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医药行业职务犯罪的特点

第一篇：简析医药行业职务犯罪的特点

简析医药行业职务犯罪的特点、原因和预防对策

近年来，医疗行业中一些单位和医务人员利用药品采购的机会，收受贿赂，接受回扣。它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败坏了社会风气。医疗行业腐败形势较为严峻，应当引起足够重视。预防药品采购投标、招标中的贿赂犯罪，是检察机关当前和今后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任务。为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寻找新对策，不断探索预防药品采购中的职务犯罪工作的新路子，积极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服务，有力保护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根本利益，我院对今年九起医疗行业在药品采购中涉嫌受贿犯罪的案件进行了调查，并就案件的特点、发案原因及预防对策作了一些分析和思考。

一、主要犯罪特点

一是药品‚回扣‛形式多样，诱发受贿犯罪突出。从全国目前药厂来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制药企业的生产规模小、设备差、产品技术含量低，许多药品供大于求。在此情况下，部分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只有靠回扣这种非正常的营销方式，刺激医疗机构和医生大量用药，以达到多挣钱的目的。因此，药品‚回扣‛方式多种多样，真可谓五花八门。主要的回扣方式有：第一，现金回扣方式;第二，实物回扣方式;第三，免费旅游回扣方式。上述诸多方式，对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人员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从而诱发职务犯罪也十分突出。仅今年在九起受贿案件中就有8起为收取‚回扣‛而涉嫌犯罪。由此可见，因药品‚回扣‛而诱发犯罪是目前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二是涉嫌犯罪以带‚长‛字号的人居多。在九起药品‚回扣‛涉嫌受贿犯罪案件中，医院院长(副院长、书记)就有3人，药房部主任(处长、副处长、科长)7人。由于这些带‚长‛字号的人都是各医疗单位的关键人物，因此也就成了药品经销商们采取回扣方式‚进攻‛的目标。

三是医药行业具有连串性。据调查，这九起案件中有医药投标单位、有医药招标单位、有医院，重点涉及到医药招标投标、医院药剂等部门主要负责人。这些人员往往利用自己的权力大而进行受贿(拿回扣)。

四是犯罪行为较为隐蔽，案件潜伏期较长。从调查了解到的情况看，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是医药公司或药厂的推销员、医药代表的营销手段不断推陈出新，采取单线联系、开联络会、药品推广会、药品发布会等形式，把医疗单位的相关人员请出医院，进行暗中交易；第二种是对有处方权的医生，药品经销商并不急于要求医生在一定时期内大量使用某一种药品，而是采取适量增加，最后达到批量购药的目的，这样不易被院方注意和发现，收受处方回扣费便是轻而易举的事。上述表现形式，使药品‚回扣‛诱发职务犯罪更加隐蔽，有的案件潜伏期长达7、8年之久，有的甚至还要更长些，从而增大了查处的难度，同时也给预防药品采购中的职务犯罪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主要犯罪原因

药品采购中诱发职务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体制上的原因，也有机制上的原因，还有管理监督不力等诸多因素。通过大量调查和对案例进行认真分析，目前药品采购中诱发贿赂犯罪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管理、监督不力是药品采购中产生贿赂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少发案单位只注重内部的业务建设，而忽略了对领导和关键人员的管理和监督，有的单位监督机制不健全，而有的虽然建立了监督机构，但要看领导的眼色行事，没有认真履行监督职能，形同虚设，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监督，导致一些有职有权的人员失去了应有的监督和制约，在单位购进药品或医疗器械时，毫无顾忌地大捞好处费，从客观上给犯罪分子创造了受贿的便利条件。

二、药品营销形式多样，极具诱惑力，是产生受贿犯罪的外部原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和发展，这无疑给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但是，也面临严峻的挑战，药品的生产、经营也随之竞争激烈。因此，一些药品生产、经营企业，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千方百计地想出各种招数来争夺客户，在药品‚回扣‛的数额上，更具吸引力和诱惑力。从而导致一部分医疗机构中的公职人员，经不起营销这种非正常方式‚进攻‛的诱惑，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三、以药养医，以谋福利为幌子，私设小金库是诱发单位犯罪的内在因素。有些医疗单位的领导人钻医疗体制改革的空子，借药品营销竞争激烈之机，打着以药养医、为单位谋取福利的幌子，私设小金库，大肆聚集钱财。在以药养医方面主要有三大招数不按规定收费：第一种主要表现在药品价格方面，不按规定时间及时降价销售药品和超过物价部门规定的价格或者差价率销售药品；第二种主要表现在医疗服务方面，比如：自立项目、自定标准擅自收费，提高标准和扩大范围收费，肢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已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继续收费等等。第三种主要表现在一次性医用卫生材料方面，违反规定标准乱加价和乱收费。往往这些‚额外‛收入以药养医为本单位职工谋福利为名，大部分进入了单位小金库。有的医疗单位所收取的药品‚回扣‛费，也进入了小金库，从而导致了单位受贿犯罪案件的发生。

四、法律意识淡薄，是导致医疗行业职务犯罪的主观原因。近年来，国家为了加速对医药、卫生行业的各项改革步伐，陆续出台了不少的政策、法规。但是，由于相当一部分单位的领导对政策、法规的学习和贯彻不够重视，缺乏对干部、职工进行必要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导致部分医药、卫生行业工作人员思想道德观念淡化，法律意识淡薄，在药品的采购中违法、违规，有的直至严重违法犯罪。如在查办某医院涉嫌受贿犯罪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的行为是这样认识的：‚自己在采购药品中，虽然自己得了一部分‘回扣’，但大部分‘回扣’款都归单位所有，而且现在社会风气就是这样，我不收，别的人也要收，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触犯了刑律。‛有的单位对受贿认识模糊，界限不清，认为单位收取的是药品的让利费或者是折扣费，这属于正常的经济交往活动，算不上是单位受贿。由此可见，在医疗行业部分工作人员中，思想道德观念和法律意识是如此之淡薄，这是导致职务犯罪的主观因素之所在。

三、主要预防对策

药品‚回扣‛诱发职务犯罪是当前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问题。因此，积极探索医药卫生行业职务犯罪预防对策，有力减少和遏制医药卫生行业职务犯罪的滋生和蔓延，意义非常重大。

一、积极建立药品、医疗器械采购公开招标投标的竞争机制。药品、医疗器械是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的特殊商品，如实行过去传统的购销方式，会出现很多问题。一是导致药品价格居高不下，加重患者经济负担；二是药品、医疗器械的质量得不到保障，直接危害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三是致使国家税收大量流失，市场经济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四是极易诱发行贿、受贿犯罪等。实行药品、医疗器械集中采购招投标，是国家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要求。因此，各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及医疗单位，要充分认识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疗器械采购集中招投标竞争机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积极探索药品、医疗器械集中采购，自行组织招投标和在网上采购招投标的有效途径。各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在组织药品、医疗器械集中采购时，可邀请有关监督职能部门和检察机关参与到招投标各个环节，实施有效的监督，确保招投标工作依法进行，规范有序，真正做到公开保公平，公平保公正，切实降低药品、医疗器械采购成本，确保药品、医疗器械质量，真正让利于民。从机制上解决诱发医药、卫生行业单位及个人行贿、受贿犯罪的治本性问题。

二、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充分发挥监督制约的职能作用。药品‚回扣‛诱发职务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监督制约不力，而给职务犯罪留下了空间。因此，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充分发挥监督制约的职能作用，是预防行业腐败和职务犯罪的关键。

1、建立主管局的管理和监控职能。在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管理上采用‚宏观控制、重点检查‛的方法，参与医院药品和医疗器械的业务管理。即由卫生局的下属职能部门对各医院进行跟踪管理，及时掌握情况，进行行情分析，宏观控制各医院业务状况。同时，不定期地实行重点抽查和有针对性的检查，将检查情况与该医院领导干部及部门负责人的目标考核挂钩。

