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区矫正的实践与思考

第一篇：上海社区矫正的实践与思考

上海社区矫正的实践与思考

王李娜

社区矫正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社会不断进步、刑事政策日趋理性化的重要标志。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等省市开展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在此之前，上海市社区矫正工作已于2002年8月在市委政法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开来，经过四年多的探索与实践，逐步形成了符合上海实际、具有上海特色的社区矫正运作模式，此模式已成为当前各省、市效仿与学习的典范，同时也为理论界与学术界研究与探讨我国社区矫正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新的实践操作空间和理论思考空间。

一、社区矫正概念界定

社区矫正（community correction或community-based correction）亦称社区矫治，起源于十九世纪，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改造罪犯的方式，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目前关于社区矫正的含义，还没有统一的界定，学术界与实践界都存在一定的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社区矫正具有双重属性，既是一个刑罚执行过程，也是一个专业社会服务过程。2003年7月，两部两高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对我国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做了基本规定，确定五种罪犯可适用社区矫正：“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与监外执行的、被裁定假释的、被剥夺政治权力并在社会上服刑的。”另外，社区矫正除了具有这种刑罚执行的功能外，它还是一个通过解决矫正对象的心理、社会适应困难等问题，恢复矫正对象的社会功能，促进矫正对象顺利回归社会的社会工作过程。

二、上海模式的发展历程

建国后，虽然我国的刑事法律已确立了“社区矫正”的制度，但由于国内外多种复杂原因，致使我国的社区矫正进展缓慢。二十世纪末，上海市监狱学会专家组的老同志根据他们长期的执法经验、借鉴世界行刑的发展趋势以及上海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客观需要，提出了扩大社区矫正的建议和方案，引起了市委、市政法委的重视和支持。2000年9月，上海市女子监狱试行了对罪犯半监禁刑处遇的探索，对于符合条件的罪犯，允许从周一到周五回社会参加劳动，周末回监狱服刑。同时，上海市少年管教所对关押对象实行了“试工试读”的制度。

在我国加入了WTO后，进一步促进了上海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步伐，为了社会的稳定，为适应国际行刑现代化的趋势，刑罚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上海于2002年8月开始了在徐汇区斜土路、普陀区曹杨新村和闸北区宝山路三个街道扩大社区矫正的试点，试点的管理对象包括缓刑、假释、管制、保外就医和剥权人员。到2003年1月在这个三个区的31个街道(镇)进行全面开展工作，再到2003年8月又扩大到浦东、卢湾两个区，在全市的5区的59个街道(镇)试点，试点工作走过了3年艰苦探索的不凡历程。2003年初，上海市委政法委经过半年的调研，提出在全市构建预防犯罪工作体系的思路，即按照“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作、社会各方参与”的方式，由政府出钱购买服务，引入社团和社工帮助吸毒者、社区青少年、社区矫正人员三类特殊人群树立生活的信心和能力，从源头上预防犯罪。2004年2月，在肯定前一阶段工作成效的基础上，上海市按照前一阶段提出的“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行、社会多方参与”的总体思路组建了的三个民办非企业性质社团组织，即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上海市新航社区服务总站和上海市阳光青少年事务中心，标志着社团自主运行的实质性启动。2004年8月起，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体系建设在全市各区县范围内全面推进，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各司其职、协同管理的综合治理新格局。

三、上海社区矫正模式的评析

（一）上海模式的优点分析

1、上海模式的有利社会经济条件，上海位于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实力雄厚。良好的社区环境不断培育形成，基层组织和文明建设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市民的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教育水平和民主法制观念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初步形成了一支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志愿者队伍。另外，市委、市政法委对上海市法制建设的改革和创新非常重视和支持，也为扩大上海的社区矫正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上海模式具有专业工作理念，在整个模式的构建与发展完善中，设计者与实施者超越了传统依靠行政方法的实施专政的理念，而采用了社会工作关于平等、尊严、接纳、诚信等方面的理念，以及发挥社会工作康复、预防功能的理念。因此，从一开始就强调了将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运用到社区矫正的过程，通过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方式推动民间社团的自主运作，实行专门化机关管理和社会化管理相结合。

3、上海模式的独特的体制建设，上海市成立了以市委政法委牵头协调，公、检、法、司等相关部门参加的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了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社区矫正办公室、青少年事务办公室，作为政府主导推动机构负责统筹规划三项工作。在政府的主导与推动下，分别从事禁毒、社区矫正、青少年事务三项工作的民办非营利社团——上海市自强服务社、上海市新航服务总社、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成立并良好运作，标志着“社团自主运行”的顺利开展。这三个社团获得政府购买服务的费用，承担政府指定的服务项目，主要职能为人事招聘、培训与考核以及制定统一的工作要求等日常管理。在区级层面，对应三个社团各区相应有三个社工站，各个街道都设有社工点。

