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宗教读后感

第一篇：新疆宗教读后感

摘要：读《新疆宗教》 马品彦著 新疆：五洲传播出版社，2001，了解新疆宗教文化，体会新疆民族风情，感受新疆文化魅力。关键字：新疆、宗教、文化、民族风情 正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个拥有着众多民族，众多文化，众多风情的美好地方，它的宗教也闪烁着独有的光芒…

在《新疆宗教》书中介绍了新疆历史上的宗教，宗教现状，宗教事务管理，宗教建筑与名胜。让我们对新疆宗教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新疆宗教的发展历史演变包括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原始宗教阶段。这一阶段从新疆出现原始宗教直到外来宗教传入，历时至少数千至数万年。新疆的原始人也经历了同样的原始宗教产生的过程。他们表现为对日、月、水、动植物以及图腾崇拜。比如，乌孙人崇拜太阳、古罗布人崇拜麻黄草和小麦等。

第二阶段是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阶段。构成这一格局的宗教除佛教外，还有原始宗教（包括萨满教）、袄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这一格局一直维持到伊斯兰教传入，历时1000多年。佛教是在新疆流传时间最长、信仰人数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宗教之一。历史上，它对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都曾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第三阶段是佛教与伊斯兰教并立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阶段。在这一阶段，伊斯兰教通过对和田的宗教战争，逐渐将佛教势力排挤出南疆地区，形成南疆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北疆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格局。这一阶段的早期，各种宗教都比较活跃，但后期则发生了较大变化，随着伊斯兰教的势力不断壮大，袄教、摩尼教、景教则日趋衰落。这一格局大致持续了6个多世纪。公元7世纪，新疆地区共有三个地方政权：于阗王国、高昌回鹘王国和喀喇汗王朝。当喀喇汗王朝的统治者把伊斯兰教定为国教后，通过发动对于阗王国的战争，使于阗王国灭亡，佛教结束了在这个地区千余年的统治地位。从此，佛教势力退出了塔里木盆地西部和南部地区。成吉思汗征服西域后，在新疆建立了察合台汗国。它后来的统治者秃黑鲁帖木儿及其后裔强制推行伊斯兰教。公元16世纪初，伊斯兰教将佛教势力排挤出哈密。至此，伊斯兰教经过6个多世纪的传播和发展，最终取代佛教，成为新疆地区的主要宗教。从伊斯兰教传入新疆一段时期所形成的南疆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北疆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格局演变为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

第四阶段是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阶段。由于维吾尔等民族接受伊斯兰教，原先这些民族信仰的宗教，如袄教、摩尼教、景教便逐渐在新疆消失了。佛教道教主要在汉族中流行。此后，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也相继传入新疆。新疆的宗教格局演变为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这一格局一直延续至今。

可见新疆的宗教发展也是漫长的，有多种向着几种发展。到现在保持稳定。新疆宗教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按照这一政策，每个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面，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现在不信教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载入中国宪法，使公民的这一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实质，就是让宗教信仰问题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公民个人自由选择。中国还实行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相一致的政教分离原则。政教分离原则的基本要求是教会与国家分离、教会与学校分离。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政权不干涉宗教内部事务。心属于宗教内部的事务，一律由各宗教组织和宗教团体自行解决，政府不得行使宗教组织和宗教团体的职能；对各个宗教以及同一宗教里的各个教派，不分大小一视同仁，国家政权既不能被用来推行某种宗教，也绝不允许被用来禁止某种宗教，只要它是正常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二是宗教组织和宗教团体不得与国家分享行政权，也不得干预国家的行政权，绝不允许宗教干预国家行政、干预司法、干预学校教育和社会公共教育、干预婚姻、干预计划生育等。

宗教的现状是与个人和宗教团体有关的，在我国是不受国家政权所干涉的，这也使得宗教有着较大的自由，使得新疆宗教可以持续的发展着。

新疆宗教事务管理

依法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是现代国家的基本职能，宗教事务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要纳入国家的管理。中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让人们自由地去选择自己信仰还是不信仰宗教；同时，政府依照法律、法规和政策，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以便更有效地保障所有公民充分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宗教界的合法权益。

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通过这种管理，纠正干涉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和正常的教务活动、侵犯宗教团体合法权益等违背中国宗教政策的现象；一方面是通过这种管理，把宗教活动纳入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轨道，促进宗教活动正常化。

上述也是中国政府管理新疆宗教事务所依据的原则和所实施的内容。1988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制定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暂行规定》，这是新疆历史上第一部宗教法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后，新疆地方政府又于1990年制定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活动管理暂行规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职业人员管理暂行规定》，于1994年制定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管理条例》。这些法规的规定，使新疆有关宗教的法制建设逐渐趋于健全和完善，为全面实现新疆宗教事务的法制化管理奠定了基础。这些宗教法规与1994年国务院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管理条例》，以及中国其他法律中有关宗教方面的规定，共同构成了新疆宗教事务管理的法律体系。

宗教建筑与名胜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宗教的纷争早已化作缕缕轻烟随风逝去，而凝聚了人类创造与智慧成果的宗教建筑与名胜，至今依然向人们展现着它们的英姿。这些分属不同宗教的建筑、名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它们风格各异，多姿多彩，如镶嵌在丝路古道、戈壁绿洲上的颗颗珍珠，展现着中华西域文明之光。

其中克孜尔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乌鲁木齐陕西大寺等都是拥有着新疆宗教特色的建筑。这也代表着新疆宗教发展所铸就的辉煌文化。

《新疆宗教》很全面的介绍了新疆宗教。它包含着历史、文化、宗教特点等。让我们对这片充满着民族风情的土地，生有更加浓厚的感情。

第二篇：新疆宗教演变史专题

三、新疆宗教演变史（上）

前言

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要系统研究和正确宣传新疆发展的历史，包括民族发展和宗教演变的历史”。

历史上，新疆宗教始终在不断发展和演变。这种发展和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外来宗教传入前的新疆宗教

新疆流行的是由远古先民自发产生的原始宗教以及由原始宗教发展而成的萨满教。这一阶段从远古至公元前4世纪外来宗教传入。

1、原始宗教

远古时期的新疆居民，已经产生了原始的宗教观念。他们相信人有可以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的灵魂，而且灵魂是不死的。他们还相信万物皆有灵魂，相信超自然力量，认为大自然的后面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操纵着大自然，并把这种超自然力量神格化和人格化。为了获得大自然的恩赐，人们便通过各种形式开始了对自然的崇拜。他们崇拜日月山川、风雨雷电、动植物等一切自然现象和自然物。图腾崇拜也十分盛行。新疆的许多古代民族都以虎、豹、狮子、狼、骆驼等动物，甚至以太阳、树木等为图腾。新疆的远古先民也崇拜生殖，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对祖先的崇拜。

2、萨满教

原始宗教进入晚期阶段后，逐渐出现了专门的神职人员，这一时期的原始宗教被称为“萨满教”。据史籍记载，匈奴、柔然、突厥、回鹘等新疆的古代民族，都信仰过萨满教。萨满教是生命力极强的宗教。各民族不管历史上宗教信仰如何变化，不管其接受的新宗教排他性强弱，萨满教或渗入到新的宗教中，或以传统文化和习俗的形式存在下来。如维吾尔族至今仍然保留着大量的萨满教遗俗。如朝拜麻扎时在麻扎周围插木杆，并在其上挂羊头、羊皮、布条；在古尔邦节和朝拜麻扎时集体跳萨满舞；民间尤其是南疆农村，仍然盛行“巴合西（即萨满）”跳神治病，等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等民族也都程度不同地保留了萨满教的遗存和习俗。

三、新疆宗教演变史（下）

二、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格局的形成第二阶段是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格局形成。构成这一格局的宗教除佛教外，还有原始宗教（包括萨满教）、祆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这一格局一直维持到伊斯兰教传入，历时一千多年。

2、祆教

公元前4世纪前后，产生于古代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即中国所称之祆教经中亚传入新疆。到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祆教流行于新疆各地，吐鲁番地区尤为盛行。当时的高昌政权专门设置了机构和官员来加强对祆教的管理。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历史上都曾经信仰过祆教，至今这些民族还保留着祆教拜火的习俗，祆教的重要节日努鲁孜节已成为这些民族的传统节日。

3、佛教

公元前1世纪，产生于印度的佛教经克什米尔首先传入新疆和田地区。经过各地统治者几个世纪的大力推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佛教进入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在塔里木盆地周缘各绿洲，佛寺林立，僧尼众多，大型佛事活动频繁，还形成了于阗、疏勒、龟兹、高昌等著名的佛教中心。唐代，南疆地区的佛教已经开始出现了衰落的迹象。但直到11世纪初，佛教仍然是南疆地区的主要宗教。佛教传入并发展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后，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随之形成。新疆佛教在佛经翻译、造像、绘画、音乐、舞蹈、寺院和石窟建筑艺术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丰富了中国和世界文化艺术宝库。继佛教之后，又有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传入新疆，加入到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之中。

4、道教

公元5世纪左右，中国内地盛行的道教随着汉人的不断到来传入新疆。但当时在新疆的传播范围不广，主要盛行于汉人比较集中的哈密、吐鲁番等地。清朝时期，由于信仰道教的湘军大批进入新疆，道教才广泛传播到新疆各地，当时，道教的宫观几乎遍布天山南北各主要城市。、摩尼教