2、加强医院内部的自我管理和监督。（1）成立药品、医疗器械管理委员会，负责全部的采购任务。各科室需要药品和器材，列出计划，统一上报管理委员会采购，杜绝各科室甚至医生私自使用药商推销的药品或器械。（2）成立验收购进的药品、器械的生产厂家、性能、使用期效等进行验收，统一归库。（3）发挥内部纪检、监察的监督作用，实行纪检监察无禁区。对医院的重大决策，各科室的收入和支出有权进行监督，并提出监督意见，有关部门应限期整改。

三、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力度，增强公职人员的法制观念。当前一条深刻的教训是：相当一部分单位的领导对法律、法规、政策的学习和贯彻不够重视，缺乏对干部、职工进行必要的宣传教育工作，干部、职工的法纪观念淡薄，直至诱发职务犯罪。针对这一深刻教训，各卫生行政主管机关及医疗单位，要引起高度重视，把加强对干部、职工进行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在搞好宣传教育的同时，结合本单位、本行业的典型案例开展有针对性的警示教育，切实增强医疗行业人员的法制观念及抵御不正之风和预防职务犯罪的能力。

四、加大打击力度，发挥法律的权威性和震慑作用。从我院查处的医疗系统犯罪案件看，犯罪人多是带‚长‛字的管理者，但对医生的医务活动是否是‚从事公务‛，临床医生收受回扣是否属于‚在经济往来中‛，目前还存在争论。为此一要完善立法，使得卫生系统职务犯罪的打击有法可依。现行《刑法》对受贿罪的主体界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其中包括‚从事公务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情形，受贿罪的客观行为界定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在经济往来中‛。因此，医生是否可以‚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医务活动能否界定在受贿罪的条件中，都必须由法律作出明文规定。有了明文规定，才能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打击职能犯罪的威胁力，也使广大的医务工作者明白什么是合法行为，什么是违法行为。二要积极开展预防医药卫生行业职务犯罪工作，对那些严重违反《招标投标法》和国家《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进行招标、投标的行为，要积极建议卫生行政主管机关，进行认真查处和规范。对利用职权，以权谋私，大肆贪污受贿已构成犯罪的，检察机关要依法予以坚决打击。三要加大对职务犯罪的处罚力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对职务犯罪量刑偏轻、缓刑偏多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刑罚的惩戒作用。因此审判机关在符合法律量刑幅度内，应多判实刑，充分体现法律的权威性和震慑力。此外，对不构成犯罪的贿赂行为也要加大打击力度，要利用党纪政纪、行政规章制度来调整这些行为，严肃处理，决不姑息。

第二篇：职务犯罪的特点及打防对策

当前职务犯罪的特点及预防

职务犯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贪污贿赂、徇私舞弊、渎职滥权、玩忽职守，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破坏国家对公务活动及社会正常秩序的法律规范，应当处以刑罚的行为。其主要特征是权力私有化、商品化、非法化，其犯罪造成的危害较之其他刑事犯罪更严重，是一种严重的腐败现象。反腐败斗争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命运，甚至是生死存亡的严峻斗争。如何加强对职务犯罪的惩处，有力推动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维护社会稳定，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成为当前和今后亟须解决的课题之一。现根据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近年来审理职务犯罪案件的情况及有关案例，对当前职务犯罪的的特点、成因及预防进行简要的分析和探讨，不当之处，敬请评判指正。

一、职务犯罪案件的类型及特点

2009年至2011年3月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审判职务犯罪案件的情况：共审结各类职务犯罪案件53件60人，其中2009年审结19件22人（贪污案件5件5人，受贿案件6件6人，玩忽职守案件4件4人，挪用公款案件4件7人）；2010年审结24件26人（贪污案件7件7人，受贿案件3件3人，玩忽职守案件1件1人，挪用公款案件7件7人，徇私枉法案件2件3人，徇私舞弊案件1件2人，徇私舞弊少征税款案件3件3人）；2011年1至3月审结10件12人（贪污案件2件3人，受贿案件1件1人，徇私舞弊案件2件2人，徇私枉法案件1件2人，玩忽职守案件2件2人，挪用公款案件2件2人）。通过对以上案件进行研究分析发现，现阶段职务犯罪类型多样，呈上升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发案点多面广，涉及各个领域。前几年，该院辖区职务犯罪主要集中在建筑和金融领域。上列案件中，涉及政府部门11件，金融系统8件，财税系统3件，粮食系统6件，土地部门7件，教育系统4件，公安部门2件，工商部门3件，其他部门和系统9件。涉案范围在扩大、行业在增多，职务犯罪已涉及社会管理及相关行业各个领域，而其中腐败犯罪案件占90%以上。

（二）发案数呈上升趋势，大案要案增多。从上列案件数量看，2010年比2009年上升26.32%，2011年1至3月比2010年同期上升37.5%。从职务犯罪的绝对人数看，2010年比2009年上升18.18%，2011年1至3月比2010年同期上升近50%，呈逐年上升趋势。从犯罪对象来看，不仅涉及单位负责人，而且涉及面扩大到一般工作人员。2009年至今年3月该院共判决科级及以上干部和有关单位负责人职务犯罪案25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47.17%。从案值来看，前几年案值多在1万元以上3万元以内；而近几年来该院审判的案值5万元以上、达100万元的大案达17起，占审结案件总数的32.08%。

（三）窝案、串案犯罪形态显著。职务犯罪往往发生于关联岗位、行业系统、上下级关联人员之间，他们往往利用公共资源结成错综复杂的利益体，互惠互利，互相包庇。一旦案发，往往是一挖一窝，带动一串。如发生在许昌市土地管理系统贪污受贿窝案（4案4人）、税务系统的徇私舞弊及玩忽职守串案（2案3人）就是典型例子。有的企业高管内外勾结，借改革、改制之机侵吞国有资产，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

（四）涉案人员中，具有领导职务的人员多起重要作用。一类是在工作中利用职务和权利进行职务犯罪。如原许昌德润粮油贸易有限公司主管会计牛成志因利用职权挪用卖粮款20万元用于抄股，被检察机关以涉嫌挪用公款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另一类是在单位内部或上下级之间，具有领导职权的人员利用权力攫取钱财，索贿受贿，又以此操纵权力，形成买官卖官之风。许昌市国税局原局长姜国仕，以职务晋升、职级调整、工作调动等为由，收受其34名下属人员的贿赂。另外，其还接受了5个建筑公司为承揽工程而进行的贿赂。对于巨额财产姜国仕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法院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万元。

（五）职务犯罪的影响及危害严重。对公职人员行为的底线要求要高于普通群众，这是由公务人员的职责及权力性质所决定的。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人民群众对贪污腐败、不认真履行职责的行为深恶痛绝。相对于其他犯罪来说，由于职务犯罪具有隐蔽性、成本低、易成功、获利大的特点，使职务犯罪屡禁不止，在一些重点部门甚至出现“前仆后继”现象，成为国家的一大疾患。职务犯罪行为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损害的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直接的影响就是败坏了社会风气，降低了社会和公众的道德底线，使社会价值观畸形，荣辱观被颠覆。比如把干实事讲诚信的人看作迂腐不随流，把圆滑投机看作是有能力，把敢于胡搞看作是有魄力。深层次地影响：将是党群干群关系割裂，使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最终影响执政基础，使和谐社会名不副实。

二、职务犯罪的成因及分析

职务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职务犯罪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政治工作薄弱，认识不清。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队伍的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发扬光荣的优良传统。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决定了公务员不可能是高工资高收入的阶层。而不同的行业、地区、社会成员间的经济收入和待遇差距较大，甚至有些人不正当暴富，势必会刺激其他社会成员，也使一些公务人员出现心理失衡，一旦有条件和时机，便会产生利用职务进行犯罪的念头。一般地说，一个单位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较好，职务犯罪案件发生的机会就少。从职务犯罪的情况看，90%以上的涉案单位认为教育学习是软指标，导致重业务和经济，轻教育和学习。特别是有的单位领导发现本单位发生职务犯罪时，不能及时采取积极措施，还为当事人说情，甚至纵容包庇犯罪。作为职务犯罪者个人，平时不讲学习，放松思想改造，导致自己走向犯罪道路。

