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产业创意中心上海特色文创集群遍地开花

第一篇：世界文化产业创意中心上海特色文创集群遍地开花

据【世界文化产业创意中心】讯：上海，历来是梦想家的乐土。如今，一股新的创业热情又从上海市文创产业中迸发。据统计，2015年末，上海市文创产业总产出和增加值从“十一五”末的5499亿元和1673亿元，快速增长至12074亿元和3020亿元。文创产业增加值已占全市GDP的12.1%，“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长率均高于全市GDP增速。

高企的发展速度让人咋舌，文创产业为何如此青睐这片热土？围绕上海文创产业的面貌、特征、内在动力机制等主题，记者进行了深度调研，一探究竟。

特色文创集群遍地开花

傍晚时分漫步于苏州河畔的莫干山路50号——上海M50创意园区，城市晚高峰的拥堵被一道涂鸦墙隔离在外，充满艺术养分的空气让人沉醉。十多年前，这里本是一片被遗忘了的旧厂房和破损不堪的老式民房所在地，其破旧与古老似乎已与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格格不入。随着艺术家们的自发集聚，艺术气息唤醒了这片沉睡的土地。随后，建筑设计、服装设计、家具设计、艺术书店、音乐商店等文化创意产业的活跃赋予了这里别样生机，M50也就成为了上海最为知名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之一。

上海木马工业产品设计有限公司就坐落其中。“公司早在2002年就在这里创立了，目前已经在全球布局了6个分部。在上海做设计，产业环境好，政府很重视，从政策到资金都有较大的扶持力度。同时，上海的设计产品市场需求量比较大，对周边城市的辐射能力也较强。”木马设计联合创始人之一梁嵩说。

据悉，在生长于M50的十几年间，木马设计公司完成了千余项产品设计，服务超过50家世界500强客户，荣获德国红点奖、美国IDEA设计奖、中国红星金奖等超过60项国际重要奖项。

城市洼地摇身变为文化创意的时尚高地。类似于M50这样的华丽转身在上海比比皆是。M50、8号桥、田子坊等各具特色的文创园区都有着清晰的产业定位；德必易园、越界等品牌文创园区已经走向全国并走出国门；锦和、德必等企业已进入上市程序……经过了初期的自发生长阶段，目前这些园区正朝着专业化、连锁化、品牌化方向发展。

活跃的园区会吸引优秀文创资源的聚集，实现示范效应和乘数效应。“文创产业怎么搞？一定要抓住牛鼻子，园区就是牛鼻子。”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跃华说，“截至目前，上海共认定128家市级文创园区，其中10家为市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此外还有100多家区级文创园区。接下来，还要培育千个文化创意楼宇或众创空间，最终完成‘

十、百、千’的产业载体建设，构建基地、园区、楼宇、众创空间等互为补充的产业载体布局，进一步提升文创产业集聚发展效应”。

特色文创集群遍地开花，让人充分感受到了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生机盎然。陈跃华认为，“上海要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文化创意必须发挥引领作用。我们不仅要将文化创意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还要用文化、创意、设计来提升传统产业的品质，进而将上海打造成为创新之城、人文之城”。

新技术催生新业态

用户数突破3亿，活跃用户日均使用时间超过111分钟，公司创立3年估值增长超过300倍……作为一家音频分享平台，有“音频淘宝”之称的喜马拉雅FM的成长速度只能用惊人来形容。目前，用户不仅能够下载喜马拉雅APP软件用手机听音频节目，从去年开始，比亚迪等多家车厂的车载系统全部内置了喜马拉雅软件。手机、汽车之外，通过智能设备内置的方式，喜马拉雅还将全方位打造“让声音无处不在”的音频生态圈。

平台上超过400万位主播的生产能力让传统生产方式无法想象，传统广播的生产力和发展速度已无法与新兴的音频分享平台同日而语。究其缘由，海量内容的背后是全新业态和技术在支撑。

“喜马拉雅FM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我们自己几乎不生产内容，公司的500多名员工中，一大半都是技术团队。我们现在更多地是通过大数据技术为每一位用户自动形成用户画像，通过千人千面的呈现，真正实现定制式服务。”喜马拉雅FM的PR总监叶健平告诉记者。

站在喜马拉雅办公楼上向四周眺望，周边环绕着国际领先的图像识别和增强现实技术供应商“亮风台”、成功打造智能摄像机和运动相机的“小蚁科技”、教育细分类目产品的领导电商“沪江”、中国最大的网络内容阅读平台“阅文集团”、以漫威为目标的本土3D与VR技术应用动画企业“河马动画”……在张江文化园区内，几乎无一例外，每一家成功的文化创意公司都是前沿科技的创造者和使用者。

“上世纪末，陈天桥、朱骏等先后在这里创业，可以说，张江是先有了大量的软件、互联网等高科技企业，才进一步出现了文创企业的集聚。”上海张江文化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韩露对记者说：“相较于传统文化产业，我们更关注文化和高科技融合的产业，例如数字出版、网络视听、互联网教育、高科技文化装备等。”

正是这样的前沿定位，让张江文化园区实现“风景这边独好”。“2015年我们实现了346亿元的产值，连续多年保持着15%以上的年增长率。”韩露自信地说。凭借着高企的业绩和独特的定位，张江先后被评为全国首家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首批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中国文化产业园区100强第一名”等。

放眼整个上海：上海洛可可的“黑玛瑙”高密度LED拼接屏等9个作品荣获IF产品设计大奖、木马设计的普罗娜智慧路灯等7个作品荣获红点奖、全国60%的第三方支付业务量和54家持牌企业汇聚上海、网络文学占全国市场90%份额、网络游戏占全国市场1/3份额、网络视听占全国市场1/4份额……“我们的首要举措就是推进文化创意产业与科技融合发展。”陈跃华告诉记者，为了实现《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年）》目标，上海市制定了十大重点举措，其中第一条就是“推进文化创意产业与科技融合发展”。具体而言，上海将建立健全文化创意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工作机制，加强文化生产、传播、展现、消费等环节的技术攻关力度，把握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AR）产业发展机遇，大力发掘文创产业大数据应用价值。