4、上海模式的矫正队伍构建，通过政法选聘与社会招聘两种方式建构，社会招聘的工作人员按1：50的比例配置，招聘的人员大约12%左右的专业为社会工作与法律。具有本科学历的人员每月工资待遇是2000元，大专学历的只有1500元（另外每年具有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福利待遇）。而选聘的人员指导、帮助招聘人员熟悉工作，并以每年25％的比例退出社区矫正工作；选聘人员除原先单位的工资福利待遇外，适当给予电话补助、交通费用补助和餐饮补助。社区矫正工作者在正式上岗进行社区矫正前，进行120个课时的集中封闭式培训，授课老师为高校社会工作专业与法学专业的专家与教授，分别进行法律知识、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矫正业务与流程等课程培训。另外，每人每年至少要进行48小时的再培训，主要包括新的政策规定的学习、具体工作中的一些方法、技巧，如谈话技巧等。

5、在矫正内容方面，通过建章立制，初步形成了社区服刑人员日常管理、学习教育、公益劳动、帮困解难、社区矫正志愿者队伍建设五大工作内容。同时建立了五大基地：政治思想教育基地、法制教育基地、爱国教育基地、公益劳动基地和推荐就业基地。

6、在考核评估方面，由市社区矫正办分别对矫正工作站、社工点进行考核，其标准包括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日常管理职能；重新犯罪率的大小；法律文书是否齐全；矫正方案是否规范；台帐是否完善等方面。对于社工的考核，制定了“台帐建立率、案主见面率、重点案主谈话率、个案涉及率”为主要内容的目标考核制度，而不是一味强调总结报告与重新犯罪率的多少。

另外，他们与上海大学法学院、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在理念的设计、制度的建设、人员培训以及其它具体矫正工作开展的各环节都展开了密切的合作，为上海社区矫正的顺利进行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二）上海社区矫正模式存在的问题

尽管上海的社区矫正工作在矫正理念、具体运作方式、矫正方法等方面都走在全国的前列，但由于上海的社区矫正工作仍处于探索中，不免有许多的不成熟与有待完善之处。

1、执行主体的执法权威不够，上海社区矫正执法主体是公安机关，而实际执行的工作主体是司法行政部门。街道司法所承担着社区矫正的一线工作，责任重大，但法律政策又没有赋予司法行政机关相关的执法权。导致了司法所工作缺乏法理和政策依据，也无法保证矫正措施的实施到位。对于不配合矫正的对象由于矫正人员缺少法理权威，又不能直接采取强制性措施，导致矫正的执行出现困难。而一旦矫正对象重新犯罪，工作责任的主要考核对象则是司法行政部门，这种执法主体与工作主体相分离的格局，不利于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开展。

2、上海的社区矫正管理体制有待完善，“多头管理”、职责不明现象明显。就社区矫正本身，出现公安的执法主体、司法的执行主体以及社团的运作并存局面，另外对于政府主导下的独立社团的管理上，人员、资金和业务由不同的职能部门在主导，从而影响了矫正工作开展的质量与效率。

3、上海模式强调了将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运用到社区矫正的过程，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推动民间社团的自主运作，实行专门化机构管理和社会化管理相结合。但在整个社团运作中，行政干预色彩依然较强，政府并未把社团看成是独立运作的机构，在资金调配、人员招聘、社团及社工的考核评估等方面依然主导社团的运行。

4、当前上海社工网络的建立是行政建制的简单复制，不够精简科学，工作效率也有待提高。同时，社工配置不够科学，上海市要求社区矫正的配置比例是1：50，但在实际工作中，每一街道的矫正对象的数量不均无法真正按此要求配置，造成资源的分配不均与浪费。

5、在社工的管理考核方面，上海制定了以“台长建立率、案主见面率、重点案主谈话率、各案设计率”为主要内容的目标管理考核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能督促矫正工作者主动与服务对象接触，但在实际与矫正工作者的访谈中发现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现象：做得好不如做得多，做得多不如讲得多，讲得多不如写得多。许多工作光看数量与台帐，不能真正起到考核的作用。

6、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素质与要求不相适应，在社会招聘时对人员的专业无任何要求，最终招聘的人员大约只有12%左右的专业为社会工作与法律，影响了专业矫正工作的开展，而且许多招聘来的社会工作者经过专业培训后，工作内容主要是非专业性的文书工作，自身的专职与特长没能很好的发挥。另外，社工的待遇与激励机制也及待完善。

四、上海社区矫正模式发展的未来

从上海社区矫正现行模式我们可以看出执法主体与工作主体相分离的格局所造成的工作中的矫正措施的实施不到位、矫正的执行过程困难重重等重大问题，严重影响了矫正效果的发挥，以至于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属性在某种程度上的缺失而导致社区矫正偏离正确的轨道。因而，笔者认为社区矫正的将来发展方向应该是克服执法主体与工作主体相分离的格局，尽快建立以司法行政主体为主导，以社会力量参与为基础，着力于扩大与稳定专业的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队伍，使矫正程序不断规范化、法制化的新格局。

第二篇：我县社区矫正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我县社区矫正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嘉鱼县司法局

社区矫正制度的确立，是新形势下刑罚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是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精神文明建设的客观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社区矫正对象是被限制一定自由、剥夺一定权力的犯罪分子，他们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同时也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从实现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和任务来看，无论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还是切实处理好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社区矫正工作都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为更好推进社区矫正工作在全县的开展，笔者结合我县近几年来的社区矫正工作实践，从理论和实践二个层面对社区矫正工作粗略谈一点看法。