公元6世纪前后，产生于波斯的又一宗教――摩尼教经中亚传入新疆。信仰摩尼教的中亚商人和移民，在从阿勒泰到罗布泊一带建立了许多聚居区。9世纪中叶，以摩尼教为国教的回鹘人在漠北回鹘汗国破灭后，其主体迁入新疆，并在吐鲁番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信仰摩尼教的回鹘人在吐鲁番地区建造寺院，开凿洞窟，翻译经典，绘制壁画，弘扬摩尼教教义和文化。直到回鹘人改信佛教后，摩尼教才逐渐在新疆消失。

在摩尼教传入前后，景教也传入了新疆。景教是中国对基督教的一个早期派别聂斯脱利派的称谓。景教在新疆早期传播情况不详。唐宋时期，景教在吐鲁番地区十分盛行。元代，随着大量畏兀尔人接受景教，景教在新疆各地得到了广泛传播。直到清代，伊犁地区还有景教的活动。

吐鲁番出土的粟特文摩尼教文献残卷

（三）佛教与伊斯兰教并立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格局的演变

第三阶段，是佛教与伊斯兰教并立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格局。在这一阶段，伊斯兰教通过对和田的宗教战争，逐渐将佛教势力排挤出南疆地区，形成南疆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北疆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格局。这一阶段的早期各种宗教都比较活跃，后期则发生了较大变化，伊斯兰教不断壮大，祆教、景教、摩尼教则日趋式微。这一格局大致持续了6个多世纪。

1、伊斯兰教传入新疆

9世纪末10世纪初，伊斯兰教经中亚传入新疆。当时，统辖新疆南部至中亚一带的喀喇汗王朝的王室成员萨图克布格拉汗率先接受了伊斯兰教，后夺取政权后并利用权力开始在喀喇汗王朝境内强制推行伊斯兰教。公元962年，喀喇汗王朝经过同于阗佛教王国历时40余年的战争，灭亡于阗，把伊斯兰教推行到今和田地区。于阗灭亡后，喀喇汗王朝又发动了对高昌回鹘王国的“圣战”。这次战争虽然对高昌佛教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最后以失败告终，未能把伊斯兰教传播到吐鲁番地区。此后，喀喇汗王朝统治集团发生内讧，分裂为东西两个政权，无暇对周边非伊斯兰地区发动“圣战”。直到14世纪中叶以前，以阿克苏、库车为界，一直维持着南部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北部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

2、伊斯兰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

14世纪中叶，统治新疆的地方政权东察合台汗国可汗秃黑鲁帖木儿皈依伊斯兰教后，首先强迫王公贵族和蒙古人改宗伊斯兰教，之后在伊斯兰上层势力的配合下，在汗国境内强制推行。其后裔是伊斯兰教更加狂热的推行者，他们采取各种手段强制民众接受伊斯兰教，并对吐鲁番、哈密等不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不断发动所谓“圣战”。到16世纪初，伊斯兰教在哈密已取得主要宗教的地位，这标志着伊斯兰教在经过6个多世纪的传播后，最终取代佛教成为新疆地区的主要宗教，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格局也随之形成。

（四）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格局的发展

第四阶段，是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格局。16世纪初，伊斯兰教在历经6个世纪的传播后，最终取代佛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在这一阶段，由于维吾尔等民族接受了伊斯兰教，原来主要由这些民族所信仰的宗教，如祆教、摩尼教、景教等便逐渐在新疆消失了。佛教、道教只是在汉族中流行。17世纪初，卫拉特蒙古人接受藏传佛教后，佛教又在北疆地区兴盛起来。此后，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也相继传入新疆。新疆继续保持了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这一格局一直延续至今。

随着伊斯兰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原来主要在维吾尔等民族中流行的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随之逐渐消失。从明朝起，随着卫拉特蒙古进入新疆，由他们所信仰的藏传佛教在新疆兴起，并逐渐发展成为北疆地区的主要宗教。17世纪后期，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借助藏传佛教的势力，击败了自己的政敌黑山派和卓势力，并灭亡了叶尔羌汗国，足见当时藏传佛教势力之大。清代，随着信仰道教的大量清军、汉族商户和百姓的到来，已衰落了的道教开始复兴。当时，大型的道教宫观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带有我国多神崇拜的道教庙宇，如万寿宫、关帝庙、城隍庙、龙王庙、娘娘庙等等，却遍布天山以北和东疆各地。在南疆地区，道教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据《回疆通志》记载，在喀什噶尔、阿克苏、库车、乌什、叶尔羌、英吉沙尔、喀喇沙尔等地，都建有数量不等的道教宫观。当时新疆道教的宫观数量之多，仅次于伊斯兰教的清真寺。

从18世纪后期起，基督教的三大教派—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中国又称基督教）相继传入新疆。东正教是随着俄罗斯人陆续迁入新疆而传入的，此后也主要在俄罗斯族中流行。基督教和天主教则是由一批西方的传教士传播到新疆。到民国初年，基督教和天主教已传播到全疆各地，在天山南北各重要市镇，如乌鲁木齐、伊宁、喀什、哈密、莎车、绥定、英吉沙等地，都建立了两教的教堂。

伊犁发现的元代基督教文物

（五）新疆宗教演变史的特点与启示

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中的回鹘王侯群像

1、多种宗教并存是新疆宗教历史演变的基本特点，也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自从外来宗教传入新疆形成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以来，构成这一格局的宗教不断在发展演变，但不管其如何演变，都未能改变多种宗教并存的这一基本格局。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受统治阶级宗教政策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主要宗教的地位会发生改变，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教独存”的情况，“一教或两教为主、多教并存”始终是新疆宗教演变的基本格局。

2、新疆多种宗教并存格局的形成和演变，是由多民族聚居的特点所决定的

自古以来新疆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而且这种信仰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如维吾尔族历史上就先后信仰过原始宗教、萨满教、祆教、佛教、摩尼教、景教等多种宗教，最后才信仰了伊斯兰教。民族宗教信仰的不断改变，也是导致新疆多种宗教并存格局的形成及其演变的重要原因。

3、宗教无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一种文化现象，必须与其所处的时代以及人文地理环境相适应。

凡是不能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宗教是没有生命力的，如祆教、摩尼教、景教在新疆的消失就是不能与新疆的社会相适应的结果。佛教和伊斯兰教在传入新疆后，就是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而与新疆社会相适应，逐渐演变为带有鲜明新疆地域和民族特色的佛教和伊斯兰教，才成为新疆历史上流传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宗教。

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

4、统治者的宗教政策和态度对新疆宗教的演变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佛教和伊斯兰教之所以能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都是与当时统治者的宗教政策及其对这两种宗教的支持分不开的。西辽和蒙古时期的宗教宽容政策，最终导致了这一时期新疆各种宗教的发展和兴盛。不管实行怎样的宗教政策，都包含着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5、多种宗教和谐共存始终是新疆宗教历史的主流。

历史上虽然也发生过佛教与伊斯兰教的战争，但在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这只是一个不和谐的小插曲。伊斯兰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后，在同其他宗教并存的几个世纪里，没有再发生过冲突，一直是和谐并存的。多种宗教在新疆不仅能够和谐并存，而且能够相互吸收融合，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新疆地域和民族特别点的佛教、伊斯兰教、祆教等。

但“三股势力”特别是宗教极端势力却罔顾历史事实，不仅歪曲和杜撰新疆宗教演变的历史，否认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而且极力破坏新疆多种宗教和谐并存的历史传统，甚至大肆鼓吹极端思想，破坏和诋毁新疆传统的伊斯兰教，其目的就是利用宗教进行分裂破坏活动。各族干部群众包括广大信教群众，一定要擦亮眼睛，明辨是非，认清其本质，并与之进行坚决斗争。

第三篇：新疆宗教事务管理政策分析

【论

文】

新疆宗教事务管理政策分析

——以禁止私办经文班（点）为例(修订版)

摘要：宗教事务管理是社会管理的一部分。在新疆，宗教事务管理一直是维稳工作的难点和焦点。包括私办经文班（点）在内的非法宗教活动，长期做为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之一被打击和控制，但屡禁屡兴，宗教极端势力的有意利用和信教群众的感情需求相交织是其禁而不止的主要原因。目前的政策设置并不能有效解决信教群众的需求问题，非法宗教活动还将长期存在。

关键词：新疆；非法宗教活动；管理

2012年初夏，新疆先后发生两起案件，引起广泛关注。5月，在库尔勒市一个非法教经点，有一名学经儿童被非法学经人员殴打致死，有人在网上恶意传播“维（吾尔族）少年学习《古兰经》被扣在拘留所离奇死亡”，境外媒体借此抨击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6月，和田市警方在一处非法教经点解救54名被控制的学经儿童时遭暴力抗拒，数名民警受伤，12名儿童烧伤。据官方介绍，近几个月已发生过数起非法学经儿童受伤案件，4月乌鲁木齐市就有一名儿童因无法背诵经文被非法教经点的人打死。非法教经和非法学经都是政府重点打击对象2。

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宗教活动是一种社会行为，宗教事务管理是社会管理的一部分。在新疆，多年来宗教事务管理一直是维稳工作的难点和焦点。1996年中央明确提出“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理论上辨析合法与非法之界、现实中保护合法和打击非法，是宗教事务管理工作中最重要的内容。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向媒体表示，“非法宗教活动必然导致宗教狂热，宗教狂热必然导致极端宗教思想，宗教极端思想必然导致暴力恐怖事件的发生”，新疆将加强宗教事务的管理，保障合法宗教，制止非法宗教，抵御渗透，打击暴力恐怖活动3。根据相关政策，私办经文班（点）、非法修建宗教活动场所、跨区传教讲经、利用课堂宣传宗教、非法印刷传播宗教读物、私自组织信教人员朝觐等都属于非法宗教活动。