文化贸易面朝世界

不用走出国门，只要走进上海自贸区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所在的森兰国际展厅，国内观众就可以一睹外国名画的真容。在上海自贸区这块国际贸易热土上，艺术品交易的热度正在持续升温，继上海自贸区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开业不到一年之后，全球最大的、安防水平最高的艺术品专业保税仓库也进入了紧张的施工阶段。

“以后大家不用再跑纽约、跑伦敦，国际艺术品在咱们自贸区就能够买到。”上海自贸区国际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胡环中向记者描述了他的愿景。目前，围绕艺术品贸易，上海自贸区可以提供通道服务、金融服务、交易服务等全方位的专业服务。

“2010年，我们被认定为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预计到2019年整个基地将实现1000亿元的贸易额。”胡环中介绍，艺术品交易之外，这里还是诸多国际文化装备、影视、动漫、游戏等企业的聚集地。在上海世博会期间，大大小小的23000场演出的设备保障全部都由基地来承担，而通过保税区采取设备租赁的形式，为主办方节省了一半的预算支出。

在苏联式老机库厂房的基础上，由著名日本设计师担纲整体设计规划，以印尼华裔藏家的名字命名，展出来自全球的当代艺术品……在黄浦江畔的余德耀美术馆身上，这一切国际元素完美融合在一起。9月中旬，记者在这里观看“波普之上”当代艺术展的时候，发现馆内观众有三分之一都是外国人。

在文创产业发展过程中，“引进来、走出去”在这里频繁交流，利用自贸区政策优势，上海举办了自贸区海外新书展、文化授权展，吸引大量国外出版商和文化创意企业参会；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牵头组织上海企业参加洛杉矶艺术展、香港国际影视展、德国科隆游戏展等12个国际知名展会，进一步拓展国际文化贸易渠道。今年5月28日，被称为全球设计界年度盛事的“IFI国际室内设计日”首次将主会场设在了上海，同期在纽约、东京、中国香港等地设分会场。

“我们要围绕‘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依托自贸区建设契机，集聚外向型文化创意企业，展示上海全球创意城市的国际形象。”陈跃华说，上海还将支持本市文化创意企业组团参加海外重要展会，拓展对外贸易渠道，支持文化创意企业通过资本运作、海外收购、系统集成、全球布局等方式走出去。

第二篇：世界文化产业创意中心：主题公园失宠了.

世界文化产业创意中心：主题公园失宠了...【世界文化产业创意中心导读】《2015年我国主题公园行业发展现状分析》显示，近10年来涌现的本土主题公园中，已倒闭的约占80%，给国内旅游业造成经济损失高达3000亿元。为何本土主题公园这么多年依旧走不出亏损泥潭？

这里曾诞生中国第一个大型科幻主题公园——福禄贝尔，其鼎盛时期，一天吸引了8万游客。然而，这家本土最早期的主题公园最终却以关闭惨淡收场。这仅仅是中国诸多并不成功的主题公园中的一个样本。

上海迪士尼乐园即将在今年6月开业，不少旅游业者将目光投向了已发展约20年的本土主题公园，尽管如今也涌现出欢乐谷、恐龙园、方特、长隆等一批优秀的本土主题公园品牌，但大部分本土主题公园都是亏损或艰难盈利维持。

《2015年我国主题公园行业发展现状分析》显示，近10年来涌现的本土主题公园中，已倒闭的约占80%，给国内旅游业造成经济损失高达3000亿元。

为何本土主题公园这么多年依旧走不出亏损泥潭?本土业者与迪士尼、环球影城等海外主题公园差距在哪儿?上海迪士尼来了，本土主题公园何去何从?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近期经过各方深度采访和调研发现，选址和硬件问题、缺乏文化内容、盈利模式单一化、难有衍生品和缺乏创新等是造成本土主题公园失败的主因。但耐人寻味的是，即便如此，中国依旧是亚洲市场扩张主题公园最快的地区，一边失败一边却高速扩张的背后有着地产商开发其他产业的需求。

国内主题乐园“魔咒”

主题公园是一种以游乐为目标的模拟景观的呈现，其最大特点是赋予游乐形式以某种主题，围绕既定主题来营造游乐的内容与形式。园内所有的建筑色彩、造型、植被、游乐项目等都为主题服务，共同构成游客容易辨认的特质和游园的线索。

中国的主题公园开发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是市场催生的产物。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旅游热的兴起，使庞大的国内旅游市场被启动。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主题公园热”，包括各种森林公园、动植物园、地质公园、温泉公园、文化公园、海洋公园、历史文化公园等。本土主题公园基本呈三级阶梯结构：东部沿海分布较多规模较大，中部分布次多且规模不大，西部分布较少且规模较小。

根据《2015年我国主题公园行业发展现状分析》和市场不完全统计，截至2014年上半年，在中国有59家拟建主题公园项目，建设数量全球居首。到2015年，当年，我国共有21个主题公园开业，另有20个主题公园在建。

但上述这些只是具有一定规模和品牌的主题公园数字，还有更多的项目是开发者随意定一个概念便打上了“主题公园”的称号，比如随意安设一个大型观景鱼缸就叫海洋主题，抓一些萤火虫来就算“萤火虫”主题公园……假如将所有这些打上概念的项目都算成主题公园，那么近10年来，中国先后涌现了1000多个到2000多个项目。

