段。2000年3月，中央文件确定在安徽省以省为单位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由此农村税费改革进入中央指导试点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个调整、一项改革”。“三个取消”指取消生猪屠宰税、取消乡镇统筹款、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专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两个调整”即调整农业税政策、调整农村特产税征收办法(停征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五年内取消农业税)；三年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配套改革：主要是改革撤并乡镇涉农事业机构、撤组并村；改革县乡财政体制；改革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布局等。“三个确保”：确保改革后农民负担明显减轻，不反弹；确保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正常支出需要。三是中央指导下的改革全面推进阶段。2003年，在中央政府的政策引导下，全国范围内各个省市全面展开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在2004年召开的人大会议上，中央又提出了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的新举措：从2004年起，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五年内全部取消农业税。四是2005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全面取消农业税。

二、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工作产生的影响

(一)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效

1.农民负担显著减轻

取消农业税后，从事农业项目的主要好处就是：负担减少，收入增加。以免去农业税为核心的“一免三补”政策，一增一减，不但使农民眼前的收入提高，而且通过种粮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从而使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有了保证。其实，按照国家规定缴纳的农业税并不多，但是，在我国很多地方，搭车收费情况特别严重，取消农业税，连带着取消了很多隐性收费，使其他费用征收失去了借口。

2.解放了乡镇干部，改善了干群关系。优化了干部形象

在农业税减免以前，由于乡级财政实行包干自筹，农业税费的收缴状况不仅与乡镇政府的办公经费直接联系，而且与乡镇干部个人的收入直接挂钩。据中国社科院调查报告的统计数据，乡镇干部70％以上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抓农业税费的征收。因此乡镇政府要动用大批的人力、财力，耗时长，成本巨大，包括办公费、手续费、奖金、临时工工资等等在内要付出一大笔钱。不仅如此，乡镇干部为了完成收税任务，向农民要钱要粮，甚至动嘴动手，与家家户户面临对立，干群关系恶化，农民严重不相信政府。农业税取消后，可以裁掉许多富余人员，精简政府机构，降低成本。乡镇干部也可以从与农民的对立中摆脱出来，走向合作。

3.促进了乡镇机构改革，催化了乡镇新体制的诞生

农业税取消以后，乡镇政府的收费职能不复存在，工作任务大大减轻，工作中心与工作方式也发生相应改变。目前，乡镇改革主要围绕两个方面进行：第一，撤乡并镇。通过撤乡并镇，“庙小菩萨多”的问题有望得到解决。第二，重设机构。乡镇机构的设置将打破党政界限，党政领导也将实行交叉任职。乡镇政府只设立党政办、经济发展办和社会事务管理办三个综合性办事机构，事业机构除了保留计生技术服务中心和财政所，新设一个乡镇便民服务中心以外，其他机构统统取消。这种设置充分体现了乡镇的特点，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有利于促进农村的发展。

(二)农村税费改革带来的问题

伴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进行，一些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尽管由于这项改革时间不长，各种问题暴露得不是太充分，但是问题的苗头已经开始有所显现。这些问题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财政造血功能萎缩

农业税取消前乡镇财政收入主要是工商税、农业税和乡统筹，同时加上当时制度不规范，政府还通过各种收费来加强财政收入。尽管如此，乡镇财政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仍然难保收支平衡。改革之后，乡镇财政势必留下更大的资金缺口。镇、村一级的可用财力必然会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对一些工业经济欠发达、农业占主导地位的乡镇来说，农业税原本在其可用财力中占有较高的比例，农业税免征后，对其可用财力将会造成直接的影响。而乡镇财政的各项支出却并未减少，从而对乡镇财政的平衡、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都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2.加大了镇、村的偿债压力

乡镇债务的成因多种多样：有兴办企业亏损形成的债务，有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的债务，有拖欠干部和教师工资形成的债务，有公用经费支出形成的债务等。农村税费改革前，按照有关政策规定，一些债务可以通过“三提五统”和向农民筹款等形式予以偿还。税费改革以后，乡镇政府的收费功能被废止，各种“创收”的路子被堵塞，尽管由农业税减免造成的财政缺口由上级财政通过转移支付来弥补，但这些资金也仅仅能够勉强维持乡镇机构的正常运转，根本没有结余用来还债。根据河南省新乡市农委所做的专项调查结果，截至2003年年底，该市153个乡镇中有145个乡镇负债，负债总额高达12.09亿元。其中，负债在1000万元以上的有33个，占乡镇总数的21.43％；负债在2000万元以上的有7个，占乡镇总数的4.5％。这些债务如何化解，已经成了目前困扰乡镇政府的一大难题。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妥善处理，不仅有碍农村的发展，而且可能影响农村的稳定。