作为一个信教者，教授和学习经文如何成为非法，表面的个体行为如何演化成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事件，其中所显示和表达的政治意义、社会影响、文化内涵，作为社会政策之一的宗教事务管理政策如何变化，是本文试图探讨的内容。

李晓霞1

一、非法教经现象，又称为私办经文班（点）、地下经文学校等，指未经政府批准擅自开办的以传授宗教知识为主要目的的讲经班（点）。在新疆，非法教经现象主要发生在信仰伊斯兰教的教民中。

宗教知识传承、宗教活动延续是建立在宗教经典、教义、教规和仪式传授的基础上的，12 作者为新疆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 研究员。本文初稿曾刊发在本《通讯》第117期，此为修订版。

王渠，新疆官员回应“维少年习经被扣后离奇死亡”传言.http://xj.people.com.cn/n/2012/0605/c186332-17110023.html 3 新疆主席：暴力恐怖活动无一不是宗教极端思想作祟.http://news.163.com/12/0306/13/7RTSS8QS00014JB6.html 由此方可代代相传并扩大信众规模。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阿拉伯语，意为“诵读”）被信众（穆斯林）认为是真主安拉的语言，要经常诵读，每一位穆斯林降生后听到的第一句话和离世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都是《古兰经》经文，而且只有诵读阿拉伯文本的《古兰经》才有意义。对于非阿拉伯语系的穆斯林，学习诵读阿拉伯语经文，是其宗教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经文教育有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等多种途径，对伊斯兰教职人员的培养，多数是通过宗教学校教育完成；而对普通的穆斯林，几种方式都存在。

穆斯林传统的宗教教育形式为经堂教育（又称寺院教育），主要通过经文学校来实施。自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经文学校作为宗教人士的培养机构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渐垄断穆斯林的文化教育。经文学校分三等，高级学校（大学）设在喀什、莎车等地大寺院内，专门培养上层宗教人士；中级学校设在较大的县镇寺院里，为成年穆斯林学习宗教知识的场所；初级学校遍及乡村，入学者基本为少年儿童。学习内容包括宗教仪式、阿拉伯文、《古兰经》、《圣训》以及伊斯兰哲学、法学、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教材均为阿拉伯文或波斯文4。新疆建省（1884年）前后，清政府在新疆广设义塾，20世纪初后出现了各类新式学校，经堂教育受到冲击。在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乡村普遍设立小学校，始于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1933-1944年）。小学课程包括维文、算术、社会、地理等，并设经文课，聘请阿訇每周给学生教经文两小时。

到上世纪新中国成立之初，新疆的学校教育仍分国民教育和经堂教育两种。遍及南疆各地城乡的伊斯兰教寺院多设经文学校，莎车区4县（莎车、叶城、泽普、麦盖提）有经文学校137所，学生6367人5。在阿克苏，由毛拉教的宗教小学和中学学生有2.86万人6。公立和会（即各民族文化促进会）立小学也上经文课。1951年上半年，喀什地区共有公立和会立小学291所，学生5.53万人7。1949年，莎车、疏附、英吉沙、巴楚、阿图什、岳普湖六县，有普通学校262所，学生5.15万人；有宗教学校312所，学生1.06万人。

坚持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之初就面临着如何处理宗教问题，认为“少数民族的宗教问题，是一个历史性、民族性的群众思想信仰问题”，应“十分审慎，切忌急躁”，“不要轻言改革”，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信教自由政策”8。1950年，时任喀什军区政委的王恩茂在给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王震的报告中，专门谈到保留还是取消经文学校的问题。他认为取消经文学校的条件还不成熟，建议暂不决议取消。其理由，一是允许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要求；二是群众的觉悟还没有达到希望取消的程度，也没有足够的好的新式学校可以替代。但可以对经文学校进行改革，如反对强迫进校，改善课程内容。另一份报告中又指出，小学的经文课一定时间内还可以保留9。

由于在宗教方面理想的社会目标和现实的审慎态度相矛盾，政策实践中对经文教育的处理出现反复。1950年，教育部门对小学进行接管和改革，学校停授经文课。1952年，中共新疆分局根据宗教界的要求，在小学恢复了一周两节经文课，规定由学校老师教授，学生学习与否听其自便10。1950年，明令取缔经文学校，但并没有被有效实施，1953年后经文学校发展迅速。在疏勒县，上经文学校的学生1949年为625人，1950年为481人，1951年为223人，1952年为196人，1953年为1626人，超过了1949年，经文学校达到53所。1953年，新疆省做出宗教不得干涉学校的决定11。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一些初级和高级经文学校停办，宗教学校及学生在减少。莎车县9个区（包括城管区）有经文学校 45 薛健，《新疆南部地区和田喀什基础教育》，新疆大学出版社/新疆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页

喀什地区教育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教育志》，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3，第40页 6 《王恩茂文集》（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9页 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教育志》第40页 8 《新疆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52页 9 《王恩茂文集》（上册），第30、51页 10 新疆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新疆教育年鉴1949-1989》，新疆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页 1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教育志》，第40页 104所，学生2,422人，分别比1955年减少5所和683人12。1958年自治区再次明令取消经文学校和经文课13。

1957年以后，宗教工作中“左”的错误逐渐增长，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宗教活动难以正常进行，但并非没有活动，甚至也有私办经文学校的现象。笔者曾在和田地区档案馆看到一份1972年自治区群众工作座谈会的总结，其中提到参会同志反映：“近年来宗教活动猖獗，大量修复礼拜寺，经文学校很多„„ 有的大队，小学教员答应宗教人士在孩子放学后，由阿訇管理。建议对经文学校进行取缔，不准宗教人士强迫儿童学经文”14。

70年代末，开始拨乱反正，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特别是1982年中共中央下发19号文件，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时期对待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宗教活动由分散、秘密的活动逐步转向集中、公开的活动，“文革”中被破坏的清真寺重新修复并大量新建，宗教人士的社会地位迅速上升，而且宗教活动快速升温，有的地方一度到了失控的程度，其中私办经文点的大量出现成为宗教活动无序的焦点问题之一。对宗教活动的管理，由放任到收缩，非法宗教活动与宗教管理力度此起彼伏，总体上随着非法宗教活动的社会负面影响日益扩大，宗教管理工作愈加深入细致，管控压力增加，反弹压力也在增强，私办经文班（点）现象禁而不绝，部分时期甚至出现高涨。

20世纪80年代初，新疆各地穆斯林群众聚居的城乡都出现了宗教人士擅自开办的经文学校或教经点，以传承宗教知识、培养宗教教职人员为目的。对私办经文班（点）最先表示反对的是教育部门。1983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关于正确处理少数民族地区宗教干扰学校教育问题的意见》（中办发[1983]16号），指出各地擅自开办的经文学校或经文班，使大批学龄儿童弃学念经。对未经政府批准擅自开办的经文学校，要逐步予以解决。某些地区民族中小学要求开设阿拉伯文课，不能同意，更不能借学习阿文之名，恢复宗教课。1984年，自治区党委也明令“绝不允许私自开办经文学校”，要坚持宗教不得干预教育的原则，对于擅自开办经文学校（班），擅自在家中吸收儿童学经文的，有关部门要“积极做好疏导工作，予以解散”。同时，为解决年轻一代宗教职业人员培养问题，准备在乌鲁木齐市建一所伊斯兰教经学院；允许自治区伊协常委以上具有较高宗教知识水平的宗教界人士，经伊协批准可收2-3名18岁以上的青年学经15。

禁令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时任自治区人大代表、伊斯兰教协会常委、叶城县政协副主席的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他在上世纪50年代因为参加民族分裂活动，被判20年徒刑，1977年刑满释放。从1987年开始，阿大办地下经文学校。据不完全统计，全疆各地追随阿学经的塔里甫（亦称满拉，为宗教学校的学生）约有800余名，号称“八百弟子”。这些塔里甫后来遍布散落全疆，成为各地从事暴力恐怖活动的骨干分子16。库车的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从1986年开始公开招收塔里甫，到1990年初，已累计培养塔里甫700人。如此众多的塔里甫出现，是疏于管理造成，也是因为当时并没有把此类行为提高到影响国家安全的政治高度来认识。

随着私办经文学校的社会影响增大，政府的政策趋于严厉，开始由“疏导解散”变为“查禁取缔”。1988年，自治区人民政府专门做出规定，严禁地下经文学校和经文班（点），严禁私自带培塔里甫，并对地下经文学校、经文班采取一系列的查禁取缔行动17。为规范日益升温的宗教活动，1988年和1990年，自治区先后出台有关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活动、宗 12 新疆六年来宗教工作报告（1956年8月），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新疆宗教工作调研报告汇编》（上册），内部资料 1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教育志》，第40页 14 自治区群众工作座谈会总结（1972年1月29日），和田档案馆全宗号51，目录号1，案卷号2 15 郭泰山，李进新，《新疆宗教问题政策文献选编》（内部刊印），第265、278-280页 16 张秀明（曾任新疆政法委书记），《新疆反分裂斗争和稳定工作的实践与思考》，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页 17 马品彦，《新疆反对非法宗教活动研究》，《新疆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教职业人员管理的3个暂行规定。但地下经文学校仍呈上升趋势。据1990年1月调查，新疆私人擅自办的经文班（点）938个，共带塔里甫（满拉）10,742人，其中最多的是喀什地区，350个经文班、4,000人。参加学经的人，大部分是城镇初、高中待业青年，较年轻的个体户、初高中学生18。自1990年起每年查禁各种经文学校1,000余所，其中许多是在校学生19。这些在校学生或晚上学经文，或半天上学、半天学经文，有些辍学全天学经文。