“目前国内主题公园投资在5000万元以上的有300家左右，其中有一定品牌知名度、有良好经营业绩的主题公园只占比约10%，有约70%的主题公园亏损，有约20%持平。”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研究员魏小安坦言。

长期研究主题公园课题的华美首席知识专家赵焕焱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本土主题公园的投资非常有区域性，比如长三角、珠三角会居多，北京也散布一些，而其他区域则相对较少。

“通常具有一定规模的主题公园正常投资都应该在几十亿至数百亿元，因此回本是个漫长的过程，这需要业者有极专业的管理和很好的盈利模式，如果仅是打个概念，缺乏专业度则难以盈利，近10年来涌现出的所谓上千家的主题公园中70%～80%都难以盈利，只有华侨城、恐龙园等业者才盈利有望。”赵焕焱指出。

动漫产业国际联盟副秘书长崔俊超的《中国主题公园失败案例分析探究总结报告》中提及，1998年和1999年是我国主题公园建成开业的高潮期，然而诸多经营问题导致大量乐园关闭，引发“倒闭潮”。本土主题公园缺乏规划的直接后果是2/3左右的本土主题公园自生自灭，即便是目前尚存的主题公园，也有50%左右处于勉强维持阶段。这些数字与上述几位专家的数据基本吻合。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多方调研并查阅公开资料后了解到，这些年败走的本土主题公园层出不穷。海南中华民族文化村1997年上半年开业，结果每日接待游客仅200人，游客数量还不到景区员工的1/5，其每月平均亏损140万元，不得已在开业8个月后申请停业。1999年，投资5亿元的广州番禺飞龙世界倒闭。2004年，著名的东方乐园停业。占地803亩、耗资12.5亿元，曾经提出要融合艺术感的安徽六安金领欢乐世界如今门可罗雀。北京神州之旅和万通集团共同投资开发的“天工部落”项目占地2000亩，预计投资2亿元，其中一期投资为4000万元，2006年7月，内蒙古根河“天工部落”举行开盘仪式，可惜第一期建成之后，第二期却一拖再拖。2015年8月，长沙首家萤火虫主题公园在橘子洲沙滩乐园开放，仅开业几天，在长沙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的干预下，该项目被主办方叫停。

所有失败的本土主题公园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名噪一时的福禄贝尔。作为中国最早一批的主题公园代表，1996年开业时，福禄贝尔占地半平方公里，分为科幻城市、欢乐世界、梦幻风情等5个游乐区。然而福禄贝尔的高峰仅维持了几个月，之后一蹶不振，门票价格也从每张180元跌到10元。此后，福禄贝尔的资金链断裂，部分供应商甚至数次哄抢乐园设备来抵债。

大量失败的项目让本土主题公园被冠以“一年兴、两年旺、三年平、四年下、五年关”的“魔咒”。

中外差距在哪

缘何大量本土主题公园面临盈利问题?先看看海外成功的主题公园究竟是什么模式。

迪士尼和环球影城是典型的主题乐园成功代表，两者的共同点是首先有文化内容，这两个主题公园完全是基于电影内容和IP形象打造的。

“大家提到迪士尼，首先想到的是主题乐园，这并不准确，迪士尼最本质的业务是电影，内容为王是迪士尼产业链的基础，我们所有的衍生品开发都基于内容。”华特迪士尼公司中国区企业传讯部相关负责人黄晨这样描述。

迪士尼模式的第一步就是精良的内容制作。《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华特迪士尼美国总部采访时曾遇到《狮子王》的制作团队，该团队透露，在迪士尼，一部电影作品的内容要审核无数次，剧本和画稿可以堆满几个房间，一个看似几秒的镜头，要耗费数月去制作。《狮子王》的动画制作班底曾在非洲待了整三年，就为画出逼真的草原环境。

随后，迪士尼会有一群“幻想工程师”对表现形式作出大胆幻想，技术人员竭尽全力将这些想象变为现实。本报记者曾亲眼看见迪士尼将《机器人总动员》中的主角“瓦利”机器人制作出来，其内部系统可声控并与人类交谈。

“有了内容和科技，就会诞生一批知名的虚拟人物，比如米老鼠、唐老鸭，迪士尼乐园就是基于电影内容和虚拟人物而建设的主题乐园。”黄晨透露。

记者了解到，拥有知名IP的迪士尼对虚拟人物还做了细化分组管理，比如米老鼠算“通吃组”、公主系列是“女孩组”，《汽车总动员》是“男孩组”，而《复仇者联盟》和《星球大战》则是“男人组”。这些组别决定了迪士尼衍生品的开发市场——“女孩组”主打粉色裙装;米老鼠形象则覆盖婴童用品和各类生活日用品;“男孩组”主打汽车类玩具，而“男人组”则发掘高价消费品，比如迪士尼曾联手奥迪推出“美国队长”款汽车。

这些虚拟人物管理造就了迪士尼衍生品产业链，其开拓了电影、乐园、邮轮、服饰、出版物、音乐剧、玩具、食品、教育、日用品、电子类产品等一系列消费品。迪士尼主要的盈利来自于衍生消费品，公开数据显示，迪士尼乐园60%收益来自衍生品等二次消费。《狮子王》在电影下档之后等十多年间，以音乐剧形式全球巡演，依旧笑傲市场。

迪士尼消费品中国区总经理林家文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曾透露，迪士尼在华的电影票房可达人民币38亿元，1.85亿小时的观影时长;每年迪士尼英语的学习时长达300万个小时;迪士尼消费品目前在中国每秒钟可售出38件商品;迪士尼出版的书籍和杂志在华销售量达1500万册。

“比较一下中国本土主题公园，无论是欢乐谷、长隆、方特、世界之窗等，大多缺乏迪士尼和环球影城那样的内容基础，自然也就缺乏IP形象，本土业者也就难以开展衍生品业务。人们愿意为迪士尼、环球影城埋单是因为游客对虚拟人物有内心文化认同感，一个被打上迪士尼形象的消费品价格可能是同类商品的3～5倍。”赵焕焱指出。