一、我县社区矫正工作实践取得实效

我区的社区矫正工作从2005年5月正式启动。几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和市司法局的具体指导下，在矫正成员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大力配合和支持下，围绕社区矫正的组织构建、规范运作、创新特色、分等级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明显的实效，达到了预期目的。截止2011年6月31日，全县共接收社区矫正对象 人。期满并已解除矫正 人。目前正在实施矫正的对象 人，其中管制 人、缓刑 人、假释 人、暂予监外执行 人、剥夺政治权利 人。我们的做法主要是：

（一）强本固基

保证质量

为全面开展好社区矫正工作，我们确立了“强本固基，保证质量，积极稳妥，扎实推进”的工作思路，注重加强“三个建设”，为全县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推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一是加强组织建设。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社区矫正工作，专门召开了全县社区矫正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及时成立了县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明确工作任务和职责。各镇均相应成立了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在全县形成了“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司法行政具体执行”的矫正工作体系，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二是加强制度建设。通过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以制度管理规范社区矫正工作。在认真执行省、市相关规定的基础上，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出台了《嘉鱼县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意见》，使我县矫正工作形成了管理有章法、考核有标准、办事有程序、监督有依据的良好管理机制，为矫正工作深入开展提供了依据和制度保障。三是加强基础建设。首先，抓队伍，人员保障到位。迅速组建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和社区矫正志愿者二支队伍。其次，抓规范，台帐整理到位。将省厅统一的表格下发到各镇，按矫正对象的具体情况落实“一人一档”。再次，抓硬件，设施保障到位。县、镇两级社区矫正办公室设有专门的办公场所，配备了电脑、电话等办公设施。

（二）开拓进取

勇于创新

面对社区矫正这一新课题、新任务，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和管理制度，尝试社区矫正工作的“三个创新”，促进全县社区矫正工作深入扎实地开展。一是创新工作方式。在矫正实践中，我们注意到，社区矫正对象普遍存在着一定的心理负担，为淡化矫正对象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会见时的对抗心理和紧张情绪，指导各镇矫正办设立专门的场所，指派专人负责矫正对象的谈心工作。首先，为矫正对象营造安静、宽松的谈话环境，使他们畅所欲言；其次，便于矫正工作人员及时了解掌握社区矫正对象的思想、生活动态，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再次，充分利用“谈心”向矫正对象宣传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矫正工作政策，促使其积极改造，早日回归社会。二是创新工作方法。为尽快熟悉每个矫正对象的情况便于帮教，对辖区矫正对象进行全面排查，了解每个矫正对象的犯罪原因及成长经历，掌握比较详实的个人资料，为矫正工作构建平台，为开展好矫正工作奠定基础。在此基础上，对矫正对象实行分等级管理。根据矫正对象的现实表现，将矫正对象分为宽松管理、普通管理、严格管理三个等级，采取有针对性的管理方法，使矫正工作更加合理化、科学化、规范化。三是创新工作管理体制。积极动员相关部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齐抓共管，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矛盾，不断拓宽矫正工作思路，尝试社区矫正工作的“三个延伸”。首先，将工作向前延伸。了解掌握矫正对象的思想动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矫正方案和措施。其次，将工作向下延伸。加强对镇、社区、村社区矫正工作的指导和管理。最后，将工作向后延伸。将矫正工作向后延伸至安臵帮教工作，督促各街道做好矫正工作与安臵帮教工作的衔接，持续做好对矫正对象的教育与管理，促使他们早日成为社会的有用之人。

（三）教育改造

注重实效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如何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对象，对我们提出了全新的挑战。我们始终贯彻以改造人、教育人、塑造人为宗旨，牢固树立“恨其罪，爱其人”的思想，抓好教育劳动改造，取得了显著成效。首先，集中教育和个别教育相结合。定期或不定期组织矫正对象进行集中教育。此外，结合每位矫正对象的日常表现因人施教，及时进行以谈话形式为主的个别教育。集中教育与个别教育相结合增强了教育的实效性。其次，课堂教育和现场教育相结合。聘请学校的老师和有法律专长的离退休干部，以讲座、咨询等形式，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以爱国教育、法规教育和矫正制度教育为主要内容的课堂教育。现场教育主要通过实地参观等形式，使其身临其境，触及其灵魂。最后，专门机关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组织公、检、法等专门机关人员深入镇、社区（村）对矫正对象进行集中教育。同时，积极发挥矫正对象亲属的帮教作用，努力形成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合力。

实践中，笔者深感，社区矫正中的“矫正”，不能仅仅理解为刑事执法活动，更要着重理解为通过各种心理咨询、心理分析、物质帮助、情感关怀等手段将矫正对象成功的改造为适应社会的人。也就是说，社区矫正中的“矫正”，既包括刑事执法中的矫正，还应当包括社会工作中的矫正。