鉴于参与1990年巴仁乡反革命武装**的许多骨干分子是叶城县经文学校培养的，培养宗教接班人的问题，不只是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所关心，也被政府极为关注。1990年，王恩茂指出：经文学校不能不办，但不能办得过多、过滥，放任自流。要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由爱国宗教人士办。不允许反动分子利用经文学校培养反革命骨干分子20。私办经文学校的问题由人民内部矛盾开始向敌我矛盾转化。私人开办经文学校（班）遭全面解散，各地建经文学校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爱国宗教人士。到1991年底，乌鲁木齐等10个地州市已办起经文班31个，经文点57个，培训年轻的伊斯兰教职人员829人。同时解散私办经文班（点）900多处，遣返塔里甫10,000多人，让其中18岁以下的少年重新回学校读书，基本改变了伊玛目私带塔里甫的无政府状态21。1994年颁布施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管理条例》，规定宗教团体经批准，可开办宗教院校和经文班（点），培养宗教教职人员。未经批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私自开办宗教院校和经文班（点）。1999年，自治区下发《关于组织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的意见》（新党统发[1999]04号文件），再次规范合法培养宗教教职人员的活动。

事实上，非法宗教活动一直没有终止。自1996年中央7号文件把非法宗教活动列为影响新疆稳定的最主要的危险之一，为铲除非法宗教活动、遏制宗教狂热、打击民族分裂分子，1997年后自治区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实行集中整治，但非法宗教活动，包括私办经文班（点）屡禁不止。1997年私办地下经文班（点）在有些地方出现更加隐秘化、分散化，甚至向教学手段电子化方向发展的特征22。喀什地区，1996年至2000年6月间，学经人员增加了8.84倍。其中年龄最小的3岁，90%为在校学生23。

1999年以后，宗教狂热再升温，各地私办地下教经点增加，学经人员呈低龄化和女性化趋势，不少已经演变成暴力恐怖场所24。1999年1至10月，全疆共查处地下讲教点、教经点118处，遣散学经习武人员1,326名25。有研究者判断，2002年以后，非法宗教活动在新疆蔓延的势头基本得到遏制26。2004年1至10月，全疆共取缔非法讲经点420处，“泰比力克”活动点10处，查处有关人员2,457人。2006年1-5月，全疆共查处地下教经点112处。在阿克苏查处的一个地下教经点中，40余名学经人员中15岁以下的有18名。随着查处力度的加大，在新疆区域范围内私办经文班（点）的空间缩小，新疆籍人员，主要是青少年，有组织、成规模地到内地省区的经文学校、阿拉伯语学校学经的现象越来越突出。这类学校多以学习《古兰经》为基本内容，同时灌输民族分裂思想，鼓动学经者在未来为“圣战”奉献自己的一切27。2011年全疆查获的非法教经点数量仍呈上升态势，女性教经者增多，1819 马大正，《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新疆稳定问题的观察与思考》，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14页

马品彦，《新疆反对非法宗教活动研究》，《新疆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20 《王恩茂文集》（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03页 21 王文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的历史与现状》（1992年2月），载于《新疆宗教工作调研报告汇编》（上册），内部资料 22 李建生，《目前新疆地区的非法宗教活动及其遏制和预防》，《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23 《中国调查报告（2000-2001）——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研究》，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11年，第270页 24 《新疆反分裂斗争和稳定工作的实践与思考》，第142页 25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新疆稳定问题的观察与思考》，第118页 26 李建生，《目前新疆地区的非法宗教活动及其遏制和预防》，《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27 《新疆反分裂斗争和稳定工作的实践与思考》，第193、199、159页 在校生学经者增多，跨地区教学经同“迁徙”相结合滋生的暴力恐怖团伙犯罪突出28。由于地下讲经活动隐蔽和分散，有的是以走亲访友为名在家中进行，因此实际被发现被查处的地下经文班（点）只是非法教经活动中的一小部分。

二、由以上概述可见，我国政府对于宗教教育的政策，通过建立合法的宗教学校、经文班（点）满足宗教教职人员培养和提高的需求，同时禁止私办地下经文班（点），规范宗教教育场所和教师，以避免强迫儿童接受宗教教育、打击极端宗教势力、避免宗教狂热现象发生，体现了政教分离、宗教不得干涉教育的原则。从禁止私办经文班（点）的政策变化看，由开始的“疏导解散”变为一律“查禁取缔”；由主要关注宗教干预教育和影响儿童成长到防范宗教极端势力的传播和动员；由全部禁止办班（点）到选择宗教学识高的爱国宗教人士带培，表现出控制为主、疏导为辅且控制愈加严格的政策取向。从政策效果看，虽然制定和不断完善相关法规，并以集中整治、加强学校管理、意识形态领域宣传教育等方式改善社会环境，但私办经文班（点）屡禁不绝，甚至随着国内外形势和管控力度的变化而峰谷迭现，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末都被称为宗教狂热期、非法宗教活动频发时期，至今不断出现的非法教经活动仍在产生着广泛的社会影响。

对于私办经文班（点）何以屡禁不止的原因分析很多，主要有：国外敌对势力分化、西化战略以及国际伊斯兰教复兴的影响；国内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势力打着宗教旗号、利用信教群众的虔诚信仰培植宗教极端分子，煽动宗教狂热和分裂情绪；信教群众出于宗教感情和学习经文知识的需要，主动送子女进地下经文班学习；教职人员培养多年断档，在位人员多年事已高、宗教学识有限，需要培养大量年轻的后继者；少数民族教育发展滞后，教学条件差、水平低，升学率低，学校教育缺乏吸引力；少数民族年轻人就业困难，宗教人士社会地位高，收入相对稳定，该职业对部分学生家长和学习具有吸引力；一些干部对宗教事务“不敢管、不愿管、不会管”，等等。无疑，上述都是很重要的原因，只是在不同时段其重要性有所不同，譬如，宗教教职人员短缺、断档的危险，在20世纪80年代表现得更为突出，政府开始允许建立合法的宗教教育机构后，该问题开始得到缓解；因学校教育落后不能让所有孩子接受正规义务教育的问题，也主要出现在上世纪80、90年代；普通信教群众学习经文知识的需要则一直存在，至今很难从合法渠道得到完全满足。

从研究者的角度，有一个影响因素是应该被提到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所谓的宗教“改革派”，即“瓦哈比派”在新疆一些地方迅速传播，是造成私办经文班（点）迅速增长、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而政府相关部门对其如何定性、如何处置审慎决策，部分宗教事务管理干部认识不清、不愿管理，也是许多非法宗教活动的参与者质变为宗教极端分子的原因之一。

新疆穆斯林绝大多数属逊尼派（也称正统派），其中的“瓦哈比派”是传入新疆较早的一个教派，但因人数太少，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影响不大。此后，随着朝觐人数增多和宗教方面国际交往加大，从国外传入的名为“瓦哈比派”的观点得到迅速传播，信众规模迅速扩大，其发展的重要方式就是通过私办经文班（点）方式培养信徒（塔里甫）。叶城县的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及其培养的“八百弟子”都属于此类派别。由于其打着逊尼派内改革派的旗号，提倡简化礼拜程序、不收乜贴、扶贫帮困、学习科学知识等，得到年轻人和一些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甚至部分党政干部的支持。发展之初，其政治企图尚不明显，与传统 28 阿不都热扎克·铁木尔等主编，《2011~2012年新疆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2页 派宗教人士为争夺信教群众、争夺宗教领导权，发生冲突，并日益尖锐。传统派认为“瓦哈比派”背叛伊斯兰教义、挑战伊斯兰传统，但他们大多因年事已高，讲经水平有限，被地下经文班（点）训练出来的年轻塔里甫攻击时应对困难，不能从正面抵销和遏制其发展，接受“瓦哈比派”观点的群众迅速增多，最严重的和田地区由90年代初的数千人增加到1997年约10万人，占和田地区信教人总数的10~15%。当时地方宗教管理部门大多认为这是宗教内部派别之争，不宜干预和管理。而大量的从私办经文班（点）培养出的塔里甫处于“三不管”状态：不属宗教人士，职能部门不管；未严重触犯法律，公安部门不管；大多在外活动，基层组织管不了。这些人成了宣传该派观点的骨干力量。

将所谓“瓦哈比派”定性为“反动的”，在1990年巴仁乡反革命**发生后就出现了。**发生两周后王恩茂指出，“国外进来的反动教派是来者不善„„ 今后不能允许这些派别29进来”。**的组织策划者、骨干分子大多是地下经文学校出来的塔里甫，私办经文学校被认为是极端宗教势力的摇篮。与传统教派不同，接受该观点的人以“安拉独大”反对政府，以鼓吹“圣战”煽动分裂活动，以宗教派别之争掩盖夺取政权的目的。但政府相关部门对其与非法宗教活动、与宗教极端势力关系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渐深入和清晰的过程。1997年，自治区有关调查组认为：新疆重大的骚乱、**和重大恶性事件都有持“瓦哈比”观点的塔里甫参与或作为骨干，凡是“瓦哈比”活动频繁的地方，就是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猖獗的地方，“瓦哈比派”已成为80年代以来新疆**的主要根源、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重要理论武器、影响新疆长久稳定的重要隐患。传统派宗教人士虽也有从事非法宗教活动的，但主要是不懂法律或法律意识淡薄导致，基本不带有政治目的，更多是出于宗教感情30。最终，该观点被认为是“国际极端宗教势力的一种混合物和变种在国内的反映”，明确提出“新疆不存在瓦哈比派”31。对宗教极端势力打击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私办经文班（点）的打击，取缔他们的培养基地和传播渠道。