本报记者研究发现，欢乐谷也曾重金聘请“外脑”设计卡通形象和商品，比如其开发过“欢欢”、“乐乐”和“小谷”玩具，可惜因难以得到消费者内心认同而销量平平。据不完全统计，本土主题公园的二次消费在整体收益占比仅10%甚至5%不到，缺乏内容和衍生品的本土主题公园收益单一化依靠门票。

“当门票成为唯一‘救命稻草’时，主题公园经营就会陷入危机，比如涨价不可能太频繁，一般3～5年涨一次，但各类成本是每年上涨的，一旦入不敷出则面临亏损。”佳琦旅游机构创始人瞿佳分析。

难道中国就没有优质的内容生产吗?当然不是。今年热销的孙悟空玩具就是基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大闹天宫》制作的衍生品。

“可惜的是，本土优质内容制作方没有迪士尼那样完整的授权产业链，结果导致盗版猖獗，正版官方的开发能力又非常有限，自我保护意识也不强。全国有很多主题景区内会有与美猴王有关的项目，但这些项目中的人物形象非常粗制滥造，大多并未获得美影厂的授权，山寨版乐园也会因形象较差而失败。”瞿佳坦言。

本报记者采访迪士尼获悉，迪士尼对于授权有严格规定，其在每个品类只选一家最优质合作方，对授权商品制作审核近乎严苛，差一毫米都是废品，以保证正版感。在迪士尼乐园内，扮演同一角色的演员要求微笑角度、动作、语调甚至签名都必须一致。而大量本土主题公园是缺乏如此细化管理的。

“此外，主题公园经营有个价值曲线——最初开园时是高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流会下滑，此时必须有创新项目才能再拉升客流。很多本土业者缺乏创新。我们就是看到这一点，所以一直在扩建，从恐龙园扩大到恐龙城。”常州恐龙园股份有限公司助理总裁吴静表示。

记者采访获悉，迪士尼秉承“乐园永远没有造完的一天”而频繁创新，且每次建设新项目都会建模型后用微型摄像机从各个角度拍摄，力求景致完美。加州环球影城则正在扩建哈利·波特项目。

“相对而言，本土业者的扩建和创新都有差距，大量主题公园只会盲目模仿，同质化。另有一些项目，比如天工部落、福禄贝尔等都在选址上有硬伤，交通不便，难以引流。”瞿佳指出。

既然大量项目失败，为何还有大批业者涌入主题公园?

“很多主题公园仅是个概念，开发商依靠这个概念可获用地，然后再打些擦边球，其可依靠住宅、别墅赚钱，只要回本获利，开发商根本不管主题公园经营如何。”赵焕焱透露。

迪士尼，是危是机?

上海迪士尼即将开园，本土业者会如何应对呢?

“我们今年3月即将开业东方盐湖城，这是个大型休憩旅游项目，加上我们原本的环球恐龙城，今年会启动‘双城联动’吸引更多客人。”中华恐龙园副总经理陈辉说。

为引客流，不少长三角业者都在积极增加新项目，上海欢乐谷市场部相关人员曾庆琴透露，玛雅水公园二期即将开业，且在今年5～6月时还会推出大型的水秀来吸引客流。

万达集团方面则透露，其将文化板块分为旅游、体育、影视和主题娱乐，其中旅游和主题娱乐将联动发展，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的想法是未来要叫板迪士尼，在其看来，迪士尼可在全球连锁化扩张，万达也可以做到。目前万达在武汉、长白山和西双版纳都有大型主题度假项目。万达模式是主题景区加酒店餐饮和商业，相比迪士尼乐园的标准化建设，万达系列主题度假区会更注重本地化特色，做到各个项目都独一无二。

除了扩建，由于看到文化内容对主题公园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多的本土业者都开始在演艺文化上发力。

“我们已看到迪士尼的优势，因此会在文化内容上下功夫，我们有专门的动漫业务合作，制作恐龙主题动画片，开发恐龙宝贝系列商品，目前我们的衍生品消费可占整体收益的30%左右，在本土主题公园中算比例非常高的。这是多元化收益的革新，不再单一依靠门票。同时，我们研发的《美丽新世界》、《疯狂恐龙人》等演出都是可独立演艺的产品，就像音乐剧《狮子王》那样，可全球巡演。”吴静告诉记者。

宋城则是靠演艺拉动园区客流的典范。其通过《宋城千古情》系列拉动了夜游市场，增加过夜游客和消费。宋城演艺2015年年报显示，期内该公司营业收入16.9亿元，同比增长81.21%，净利润6.3亿元，同比大幅增长74.58%。宋城演艺方面透露，其现场演艺业务为业绩增长的主要动力，去年“千古情”系列吸引观众2233.83万人次，同比增长53.42%。

借助上下游联动来引流迪士尼客源是又一大法则。

“上海迪士尼今年6月开业，很多人觉得竞争对手来了，但反过来想，这是商机，每年多了1000多万客流到长三角，如果我们可以抓住这些客流，那就是增加收益。”陈辉认为。

据悉，目前恐龙园等业者正在与旅行社商量如何做结合上海迪士尼乐园的产品，届时赴上海迪士尼的客人顺便也可到恐龙园游玩，恐龙园甚至可以开“直通车”来引流。

瞿佳表示，对旅行社而言，这些本土主题公园给旅行社的票价有折扣，加上部分业者对旅行社输送客源还有返利，那么旅行社会非常愿意将适合的本土主题公园打包到迪士尼线路中，让本土业者借上海迪士尼来“分一杯羹”。