二、社区矫正实践遇到的突出问题

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实践中，笔者遇到或了解到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主观方面的，又有客观方面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区矫正主要成员单位衔接不够紧密。做好矫正对象衔接工作是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是一项严肃的执法活动。根据省市相关文件要求，人民法院应在判决或决定生效之日起7日内，将矫正对象有关法律文书及相关材料寄送至社区矫正对象户籍所在地的社区矫正工作机构。但在实践中，笔者经常遇到外区的人民法院经常把矫正对象的法律文书寄至公安机关，而对承担主要矫正工作的司法行政机关却不寄矫正对象的法律文书。这样容易导致社区矫正对象不遵守有关报到的规定，不到指定的矫正机构报到。这种衔接程序的不完备，严重影响了刑罚执行活动的严肃性，给矫正机构对矫正对象后期教育、管理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直接影响了教育、改造质量的提高。

二是社区矫正对矫正工作重点分配不平衡。笔者认为，社区矫正的主要任务无非是监督管理和帮助教育二点。只有两者并重，矫正工作才可能获得成功。实践中，社区矫正工作者往往只重视对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而忽视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帮助教育。由此可能引起如下弊端：

（一）是矫正工作者与矫正对象之间不能建立和谐与信任关系，矫正可能无法得到被矫正对象的内心认同，必将影响矫正的实际效果。

（二）是被矫正对象面临经济或思想或其他困境时矫正工作者不能及时提供适当的帮助和教育，可能使他们重新走上犯罪道路，令社区矫正的前期工作毁于一旦。

三是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社区矫正对象不服管理。从社区矫正实践来看，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一般都被处以较重刑罚。经过多年的监狱生活，绝大多数罪犯希望早日刑满释放回到社会，不料刑满释放后又要接受当地社区矫正机构的矫正，因此对社区矫正产生抵触情绪。甚至个别剥夺政治权利的矫正对象对上门要其接受矫正的矫正工作人员说：自己没有当官参政的欲望，只要主刑执行完，就可以与正常人一样，干嘛还要接受社区矫正？更有甚者，认为主刑服完后，再有人管就是侵犯自己的权利，因此拒绝接受矫正。对这类矫正对象，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既缺乏有效的制约措施，又无法通过收监等手段予以惩戒，在实际操作上增加了矫正工作难度。

四是社区矫正对象就业和生活遇到困难难以解决。社区矫正对象的就业压力很大，就业前景也极不乐观。如果没有正当生活来源，矫正对象就会情绪不稳，很有可能引发重新犯罪。在矫正工作实践中，我们就遇到这样一个比较典型的矫正个案。一名假释回来的矫正对象,因无亲人、无住房、无工作,多次到区、街矫正机构要求解决住房、工作等问题,虽经矫正工作人员与相关部门多次协调，临时解决了住房问题，但工作问题却得不到解决。对以上这类“三无”矫正对象,如果不及时解决他们的就业与生活困难，就极易再次走上犯罪的道路。

三、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对策措施

社区矫正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社会稳定是社会和谐的前提，没有社会稳定也就没有社会和谐，我们要在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条件下，推进和谐社会建设，要通过构建和谐社会，更好地促进社会稳定。通过近几年的探索与实践，社区矫正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这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各级党委政府要从促进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出发，积极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对策措施：

1．把好矫正对象衔接关。为做好社区矫正衔接工作，保障社区矫正工作进一步深入开展，省、市矫正机构要定期或不定期组织矫正工作成员单位对区县公、检、法、司等四部门矫正衔接工作进行检查，督促各部门要严格按照省市文件精神，规范操作，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保证社区矫正对象在法院或监狱机关的判决、裁定或决定生效之日起7日内，持相关法律文书到户籍所在地司法所办理登记手续，接受社区矫正。

2．注重社区矫正工作重点。社区矫正不同于监禁刑的刑罚方式，如何教育和改造社区矫正对象，对矫正工作者是一个全新的挑战。矫正工作人员要始终贯彻以改造人、教育人、塑造人为宗旨，牢固树立“恨其罪，爱其人”的思想，抓好社区矫正对象的教育劳动改造。与此同时，积极与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充分利用社区和社会资源，推进矫正对象就业。对于那些年龄偏大、没有一技之长、身体差的矫正对象，矫正工作者要主动帮助解决最低生活保障。

3．承认、重视矫正类别和个体的差异性。社区矫正的最终目的是促使矫正对象顺利回归社会。在这种目的指引下，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矫正对象是社区矫正存在和发展的逻辑起点，承认、重视矫正类别和个体的差异性。针对剥夺政治权利罪犯社区矫正的特点，结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定，从提高教育矫正质量、预防和减少犯罪的根本目的出发，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制定有针对性的矫正措施，并及时调整矫正方案，使分类管理和个案矫正紧密结合起来，提高剥夺政治权利类别个案矫正的实效性。此外，由于现行法律法规没有规定不遵守剥夺政治权利刑罚内容或者有关刑罚执行的其他监督管理规定的罚则，因此法律法规应当增加规定相应的罚则，授权矫正执行机关在剥夺政治权利类社区矫正对象违反相关规定的时候给予其一定的惩罚，以保证刑罚执行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4．加强社区矫正机构组织领导。由公、检、法、司等部门组成的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要统一领导、协调社区矫正工作，并切实发挥督促考核作用。要明确各成员单位的职责，把社区矫正工作纳入各部门的工作当中。要将社区矫正工作列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嘉鱼”创建考核目标，层层分解责任，并落到具体的单位、具体的人员。

