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建国:淡马锡模式不合中国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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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彭建国:淡马锡模式不合中国国情

彭建国:淡马锡模式不合中国国情

本报记者陈岩鹏北京报道 国资委日前宣布央企“四项改革”试点,六央企纳入首批试点。而此前高调推进混合所有制的“两桶油”(中石油、中石化)均不在试点行列,有人说,国资委避重就轻,绕行垄断行业,也有人说,垄断性央企拒绝了国资委改革。那么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未来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是什么样的?中国会不会效仿新加坡“淡马锡”模式?国资委会自我革命吗?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国接受《华夏时报》独家专访,进行了权威解读。混改破垄是个伪命题 《华夏时报》:中石化、中石油没有入选改革试点名单,有人说,国资委绕行垄断行业,也有人说,垄断性央企拒绝改革。您认同这样的说法吗?垄断性央企落选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彭建国:这两种观点都完全是对国资委试点改革的误解,垄断性行业央企不是拒绝,而是积极性很高,不管是民资、外资,还是垄断性央企的内部员工,都希望尽快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但是,垄断性央企涉及垄断利益,无论是搞混合所有制试点还是搞员工持股,在没有破除垄断前,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因此,垄断性央企纳入试点,应该放在后面一点。我认为,这是对国家利益、对人民利益的高度负责。《华夏时报》:为什么说相对于竞争行业的央企,垄断性央企更容易出现国有资产流失? 彭建国:垄断企业,由于垄断地位会产生垄断利润。这种垄断利润应属于全社会全体人民,如果通过混改使这种垄断利润流到局部或个人,党纪国法不会允许,人民大众不会答应。处于竞争行业的央企搞混合所有制改革,至少不会出现垄断利润的流失。不管什么样的国有企业搞改革,都要防范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国有资产流失是条不能碰的“红线”。所以,改革应设有“禁行”负面清单,如哪些行业、哪些企业不能搞混合所有制,哪些不能搞员工持股。淡马锡不符合中国国情 《华夏时报》:国投公司本身就是投资公司,为什么还要搞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试点?将来会在哪些方面搞试点改革? 彭建国:之所以选择国投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是因为国投原来就是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试点单位,有经验,而且领导班子能力比较强,经营业绩也比较好,有条件基础好,试点更容易在较短时间内取得突破,便于推广。通过试点,可以探索国资委与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关系,理清职责界限,研究国资委如何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这样可以探索一条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新路子;同时,还可以探索授权投资公司经营国有资本后,投资公司如何有效服务国家战略,调整优化国有资本的投资方向和重点,提高国有资本的运营效率和效益。《华夏时报》:是不是要效仿新加坡“淡马锡”的管理模式? 彭建国:新加坡“淡马锡”模式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主要原因,它与我国改革的大方向大原则是背道而驰的。我简单提出五条大理由: 第一,改革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是“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都是用“完善”这个词。“完善”就是坚持现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总体框架,不能推倒重来。第二,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大方向。我国改革的基本方向一直是市场化,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让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为此改革大原则一直是“三个分开”,即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分开。而新加坡淡马锡模式是典型的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模式,架构中最顶层是新加坡财政部,政府做出资人。2003年党中央决定建立国资委这个出资人代表的特设机构解决了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问题,现在不能一夜退到十年前。改革只能往前走,不能开倒车。第三,改革必须坚持立足国情,走中国特色路。淡马锡的模式不符合我国的国情,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但新加坡是一个私有制国家,公有制处于从属地位,新加坡国有资产只有不到1万亿规模,但我国的国企资产总共加起来超过了100万亿,不在一个重量级上。第四,改革必须坚持分类指导。汇金模式是一个国有金融资产的管理模式。金融资本和实业资本在特质上有着重大区别,必须分类管理,实业资本不能采取汇金模式。第五,从客观标准衡量看,改革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国资委成立11年来,同时取得了“四个巨大发展”的实践效果:中央企业获得巨大发展,国有经济获得巨大发展,同时民营经济也获得巨大发展,因而国民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这说明中央决策的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总体上值得肯定。《华夏时报》:不学淡马锡,我们国资监管的路子究竟该怎么走? 彭建国:要按照三中全会精神,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现在我们搞试点,就是对完善国资管理体制的重要探索,想探出一条路子来。《华夏时报》:那么,我们要不要构建“国资委-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实体企业”三层管理架构模式? 彭建国:不是三层架构,还是两层架构。我个人认为,国资委下面的央企将来可以分为三类公司:第一类是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以实业资本投资与退出为主,主要体现国家战略,这类公司可由现有具备条件的大型央企改组而来,比如说改组五六十家;第二类是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以股权投资和管理为主,主要管理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参股股权,这类公司可以根据需要新建若干家;除了上面两类资本公司外,还应该有第三类公司即实业公司,它不同于资本公司,主要是承担特殊功能类企业和自然垄断类企业,如粮食储备公司、电网公司、铁路公司等,实业公司主要由现有央企分离瘦身而来。上面三类公司都统一由国资委直接监管,所以还是两层架构。《华夏时报》:国资委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他们之间的职责界限又是如何划分的? 彭建国:在职责界限的划分上,主要应该依据《公司法》。国资委应重点加强“三种管理”:一是章程管理,按照《公司法》,通过公司章程来管理;二是战略管理,管全局性、方向性的重大事项;三是预算管理,通过《公司法》审核公司的预算,将来国资委要派总会计师,对公司财务进行监督,并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与此同时,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应以实业投资为载体,体现国家战略;以资本运作为手段,调整优化结构布局,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以市场化运作为方式,做优做强企业。《华夏时报》:中粮被纳入改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是否意味着多数央企集团公司都要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彭建国:我感觉应该是,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央企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如果公司的规模比较大,业务板块比较多,资本运作比较好,就有条件容易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华夏时报》:现在央企集团母公司是权力的核心层,改组是否意味着将削减集团母公司的权力?这会不会对改革形成阻力? 彭建国:现在很多集团具体业务还是由其所属的实体企业来运作,央企集团搞资本投资运作符合历史的逻辑和现实的状况,应该不会遇到太大的阻力,总体看央企改革的积极性很高。国资委在主动进行自我革命 《华夏时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区别在哪里? 彭建国:最大的区别,投资公司主要从事实业投资,而资本运营公司则专事股权的管理和运作,比如以后混合所有制参股那一部分,就可以由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来管理和运作,此外其他部门管理的六七千家国有企业,有些规模很小,如果将来实行统一监管,也可以由资本运营公司来管理。《华夏时报》:今年中央预算安排70亿用于设立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但这次试点并没有涉及到,又是为什么?之前有传闻称,国资委和财政部一直在争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主导权,是不是因此导致试点的搁浅? 彭建国:这次四项改革试点,是为落实三中全会决定和习总书记讲话精神、经中央批准而推出的。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国资委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国资委改革意愿强烈、态度坚决。中央企业也不是被动的是改革的对象,要增强改革的主动性,而阻碍发展的诸多体制性机制性问题也不能拖不能等,试点探索、依法改革是新形势的客观需要。国资委会根据国家需要来进行改革试点,现在对央企集团公司改造已经提上议事日程,所以推出了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改组试点。以后随着混合所有制企业越来越多,需要参股的企业也越来越多,设立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国资委会根据需要适时新设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改革需要有序进行,所有新设运营公司放在了后面。《华夏时报》:国资委在做着怎样的自我改革? 彭建国:国资委正在做着“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方面的改革。转职能,重点是简政放权;转方式,主要是靠市场化,以管资本为主的方式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转作风,就是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对企业少添乱多服务。《华夏时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资监管体制管资本为主,这是不是对过去11年来的“管人、管事、管资产”国资监管体制的否定? 彭建国:前面说过,三中全会用“完善”一词就对现行国资管理体制框架的总体肯定,而不是否定。我认为,管资本为主,意味着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要定位在股东职能上。在《公司法》中,股东有权管理公司的重大事项,无疑涉及“管资产与管人、管事”,所以“管资本为主”与“管人、管事、管资产”并不矛盾。关键是管理的范围、管理的程度、管理的方式要发生转变,内容要更精简,手段要更加市场化,方式要更依法,要更多地靠刚才说的那“三种管理”方式来进行管理。《华夏时报》:在董事会行使高级管理人员选聘权方面,试点初期首先落实董事会行使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的选聘权,增加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在总经理选聘中的参与度。董事会选聘高管的试点具有创新意义,创新主要体现在哪里? 彭建国:一个企业搞得好坏,关键看人才的选用,能够让企业更加市场化运作,以前都是国资委直接任命副职,将来选聘高管会更多地让董事会决定,朝着市场化方向前进,这是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分开的体现。

