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历程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历程
曲三强
早在两百年前,英格兰国王乔治三世(1736-1796)就曾提出要与中国发展外交和经贸关系。但是当时在位的乾隆皇帝在写给英王的信中却傲慢地表示,他的大清王朝对外国的产品和思想从来就不感兴趣。然而,一百年以后西方列强用他们的坚船力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不得不开始采用法律形式去为那些对中国人“毫无价值”的外国产品提供保护。
在那个强权就是公理的海盗时代,中国的忍让并未换来西方国家的同情,相反,却使西方列强觉得中国软弱可欺,于是变本加厉地压迫中国。西方列强在19世纪下半叶侵略中国,就是以中国司法制度落后为借口来施加他们的“治外法权”。***参见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reprined,Taipei,1966),Ⅰ-Ⅲ,at 7.**伴随列强的经济文化侵略,知识产权的保护被带进中国。
19世纪后半叶,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逐渐加强。与此同时,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形也开始发生。有些中国商人和企业开始盗用外国公司或企业的名称或商标。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是中国商人盗用外国公司的名称既可以逃避专为中国商人所设的税例,而且周转起来也比较方便;其二是使用外国公司的名称可以不受或少受地方官吏的刁难和勒索。(郝燕平:《中国19世纪的商业革命》,197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65页。)
到了本世纪初,知识产权的侵权问题变得日益严重。中国的侵权者们将目光集中投向外国进口的畅销品和外国公司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亦开始关注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1883年的巴黎公约就是专门针对专利和商标的国际公约。1886年达成了针对版权问题的伯尔尼公约。在此气候下,西方国家的商人期望他们在自己本国注册的商标也能在中国获得同样的保护。***参见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hapter Ⅲ,at 378.**怀着这样的企图,他们不顾当时的中国既不是前述两个公约的缔约国,更未加入任何有关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事实,硬是把一系列根据国际公约而发生的保护知识产权的义务加给中国。***同注〔1〕。**对此行径连西方自己的学者都不无赧然地说,西方只是一味地将他们的法律观念强加给中国,而对赖之以保护他们知识产权的中国法律制度本身则毫无兴趣。这种做法暴露了西方人对其毫无所知的中国法律制度的普遍轻蔑态度。他们从未给予中国法律以一丝一毫的尊重。***参见F.C.Hawks Pott,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1923,Shanghai;Kelly and Walsh,at 34-53.MacGowan,Sidelight on Chinese life,at 272-296.**西方列强所热衷建立的是他们认为合适的国际贸易环境。他们强迫中国政府取消当时通行的税例,建立全国通行的货币,修订法律管制矿业和合资企业,保护知识产权。他们允诺,如果中国政府答应上述条件,他们将命令帝国海关(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重新厘定关税。***关于缺乏统一国家货币的问题请参考King Frank Henry Haviland,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965,(UNIVE #),at 113.**并且答应限制鸦片进口;甚至还可以考虑待中国法制状况改善后取消治外法权。***参见,The Mackay Treaty,reprinted in Allman,Protection of Trademark,Article 7.**“进口鸦片”和“治外法权”本来就是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屈辱条件,到头来却变成西方列强换取更多在华利益的筹码。
然而,在“强国无外交”的年代,中国政府不得不屈服于列强的压力,并先后与英国、美国和日本分别签订了商务条约。商标保护成为这些条约的主要内容。根据中英商务条约的规定,中国政府必须为英国的商标提供保护,防止中国人对其侵权和仿制。〖ZW(8〗参见The 1903 Treaty Betwee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reprined in MacMurray,ed,Treatits and Agreemeats,Article 10.〖ZW)〗在1903年的中美条约中规定,中国应对美国批准的专利人的专利保护规定一个有效期限,这种保护至少不得低于中国对其自己的国民专利保护的水平。为了履行条约所加诸的义务,1903年中国在西方国家的直接参与下开始了商标法的立法工作。
1904年,中国外交事务部邀请帝国海关参加起草商标法。在英国领馆官员和英国商人的积极参与之下,起草出一个商标法草案。该草案基本上是照搬英国法律的内容。当然偏袒英国利益的地方多。其中最明显的地方是,即使在中国境内或境外均未获得注册的外国商标,同样应该获得中国法律的保护。但是,由于列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清王朝政府部门之间的矛盾,商标法草案一直未能付诸实施。
1906年至1908年间,清政府还颁布过一些有关印刷和报刊发行方面的法律。不过,这些法律旨在控制新闻媒体传播,无意于版权保护,因此,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版权在均不能得到保护的前提下第一次获得了平等。
当然,这种局面对经济上处于优势地位的西方国家尤为不利。于是,为了保护他们在华的知识产权利益,西方国家除了对中国政府进一步施压以外,在他们之间还围绕知识产权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双边谈判。谈判的结果是西方国家之间达成一种协议,就是在他们之间建立一种司法合作关系。譬如,一个在意大利获得商标注册的美国人可以向意大利驻华领馆控告另外一个受该领馆管辖的人,反之亦然。这些西方列强全然不顾他们的所言所行是在别国领域而非自己的版图;更不用指望他们对所在国主权和法律的尊重了。
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西方列强,在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上均各怀异态。清政府之所以配合西方国家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修建,目的在于满足西方列强的要求,以换回列强在中国取消治外法权的承诺。1913年和1920年,当事实证明西方列强并无诚意取消治外法权时,中国政府便明确表示拒绝加入伯尔尼公约,认为那样做只会伤害中国的经济和教育制度。
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国第一部版权法。这部法颁布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为了结束中国由于长期分裂和混乱而造成的法律废驰局面;另一方面则是想使西方列强相信他们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已经不再有理由。为达此目的,这部法律大量引进大陆法系德国和日本法的内容。不过,由于法律规定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太大,致使这部法律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大打折扣。著名法学家钱端升教授曾评价说:“就立法者而言,这些法典总的看来是不错的。然而,由于涉讼的难度,法官的素质,特别是司法行政机关以外的干预等原因,它们能否被适当地适用便成了问题。”***参见,钱端升,Gouernment and Politics,at 249.He gaue the couclusion cluring the last gears of the Nanjing Gouernmeat era.**
80年代初期,中国再次奋起保护知识产权的热情,开始法律重建工作。这次重建的理由,与其说是来自知识产权保护自身的需要,毋宁说是由于外来经济和政治压力的结果。亨瑞·威东(Henry J.H.Weare)的一段话道破了问题的实质:“中国引进知识产权法的根本动机是来自对外开放政策的驱使,中国需要对外贸易,吸引外资以及从西方获取迫切需要的技术和设备。”***参见Herry J.H.Wheare,lovell White Durrant,“Intellectual Property:Chma's Unrewarded Efforts”?China law and Practice,1996,Volume 10,Hongkong;at 38**在这种背景之下,知识产权保护的建立与发展不可能不是被动的,且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