5．进一步加大社区矫正宣传力度。任何一项新生事物，它的出现并被社会所接受，都要经历一个过程，社区矫正工作也是如此。新闻宣传等部门和矫正机构要针对社会上对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和理解误区，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充分利用电视、报刊等媒体，全面、准确地宣传社区矫正工作，引导社会正确对待，为社区矫正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并通过宣传先进经验、矫正对象成功转化的典型以及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效果，打消社会对社区矫正的不必要疑虑，让全社会尽快理解、接受和广泛参与社区矫正这项新生事物。让社区矫正逐渐成为改造罪犯的最有效的方法，从而实现社会真正的长治久安。

第三篇：社区矫正理论与实践

《社区矫正理论与实践》之个案工作案例分析

对社区矫正人员Z某的案例分析

一、案主基本情况

Z某，男，1993年7月2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未婚，身体状况良好。因故意伤害被人民法院宣判，由于XXX认罪态度较好，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并且是初犯，被人民法院从轻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

二、背景资料 1.家庭情况

Z某是独生子，由于父母经常外出打工不常在家，所以主要是由其爷爷奶奶带大。其爷爷奶奶从小就对他宠爱有加，无论要什么东西都尽可能满足他的要求。父爱母爱的缺失与祖父母的溺爱，是影响其成长的主要因素。2.个人情况

在学校里，Z某的学习成绩比较一般，对于老师的教导置之不理，经常逃课逃学，成群结伙的在网吧打游戏，有时候还在一些娱乐场所寻衅滋事。3.成长经历

初中毕业后，Z某便不再继续上学，整天沉迷于网络游戏之中。因交友不慎，缺乏辨别是非能力，加上自身的性格有非常容易冲动，与社会上的无业青年交往频繁，管制期间仍然与其有来往。

三、问题分析

1、家庭缺少关爱。Z某的父亲母亲长期在外面打工，平时很少在家关心和教育Z某。而其爷爷奶奶对自己的孙子又过于溺爱，有什么要求都会尽量满足。家里对Z某平时交些什么朋友和做些什么都不太了解，缺乏必要的沟通和教育。

2、法律意识比较淡薄。Z某对法律知识的掌握非常有限，认为自己以前的“事情”主要是交友不慎，碍于所谓的朋友义气而不好意思不去。对自己行为后果的严重性和违法性，没有足够的认知和预见能力。

3、尚未脱离不良的社会圈子。Z某被判处管制后，尚未脱离原有的所谓朋友圈子。不时的一起去娱乐场所聚会，更有通宵上网玩网游的事情发生。

4、自身条件不足就业期望值过高。由于Z某是初中文化水平，尽管在以前打工中做了一段网吧网管工作，但其自身就业综合能力仍属偏低，对目前的就业环境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缺乏足够正确、理性的判断。

四、目标设定

1.加强在刑意识，与对象建立信任、平等的工作关系。

2.增强学习辨别是非能力，改善Z某的交友状况，引导其关心、关爱他人，多做好事，服务他人，服务社会。

3.帮助其家人共同应对行为问题孩子的亲子教育。

4.抵制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培养对待金钱的正确观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五、实施计划

要想提高对C某的矫正效果，达到预期的目标，不仅需要矫正社会工作者对C某的悉心指导和帮助，而且，需要C某自身的努力，同时还需要社会、家庭各个方面的支持。

“人在情境中”理论告诉我们：人受到生理、心理及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这三者互动作用，决定着人的现实行动。因此，在矫正计划的制定中，力求兼顾对象自身的生理、心理及同伴，家庭、社区、学校各个层面。实施计划如下：

1、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和案例，帮助其反思以往的错误行为，加强法律意识。

2、会同Z某父母与其沟通交流各自的想法和观点，缓和家庭成员间的紧张气氛，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谅解的家庭关系。

3、搜集就业和职业技能培训有关信息，帮助Z某掌握一技之长，消除过高的期望，正确看待就业过程中所碰到的各种困难和挫折。

4、会同矫正志愿者和家属，劝说Z某脱离目前的社交圈子，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道路。

六、整合资源

1.Z某的父亲母亲常年在外打工，如能劝导其父母对Z某多加关心定能是Z某更快的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2.整合社会资源和力量共同帮教，发挥社区志愿者的作用，多对Z某进行教育劝说，帮助他脱离不良分子的骚扰，给他介绍新的朋友，以此来改变他的社会关系。

七、实施过程

1、社工利用集中教育和个别教育的机会，帮助教育Z某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常识，使其对自己以往的行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而不是仅仅归咎于自己交友不慎。提高了Z某的服刑意识，使其认识到刑罚执行的严肃性，认真接受社区矫正。

2、社工会同Z某的家人与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沟通，创造了一种良好的氛围，努力促使双方的互相认同和谅解。并且采取了换位思考的方式让Z某感受家庭的温暖和关爱，理解父母的苦心和辛劳。

3、社工还帮助Z某了解就业信息。让Z某对目前的劳动就业环境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不再盲目定位追求高工资和福利待遇，而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择业。同时也让Z某清楚就业的残酷性，之后 Z某希望能够参加职业技能资格培训或是在平时多学习一点相关技能知识，以增加自己的就业竞争能力。