第二篇:上海国资改革探讨淡马锡模式

上海国资改革探路淡马锡模式 关键在政企分开

每经记者 孙嘉夏 夏冰 发自上海

上海新一轮国资改革,大幕将启。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10月下旬在一场全国座谈会上,要求与会者“认真准备国资国企改革方案,争取三中全会后尽快出台”。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分别占全国地方省市国资委委管企业1/

9、1/8,净利润占近1/4的上海国资企业,其改革备受全国关注。本轮上海国资改革向何处去?淡马锡模式被普遍认为可资参照,其精髓在于完全市场化运作,政府并不直接介入。

在此,《每日经济新闻》推出这组报道,梳理上海国资改革将涉及的企业,以及它们目前面临的情况,藉此为读者掘金资本市场提供参考。

备受关注的上海国资改革方案,或许很快将出台,淡马锡模式呼之欲出。

11月13日上午和下午,上海市委分别举行常委会和全市党员负责干部大会,传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讲话中提到,要“加快推进国资国企改革等各项工作”。

更早之前,10月20日,在全国国资监管政策法规暨指导监督工作座谈会上,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提出,“认真准备国资国企改革方案,争取三中全会后尽快出台,形成上下联动的改革局面。”

国资国企改革,上海是重中之重。根据国务院国资委统计,上海国资系统企业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分别占全国地方省市国资委委管企业的1/

9、1/8,净利润的占比甚至接近1/4,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上海市国资委主任王坚也多次提及,要“努力使上海国资国企率先成为全国国资改革发展的排头兵,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先行者”。

目前,上海已完成国资企业初步整合、重组、整体上市,国资证券化率超过35%。

但长期以来,国资委在“出资人”与“监管者”的双重身份之间摇摆不定。福卡智库首席经济学家王德培指出,国资委成立后,集管人、管事、管资产三项大权于一身,“一言堂”的问题难以避免。

上海下一步的改革,很可能将聚焦于国资委自身定位、转型,以及理顺管理体系。

稍早流传的一份上海国资高层会议纪要内容显示,此次上海国资改革将主要立足于国资委层面,核心在于下放权力、推行股权激励、修缮考核机制等。淡马锡模式被频频提及,视为可参照的改革方案。

所谓淡马锡模式,就是指淡马锡控股公司的经营方式。淡马锡控股公司是新加坡政府的投资公司,成立于1974年,新加坡财政部拥有100%的股权。

淡马锡模式的特点是,虽然政府全资控股,但不干预淡马锡控股公司在运营或商业上的种种决定;在公司治理层面,淡马锡控股公司也尽量避免参与旗下各公司的日常经营和决策,让这些企业充分依据正确的商业原则开展业务;另外,淡马锡控股公司的经理人选择,与政府完全脱钩,还拥有完善的经理人市场,所需要的投资与管理团队,可以在国际范围内搜寻。

记者获悉,在今年上海市委确定的6项重点调研课题中,上海市国资委承担和参与了两项,其中就包括“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上海市国资委联合市委组织部、市发改委等16个党委、政府部门,分8个专题开展调研,并“与新加坡淡马锡就开展市场化合作、加强专业化监管进行交流”。

这次调研的成果之一,就是计划对上海国资企业开展“分类监管”。这或许意味着,上海的国资管理体系,可能转向“市场化、专业化管理”。

当然,即便风声很盛,但上海国资改革最终将从何处着笔,是否会参照淡马锡模式,还有待上海国资改革方案的最终出台。

改革背景 旧病新疾叠加只能向改革要红利

上海国资改革,正从国企联合、兼并、开放式市场化重组、资产证券化,迈向国资管理体系、管理模式变革的新阶段。前期的改革,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效,但也掩盖或新出现了许多问题。

福卡智库首席经济学家王德培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认为,旧病新疾叠加,最终还是只能向改革要红利,而不是走一步看一步的改良。

前期资产整合效果显著

早在2003年8月上海市国资委正式组建伊始,就开始积极推动国有资产战略重组,形成了一系列成果,比如上海电气集团实施产权改革,百联集团横向联合重组,锦江集团与新亚集团联合组建锦江国际集团。

至2008年,《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明确强调企业重组的开放性和市场化,要打造有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大力推动企业整体上市或核心业务资产上市,推动上海企业走向全国。

同时,明确产业类企业(集团)的主业,推动优势资源向主业集中。充分利用资本市场,走上市发展道路,实现资产资本化、证券化,希望在3到5年内,使上海国资的证券化率达到30%甚至更高。

当年,作为国内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上海深刻感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全市当年GDP增幅仅为9.7%,是自1992年以来首次低于10%。上海对美国、欧盟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主要出口市场的增速明显放缓。

上述《意见》的出台及其提出的国资国企改革措施,也被认为是有效应对当时局面的重要举措,效果也非常显著。此后,上海建 工集团、上汽集团、百联集团等纷纷完成整体上市,上海国资证券化率近36%。

目前,上海国资系统上市公司合计65家,其中,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资委的有53家,实际控制人为区国资委的有12家,大股东控股50%以上的有20家。

