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不再“大包大揽”

第一篇：信访不再“大包大揽”

信访不再“大包大揽”

信访制度改革历时两年

2015-08-12 09:21:00 来源：人民日报

“您的事情，已经不属于这里了。按照中央最新要求，您可以选择诉讼、复议等渠道。”日前，记者来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信访局，刚进门就看到一位工作人员正在给上访群众做耐心的解释工作。仔细打听，这位工作人员还是一名律师，旨在运用“第三方”的身份，更好地与上访群众交流沟通。

变化来自于近两年来的信访制度改革，特别是根据涉法涉诉信访改革要求，要明确实施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为此，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信访局专门开设了访前法律工作室，并以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方式，聘请律师前来对每位来访群众提供法律服务。经过律师的访前甄别后，属于信访部门受理范围的，转由接访人员接谈、受理和转办；不属于的，律师则会进行法律解释，并引导群众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律程序处理问题，实现了来访事项的依法分流。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的变化，只是全国信访制度改革的一个缩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信访制度改革。两年来，全国范围内的信访改革迈出了坚实步伐。

日前，全国信访工作制度改革交流推进会在广东深圳举行。与会人士纷纷表示，信访制度改革喜中见忧，仍需重点突破。

信访不是啥都能装的筐

●已有25个中央部委出台或基本形成“清单”，划定信访部门权责界限

丁某1982年从哈尔滨停薪留职后，便来深圳再就业了，可退休时发现因工作调动手续不全，无法领取退休金。为此，他到处反映自己的问题。深圳市福田区信访局受理丁某的案件后，一边派人赴哈尔滨调查，一边又聘请律师分析案情，在确定属于涉诉案件后便引导其到法院，并成功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了问题。

一段时期以来，信访工作权责不清，被人戏称为“信访是个筐，啥都往里装”。有法律专家认为，司法作为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过去以信访这种行政方式来处理涉法涉诉问题，既造成矛盾纠纷无法在制度上被终结，更容易让老百姓形成“信访不信法”的思维，对老百姓的法律意识、整个国家的司法权威会带来负面影响。

有鉴于此，本轮信访制度改革的一个重头戏就是“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2013年1月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将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作为当年重点工作之一，信访工作制度改革也由此启动。改革就是要厘清信访工作的边界，把不适合用信访解决、不属于信访范畴的事项“请出去”，同时把信访的分内事好好管起来。这就需要明确划定信访部门权责界限。目前，中央37个部委中已有25个出台或基本形成清单，公安部、民政部、人社部等5个部委已出台规范性文件。地方信访立法方面也取得突破，《广东省信访条例》去年颁布实施，山东、河北等省信访立法工作正在加紧推进。

“非访”问题谁来解决？

●出于“怕事”的心理而不敢积极作为，造成信访与公安在职能上的“错位”

“信访部门不直接解决信访问题，只是推动信访问题解决的组织者和协调者。”会上，一位在国家信访局长期从事信访接待的工作人员说，“信访要回归法治轨道，就要先给自己

定好位，不能‘越俎代庖’，而是要把责任落实到有权处理信访问题的部门，通过对其通报和考核来推动信访问题的解决。”

一位地方信访局长表示，信访改革的不易有诸多原因，其中之一就在于一旦深入下去，“就会改到别人家里去”。

记者了解到，从当前信访形势看，突出问题仍然比较集中，城乡建设、劳动社保、国土资源、农村农业等问题仍然能够占信访总量的60%以上。而在这些问题的反映渠道上，“非访”是会上各地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

“非访”是指非正常上访，信访人往往采取蓄意的、过激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限制或禁止的方式，以集访、闹访、缠访、越级上访等形态出现，影响党政机关办公秩序，损害社会秩序。与会人士认为，信访部门的职能范围仅限于处理通过合法方式表达的合理诉求，但“非访”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信访”，而是涉嫌破坏社会秩序的极端行为，信访部门既无权限、也无能力解决，理应由当地公安部门出面处理。对此，无论是治安管理法、信访条例或是公安部出台的文件，都要求对于涉嫌违法的非访行为予以处理。

然而据记者了解，有一些政府部门出于“怕事”的心理而不敢积极作为。有观点认为，这种现象造成了信访与公安在职能上的“错位”：明明是非访涉嫌治安问题，但事实上却让信访局长出面解决，结果即使问题在短期内得到了平息，但从长远看却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社会心理提供了滋生土壤。

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信访局局长舒晓琴表示：“对各种社会矛盾、各方面的诉求认真梳理分析，严格区分不同情况，既要依法按政策解决和化解，又要防止以闹求决，以访谋利等现象发生。”

“一句话就把人赶到北京了”