第三篇：世界文化产业创意中心经济发展下金融企业文化创新

据世界文化产业创新中心讯：当前，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仅是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需要，更是文化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要清醒认识文化在提升国民素质、促进国家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充分凝聚来自各个层面的智慧，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更务实的举措，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深入思考、精心谋划、科学引领文化建设。总书记多次强调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求我们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对此，中央政治局号召全党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战略高度，表明中央对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对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趋势和走向更加清晰，信心更加坚定。

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充分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新趋势、新特征、新动力，不仅是经济战线要研究的大事要事，也是文化战线要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文化是民族发展的血脉、社会进步的灵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企业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金融文化，是金融企业创业之基、立业之本、展业之源、兴业之魂，是重要的软实力与核心竞争力，金融企业的持续稳健发展需要不断提升金融文化“软实力”，才能转化为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的“硬道理”。

所谓金融企业文化，就是金融企业在长期业务经营和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点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的总和。金融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培育优秀金融企业文化，增强金融软实力，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金融业声音，树立中国金融业形象，展现中国金融业魅力，体现中国金融业价值，是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提升中国金融业国际竞争力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由金融硬实力平面扩张的金融大国向金融软实力立体提升的金融强国转变的现实要求。

适应新常态，金融企业文化呼之欲出

中国经济转入“新常态”，对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传统行业转型升级、金融生态环境及中国金融业战略部署产生导向性、决定性的深远影响。在当前世界经济金融形势错综复杂、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艰难曲折、新兴经济体增长乏力、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现实背景下，中国金融业所面临的经济金融态势正发生新的演变。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经济的新常态必将催生金融的新常态。业界有识之士认为，当前金融企业文化建设领域已经出现一个“新常态”，而且是一种有文化自信的文化自觉新常态。具体概括来说：一是金融企业不断加强顶层设计，着力用企业文化引领支撑企业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二是金融企业不断促进深度融合，着力构建特色企业文化体系以融入管理、提升管理；三是金融企业始终坚持以文化人，着力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企业凝聚力、促进员工发展；四是金融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强化中国金融文化对世界经济新格局的文化影响力。中国金融业欲想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立于不败，金融企业需要重新审视新时代所赋予的责任与使命，需要历史地、辩证地认识金融文化建设的新常态，需要准确地把握和努力地适应金融文化建设的新常态，同时还必须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在一系列驱动因素中不断提升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以谋求新作为，实现金融文化建设新发展。

近年来，我国金融企业文化以金融企业价值观和金融企业精神为核心，通过突出对金融企业职工的尊重，重视金融职业道德和思想教育，强调精神文化力量和集体作用，不断凝聚金融企业职工的归属感、积极性和创造性，并以此提高金融企业的队伍素质，扩大金融企业的知名度，树立良好的金融企业形象，增强金融企业竞争力，取得了一定成效，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然而，在全球背景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以及互联网金融条件下看待问题，我们深感金融企业文化建设还面临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金融企业文化的创新，束缚了金融从业者的思想观念，影响了金融业的蓬勃发展。不充分认识、深刻反省、切实纠正金融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必然对金融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产生不良后果。

顺应新常态，金融企业文化需“反思悟道”

众多金融专业人士认为，目前我国金融业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实现由金融“硬实力”的平面扩张向金融“软实力”的立体提升转变，为此，要切实加强金融文化建设。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金融业已经基本实现了金融硬实力的平面扩张成为金融大国，当务之急应该再转变为金融软实力立体提升的金融强国。为达此目的，中国金融业要进行整体的“反思悟道”，要从思想上重视金融文化，从行动上建设金融文化，这关系到金融发展方式的转变进程，关系到金融软实力的提升，也关系到中国能否从金融硬实力平面扩张的金融大国真正转变为金融软实力立体提升的金融强国。对此，需要金融决策者、从业者以高尚的情怀、科学的精神、积极的态度，按照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断提升对金融企业文化本质的认识和把握，以金融企业文化的繁荣推动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为文化兴国、文化强国和文化兴企、文化强企做出更大贡献。

纵观中国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现状，尽管在一些中资金融机构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整个金融行业的实际情况来看，金融企业文化相对于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而言还显滞后。简单概括，一是缺乏切实可行的行业指导。2005年，首届中国金融论坛在北京诞生，这是“中国金融学会”和《金融时报社》共同创办的、中国最具权威的金融论坛。2010年12月21日中国金融文化论坛诞生，这个中国金融界、文化界都关注的论坛会成为中国金融业又一权威论坛。十余年来，中国金融文化建设通过举办论坛等形式交流研讨、宣传引导，在思想碰撞中创新金融文化理念，为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寻找内在驱动力，做出了不凡的贡献，但迄今为止，没有一部完整的金融企业文化发展纲要和指导手册。二是“老板文化过于强势”。金融企业文化是由金融决策者提出并付诸实施，由所有团队成员认知认可、自觉践行并传承给新成员的一套价值观、共同愿景、使命及思维方式。然而，金融企业文化在传承中经常遇到“新官不理旧账”、“各喊各的调、各吹各的哨”的各自为政尴尬，致使一些行之有效的文化理念不能持久在员工中内化于心、外见于行。三是“泛文化”现象盛行。其最突出的表现是所有的概念都喜欢冠以“文化”二字。诸如“贪大求快文化”“粗放经营文化”“发展趋同文化”“轻视法规文化”等，不胜枚举。诚然，如此“文化”现象并不见怪，怪就怪在既然叫文化，就得有文化内涵。但事实是，一些“文化”不离口的人，对自己冠以“文化”桂冠的事物或名词连自己都解释不清，又何以教人。更为甚者，一些理应对此做出正确解释的企业文化工作者和管理者，虽然自恃才高、满腹经纶，出口之乎者也，闭口子曰诗云，却也只是口中念念有词，而真正让其郑重其事释疑解惑便显语塞。四是金融从业者对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认识有失偏颇。目前金融企业文化建设没有对本质体系和载体体系进行界定，不系统、不科学，价值观概念雷同、混淆、错位现象严重。不少金融工作者片面地把金融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完全混为一谈，认为金融企业文化建设就是搞一些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活动，提出一些口号。更为甚者，有不少金融决策者想当然地把金融企业文化等同于员工的娱乐文化，导致在行动上将金融企业文化建设与经营管理形成“两张皮”。五是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缺乏特色、职工参与度不高、形不成合力、存在短期行为，缺乏一种常抓不懈的机制，缺乏一种持久的动力和发展后劲。金融企业文化旺盛的生命力和独特的魅力，来源于其自身独创性和持久潜移默化的身体力行。