旧病新疾需改革来清除

但是,上海国资仍面临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增收不增利”就是其一。

今年前三季度,上海国资国企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36万亿元,同比增长16%,但实现利润总额683.91亿元,同比基本持平。

复旦大学张晖明教授曾撰文指出,上海快速发展30多年,主要推动力是资源和投资,通过国企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表现为企业“退二进三”。如今,上海新一轮发展面对的资源环境问题更加突出,可批租的土地越来越少。

张晖明指出,上海的工业产出中50%~60%跟外资相关,金融危机爆发后,外资整体经营萎缩,加之出口订单减少,上海工业产出的增长能力受到冲击,这也证明发展方式存在结构性问题。

GDP增速趋缓、土地财政难以持续、房地产市场调控趋紧,则使上海面临沉重的财政支出压力。

“今天要检讨既有的发展方式,加快创新转型,进一步调整国有资产的配置管理方式。”张晖明在文中认为。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两轮国企改革,基本都是被问题拖着走的‘改良’,化解一些问题的同时,掩盖了更深层次的问题。”王德培认为,过去的改革虽然成效显著,但其他问题也日渐暴露,一旦旧病新疾叠加,最终还是只能向改革要红利,而不是走一步看一步的改良。

在王德培看来,当下国企面临的种种问题,已超过国资委能力范围,在某些方面,国资委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易贸资讯宏观分析师马泓告诉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国资委既是政府机关部门,又是出资代表人,旗下集团“一把手”也均与国资委挂钩,说明制度上需要改革。

改革关键 出资人还是监管者?国资委身份需再定位

出资人?还是监管者?国资委的身份摇摆不定,问题随之产生。

福卡智库首席经济学家王德培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认为,国企自身定位的矛盾纠结,正是国企功能发挥出现偏差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强调做大做强,但这只是国企的一项功能,国企的存在还要补充市场失灵、体现公益性、落实国家战略意志等。在这些方面,国资委的作为明显不足。”王德培说。

国资委职能需再明确

在王德培看来,国企的复杂性就在于,它本身兼具资产的性质、产业领导者的地位、国家战略的承载平台和社会公益功能。但在现 行机制下,国资委则盯着10%的利润增长目标不放。改革国资运行管理体系,首先需要进一步明确国资委的身份与职能。

《企业国有资产法》起草小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国资委不应承担政府监管职能,而应是一个 “干净的出资人”,即“不能再做监管人,出资人是老板,监管人是婆婆,不要做老板加婆婆,要当干净的老板”。

李曙光表示,按照 《企业国有资产法》规定,国资委的定位是一个特设的、法定的出资人法人,“它是一个法人,是以盈利为目的”。同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应更名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委员会”,卸去监管者的角色,站在股东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但现实情况是,国资委既承担着出资人的角色,又履行着监管者的义务,造成自身角色边界模糊,定位混乱。不少地方国资委还成立了大大小小的国资运营平台,离“干净的出资人”角色愈行愈远。

也有观点认为,国资委无需介入企业运营,仅需承担监管职能即可。国有资产的管理职责,由从事资本运作的资产管理公司来承担。

国企的定位也需明确

“具体到上海国资改革,不可能走得特别快,脱离全国改革的步伐。”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章奇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认为,“国资委作为出资人,短期来看,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将继续承担监管者的角色,不可能完全撇清,但其中应有侧重点的考量。”

“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应从市场化管理的角度出发。目前的国资委,集监督者、管理者、投资者于一身,所以中期来看,往淡马锡模式转型,是值得努力的方向,相对来说也是阻力最小的选择。”章奇告诉记者,“从长期看,国资委应完全转变为纯粹的投资机构。”

这与李曙光等人认为国资委应转向“出资人管理”,成为“干净的出资人”的想法有相似之处。

在章奇看来,明确国资委的角色,首先需要明确国有企业的定位。“如果国有企业的主要目标是做大做强,那么国资委的角色显然应该是服务于这一目标。如果国有企业的主要目标是补充市场、完善市场的功能,那么国资委应该首先考虑如何帮助国企发挥这些功能。”

“所以,国资委角色的转变,需先考虑究竟需要国有企业来做些什么。是否需要对国企继续设立一些看似非常市场化的指标,设定每年产值、利润的增长幅度?这些看似符合企业一般管理的功能,其实对市场功能的发挥起到了阻碍作用,这才是战略性方向的问题。在完善市场功能与国有企业做大做强之间,不可兼得。”章奇补充道。

兴业证券策略研究团队也在研报中表示,新一轮国资改革首先应是监管领域的思路转变。“国企改革最重要的是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中最突出点在于国资出资人的地位和市场监管者地位的分离,这里有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就是对于不同市场领域的国企,要分类。”

这又给国资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国资企业不同的功能分类与市场角色,如何履行不同的监管职责?

好消息是,对于国有企业的定位问题,上海国资改革也有所考虑。

上海市国资委主任王坚曾透露,上海国资计划完善市国资委系统企业分类监管,突出企业的市场属性,兼顾股权结构、产业特征和发展阶段,将系统企业分为竞争、功能和保障三类。

具体而言,竞争类企业,以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兼顾社会效益、成为国际国内行业领先企业为目标。功能类企业,以完成政府重大专项或战略任务兼顾经济效益为目标。保障类企业,以确保城市正常运行和稳定,实现社会效益为目标。对这三类企业,从定位目标、治理结构、管控模式、选人用人等方面实施差异化管理。

今年4月26日,国务委员王勇曾听取上海在改革分类监管方面的设想,并“给予肯定”。

值得关注的是,这将改变传统意义上大多数国有企业承担着诸如解决劳动就业等多重社会责任,又无法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尴尬现状。

改革方向 探路淡马锡模式:关键在“政企分开”

根据稍早流传的上海国资高层会议纪要,此次上海国资改革将主要立足于国资委层面,核心在于下放权力、推行股权激励、修缮考核机制等。其间,淡马锡模式被频频提及。

“上海需要淡马锡式的企业,需要组建更多纯粹从事资本经营的资产管理公司。”复旦大学张晖明教授曾撰文认为。但他直言,上海国资距离真正的淡马锡模式,仍有一段较长的距离。

淡马锡模式呼声高

上海此前也已作出尝试。

2007年9月,国有独资的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定位为上海市政府重大产业项目的投融资平台。

2010年成立的上海国有资本管理公司,当时更被坊间誉为“上海版淡马锡”,但成立3年有余,表现乏善可陈。

易贸资讯宏观行业分析师马泓认为,“之所以公司没有大踏步进步,原因归结起来,主要就是资本运作与监督管理两者之间没有明确划分。”

稍早前流传于市场的上海国资高层会议内容显示,本次上海国资改革,将聚焦于国资委层面,淡马锡模式作为长远目标,核心在于下放权力、推行股权激励、修缮考核机制,推广市场化激励机制与创新容错机制试点。除董事长、党委书记等职由政府任命外,新版国资公司将获得较大的自主经营权,领导班子成员将按照市场化方式,由公司自主招聘,以化解国企内耗等弊端。