（二）特权思想和贪腐文化影响深远，余毒犹存。职务犯罪的主流是贪腐犯罪。解放六十多年来，我们进行了大力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思想教育，但官本位特权思想仍没有得到根除，还有一定市场。同时，外来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袭，对国人的思想观念起着潜移默化的腐蚀作用，一些公职人员经受不住考验，走向了职务犯罪的深渊。

（三）制度棚架，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是职务犯罪发生的重要原因。各单位都有其规章制度，国家的法律法规也已逐步健全。但有的单位规章制度的执行不尽人意，流于形式。在这样的单位里，对领导的权力失控、约束不力，其个人意志常常会因没有压力和牵制而随意发挥和运用，权力进而演变为图谋私利的工具；正因为制约监管不力，才使一些人为所欲为。究其原因，有其个人原因，也与现行对公务人员特别是官员的监管制度不足、不力有直接关系。目前的监管还主要是组织上的监管，缺乏全面性；而群众监督方面又缺乏制度性保障，没有建立起规范的权力参与机制。原中央储备粮许昌直属库综合科科长吕文志兼任许昌德润粮油有限公司经理期间，由于缺乏监管，于2009年6月将未入账的27万余元公款据为己有，被法院以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而其所在单位在同时期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发生多起贪污挪用、私分国家财产案件。

（四）惩处不能罪当其罚，打击力度不够。职务犯罪人员基于自身优势，往往有其不同程度的关系网、人情网，对查处职务犯罪造成不利影响。在打击职务犯罪方面，由于制度性原因，一般情况下先由纪检监查部门查处，或作内部处理。在一些情况下，查处力度不够。即使进入了司法程序，仍可能因权利或人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造成刑罚力度不够，判决适用缓刑、免刑等非监禁刑的太多，目前全国职务犯罪案件适用缓刑等非监禁刑的比例在50%左右。职务犯罪案件量刑不平衡和非监禁刑的较多适用，引起社会关注，造成负面影响。这种状况使法律的权威和正义得不到有效伸张，群众的不满情绪得不到缓解，使刑罚的惩戒功能不能充分彰显，反而使职务犯罪成本大大降低，使犯罪者有恃无恐，甚至出现一些问题公职人员“带病”升迁的怪现象，屡遭公众抨击。如曾轰动一时的原卢氏县县委书记杜保乾，在任卢氏县县委书前就被举报和查处，但由于种种原因，仍“带病”一路高升，结果是其更加肆无忌惮，变公权为私权，贪污受贿、打击报复，走上犯罪道路，被判处徒刑16年。真实害民又害己。

三、对职务犯罪的惩戒和预防。

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是历史性课题，具有长期性、艰巨性。打击是惩治职务犯罪的治标措施，预防才是治本之策。在反职务犯罪方面，应当建立健全反职务犯罪的法律体系、监管体系、教育体系和考核机制；可以借鉴国外反职务犯罪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反职务犯罪工作的机制。我们认为预防职务犯罪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完善反职务犯罪法律体系，预防前移，防范职务犯罪发生。

一是在现有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应建立反职务犯罪法，将对职务犯罪的立案、侦查、审判、执行进行专门规范，实行专业化管理，提高质效。避免在反职务犯罪方面标准不

一、职责不清、管理混乱。

二是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加强贯彻执行力度，将预防重心前移，做到提前防范，消除职务犯罪的条件和机会。如对公务员法、会计法、税法、公路法等部门法律法规进行充实和完善，切实加强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使这些法律法规确实成为有权部门、相关行业及公务人员操守的行为规范、自律自警的意识、思考问题的红线，做到职务犯罪预防前移和全面预防。

三是执法检查应当常态化，不应当形式化。常态化的执法检查可以是有计划的、随机的，还可以根据投诉、申诉线索而进行。执法检查常态化能够起到预防职务犯罪的积极作用，既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又能够威慑职务犯罪的发生，是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健康发展的有力推手。

四是认真落实对公务人员的制度性保障，确保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如在人事、奖惩方面做到严格依法依规，正确落实公务人员的政治待遇，避免任人唯亲、暗箱操作等不公平现象。在工资福利待遇方面，应保证公务人员的工资福利不低于各行业的平均水平，应建立廉政奖励基金，并能够得到落实。从而降低公务人员的经济落差和心理落差，从事实上让公务人员不愿违法，更不愿犯罪。

（二）强化政治思想和职业道德教育，构筑强大思想防线。我们应主要立足于政治思想和职业道德教育，着眼于防范。只要思想教育常抓不懈，世界观改造时刻从严，做到防微杜渐。鉴此，必须从思想上强化预防职务犯罪的建设，在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思想上筑起预防职务犯罪的坚固堤坝。如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荣辱观教育，抓好正面典型教育和反面教材教育，培养健康向上的思想情趣，营造良好社会风气。从而提高公务人员的法制意识和思想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是非观，增强抵御职务犯罪的能力。

（三）强化管理，构筑制度防线。当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经济转型的变革时期，一些具体制度还不够完善，容易给违法犯罪以可乘之机。解决这些问题，广大党员干部应加强党性修养和提高自我约束能力，但根本还应当在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上下功夫，实现各项工作的规范化管理，把预防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特别要注意从关键环节入手，深入研究体制转换过程中的行政审批、财务管理、干部任用等权力运行容易失控薄弱环节上所存在的危险点，制定预防职务犯罪对策，用规章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有效遏制职务犯罪的发生。比如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制度和司法民主化，加大群众意见的参与度，改革权力过分集中而缺乏制约机制的弊端，建立系统严密的监督制约机制，使权力无法私用，从根本上清除职务犯罪滋生的土壤。

（四）强化制约，构筑监督防线。通过思想教育和制度约束，大多数国家工作人员能做到自律守法。但也有少数人，单靠“自律”是不够的，还须辅之以“他律”，即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的监督和检查，规范其从政行为，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保证权力沿着规范化轨道运行，预防职务犯罪。如充分发挥经济责任审计职能，推行财务管理公开机制，建立健全重大建设项目管理监督机制，建立和落实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同时，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以不同的形式参与社会管理，提高人民群众维护国家利用、社会公共利益的主动性，对职务犯罪进行有力的抵制。

（五）惩防结合，构筑威慑防线。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增强发现犯罪的机制和能力将会抑制犯罪心理。正是由于存在执法不严，打击不力情况，才助长了职务犯罪分子的冒险心理。因此，要树立有罪必罚、以打促防、防打结合的思想，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使职务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在结果上使其得不偿失，后悔终生，同时震慑心存侥幸的人不愿犯罪、不敢犯罪。

在预防职务犯罪中，首先要加强内部的管理和监督、组织的管理监督。其次是加强外部监督和法律约束。如果这些方面做得好，至少不会出现大的职务犯罪情况。魏都区法院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方面主要有以下措施，效果显著：一是全面提高干警素质。加大学习培训工作力度，提高执法水平，端正执法态度，为预防和查处职务犯罪提供基础保障。二是突出打击职能。充分履行审判职责，严格公正执法，狠抓办案环节，对于职务犯罪，不管涉及到什么人，都坚决依法追究，通过查处和办理案件达到教育、挽救、震慑的目的。三是强化特殊预防，加强预防调研。利用所掌握的职务犯罪案件素材，选择典型案例进行扩大预防，走访机关、进入企业、深入乡镇，通过解剖个案，总结经验教训，提出防范对策，促进相关单位提高职务犯罪的预防能力。四是加强与职能部门的协调配合。积极与纪检监察、审计、公安、检察等部门密切配合，探索实现最佳预防效果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在党委领导下，建立既各司其职又相互紧密配合的工作机制，提高工作效率和办案质量，切实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权威性。