●不能受理越级信访和重复信访，但也必须谨防“不受理”变成“不管理”

“谢谢你们，我四叔和我六叔的户口，20年的问题，你们一下子就解决了。”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宛某的六叔和四叔刑满释放后，把释放证等资料交至当地派出所办理户口，结果资料被办理人员弄丢了，导致两人20年上不了户口，既严重影响生活，又不能享受当地拆迁补偿。今年他试着通过网上信访反映问题，没想到一个月就办妥了所有的户籍手续。

全程公开透明的网上信访是这些年信访系统在改革转型中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引来社会纷纷点赞。

有成绩也有不足。会上，有不少人表示，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改革的复杂度、敏感度和关联度正在进一步凸显，后续面临的任务和挑战将可能更加艰巨。

舒晓琴在会上提到，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改革重要性认识不足，工作缺乏系统性和紧迫感，还没有把改革摆到应有位置：有的固守原有思维定式，“穿新鞋走老路”；有的标准不高、要求不严，责任落实不到位；有的碰到难题往后退，遇到麻烦往外推，导致改革举措打折扣。

一些基层信访干部还存在对改革的不适应，比如能力素质不适应，不熟悉政策法规，不会用信息系统，协调沟通能力不强等。

“往往一句话就把人赶到北京了。”对于相对敏感的越级进京上访，许多信访干部表示，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情况又这么复杂，出现信访问题本身并不可怕，“但相当比例的信访矛盾激化都是由于一些基层工作方式方法简单粗暴造成的。”

还有一些基层信访干部认为，推进法治信访就是不能受理越级信访和重复信访，但也必须谨防“不受理”变成“不管理”。如果缺乏对群众信访问题的跟踪分析，矛盾没有得到及时有效地化解，一旦“下面不落实，上面不受理”，就让矛盾形成“堰塞湖”。

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关键在于“抓领导，领导抓”。大量疑难复杂信访问题的处理中，往往通过领导干部接访下访的效果最好。“大凡搞得好的地方和部门，领导干部都是有责任、有担当，一步步做、一件件抓，善做善成。”舒晓琴说。

第二篇：信访制度改革不再进行全国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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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制度改革不再进行全国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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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办公室业务》2013年第11期

近日，国家信访局有关人士表示，目前国家信访局对各省份的排名通报制度已取消，各个省市对地市级直至区县级的改革工作正在逐步推广过程中。从近期开始，按照国家信访局信访改革的基本思路和要求，各级信访部门的信访工作将不再简单地以信访数量多少为通报标准，国家信访部门也不再搞全国范围的排名、通报。取而代之的是国家与地方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建立“点对点”的通报机制，并通过信访约谈制度对地方的信访工作予以监督。取代以往信访排名通报制度的是“点对点”通报制度。所谓“点对点”通报制度，是指对于各省份的信访工作，国家信访局直接根据了解到的情况与各个省份单独对接，对各省份的工作进行一对一通报。这意味着取消排名实施一对一通报后，各个省份将把主要精力放在处理本省的信访问题上，而不是因为担心排名靠后进京截访。对于信访问题较多的省份，国家信访局将对这些省份进行约谈，敦促其解决重大信访问题，并监督这些省份的信访工作。

第三篇：信访制度改革：不再进行全国排名

中国信访制度正在进行重大变革。新京报记者近日从权威部门获悉，国家对各省市不再搞全国范围的信访排名、通报，有关部门确立了“把矛盾化解在当地”的新思路。

始于2005年的信访排名制度，因为与地方党政领导升迁直接挂钩，造成地方信访压力很大，被指导致各地信访部门不惜采取各种手段“截访”，甚至雇佣“黑保安”，设置“黑监狱”，发生恶性事件。

取而代之的将是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之间的“点对点”通报制度，并通过信访约谈制度对地方工作进行监督。

受访专家表示，这种做法将抑制拦访、截访等问题，并建议一直推行到县级政府。段锋（化名）最近感觉工作压力小了很多。他是西部某省信访局副局长，让他感觉轻松的是，目前国家取消信访排名通报制度在全国铺开，他不用再担心“非正常上访”数字影响政绩。

而且，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该省也取消了对地市州的信访排名，他们开始把主要精力用在处理发生在当地的信访案件，而不是组织人手到北京“截访”。

新京报记者获悉，一场以取消信访排名为标志的信访改革，正在悄然推进。其力度影响程度，不亚于劳教制度的废除。

“排名”异化，各地截访花样频出

信访指标成考核压力，上访者被殴屡有发生，甚至出现专业黑保安

“信访排名”制度始于2005年1月，措辞严厉的《信访条例》修订完成，并从当年5月1日起施行。

根据这部《信访条例》的规定，各级政府应当建立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对信访工作中的失职、渎职行为，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