“传统派”基本都是爱国宗教人士。政府对爱国宗教人士给予政治肯定、生活补贴、思想培训，并通过宗教院校、经文班（点）培养爱国宗教人士的继承者。但爱国宗教人士也会有私办经文班（点）的现象。因为除了少数社会名望高、教识水平高的教职人员可带塔里甫学经文32外，大多数人并没有合法的资格，有的人以培养宗教接班人、传播宗教知识、扩大本人在宗教界的影响、增加个人经济收入等为目的私带塔里甫。这种非法宗教活动，并无分裂目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因其没有取得合法身份也在取缔范围内。合法带培塔里甫的宗教人士范围被严格限制的原因，一是目前宗教学校及经文班（点）的培养对象主要针对 2930 《王恩茂文集》（下册），第503页

有关瓦哈比派的内容主要来源于《关于我区瓦哈比派问题的调查报告》（1997年6月），《新疆宗教工作调研报告汇编》（上册），内部资料 31 《新疆反分裂斗争和稳定工作的实践与思考》，第149页。不承认瓦哈比派的结果，使部分确属教派因素的瓦哈比派信众直接被认为与宗教极端思想有关。2012年笔者在哈密市五堡乡调查，当地政府提供的文字材料称该乡“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人员431人”。据说这些人是上世纪90年代就接受瓦哈比派的影响，现在依然持此观点，年轻男性留大胡子，实行教派内婚。政府不能使其不信，只能限制其不再扩大传播范围。32 20世纪80年代前期开始，自治区伊协常委30多人每人可带培徒弟2至3人；没有伊协常委的县，可选一名政治思想好、有宗教知识的爱国宗教职业者，带培徒弟1至2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局《新疆伊斯兰教方面落实政策的基本情况和今后意见》1985年7月19日）。1999年《关于组织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的意见》（新党统发[1999]04号），允许县（市、区）伊协副会长以上的爱国宗教人士经批准后带培2-3 名塔里甫。2001年《关于加强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新党办[2001]6号）规定，优秀爱国宗教人士每位可带培塔里甫（满拉）2-3名，时间3-5年，带培对象自愿、初中以上文化程度、25岁以下的穆斯林青年，经过推荐、审核、备案程序，发学习证。至2005年底，南疆四地州先后安排了491名爱国宗教人士带培了1419名塔里甫（任红《新疆伊斯兰教教育现状研究.》，《中国穆斯林》2009年2期）。北疆的富蕴县2011年有持证伊斯兰教宗教人士87名。2006年，经地区统战、民宗部门批准，首批由13名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22名。（《关于加强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的实践与思考》，县委统战部2011-07-01，富蕴党建网）未来的宗教教职人员，其数量有限；二是现有许多宗教教职人员的宗教学识水平不高，能力有限33；三是大量分散的讲经活动会强化当地的宗教氛围，不利于管理和引导宗教活动的有序开展，对宗教极端势力形成事实上的支持；四是许多学龄儿童家长希望孩子学经，教经放开会对义务教育造成冲击，伴随强迫儿童学经现象发生，违背我国宗教活动不能妨碍义务教育、不得向18以下儿童灌输宗教思想的法律法规。

私办经文班（点）主要面向的是信教群众和他们的子女。笔者以为信教群众对宗教的感情和需求，是私办经文班（点）持续不衰的最重要原因。普通信教群众对孩子学习经文的需求，有信教因素，有民俗习惯，有就业愿望，还有道德希冀。相当一部分穆斯林家长认为，作为穆斯林应该懂得起码的经文知识和宗教礼仪。在穆斯林重要的人生礼仪活动（如婚礼、葬礼等）中，包括诵读经文在内的宗教礼仪早已成为民俗习惯，尤其是葬礼中，参加者口诵经文是礼仪的重要部分。一些家长认为学习经文、接受宗教礼仪训练的孩子更懂礼貌，更听家长的话，在传统观念浓厚的乡村，有宗教常识并遵守宗教规范的孩子会受到村民赞誉。20世纪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生的信教群众，基本没有受过较为完整的宗教教育，多数家长并无能力为孩子传授简单的经文知识和教义解析，家庭教育无法胜任宗教知识的传递，对社会教育的需求则变得更为强烈。每当宗教氛围浓厚之时，私办经文班（点）即成为宗教升温之表现，又成为推动升温之动力。

如果说教授经文者可能有政治企图，对于绝大多数学习经文者或其家长，并非起于分裂或反政府的思想。但少数别有用心者却可顺应群众的需求，民族分裂分子、宗教极端分子的企图和群众的需要在私授经文这一活动上结合起来，部分爱国宗教人士也持沿袭宗教传统、传授宗教知识的观点私授经文，使对私授经文合法与否、禁授经文合理与否的认识并不因为政府禁令就被信教群众，甚至包括不少党员干部，所完全认可和接受。在私办经文班（点）这个问题上，政府的意识形态理念和维稳责任、少数民族党员干部的压力和困惑、信教者的传统和感情、宗教职业者的责任和追求、民族分裂势力的利用和企图、宗教极端势力的目标和无情，相互交织交锋，政府虽严格控制、坚决打击，却防不胜防，屡禁屡兴。

三、多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原则，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新疆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更为突出，维稳压力和社会控制力度在不断增大，宗教活动的合法空间收缩、非法范围扩大，宗教人士的自主行为减小、受规范限制行为增多，如不得进行跨地区的宗教活动和跨县（市）的传教活动；以新卧尔兹为范本，规范讲经活动；组织集体朝觐活动，严禁个人私自零散朝觐；加强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定期参加学习、考核及民主评议等。政策针对宗教教职人员的成效明显，如规范教经解经；面对信教群众的则效果有限，如送孩子去私办经文班（点）学经文。非法宗教活动，包括私办经文班（点），长期禁而不止，其主要原因是宗教信仰、宗教活动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基础，虽然大多数信教群众不会主动参与非法宗教活动，但却可能因虔诚的信仰和同教同族感情而默许、认可、庇护各类以宗教名义进行的被认为是无害他人的活动，譬如私授私学经文。

如上文分析，私办经文班（点）的目的主要有三：一是现有教职人员培养接班人；二是宗教极端势力培养同道人；三是普通信教群众及其子女学习宗教礼仪和经文知识。目前，合法的宗教学校及经文班（点）基本可以满足教职人员接班人问题，宗教极端势力属严厉打击对象，绝不能留下让其发展的空间，普通信教群众的需求却难有合法的满足渠道。普通信 33 2001年全疆宗教人士培训班对参训人员情况统计显示，2000名主麻寺哈提甫（维吾尔语系）中，高等宗教院校和中等宗教院校分别占2.1%、7.4%，1810人属自学宗教（地下）的占总数的90.5%；40岁以下人占三分之一左右；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比重分别为43%和40%。参见阿比孜·尼亚孜《当前新疆反分裂斗争与伊斯兰教关系的几个问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教群众的宗教感情和极端势力、分裂势力的政治企图混杂于私办经文班（点）的行为中，使问题的复杂性和处理难度极大。有研究者指出，“一律禁止，坚决取缔”的做法，可能将所有学经文的塔里甫推到政府对立面，使其易被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所利用。但其好处是：始终保持一种高压态势免于失控；迫使部分青少年放弃到私办教经点学经的打算；防止实际操作中因分不清敌我或人民内部两种不同性质的教经点而对其制止不力。并认为学经者为少数，处置得当就不会出现与绝大多数信教群众直接对抗的情况。这种高压态势若能坚持十几年、几十年，私办教经点的问题估计将不再像现在这样突出34。

对于我国的宗教问题，理论上早已形成长期性、群众性、复杂性的共识，在宗教工作中，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独立自主自办、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方针。但在实践中往往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宗教鸦片论”的长期影响，宗教被认为是难以控制、制造麻烦的社会问题。很多人认同这样的观点：宗教是愚昧人的信仰，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宗教的影响力日益衰减；宗教是贫困者的信仰，随着民生改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人们由因无奈而相信神力转为靠个人致富而相信人力，信教者将大量减少。甚至一些管理者还主观地认为，只要不给宗教传播的空间，若干年后人们自然会因宗教情感越来越淡漠或宗教知识贫乏无知而放弃信仰，无视在开放的信息社会，人员、信息、知识、思想交流之便利和频繁。对于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在管理中有时出现粗暴、简单的做法。1982年，中央就明确指出，“那种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经济文化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宗教就会很快消亡的想法，是不现实的。那种认为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强制手段，可以一举消灭宗教的想法和做法，更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的，是完全错误和非常有害的。”35