融入新常态，金融企业文化当有所作为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新常态下，我们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让创新贯穿于金融业的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行业为蔚然成风。

历史的经验表明，中国金融业的蓬勃发展首先寄希望于一大批金融精英，也寄希望于广大的金融企业文化工作者。马克思曾说过，“银行家的话比牧师的话还重要”。然而，目前一些“金融家”的社会形象并不令人乐观。正如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所言：金融家不应是单纯的技术专家，更不应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也不应是诸如“庞氏骗局”的发明家，而应当是在金融这个特定领域精通专业、兼通其他，能够把握行业规律、掌控发展方向、带领行业前进的实干家；应当是有思想而非空想，有信仰而非迷信，有理想而非理想“化”的思想家；应当是对社会负责、严于律己、勇于担当的政治家。他们应以社会为己任，以行业长远发展为己任，不在乎一时的利害得失，不计较个人的功名利禄。中国金融文化建设能否成功，中国金融业能否抓住机遇继往开来，关键就在于此。

新常态下金融企业文化建设当有新思维。新常态大势不可违，我们必须积极调整心态、调整思路，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要求，紧密结合“一带一路”和互联网+，着力解决认识跟不上、观念不适应等问题。用辩证的思维认识新常态下的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用新的视角分析、用新的理念谋划、用新的方法推动金融企业文化建设，自觉把金融企业文化建设放在金融业发展的战略全局上，从人、财、物上予以支持，从组织实施上予以引领，从自觉践行上予以带头，从机制上为其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和物质支持。

新常态下金融企业文化建设当有新活力。经济发展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作为金融企业文化建设者，如果仅靠过去那点知识家底、靠传统的思维和惯常做法干工作，难免会“老马拉新车”，很难驾驭。因此必须适应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养成持续学习知识、思考问题、研究工作的良好习惯，做到既钻研宏观、又熟悉微观，既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提升理论水平，又研究解决重大金融发展、金融文化建设问题，不断增长实践才干，真正成为领导金融文化建设的行家里手。

新常态下金融企业文化建设当有新作为。一是顺势而为。要消除畏难观望、徘徊不前的心态。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大力倡导和弘扬良好的精神状态、务实的工作作风，大力激发和凝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大力营造和拓展肯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浓厚氛围，以积极有效的作为和实实在在的业绩，为金融企业文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二是主动作为。在新的发展阶段要主动作为、敢于担当。要坚持把改革创新的理念和金融文化创新的理念贯穿于各项工作之中，破除新常态下各种困难和瓶颈制约，不拘常规，激发创造、创新活力和发展动力。

新常态下金融企业文化建设当有新作风。金融企业文化建设是金融从业者的精神风向标，其作风的好坏、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金融事业的成败。面对新常态，一是作风要“实”。要把心思用在干事业上，把功夫下在出实招办实事上，把精力集中在抓落实求实效上。二是作风要“正”。“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守住底线、洁身自好，克服特权思想。三是作风要“公”。把公道正派作为职业操守、履职之要。四是作风要“廉”。要带头遵守纪律，清正做人、廉洁为官，严格执行各项组织纪律，不碰纪律“红线”。五是作风要“快”。强化效率意识和争先进位意识，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用心想事、激情干事，让效率成为金融企业文化建设者的执着追求。

人生需要信仰驱动，社会需要共识引领。在当前尤其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金融企业文化建设，高度重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华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的先进时代文化理念。核心价值观是金融企业最根本的价值观，是金融企业行为规范制度的基础，是金融企业最宝贵的文化资源，是全体员工奉行并坚守的整体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金融企业文化建设要特别关注金融企业的发展模式、创新和高素质的团队，要特别关注文化融合和跨文化协调，要特别关注如何化解中国金融企业走出去的文化冲突和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的金融企业文化传播等热点问题。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实施，将有越来越多的金融企业“走出去”，金融企业文化自然也会随之走出国门。“走出去”的金融企业不仅代表着企业自身，也代表着整个中国金融行业的形象。因此，中国金融企业，尤其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国有金融企业，更应加强自身文化建设，树立良好的金融企业形象与国际形象，努力为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助力添彩。

第四篇：世界文化产业创意中心杭州银行唯文化创意不可辜负

据【世界文化产业创意中心】讯：众所周知，文创企业“轻资产，小散弱”的特点决定了企业很难获得资本的支持，“融资难”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企业做大做强和产业发展强大的瓶颈问题。

但某知名创投圈人士告诉记者，“其合作的文创企业小到100万元，大到上亿元，不同行业、不同融资需求的文化企业都能在杭州银行石景山文创支行得到金融支持，甚至是一整套投融一站通顾问服务。”

那么这家银行是如何做到的呢？记者带着文创企业的“烦恼”来到杭州银行石景山文创支行一探究竟。该支行相关负责人岳玉娣告诉记者，“杭州银行在文创特色支行的业务上设置了区别传统业务特殊管理体制。”