一名基层信访工作人员曾对媒体记者说，上述“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的规定，最终演变为“以排名的形式通报”。

从此，国家信访部门每月会对各省（市、区）“非正常上访”人次数进行排名，各省市信访部门也会对各地市排名，直至县市及乡镇政府。

由于信访案件多发于基层，县市级及乡镇政府的信访工作，随即成为对当地党政干部政绩考核的指标之一。

这一指标又逐步演化为：各级党政领导成为信访责任人，其管辖的辖区内访民进京上访次数与党政领导的升迁直接挂钩。

各地对此出台了详细的评分体系。

以“上访妈妈”唐慧所在的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为例，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该地对乡镇政府信访考核实行“百分制”，其中“减少越级上访量”一项就占50分。在中央大型会议等“特别防护期”，如发生进京非正常上访，要扣分。如果接到信访部门通知，相关单位没有在24小时内赶到北京的，也要扣分。这些都关系到镇政府工作的年终考核。

异化的“信访排名”给当地党政官员带来压力，他们想方设法减少“非正常上访”。

“上访者”被殴打、被非法拘禁等，屡有发生，甚至出现了一批专门替地方截访的“黑保安”。

2012年12月，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迪沟镇村民，因煤矿采空区赔偿款和占地等问题赴京上访。该镇政府接访人员委托社会闲杂人员接回上访村民。返回途中，受委托的闲杂人员与村民发生争执，村民被打致昏迷。

还有人因为上访而被劳教。2011年4月，辽宁省营口市一名年逾八十的老人刘春山因39次进京上访被以扰乱管理秩序为名劳教1年半。湖南唐慧因为对女儿遭强奸一案判罚不满，多次上访，2012年8月2日被处以劳教一年半。

“截访”耗费了地方政府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据媒体报道，近六七年以来，湖南基层政府花在唐慧一个人身上的公共财政已达上百万元。

政界学界呼吁取消信访排名

长沙副市长称对非正常上访不能“一接了事”，辽宁基层信访工作人员称“排名”让基层政府“两难”

近年来，社会各界关于取消信访排名的呼声一直不断。一些地方的党政负责人，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长沙市副市长何寄华建议，明令禁止地方政府采取任何措施围堵、拦截群众上访，并逐步取消针对地方政府的信访考核制度。

何寄华告诉媒体记者，对进京非正常上访群众不能通知各地政府“一接了事”，而应该依法引导群众自行返回当地，对于群众在京涉访违法犯罪行为，应由北京公安机关按照属地原则，就地依法处理。

辽宁一名基层信访局的工作人员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信访制度本身为老百姓提供了一种救济渠道，但指标化容易引起基层政府和个别访民的‘双重越位’。”

他解释说，基层政府截访，而个别访民摸透了地方政府害怕进京上访的心理，频频越级上访，明明已经拿到了合理补偿，却要求不切实际的巨额补偿。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这让基层政府处于“两难”境地。

实际上，早在2004年下半年，研究者已经预判到“信访排名”后可能产生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长期关注信访制度。他撰文称，搞信访排名，“地方政府为了息访，对于信访公民不是收买或欺骗，就是打击迫害，从而诱发更多的信访案件。”

于建嵘告诉新京报记者，“信访排名”制度的设计初衷是要通过排名、通报制度约束地方政府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但近年来处于中国社会转型期，这个阶段社会各类矛盾凸显，信访案件数量上升是一个客观现实。

“制度设计之初没有考虑到地方政府很可能在转型期压力过大的问题。”于建嵘认为。“减少对地方党政领导的压力，不按信访量给各地排名，取消信访责任追究制，不要求

地方政府来京接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说，在当前拦访截访频发的时期，取消排名通报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十八大后，我国已经开始在部分省市进行取消排名的试点。从今年3月开始，部分省市没有收到国家信访局关于各省“非正常上访”人次数的排名表。

不再搞全国范围的排名

地方有更多的精力去处理信访案件，而不是把精力用在去搞公关、抹数字上

中央政法委近期公布的数字显示，今年1月至8月，全国信访总量比去年同期下降2.5%，总量有所下降。

新京报记者获悉，这些信访案件，覆盖领域包括：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劳动社保、环境保护、城市管理、教育卫生、涉法涉诉等。

这些领域侵害民众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有的地方因片面追求“土地生财”，违法违规征用农民土地，有的地方房屋拆迁补偿标准过低，甚至采用粗暴手段野蛮拆迁，引发全体性事件和恶性案件。还有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资中，过度迁就开发商的利益，与民争利，造成上访不断，甚至发生了规模性群体事件和个人极端事件。