预防职务犯罪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努力构建预防职务犯罪的长效机制。我们相信，在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人大的监督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反职务犯罪工作一定能够不断取得新的成果，营造优良和谐的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

第三篇：村官职务犯罪特点原因及对策

“村官”职务犯罪的思考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当前我们国家一项重大的历史任务，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惠及广大农村群众，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时有发生，成为侵犯农村群众民主权利、损害农民合法利益，破坏农村经济发展秩序，影响农村稳定的重要因素。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良好的政务村务环境，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强涉农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就成了一项当前重要任务。

一、农村职务犯罪基本情况

通过对相关部门走访、调查了解，采取座谈、查阅相关资料方式，对农村职务犯罪的现状、特点等情况有了比较详尽的了解和掌握。2009年以来，全县各乡镇纪委及县纪委受理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线索15余件；县检察院两年来共受理涉农案件举报线索6件，占受理职务犯罪举报线索的 30%；检察机关2009年以来立案查办的农村职务犯罪案件3件3人，涉案金额达5万余元。在此类案件中，被告人受到刑事处罚的3件，其余案件当事人也得到了相应的党纪政纪处罚。从以上数据表明，我县涉农职务犯罪案件比例较大，情况不容忽视。

二、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的特点

通过对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特别是对“村官” 违法犯罪案件调查研究和综合分析，发现当前“村官”违法犯罪案件具有以下特点：

（一）“村官”职务犯罪涉及人员较为固定。主要集中在村主任、村支书和财务人员等村干部，并且是两人以上共同作案。过去县检察院查办的一起某村支书李某因贪污、挪用公款案被判刑，财务人员同样存在经济问题受到相应的处理。

（二）职务犯罪案件大多是贪污、挪用公款等类型，作案手段不断翻新。从调查材料分析看，其作案手段：一是采取收款不入帐、虚 1

报冒领等手段，公然贪污公款；二是以吃喝等名义少支多报、虚支重报侵吞公款；三是利用假发票报帐频频作案；四是挪用公款案件时有发生。

（三）农村财务管理不善。在调查中发现，经过近年来在全县推行“村帐乡管”制度后，大部分村级财务管理较为规范，但是部分村级财务管理仍然有些混乱，财务管理制度形同虚设，执行监督不力，从而引发职务犯罪。

三、农村基层干部经济违法犯罪的成因

农村基层干部特别是“村官”违法经济问题不同程度存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的“村官”自身素质不高，忽视世界观改造。少数村干部把当“官”与发财等同起来，为了当上村干部不惜拉关系托熟人送礼，一旦目的达到便千方百计捞回“失去”的钱财，造成很坏影响。同时少数村干部平时放松学习，经不起市场经济的考验而走上违纪违法道路。

（二）法制观念淡薄，私欲膨胀。基层村干部皆来自于农村，这些人接受教育的程度普遍较低，自身素质较差，基本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财务知识培训。加之不懂法，不依法办事，思想观念一旦发生变化，过分追求物质利益，由于法律意识淡薄，难免会做出违纪违法的事情。

（三）财务管理混乱，财务制度还不十分健全，财会人员不专业。近年来，一些农村的财务管理比较混乱，无帐、片帐、现象虽然已逐步消灭，包帐、白条入帐等在村级财务帐目中相当严重。一是村干部利用白条自批自支的现象存在；二是财务状况公开程度不够，收支缺乏透明度，理财小组把关不严格；三是财会人员不专业，缺乏执行财务制度的自觉性和原则性，对村干部言听计从，成为村干部贪污、挪用公款犯罪的帮手，有的与村干部共同作案。

（四）制约机制不健全，监督乏力。一是农村基层管理和监督职能组织没有很好地发挥其内部监督作用，上级职能部门监督无力。如白条入帐现象在村组帐目中依然存在，审查人员对此无可奈何。二是

纵向监督软弱。一些上级主管部门对村级集体资金的使用和分析没有进行严格审批。三是横向监督虚化。一些村级集体经济的支配由村里书记、主任少数人说了算，其他人员不敢提意见，也不敢反映，起不到应有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作用。四是对村干部的贪污、挪用等问题，一些知情群众慑于这些人的权势，敢怒不敢言，害怕招来报复。

四、遏制“村官” 腐败的对策

农村职务犯罪的预防要在党委领导下，形成各级纪检监察部门组织协调，专门预防与社会预防，检察预防和系统预防相结合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格局。采取“打防结合，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办法，最大限度地预防和遏制违法犯罪现象的发生。

（一）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对农村基层组织党员干部的宗旨观念、法律意识教育。村民在选举村干部时，一定要认真用好自己的选举权。一是选用政治立场坚定，品质作风优良，工作创新、求真、务实，德才兼备的人；二是选用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学科学、用科学、靠科学带领广大群众脱贫致富，彻底摒弃当官“捞钱”的村干部。形成正气压倒邪气的良好氛围，把那些为官清廉，开拓进取，百姓信赖的人选拔到村干部岗位上。三是要加强对村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运用党政理论及法制理论及早对村级干部进行教育，从思想上筑牢防腐线。

（二）加强农村资金管理，堵塞漏洞。制约和监督农村干部权力行使的关键：一是发挥“村帐乡管”制度的作用，各村定期上报财务凭证，由镇专门机构审核，制止“白条”、“包帐”等违反财经纪律费用的支出。二是改变村领导与财务人员的隶属关系，会计由镇经管站统一管理，报酬分配由镇政府统一支配，与村没有隶属关系。这样可以让会计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也使村干部在财经上没有歪脑筋可动。三是在农村基层广泛推行民主理财制度，杜绝公款随意开支等现象存在。

（三）完善监督机制，注重强化群众的监督作用。要施行群众监督和上级检查相结合。一是必须增强基层单位工作的透明度，让群众

享有知情权、发言权，推行村务公开、财务公开。特别是在土地转让、出租、承包、工程发包等问题上，在作出重大决策前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倾听群众呼声，接受群众监督。二是乡镇经管、审计等部门经常下村检查，做到有案抓查处，无案抓预防，把农村干部职务犯罪消灭在萌芽阶段。

（四）改善“村官”待遇，以有效防止发生违法经济犯罪问题。党和政府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都要通过“村官”才能最终落实到基层。改善“村官”待遇不能忽视。目前，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拖欠“村官”工资的现象比较普遍，严重影响了“村官”的工作积极性及生活，同时也是其违法经济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

（五）加大打击预防力度，确保经济发展。针对农村干部犯罪较为突出的现状，在加大查办村级干部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的同时，充分发挥纪检、监察、信访工作的作用，重视农民的举报和上访内容。对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经济违法犯罪案件发现一件，查处一件。特别对群众意见大，多次上访影响稳定的大案要案坚决从快查处，依法严肃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向群众反馈。对不构成犯罪的违纪案件，既要将查办结果向群众说明情况，同时也要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为维护农村社会治安、稳定民心、增加农民收入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

丛小民、肖功权

2009年 3月4日

第四篇：当前职务犯罪的特点及预防

当前职务犯罪的特点及预防

作者：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张玉华 戴延伟 王志斌发布时间：2011-05-20 10:33:30 打印 字号： 大 | 中 | 小职务犯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贪污贿赂、徇私舞弊、渎职滥权、玩忽职守，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破坏国家对公务活动及社会正常秩序的法律规范，应当处以刑罚的行为。其主要特征是权力私有化、商品化、非法化，其犯罪造成的危害较之其他刑事犯罪更严重，是一种严重的腐败现象。反腐败斗争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命运，甚至是生死存亡的严峻斗争。如何加强对职务犯罪的惩处，有力推动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维护社会稳定，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成为当前和今后亟须解决的课题之一。现根据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近年来审理职务犯罪案件的情况及有关案例，对当前职务犯罪的的特点、成因及预防进行简要的分析和探讨，不当之处，敬请评判指正。