3.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减速

税费改革后的财政困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乡镇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所谓农村公共产品是指在农村范围内，为农民、农村、农业生产提供的具有公益性的物品或服务。多年来，农村公益事业的开展都是以农业税费作为资金保障。乡村收入税费改革前主要来源是向农民征收统筹及三项提留(公益金、公积金、管理费)，税费改革后主要来源是农业税附加转移支付资金。农业税的免征，造成了乡镇财政收入的严重减少，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履行社会公共职能，直接影响到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这就造成一个问题，即今后农村公益事业怎样发展，所需资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不解决，就会导致两种结果：第一，不发展农村公益事业。这必然影响农村建设的总体发展，引发广大农民群众的不满。第二，乡镇政府重开收费口子。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一旦收费的口子被重新打开，就有可能旧态复发。这将使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果被部分抵消或者全部化为泡影。

4.乡镇政府运转困难

首先，财政开支压力大。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乡镇所需的各种经费支出会呈现出扩大化趋势；另一方面，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落后，政府行为不规范，部门权力无约束的情况还比较普遍地存在，乡镇机构庞大、人满为患，人员编制严重失控，成了典型的“吃饭财政”。其次，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剥夺了乡镇政府的自主性。在规范化财政的约束下，乡镇政府为了缓解自身的财政压力，就只能仰赖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和上级财政的资金支持。而现实中，转移

支付的总量偏小，且缺乏规范、透明的转移支付，特别是省级、地市级财政对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明显不足，省以下特别是乡镇处于政府级次的末端，转移支付的链条过长，在经过多级次的缺少透明度的转移后，尽管有专项拨款，但到了乡镇一级已经所剩无几，造成乡镇财政履行事权和所需财权高度不平衡。

保证乡镇政府正常运转，关键在于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是否充足到位。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村基层政府的财政经费和公共服务所需资金主要依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因此，转移支付资金是否足够使用、能否及时到位，就成了制约乡镇政府正常运转的关键性因素。

三、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的对策建议

农村税费改革，改的是税费，动的是全局：利益关系调整大，涉及面广，需要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作为支撑，才能保证农村税费改革的顺利和高效推进，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化解债务，经济减压

1.清查核实，锁定债务

采取“一把锁、一本账、一道关、一个户”从严控管乡镇债务。一是“一把锁”锁定债务。不允许乡镇新增债务，按照“老债老算、新债新算”的原则，对乡镇债务严格管理考核。二是“一本账”台账监管，县化债办按照锁定债务分乡建立债务明细台账，增加和偿还债务到县登记台账，对各类有息借款、工程欠款等债务进行重点监管，按月通报债务增减变化情况。三是“一道关”。举债县审，各乡镇在不新增净债务的前提下，举借债务，必须报县化债办审批。四是“一个户”规范偿债，各乡镇建立偿债专户和偿债准备金，所有债务偿还必须通过偿债专户，并按照“公开、透明、规范”的原则按计划、按比例偿付。

2.盘活资产，偿还债务

对乡镇拥有的企业、设备、闲置房产等，可以采取拍卖、租赁、承包等形式加以综合开发利用，以此筹集资金偿还债务。尤其是在撤乡并镇以后，被撤消乡镇的办公用房、用地、用车等，都可以通过上述方法用来筹资还债。

3.核销降息化解债务

对不符合国家金融政策的高息贷款、借债，应当按照国家正规金融部门的利息标准重新计算利息，已付利息的高出部分可以用来冲抵本金；对过去因完成税费任务、发放工资、保证运转、兴办企业等形成的债务，可由政府出面协调财政、地税、金融部门核销部分债务。

4.国家出资还债

对乡镇政府因拖欠干部、教师的工资形成的债务，以及乡镇无力偿还的其他正常债务，国家可安排专项资金帮助偿还。如果国家财力紧张，可以分期分批进行。

(二)完善制度。开源节流

1.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弥补乡镇财政缺口的一个重要做法就是实行转移支付。要加强对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的监督和管理，防止截留和挪用，建立规范转移支付的办法，增强转移支付的透明度，尽量减少转移支付的中间环节，特别是直接转移支付给乡镇财政的资金，尽量直接到乡镇财政的账，以避免层层截留。同时在转移支付的目的上要首先保证不同水平的乡镇和不同收入阶层能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即加大均等化的转移支付的数量，及在形式上应建立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两类。

2.发展地方经济，增强造血功能

农业税取消以后，出现的乡镇债务难偿问题，实质上是农村经济发展缓慢、集体经济基础薄弱等深层矛盾的具体显现。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千方百计加速发展地方经济，快速壮大地方经济实力。只有这样，才是彻底解决乡镇债务问题的根本出路。一方面立足实际，积极开发地方资源。要结合各地实际，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引进农业专家型人才，充分挖掘自身优势，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因地制宜，形成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地方特色，走科技兴农、科技兴企的道路；另一方面，加快小城镇开发建设，增强对经济发展的拉动能力。要建立多元化的小城镇建设投入机制，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有效整合小城镇各类资源，扩大招商引资、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小城镇的开发建设。

(三)机构改革，和谐发展

乡镇政府作为农村社会、经济的直接管理者和农村税费改革的直接执行者，其机构和职能的合理设置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村税费改革有效推进的逻辑要求和重要保证。

1.对原有乡镇进行撤并，改革乡镇机构

原有乡镇规模过小，而财政供养人员并不因乡镇规模过小而有所缩减，可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人员过多的结果必然是导致国家行政成本的加大。