有关部门人士告诉记者，近年来，一些地方不是在畅通信访渠道、解决信访问题上下工夫，而是在简单的稳控信访群众甚至拦卡堵截上做文章，个别地方甚至与黑保安公司勾结，非法限制上访群众人身自由。

“这种错误的行为，严重伤害群众感情，侵犯群众信访权利，要坚决纠正限制和干涉群众信访权利的错误做法。”这位人士表示。

而有关部门认为，“究其原因，除了与有的干部作风不实甚至品行不端有关外，也与一段时间里对信访工作过度考核、通报不科学不合理有关。”

记者了解到，基于上述原因，国家有关部门决定，信访工作将不再简单地以信访数量多少为通报标准，不再搞全国范围的排名、通报。

取而代之的是，中央与地方之间建立点对点的通报机制，完善信访约谈制度，帮助地方反省问题，研究对策，督促落实解决信访问题的责任，确保对群众的合法合理诉求解决到位。一位西部省份信访局副局长向记者证实，目前国家取消信访排名通报制度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铺开。

“取消排名确实减轻了工作压力。”该副局长告诉记者，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目前该省已经取消省级对地市级的“信访排名”，“让各个地方有更多的精力去处理发生在当地的信访案件，而不是把精力用在去搞公关、抹数字上”。

于建嵘认为，这将对拦访、截访的行为起到抑制作用，同时还将对地方的信访工作起到监督和约束。

不过他建议，由于拦访、截访的主体一般都为地方基层政府，这种做法必须一直推行到地市乃至县乡级政府。如果地方仍然采取原有的排名做法，拦访、截访仍然有可能继续发生。“避免矛盾涌入信访”成改革新思路

全国推行“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当地，专家称公正司法将根本减轻信访压力据新京报记者了解，中央对信访制度的改革，不仅限于取消“信访排名”。

中央有关部门的新思路是，“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把矛盾化解前置，避免更多的矛盾涌入信访。

上月11日，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等联合召开大会，纪念毛泽东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而“枫桥经验”的核心就是依靠和发动群众，矛盾不上交，有矛盾在当地解决。据分析，中央有意在全国推广这种做法，避免过多矛盾进入信访，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上访、截访等问题。

中央的新思路目前已在浙江、江苏等省市进行试点，如何在当地化解矛盾是试点的重要内容。

杭州市上城区公安分局的“平安365”社会服务管理平台系统，建立于去年4月。在该平台中，上城区被划分为159个网格，769名网格信息员在网格内的社区巡查，发现社区内矛盾、拆迁纠纷等问题及时上报“网格长”。

“网格长”通过手机上报到平台系统之后，平台的工作人员会根据问题情况直接通过该系统转给相关的政府部门，要求其在一定期限内解决，并及时反馈。

各个部门解决老百姓问题的时效和质量要考核，全年的“总成绩”与“一把手”的政绩挂钩。

上城区“平安365”社会服务管理中心主任丁坚华告诉记者，据统计，截至2012年年底，网格信息员们共排查发现各类矛盾纠纷3500余起，在此期间，政府部门为群众解决问题的平均时间从5天减少到2.5天。

浙江其他地方还尝试“老娘舅”调解等方式，化解基层矛盾。

浙江省一位地市级政法委书记称，这种新的社会综合治理思路就是要“发现在早、防范在先、处置在小”。在他看来，当矛盾是一粒砂石的时候，很容易拿起扔掉，而当它逐渐变成石块甚至巨石的时候，想搬走它肯定难上加难。

马怀德对这种思路表示赞赏，“化解社会矛盾，最重要的是在矛盾刚刚出现的时候予以化解，时间越长，矛盾会逐渐放大，最后积聚成对社会不满的负面情绪。”

马怀德表示，除了矛盾化解前置外，建立公平公正的司法体系，真正做到司法公正，信访的压力才会真正减小。

新京报记者 邢世伟 北京报道

第四篇：华生：政府大包大揽的代价会越来越大

华生：政府大包大揽的代价会越来越大

2013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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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回顾过去中国改革的三十多年，就是“集权”下的改革。不是说你今天想要怎么样就可以自由选择。三十多年前，我们开头走的就是这条路。在一个集权的体制下来逐步地增加社会自由，来推进改革，这就是我们走的道路。你要问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到目前为止，应该说走的还是不错的。

华生

1953年生，经济学博士，燕京华侨大学校长。1982年东南大学毕业，1985年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任微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同时参加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后获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

编者按：

由凤凰网、凤凰卫视联合主办的“2013凤凰财经峰会”将于12月26日至27日在北京国贸三期酒店隆重举行。

本届财经峰会继续秉承“思想解放市场”的旨归，以“重塑市场力量”为主题，关注后十八届三中全会时代中国市场化改革方向，以及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国改革政策的落实，届时将有包括两岸三地、国内外政商学界近百名精英人士齐聚北京，为中国市场化改革建言献策。