回顾近20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过程,有两条脉络清晰可辩。其一是深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左右;其二是传统意识形态及官僚政治的干预。由于上述两种因素的作用,尽管知识产权保护在最近20年中取得很大进步;然而,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知识产权法仍然不能获得自己独立的品格。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后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知识产品在全世界的倾销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带来滚滚财源。对发达国家而言,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意义早就超越出知识产权保护自身而演化成为一种经济竞争的手段。伴随着知识产品行销全世界,美国人不仅要
把他们的知识产品送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而且还要把他们的文化、价值观以及法律思想和行为规则统统带给其他国家。为保证美国在这些国家中的经济利益。1986年3月,包括杜邦、通用电子和IBM在内的美国13家重要公司组成了一个“知识产权委员会”(Intellectual Committee),旨在推动关贸总协定(GATT)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时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TRIPS)纳入到公约里面去。该委员会嗣于1988年结合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KEIDANREN)及欧洲工业及资方联盟(UNICE)一起共同提出一份名为“关贸总协定关于知识产权规定的基本框架”的报告,建议关贸总协定通过一部独立的知识产权法典。该报告曾被送交美国、欧洲共同体、欧洲各国及日本政府参考。
该报告特别强调工业化国家由于其他国家未能充分保护知识产权而遭受的重大损失。报告称美国知识产品1986年所受损失大约在430亿至610亿美元之间。美国政府还抱怨,过去美国公司由于在国际上缺乏严格和统一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标准而蒙受巨大损失。因此美国将成为将知识产权纳入关贸协定的主要倡导国。至于欧洲和日本,虽然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与美国仍有分歧,但是加强这方面的保护对他们也有利,因此也乐得对美国的建设随声附和。此外,导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纳入公约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国际规范。关贸总协定组织亦承认,尽管伯尔尼公约为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统一版权公约和巴黎公约为保护工业产权都做了详细规定,并且在国际水平上至少提供了某些措施来保护知识产权。然而,实践证明这些保护不够充分。甚至这些公约还因其不能提供有效解决国与国之间因知识产权保护而发生争议的程序而遭到批评。
乌拉圭回合的谈判进行得颇为艰苦。就发达国家而言,尤其是美国,由于在提供技术密集产品上具有优势,因此主张自由化措施;而就发展中国家来说,其竞争性的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因此,劳务贸易自由化对其较为不利,所以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对立比较尖锐。在持续两年多的谈判过程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软硬兼施迫使不发达国家接受西方国家所提出的基本条件。关贸总协定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的规定就此而宣告诞生。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1984年美国就在其贸易法中制定了一个301特别条款。该条款授权美国总统对违反国际条约或者采用不公平,不合理或歧视性手段限制美国贸易的外国贸易行为实行制裁。在上述场合下,美国总统还可以增加关税和税收;甚至还可以直接禁止来自侵权国家的产品或服务进口美国。301条款的最主要特征是受这种制裁措施影响的产品不一定与遭受禁止的产品或服务相关。
就在301条款出笼的第二年,美国总统即指令美国贸易代表提交一份关于制裁北朝鲜的议案。其理由是北朝鲜在知识产权领域实行不公平贸易,北朝鲜的立法不能为粮食、化工、制药产品提供专利保护,北朝鲜的版权法也不保护美国作者的作品。
在1986年乌拉圭回合的谈判过程中,美国就是利用这个301特别条款逼迫韩国、泰国、印尼、墨西哥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就范的。
自从1984年以后,中国几乎每年都要受到美国根据301条款而亮出的“黄牌警告”。而且就知识产权问题而展开的中美之间的谈判也是年年吵得热火朝天,有时双方甚至不惜剑拔弩张,大有割袍一战之势。然而,稍具眼光的人一望便知,对阵中的中美双方无论就地位实力,还是声势姿态都截然不同。美国人依旧扮演着蛮横霸道的角色,只不过手里掌握的不再是当年的“鸦片”和“治外法权”,而是换上了“经济制裁”和“最惠国待遇”;中国仍旧饱受欺凌,除了偶尔几声的不满以外,基本上是悉听君旨,令人不免为之气结。
问题的关键是如果将知识产权保护当作谈判的筹码,则势必要去迎合西方国家的需求。如此则不可避免地牺牲中国知识产权法律的应有的独立品格。在这种状态下诞生的法律制度,其功用如何连一些西方学
者都不免怀疑。他们会问,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与现时中国的法律制度掺合在一块究竟能够创造多大的使用价值?***参见Henry J.H.Wheare,“China fulfilled Its Pledge to Protect Foreig IP Right?”,China law and Practice,November,1996.**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在西方国家压力下,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从立法、司法到行政管理、教学研究都发生了许多积极的变化。在客观上也改善了中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记录。然而,令人忧虑的是在中国的立法、司法以及学术研究领域存在着一种普遍倾向,就是要想方设法地提高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标准,以适应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由于这种心理的作用,造成了目前中国立法与司法,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趋势,致使法律条款运作起来收效甚微。
如果认真考察一番,则不难发现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首先,中国从开始提出保护知识产权,从出发点到归宿都是在知识产权保护之外的。其次,在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问题上,忽视了对数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和道德习惯的研究。知识产权自身的多重性格,加上知识产品经销商人为制造产品与成本之间的巨大间隙,为假冒知识产品和侵害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提供了极大的诱惑。“付钱使用”的知识产权观念不仅仅是在付不付钱、付多少钱上打转,而且更透着文化和道德的质素。
根据美国商业软件联盟的估计,因为盗版软件的出现每年会使他们的损失超过100亿美元,而其中三分之一是来自亚洲,中国更是最为严重的地区。美国作者伯斯坦在其《决战资讯高速公路》一书中指出,资讯产品进入中国大陆市场,最主要的障碍并不是书报审查制度,真正的问题出在他们不觉得有出钱购买的必要。美国刚一上市的软件,就可以在广州的街道、香港的商店里被人公开销售。伯斯坦说,中国大陆境内规模宏大的盗版活动所涉及的道德问题远不像西方人想像的那么简单。“毕竟中国人从未采用和美国人相同的私有财产观念,更不用说知识产权了。再者,他们会说,西方什么时候曾为了使用属于中国的发明,从火药到纸张,付过一分一毛的费用?