一、职务犯罪案件的类型及特点

2009年至2011年3月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审判职务犯罪案件的情况：共审结各类职务犯罪案件53件60人，其中2009年审结19件22人（贪污案件5件5人，受贿案件6件6人，玩忽职守案件4件4人，挪用公款案件4件7人）；2010年审结24件26人（贪污案件7件7人，受贿案件3件3人，玩忽职守案件1件1人，挪用公款案件7件7人，徇私枉法案件2件3人，徇私舞弊案件1件2人，徇私舞弊少征税款案件3件3人）；2011年1至3月审结10件12人（贪污案件2件3人，受贿案件1件1人，徇私舞弊案件2件2人，徇私枉法案件1件2人，玩忽职守案件2件2人，挪用公款案件2件2人）。通过对以上案件进行研究分析发现，现阶段职务犯罪类型多样，呈上升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发案点多面广，涉及各个领域。前几年，该院辖区职务犯罪主要集中在建筑和金融领域。上列案件中，涉及政府部门11件，金融系统8件，财税系统3件，粮食系统6件，土地部门7件，教育系统4件，公安部门2件，工商部门3件，其他部门和系统9件。涉案范围在扩大、行业在增多，职务犯罪已涉及社会管理及相关行业各个领域，而其中腐败犯罪案件占90%以上。

（二）发案数呈上升趋势，大案要案增多。从上列案件数量看，2010年比2009年上升26.32%，2011年1至3月比2010年同期上升37.5%。从职务犯罪的绝对人数看，2010年比2009年上升18.18%，2011年1至3月比2010年同期上升近50%，呈逐年上升趋势。从犯罪对象来看，不仅涉及单位负责人，而且涉及面扩大到一般工作人员。2009年至今年3月该院共判决科级及以上干部和有关单位负责人职务犯罪案25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47.17%。从案值来看，前几年案值多在1万元以上3万元以内；而近几年来该院审判的案值5万元以上、达100万元的大案达17起，占审结案件总数的32.08%。

（三）窝案、串案犯罪形态显著。职务犯罪往往发生于关联岗位、行业系统、上下级关联人员之间，他们往往利用公共资源结成错综复杂的利益体，互惠互利，互相包庇。一旦案发，往往是一挖一窝，带动一串。如发生在许昌市土地管理系统贪污受贿窝案（4案4人）、税务系统的徇私舞弊及玩忽职守串案（2案3人）就是典型例子。有的企业高管内外勾结，借改革、改制之机侵吞国有资产，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

（四）涉案人员中，具有领导职务的人员多起重要作用。一类是在工作中利用职务和权

利进行职务犯罪。如原许昌德润粮油贸易有限公司主管会计牛成志因利用职权挪用卖粮款

20万元用于抄股，被检察机关以涉嫌挪用公款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另一类是在单位内部或

上下级之间，具有领导职权的人员利用权力攫取钱财，索贿受贿，又以此操纵权力，形成买

官卖官之风。许昌市国税局原局长姜国仕，以职务晋升、职级调整、工作调动等为由，收受

其34名下属人员的贿赂。另外，其还接受了5个建筑公司为承揽工程而进行的贿赂。对于

巨额财产姜国仕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法院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个人

财产10万元。

（五）职务犯罪的影响及危害严重。对公职人员行为的底线要求要高于普通群众，这是

由公务人员的职责及权力性质所决定的。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人民群众对贪污腐败、不认真履行职责的行为深恶痛绝。相对于其他犯罪来说，由于职务犯

罪具有隐蔽性、成本低、易成功、获利大的特点，使职务犯罪屡禁不止，在一些重点部门甚

至出现“前仆后继”现象，成为国家的一大疾患。职务犯罪行为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损害的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直接的影响就是败坏了社会风气，降低了

社会和公众的道德底线，使社会价值观畸形，荣辱观被颠覆。比如把干实事讲诚信的人看作

迂腐不随流，把圆滑投机看作是有能力，把敢于胡搞看作是有魄力。深层次地影响：将是党

群干群关系割裂，使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最终影响执政基础，使和

谐社会名不副实。

二、职务犯罪的成因及分析

职务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职务犯罪的原

因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政治工作薄弱，认识不清。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队伍的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发扬光荣的优良传统。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决定了公务员不可能是高工资高收入的阶层。而

不同的行业、地区、社会成员间的经济收入和待遇差距较大，甚至有些人不正当暴富，势必

会刺激其他社会成员，也使一些公务人员出现心理失衡，一旦有条件和时机，便会产生利用

职务进行犯罪的念头。一般地说，一个单位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较好，职务犯罪案件发生的机会就少。从职务犯罪的情况看，90%以上的涉案单位认为教育学习是软指标，导致重业务

和经济，轻教育和学习。特别是有的单位领导发现本单位发生职务犯罪时，不能及时采取积

极措施，还为当事人说情，甚至纵容包庇犯罪。作为职务犯罪者个人，平时不讲学习，放松

思想改造，导致自己走向犯罪道路。

（二）特权思想和贪腐文化影响深远，余毒犹存。职务犯罪的主流是贪腐犯罪。解放六

十多年来，我们进行了大力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思想教育，但官本位特权思想仍没有得到根除，还有一定市场。同时，外来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袭，对国人的思想观念起着潜移默化的腐蚀作

用，一些公职人员经受不住考验，走向了职务犯罪的深渊。

（三）制度棚架，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是职务犯罪发生的重要原因。各单位都有

其规章制度，国家的法律法规也已逐步健全。但有的单位规章制度的执行不尽人意，流于形

式。在这样的单位里，对领导的权力失控、约束不力，其个人意志常常会因没有压力和牵制

而随意发挥和运用，权力进而演变为图谋私利的工具；正因为制约监管不力，才使一些人为

所欲为。究其原因，有其个人原因，也与现行对公务人员特别是官员的监管制度不足、不力

有直接关系。目前的监管还主要是组织上的监管，缺乏全面性；而群众监督方面又缺乏制度

性保障，没有建立起规范的权力参与机制。原中央储备粮许昌直属库综合科科长吕文志兼任

许昌德润粮油有限公司经理期间，由于缺乏监管，于2009年6月将未入账的27万余元公款

据为己有，被法院以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而其所在单位在同时期由于缺乏有效的监

管，发生多起贪污挪用、私分国家财产案件。

（四）惩处不能罪当其罚，打击力度不够。职务犯罪人员基于自身优势，往往有其不同

程度的关系网、人情网，对查处职务犯罪造成不利影响。在打击职务犯罪方面，由于制度性

原因，一般情况下先由纪检监查部门查处，或作内部处理。在一些情况下，查处力度不够。

即使进入了司法程序，仍可能因权利或人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造成刑罚力度不够，判决适

用缓刑、免刑等非监禁刑的太多，目前全国职务犯罪案件适用缓刑等非监禁刑的比例在50%

左右。职务犯罪案件量刑不平衡和非监禁刑的较多适用，引起社会关注，造成负面影响。这

种状况使法律的权威和正义得不到有效伸张，群众的不满情绪得不到缓解，使刑罚的惩戒功

能不能充分彰显，反而使职务犯罪成本大大降低，使犯罪者有恃无恐，甚至出现一些问题公

职人员“带病”升迁的怪现象，屡遭公众抨击。如曾轰动一时的原卢氏县县委书记杜保乾，在任卢氏县县委书前就被举报和查处，但由于种种原因，仍“带病”一路高升，结果是其更

加肆无忌惮，变公权为私权，贪污受贿、打击报复，走上犯罪道路，被判处徒刑16年。真

实害民又害己。

三、对职务犯罪的惩戒和预防。

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是历史性课题，具有长期性、艰巨性。打击是惩治职务犯罪的治标