2.根据职能需要严格规范乡镇机构和岗位设置

要重新核定乡镇编制，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坚决清理超编人员和靠收费供养的人员。坚决把住进入的“口子”。将过多过散的事业单位进行合并，鼓励条件成熟的镇级事业单位企业化，走向市场。

3.明确乡镇政府职能，改变治理方式

第四篇：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机化工作的影响及对策初探

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机化工作的影响及对策初探

今年，我市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全面铺开，各地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扎实、稳妥地推进这项工作，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这次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三取消”是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两调整”是，调整农业税政策和农业特产税政策。“一改革”是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农村税费改革是国家对农村经济利益的一次重大调整，涉及面大，影响深远。乡村两级作为农机化事业的前沿阵地，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机化事业必将产生较大影响。下面结合去县市区督导农村税费改革了解的一些情况，就农村税费改革给农机化事业发展带来的机遇和影响以及如何进一步做好工作谈些粗浅的看法。

第一，改革给农机投入带来了新的问题。农村税费改革，有效地减轻了农民负担，重新理顺了国家、集体和农民三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有利于提高和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据测算，我市平均每个农民每年减负额为35元左右。并且这次农村税费改革同时规范了面向农村的各项收费行为，从根本上解决了乱收费问题。农民负担的减轻和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为增加对农机化的投入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但是，在农村税费改革初期，很多地方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收入明显减少，原本有限的用于扶持农机化事业的资金将更难保证，乡村两级购机补贴等政策短期内将难以继续实施。

第二，改革对农机执法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经济发展环境将更加优化，广大农民依法生产经营，照章纳税，法律意识和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将不断增强，为依法管机、依法兴机带来了机遇。与此同时，随着广大农民懂法、用法水平的提高，要求各级农机管理部门必须进一步增强执法工作的透明度，要求执法程序更加科学、规范、严谨，这对农机执法工作将是有力的促进。

第三，改革为农机化发展提供了新的舞台。按照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规定，承包占用土地资源成为缴纳农业税赋的基本依据，过去农民承包不承包土地都要按人头缴费，现在不承包土地就可以不缴纳农业税赋或者只缴纳少量的乡村事业公益金。这一政策变化，使一些基本脱离农业生产转而从事工商业的农民不再承包土地，为土地使用权流转奠定了基础。土地使用权流转加上这次农村税费改革对“种粮大户”的优惠政策，给实行土地规模经营带来了机遇，会出现更多的种植大户和农场。土地规模经营是农机化发展的本质要求。

这次农村税费改革还规定，3年内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两工”（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这从根本上结束了传统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投入方式，继而结束了农民无偿出工的“人海战术”作业方式。今后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主要靠国家、集体投入和农民自愿投入，新的投入机制，为更广泛地采用机械化作业提供了保障。第四，改革使基层农机管理机构建设及其职能的发挥面临新的考验。在农村税费改革中，对乡镇所属事业单位要进行结构调整和现有资源的优化配置，最大限度地把原财政拨款事业单位转为经济实体或自收自支单位。按照这一政策，乡镇农机管理组织面临着精减或转为自收自支单位的压力，直接影响到基层农机管理组织及其人员的稳定甚至留存。

再是，随着乡镇政府发展经济的着力点由直接参与微观经济决策，转变到为生产经营活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上来。乡镇政府将逐步放弃原来对农业催收催种的管理模式，改由市场调节。这样，一些地方对农机在关键农时季节发挥作用的重视程度势必会逐步下降，进而使农机化工作在基层政府中的地位受到削弱。

针对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建议采取以下对策：

一是，基层农机管理组织必须进一步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严格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行为，加强监督，彻底消除以权谋私，乱收费、乱罚款和吃拿卡要等行为，使农机管理、执法工作相应地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二是，要大力宣传农机化工作在农业产业化、国际化、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积极主动地阐明乡镇农机管理组织所从事的农机管理、农机技术推广服务等是社会公益性事业，产生的是巨大的社会效益，应当纳入乡镇财政拨款事业单位，保证人员工资发放和工作正常运转。

三是，乡镇农机管理组织既要履行好以农机安全生产为重点的管理职责，又要在当前的农业结构调整中大力推广农机新技术和新机具，真正使农业机械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现代化生产手段。有了作为就会有地位。

四是，基层农机管理工作要主动适应乡镇政府职能调整，改革原有的管理服务方式，转到抓农机发展环境和综合服务上来。针对目前农机经营者大多为农户或联户的实际，围绕提高农机大户的组织化程度，因地制宜地建立各类农机股份合作组织和农机协会，把农机经营户吸引到股份合作组织和农机协会中来，充分发挥协会作用，不断提高当地农机化水平和农机经营业户的经济效益，形成规范有序的农机运营机制。

综上所述，在农村税费改革的新形势下，农机化工作要抓住机遇，主动改革，以推动农机化事业的持续发展（潍坊市农机局提供）

第五篇：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及其后果――以安徽省为例

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及其后果――以安徽省为例

农村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的成效是不容质疑的，然而，人们目前担心或诟病最多的还是农村税费改革对乡村财力的影响，特别是由此导致的乡镇财政的拮据，好范文，全国公务员公同的天地www.xiexiebang.com势必最终会影响农村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行。许多人因此