一、二百年间被你们西洋人掠走,现在大摇大摆地放在博物馆中的中国陶瓷国宝,西方人又何尝提起过„有偿使用‟的问题?”(转引自台湾《光华》杂志,1998年6月号,第98页。)
最后,是传统的“公”与“私”的观念,影响立法者对知识产权性质的认识。最近修改的《刑法》将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仍然放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而不是放在侵犯财产罪中,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综上所述,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百年历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警示:那就是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必须摆脱西方国家的无理纠缠,去追求自己的独立品格。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排斥外国或国际上合理的理论和经验。制度建立的关键是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就中国的文化传统而言,它既可能是中国法律的价值源泉,同时也可能成为中国发展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一个主要障碍。因此,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必须是建立在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以权利意识为基础的价值体系之上;建立在与国际标准的合理结合的基础之上。为了保护知识产权,中国的法律不仅需要使各种各样的个人和实体的利益在法律上确定化,而且同时还要提供一个总的和明确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开展公平竞争。可以相信,培育知识产权保护的那些条件也必然是培育有关知识产权竞争的条件。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律学系)
第二篇:知识产权保护助推品牌发展
知识产权保护助推品牌发展
近日,记者从正在举行的第六届中国专利周上了解到,2011年,中国专利拥有量首次超过美国,位居全球第一。
数据显示,2011年国内受理专利申请量同比增长32%,其中发明专利总量已经占到全球专利总量的1/4, 其中我国专利申请人通过专利合作条约途径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上升至全球第四位;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和有效专利拥有数量全面超过国外企业在华数量。今年,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超过700万件,实现这一目标发达国家用了上百年时间,而中国仅仅用了27年时间,走在世界前列。
作为一家以科技创新型公司,科沃斯在打造家庭服务机器人品牌过程中,坚持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并行的策略,在国内专利申请的同时在国外重点市场做好专利布局。截止目前,科沃斯已累计在国内外申请专利600余项,其中发明专利占比近50%,在家庭服务机器人行业处于领先地位,近年来在国外专利的申请有力的助推了科沃斯品牌在国际市场的开拓和推广。
目前,科沃斯机器人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已连续三年超过50%,处于绝对领先地位。2012年,科沃斯分别在德国和美国成立两个海外分公司。
本文转自:http://
第三篇:2011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
2011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
为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总体部署,有效推动2011年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全面开展,按照“完善制度、加强执法、突出专项、推进协调、强化宣传、规范管理”的指导方针,特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制定、修订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1.专利、商标、版权法律法规和规章
(1)做好修改《专利代理条例》工作。
(2)修改《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
(3)研究制定《职务技术成果条例》和《职务发明人流动中利益共享办法》。
(4)做好《商标法》修改工作,加快立法进程,启动《商标法实施条例》修改的调研工作。
(5)积极推进《著作权法》及其配套法规的修改工作。
(6)加快《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办法》立法进度。
(7)制定《教科书法定许可付酬办法》,推动《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修订。
2.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
(8)继续推进《生物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的立法协调工作。
(9)开展《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修订工作,研究《植物新品种保护法》的立法可行性。
(10)推进《对外贸易法》中“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配套规章制定工作,协调起草《知识产权滥用反垄断指南》。
(11)加快《中医药法》的立法进程,继续做好《中医药法》立法的沟通协调工作,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
(12)完成对《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实施办法的修订工作。
(13)完善《涉及专利的国家标准制修订管理规定(暂行)》。
(14)研究制定并发布林业植物新品种权审批规则。
(15)做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改工作,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完成后,着手配套实施细则的起草、调研工作。
(16)组织开展《国防专利条例》修订工作,制定国防知识产权相关规章。
3.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
(17)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部分地方人民法院试行由知识产权庭集中审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见》。
(18)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19)制定《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20)完成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司法保护调研,起草关于审理网络著作权案件的司法解释。
(21)适时起草关于专利、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判标准和商业秘密司法保护的指导性意见。
(22)发布《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积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若干问题的意见》。
(23)继续修改并适时下发实行《企业职工档案管理规定》及《贯彻执行劳动合同法若干意见》等劳动法律配套规章,完善有关竞业限制等商业秘密保护政策。
(24)配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施行,研究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扶持政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及传承机制建设政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分类保护规范》、《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编制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实物管理办法》、《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等政策或指导性文件。
(25)出台《版权行政执法指导意见》,进一步完善版权行政执法体制,支持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机构开展版权执法工作。
(二)提高知识产权执法水平
1.开展专项行动
(26)全面贯彻落实《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方案》,组织协调专项行动开展,推动我国保护知识产权长效机制建设。
(27)大力推进政府机关和企业使用正版软件工作。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中央和地方政府机关2011年按期完成正版化检查整改工作,配合财政和国家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做好经费保障和软件资产管理,构建使用正版软件、抵制盗版软件的长效工作机制;加大推进企业使用正版软件工作力度,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企业软件正版化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加快推进外资、民营企业软件正版化工作,做好30家企业软件资产管理试点工作。
(28)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行为的专项行动,加强对互联网站的主动监管,加大对网络侵权案件打击力度,重点打击利用互联网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提供盗版影视作品、软件下载服务以及运营网络游戏私服、外挂等侵权犯罪活动,加强网络知识产权保护,建立网络版权行政保护的常态化机制。
(29)继续推进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犯罪的“亮剑”专项行动,强化指导协调和督促检查,确保全国专项行动整体推进。
(30)按照《关于做好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律师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组织引导律师做好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案件的辩护代理工作。
(31)组织全国农业行政部门实施《打击侵犯品种权和制售假冒伪劣种子专项行动方案》,曝光一批侵权假冒企业,灭活处理一批假冒伪劣授权品种种子。
(32)组织开展文化市场专项整治行动,继续深入开展整治互联网、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专项行动。
(33)结合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深入开展中央企业知识产权自查自纠活动,并指导中央企业制定相应知识产权应急预案。