措施，预防才是治本之策。在反职务犯罪方面，应当建立健全反职务犯罪的法律体系、监管

体系、教育体系和考核机制；可以借鉴国外反职务犯罪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反职务犯罪工

作的机制。我们认为预防职务犯罪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完善反职务犯罪法律体系，预防前移，防范职务犯罪发生。

一是在现有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应建立反职务犯罪法，将对职务犯罪的立案、侦查、审判、执行进行专门规范，实行专业化管理，提高质效。避免在反职务犯罪方面标准不

一、职责不清、管理混乱。

二是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加强贯彻执行力度，将预防重心前移，做到提

前防范，消除职务犯罪的条件和机会。如对公务员法、会计法、税法、公路法等部门法律法

规进行充实和完善，切实加强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使这些法律法规确实成为有权部门、相

关行业及公务人员操守的行为规范、自律自警的意识、思考问题的红线，做到职务犯罪预防

前移和全面预防。

三是执法检查应当常态化，不应当形式化。常态化的执法检查可以是有计划的、随机的，还可以根据投诉、申诉线索而进行。执法检查常态化能够起到预防职务犯罪的积极作用，既

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又能够威慑职务犯罪的发生，是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健康发展的有

力推手。

四是认真落实对公务人员的制度性保障，确保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如在人事、奖惩方

面做到严格依法依规，正确落实公务人员的政治待遇，避免任人唯亲、暗箱操作等不公平现

象。在工资福利待遇方面，应保证公务人员的工资福利不低于各行业的平均水平，应建立廉

政奖励基金，并能够得到落实。从而降低公务人员的经济落差和心理落差，从事实上让公务

人员不愿违法，更不愿犯罪。

（二）强化政治思想和职业道德教育，构筑强大思想防线。我们应主要立足于政治思想

和职业道德教育，着眼于防范。只要思想教育常抓不懈，世界观改造时刻从严，做到防微杜

渐。鉴此，必须从思想上强化预防职务犯罪的建设，在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思想上筑起预防

职务犯罪的坚固堤坝。如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荣辱观教育，抓好正面典

型教育和反面教材教育，培养健康向上的思想情趣，营造良好社会风气。从而提高公务人员的法制意识和思想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是非观，增强抵御职务犯罪的能力。

（三）强化管理，构筑制度防线。当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经济转型的变革时期，一些具体制度还不够完善，容易给违法犯罪以可乘之机。解决这些问题，广大党员干部应加

强党性修养和提高自我约束能力，但根本还应当在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上下功夫，实现各项工

作的规范化管理，把预防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特别要注意从关键环节入手，深入研究体制

转换过程中的行政审批、财务管理、干部任用等权力运行容易失控薄弱环节上所存在的危险

点，制定预防职务犯罪对策，用规章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有效遏制职务犯罪的发生。比如

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制度和司法民主化，加大群众意见的参与度，改革权力过分集中而缺乏制

约机制的弊端，建立系统严密的监督制约机制，使权力无法私用，从根本上清除职务犯罪滋

生的土壤。

（四）强化制约，构筑监督防线。通过思想教育和制度约束，大多数国家工作人员能做

到自律守法。但也有少数人，单靠“自律”是不够的，还须辅之以“他律”，即通过各种有

效形式的监督和检查，规范其从政行为，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保证

权力沿着规范化轨道运行，预防职务犯罪。如充分发挥经济责任审计职能，推行财务管理公

开机制，建立健全重大建设项目管理监督机制，建立和落实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同时，充分

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以不同的形式参与社会

管理，提高人民群众维护国家利用、社会公共利益的主动性，对职务犯罪进行有力的抵制。

（五）惩防结合，构筑威慑防线。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增强发现犯罪的机制和能力将

会抑制犯罪心理。正是由于存在执法不严，打击不力情况，才助长了职务犯罪分子的冒险心

理。因此，要树立有罪必罚、以打促防、防打结合的思想，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使职务犯罪

分子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在结果上使其得不偿失，后悔终生，同时震慑心存侥幸的人不愿

犯罪、不敢犯罪。

在预防职务犯罪中，首先要加强内部的管理和监督、组织的管理监督。其次是加强外

部监督和法律约束。如果这些方面做得好，至少不会出现大的职务犯罪情况。魏都区法院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方面主要有以下措施，效果显著：一是全面提高干警素质。加大学习培训

工作力度，提高执法水平，端正执法态度，为预防和查处职务犯罪提供基础保障。二是突出

打击职能。充分履行审判职责，严格公正执法，狠抓办案环节，对于职务犯罪，不管涉及到

什么人，都坚决依法追究，通过查处和办理案件达到教育、挽救、震慑的目的。三是强化特

殊预防，加强预防调研。利用所掌握的职务犯罪案件素材，选择典型案例进行扩大预防，走访机关、进入企业、深入乡镇，通过解剖个案，总结经验教训，提出防范对策，促进相关单位提高职务犯罪的预防能力。四是加强与职能部门的协调配合。积极与纪检监察、审计、公安、检察等部门密切配合，探索实现最佳预防效果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在党委领导下，建立既各司其职又相互紧密配合的工作机制，提高工作效率和办案质量，切实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权威性。

预防职务犯罪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努力构建预防职务犯罪的长效机制。我们相信，在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人大的监督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反职务犯罪工作一定能够不断取得新的成果，营造优良和谐的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

第五篇：当前职务犯罪呈现十大特点

当前职务犯罪呈现十大特点

时间:2007年03月27日 00时11分 作者: 王悦 赵海利 张璞 张利 冯婷婷 林小强 陈明杰 吴

银 张浩 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河南省济源市检察院搜集近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办的３０００余起典型职务犯罪案例，建成职务犯罪信息库，开展专题调查研究发现——

当前职务犯罪呈现十大特点

□河南省济源市检察院“惩治与预防职务犯罪研究”课题组

图表一：办一案带出一片

图表二：作案持续时间比例图

图表三：处级以上官员权钱交易高发领域分析（此类案件统计

人数为１３４８人）注：柱型图依次代表工程项目和土地批租 608人；买官卖官 216人；贷款 120人；推销 95人；改制 67人；其他 242人

图表四：商业贿赂高发领域分析

图表五：渎职犯罪情况分析（统计渎职犯罪案件５２６件）

图表六：贿赂也讲究包装

图表七：贪贿类犯罪共犯情况分析（统计共犯为３３０人）

图表八：金融系统职务犯罪出现三种新动向

图表九：财会人员作案情况分析

为了更好地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提高预防工作的针对性和专业性，河南省济源市检察院搜集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查办的３０００余起典型职务犯罪案例，初步建成了职务犯罪信息库。在《检察日报·廉政周刊》的支持协助下，去年以来该院组成一个专门的课题组，运用归纳与分析的方法，研究信息库中的这３０００多起案件，深刻剖析职务犯罪的发案原因、犯罪手段及体制管理等方面的漏洞，力求探索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预防对策。现将他们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当前职务犯罪的十大特点”予以发表，我们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反腐败机构和专业人士，以及所有关心中国廉政建设的人们，积极参与进来，共同研究讨论。群体效应：办一案带出一片

最近几年，中央加大反腐力度，查办了一批包括一些省部级领导干部在内的高官职务犯罪案件。在对这一类犯罪案件进行分析后发现：一名官员落马，往往会带出一批官员甚至是高级干部，即所谓的“群体效应”（见图表一）。在这３０００余起职务犯罪案件中，涉及官员的串案窝案有５５２起，占案件总数的１８％，涉案人数达９３３人。

群体效应来源于权力效应，来源于钱权交易形成的犯罪网络。如２００１年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原主管信贷工作的副行长丁志国因经济问题被审查，牵出绥化市委原书记马德的受贿问题，继而带出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卖官案、绥化市原市长王慎义行贿、受贿案，接着又牵出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整个绥化市有５０多个单位的“一把手”共２６０多名干部牵涉其中。这一串案窝案被称为近年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不仅犯罪数额巨大，而且牵涉人数众多。