认为，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乡镇财政的缺口和债务问题，乡镇政府将不得不再次向农民“伸手”，这样一来，农村税费改革就避免不了要走历史的老路，就像唐代杨炎的两税制改革、宋时王安石变法、明朝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和清初雍正的摊丁入亩一样，初时“向来丛弊为之一清”，时间一久难免“积累莫返之害”而归于失败。很显然，这些担心和忧虑，还是就事论事地局限于农村税费改革的本身，对它所产生的影响及其连带效应缺乏足够清晰、全面和深远的认识。实际上，农村税费改革不单是分配关系的一种调整，就它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的范围，对乡村政治、社会的发展乃至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的构建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用。

本文试图从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开始切入，就农村税费改革对乡村政治、社会的发展的影响作用，做一初步探讨，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

一、乡镇财政的规范化

客观而言，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规范了乡镇财政的收支和管理。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乡镇财政收入基本上由国家预算内资金、预算外资金和自筹资金三部分组成，“国家预算内部分，包括上级政府划归乡（镇）财政的乡镇企业所得税、屠宰税、城市维护建设税、集市交易税、牲畜交易税、车辆使用牌照税、契税和其他收入。国家预算外部分，包括上级政府划归乡（镇）财政的农业税附加、农村教育经费附加、行政事业单位管理的预算外收入，以及一些按照国家规定征收的公用事业附加。自筹资金部分，包括乡（镇）政府按照国家规定征收的自筹收入，但不得随意摊派”。其收入分别纳入各自的支出范围。

过去的乱集资、乱摊派和乱收费主要发生在预算外和自筹资金部分，尤其是自筹资金一块更是难以控制。迄今为止，谁也无法对自筹资金和预算外收入进行比较全面的统计，甚至其中有许多收入根本就没有进入乡镇财政收入的帐户。由于它的非规范性，一些研究者将乡镇财政的自筹资金收入称之为“非正规收入”、“制度外收入”或“非规范收入”，有的则将其与预算外收入一起称作“非预算收入”（）。从少数个案分析来看，樊纲认为，年，“非规范收入”平均相当于地方预算内收入的（占全部地方公共收入的）。根据谭秋成的研究，预算外收入和自筹资金占乡镇财政收入的比重是逐渐递增的，年还只有，年增至，年则上升到。

一般来说，纯农业地区的乡镇“非规范性收入”（和预算外收入）所占比重相对较少（左右），其来源主要是乡镇统筹、行政事业性收费、集资等收入，基本上是从农民头上直接征收的；而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及市郊乡镇的“非规范性收入”所占比重则畸高（一般都在以上，甚至达到以上），是这类乡镇财政收入的“大头”，其来源主要是乡镇企业的剩余上交、土地征用收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为什么农民负担问题突出表现在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因为这些地区基本上以农业收入为主，以农业税收为主体的预算内收入根本无法维持乡镇政府的正常运转，乡镇政府就不得不在非预算部分“动脑筋”，但是由于在非农领域缺乏征收空间，其非预算收入惟有从农民头上征收之一途了。随着人员和机构的增加、各种达标升级活动的开展和政绩（面子）工程的建设，乡镇公共开支逐年上升，农民负担也便随之累年加重，乡村干群冲突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之下，因情势所迫，就不得不进行农村的税费改革。

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将国家政策内的收费并入农业税收之中合并征收，将乡镇的非预算收入、支出全部纳入预算管理。这一制度设计的好处主要有三点：一是简便征收，二是遏止农民的税外负担，三是进一步规范了乡镇财政的收支及其管理。例如：安徽省规定“农村税费改革后增加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收入，全部作为乡镇固定收入”，同时“将乡镇职能机构的支出和社会事业发展支出列入乡镇预算支出（国家明文规定上划的除外），原由乡统筹费开支的乡村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以及乡级道路建设支出等五项事业支出纳入乡镇预算支出范围”。这样一来，乡镇财政收入和支出就只有预算一块，不再存在预算外和自筹资金部分。其中，乡镇财政的收入范围调整为：乡镇范围内组织征收的增值税（留存乡镇财政）、地方工商各税、企业所得税、农业四税、行政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专项收入和其他收入等；支出范围包括：乡镇组织正常运转的支出和乡镇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支出，行政管理费支出，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公共设施维护建设支出和其他支出等。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乡镇财政的常规收入实际上是由这样

三个部分组成：一是财政收入部分，这部分以农业四税为主体，除此以外还有行政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专项收入和其他收入；二是地税收入，包括地方工商税收和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三是国税收入（增值税）留存部分。以下是笔者调查的三个乡镇的财政收入结构（表），它基本反映了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乡镇财政收入的大致状况：

表某年安徽省三个乡

镇财政收入结构情况（万元）

镇乡镇

⒈财政税收

其中：农业税及特产税

⒉地税收入

⒊国税收入（其中上交）（其中上交）（其中上交）

注：镇是农业型山区镇，人均土地只有亩；乡是农业型畈区乡，人均土地约亩；镇地处旅游区，虽然人均土地不足亩，但是其旅游服务业较为发达，镇财政收入的支柱是地方工商税收。