(34)根据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要求,在全国海关范围内积极推进和部署,继续保持打击进出口侵权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加强对侵权信息的分析和处理,不断完善与知识产权权利人的配合机制,对进出口侵权商品的违法行为实施精准打击。
(35)提高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实效,重点查处侵犯涉外商标和驰名商标的违法行为,切实扼制恶意商标抢注行为,严厉查处违法印制商标标识及仿冒知名商品包装装潢的行为。
(36)推进和落实打击生产领域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产品专项行动各项工作,集中整治一批重点地区,并积极探索建立打击假冒保护知识产权的长效工作机制,大力推进“12365”举报处置指挥系统建设,继续深入推进“打击假冒,保护名优”工作。
(37)组织“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重点地区查缴盗版出版物集中销毁活动,对重点案件进行挂牌督办,限时办结。
(38)组织开展打击制售假劣林木种苗和保护植物新品种权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制售假劣林木种苗、依法查处无证无签生产经营林木种苗、新品种侵权和假冒等违法行为,依法保护育种者权益。
(39)组织落实《知识产权系统执法专项行动方案》,坚决打击反复、群体、恶意侵权及假冒专利行为,加大接受知识产权举报投诉力度,推进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建设,强化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加强部门间区域间执法协作,推动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协调配合,切实做好执法检查与督导工作。
(40)依法积极配合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加大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力度,依法严厉制裁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充分发挥惩罚和震慑犯罪功能。
(41)积极参与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及时予以批捕和起诉,对重大、有影响的案件加强督办。
2.加强日常执法
(42)组织编写办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指导手册,帮助一线执法人员正确理解和适用相关法律,规范受案、办案工作。
(43)加强DNA等执法鉴定技术研究,制定主要作物的DNA指纹图谱鉴定规程,支持建立有资质的品种鉴定机构,完善品种权执法鉴定体系。
(44)积极开展计算机预装盗版软件的市场治理,集中加强对计算机生产企业的源头治理,加大对软件等重点产品的市场监管力度。
(45)推动建立版权争议调解机制,基本形成司法和行政有机衔接的版权争议民事调解机制。
(46)组织制定发布《2011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
(47)推进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建设,深入开展“5?26”执法推进工程和全国专利保护重点联系基地工作。
(48)组织全国法院开展“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主题活动,召开“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公开座谈会”。
(49)做好地理标志保护工作,加大监督抽检力度,严厉打击地理标志侵权假冒行为。
3.加强知识产权司法工作
(50)继续积极推动知识产权审判庭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试点工作。
(51)有效完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管辖制度,进一步扩大管辖一般知识产权案件的基层法院的范围,完善已指定法院的地域管辖范围。
(52)实施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基层基础建设“三五工程”,选择具有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权的五个基层法院作为首批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基层示范法院,选择五个中院作为首批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基地,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五所重点高校作为首批中国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基地。
(53)开展“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专项监督活动”,依法严肃查办行政执法部门有案不移、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徇私舞弊等行为,及时予以监督纠正。
(54)进一步推动“两法衔接”工作,积极推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机关建立“网上衔接,信息共享”机制。
(三)发展知识产权服务
(55)组织制定知识产权司法鉴定分类规范、准入条件、执业规则等知识产权登记管理相关文件。
(56)就律师从事专利、商标代理业务的相关问题加强沟通协调,为律师从事专利代理业务创造条件,推动律师从事商标代理业务的规范性文件出台。
(57)研究制定《律师从事专利业务指引》、《律师从事商标业务指引》等指导性业务操作指南,帮助全国律师开展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业务。
(58)吸纳更多的知识产权中介组织为实施农业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服务,支持农业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以农业知识产权为纽带开展相关服务活动,指导种业知识产权联盟开展种业知识产权信息共享和维权救助工作。
(59)继续做好植物新品种保护技术支撑体系建设规划的落实工作,完善植物新品种测试机构功能和区域布局,努力建设世界一流的植物新品种测试体系。
(60)继续通过多种方式发布企业知识产权海外预警和指导信息,通过编写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报告、发布行业专利技术分析报告、对企业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培训、继续在境外知名展会上设立“中国参展企业知识产权服务站”等多种方式健全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机制,指导和协助我国企业处理对外经贸关系中的重点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推动企业知识产权海外维权中心试点。
(61)定期开展中美337调查交流,积极组织对337调查的立法修订进行评议,表达我国内产业、企业关注,加强对重大案件企业的应诉指导,同时对在337调查中取得胜诉的企业,努力协调各部门给予政策支持和帮助。
(62)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信息化建设,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程建设方案,制定全国统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标准体系,统筹规划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初步建立起提供公众服务的数据库群。
(63)充分发挥集体管理组织、行业协会和版权中介机构的作用,进一步规范其市场行为,支持其依法开展业务活动,为其发展创造条件。
(64)创新版权公共服务形式,增强版权公共服务能力,提高作品登记和著作权合同登记备案的质量和数量。
(65)重点建设和完善林业植物新品种、与林业有关的专利、地理标志等内容的林业知识产权基础数据库,进一步完善林业知识产权公共信息平台和重点出口林产品知识产权预警机制,启动“中国林业知识产权网”,支持组建多种形式的保护联盟,为林业植物新品种的创造、保护与运用提供服务。
(66)稳步落实《海峡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强两岸在专利、商标、版权、植物新品种等领域的合作。
(四)加强知识产权教育培训和人才队伍建设
(67)鼓励地方和学校利用《义务教育课程设置方案》规定的可自主支配的课时,组织开展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教育活动,指导思想品德课教材编写组根据课程标准关于知识产权内容的教育要求,修订教材。
(68)继续推进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知识产权方向班研究生培养工作。
(69)加大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人岗前培训和继续教育力度,开展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进一步提高队伍整体素质。
(70)进一步加强公务员知识产权培训,加大指导和监督力度,继续将知识产权培训纳入各类培训,提高公务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71)加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启动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落实补助经费,制定管理细则、出台扶持政策,研究制定对学艺者、继承者的助学、奖学等激励措施。
(72)加强版权培训工作,开展领导干部、执法人员、著作权人、版权相关企业经营者版权培训,培养版权专业人才。
(73)按照《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任务分工方案要求,做好落实“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组织工作,出台具体措施和办法。
(五)推进知识产权宣传和文化建设
(74)进一步加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的宣传报道,及时报道各地区各部门采取切实措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推进知识产权保护的进展成效,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报道专项行动查处的一批典型案例,曝光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营造保护知识产权、自觉抵制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良好社会氛围。
(75)结合国际舆论关注点,有针对性地加强知识产权对外宣传,充分报道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日益改善,展示我国政府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坚定决心,使国际社会客观、公正、全面了解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效。