还有两个案例也很典型：福建省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受贿东窗事发后，带出了福建省委原常委、宣传部部长荆福生。荆福生被查办后，又带出了２０多名处级以上官员。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市委宣传部部长樊甲生、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等腐败窝案，就是由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该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原主任李树彪腐败案带出来的。

串案窝案的形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主要领导腐败导致下属纷纷效仿，结果“全军覆没”。广东省江门市人民医院腐败窝案就是典型一例。原院长方机利用购买药品吃回扣达１８５万元，由于他的带头腐败，全院２００多名医生有１４０名医生收受贿赂。

《廉政周刊》点评：这种“群体效应”是腐败在深层次蔓延的体现，不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往往会严重影响一个地区、一个系统的稳定和发展。这种现象足以让人警醒：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捉住一个，就能逮住一窝。长久腐败：有的人边腐边升

据统计，在３０００余起案件里，持续作案５年以上的占２６％（见图表二），其中最长的为１６年，“代表人物”是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他从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０５年受贿２９４次７０４万元，另有８１０余万元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被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死缓。

更让人吃惊的是，长时间作案者往往边作案边提升，带“病”上岗。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长杨志达，从１９９４年到２００４年受贿２９５万元，另有２６０多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与他受贿相伴相随的是他的职务一路升迁，从最初一个路桥建设总公司下属分公司的技术员，一直升到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

一些贪官之所以能长期作案，并不是因为手段高明，他们中的一些人曾被群众多次举报，或被其他案件牵涉其中，但靠着厚厚的保护层和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屡屡化险为夷。还有的是靠着身上的光环掩人耳目，掩盖犯罪。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在任海南省铁矿矿长期间，就因收受贿赂被多次举报，但他照样官运亨通，一路升至海南省副省长和湖北省副省长，直到１９９９年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廉政周刊》点评：由于作案时间长，不被及时查处，作案者

往往滋长了侥幸心理，更加肆无忌惮地疯狂作案。只有及时发现和查处犯罪，才能制止犯罪。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群众举报，及早严肃查处违法犯罪。如果对群众举报不及时查处，不仅会严重挫伤群众与腐败斗争的积极性，而且会助长腐败者的侥幸心理，使他们变本加厉地作案。权钱交易：涉及工程犯罪多

近年来，一些贪官大搞权钱交易，其中插手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最为突出。不仅犯罪人数多，而且涉案金额大。在这３０００余起职务犯罪案件中，由于插手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而收受贿赂的约占３９．２％（见图表三）。如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毕玉玺，利用职权，采取直接干预项目招投标工作，为他人承揽工程，从中收受贿赂１００４万元；广东省交通厅原厅长牛和恩，在高速公路发包过程中，收受贿赂人民币２５０余万元、港币２６．２万元、美金１．９万元；山东省青岛市规划局原局长张之光，利用审批房地产建设规划项目的职务之便，先后６次非法收受３８个单位和个人钱财８６０余万元。

官员涉及工程犯罪，往往容易形成串案窝案，这是因为工程建设从立项审批、招标投标、大宗采购到检查验收、款项拨付等每个环节都容易产生权钱交易。同时往往一个行贿人向多人行贿，而一个受贿人又会收受多人的贿赂。如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委原副书记刘强，从２００１年１月至２００５年１月，在芙蓉区政府大院建设工程、荷晏路工程和火车站广场扩建工程等项目过程中，在工程发包、验收、付款中，收受多名行贿者送的人民币１３８万多元、港币２１万元、美金４０００元。

发生在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既有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也有行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既有建设单位的主要领导和基建管理、建筑材料设备采购、财务等部门人员，也有施工企业的经理、工程技术人员；既有金融部门的信贷人员，也有与建设项目相关的土地、规划、设计等部门的工作人员。

《廉政周刊》点评：由于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市场不规范，行情上涨，竞争激烈，一些开发商为得到土地、承揽工程，千方百计去寻租权力，一些掌握权力的官员就成为开发商们“进攻”的目标。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市场投资大、利润高，因而开发商们往往出手大方，不惜以巨资行贿，打通关节。那些掌握实权的人又往往会利用权力，轻而易举地得到高额回报。权力进入市场，就会“点石成金”，破坏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因此，要规范建筑市场和土

地批租市场，推行“阳光工程”，同时严禁领导干部插手工程，防止权力进入市场，才是治本之策。商业贿赂：潜规则大肆横行

在这３０００余起案件中，发生在经济往来中的贿赂犯罪最多（见图表四）。进药得回扣、放贷得分成、审批收“红包”，这似乎已成司空见惯的潜规则。在这些潜规则的驱使下，一些人开始心安理得地受贿敛财。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原所长罗耀星，利用购进疫苗的职务之便，５年收受回扣１１１８．５万元；柳州铁路局财务处原副处长甘培，多次暗示包工头给他好处，先后收受贿赂１１３万多元„„

商业贿赂的背后，往往是国家财产、人民利益的巨大损失。当权者收受贿赂后，要么羊毛出在羊身上，把贿赂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损害消费者利益，要么慷国家之慨，损失国家利益，让国家为他们的犯罪行为“买单”。这些行为不仅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且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

《廉政周刊》点评：潜规则的盛行，并非“一日之寒”。只有腐败蔓延到一定程度，才会有这样的潜规则。这种潜规则潜移默化地腐蚀着人们的思想，推波助澜，致使商业贿赂盛行。而商业贿赂盛行，又为潜规则不断开“绿灯”。由此看来，治理商业贿赂，要用明规则挑战潜规则、遏制潜规则，乃至最终消灭潜规则。渎职犯罪：不落腰包的腐败

渎职犯罪，被称为“不落腰包的腐败”，其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贪污、贿赂犯罪所带来的损失。据对３０００余起职务犯罪案件的分析，渎职案件平均个案案值为５００万元，而贪污贿赂平均个案案值为６０万元。在５２６件渎职案件中，还造成了死亡５４８人、重伤３４４人的严重后果。

尽管渎职犯罪被称为“不落腰包的腐败”，但它往往是由贿赂引发的。一些领导者往往因为接受贿赂或贪图蝇头小利、顾及私情而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导致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在渎职犯罪案件中，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约占３２％，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约占２２％。其中，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渎职案件居首，主要表现为玩忽职守、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见图表五）。北京市公安局原民警曾岩利用侦查北京市商业银行中关村支行原

行长霍海音涉嫌经济犯罪的便利条件，多次将移动电话提供给霍海音与外界联系，并私自会见多名证人，指使证人作伪证，导致涉案约５亿元的国有资产流失。

尽管渎职者造成损失严重，但他们容易得到人们的宽容，如“好心办了坏事”等，这种说法往往成为为渎职者开脱罪责的理由。同时又由于现行法律对渎职犯罪设定的刑罚偏低，造成对渎职犯罪处罚偏轻。据统计，在渎职犯罪案例中，被判缓刑的约占５６％。在判实刑的案例中，往往也只是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廉政周刊》点评：职责不容亵渎，人民生命财产不容儿戏。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严惩这种“不落腰包的腐败”。以礼代贿：贿赂也讲究包装

现如今，行贿受贿披上了礼尚往来的面纱（见图表六）。据统计，有６０％的贿赂犯罪案件是以“红包”、感谢费、过节费等名目出现的。在“这是正常的人情交往”的掩饰下，贿赂行为往往容易得逞。有了这层礼节性的包装，又与感情投资相结合，就容易掩盖权钱交易、买官卖官等丑恶罪行。吉林省白山市原政协副主席李铁成，受贿的途径主要是在自己手术住院、三个子女结婚，再加上逢年过节等时候。他用这些“人情往来”的幌子，掩饰受贿的实质，然后再大肆卖官。