资料来源：某年月日、月日田野调查

在乡镇财政收支规范化的同时，乡镇的收支结构也被模式化了。换言之，在堵住乡镇财政收支的疏漏的同时，也给乡镇财政套上“紧箍圈”，乡镇财政的增收空间非常有限，尤其是农业型乡镇，基本上没有任何合法性增收途径可言――有些乡镇在农村税费改革中为了使财政收入不留太大缺口，又不能冒违背政策之险将农业税率调到上限以上，只得在农业税应税土地面积和常产上做文章（个别山区乡镇常产竟然调到公斤以上），即便如此亦是非常有限的――仅农业税而言，一旦按照新的税率调整以后，几乎是一成不变的了。而地税和国税收入，在短期内也不可能有太大的变动。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乡镇财政将面临巨大的收支平衡压力。

二、乡镇财政缺口：个案分析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某年），安徽省农业两税（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及附加是亿元，比改革前亿元（包括改革前的农业税、特产税、乡统筹和村提留中的公益金、管理费）减少亿元，再加上被取消的屠宰税和农村教育集资，全省乡村两级政策内减少财力就达亿元。其中，乡镇财政减收亿元，平均每个乡镇减少收入万元（可参考表）。

表镇农村税费改革前后收入政策性增减因素对比情况（万元）

改革前（年）改革后（某年）政策性增减收入

农业税

乡镇统筹（含教育集资）―

屠宰税―

合计

注：镇地处皖西南，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农民负担就相对较轻，因此政策性增减幅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虽然目前的转移支付填补了乡镇的政策内减收，但是，在税费改革之前，乡镇财政除了政策内的收入以外，还有政策外的收入（即“制度外收入”或“非规范收入”）。政策外收入占乡镇财政收入的比重在不同的地区是不一样的，总体而言，安徽省北部地区政策外收入较高，南部地区较低（从镇财政政策内减收与全省乡镇平均减收差距可以反映出来）。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乡镇财政的政策外收入，因此，安徽省乡镇实际减少收入远远大于万元。

乡镇财政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就难保收支平衡，其收支缺口主要依赖“非规范收入”（制度外收入）弥补。现在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非规范收入”，再加上政策内的减收，乡镇财政势必留下较大的资金缺口。例如，改革之后，皖北濉溪县祁集镇农业税正税收入万元，地税和国税收入万元，合计财政收入万元，而支出人员工资万元，民政优抚万元，计划生育万元，工作经费万元，至少需要万元，收支相差万元。皖中定远县张桥镇改革前总收入万元（其中政策性收入万元），改革后只有万元，减少收入万元（其中政策内减收万元），减幅达。某年该镇财政收支缺口大约是万元。又如皖南的乡，改革前（年）农业税和特产税收入万元，乡统筹万元，国税收入万元，地税收入（含工商营业税、企业资源税、屠宰税和外出务工经商所得税等）万元，实际可用财力为万元，改革后（某年）农业税万元，农业特产税万元，土地有偿收入万元，企业管理费万元，其他收入万元，国税收入万元，地税收入万元，实际可用收入万元，减少收入万元，加上转移支付和结算等收入，某年该乡实际财政赤字万元。

另外，还有乡镇财政的负债问题。据安徽省财政部门的调查，全省乡镇一级财政负债平均达多万元。乡镇举债的绝大部分是前几年农村基础教育达标和发展乡镇企业引起的。尽管这些债务是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就已发生，并非农村税费改革造成的，但是，由于农村税费改革形成的乡镇财政政策性缺口、收支结构及其预算管理的规范化的刚性约束，这些改革前留下的乡镇债务问题就没有消解的希望，原本失衡的乡镇财政，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债务重担，启能支撑多久？！

三、乡村公共品、农民负担与乡镇政权的合法性问题

农村税费改革的直接目的是减轻农民负担。这场改革的矛头似乎主要对准乡镇政府，因为在一般人眼中，乡镇政府是加重农民负担的“罪魁祸首”，国家的政策始终是好的，如果乡镇政府严格按国家的政策行事，就不存在所谓的农民负担问题。实际的情形好象也是如此，往往是乡镇政府在政策之外添列了不少农民负担的名目，并且是乡镇政府直接到农户家里强行征收，由此造成的干群冲突也集中在乡镇一级，乡镇政府往往是农民上访、控告的主要对象。日益恶化的农民负担问题和逐渐升级的乡村干群冲突，不但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而且还危及农村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和国家的统治权威。

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层目的，就是重建国家在农村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和统治权威。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其说农村税费改革是农村分配关系和经济利益的调整，毋宁说是国家在农村社会基层政权重建（）的一种尝试和努力（能否取得实际的效果，后文将继续讨论）。这种努力，主要是通过这样两个途径达成的：一是取消一些不合理收费项目，将另一些收费项目并入农业税收中合并征收，从而将农民负担降低并控制（或固定）在某一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农民由于获得实际的经济利益（实惠）对“国家”增进了信任和拥护；二是取消乡镇财政的非预算收入，将乡镇财政的收支纳入预算管理。在随后的改革中，又将乡村教师的工资收归县财政统一发放，并对乡镇财政实行“零户统管”。这些措施的良苦用心显而易见，说白了就是规范和约束乡镇政府的行为，以免他们向农民乱收费、乱集资和乱摊派。