在凤凰财经峰会即将召开之际，特推出“思想解放市场”系列访谈。

华生在接受凤凰财经专访时表示，要真正做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要调整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大包大揽的代价会越来越大，正如托克维尔所讲，当政府像上帝一样包揽一切的时候，别人就要把所有的一切责任都归咎于它，甚至生老病死。这样一来，集权的代价就会越来越高。“所谓形势逼人强，”华生认为，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速度，这样的现状“也会逼着它会认识到这一点。”

同时，华生强调，中国的改革是一个有条件的选择项，在改革的问题上不能乌托邦化，要做出现实的比较，然后在现有基础上选择代价最小的、最合适的方式和路径。“在一个集权的体制下来逐步地增加社会自由，来推进改革，这就是我们走的道路。到目前为止，从经济的增长，从贫困的消除，从个人自由的增加，从整体社会进步这些方面来看，应该说走得还是不错的。”他说。政府是由个人利益追求者组成，所以政府也会失灵

凤凰财经：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您怎么看待这一改变？

华生：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就是从集体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过去生老病死全由政府安排，逐步变成越来越多地由市场决定，市场体系在逐步完善。这是沿着这个方向不断深化的过程，而不是突如其来的事情。

实际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直在沿着这个方向，其中有几次大的推进，比如1992年小平南巡，就是特别大的一次向市场的转轨。这一次《决定》表明新一代领导人继续市场导向的改革开放，可以看做是一个改革的决心的宣誓。

凤凰财经：更多地由市场决定之后，政府应该怎样去调整自己的角色？

华生：政府跟市场的关系，最大的调整，就是从过去政府样样自己去指挥，自己去协调，自己去审批，转到监管方面来。从原来作为一个操作者，越来越多地变成一个裁判员。当然，市场不能起作用，或者市场副作用比较大的地方，还需要政府的协调作用。注意要划清政府跟市场的边界。

凤凰财经：该如何划清这个边界？

华生：在经济活动当中，大量的审批，这显然是政府可以退出来的。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没有那么多审批，用不着事事都要审批。有很多领域，确实不是能够自由进入的，就需要政府制定标准和门槛，根据标准和门槛来把关。

关于市场与政府的边界，看看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是怎么划分的，就可以解决我们90%以上的问题——这个边界并不难划分。还有10%比较难划的，或者因为我们发展阶段不同，就需要再去做一些调整。

另外，在一些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地方，政府也没充分发挥它的作用。比如住房公积金。有人在抱怨领取住房公积金困难，自己的钱放在那里反而用不了。同时，有些人自己都有房子了，要住房公积金干吗？这也属于政府边界划的不对头。世界上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是没有住房公积金的。

另外，城镇化会议提出，城市要有边界——要能够看见青山绿水，这个规划是应该政府管的；现在颇受争议的小产权房，乱打乱建，这个政府也没管。

凤凰财经：10%比较难划清的部分，都有哪些领域？

华生：比如市场准入，成立银行，美国可能基本上都是放开的，但是目前中国还缺乏条件。

拿老百姓的认知程度来说，大家认为钱存在银行就一定是保险的。我们的存款保险制度都没有建立。在西方国家，如果被骗钱了，是没有人去找政府的，而在中国，群体乱集资，最后都要政府买单，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成千上万人到政府来请愿闹事——这本来跟政府是没关系的。有一些领域，由于我们处在特殊的发展阶段上，界限可能一时还划不了那么清楚。

凤凰财经：刚才提到市场外部性的问题，单靠市场的力量，能解决这个问题吗？换句话说，市场能否依靠自身建立道德秩序？

华生：肯定不行。从本质上讲，市场经济是从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出发的，通过自由的交易来促进经济发展，这是它的一套规则。而道德是用来维护公共利益的。这是市场和道德出发点的不同。

所以就需要有人来维持秩序，否则每个人追求各自的利益，未必可以导致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就是市场本身的逻辑。如果要追求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前提是需要所有人来共同遵守一个规则的。这时就需要发挥法律的作用，政府的作用——道德是需要制度来强化的。

凤凰财经：政府如何去把握这个“度”？会不会过度地干预了市场？

华生：肯定会。这是经济学面临的老问题——市场会失灵，政府也是会失灵的。因为政府的组成也是有一批有着个人利益追求的人，那么政府也是会失灵的。因此市场自由主义者会简单地下结论：你看政府也是失灵的，因此还不如不要政府，这就走到了极端。反过来呢，你说因为市场有失灵，因此都需要政府来解决，那么你也错了，因为政府本身也是有局限的。