如：特殊的客户准入标准、特殊的信贷审批流程、特殊的风险容忍政策、特殊的业务协同政策等，解决文创企业信贷业务审批难的问题，都是一种金融创新。

帝都唯一一家文创支行

投放9亿服务百家文企

2014年，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等新型、高端服务业发展与相关产业深度融合的重要部署，党中央、相关部委、人民银行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文件。

而北京作为我国文化中心，文化产业增加值正以年13%的速度蓬勃发展，引领着全国文化大发展的浪潮，文化产业已经当之无愧成为北京市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因此，建立专业化的文化金融机构，既是顺应地方经济发展趋势，转变发展方式的现实需要，又是拓宽北京文化企业的融资渠道，丰富文化金融服务手段的内在要求。

在此背景下，2014年5月，杭州银行石景山文创支行应运而生了。该支行是杭州银行在京设立的专为文化创意类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特色网点，也是本市唯一一家以“文创”命名的银行。

“应时而生，更顺势而行。沿袭杭州银行在杭州地区的文化金融创新模式，经过两年的实践，文创支行这朵最初的‘小荷’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以专业的服务体系、创新的金融产品服务了近百家文化企业，信贷投放超过9亿元。”据上述相关负责人介绍，服务的企业涉及影视行业、新媒体行业、动漫游戏业、现代出版业、设计服务业、教育培训业及其他文化辅助行业等多个北京市文化创意重点产业。

“轻资产、高成长”文企

纳入“准投行”发展思路

针对文化企业普遍存在的“轻资产、高成长”的特点，杭州银行是如何突破制约企业做大做强和产业发展强大的瓶颈问题？

据上述负责人介绍，杭州银行根据文化企业属性开发了系列创新产品（如影视类夹层融资、银投联贷、新三板挂牌贷等），解决其融资问题。

在金融产品方面，研究并开发出知识产权、企业无形资产和制作权等质押方式，以解决文创产业普遍缺失抵（质）押物的问题，并在现金流控制、账户封闭管理基础上，开发出相关的信用类信贷品种。

在渠道方面，杭州银行与政府机构、交易所、园区、信托、证券、投资机构等进行联动，通过渠道拓展客户广度及深度，设计相应的风险缓释类产品。

此外，杭州银行根据文创类企业特征，在服务过程中纳入“准投行”发展思路，为企业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包括将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结合，为企业提供并购、定增、投资顾问、资源引入以及短融中票、发行债券、上市公司股东融资等一揽子服务，切实解决“文创金融”客户的发展需求，支持文创资本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整合。

与政府、园区、证券、创投等各方联动

整合产业资源形成“文创+”多方合作

同时，杭州银行还将渠道资源整合和平台化运营作为文创金融的重要商业模式和基础客户来源。

而渠道平台运营模式体现为多方联动，加强与政府部门、创业风险投资机构、证券基金公司、担保公司、文创园区、股权交易所、行业协会、会计律所等各方力量的联动，构建多方合作平台，形成文创金融一体化服务战略联盟。

其中在政府机构合作方面：杭州银行与北京市各区文创办、金融办等政府平台合作，2015年与石景山区政府共同发起了北京市第一单“风险补偿金贷款”业务。

在园区合作方面：杭州银行与中关村科技园区、北京市各文创园区广泛合作，不仅支持园区自身建设，更是打造“文化与金融融合”创意园区。

在创投公司合作方面：杭州银行通过与各类私募投资机构、政府引导基金等建立合作联系，为其提供配套文创金融服务。

在证券公司合作方面：杭州银行同证券公司合作，共同服务“新三板”客户、高成长“起飞计划”客户、上市及拟上市“卓越计划”客户等三大客户群。杭州银行为三类客户提供优惠优先的信贷融资支持，同时开展上市公司并购业务和股东融资业务。

在产业资源方面，杭州银行以自身作为平台，促成客户、第三方机构及政府三方面的渠道融通，实现文创产业资源的有效整合，建立投融一站通银、政、企、投大平台，从而形成“文创+”多触角纵深化合作关系，促进各方共赢发展。

在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方案之外，杭州银行还为客户引入除信贷资源外的其他资源（包括行业信息、直接融资渠道、财务管理等），通过政策引导、项目对接、信息服务、业务培训、信用增进、资金支持等方式，有效促成行业内资源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并推动文创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例如，针对部分中小型文创类客户，杭州银行除了提供金融产品，也会考虑其发展状况为其引荐创投机构，提供财务顾问服务等，尽可能减轻其财务成本，获得有效的融资途径。

在上述负责人看来，文化产业的春天已经来临，在唯文化与创意不可辜负的创业时代，杭州银行北京石景山文创支行的愿景是将金融创新的春风化作如油的春雨，滋润北京这片文化热土中发芽的“希望之苗”。

第五篇：世界文化产业创意中心：海外古籍踏上数字回归路（范文）

据【世界文化产业创意中心】讯：存藏于海外的典籍是中华璀璨文化的重要见证，是厘清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007年以来，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大框架下，国家图书馆负责与海外藏书机构合作，制订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海外古籍调查工作，并促进海外中华古籍以数字化方式回归。

启动海外古籍调查

2015年4月，国家图书馆馆员刘明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美国，他此行的任务是为埃默里大学神学院的5000册中文书籍编目，为期3个月。苦等多年之后，淹没在西文书库里的中文古籍终于迎来了“知己”。“第一感觉是它们很孤独、很凄凉。”刘明至今难忘与那批古籍初次见面的场景。这也使他更加坚定信心，让这批古籍为世人所见、所用。

刘明进行的编目工作是我国开展海外古籍保护计划的一部分。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此后国家图书馆陆续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展开合作，对存藏中华古籍进行调查。2014年，国家图书馆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启动“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以进一步摸清海外中华古籍存藏情况，并将珍贵古籍进行数字化回归。