《廉政周刊》点评：礼尚往来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但不能成为贿赂犯罪的伪装。在法律面前，任何伪装都无法掩盖贿赂犯罪的本质，这种礼节性的伪装实质就是包裹着砒霜的“糖衣”，到头来，只能是害人害己。贪官蜕变：与生活作风有关

一些贪官的蜕变，往往与色情腐败有关，而从权色交易到与情人互相勾结、共同犯罪，更说明色情腐败的严重危害（见图表七）。常见的是，贪官幕后操纵，情人台前收钱；贪官收钱后交给情人享用或共同挥霍；由情人出面牵线搭桥、招揽生意，贪官用权换钱。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与其情妇李平共同受贿４０００余万元案，就是由李平出面“揽活”，收取钱财，成克杰则在幕后“点石成金”。江苏省连云港市卫生检疫局原局长田宗庆与女副局长朱本美成为情人关系后，利用职权联手捞财，把９２万元公款装入了自己的腰包。

《廉政周刊》点评：这种权色交易的腐败，是新形势下职务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最近几年披露的高官犯罪往往都有权色交易，这种犯罪不仅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还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利益，污染了社会风气。对此必须高度重视，对构成犯罪的依法查办。同时，要加强监督，尤其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及时查处，不可以视为生活小节、作风问题而置若罔闻或者不了了之。

对官员来说，色情腐败并非生活小节。从放纵小节到权色交易，从权色交易到共同作案，一些贪官的堕落轨迹再次为人们敲响了警钟：贪官蜕变往往与生活作风不良有关，而放纵欲望就是放弃自由甚至生命。金融腐败：出现三种新动向

金融系统一直是职务犯罪的高发区，目前呈现三种新动向（见图表八）——

团伙作案。据统计，团伙作案为２４３件，占统计总数的６１％，并且呈逐年增加之势。由于金融系统管理的特殊性，制约环节多，监管相对严格，单个作案不容易得逞，因此，一些利欲熏心者，或拉拢腐蚀有关人员，或相互串通，内外勾结，侵吞、挪用国家资产。中国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工作人员与社会上一诈骗团伙相勾结，私刻印章，伪造凭证，骗取银行贷款３．２８亿，该行包括原行长在内的３０多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携款潜逃。在携款潜逃的职务犯罪案件中，金融系统以人数多、数额大居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金融腐败分子往往经过周密策划，或早将家人移民国外，或将财产非法转移国外，一旦时机成熟或一有风吹草动，便逃之夭夭。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相互勾结，相互掩盖，相继运用各种手段，共盗取４．８３亿美元逃往美国和加拿大（２００５年，余振东被遣返回国）。

利用高科技手段作案。随着金融信息化的发展，利用信息网络等科技手段作案的问题也日渐突出，此类案件约占金融系统职务犯罪案件总数的２２％。有的是盗取系统密码，非法转移账目资金；有的是伪造金融凭证，盗取客户账目资金；有的是修改交易数据，非法转移客户保证金。与高科技手段犯罪相伴随的是，犯罪人员年轻化、智能化，且高学历者和一线操作人员居多。

《廉政周刊》点评：预防和遏制金融系统职务犯罪，必须对重

要岗位、重要人员加强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提高他们的“免疫力”。同时，要完善和严格执行各项管理制度，强化监督制约，实行重要岗位轮换制、任职回避制；强化技术监管，堵塞管理漏洞，对重要岗位的技术人员加强监督，对重要金融凭证、信息密码加强管理，防止失窃和盗用。会计犯罪：手段多为做假账

在３０００余起职务犯罪案件中，涉及财务人员犯罪的有２３０件２７６人，涉案总金额高达１１．４８亿元。统计资料显示，这类人员大多拥有高学历，具有作案手段隐蔽、持续时间长、涉案金额大的特点（见图表九）。他们的作案手段大都是利用职务之便做假账。

收款不入账或少入账，这是最简单而又常见的作案手段。此外，虚列伪造账目支出，少支多报，重报支出；篡改账目、伪造票据、调账平账方法侵吞公款，这种手段较为隐蔽，犯罪不易被发现。这两种作案手法也是财务人员较常采用的。还有一种就是，把公款通过转存入个人账户挪用或直接侵吞库存现金，此种手段风险大，所以多为一次性作案。

财会人员之所以敢把手伸向单位或客户的钱，除了他们心中的贪欲、管理中的漏洞外，和单位领导与之同流合污不无关系。在这期间，单位领导和财务人员构成了利益共同体，互相包庇。如震惊四川的巴中市地方税务局直属分局原两任局长魏林森、曹忠诚伙同单位财会科原科长陈鉴、原税收会计张红英贪污挪用巨额税款１５０２万余元窝案，就是典型一例。

《廉政周刊》点评：财会人员利用做假账作案，手段隐蔽，不易被发现，因而作案持续时间长，犯罪数额大。一个假字的背后，无不是巨额资产的被侵吞和挪用。假账不仅滋生着腐败，而且还败坏着社会风气。因此，治理和预防财会人员犯罪，应从治假、打假入手。村官腐败：侵吞土地补偿款

农民以土地为本，土地补偿款是失去土地的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却利用职务之便，伙同土地管理部门人员打起了土地补偿款的主意。侵吞土地补偿款占农村干部职务犯罪案件总数的６０％以上。

这样的案例有很多，如：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３年，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庄村两委班子１１人多次采取虚列、冒领或虚增补偿金等手段侵吞土地补偿款近千万元，又先后１７次套取８０余万元土地补偿金，秘密私分。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石佛办事处大理村原村委会主任金明池，将收取拨下来的土地补偿款后隐瞒不报，从中贪污６７万元、挪用４６万元。辽宁省沈阳市新城子区道义镇郭七屯村原支部书记邢仲凯多次将村集体土地转让补偿款２００万元非法占有。

《廉政周刊》点评：由于土地补偿款发放不规范、价格波动大，而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没有知情权和监督权，这就为少数村干部暗箱操作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必须捅破这层不透明的“窗户纸”，推行村务公开，实行阳光操作，将土地补偿款的发放标准、数额以及款项发放、管理、使用等情况公布于众，接受群众的监督，才能堵塞各个环节的漏洞，让暗箱操作者失去市场，让失去土地的农民得到应有的补偿，以保障农民利益，维护农村稳定，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防止权力与贪欲结合

□河南省济源市检察院检察长 李宏民

职务犯罪信息库从一个侧面发现了新形势下职务犯罪的一些特点、规律、手段，也反映出在思想教育、制度管理、监督制约和惩治等方面的漏洞，为有效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提供了翔实而可靠的资料。一个个贪官的蜕变轨迹，也能使我们受到深刻的警示教育。

腐败的实质是钱权交易，是权力和贪欲的结合。分析表明：腐败在当今社会滋生和蔓延并非偶然。一方面，新旧体制的交替，思

想教育、法律制度等方面存在的漏洞，监督的缺失，容易使权力失控，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使一些人民公仆理想信念丧失，人生观、价值观发生错位，容易滋长贪欲。

因此，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构筑起牢固的思想防线。而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更是必不可少，要以防止和避免钱权交易为重点，建立科学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尤其是对领导干部权力的运作实行有效的规范和监督，使人事权、司法权、审批权、行政执法权等权力的运行都置于监督之下，防止权力与贪欲的结合。

同时，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土地批租市场、金融市场、政府采购市场、医药市场等，大力推行信息公开，全面实施“阳光工程”，防止隐形市场和暗箱操作。

检察机关则要针对职务犯罪的新动向，在新经济领域、资金高密度领域、垄断性行业开展预防，帮助他们堵塞管理漏洞，加强对人、财、物的管理，遏制职务犯罪的高发势头。

（本文执笔人：王悦 赵海利 张璞 张利 冯婷婷 林小强 陈明杰

图表制作：吴银 漫画：张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