(76)在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开辟知识产权专项行动专版、专栏,对公安机关打击涉及民生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工作情况等进行专题宣传,提升公众知识产权意识,为推进知识产权战略实施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77)通过《2011年全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对知识产权法制宣传教育作出部署,根据“六五”普法的要求,继续深化“法律六进”活动,推动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进机关、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
(78)指导种业知识产权联盟成员向全国种业发出诚信守法倡议书,结合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成立50周年,编制植物新品种保护宣传册,举办第五届全国农业知识产权论坛。
(79)继续深入开展知识产权海外维权和企业境外参展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充分利用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网等平台,做好知识产权信息发布与宣传工作。
(80)发挥广播影视大众媒体优势,组织协调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积极开展《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宣传工作,大力宣传保护知识产权和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中的经验成果。
(81)组织编写发布《2010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和《2010年全国及地方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择要》。
(82)组织开展全国知识产权保护志愿者相关工作。
(83)评选并发布2010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10大案件和50件典型案例,发布《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10)》和《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报告(2010)》,开通“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
(84)加强地理标志保护的宣传和培训工作,深入普及地理标志保护知识,提高社会对地理标志工作的认知水平。
(六)扩大知识产权对外交流合作
(85)继续配合开展知识产权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利用高层交往、双边和多边场合与重点国家就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进行沟通交流。
(86)组织《生物多样性公约》有关“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国际制度”的国际谈判,对《名古屋议定书》进行深入研究,为做好我国的生物物种资源保护做好后备工作。
(87)积极参与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的相关会议和活动,加强中荷、中德、中日植物新品种保护国际双边和多边合作,做好东亚植物新品种保护论坛工作,有效开展东亚地区植物新品种保护技术交流与合作。
(88)完善与美、欧、日、俄、巴西、瑞士等国的对话与知识产权工作组机制,牵头开展中欧、中瑞(士)地理标志双边合作协定的谈判工作,增进双边经贸关系,推进建立中美知识产权合作项目,与欧方探讨建立新一期中欧知识产权合作项目。
(89)推动在美国、欧盟和日本开展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海外宣传周活动。
(90)牵头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知识产权理事会会议、亚太经合组织知识产权专家组会议,积极参与各项知识产权议题的谈判,开展知识产权信息交流。
(91)协调参与自贸协定中知识产权议题的谈判,做好已实施自贸协定中知识产权章节或条款的落实工作。
(92)举办药品数据保护制度国际研讨会,深入探讨药品试验数据保护相关制度的实施策略。
(93)继续派员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会议,继续跟踪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法律常设委员会(SCT)会议,马德里法律发展工作组会议等的进展情况,积极利用国际规则充分维护我国的商标权益。
(94)加强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亚广联等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广播组织权利公约》的制定。
(95)做好中美商贸联委会有关版权的后续工作,召开中美网络版权会议,进一步落实“中美版权战略合作备忘录”的实施计划,推进和落实中英版权谅解备忘录2010—2011年工作计划,落实中日和中韩版权合作备忘录框架下相关工作,积极参与中澳、中秘、中哥自由贸易区谈判和中巴、中俄经贸分委会知识产权工作组会议等相关工作。
(96)牵头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框架下发展议程、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保护、专利合作条约改革等议题的国际谈判与磋商,持续推进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平衡发展。
(97)深化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俄罗斯、日本、韩国、巴西、澳大利亚、蒙古等国的双边专利合作与交流,落实双边知识产权合作协议。
(98)深入落实中国与东盟知识产权合作谅解备忘录,拓展合作领域,举办“中国—东盟知识产权研讨会”。
(99)进一步加强、拓展与非洲知识产权组织、非洲地区知识产权组织两个区域组织的合作,力争开拓与非洲大国知识产权机构新的双边关系。
(100)继续深化地理标志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争取实现与地理标志主要合作伙伴的信息共享,保护国内外地理标志权利人的合法利益。
第四篇:WTO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
班级:国贸071姓名:艾志鹏学号:070206129
WTO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
20世纪80年代以来掀起的知识经济的浪潮即“专利发明、商业秘密、不断更新的计算机程序等无形资产”在经济发展开始起到关键作用。“一批尚未走完工业经济进程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意识到在当代必须以无形资产的积累(其中主要指‘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促进有形资产的积累,才有可能赶上发达国家。”技术的自主和开发需要对创新成果予以保护,否则,便不会激励人们投入到“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与创新中去,亦无法维系有序的社会秩序。这在知识经济下表现为知识产品的保护问题,从法律角度而言,即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
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当今法治社会,首先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知识产权法律规范;而后是切实保障法律中的规范能在实践中切实的得以落实。这是每一个国情不同、知识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至于知识产权保护采取何种具体的方式,理应由每个国家根据自身情况灵活掌握,但在经济一体化和法律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可能性已被大大压缩了。这一问题转变成了在符合国际准则的前提下,谋求本国的知识产权的发展与保护。
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压力下形成的,TRIPS亦是美国、瑞士等发达国家积极倡导的产物。就中国的法制传统和文化底涵而言,缺乏现代知识产权制度自主产生的土壤。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既然“一个社会单位或国家的法律发展也并不是自给自足的,这不仅是因为它并不孤立的存在于世,而且更是因为它自身需要外部的营养。”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的“闭关锁国”,唯有融入国际社会,才可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要了解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是否适用于中国,就需要深刻的把握中国的现有国情。
一、中国的国情:
1.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口众多,负担沉重,相当一部分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底子较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
存在相当差距。同时,我国东部和西部发展差距较大,沿海地区发展迅速,西部地区贫穷落后。
2.中国是一个经济增长迅速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2005年,由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评选的各项对比数据表明,中国企业500强与世界企业的500强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但在规模、企业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方面,中国企业500强与世界企业500强仍有较大差距。这也给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新的疑问,制定怎样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才能与我国的知识产权发展水平相适应,并带动我国知识产权的发展。
二、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挑战:
1、法律改革时间和空间的极度压缩
在时间方面虽然TRIPS在实施方面,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各有5年的过渡期(最不发达国家为11年),但这种缓和,只是为了发展中国落实TRIPS提供了某种可能,而未能为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水平与TRIPS相契合提供条件。如此一来,发展中国家为达到国际社会的要求,必然要承受某种牺牲。空间方面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主权意志受到限制,发达国家通过经济上的“贸易准则”等手段,政治上的“民主化”政策的推动,使发展中国家不同程度的受到国际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如“民主政治、人权原则、引进市场制度”的影响,立法的自主空间受到压缩,很难完全按照本国国情设计自己的发展方向。
2、知识产权保护水准过高,扼制了我国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