4、社工以实际案例帮助Z某分析其中的利害关系，劝说Z某脱离目前的社交圈子。使他能够正确定义朋友的含义，而不是停留在表面的所谓“义气”上。

八、矫正效果评估

在通过社工的帮助后Z某能够积极按时参加社区矫正各项教育学习活动和社区公益劳动，做到有事请假于后补上，且表现良好态度诚恳。在就业方面能够正确看待现有的就业环境，积极寻找工作岗位谋取成功就业，虽然在有些方面做的还不够，但在思想上比以往有所提高，不再得过且过。和父母的关系也有所缓和，能够偶尔帮助做一点家务活。在社交方面虽未完全断绝联系脱离圈子，但联系的次数频率有所下降。

虽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后，Z某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变，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工作成效，但由于Z某在自身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方面的缺乏，以及目前社会对他们的歧视态度，使得像Z某这种经历的矫正人员很难稳定。尚存在较大的不稳定因素，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

第四篇：对社区矫正的一点思考

对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一点思考

黄银秋韩文杰

摘要：社区矫正是一项新事物，在我国开展社区矫正是有利的，符合世界趋势的，在目前开展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要仔细研究和解决好这些问题，为社区矫正的更好开展扫除障碍。

关键词：社区矫正；原因；问题；对策；

一、社区矫正的概念

社区矫正，英文Communitycorrection，有的国家称之为“社区矫治”，它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国外较常见的包括缓刑、假释、社区服务、暂时释放、中途之家、工作释放、学习释放等。

社区矫正起源于西方国家，其产生与发展深受早期启蒙思想家和近代新派教育刑理论的影响。今天，社区矫正已在世界各国被广泛使用。

二、开展社区矫正的好处

目前我们开展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主要适用于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裁定假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被暂予

1监外执行的5种罪犯。

经过一段时间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践，我们认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有以下几个好处：

（一）符合世界刑罚改革发展的趋势。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刑罚适用都已经进入非监禁刑为主的阶段。社区矫正模式开始成为刑罚适用的主导。世界上多数国家在社区中矫正的罪犯人数都比较多，这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社区矫正方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惩罚和改造罪犯的重要方式，不仅社区矫正适用的数量大并继续呈增长趋势，而且有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多数国家设有专门的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和人员，社区矫正的种类也很多，社区矫正的成本低、效果好是深受世界各国青睐的主要原因。

（二）开展社区矫正能够提高罪犯改造质量。

刑罚的最终目的就是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实施社区矫正一方面可以减少狱内交叉感染，另外罪犯在与社会的密切交往中，不再排斥社会、仇视社会，有效地防止其重新犯罪。另一方面，也为罪犯创造了极为宽松的改造环境，有利于调动罪犯改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它还有利于罪犯婚姻的稳定和家庭的完整，减少社会对立面，缓解部分社会矛盾，从而有利于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充分体现人道主义原则。

（三）开展社区矫正有利于合理配置行刑资源，降低行刑成本。把罪犯放在社区进行矫正，一方面可以减少监狱人口和国家对监

狱运行的投入，降低行刑成本，缓解监狱改造的压力，使监狱能够集中财力、人力、物力矫正那些恶习深且社会危害性大的罪犯，另一方面，也可以从而合理配置行刑资源，充分地利用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提高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

三、目前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对策

（一）现行试点工作中主管机关的角色与法律规定不协调

社区矫正是“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实施的。目前，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多数落在了二支队伍和力量身上：一是以司法局（所）为主的专业主导力量，二是以社会志愿人员为补的社区矫正工作补充力量。而其中起着主要作用的一般就是以司法局（所）为主的专业主导力量。例如按照我区社区矫正的有关规定：接受社区矫正的犯罪人在矫正期间将首先到所在街道司法所报到，由司法所为其登记造册；此后矫正人员要根据个人情况定期向社区司法所电话汇报，定期到司法所当面谈话；司法所负责掌握社区矫正人员的情况，定期对其进行走访教育。由此可看出司法所在社区矫正中发挥了主角作用。

然而，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却规定了对被宣告缓刑、假释、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进行监督考察都应该由公安机关执行，由此可以得出公安机关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监督考察应是法定的执行机关，而社区矫正对象所在的工作单位、居住地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包括司法所也只是有责任配合的协助单位。

但我国公安机关目前任务繁杂、工作经常超负荷，很难再顾及社

区矫正的监督考察工作。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工作，缓解了公安机关这一问题和困难。

因此，早日对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相关法律法规予以修改、完善，另行制定更为详细的《社区矫正法》，明确社区矫正的主管机关和监管模式。笔者认为，从目前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来看，社区矫正的主管机关应该为司法局（所），而监管模式则应设置成以司法局（所）为主、社区为辅的模式。应该在司法部（厅、局、所）里设立社区矫正监管部门，由专人负责，行使权利。并由该部门对社区志愿人员进行组织和培训，以确保社区矫正监管人员的素质。