总而言之，乡镇政府成为众矢之的，不但农民对他愤懑，“国家”也不信任他。甚至，在个别地方（如陕西省）还撤销了乡镇财政，认为乡镇财政是乡镇政府腐败的温床；不少学者也主张虚化或撤销乡镇政权。在他们认为，撤销乡镇财政、虚化（或撤销）乡镇政权，不但可以从根本上治理农民负担问题（他们认为农村税费改革只是短期的治标之举），而且还可以渐臻理想的乡村自治之境。

固然，乡镇政府在农民负担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如果进一步从财税体制、县乡政权的结构关系等制度层面进行分析，实际的情形并非如此，乡镇政府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首先，从财政上而言，县乡之间始终是一种事实上的“财政承包体制”。这种承包制由于“游戏规则”的制定权掌握在上级政府手中，下级政府始终处在被动、服从的不平等地位，因此，它始终是有利于上级政府，以保证上级政府收支为基本前提。其结果是“乡镇财政高比例的收入上解和返还补贴”，缺乏财政自主权的乡镇政府在巨大的支出压力下，不得不在制度外“另辟蹊径”谋求资金收入。在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或地处城市郊区的乡镇，这些制度外收入可以从乡镇企业剩余或土地收益中获得；而在广大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村地区，乡镇的这些收入就只能在农民头上直接征收，这样就必然形成“一税轻，二税重，三税四税无底洞”的现象。

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又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县乡之间财政承包体制的偏重倾向。鲍尔认为：“中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实际上是一个把国家流转类税收和对利润所征税收在中央、省和省以下地方政府之间分享，再辅之以各级政府自上而下有条件的专项拨款的体制。最终进入地方政府预算的地方税收收入取决于中央确定的税基、税率、税收征管、地方政府的收入任务和收入分享公式。”尽管这种税制改革的初衷主要是调整和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税收关系，扭转过去中央财政收入偏低的局面，加强中央政府的整体调控能力（包括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但是，这种做法却被地方各级政府自上而下所广泛效仿，其结果必然是财力自下而上逐级向上集中。更糟糕的却是，分税制改革仅仅停留在税收和财政层面上，没有适时进行相应的政治分权改革（即在各级政府间合理划分财权和事权），以至最终形成财力日益向上集中，事权却逐级下移的局面。乡镇政府作为最基层的一级政府，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事无巨细最终都会落在乡镇政府身上。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到了年代中后期农民负担问题愈演愈烈，乡村干群冲突几乎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而且，这种偏重的财税体制是与县乡之间既存的政治结构、人事制度等耦合在一起的，从而在体制上进一步削弱了乡镇对县的谈判能力，以至上级政府可以凭借自身的优势地位和绝对的政治权力随意平调乡镇的财政资源。结果往往是乡镇超收不能多得，减收却依然保持较高的上缴基数不变。由于体制内的乡镇财政自主性（或独立性）阙如，严重束缚了乡镇财政的正常建设和健康发展，迫使乡镇政府摆脱制度内财政的规范（和非规范）的束缚而另辟财源，从而激励并加剧了他对制度外财政的倚赖，最终形成乡镇制度内财政与制度外财政畸轻畸重的异常结构关系。乡镇政府对制度外财政的倚赖，必然转化为农民负担问题。

但是，也应当客观地看到，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乡镇制度外财政在乡村公共品产出（）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甚至直接参与到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去（如发展乡镇企业，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等），具有鲜明的建设性特征（这一点不应忽视）。在乡村公共品的供给上，最突出的莫过于乡村中小学校的改造和乡村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一般地，乡村教育支出约占乡镇公共支出的。乡村教育不仅对受教育者个人、家庭、社区有好处，而且对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有裨益。乡镇道路、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具有溢出效益，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这些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生产投资应该按其实际的受益情况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分别承担。然而，在过去这些投资几乎完全或绝大部分由乡镇政府承担。除此以外，乡镇政府还承担了许多本该由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承担的部分事务，如民兵训练、优抚、计划生育和部分农业生产支出等。民兵训练和优抚是为了增强国防，属于全国性公共物品，而计划生育也是国家的根本国策，并不反映农民的偏好。然而，实际的情形往往却是“上级政府请客，乡镇政府出钱”。诚如樊纲所言，“所谓‘非规范收入’，其实正是这样一种在旧的财政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新的经济条件和新的经济形势的情况下，人们自发地解决公共物品供给不足问题的一种处于‘草创’阶段的体制创新”。

从整体上而言，之所以会形成这种现象，还与我国的“二元财政结构”不无关系。国家不但包揽了城市的所有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生产（和供给），甚至还将城市居民的个人福利（如住房、养老和失业等）囊括其内；但是，对农村的公共品生产却较少投资，即便是属于全国性的公共品，也由农民负担（除了直接的税费负担外，还有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形成的间接负担），从而形成了不平等的城乡二元的财政结构。在这种二元财政结构下，农村基层政府为了生产和供给乡村的公共品，就不得不在体制外寻找途径。