新中国成立以后，除上世纪50年代初期新旧制度、新旧政权过渡期间继续经文学校和学校中开经文课的做法外，历来都禁止宗教教育进入学校，禁止私办经文班（点），该政策延续50多年，私办经文班（点）一直禁而不止。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政策调整把信教者让子女学习经文的需求纳入合法渠道，以社会教育的方式完成？与新疆不同的是，内地一些省区在这方面管理相对松弛，甚至一些经文学校、阿语学校有意吸引新疆籍的孩子去学习，由此也引起新疆部分信教群众对本地禁办政策的质疑和不满。显然，目前新疆的宗教问题更为复杂，不是单纯的宗教信仰自由与否的问题，而是和反政府、反“异教徒”的极端思想、和民族分裂主义密切相关。目前主流的看法是：“非法宗教活动呈蔓延之势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带动境内宗教狂热升温、极端宗教思想抬头、狭隘民族意识膨胀、反汉排汉氛围浓重、境内意识形态领域杂音和噪音不断，借用宗教旗号‘包装’的违法犯罪活动增多等。”“如果人为地扩大宗教阵地，任凭宗教自由发展，不仅会带来很大的现实麻烦，而且后患无穷。”36

对于宗教事务管理的“堵”与“疏”，长期以来都是宗教事务管理者和学者探讨的热点问题，很多人认可宜疏不宜堵，但“怎么疏”却难走到决策层面。过去30年的教训，往往政策上开个小口实施中泛滥为失控，对于疏导后果的担心使疏导的设想不能成为现实，甚至相关言论也成禁忌。因此，目前看，不论是政教分离、宗教不能干涉教育的要求，还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制止宗教狂热、反对民族分裂的现实，都很难出现政策让步的局面。而由刚性的高压严控政策必将导致进一步缩小宗教活动合法空间、扩大非法和打击的范围，以应对分裂势力和极端势力无孔不入的活动，这些年的政策演变轨迹可以证明此点。这就使教民学经需求和政府管控理念成为“死结”，地下教经点问题不会因为严格管控而消失，甚至不会减少。同时因地下教经点导致普通涉案群众及其亲属的数量在增多、抵触心理在增大，质疑 34 申建华，《对解决当前宗教方面几个突出问题的思考》(1998年 12月)，《新疆宗教工作调研报告汇编》（上册），内部资料 35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通知（1982年3月31日），简称19号文件 36 《新疆反分裂斗争和稳定工作的实践与思考》，第84、106页 宗教信仰自由的声音在持续。

笔者以为在宗教事务管理中“疏”的方式仍是应该考虑的。把18岁以上、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有学习经文需求的年轻人的学经行为纳入合法宗教活动范围，由统战、民宗部门审核、监管的社会组织（如伊斯兰教协会）实施，聘请政治合格、宗教学识丰富的爱国宗教人士，在规定地点、按规范内容对学经青年进行基本经文知识和宗教礼仪的短期传授，对满足信教群众学习经文的需求、减缓其对宗教传承教育的危机感、弱化因政府严禁私授私学经文出现的对立情绪、避免或减少地下经文点的引诱、抑制宗教极端势力的传播渠道等将起到有益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对非法地下教经点的严厉打击也显得更为合理37。

长远看，通过改变现有社会环境来减少群众对学经等宗教活动的需求，这也是新疆政府教育政策、文化政策、宗教管理政策的目标之一。自治区党委提出“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希望通过倡导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包括宗教文化构成消解，进一步增加信教者社会生活中的世俗化因素，而民生改善、教育水平提高、科学知识普及，也有助于信教者更为关注现世生活和个人成就。

最后，鉴于非法宗教活动中很多是普通信教群众以非法的方式满足个人的信仰需求，管理者对此进行处置时，应更包容更规范，避免因扩大打击面而使信教群众站到政府的对立面。

2013年笔者在乌鲁木齐市与管理民宗事务的领导谈及如何满足信教群众的学经需求问题，该领导说，也曾设想在乌鲁木齐做些试点工作，但如果实行，肯定会使全疆希望学经的人员往乌市集中，其结果不论在宗教事务管理还是在流动人口管理都会出现新的问题，没有领导敢于承担这样的风险。

第四篇：宗教极端主义在新疆抬头

宗教极端主义在新疆抬头

原标题：宗教极端主义在新疆抬头

宗教极端主义思潮影响维吾尔社会，也成为新疆维稳的难题。由于智能手机等新兴媒体的普及，年轻人更易受影响。

记者／张伊扬

宗教极端主义正成为治理新疆不得不面临的严峻挑战。此次鲁克沁镇暴力袭击事件，也显现出宗教极端思想的危害。

根据大陆官方的报道，当地不少居民反映，近些年鲁克沁镇极端宗教开始抬头，治安环境也出现恶化势头。居民忧心地看到，有些人宣扬宗教极端思想，认为凡是不赞同他们观点的穆斯林就不是真正的穆斯林。有些穿牛仔裤、短袖T恤衫的维吾尔族女孩走在路上，也会遭到“善意”的规劝甚至谩骂，诅咒她们“下火狱”。在乌鲁木齐著名的维吾尔族聚居区二道桥，已经有穿着短袖T恤衫女孩的手臂被刻意划伤。

当地木卡姆村清真寺的伊玛目则坦言，他发现那些参加了非法宗教地下讲经班的人，其宗教用语以及礼拜的动作都跟他们不一样。乌鲁木齐一位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告诉记者，现在一些年轻人崇拜的偶像，就是一手拿着《古兰经》，一手举着武器的“战士”。

极端思想扩散

一名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对记者说，极端主义思潮已从中亚扩散到了新疆南部的维吾尔社会，近两年还有向全疆扩散的趋势。至少两年前，就曾有和田地区维吾尔人士向记者透露令人担忧的迹象：当地有人攻击卖烟、酒的店铺，这在早年是难以想象的。

生活在喀什的律师尼加提（化名），也觉得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曾经很要好的一个朋友，突然说要严守戒律，戒烟戒酒，每天五番礼拜。有一次去看望他，这个朋友已经不愿意再跟他一起吃饭。原因是他“没有严守戒律，算不上真正的穆斯林”。

对于尼加提来说，鄯善发生的事件应该并不陌生，多年前，他就接触过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而随意杀人的案件。一些缺乏教育的农民因为接触境外的光盘或是录像，一旦被极端思想控制，头脑就会异常简单，作出愚昧的事情。

匿名乌鲁木齐维吾尔族企业主也向记者透露，极端思想在仅有小学或初中文化的外来打工者中容易传播。他们通常会严守戒律，并且只与相同信仰状况的人住在一起。“他们生活单调，头脑相对简单，极容易被极端思想控制，也容易被教育成守法的人。”。

即便在乌鲁木齐的本地居民中，女人们中间也凭空生出了越来越多的“规矩”。对此，维吾尔学者吐尔文江认为也不必太过担心。他说，以前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学校的维吾尔族学生回到南疆的家里，也会特意穿上长袖衣服、戴上帽子，这样做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不想给自己找麻烦，但回北京时一定会换掉。这不是纯宗教的东西，没必要非得高度政治化、敏感化，而即刻杜绝这种现象也不现实。

“政府要做的是真正解决好其他经济社会问题，对于这种现象，要容忍其在一定时间段存在甚至蔓延，相信更长的时间后，可以改变这种状况”。

前述维吾尔知识分子认为，维吾尔社会目前正在不断寻找世俗文化与宗教发展的新平衡点。文化停滞不前制约了人的思想，而非理性扩展的宗教所带来的极端思想，正在不断占据人们心中那些本该由文化发展所占据的部分。张春贤到任后提倡的“现代文化”，其实是看到了新疆深层次问题的关键所在。对于现代文化，官方给出的正式解读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相互欣赏、一体多元、融合开放”。但现代文化推行在新疆遭遇到的现实困难，仍是当地特殊的宗教与文化环境。

吐尔文江力挺这种观点。他表示，维吾尔族其实是分阶层的，每个阶层的想法不同，诉求也不同，政府要做的是要推动这种多元化。不能把维吾尔族看成铁板一块，放在完全对立面，否则，极端人群的基础只会越来越庞大。

但他并不赞同一些反恐专家的说法，认为新疆已经有了组织严密的暴力恐怖组织。他进一步解释，新疆目前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都属于零散个案，并无内在规律性，也没有组织机构的联系。“如果非要说有，那就是一种极端主义思潮。我并不认为鄯善的那几个人知道4年前的韶关事件，虽然都发生在6月26日，巧合而已。”

新媒体工具助推极端思想传播

前述维吾尔知识分子介绍，极端主义与现代文明的斗争，还集中体现在16-24岁左右的维吾尔族青年人当中。

这从新疆公安厅日前发布的一则通缉令似可佐证。警方于7月2日发布通告，悬赏通缉11名涉杀人、纵火等犯罪行为的维吾尔族男子。当中只有一人是1975年出生，其余10人都是“80后”，且集中在“85后”，文化程度普遍在小学至初中。

记者在新疆采访期间，一名青年维吾尔族老师抱怨，他的弟弟不愿参加爷爷的葬礼，说这不是伊斯兰的风俗。最令人忧心的是，受到极端思想影响的学生，其中很多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而非以前的草根文盲青年。

而各种新媒体的快速普及，是年轻人受影响较多的重要原因。

一位在媒体工作的维吾尔族人士说：“现在南疆的青少年很容易便能获得一些极端宗教的视频、音频与图片。几百块钱就能买一部智能手机，一些视频很快便在青少年群体中流传。画面里，一个人用维吾尔语宣讲，天下穆斯林都是一家，而他的背后，站着一排排拿着枪的阿拉伯兄弟。这正是南疆独特的伊斯兰式反叛”。

一种在大陆互联网和手机上流行的有声图片社交软件，让这位维吾尔族青年看到了自己民族的另一面。使用者可以从网上下载或者自己拍摄图片，然后给照片配音，制作成“可以说话的图片”。