（二）可以适用社区矫正的刑罚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适用较少。长期以来，由于受重刑思想的影响和担心社会不稳定等原因，加之相关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的配套措施不完善，导致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大量使用监禁刑，而对于可以适用社区矫正的刑罚，例如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等，在实际中适用量却很少。这个我区目前尚无一例管制类别的社区矫正对象就可以看出。

要解决这一问题，要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两方面考虑。

首先要在立法上加以重视，在刑法中增加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等刑罚适用的范围，同时要放宽这些刑罚的适用条件和程序规定。

其次，还要尽快完善对社区矫正的立法工作，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社区矫正机构和制度保障，让司法者能够放心适用非监禁刑罚。

（三）如何解决矫正对象的就业、生活等问题

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就业压力很大，下岗人数较多，外地的流动人口源源进入城市，而农村经济相对不发达，因此，社区矫正对象的就业问题并不乐观，而没有正当生活收入，就会造成当事人情绪的不稳定。如果不能妥善安排他们的就业和生活问题，这可能会成为他们重新犯罪的隐患。

因此，帮助他们寻找工作或办理最低生活保障，帮助他们在获得工作后努力保持，帮助他们妥善解决个人与家庭、邻里的关系，帮助他们树立生活信心，正确认识社会正确面对自己，正确认识社会现实与主观能力之间的矛盾等等，就成为社区矫正工作者首先面对的问题。如我所就通过与民政部门联动，成功为数名社区矫正对象申请了社会救济，解决了他们的生活困难。

社区矫正工作者还应该根据每个矫正对象的不同情况，充分运用社会工作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对矫正对象予以充分理解、尊重和关心，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摒弃千人一面、一刀切的矫正思路和方法，视不同对象的具体情况，将刚性、死板的矫正管理、纪律、要求等灵活实施或变通体现，量身订制出带有个人身份特征的管理方法和模式，真正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实事求是地实现以个别教育为主的社区矫正目标。又如我所社区矫正对象吴仲阶是个有钱仔，由于年少贪玩，法律意识淡薄，与别人一起参与了抢劫，我们针对其犯罪情节轻微,社会交往复杂，观念不成熟，受外界因素影响比较大，容易被诱惑，可塑性强的特点，我们抓住焦点，结合其自身的“前车之鉴”、讲解典型青少年犯罪案例等教育方式，强化法律意识，同时与其父母、社区等进行帮教联动，司法所要求他每天到父母商铺帮忙，严禁夜归等，有效控制他再度与以前的损友交往。目前吴仲阶思想基本稳定，并即将成为我街第一个安全解除社区矫正的对象。

社区矫正是一项新课题，让我们司法工作者努力去实践，大胆去创新，为搞好社区矫正工作，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第五篇：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现状及思考

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现状及思考

××区司法局（2009年5月）

2006年以来，我区按照省厅《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意见》的要求，积极组织开展试点工作，加强对街道试点工作的协调指导，认真排查建档，就社区矫正工作的运作和衔接，积极争取成员单位的支持和配合，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做好已接收矫正对象的监管、教育工作，确保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取得实效。

一、基本情况

截至目前，全区共接收社区矫正对象83人，34人已解除矫正（其中2人自然死亡，32人期满解除），迁移1人，重新收监1人，现在册47人。

开展情况来看，基本做到了以下几点：

一是加强领导，健全组织。根据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要求，我们建立起区、街道、社区三级矫正组织。区成立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由区委分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任组长，区政府分管副区长任副组长，相关职能部门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街道司法所也都分别建立了相应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全区63个社区居委会全部组建矫正工作站。二是加大投入，强化硬件。按照“六个一”的建设标准，在街道社区办公场所紧张的情况下，区里要求每个街道设有单独的社区矫正工作办公室。在争取省司法厅配备复印机、打印机等设备的同时，区财政一次性投入10余万元，配齐桌椅、文件柜、微机、电话等办公设施，保障社区矫正工作的正常运转。

三是组织培训，锤炼队伍。在积极参加省、市组织的业务知识培训的基础上，聘请专业人员和资深律师举办专题讲座，重点学习《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文件精神，并组织人员赴重庆、江苏等地学习经验。

四是完善机制，规范管理。先后制定出台《社区矫正对象考核奖惩办法》、《社区矫正工作突发事件处臵预案》等14项工作制度，初步形成管理有章法、考核有标准、办事有程序、监督有依据的工作机制。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从试点工作开展情况看，目前我区社区矫正工作仍存在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主要是：