这样一来，乡镇政府实际上处在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为了生产和供给乡村公共品，就不得不加重农民负担；如果不加重农民负担，就不能生产、供给基本的乡村公共品，满足广大乡村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在两难之中，乡镇政府面临着双重的合法性挑战：一方面，如果不能满足乡村人民基本的公共需求，生产和供给最起码的乡村公共品，乡镇政府的存在价值就被置疑；另一方面，如果为了生产和供给基本的乡村公共品而加重农民负担超出了农民接受的界限，乡镇政府的合法性同样会大打折扣。农村税费改革虽然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同时却又将乡镇政府推向了另一种合法性危机之中，由于他受财力所限和规范化财政的刚性束缚，他不可能有效生产和供给乡村公共品而满足乡村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要。令人忧虑的是，至今为止人们似乎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合法性危机正在悄然来临；事实上，也难以预料这种合法性危机对于整个基层政治权威的冲击将会造成怎样的恶劣后果！

四、依附性、官僚化与乡村社会发展

农村税费改革另一个不为人知的后果，将是进一步加重乡镇政府对县级政权乃至国家（）的依附性。

事实上，乡镇政府几乎从来都不是一级完备（或完全）的政权组织：一是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严重削弱了乡镇政府的权能。诚如一些人所指出的那样，“乡镇政府名为一级政权，实际上是一个空架子，根本无法领导和管理本区域内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缺乏应有的权威、效能和社会凝聚力。……通过（县级设在乡镇的）分支机构，瓜分和肢解了乡镇政府的职能，侵夺了乡镇必要的自主权，使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赋予乡镇政府的大部分政权化为乌有”。二是自主性阙如的乡镇财政制约了乡镇政府的实际“作为”。如前所述，在偏重的财政承包体制中，乡镇财政实际上依附于县财政，它并非责权统一的一级实体财政。而且，乡镇财政一般都是实行双重领导制，乡镇财政组织名义上属于乡镇政府，但其人事权和主要业务则由县级财政部门掌握。三是乡镇政府缺乏应有的人事权和行政执法权。乡镇政府的人事考核、政绩评定、职务升迁等基本上掌握在上级组织部门手中。而乡镇政府的行政执法权（如公安、司法、计划生育执法权等）大多也是直接或间接掌控在上级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手中。通过这些体制性设计，使乡镇政府沦为县政府的附庸或事实上的派出机构。

农村税费改革则会进一步剥夺乡镇政府的自主性。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乡镇政府由于存在制度外财政，至少具有体制外的部分自主性。乡镇制度外财政的存在及其扩张，实际上是乡镇政府自主性要求的一种异态反映。农村税费改革的一项基本内容就是取消乡镇的制度外财政，将乡镇财政纳入规范化和制度化管理之中，这就意味着乡镇政府体制外的部分自主性也将完全丧失。

正如本文首先所阐述的，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是乡镇财政的规范化，另一方面则是乡镇财政面临严重的收支缺口和债务压力。在规范化财政的约束下，乡镇政府为了缓解自身的财政压力，就只能仰赖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和上级财政的资金支持，从而加重了他对上级政府乃至国家的依赖性。乡镇政府对国家依附性的累积，将对整个乡村政治社会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并导致一系列后果。

首先，乡镇政府将会进一步“官僚化”（）。“官僚化”是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一部分。近代以来，各种国家政权都试图在县以下设立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权组织，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和控制，但是，其中不少尝试和努力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没有取得预想的成效。即使在高度集权的人民公社体制中，乡镇政权也未完全实现“官僚化”，以至国家不得不通过诸如“三反”、“四清”等经常性政治运动来清除“异己”分子，确保国家意志在农村基层的顺畅贯彻。这种没有任何政治自由和公民权的基层政治制度最后终于被历史所抛弃。随之而来的是，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基层政治民主的扩大和发展。农村税费改革通过规范乡镇财政的预算管理，以及国家对乡镇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和加强，乡镇财政将被完全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管理体系之中，乡镇政府势必因此而整合到国家的政治体系之中，成为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元件”。