上海市国资委主任王坚也表示,上海或将建立公开透明规范的国资流动平台,在加快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推动企业成为公众公司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完善平台资本配置功能,形成国资有序流动的常态化机制。对部分上市公司股权和非上市公司股权等,进行统筹管理和市场化运作,实现 “资源、资产、资本、资金”的良性循环。

应从“政企分开”开始

张晖明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直言,上海国资距离真正的淡马锡模式,仍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

“中国与新加坡的差异非常大。新加坡是都市型国家,国家经济结构、产业部门之间、各地区之间的发展落差比较小。而中国地域广大,各地区产业存量、甚至人口密度的区别都非常大。”张晖明认为,“淡马锡模式可学,但无论是上海国盛,还是上海国有资本管理公司,距离淡马锡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的生存环境,受到了市场发育水平、甚至干部队伍运作能力、政府其他职能部门与国资之间的关系等等因素的制约。”

“市场经济深化的同时,政府也将转型,从全能经营型转向公共服务型。国企面对的将是‘全社会’的政府,而不是国企独享的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国企作为政府关系的总和,需要通过改革作出相应调整,以适应‘失宠’后的新环境。”福卡智库首席经济学家王德培说。

“淡马锡模式成功的关键原因在于‘政企分开’,新加坡财政部虽然持有企业股份,但影响不大。”马泓告诉记者。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也提到,当前国资改革不顺畅,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不到位,就在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

“向淡马锡模式看齐应该始于‘政企分开’。从上一轮国企改革可以看出,相对而言的中小企业,获得了一定发展空间,通过实施公司制的企业管理方式,引导企业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因此,建立健全国有现代企业制度十分重要。”马泓说。

此外,在马泓看来,上海自贸区所提出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核心就在于转变思考角度,重构政企关系,从以往“跟着政府做”,转变为“只要政府没有禁止的,都能做”。

名词解释 淡马锡模式

指淡马锡控股公司的经营方式。淡马锡控股公司是新加坡政府的投资公司,成立于1974年,新加坡财政部拥有100%的股权。

淡马锡模式的特点是,虽然政府全资控股,但不干预淡马锡控股公司在运营或商业上的种种决定;淡马锡控股公司也尽量避免参与旗下各公司的日常经营和决策,让这些企业充分依据正确的商业原则开展业务;另外,淡马锡控股公司的经理人选择,与政府完全脱钩,所需要的投资与管理团队,可以在国际范围内搜寻。

——2013年11月15日《每日经济新闻》

第三篇:基于中国国情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实施路径选择

基于中国国情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实施路径选择

摘要:以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带动专业建设并引领课程改革,是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的重要内容。与国外相比,我国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条件相对短缺,因此在学习与借鉴国外经验的时候,有必要结合国情对模式的主题、功能、结构等进行重新设定,选择多方位、全过程的实施路径。关键词:工学结合;专业建设;职业素养;专业技能

一、国外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解析

模式不是一般的具体形式,而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有代表性的存在物,是在长期实践中从多样的现实存在物中概括出来,经受各种检验并最终“定格”的结果,因此,它必然有某种个性特质,而体现这种个性特质的要素通常是模式的主题、结构与功能设定、支持系统和适用环境。

(一)模式的主题

某一种人才培养模式选择这种功能和结构,是由于受某种理念、思想和主张的支配,这就是模式的主题。它是模式理性特征的体现,是模式的核心,贯穿和主导着模式的整个体系,支配着模式其他构成要素,并衍生出与主题有关的其他范畴。

人才培养模式的主题通常产生于模式构建者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中所产生的教育观念。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方法最早出现在英国,但目前世界上较为一致认可的现代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创始人是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学(University of Cincinnati)工学院院长赫尔曼·施奈德(Herman Schneider)。他早期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的生活经历和他日后作为一名教师的特殊敏感促使他产生了工学结合的想法。直接起因是他发现很多东西学生无法在课堂和实验室里学到,只有在车间和工厂里才能学到。于是他设想出一种新的教育方法,即组织学生参加实际工作,然后再回课堂学习。美国职业协会1946年发表的《合作教育宣言》(Cooperative Education:A Manifesto)第一次给这种教育模式下了定义,认为它是“将理论学习与真实的工作经历(real-world experience)结合起来,从而使课堂教学更加有效的教育模式”。2001年4月,由美国工学结合规模最大的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主持召开的“美国合作教育大会”的文件中指出,“与工作相结合的学习是一种将理论知识的学习、职业技能的训练和实际工作的经历三者结合在一起,使学生在复杂且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更好地生存和发展的教育方法”。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主题是:将学生的课堂学习与参加实际工作结合在一起,使他们能学到课堂中学不到的东西,并接受一定的职业训练,取得一定的工作经历,从而顺利地进入职业生涯,有利于今后更好地发展。显然,它的目标指向集中在学生职业素养的提高上。

(二)模式的功能与结构设定

模式的功能和结构设定是模式的主体内容。如果说主题是模式的核心,那么它必定要落实在模式的结构之中。没有特定的模式结构,模式的主题就无法贯彻。而模式结构的基础则是模式的功能,它直接秉承模式主题的要求,规定模式结构的方向,是模式主题贯穿在结构之中的中介与桥梁。

从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主题我们不难看出,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功能主要是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它从两个方面决定了模式的结构设定:第一是结构组成要素,即学校、学生与用人单位三大要素。第二是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式,一是角色关系式:学校是“主办方”,用人单位是“协办方”,学生是结构主体,也是主要的受益方。二是责任关系式:学校是组织者,广泛联系用人单位并争取他们的支持与合作,为学生安排工作单位和对学生进行管理的责任;学生既是用人单位的雇员又是学校的学生,有接受学校和用人单位双重管理以及为用人单位进行生产性劳动的责任;用人单位是学生的雇主,有责任为学生安排工作岗位,支付相应的报酬,并与学校合作对学生进行管理的责任。

(三)模式的支持系统与适用环境

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涉及教育、产业、社会等多个系统的结构特征,决定了它具有来自教育、产业、政府的多元支持系统。

在教育方面,这种人才培养模式有相应的管理体制、人员结构、教学制度、课程体系等作为支撑。在管

理体制方面,英、美、澳、加等发达国家的很多高等学校有专门的工学结合管理部门,如加拿大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的“合作教育与职业咨询部”(Department of Cooperative Education and Career Service)是该校最大的管理机构之一,负责全校近2万名学生校外工作的安排和管理;在人员结构方面,该部门的人员构成是“双师结构”,一半以上是来自企业的工程师,他们与企业有着天然而又紧密的联系,在学生工作安排与管理上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教学制度方面,这些国家的高等学校多为学分制和弹性学制,学生可以自主安排学习和工作的时间;在课程方面,这些国家高等学校的课程多为模块式结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由选择模块的组合,学校为了满足用人单位某一工作岗位始终有学生工作的要求,通常采用同年级同专业学生分成两组轮换上课的课程安排,很多学校将职业证书的课程作为一个单独的模块,或将职业证书内容纳入专业课程之中。