事实证明,谁创造出新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能力越强,知识产权保护对谁就越有利。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2002年9月公布了题为《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的整合》的长篇报告,对TRIPS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作了详实的分析,报告中指出:“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如此强烈的反对TRIPS协议?其根源在于TRIPS协议强迫所有国家,不论穷国还是富国,都必须给予新药至少20年的专利保护,因此延误了发展中国家健康服务机构生产穷人们所依赖的廉价代用药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入世后发展中国家的窘境。知识产权保护既会获得收益,又需付出代价,同时应当更加重视使知识产权政策与各发展中国家国情相适应。
3、知识产权保护水准与社会现实相脱节,造成了实施疲软
在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上,我国实行行政和司法双轨制的执法体制。但在实践中,其推行却障碍重重。分析这种状况存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公民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一旦有暴利的诱惑,很容易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
②执法队伍素质偏低,公正廉洁等政治素养及法律业务水平上都有待提高。③在执法中,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仍然存在,不利于建立统一国际大市场的要求。
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知识经济的对策
1.立法应立足本国国情,注重本土化创新
立法一方面要考虑本国民族文化传统和民众心理承受能力;另一方面,也就是核心因素,即利益的衡量问题。而利益衡量的更深层次的因素仍受制于国情。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回应型法”的概念,认为法律应更多的回应社会的需要。那么应如何适应社会需要?从何着手?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的《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的整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路。
① 首先,知识产权是一种公共政策的工具,目的是为了产生更大的利益。②其次,为了利于技术传播,应将人体、动物的诊断,治疗和外科手术方法,植物和动物、计算机程序和商业方法,以及已知产品的新用途排除在可能受到专利保护的主题之外;同样为了利于技术传播,发展中国家应当规定尽可能多的专利权例外情况。
③发展中国家应当采用严格的新颖性和工业应用性标准(高于发达国家目前所采用的标准),采用严格的公开要求,避免批准保护范围过宽的权利要求,以促进技术的传播和应用。
④发展中国家应继续在其版权法中维持或采用对教育、科研、图书馆使用的广泛免责,赋予从互联网上获得信息的用户以“合理使用”权,以利于文化传播、教育的发展,等等。
2.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知识产权战略
中国的知识产权战略应围绕中国国情制定。首先,应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基础性开拓性的重要发明创造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模仿仍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重要手段。模仿一吸收一改进创新是发展中国家技术发展的模式”所以发展中国家应在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同时,鼓励技术创新,加强具有本国特色的技术改进保护制度,如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保护;其次,应建立本国技术创新体系。如同温家宝总理所言,真正核心的技术是买不到的。唯有增强本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方能在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化趋势中占据优据;第三,疏通本国的创新技术的实施渠道,促进本国中小企业的发展。
3.增强本国公民特别是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发达国家将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挂钩,极力推动知识产权的国际化,借此构筑和维护本国的国际竞争优势,但因此也抬高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门槛,构成了国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壁垒,并利用知识产权壁垒打压中国企业的发展。
总结近几年来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还存在一些不尽人意之处,如创新活动缺乏明确的知识产权政策导向,各领域中的知识产权管理力度与科学性显著不足,自主知识产权成果产业化率偏低等问题。所以,要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作为规划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内容,技术创新活动方能切实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4.加强执法力度,切实保护知识产权
“保护知识产权是鼓励创新的前提和保障,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要求”。固然TRIPS制定的初衷主要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但保护知识产权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还在不断提高,中国加入WTO的目的,就是要以外在的开放的市场经济规则促进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经过不断的努力,当中国的知识产权创新成果一定会随着市场体制的健全,经济的发展在质和量上逐步接近甚至超过发达国家。中国在克服一定的困难后,必将会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受益。所以加强执法力度,保护知识产权是必要的。
参考文献:
1、郑成思著:《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第2版,第1页,2、易继明、李辉凤:《论著作权犯罪与刑罚的价值取向》,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00年第3期
3、刘剑文主编:《WTO与中国法律改革》,西苑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30页
4、曲三强:《被动立法的百年轮回》,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
5、唐安邦主编:《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前沿问题与WTO知识产权协议》,法律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120页
6、曲三强:《被动立法的百年轮回》,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
7、徐明华、包海波等著:《知识产权强国之路——国际知识产权战略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90页
8、《自主创新要与知识产权管理有机结合》载《中国知识产权报》8月24日第一版
第五篇:2011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
2011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
为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全面加强2011年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按照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安排,联席会议28家成员单位共同制定了《2011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日前,该计划正式印发实施。
《行动计划》按照“完善制度、加强执法、突出专项、推进协调、强化宣传、规范管理”的指导方针,结合实际和各相关部门职能,从制定及修订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提高知识产权执法水平、发展知识产权服务、加强知识产权教育培训和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知识产权宣传和文化建设以及扩大知识产权对外交流合作等6个方面提出100项具体措施,并明确了牵头和参与部门。整个计划层次分明,内容充实,重点突出,针对性强,对我国2011年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全面开展具有重大指导作用。
《2011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全文)
为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总体部署,有效推动2011年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全面开展,按照“完善制度、加强执法、突出专项、推进协调、强化宣传、规范管理”的指导方针,特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制定、修订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1.专利、商标、版权法律法规和规章
(1)做好修改《专利代理条例》工作。
(2)修改《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
(3)研究制定《职务技术成果条例》和《职务发明人流动中利益共享办法》。
(4)做好《商标法》修改工作,加快立法进程,启动《商标法实施条例》修改的调研工作。
(5)积极推进《著作权法》及其配套法规的修改工作。
(6)加快《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办法》立法进度。
(7)制定《教科书法定许可付酬办法》,推动《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修订。
2.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
(8)继续推进《生物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的立法协调工作。
(9)开展《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修订工作,研究《植物新品种保护法》的立法可行性。
(10)推进《对外贸易法》中“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配套规章制定工作,协调起草《知识产权滥用反垄断指南》。
(11)加快《中医药法》的立法进程,继续做好《中医药法》立法的沟通协调工作,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
(12)完成对《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实施办法的修订工作。
(13)完善《涉及专利的国家标准制修订管理规定(暂行)》。