“史在他邦，文归海外。”这是郑振铎先生多年前对于中华古籍流失海外的感慨。“流传海外的珍贵典籍，有的出自文化交流、赠送、交换、贩售，有的则是被掠夺、偷运，或是非法交易、走私等。据估计，海外中华古籍收藏数量超过300万册件。”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介绍。

调查中华古籍在世界各地的存藏状况是推动海外中华古籍数字化合作的前提。2015年3月，北美东亚图书馆年会召开。张志清在大会上介绍了“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得到了北美图书馆界的积极响应。

埃默里大学图书馆馆员王国华在得知这一信息后很是兴奋，因为她知道，在该大学神学院的书库里有一批中国古籍尚未编目。这批书籍约在20世纪初由美国传教士从中国带回，以了解中国国情。1980年，这批古籍由美国宗教机构赠与埃默里大学神学院，存放在学院图书馆里。由于缺乏研究中文古籍的馆员，这批古籍一直被封存在书库里。

刘明克服了语言和技术障碍，用3个月时间圆满完成任务，《美国埃默里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藏中文古籍目录》一书近日在国内出版，收录中文古籍320余部。“我回国后不久，收到一封埃默里大学神学院的邮件。说耶鲁大学神学院的一位教授通过系统搜索到我录入的一本书，并进行了远程预约。”刘明说，这让他感受到了工作的价值。

目前，国家图书馆已完成“海外中华古籍书目数据库”一期建设，累计完成包括美国、加拿大、西班牙、日本4个国家30家单位24万条（含子目）书目数据建设。

珍稀古籍回归世人视野

2013年，国家图书馆馆员刘波就远赴美国，为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馆藏善本方志写书志。当一年的工作即将结束时，他收到一封邮件，内容是美国洛杉矶汉庭顿图书馆发现一册（两卷）《永乐大典》，但不明价值，需要专业人士鉴定。刘波马上飞到洛杉矶。“看到实物后，我心里非常激动。”刘波回忆，这册《永乐大典》此前没有著录，并且来路清楚，尺寸、行款等细节也与国内真本一致，基本可以确定是真本。后经过多方证实，确认为目前世上发现的第419册《永乐大典》，是具有很高文献价值的稀世文物。

“海外收藏的古籍多有珍善版本，甚至还有不少是孤本秘籍。其中，甲骨、竹木简、敦煌遗书、宋元明清善本、拓本舆图和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等，在海外都有珍稀孤罕的藏品。”张志清表示。

“在调查过程中经常会有惊喜，那不仅是眼前一亮，简直是两眼放光。”张志清说，在英国牛津大学波德里安图书馆，他看到了明代钞本《顺风相送》，第一次记载了“钓鱼舆”。另一份则是《塞尔登地图》，这份绘制精准的航海图此前一直存放在西文舆图馆，并认为由西方人绘制，直到近年才发现绘制者是中国人，绘制时间为明万历年间。还有一本《指南针法》，详细记录了指南针的使用方法。这些古籍的意义非常重大。

实现流散海外的珍品古籍数字化回归是“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的最终目的。据了解，目前，已经取得重要成果。海外《永乐大典》的数字化回归卓有成效，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馆藏19册、英国国家图书馆藏25册、美国汉庭顿图书馆藏1册《永乐大典》已经实现了数字回归。《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永乐大典〉》等也已经影印出版。

此外，法国国家图书馆还向中国国家图书馆捐赠该馆馆藏《圆明园四十景图》高清数字版本。《圆明园四十景图》是乾隆元年（1736年）宫廷画师沈源、唐岱依据圆明园实景绘制而成的，具有极高的文物和艺术价值。这是“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开展以来的第一项重要成果。

为进一步做好海外中华古籍的回归工作，国家图书馆于2014年启动“海外中华古籍书志书目丛刊”“海外中华古籍珍本丛刊”两大海外中华古籍回归项目，前者编纂出版海外所藏中华古籍目录，后者对珍稀古籍采用仿真影印的形式出版。如今，众多海外中华古籍如百川入海，聚首出版。如《文求堂书目》、《西班牙藏中国古籍书录》、《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善本方志书志》等均已出版，惠及众多国内外学者。

增进中外文化交流

张志清坦言，在海外中华古籍调查过程中，有两种感受特别强烈。一方面，走进世界各地收藏机构的库房，看到先人创造的智慧结晶，不禁发出声声惊叹，心中升腾出无限感慨。另一方面，通过与外国馆员进行真诚的交流，相互学习和借鉴，双方逐渐有了学识上的认同，甚至心灵上的沟通。

“海外中华古籍调查不仅仅是调查古籍，更是文化的交流、学术的交流、文明的交流。”张志清说，这个过程不但使我们了解世界，也让世界更加深入地认识我们。

“在开展海外中华古籍调查的过程中，我们结识了许多国外收藏机构从事中华古籍保存与研究的馆员。他们是如此热爱中国文化，用尽毕生心血学习和整理中华古籍，他们值得我们尊敬。”张志清很有感触地说，大英图书馆中文部负责人吴芳思一生研究敦煌遗书，她热爱中国文化，对中国人特殊地关照；牛津大学波德里安图书馆编目员何大伟最大的愿望就是，有生之年将馆藏所有中文古籍进行编目；已故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李福清热爱中国民间文学，不遗余力地研究中国小说、年画和民俗。他们利用馆藏开展了有效的学术工作，同时也为世界传递中国文化的博大与精深。

当然，在开展“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过程中，也遇到了困难和障碍，包括资金不足、体制不够完善、国家顶层设计缺失，另外，我国需要进一步培养古籍功底扎实的国际化人才，等等，这些都制约了项目实施的进度。“但是，我们有坚定的信念，一定会不遗余力，一步一步向前推。”张志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