在产业方面,用人单位接受学生实践主要有三种动因:一是政策驱动,由于很多国家有鼓励产业接受学生实践的相关政策,用人单位受税收优惠等政策的激励,把接收学生实践与

自己的利益挂钩,而且逐步形成一种习惯;二是廉价劳动力,用人单位的一些非关键岗位的技术要求或风险系数不是很高,由现有工作人员承担或专门为此招收新人成本过高,但由学生承担比较合适,非但成本低廉,而且计算机操作较为熟练;三是长远考虑,由于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用人单位从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出发,把接收学生实践作为招募理想新成员的途径之一。

在政府方面,很多发达国家都制定了相关政策。这些政策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鼓励用人单位接收学生实践;二是鼓励学校实施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前者最常见的是减税退税政策,较为典型的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退税制度,即cooperative Education Tax Credit,简称CETC。该政策规定,用人单位每接受一位学生实践,就可以享受相应的退税待遇。

在鼓励学校的政策方面较为典型的是美国。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1965高等教育法》,开始对实施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学校进行财政资助。该法在题为“加大对发展中学校支持力度”的第三条款中规定,发展中学校可以使用条款中规定的款项发展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196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1965高等教育法修正案》,将有关资助内容单独列项,以达到三个目的:一是扩大规模;二是培训管理人员;三是进行相关研究。从1970年到1994年,美国政府的专项拨款共17次,累计金额达2亿多美元,实施这一模式的高等学校从55所增加到1100多所。

至于适应环境,由于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中学生从事的是真实的职业人的工作,因此它的适应环境主要取决于劳动力市场。失业率的高低直接影响这一模式的实施。如上世纪 90年代上半叶加拿大的失业率高居不下,1992年年底高达 11.8%,在西方七国中名列前茅。虽然1994年11月曾一度降到 1位数,但全年失业率仍在10.4%,有136万的失业大军,成为影响高等学校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顺利开展的最大障碍。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合作教育与职业咨询部”为此忙翻了天。

二、中外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对比分析

如何借鉴国外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选择合理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实施路径,是我们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将我国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与国外进行对比。

(一)我国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支持系统的要素短缺

与国外相比,我国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支持系统很不完善。在教育这一层面,我们缺少管理体制、人员结构、教学制度、课程体系等方面的支撑。首先,大部分学校尚没有专门的管理部门,管理力量比较薄弱,一般都由教学管理部门附带。由于教学管理部门的功能设定和主要服务对象是校内,因此很难胜任大量的对外联系和过程管理;在人员结构方面,由于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因此很难有“双师结构”管理队伍,系和专业层面上双师队伍也不够健全;在教学制度方面,我们尚没有成熟的“完全学分制”和“弹性学制”,学生的自主选择受到一定的限制;在课程方面,我们还是从教学而不是从育人的角度看待课程,因此没有完全将校外工作作为必修课。虽然职业证书已经被纳入课程体系,但还没有在内容上与知识体系有机融合,大多数课程还是重在知识,缺乏与工作过程相关的课程设计和课程内容。

在产业和政府方面,由于现有的国家政策不足以调动产业接收学生实践的积极性,国有企业改造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也正在逐步完善之中,不能为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提供成熟的市场环境,因

此,用人单位合作的积极性不高成为模式实施的一大障碍,而政府又没有鼓励学校实施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专项经费,因此学校实施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够,往往处于完成任务和勉为其难的被动地位。

在适应环境方面,由于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与劳动力市场直接有关,因此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不同地区学校实施这一模式的难易程度相差较大。

(二)我国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主题的补偿性扩展

支持系统的要素短缺使我国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不得不承担提高职业素养之外的补偿性任务。教育部教高 [2006]16号文件(以下简称“16号文件”)指出,要积极推行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模式,把工学结合作为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切人点,带动专业调整与建设,引导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显然,我国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主题更为宽泛,工与学的结合不仅仅是在某一段时间学生参加工作的“阶段式”结合,而应该是和专业建设尤其是课程改革相联系的“全程式”结合。前者工与学的结合是模块式的组合,后者工与学的结合则是渗透式的融合;前者的主要目的是学生综合素质尤其是职业素养的提高,而后者除此以外还要达到提高学生专业技能的目的。因此,“全程式”工学结合是基于我国具体国情的本土化探索,为了弥补支持系统要素的不足,其主题与国外相比应有一定的扩展与延伸。(三)我国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功能的多元组合由于模式的功能直接秉承模式主题的要求,因此,我国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应该具有两大功能:一是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二是带动专业建设尤其是课程改革和师资建设等。前者的实现路径主要是校外,因为行为主体是学生,而且要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顶岗实习”才能真正实现。根据16号文件的要求,高等职业院校要保证在校生至少有半年时间到企业等用人单位顶岗实习;后者的实现路径是校内与校外,而且主要是校内,因为专业建设虽然必须与用人单位相结合,但其行为主体是教师,用人单位充其量参与设计和策划,不可能成为主体。

由于模式的功能是模式结构的依据且规定模式结构的方向,而我国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具有专业建设的功能,因此,在学校、学生与用人单位三大结构要素中,学校的教师至关重要,就责任关系式而言,既要参与对学生的管理,又要主持专业建设,因此;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是关键。

三、我国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实施路径的理性选择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既要遵循教育部“在校生至少有半年时间到企业等用人单位顶岗实习”的要求,又要结合专业建设尤其是课程改革和师资建设的要求,采取“多方位、全过程”的实施路径。

(一)提高学生职业素养的工学结合提高学生职业素养的工学结合主要是在真实工作环境中的顶岗实习。学生通过“职业人”一样的工作,经受了职业训练,提高了对职业社会的认识,也了解到一些与自己今后职业相关的各种信息,在如何对待同事,如何对待老板,女n何进行团队合作等方面得到锻炼。这一做法的要求归纳起来是四句话,那就是“真实的工作环境,顶岗的工作实习,一定的劳动报酬,严格的过程管理”。为了不影响课程的学习,我们可以将工作安排在假期,也可以安排在最后一学期。虽然最后一学期由于学生忙于找工作,效果会受到一定影响,但只要加强管理却能取得一举多得的成功:既是工学结合、顶岗工作,又能结合具体实际完成毕业论文或设计,解决第六学期“放羊”的老大难问题。目前,严格的过程管理是重中之重。