(14)研究制定并发布林业植物新品种权审批规则。
(15)做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改工作,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完成后,着手配套实施细则的起草、调研工作。
(16)组织开展《国防专利条例》修订工作,制定国防知识产权相关规章。3.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
(17)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部分地方人民法院试行由知识产权庭集中审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见》。
(18)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19)制定《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20)完成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司法保护调研,起草关于审理网络著作权案件的司法解释。
(21)适时起草关于专利、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判标准和商业秘密司法保护的指导性意见。
(22)发布《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积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若干问题的意见》。
(23)继续修改并适时下发实行《企业职工档案管理规定》及《贯彻执行劳动合同法若干意见》等劳动法律配套规章,完善有关竞业限制等商业秘密保护政策。
(24)配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施行,研究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扶持政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及传承机制建设政策》、《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分类保护规范》、《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编制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实物管理办法》、《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等政策或指导性文件。
(25)出台《版权行政执法指导意见》,进一步完善版权行政执法体制,支持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机构开展版权执法工作。
(二)提高知识产权执法水平
1.开展专项行动
(26)全面贯彻落实《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方案》,组织协调专项行动开展,推动我国保护知识产权长效机制建设。
(27)大力推进政府机关和企业使用正版软件工作。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中央和地方政府机关2011年按期完成正版化检查整改工作,配合财政和国家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做好经费保障和软件资产管理,构建使用正版软件、抵制盗版软件的长效工作机制;加大推进企业使用正版软件工作力度,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企业软件正版化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加快推进外资、民营企业软件正版化工作,做好30家企业软件资产管理试点工作。
(28)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行为的专项行动,加强对互联网站的主动监管,加大对网络侵权案件打击力度,重点打击利用互联网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提供盗版影视作品、软件下载服务以及运营网络游戏私服、外挂等侵权犯罪活动,加强网络知识产权保护,建立网络版权行政保护的常态化机制。
(29)继续推进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犯罪的“亮剑”专项行动,强化指导协调和督促检查,确保全国专项行动整体推进。
(30)按照《关于做好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律师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组织引导律师做好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案件的辩护代理工作。
(31)组织全国农业行政部门实施《打击侵犯品种权和制售假冒伪劣种子专项行动方案》,曝光一批侵权假冒企业,灭活处理一批假冒伪劣授权品种种子。
(32)组织开展文化市场专项整治行动,继续深入开展整治互联网、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专项行动。
(33)结合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深入开展中央企业知识产权自查自纠活动,并指导中央企业制定相应知识产权应急预案。
(34)根据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要求,在全国海关范围内积极推进和部署,继续保持打击进出口侵权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加强对侵权信息的分析和处理,不断完善与知识产权权利人的配合机制,对进出口侵权商品的违法行为实施精准打击。
(35)提高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实效,重点查处侵犯涉外商标和驰名商标的违法行为,切实扼制恶意商标抢注行为,严厉查处违法印制商标标识及仿冒知名商品包装装潢的行为。
(36)推进和落实打击生产领域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产品专项行动各项工作,集中整治一批重点地区,并积极探索建立打击假冒保护知识产权的长效工作机制,大力推进“12365”举报处置指挥系统建设,继续深入推进“打击假冒,保护名优”工作。
(37)组织“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重点地区查缴盗版出版物集中销毁活动,对重点案件进行挂牌督办,限时办结。
(38)组织开展打击制售假劣林木种苗和保护植物新品种权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制售假劣林木种苗、依法查处无证无签生产经营林木种苗、新品种侵权和假冒等违法行为,依法保护育种者权益。
(39)组织落实《知识产权系统执法专项行动方案》,坚决打击反复、群体、恶意侵权及假冒专利行为,加大接受知识产权举报投诉力度,推进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建设,强化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加强部门间区域间执法协作,推动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协调配合,切实做好执法检查与督导工作。
(40)依法积极配合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加大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力度,依法严厉制裁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充分发挥惩罚和震慑犯罪功能。
(41)积极参与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及时予以批捕和起诉,对重大、有影响的案件加强督办。2.加强日常执法
(42)组织编写办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指导手册,帮助一线执法人员正确理解和适用相关法律,规范受案、办案工作。
(43)加强DNA等执法鉴定技术研究,制定主要作物的DNA指纹图谱鉴定规程,支持建立有资质的品种鉴定机构,完善品种权执法鉴定体系。
(44)积极开展计算机预装盗版软件的市场治理,集中加强对计算机生产企业的源头治理,加大对软件等重点产品的市场监管力度。
(45)推动建立版权争议调解机制,基本形成司法和行政有机衔接的版权争议民事调解机制。
(46)组织制定发布《2011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
(47)推进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建设,深入开展“5?26”执法推进工程和全国专利保护重点联系基地工作。
(48)组织全国法院开展“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主题活动,召开“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公开座谈会”。
(49)做好地理标志保护工作,加大监督抽检力度,严厉打击地理标志侵权假冒行为。
3.加强知识产权司法工作
(50)继续积极推动知识产权审判庭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试点工作。
(51)有效完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管辖制度,进一步扩大管辖一般知识产权案件的基层法院的范围,完善已指定法院的地域管辖范围。
(52)实施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基层基础建设“三五工程”,选择具有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权的五个基层法院作为首批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基层示范法院,选择五个中院作为首批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基地,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五所重点高校作为首批中国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基地。
(53)开展“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专项监督活动”,依法严肃查办行政执法部门有案不移、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徇私舞弊等行为,及时予以监督纠正。
(54)进一步推动“两法衔接”工作,积极推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机关建立“网上衔接,信息共享”机制。
(三)发展知识产权服务
(55)组织制定知识产权司法鉴定分类规范、准入条件、执业规则等知识产权登记管理相关文件。
(56)就律师从事专利、商标代理业务的相关问题加强沟通协调,为律师从事专利代理业务创造条件,推动律师从事商标代理业务的规范性文件出台。
(57)研究制定《律师从事专利业务指引》、《律师从事商标业务指引》等指导性业务操作指南,帮助全国律师开展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业务。
(58)吸纳更多的知识产权中介组织为实施农业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服务,支持农业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以农业知识产权为纽带开展相关服务活动,指导种业知识产权联盟开展种业知识产权信息共享和维权救助工作。