凤凰财经：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可以监督它，那政府失灵的时候，由谁来监督？ 华生：政府失灵的时候，就需要民主法制来监督、来限制政府了，就是所谓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面。这个社会是一环扣一环的，市场经济本身要以法制为前提，需要政府来解决它的市场失灵的问题。那么政府本身也不是一个可靠的对象，因此针对政府，你还要民主法制，还要有一套制度，把权利关进笼子里面，防止它祸害社会，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图画。

政府大包大揽的代价会越来越大

凤凰财经：现在大家都在谈“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而且近乎老生常谈了。您认为现在中国在制度上的改革，能跟得上目前经济发展的速度吗？

华生：显然跟不上，所以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所谓形势逼人强，也会逼着它会认识到这一点。政府大包大揽的代价会越来越大，正如托克维尔所讲，当政府像上帝一样包揽一切的时候，别人就要把所有的、跟其有关系没关系的，连最自然的灾害也都归咎于它，甚至生老病死。这样一来，集权的代价就会越来越高。

但是这是一个循序推进的过程，我们是从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城市文明转化的一个过程，在农耕文明的时候，就是皇权，就是专制制度，这是适合当时情势的制度。从历史上看，民主这个词是从希腊城邦来的，不是从希腊乡下来的。中世纪的民主的萌芽，也是在城市出现的。那么今天你看看，民主制度也基本上是在从城市化率很高的国家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不要乌托邦化，一个国家，在农民还占多数的情况下，在民众意识、社会结构还没有演变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你可以搞一个民主的形式，但是质量也会很差。那种低质量的民主，是不是比在这个阶段上的所谓的“集权”就一定好呢？这个时候是可以有一个现实的比较的。

凤凰财经：有人说中国开始了“大集权下的大改革”，您怎么看这种说法？如果说改革的基本动力在民间，民众不能有效参与的集权式改革能顺利推进下去吗？

华生：实际上，回顾过去中国改革的三十多年，就是“集权”下的改革。不是说你今天想要怎么样就可以自由选择。三十多年前，我们开头走的就是这条路。在一个集权的体制下来逐步地增加社会自由，来推进改革，这就是我们走的道路。你要问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到目前为止，应该说走的还是不错的。

这三十多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从民主自由的标准来衡量，可能是比较差，但是不能否认从经济的增长，从贫困的消除，从个人自由的增加，从整体社会进步这些方面来看，可能其他体制还没做到。

凤凰财经：但是永远重复这个阶段可行么？ 华生：对，以后能不能这么重复，这是个问题。我认为整体来讲，从集权扩大自由，走改革这条路，这是我们过去三十多年走过的路，这条路应该说不是走不通。

思考一下东亚模式，基本上也都是这么走的，日本，韩国，台湾，人均资源条件、文化传统都跟我们差不多，他们在整个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都是走的集权体制，他们都成功了。他们的民主化转型，是在工业化完成、经济起飞完成、城市化也完成之后，所以转型的成本比较低。如果中国沿袭这条路，目前来看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认为，集权下面扩大自由，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人的意识的变化，稳步地过渡到一个相对分权的权力制衡体系，应该说东亚模式已经提供了成功的借鉴。

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站在某一个角度，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凤凰财经：去指责这个改革的方式？）对。

凤凰财经：那该如何保证集权式改革不会发生变异，最后再次蜕化为既得利益敛财的名义？

华生：任何一种模式都有代价，印度模式不敛财？菲律宾模式不敛财？的确，如果面前摆有两条道路，一条是目前我们改革的方式，还有一个是天堂式的道路，谁都会选择后者，问题是你有天堂吗？我们需要作出现实的比较，考虑现实的替代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美国好，如果照抄美国的制度就能搞成现在的美国，那我想，大家都抄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不能拿集权制度跟一个民主自由富强什么都是好的东西相比。民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看实际的演变，不能乌托邦化。

凤凰财经：我们说的集权式改革，跟改革过程当中的顶层设计，是同一个概念吗？中国能否跳出危机倒逼改革的怪圈，实现由顶层设计主导的改革？

华生：需要厘清一个概念。改革的“路径”是由上面还是下面，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推动不是“路径”，推动的是“动力”。

从动力的角度来说，底层是非常重要的，是基础。就像习近平主席说的，改革都是问题逼出来的。这是改革的动力和压力，下面的动力对上面造成了压力，这就推动了改革。但是改革的规划和设计，越来越靠整体协调，靠顶层设计。法制社会、经济社会本身的复杂性要求我们不能随便乱试，乱试不叫法制。