类似的新型社交工具开放性强，所有人都可以转发、评论。因为当地青少年普遍汉语程度低，很多人看不懂汉字，而相关的维语软件又不多，这种软件可以直接用维语播报，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缺，方便易学好操作，因此在南疆的青少年中广为流传。

而该社交软件里内容最多的，一种是拿着枪和《古兰经》的塔利班战士，这被一些当地青少年奉为偶像和崇拜的英雄。另一种是维吾尔族女孩的各种自拍。凡穿着保守或者传统阿拉伯服饰的女孩，会赢得疯狂的赞美，而穿着现代或者有些暴露衣服的女孩，有可能会收获几千条辱骂。

类似新型媒介在南疆维吾尔族青少年中的普及，使得宗教极端思潮的传播变得更为容易和广泛。

而南北疆之间原本遥远的沙漠、山峦的阻隔，已经不再能造成传播的障碍。从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来看，近两年更有向全疆扩散的趋势。根据当地人的观察，居住在北疆的哈萨克族也有受到影响的迹象。

世俗社会反弹

宗教极端思想、保守主义的扩散在维吾尔社会引发了反弹。

《凤凰周刊》记者在新疆采访期间，大多数受过教育、已经世俗化的维吾尔族学者、民众都反对宗教极端思想。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已经切身感受到极端主义的压力，以及对生活的干涉。

匿名维吾尔族人士告诉记者，他曾在斋月期间在大巴扎喝石榴汁，但马上就有人指责，斋月里大庭广众吃东西，像什么话！另一次他去街上购买新鲜烤制的面包，居然有维吾尔族保安制止：不要吃，不清真。甚至有人当面对他说：你们是维吾尔，我们才是穆斯林。

而在今年“4·23”巴楚事件与“6·26”鄯善事件中，均有多名维吾尔族人被暴徒残杀，更加在民间激起了维吾尔族世俗派的强烈反弹。

此次鄯善暴力袭击事件之后，有维吾尔族网友在微博写道：“你说这是他们的自由和权利，没错。但当他们成为主流，你就不可能有不蒙面、不穿黑罩袍的自由，当你对他们说不的时候，你只有面对死亡。你蒙了面，他们会要求你别看电视，别穿牛仔裤，会要求你将来未成年的7岁女儿，嫁给几十岁的男子”。

在新浪微博上，有关保守与世俗的争论在维吾尔族网友中随处可见。

一名在内地工作的知名维吾尔族人士回新疆总会发现，越来越多阿拉伯装扮的女孩，就忍不住在微博上抱怨，大意是我们是维吾尔人，又不是阿拉伯人，干嘛穿这么多阿拉伯服饰。结果遭到大批保守主义言论围攻，十几分钟后便不得不删除。

不过该人士也收获了维吾尔族网友的大量评论支持，且激发了网友们热烈的讨论。

不少人表达了对来自阿拉伯地区或是阿富汗的极端主义和愚昧行径的不满和讽刺。有网友戏称，“要么哪天会被这些人气死，要么就被他们搞石刑给砸死”。

对本民族的担忧随处可见。一些网友认为维吾尔社会已经产生了分裂或是产生“社会和文化上的断层”，另有言论认为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阶段。

甚至有网友开始困惑于新兴媒体（包括智能手机）一方面传播现代文明，一方面也能传播极端、保守思想的双面性，认为“混沌才刚刚开始”。

长效措施抑制极端思潮

连续发生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使得中共治理新疆政策是否会变化引发猜测。

吐尔文江称：“起码我没有看出有任何政策风向上的变化。关于维稳，新疆一直都是这么说的，这次高层的公开表态也多是姿态性的东西”。

他认为，连续发生的恐袭事件，并不表示现行民生措施、经济发展、法治建设、改善社会管理等长效举措方向错误，反而应继续推进，以最大程度削弱极端势力的社会基础，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问题。

“治疆不能目光短浅。长时间积累的问题，想一个政策出来，几个月、一两年就能见成效，新疆没有这样的解药。”吐尔文江说，新疆有救没救关键得看战略战术，“如果能够坚定执行一个长期的政策，新疆问题绝对是有解药的。”

而在一个讨论新疆问题的论坛中，就有人发文力挺现行政策：在政治上真正贯彻民族平等，在经济上大力发展民生与就业，在文化上对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给予足够的尊重，在意识形态上发扬与时俱进的精神，这不是对分裂势力、暴力犯罪的放纵，也不代表政府软弱无能。

近期微博争论可见，也有维吾尔族网友将新疆避免“阿富汗化”的希望寄托于官方，“新疆不会有阿富汗的趋势是因为政府的差别，虽然政府也不是什么都做得很好。大方向上把握的还是不错的。”

对于新疆发生暴力恐怖袭击，政府部门有意避开民族、宗教问题，并将近期的暴力事件归咎于新疆的分离主义者和恐怖团伙。

但和以往历次暴力事件一样，许多维吾尔族学者的说法却更多地将始作俑者指向民族政策。在后者看来，这些暴力冲突大多是新疆民族关系紧张、新疆当地人的高失业率以及对政府一些社会管控措施的不满造成的。

吐尔文江说，解决新疆问题的核心，“是要坚定地相信新疆绝大多数人民是心向祖国的。但现在，少数民族精英群体在表达诉求和意见时有顾虑，怕被扣上有民族情绪的帽子”。他表示，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不是惧怕暴徒，也不是无原则地维护自己的民族，但每次暴力事件后很少有人会主动发声谴责，这是有原因的。

他说，对待少数民族精英群体应该在用人以及维护个人权利上公平公正。只有国家依赖、政府重用，他们才会有归属感，关键时候才会站出来。

“如果可以倒计时，我们宁愿回到30年前”。吐尔文江看起来有点沉重，“这才只是开始，也许这会成为新疆的常态，未来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将越来越大”。他说自己最担心的是新疆民族间的隔阂会越来越严重，“虽然我们不会建物理的墙，但会有村庄的墙、河流的墙，还有心理的墙”。

暴力活动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不会被消除，强度在短期内上升的可能性也存在，但这不能改变新疆稳定的大局。

特约撰稿员／吐尔文江·吐尔逊

在“7.5”事件的4周年窗口期，新疆的局势突然变得看似要失控，似乎大有要进入一个急剧动荡时期的征兆，不过笔者并不这么认为。应该说现在新疆所出现的暴力活动既有以往政策延续反应的因素，也与近年来宗教极端主义思潮的不断扩张有关，宗教极端主义现在已成为对新疆安全的最大威胁。

一方面，新疆地方政府所施行新政的效果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另一方面，新疆暴力活动的根源并非只是贫困和发展不足的因素，因此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并不能完全消除暴力活动的滋生土壤。还必须要在建立社会公平机制、权利分配、机会分享、法制化管理以及宗教、民族政策的认识和落实等方面采取制度性措施，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铲除暴力活动。

新疆现在面临的形势是最复杂的时期，宗教极端主义思潮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传统分裂思想、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矛盾、维吾尔族社会在发展变迁中的社会问题、政府社会管理中的失误等多种因素搅合在一起，使得新疆的社会稳定问题缘由错综复杂，解决起来也极为棘手。尤其是原教旨主义思潮对维吾尔族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日益明显，并且有扩大的趋势。对于新疆局势未来的走向，我认为，暴力活动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不会被消除，强度在短期内上升的可能性也存在。但这不能改变新疆稳定的大局，作出这个判断的依据是新疆人民日益厌恶暴力活动，而且开始主动参与到反暴力的社会行动中，人民的选择决定了新疆的发展方向。

那么新疆今后应该怎么办？应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政策路径？我认为可以从以下若干方面着手。

第一，从战略选择上，新疆今后应对社会稳定的措施必须要兼顾近期和远期。既要注重近期的问题和对策，尤其更要注重长期的战略规划。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制定的政策能看到三年的不多，能看到五年以后的极少，能看到十年以后的根本就没有。造成目前“消防队员式”的维稳状况，哪里有问题就解决哪里，缺乏战略眼光和长期政策规划，这一点必须要改变。

第二，加快培育维吾尔族产业工人阶层。在新疆可以看到，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北疆地区、城市的维吾尔族受原教旨主义思潮的影响明显比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南疆、农村地区要小得多。因此，加快南疆维吾尔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城镇化建设，不断提高维吾尔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维吾尔族社会趋于开放，是抵御原教旨主义思潮的根本途径。尤其要强调的是大力培养维吾尔族产业工人队伍，目前的现实是维吾尔族的社会分层中缺乏工人阶层，维吾尔社会没有经历工业化的洗礼。促进更多的维吾尔人进入工厂务工，逐步壮大维吾尔族产业工人队伍，有利于培养出维吾尔工人阶层，在维吾尔社会中树立现代价值观念、效率观念、纪律观念，促进维吾尔农村社会的分化。

第三，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实现维吾尔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对于维吾尔族中宗教氛围日益趋于浓厚的现状，依靠运动式的强制干预根本不会有效果。宗教属于精神价值层面，从长远来看，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采用文化的方式。只有在维吾尔人中进行多元文化的传播，大力进行现代文化理念、行为方式的传播，引导维吾尔族向现代化转型才最终可能使维吾尔族社会成为一个完全世俗化的社会，这也是新疆提出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重要动机。以外宣的理念和力度在维吾尔族民众中进行现代文化传播，应当充分利用所掌握的电视、广播、报纸、网络、文艺团体等优势资源为民众提供密集的、丰富多彩的、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特别是要制作一大批价值观念上透射现代文化理念的、内容上反映少数民族现实生活的、形式和技巧上吸引群众的电视剧作品出现在电视节目中。增强少数民族流行文化的影响力，借鉴在内地很成功的一些流行文化的类型，如“快乐女声”“中国好声音”“中国达人秀”“我是歌手”等引入到维吾尔族社会中推广，提高普通民众的文化参与性，实现文化类型多元化。