(二)提高学生专业技能的工学结合心理学认为,所谓技能,是指由于练习而近乎自动化了的动作,是有意识的活动中近乎自动化了的部分。由此推理,所谓专业技能,就是指从事某一专业相关业务活动中的熟练动作;而所谓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就是提高学生在从事与所学专业相关的业务活动中动作的熟练程度。因此专业技能的训练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亲手操练;二是与专业课程有关的现场教学。由于校外顶岗实习往往较为分散,而且与所学专业很难完全对口,更不可能结合专业课程进行现场教学,因此,学生专业技能的训练主要在校内实训基地和个别与学校联系十分紧密的校外用人单位才能实现。如果是生产性校内实训基地,学校可以通过协议等形式要

求基地经营者提供相关条件,满足学生专业技能训练需要的各种教学要求。

(三)课程改革中的工学结合从课程设置角度看,目前可以归纳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从教学的角度理解课程,认为课程的核心是反映学科内容或教学内容的文本;另一种是从育人的角度理解课程,把课程看作经验,认为课程是活动、是育人的结果,或认为课程是育人的计划、活动的计划,是获得经验的计划,活动是课程的中心。后者是目前越来越受世界各国重视的“大课程观”,是美国在20世纪初提出的“经验课程范式”的具体表现,近年来已经开始影响我国。从这一课程观来看,学生外出顶岗实习本身就是一门课程。世界合作教育协会成立发起方之

一、我国最早实施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香港理工大学实施的“优选毕业生计划”(Preferred Graduates Program),要求每一个学生必须在真实的职业环境中参加3个月的实际工作,并将其称为学生的“必修课”。

从课程内容的角度看,目前也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专业课程的逻辑主线是知识,教材按照知识的相关性进行组织和编写,实践是知识的附属。另一种观点认为专业课程的逻辑主线是实践活动,教材应按照工作实际操作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相关性进行组织和编写,知识由工作实际操作过程的需要引出,是实践的附属。笔者认为,后者是目前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改革应该遵循的思想。首先,在课程的内容上要与工作过程结合起来;其次,在课程的设计和编写过程中,要有来自用人单位的专家参与。因此,课程改革的过程就是工学结合的过程。

(四)双师结构队伍建设中的工学结合根据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开放性和职业性的内在要求,学校的兼职教师队伍应该是校内工作和校外工作两种类型组合而成。兼职教师不应该只限于在课堂上讲课,还应该包括在实践场地的技能指导。我们不应该要求每一个来自企业的专业人才和能工巧匠都到教室里去上课,能在现场进行实践技能指导同样是称职的兼职教师。根据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学生分散的特点,学校可以在学生顶岗实习的用人单位里聘任兼职教师,支付他们应有的工作报酬,适当地对他们进行管理方面的培训,要求他们代表学校,依据学校的管理条例,对学生进行严格的指导和管理。兼职教师根据聘期可以是相对静态固定的,如校内实训基地的兼职教师;也可以是动态变化的,如学生校外顶岗实习的指导人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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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eeve R S.“Employers’Guide to Work—Integrated Learning”,World Association for Cooperative Education,Inc.2001.

[3]Goldstein Michael B,Wolk,Peter C.“Leg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Students,Employers,and Institutions”,Jossey—Bass,1987.

[4]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Z],2006—11—16,[5]陈解放.工学结合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6]廖哲勋.课程新论[则.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7]伍棠棣,等.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第四篇:与上司意见不合的应对模式

与上司意见不合的应对模式

第一种应对方式

当个点头人,唯上司马首是瞻,这个方法是为了自保,但将来决策错误,要死一起死。第二种应对方式

当场站出来指出上司的错误,不怕得罪人,可是虽然说是为了公事,但却也时播扬了上司的愚昧和偏失,你若是直臣,那上司就成了昏君吗?他怎么会不难堪呢?

第三种应对方式

严守礼节,尊重上司的立场,先让他明白你已充分了解他决策的背景,然后再不存半点私心,委婉说出自己的看法,而且在说明过程中不可指上司的错误,以保留其面子。

第五篇:国资监管新模式探析(彭建国)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暨国资委成立五周年征文

论文题目:国资监管新模式探析

姓名:彭建国 职务:副主任 工作单位:研究中心

邮箱:pengjg@sasac.gov.cn 邮编:100053 地址:宣武门西大街26号 联系电话:68391706 ***

国资监管新模式探析

彭建国

2003年3月国务院国资委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五年来,各级国资委和广大中央企业干部职工艰苦努力,开拓创新,做了大量基础性、探索性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国资监管新模式基本形成。透视新模式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国资监管新体制、国企改革新手笔、国经调整新思路和考核激励新举措四个方面。

一、国资监管新体制

过去不少国有企业搞不好、国有经济搞不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体制机制不适应市场化改革的要求。国有企业分布在许多政府部门,政出多门。而这些部门既履行公共管理职能,又履行出资人职能,两种职能混淆,既当“婆婆”又当“老板”。“五龙治水”或“九龙治水”,谁都管、谁都不负责任,决策的不负责、负责的不决策,出现“三重三轻”现象:重审批、轻回报;重审批、轻责任;重审批、轻监管。

针对存在的问题,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二中全会作出了 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成立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第一次在政府机构设臵上实现了政府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与所有者职能的分离,明确了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基本实现了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的结合,从根本上解决出资人不到位和多头管理问题,消除国有资产管理面临的体制性障碍。

新体制的主要特点,总体上可以用三句话九个“三”来概要描述(也可称为九三模式):

三级三层三类型。三级:指国有资产实现国家统一所有,中央、省、地市三级政府分别特设国资委代表国务院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三层:指新的国资监管体系一般分为国资委、资产经营公司(资本运营公司)、企业三个层次。三类型:指监管的国有企业总体上可分竞争性、垄断性、公益性三种类型,必须分类指导。

三管三分三统一。三管:指国资委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三分:指政企分开(政府不再干预企业生产日常经营、企业不再承担办社会职能)、政资分开(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与出资人代表职能分开)、企资分开(企业法人财产权与国有资产所有权分开)。三统一:指国资委的权力、义务、责任相统一。

三特三不三转变。三特:指国资委这个国资监管机构特别的性质(国务院特设机构)、特别的定位(国有资产出资 人代表)、特别的工作对象(主要监管150户中央企业)。三不:指国资委要切实做到不缺位(履行出资人职责)、不错位(区别政府部门定位)、不越位(不干预企业日常生产经营)。三转变:指国资委必须转变观念、转变职能、转变工作方法。

(一)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

早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不仅是国企改革的现实需要,而且也有其充分的理论依据。

理论依据之一,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利益驱动,公平竞争。

市场经济内在地存在两大基本原则:一是利益原则,即经济理性、利益驱动、效率优先原则;一是公平原则,即等价交换、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原则。利益原则即利益最大化驱动原则,市场主体皆为理性经济人,其一切行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市场经济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利己不能损人,要在实现利己的同时增加整个社会福利,这样才能建立起正常运转的市场经济秩序,所以同时要求公平竞争原则。理论依据之二,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点:两权分离,委托代理。