凤凰财经：中国过去的三十年，几次比较重大的改革，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种节奏。华生：对。有人总是拿初期说事儿，但是情况不一样了。最初基本上还没有法，那时候更多的是下面的探索。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经过三十多年，立了那么多法，就不能破坏法制去干。可以提出新的问题，再去改革，再去修法。

改革者都是既得利益者

凤凰财经：回到“让市场起决定作用”，在中国目前这样一个环境下，让市场真正地去发挥它的决定作用，还需要哪些前提条件？

华生：要让市场真正发挥作用，需要两条：第一，政府要放弃大量的审批权力。什么都是政府审批，那市场发挥什么作用？第二，要有法制。如果没有法制，市场讲自由交易，那贿赂也算自由交易。但是它破坏了市场公平的原则。

凤凰财经：这就会阻碍某些既得利益的继续获得。您认为，既得利益者更多会成为改革的阻力还是会成为改革的推动者？

华生：这个话应该这么说，改革者都是既得利益者，只有既得利益者才会推动改革，要不然就是搞革命了。因为大家都有既得利益，所以才会助力改革，不会推倒重来。我们讲既得利益的时候，经常是设想别人有既得利益而自己没有，实际上每个人都有既得利益。谁没有既得利益？城市人说，农民不能进来，农民孩子不能进我们的学校，他们不是既得利益者？

凤凰财经：您说的“改革”是相对于“革命”来说的，但如果“改革”相对于“维持原状”来说呢，比如国企改革，会不会有人不愿意改导致比较难推动？

华生：不是这样的。你认为只有国企有既得利益，他们不愿意改革？说不定国企领导最想改革。你想，当一个国企的领导，拿几十万的年薪，捞点小利益，也是风险很大的，来一张纸说抹掉就抹掉了。前些年MBO，我们看看柳传志，李东升，改制以后成了亿万富豪。他们是愿意当国企领导者还是愿意当亿万富豪？

所以不要想当然。第一，不要认为别人有既得利益，你自己没有，每个人数数都有不同的既得利益。另外，你认为他最不想改革，他既得利益最大，你再换个角度一看，可能不是这样，你的既得利益不大，你也不怎么想改，他的既得利益比你大一点，他比你还想改。凤凰财经：混合所有制里边，国有和私有可以达到共赢吗？

华生：关键看采取符合市场经济的哪种形式，这一次提出用管理国有资本的方式来管理国企，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用国有资本的形式的时候，它跟其他资本就是可以共融的。世界上国有资本股权基金多的很，该赔本赔本，该赚钱赚钱，没有人说因为它是主权基金、它是国有资本，它就怎么样了。

这说明在资本形态上可以混合，但是在行政形态上是不能混合的。国企就是政府的，政府就得指派领导——这个怎么混合？这个混合不了。还是需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然后大家凭资本说话。

凤凰财经：在实质上有了这样的转变之后，国企还能叫国企吗？

华生：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国企还能叫国企吗？比如工商银行都上市了，里面有好多私人股东，这能叫国企吗？所以名称是要随着市场改变的。严格地说，它已经不能叫国企了，叫国企是对其他人的不尊重，几十万股东在里面，怎么是国企？只能说你是国有资本是第一大股东的股份制企业，这才是准确的说法。

凤凰财经：照这个趋势来看，原始意义上的国企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可以这么说么？

华生：应该这么说，单一所有制的国企，它的活动的空间是很有限的。在市场经济当中，会只局限在一个很小的领域当中。但是不能说不存在。在西方发达国家很多还存在。有些时候，它还要要承担一些特殊的功能。

集体所有制说不清楚，不能长期存在

凤凰财经：如今很多地区都在开展农地流转的试点工作，然而中国目前的情势下，产权是不明确的。在农民没有产权的情况下，土地流转会不会产生冲突？

华生：现在中国农村的土地产权，称之为“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是一个最不清楚的概念，集体是谁呢？我的观点是，集体所有制这个概念是不能长期存在的。世界上有土地国有，也有土地私有，但是没有什么集体所有，集体所有是说不清楚的。

但是要看到，集体所有制在过去这三十多年也不是没有作用的。如果一开始土地承包的时候就搞土地私有，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意识形态的障碍，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农村的分化会比今天严重的多。因为既然是私有，就可以自由买卖。有人生病了，缺钱了，赌博输掉了，家里有急事要花钱了，就会卖地——这就直接导致工商资本去囤地。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我们现在搞确权，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实际上就是私有化了。所以农业的土地私有化是个趋势，是没有任何坏处的。前提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进城了，土地慢慢集中。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的土地产权制度，是顺应了经济发展的。