或许有人会说：乡镇政府本身就是一级国家政权组织，理所当然是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实际的情形却不尽然：首先，乡镇政府的干部绝大部分都出身农村，他们的父辈、亲人都是农民，其中还有不少干部是土生土长的，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实际的交往中，他们都与农民结成了纷繁复杂的关系，因而他们与其上的各级政府的“官僚”并不相同――他们往往会考虑农民的切身利益，或保留、或变通、或阻挠执行国家的某些政策、法令。更为重要的是，乡镇政府与其上的任何政权组织都不同，他直接面对乡村人民而治。这种面对面（）的治理形式，决定了乡镇政府必须摆脱衙门式的官僚作风（以及正式而严格的等级制度），保持较高的亲民性。换言之，像乡镇政府这样乡村基层组织的合法性权威，必须建构在乡村“权力的文化网络”（）之上。诚如杜赞奇所言，“在组织结构方面，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泉，也正是在文化网络中，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领导体系得以形成”。乡村文化网络“不只是角逐权力的场所，也不只是接近各种资本的工具，它还是正统和权威产生、表现及再生的发源地”。正是基于这些原颍缯蛘詈檬枪乙庵竞兔褚獾慕岷衔铩Ｋ仁枪疑柙谙绱迳缁嶙罨愕恼ㄗ橹梗庇质窍绱迳缜卫淼闹魈宓ノ唬硐绱迦嗣窠凶晕抑卫怼Ｕ饩鸵笏匦刖哂幸欢ǖ淖灾餍浴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随着乡镇政府自主性的不断丧失，对上级政府（和国家）的依附性积累，乡镇政府将极有可能完全纳入国家的官僚体系之中，其结果将不难想象：一是“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挤压，必然阻遏乡村社会自治式民主的进一步扩张和发展。二是国家与基层民众之间缺少必要的调节、缓冲和磨合的“中介”组织（机制），二者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或冲突将会处于“短兵相接”的状态之中。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比较难以解决彼此的矛盾或冲突。然而，此前的乡镇政府却在一定意义上扮演着介于国家与基层民众之间的一种“中介”角色，对于缓解、调节国家与基层民众的关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乡镇政府有时候就成为一种必要的“牺牲品”――基层民众将他们的不满撒在乡镇政府的头上，而国家则可以置身事外，处于一种超然的地位上）。三是增加国家的统治成本。农村税费改革切除了乡镇的制度外财政，国家就必须加大对乡镇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加重国家在农村基层的统治成本。然而，国家的财政能力毕竟有限，如果国家的转移支付弥补不了乡镇财政的缺口和从根本上化解乡村债务，乡镇财政就不得不再次在体制外寻求收入来源，如此一来，农村税费改革就会功亏一篑，而不幸被人言中，重蹈历史上历次税费改革之覆辙。或者，国家以正式的税收形式进一步提升对乡村社会的汲取能力，以此来保障乡镇政权的运行。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将对乡村社会发展造成不言自明的负面影响。

五、余论及改革建议

每项改革都会产生一些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农村税费改革亦不例外，而且许多负面影响并非农村税费改革本身所致，而是由于相关的配套改革没有及时跟上造成的。很显然，单纯的农村税费改革很难取得成效。在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同时，还必须进行乡镇公共财政改革、乡镇自治式政治改革和政府间的分权式体制改革。

（一）乡镇公共财政改革，就是要消除县乡之间偏重的财政承包体制，将乡镇财政建设成为一级自主性公共财政，使乡镇财政真正担负起本社区内公共品生产、服务的职能。然而，目前的乡镇财政却承担了大量本应由上级政府和国家负责的事务，结果导致乡镇财政支出不断增长，乡村人民必需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得不到满足，农民负担加重，乡镇机构大肆膨胀等一系列问题。如果各级政府都能自觉担负起属于自己相应层次的公共品生产和服务的职能，一些不必要的乡镇机构、组织（过去有不少乡镇机构、组织是上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基于自身利益要求而设立的）也可随之撤销，乡镇政府就会因此减少大量的（外部）财政支出。

另外，还必须保证乡镇财政有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从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来看，农业四税很难满足乡镇财政的基本公共开支需要。市场化改革以来，农村社会也出现了较大的贫富差距，国家可以因时开征所得税、财产税和遗产税等调节性税收，将乡镇范围内的这些税收全部作为乡镇的财政收入。或者，增加国税收入的乡镇分成比重。同时，还要建立和健全转移支付制度，支持地方进行公共建设。

（二）要想消除县乡之间偏重的财政承包体制，建立乡镇自主性公共财政，就必须同步进行乡镇自治式政治改革。乡镇自治式改革，并不是撤销乡镇政权，实行完全的“乡镇自治”。而是建立和扩大有效的乡镇人民直接参与乡镇政治的机制，增强乡镇政府的自主性和自我治理能力。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民主参与机制，乡镇财政就容易偏离乡村公共品生产和服务的职能，而成为少数人腐败的温床。“要使乡镇财政提供的服务满足辖区内农民的需求，就必须在农村进行民主制度建设，让农民有表达偏好、监督公共品生产和服务的机制，使乡镇政府受社区农民约束，执行农民的意愿”，诚如有学者所分析的，乡镇财政之所以偏离公共财政职能，其主要原因是“乡镇政府以服从上级政府而不是辖区内农民的意愿为主，社区农民缺乏显示偏好、监督和评价公共品生产的可操作程序，缺乏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实际权利”。而乡镇政府之所以会“听命”（服从、依附）于上级政府，是因为他们的权力直接来源于上级而非乡村人民，因此，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首先改变他的权力来源问题，即乡镇政府应该由乡镇人民直接授权建立。

（三）然而，要想使乡镇自治式改革真正得以进行，就必须适时进行政府间的分权式体制改革，即按照宪政的理念，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之间的权力范围（及其限度），在上下级政府间建立制度化的民主合作式新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