现代企业在两权分离、委托代理情况下,存在两个主体:一个是企业的真正主体,即企业资产所有者;一个是企业的代表主体,即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两个主体均有自己的独立利益,两者的目标不完全一致。同时,这两个主体的权力与利益是相分离的。所有者(真正主体),是利益或亏损承担者(负盈亏),但没有具体实际运作权;经营者(代表主体),有具体实际运作权,但不承担利益或亏损。在市场经济中的行为目标与动机:追求谁的利益最大化?理想模式是,所有者利益最大化;实际操作中,经营者利益最大化。这就是现代企业实际运行中存在的矛盾。

理论依据之三,国有企业的基本特点:委托代理链条长,原始的第一委托人虚位。

国有企业的资产是人民的资产,人民是国有资产的主人。人民是一个笼统的集合体概念,人民的权力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闭会期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人大常委会授权委托国务院,国务院授权委托国资委行使出资人职责,国资委委托企业董事会,董事会委托经营班子。这样层层委托代理,一方面链条长,另一方面找不到具体的原始第一委托人,均是代理人委托代理人,容易影响监管的有效性。

所以,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总体上改变国有独 资格局,建立以产权多元化的现代企业制度,把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二)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路径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调整的路径,总体上可以描述为三步走战略:

一是企业商业化(市场主体化)。传统的国有企业,是政府部门的附属机构,政府干预企业生产经营,企业承担办社会的某些政府职能。企业商业化就是,通过政企分开和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把企业与政府的预算软约束变成硬约束,打破两个大锅饭,企业目标定位于利润这个单一的商业目标,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市场主体。

二是企业民营化(产权多元化)。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数量太多、比重太大,所以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非国有化实现产权多元化。对于中小企业前段地方多数是采取了民营化的方式,对于大型企业主要应该采取股份化的方式。

三是企业集团化(规模大型化)。即通过收购、兼并、联合方式进行重组,改变规模偏小、分布过散、重复建设、资源分散不合理状态,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

国有企业通过商业化、民营化、集团化(CPU)的路径,达到做强做大国有企业、搞好搞活国有经济、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目的。

(三)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是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1992年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运动,拉开了企业内部三项制度(劳动用工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序幕,重点解决企业内部人员能进能出、收入能多能少、干部能上能下的问题。国资委成立五年来,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二是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国有企业的历史包袱和社会负担,通过减员增效、分离企业办社会负担等方式逐步得到解决。自实施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以来,国有企业的员工从最多时的7000多万人减少到4000多万人,减少了40%以上。减员增效不仅极大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而且促进了内部用工和收入分配机制的转变,增强了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企业办学校、公检法、医院等社会负担,基本完成分离。据不完全统计,“十五”期间,全国共有4000多所企业办中小学、400多个公检法机构、2000多所医院与企业实现了分离。分离企业办社会负担的实质,是使国有企业与政府各自回归到自己的角色定位,为国有企业进入市场创造平等的竞争条件,也有利于突出主业,做强做大。

三是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从2004年开始,国资委对国有独资公司开展完善董事会试点工作。重点解决两个问 题:一是解决一把手专断、决策权与执行权不分的问题,增强企业决策科学性;二是解决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增强国资监管的有效性,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目前,宝钢集团有限公司、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19家企业开展了董事会试点,共选派了66名外部董事,有14家试点企业的外部董事达到或超过了董事会成员的半数,初步实现了企业决策权与执行权分开和董事会选聘、考核、奖惩经理人员,推进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

完善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试点、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关键是外部董事。对国有独资公司外部董事的培养、选聘、使用和考核是一个新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实践探索。

四是产权主体多元化的改革。对中小型国有企业,主要方式是转让出售;对大中型国有企业,主要方式是股份制改造;对特大型国有企业,主要是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和改制上市方式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仍处于攻坚阶段。之所以说到了攻坚阶段,就是说容易改的已经改完,现在面对的主要是老大难问题,我感觉有三点:一是中小国有企业改革已基本完成,目前改革对象主要是大型国有企业;二是浅表层次改革已基本完成,目前改革内容主要是深层次的产权制度改革;三是国企改革已难孤军深入,目前改革方式到了需要全面配套、整体推进阶段。

三、国经调整新思路

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战略调整的基本思路,可以概括为:四个原则,四个方向;三种方式,三种形式;两个目标,两个手段;一条主线、一个标准。

(一)“四个原则”(四个坚持)“四个方向”(四个集中)

“四个原则”是: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原则;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坚持产权多元化、把股份制作为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的原则;坚持以市场机制为主配臵资源、发挥出资人主导作用的原则。

“四个方向”是:通过战略调整,把国有资本主要集中到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到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和未来可能形成主导产业的新领域;集中到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集中到优势国有企业的主业。

(二)“三种方式”(三个步骤)“三种形式”(三个阶段)“三种方式”(三个步骤):

国有企业合并重组在操作策略上,监管主体国资委可采取如下三种方式(三个步骤)策略:

第一步,自由恋爱。这是完全的市场行为。主要倡导企业根据市场竞争需要,从自身发展角度出发,根据优化资源 配臵、优势互补、拉长产业链、实现规模经济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通过较长时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了解、相互沟通,不断的培养感情与讨价还价,最后达成认识上的一致,自由结合。

第二步,媒妁之言。既不是自发的企业行为,也不是强制的政府行为,而是有引导的市场行为。这一步的关键是正确导向,是牵线搭桥,是苦口婆心的劝说。通过监管主体国资委的红娘作用,通过耐心的讲眼前讲未来、讲机遇讲挑战、讲企业讲全局,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达到双方自愿结合的目的。

第三步,父母包办。这是一种依靠外部力量(父母之命)的强制行为。各级国资委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行使股东权利,在征求企业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企业合并重组意见,报国务院或地方政府批准实施。

三个步骤,实质上是三种整合力量或三种整合方式。自由恋爱主要依靠内力的整合,父母包办是主要依靠外力的整合,媒妁之言则是介乎两者之间。三种方式各有其优势和劣势。国资委在企业重组策略上,宜采取从内力自愿到外力强制、从易到难的三步走策略。

“三种形式”(三个阶段):

从被调整对象即客体企业来看,由于企业合并重组涉及人财物、生产经营技术等诸多方面,既要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又要解决现实矛盾,要协调好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企业与职工、职工中不同群体等方方面面的复杂利益关系,因而,企业合并重组在内容上往往很难一步到位,需要设计过渡性方案。按照先易后难、由松至紧、从虚到实的原则,企业合并重组亦可采取如下三种形式(三个阶段)策略:

第一步,购销整合。主要是流通环节的统一,既统一购销价格也统一购销渠道,既统一生产资源也统一产品市场,统一采购原材料和统一销售产品。

第二步,经营整合。除了购销整合内容外,还进一步包括统一战略规划与计划、统一生产与经营管理、统一技术与产品研发,也包括管理机构的整合与管理人员的调整。

第三步,资本整合。这是深层次的产权整合,除了前两步所含内容以外,重点是资产整合、债权债务整合、企业全部人员的整合、投资整合、利润与其他收益整合等。至此,实质上已真正合并成一个新的企业,合并重组最终完成。