要青山绿水就不能有自由建设的权利

凤凰财经：农村土地流转与十八亿亩耕地红线会不会造成矛盾与冲突？

华生：这也是我担心的。如果进城的农民把土地流转给留守的农民，这就不会影响十八亿亩红线，也不会影响粮食安全，因为留守的人是要继续种地的。而且这样一来留下来种地的农民，规模扩大了，经济效益更高了。可以集约化生产，可以采用现代技术了，农业就现代化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工商资本下乡了，那就不一定种田了。从这个意义上，我是不赞成工商资本下乡的。工商资本下乡可以做产前产后服务，但是工商资本去拿土地很少有去种粮食的，不是搞什么观光农业，生态农业，会变着法的打擦边球，最多就是种蔬菜、经济作物。问题是，我们不能光靠蔬菜过日子。在这个问题上，尽管中央决定怎么讲，我是有不同意见的。在土地政策上有两大问题，第一个就是农地的流转，对农民来说基本上越来越向私有化方向走，没有问题。但是流转给工商资本，这是大有问题的。我们可以参考下成功的国家为什么不让流转。印度是可以流转的，土地都在大地主手里面了。

第二就是小产权房。这一次城镇化工作会议已经开始纠偏，我认为这是对的。会上讲了，城镇要限定边界，要让大家看到青山绿水，记得起乡愁。这个含义是什么？这个含义就是，自己不能随便乱建。

凤凰财经：我们的一个原创策划《我想要的城镇》，畅想的城镇化是这样的：学有所识，乐有所好，住有所居，老有所养，情有所寄，有青山绿水有乡愁。有网友评论说，会不会太理想主义，甚至调侃说是中国梦……

华生：实际上这当然是个理想，但是这个畅想你说美国做没做到？美国还在搞医疗改革呢，也没做到。然而，总是要有理想的嘛。

你们也提到了，有青山绿水，有乡愁。但是小产权房合法化跟乡愁，跟青山绿水是直接矛盾的。搞青山绿水，就是要把价值几千万的土地变成没有价值，这个只有法制和严肃的规划能做到。如果没有法制的严肃性，最后一块菜地都被拿去盖房子，全是钢筋水泥，导致一系列生态灾难。

所以这个问题上就不能简单地讲市场决定。我们自己家里的地，我种菜干嘛，肯定要盖房啊，谁不愿意赚钱呢？越是大城市周围的土地就越会存在这个问题。你想有青山绿水，那对不起，你没有自由建设的权利。

凤凰财经：中国经济应该怎样摆脱婴儿心态，或者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怎样去告别这种父爱式的经济？

华生：这个问题提的很好。需要发展自治。实际上，民主制度都是从自治发展起来的。政府如果包揽一切，最后一切埋怨都会落在自己头上，有很多既得利益之间的难题很难处理。因此对政府来说成本最低的办法，也是要发展自治。

在自治的过程当中，人民自己学会怎么管理，学会妥协。没有乌托邦存在，都是很现实的利益。所以自治是摆脱依赖非常重要的一条。如果政府包揽，所有的埋怨也会落在政府头上，政府压力将会很大，社会也会特别紧张。(采访/张凤娇)

第五篇：作文：不再等待

不再等待

——观《寻找最美孝心少年》有感

古人云：“百善孝为先。”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父母给了我们生命，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家，不孝何以立足于天地间。

在美妙的音乐中，黄凤、吴林香、邵帅、龙花、徐沁烨、赵文龙、路玉婷、高雨欣、林章羽、何秀巡姐弟、王芹秀12位少年获得了“最美孝心少年”称号。他们的每一个故事都令人震撼，令人振聋发聩。他们如此年轻，却肩负着如此沉重的担子。他们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家里的一切。和他们相比，我才发现我是多么的渺小。

他们用自己无比单纯的行动，告诉我们骨肉至亲的亲情；他们用自己的点点滴滴，告诉我们生命是如此的美好。他们自强不息、阳光向上，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大风大浪。他们的伟大，让我显得如此渺小。想一想，我又为自己一向挚爱的父母做过什么呢？从来没有为父母洗过一件衣服，从来没有为父母做过一顿饭，从没有为父母做过一次家务，总是无限制地索取，却不曾付出过。想到自己，我感到很惭愧，我总是想等长大了再孝敬父母。其实，我错了，我应该从现在做起，用自己的行动孝敬父母，为父母洗衣、做饭、收拾家务。

我从来没有站在父母的角度思考问题，从来没有考虑过父母的感受。总是向父母索取，却不曾说一声谢谢。父母总是竭尽所有把最好的给我。直到现在我才发现父母是多么的不容易。我决定像他们学习，为父母排忧解难，为长辈冲锋陷阵，争做一名最美孝心少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不仅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还要孝敬别人的父母，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我相信只要人人都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一个美好的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