（一）社区矫正工作相关法律法规不尽完善。立法的滞后给工作开展带来了统一认识、统一做法、全面推进等方面的一定的难度。目前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依据是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客观上存在法律主体和实际主体分离现象，公、检、法、司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衔接，省际、市际之间的衔接都存在一些困难。一是在目前立法依据不足情况下，有关部委的现行规章中针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缺乏系统性。致使社区矫正各成员单位在工作衔接、责权划分等环节上存在困难，无形中加大了工作难度。二是工作主体地位不明确。主要表现在《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人民警察法》以及有关规章中涉及社区矫正的条款存在着滞后的问题。例如从现实看，社区矫正按照两院两部的通知精神是由司法行政机关来实施，这无疑是有利于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但现行的法律未赋予司法行政机关执法主体权，这不仅与公安机关既有的执法主体权产生法律冲突，而且使得司法行政机关在开展工作时责权不一，处于十分尴尬和不力的地位。矫正对象大多对司法所的考核奖惩持无所谓的态度，有的矫正对象以经济、生活等种种理由不参加有关矫正活动，有的迁居或离开居住地根本不向司法所报告，由于司法所执法主体权，社区矫正工作者对这些现象也无计可施，严重影响刑罚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三是程序方面的不适应。主要表现在：监狱办理假释、监外执行的手续繁复；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的信息不能及时；对人户分离的对象，户籍地与居住地之间缺乏衔接等。目前我区的矫正对象基本上是由本区所在法院判决后通知各司法所接收，而对于外地法院判决到本区的社矫对象，我区司法局至今未收到过相关的法律文书，导致这部分矫正对象漏管、缺管现象严重，矫正工作也就无从开展。四是矫正工作还缺乏有效的法律手段支撑。目前，在矫正对象的日常管理帮教工作中，由于缺少法律赋予的强制性手段，对那些拒不接受矫正或在矫正中表现不良的矫正对象，社区矫正组织——特别是负责具体操作的司法所往往因有责无权，不能及时予以惩戒；而对那些积极配合矫正、表现良好的矫正对象的奖励，也因程序过于繁琐、规定较原则操作性不强、社区矫正组织没有法律授权等因素，实施起来难度较大，不能很好体现出奖惩结合的矫正方针。

（二）社区矫正工作基础建设薄弱。社区矫正是一项以司法行政机关为主的新工作，从外省先期开展社区矫正试点的地区经验看，要保证社区矫正工作顺利开展，司法所须有3人或3人以上才能兼顾工作，须有独立的办公室实施矫正和存放档案，须有通讯、交通装备和工作经费以保障工作开展。但由于客观原因，我区社区矫正工作基础较为薄弱。主要表现在：一是司法所人力相对薄弱，社矫辅助人员偏少且队伍不够稳定。司法助理员普遍存在“一人一所”的状况，且司法助理员在承担司法行政多项职能工作的同时还兼有街道安排的任务，人手少、任务重，使司法行政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难以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二是缺少基本装备，办公经费较为紧张。在办公经费上，我区社区矫正经费与兄弟省、市相比相差较大。上海市人头经费定的标准是6000元、苏州市社区矫正经费标准为3000元。我区矫正对象均无人头经费可言，由于经费的紧张，导致一些工作流于形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矫正质量。

（三）工作过程中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还未到位。社区矫正工作涉及到多个部门和单位，需要公、检、法、司、人事等多个职能部门就工作衔接、经费保障、矫正对象就业等方面加强合作，认真履行职责，才能形成较强的合力，确保社区矫正对象零漏管、脱管。但在调研中我们发现，目前两城区社矫工作大多是由司法所独立承担，有的职能部门对这项全新的工作不熟悉、不了解，存在着一些配合不到位的地方，而仅仅依靠司法所单打独斗，矫正工作难以达到预期目的。

三、对策及建议

为进一步推动试点工作的深入开展，针对目前工作中暴露出的问题和困难，提出如下建议和对策：

（一）加强领导协调。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通过党委政府加强领导，形成强有力的工作机制来推动这项工作。应充分发挥我区已成立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指挥协调作用，统一协调公、检、法、民政等部门协同开展矫正试点工作。同时建立经常性的工作汇报机制，及时向党委、政府汇报工作情况，争取党委、政府的支持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二)明确权责。法院应当准确地适用刑事法律和刑事司法解释，充分使用社区矫正措施改造罪犯。检察院依法加强监督，确保公正。司法行政机关积极开展社区矫正的管理和考察以及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帮助工作。乡（镇、街道）司法所承担日常管理工作。公安机关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做好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和考察，对违反规定的社区服刑人员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为加强社区矫正的衔接工作，建议将社区矫正内容纳入公、检、法、司等相关职能部门的政府考核目标。财政人事部门加大财政和人员保障，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三）重视基础。当前要做的是搭建好具体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司法所这个平台。社区矫正需要一支懂法律政策、熟悉犯罪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精神医学等专业知识的队伍。根据现在的条件，社区矫正依赖三类人员：专业社区矫正工作者、辅助社区矫正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建议党委、政府根据司法所承担工作任务的现状和将来的发展趋势，加强司法所力量，配备专业社区矫正工作者，由懂业务的人员担任。根据我区的实际情况，建议可借鉴兄弟省市的做法，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各区安排一定的事业编制，用于招聘社区矫正辅助工作人员，根据实际配备到各镇（街）司法所。编制不足的可以考虑招聘合同制的人员加以落实。此外，壮大社会志愿者队伍，尽量招募一些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离退休干部、青年学生、村（居）社干部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中来，从事社区矫正志愿工作。

（四）加大财政保障。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没有一定的物质技术支持是很难完成的。从我区试点情况来看，经费显得严重匮乏。建议可以借鉴外地做法，在保证车辆、通讯、电脑等办公设备齐备、社矫辅助人员工资福利到位的基础上，按社区矫正对象人均2000元或以上的标准由区（县）财政安排工作经费，用于培训、指导、管理、奖励等，并列入财政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