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操作力量上的三种方式策略,还是操作内容上三种形式策略,三步划分之说都只是相对的。事实上,三种方式或三种形式往往是并存的,相互联系、相互交叉的,也不会总是严格按上述三步顺序进行。最理想的模式是一步到位,但实际操作中一般是因企制宜,往往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企业重组的方式和形式。

(三)“两个目标”“两个手段” “两个目标”:

近期目标: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拟通过战略重组保留80至100家,主要集中在资源、能源、冶金、汽车、重大装备、商贸等对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业务板块。

远期目标:在企业自愿的基础上,国家支持和鼓励中央企业进一步进行联合重组,继续推进企业间非主业的同业重组,积极引导中央企业进一步的并购活动,培育和发展30至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航母。通过战略调整,提高国有经济的竞争力、主导力和带动力,提高国有经济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即“三力三益”。

“两个手段”:

一是加快建立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是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2007年9月, 《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决定自2007年起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并对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收支范围、编制和审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执行及组织实施等作了明确规定。下一步,应加快建立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配套制度和办法。

二是加快组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一般不直接从事具体的生产经营和科 研活动,重点是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主要有五大功能定位:培育主业的投资中心,辅业资产的转化中心,不良资产的加工中心,退出企业的缓冲中心,中小企业、参股企业和特殊企业的管理中心。

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经营形式,主要有四种:一是直接经营。这里不是指直接的生产经营,而是资产经营,如辅业资产转化、不良资产加工等。二是受托经营。如托管企业和托管资产的经营。三是间接经营。如其下属全资企业和控股企业的产权管理。四是股权管理。主要是参股企业的股权管理。

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运行模式,大致可以归结为三句话,即政策化目标导向,市场化方式运作,企业化经营管理。所谓政策化目标导向,是指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主要任务是执行国资委制定的政策目标。所谓市场化方式运作,是指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在执行政策目标时不是采取行政命令方式,而是采取市场化方式进行操作。所谓企业化经营管理,是指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在运作过程中,也要讲究经济效益,公司内部也要实行经济责任制。

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可以通过对现有公司的改造和组建新公司而产生,主要渠道有三:一是将现有的国有投资控股公司直接改造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二是将现有的大型产业集团或者将集团下的财务公司(中心)、投资公司(中心)、资 产管理公司(中心)改造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三是国资委按照不同专业特点,直接组建若干新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四)“一条主线”“一个标准”

“一条主线”是:突出主业,做强做大。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战略调整要始终围绕突出主业、做大规模、提高竞争力这条主线来展开。

“一个标准”是:发展是硬道理,是检验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战略调整成败得失的唯一标准。国有企业发展了,国有经济发展了,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了,社会全面发展了,就表明结构调整工作做出了成效。

四、考核激励新举措

做好国资监管工作的重要手段是,通过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建立正常的动力机制与压力机制,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这是搞好国有企业搞活国有经济的基本保障。

奖惩的前提是全面、客观、准确的考核。考核工作的基础是考核目标的确定,包括目标体系的确定和具体目标的确定。要确定好考核目标,关键是要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找好四个坐标。

三个关系是:

一是统一考核与分类考核。没有统一的考核标准,就没 有考核的基础,就很难有公正的评价。但若不区分情况,搞一刀切,则会出现名义上的准确公平,而实际上的不准确不公平。所以,统一考核与分类考核要相结合,统一考核为主,兼顾行业企业特点,分类考核为补充。

二是重点考核与全面考核。考核必须全面系统,能反映出被考核对象总体状况,基于这种考虑,考核指标越多越全面。但是,考核指标越多,不仅考核工作量越大,而且考核指标之间越不好衔接,各指标的权数越不好确定。所以,重点考核与全面考核要相结合,以重点考核为主,兼顾全面考核。

三是当前考核与长远考核。当前业绩应该是考核的重点,但科学发展观最重要的观点就是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而言,防止短期行为尤其值得关注。所以,当前考核与长远考核要相结合,以当前考核为主,兼顾长远考核。

四个坐标是:

一是历史坐标。主要考虑企业前三年实际经营业绩的平均水平,新的目标确定应当根据发展速度适当高出这个均值的一定幅度,而至少不能低于这个水平。

二是标杆坐标。主要是行业对标,可以分国内行业平均水平、国内行业先进水平和国际行业先进水平,考核指标至少不能低于国内行业平均水平。三是价值坐标。国资委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的职能,资本是能带来价值的价值,是能带来利润的资金,资本本身是有成本的。考核企业经营业绩,对出资人来说,不仅要看企业利润,更应看扣除资本成本后的剩余值,这就是经济增加值,即EVA,这才是出资人投资企业的真正价值。

四是战略坐标。财务指标一般能全面准确反映出企业当前情况。但对企业发展来说,长远的可持续发展才是最重要的,这就要求我们从战略角度来考核企业。从战略角度看,除财务指标外,企业客户资源、开发创新能力、业务流程与制度规范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影响重大。综合考核这几个方面,称为平衡记分卡法,即为战略考核。

考核是基础工作,是奖惩的依据。必须根据考核结果严格兑现,奖罚分明,才能建立起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就激励来看,不外乎如下三种激励(可称之为“三子激励论”):

一是票子激励。票子即钱财。票子激励就是从经济上进行激励,从物质利益上给予奖惩。年薪、绩效工资、专项奖励等等,都要同考核结果挂勾,业绩上薪酬上,业绩下薪酬下。票子可以是资金,也可以部分是资本(如股票或股票期权)。

二是面子激励。面子即荣誉。面子激励就是从精神上进行激励,从名誉上给予褒贬。根据考核结果,给予当事人一 定嘉奖表彰,或给予通报批评。

三是位子激励。位子即官帽。位子激励就是从政治上进行激励,从官衔职位上给予升降任免。位子激励既包含有经济上的激励,也包含有精神上的激励。

当然,这三种激励的背面,实际上又是三种约束,票子可增可减,位子可升可降,面子可褒可贬,既是动力也是压力。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成为国资监管的重要手段。

国资委成立之初,国务院领导就对作为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的国资委开出了三项主要职能:国资监管,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企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国经调整,加快培育国际企业航母。此外,作为实现上面三项职能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对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的考核激励。本文主要是从以上四个方面来分析阐述当前国资监管新模式的基本特征的。通过五年来的探索实践,国资监管新模式基本框架已经形成,而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取得新的进展,监管的中央企业资产总额和销售收入分别年均增加一万多亿元,企业利润总额和上缴税金分别年均增加一千多亿元,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国资监管新模式的高效运行,充分表明各级国资委、各中央企业的努力工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是卓有成效的,更表明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成立国 资委、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是高瞻远瞩、完全正确的。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个正确方向,同时在今后的实践中对国资监管新模式不断进行完善。

(作者系委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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