(59)继续做好植物新品种保护技术支撑体系建设规划的落实工作,完善植物新品种测试机构功能和区域布局,努力建设世界一流的植物新品种测试体系。
(60)继续通过多种方式发布企业知识产权海外预警和指导信息,通过编写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报告、发布行业专利技术分析报告、对企业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培训、继续在境外知名展会上设立“中国参展企业知识产权服务站”等多种
方式健全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机制,指导和协助我国企业处理对外经贸关系中的重点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推动企业知识产权海外维权中心试点。
(61)定期开展中美337调查交流,积极组织对337调查的立法修订进行评议,表达我国内产业、企业关注,加强对重大案件企业的应诉指导,同时对在337调查中取得胜诉的企业,努力协调各部门给予政策支持和帮助。
(62)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信息化建设,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程建设方案,制定全国统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标准体系,统筹规划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初步建立起提供公众服务的数据库群。
(63)充分发挥集体管理组织、行业协会和版权中介机构的作用,进一步规范其市场行为,支持其依法开展业务活动,为其发展创造条件。
(64)创新版权公共服务形式,增强版权公共服务能力,提高作品登记和著作权合同登记备案的质量和数量。
(65)重点建设和完善林业植物新品种、与林业有关的专利、地理标志等内容的林业知识产权基础数据库,进一步完善林业知识产权公共信息平台和重点出口林产品知识产权预警机制,启动“中国林业知识产权网”,支持组建多种形式的保护联盟,为林业植物新品种的创造、保护与运用提供服务。
(66)稳步落实《海峡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强两岸在专利、商标、版权、植物新品种等领域的合作。
(四)加强知识产权教育培训和人才队伍建设
(67)鼓励地方和学校利用《义务教育课程设置方案》规定的可自主支配的课时,组织开展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教育活动,指导思想品德课教材编写组根据课程标准关于知识产权内容的教育要求,修订教材。
(68)继续推进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知识产权方向班研究生培养工作。
(69)加大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人岗前培训和继续教育力度,开展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进一步提高队伍整体素质。
(70)进一步加强公务员知识产权培训,加大指导和监督力度,继续将知识产权培训纳入各类培训,提高公务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71)加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启动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落实补助经费,制定管理细则、出台扶持政策,研究制定对学艺者、继承者的助学、奖学等激励措施。
(72)加强版权培训工作,开展领导干部、执法人员、著作权人、版权相关企业经营者版权培训,培养版权专业人才。
(73)按照《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任务分工方案要求,做好落实“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组织工作,出台具体措施和办法。
(五)推进知识产权宣传和文化建设
(74)进一步加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的宣传报道,及时报道各地区各部门采取切实措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推进知识产权保护的进展成效,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报道专项行动查处的一
批典型案例,曝光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营造保护知识产权、自觉抵制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良好社会氛围。
(75)结合国际舆论关注点,有针对性地加强知识产权对外宣传,充分报道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日益改善,展示我国政府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坚定决心,使国际社会客观、公正、全面了解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效。
(76)在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开辟知识产权专项行动专版、专栏,对公安机关打击涉及民生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工作情况等进行专题宣传,提升公众知识产权意识,为推进知识产权战略实施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77)通过《2011年全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对知识产权法制宣传教育作出部署,根据“六五”普法的要求,继续深化“法律六进”活动,推动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进机关、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
(78)指导种业知识产权联盟成员向全国种业发出诚信守法倡议书,结合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成立50周年,编制植物新品种保护宣传册,举办第五届全国农业知识产权论坛。
(79)继续深入开展知识产权海外维权和企业境外参展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充分利用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网等平台,做好知识产权信息发布与宣传工作。
(80)发挥广播影视大众媒体优势,组织协调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积极开展《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宣传工作,大力宣传保护知识产权和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中的经验成果。
(81)组织编写发布《2010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和《2010年全国及地方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择要》。
(82)组织开展全国知识产权保护志愿者相关工作。
(83)评选并发布2010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10大案件和50件典型案例,发布《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10)》和《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报告(2010)》,开通“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
(84)加强地理标志保护的宣传和培训工作,深入普及地理标志保护知识,提高社会对地理标志工作的认知水平。
(六)扩大知识产权对外交流合作
(85)继续配合开展知识产权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利用高层交往、双边和多边场合与重点国家就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进行沟通交流。
(86)组织《生物多样性公约》有关“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国际制度”的国际谈判,对《名古屋议定书》进行深入研究,为做好我国的生物物种资源保护做好后备工作。
(87)积极参与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的相关会议和活动,加强中荷、中德、中日植物新品种保护国际双边和多边合作,做好东亚植物新品种保护论坛工作,有效开展东亚地区植物新品种保护技术交流与合作。
(88)完善与美、欧、日、俄、巴西、瑞士等国的对话与知识产权工作组机制,牵头开展中欧、中瑞(士)地理标志双边合作协定的谈判工作,增进双边经贸关系,推进建立中美知识产权合作项目,与欧方探讨建立新一期中欧知识产权合作项目。
(89)推动在美国、欧盟和日本开展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海外宣传周活动。
(90)牵头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知识产权理事会会议、亚太经合组织知识产权专家组会议,积极参与各项知识产权议题的谈判,开展知识产权信息交流。
(91)协调参与自贸协定中知识产权议题的谈判,做好已实施自贸协定中知识产权章节或条款的落实工作。
(92)举办药品数据保护制度国际研讨会,深入探讨药品试验数据保护相关制度的实施策略。
(93)继续派员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会议,继续跟踪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法律常设委员会(SCT)会议,马德里法律发展工作组会议等的进展情况,积极利用国际规则充分维护我国的商标权益。
(94)加强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亚广联等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广播组织权利公约》的制定。
(95)做好中美商贸联委会有关版权的后续工作,召开中美网络版权会议,进一步落实“中美版权战略合作备忘录”的实施计划,推进和落实中英版权谅解备忘录2010—2011年工作计划,落实中日和中韩版权合作备忘录框架下相关工作,积极参与中澳、中秘、中哥自由贸易区谈判和中巴、中俄经贸分委会知识产权工作组会议等相关工作。
(96)牵头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框架下发展议程、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保护、专利合作条约改革等议题的国际谈判与磋商,持续推进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平衡发展。
(97)深化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俄罗斯、日本、韩国、巴西、澳大利亚、蒙古等国的双边专利合作与交流,落实双边知识产权合作协议。
(98)深入落实中国与东盟知识产权合作谅解备忘录,拓展合作领域,举办“中国—东盟知识产权研讨会”。
(99)进一步加强、拓展与非洲知识产权组织、非洲地区知识产权组织两个区域组织的合作,力争开拓与非洲大国知识产权机构新的双边关系。
(100)继续深化地理标志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争取实现与地理标志主要合作伙伴的信息共享,保护国内外地理标志权利人的合法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