第四，培养维吾尔族的文化先锋和意见领袖。作为对社会公众进行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传播者，文化先锋非常重要。在每一次文化形态变化的过程中，都会涌现出一批思想开放、思维敏捷、知识渊博，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并为公众所信服和崇拜的文化先锋，通过著书立说、宣传演讲在公众中传播新文化理念，推动文化变革和转型。现在在维吾尔族中缺乏对于民众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文化名人，造成在一些大的事件发生时，维吾尔社会中没有清晰有力的声音。对于原教旨主义的观点和行为，许多维吾尔人也反对，但是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观点领袖。应该要采取有力措施，培养具有良好专业知识、人格魅力和社会责任感的维吾尔族社会名人和意见领袖，并且通过电视、网络等平台，为他们建立社会影响力。通过他们引领维吾尔族社会思潮，倡导现代观念、文化，澄清消除民间谣言。在发生突发事件或重大事件时，传递正确信息，引导民众舆论。

第五，掌握宗教宣传的话语权。政府必须要掌握解经、释经的话语权。在宗教教义的宣传、解释方面利用所拥有的人员、传播工具、资源等优势牢牢把握主动性。这一点一方面通过培养宗教人士来实现。目前新疆维吾尔族中的宗教人士的现状是年龄大、文化水平低、宗教学识不高，因而对信徒的影响有限，削弱了政府解经的影响力。从长远的发展趋势和策略选择看，可以在国内重点高校内设立中国伊斯兰教高级研究院（经学院），最高学位可以授予伊斯兰神学博士。拓展学员来源，创新教育方式，培养一批品行好、具有较高伊斯兰教学识和理论素养、精通阿拉伯语、汉语甚至外语的维吾尔族宗教人士以掌握宗教宣传主动权。另一方面可以甄选国外宗教出版物中或组织编写关于弘扬伊斯兰教积极教义的读物出版，提供给群众，满足信众对宗教知识的正当合理需求，占领信众精神需要的阵地，充分挤压非法宗教出版物的生存空间。

在宗教管理方面尊重客观事实，采取创新性的举措。伊斯兰教经文的基本知识是穆斯林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可以考虑在指定的社会培训机构开办伊斯兰教基本知识和经文培训班，对于授课内容和教师进行规范和资格认证，让地下学经点从暗处走到明处。这样既可以满足信众对经文知识学习的需求，又可以极大压缩那些政府无法控制的地下讲经点。第六，建立反恐处置日常化机制。“6·26”事件再一次暴露出新疆现有的反恐机制的严重不足，在基层公安机构建设、人员配备、警员能力及训练、武器装备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新疆有效防范暴力恐怖活动需要的是构筑一个立足公安日常业务、覆盖面广、训练有素、反应灵活、拥有较高技术应用范围和手段的基层警察网络，而不是依赖几支特战警队。反恐不是游击战，也不是攻城拔寨战，不能依靠临时的、高强度的严控，而是需要一个长期的战略规划，构建反恐理念、机制和措施，尤其是需要建立针对恐怖主义活动预警、处置的分级制度，根据不同的级别，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

第七，建立常态性的突发事件信息发布机制。建议建立一个扁平化的快速、权威、使用多种传播工具的信息发布机制，当发生突发事件时，及时地分时间、分层次、分内容、采取不同形式向民众通报相关信息，满足民众知情需要。信息化时代，谣言只能止于事实信息的快速、公开和透明。

若不能以历史和社会学角度剖析宗教思潮复兴的内外部因素，呼唤用单纯强力维稳来对抗这种思潮的声音令人担忧。

特约撰稿员／黄章晋

最近几个月来，新疆发生多起暴力事件。事后的社会舆论中，要求新疆从目前以发展促稳定的思路转入强化维稳状态的声音似乎明显加大。

一方面，从官方披露的信息看，近期鄯善、和田乃至此前巴楚发生的暴力事件，是互无影响的孤立事件，集中爆发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它不是新疆社会秩序恶化的证明。过分的联想不利于新疆的长期发展。另一方面，虽然官方对近期的暴力事件未能披露足够多的细节，但仍能清晰地从中看到宗教极端思潮的影响和作用。若不能以历史和社会学角度剖析宗教思潮复兴的内外部因素，呼唤用单纯强力维稳来对抗这种思潮的声音令人担忧。

逆世俗化的社会压力

鄯善、和田发生暴力事件时，我正在新疆骑车旅行。和田事发当晚，我刚好抵达和田，路遇当地人皆态度友善，未见紧张的民族气氛，甚至有路人用不流利的汉语提醒我早点住进宾馆，不要在街上逗留。从我个人经历看，民族关系未受暴力事件丝毫影响。

然而，拉长观察时段，新疆维吾尔社会的变化非常明显。2008年以来，我几乎每年夏季都会到新疆，几年间可从维吾尔族女性服饰装扮上看到一个明显而迅速的变化，即日趋伊斯兰保守化。而上世纪80年代初以前，新疆维吾尔族城镇居民的装扮看上去比汉族更时尚、洋气，像伊宁这样的边境城市，历史上受俄罗斯、苏联影响，改革开放之初领风气之先，人们在着装上比东南沿海城市要更西化。而今天的伊宁，不少新疆人从感观上已经觉得它是一座南疆城市了。

南疆社会素来观念风气较保守，近年宗教保守主义思潮兴起后日趋保守，虽然官方禁止女性戴头巾，但离开校园后，大家都会戴上头巾，负有上街纠正学生着装之责的老师对此已无可奈何。这次我经过的民丰、和田，或许还有不戴头巾的维吾尔族女性，但我在街上一个也没看到。

伊斯兰风格强烈的保守着装的流行，最初像是追逐一种被大众肯定的时尚，但它的追随者达到一定比例，就变成一种判断“是不是穆斯林、是不是维吾尔人”巨大的社会压力，很少人能抵抗这种无形的压力--在校中学生离开校园后，全部戴上头巾就是这种压力使然。它并不仅是一种无形的社会压力，穿牛仔裤、短袖连衣裙的年轻女性，上街可能会遭人训斥，甚至遭掌掴或被人用小刀划伤。

男性受到的压力虽然要小得多，但受宗教观念影响不喝酒、不抽烟的人比例大幅增加，不但餐厅、商店禁止顾客抽烟喝酒，有些售卖烟酒的小商店会在晚上被人破坏。

宗教保守主义思潮的复兴，并非只在维吾尔社会发生，回族、哈萨克族也在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只是尚未像维吾尔社会一样，正变成一种不得不从的社会压力。乌鲁木齐和北疆汉族居多的城市，是今天新疆逐渐高涨的宗教保守主义思潮中的孤岛，因为这里集中了维吾尔族精英和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

官方显然注意到了这种变化，但基层的应对措施仍带有某种程度的专政惯性。譬如南疆不少地方挂牌禁止戴面纱的人上公交车、进医院、银行，甚至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大院也挂牌禁止戴面纱者进入。从宗教保守主义思潮传播的社会心理基础看，这种打压很可能起到的是反向效果。

今天，新疆维吾尔社会中的世俗主义群体，正处于宗教保守主义兴起与政府强力之间难以选择的痛苦夹缝中，而新疆社会的发展，亦在宗教保守主义思潮这个全新问题面前，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

新疆宗教极端思想的脉络

宗教问题一直是新疆尤其南疆基层政府一个日常工作的重点，但新疆宗教保守主义兴起这一现象，只是在反“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时，作为一个背景被官方提及。有些版本的官方叙事中，清晰地谈到了其外部源头：苏联解体后，临近的中亚诸国意识形态真空导致宗教保守主义兴起。但它在新疆的迅速传播影响，却从未被纳入社会学和更宽阔的历史角度予以分析。1990年以来，新疆各级政府动员了一切行政手段和社会资源，试图遏制其扩展的影响未收获预想成效，其原因或许与此有关。

在很多人看来，伊斯兰保守主义思潮的那套主张是从未睁眼看世界的一批观念最封闭落后的宗教人士的发明。然而，从历史起源看，伊斯兰世界的保守主义思潮，其实是一种现代性现象，是伊斯兰社会被动进入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全球化时，应对这种外部性挑战的诸多思潮之一。

近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最早出现在距欧洲最近的北非，1789年拿破仑占领埃及是伊斯兰世界遭遇的第一次强烈刺激--虽然拿破仑曾宣称无比尊崇穆罕默德和《古兰经》，并象征性地头裹头巾宣布皈依伊斯兰。不到一个世纪，从北非到东南亚，广阔的伊斯兰世界纷纷成为西方的殖民地。被命运宰割和社会瓦解的强烈刺激，促使伊斯兰世界思考其面临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世俗主义与回归宗教正道是最重要的两类解决方案，后者今天被统称为“原教旨主义”。

整体上，世俗主义的主张者是青年军人，而原教旨主义的主张者是宗教与知识分子群体。后者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有阿富汗尼、毛杜迪、库特布和霍梅尼等人，今天，无论是通常的保守主义还是新闻中常被提及的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其理论的源头，几乎都来自他们。

这些主张回归宗教的思想家并非只识经书不知世界的人，如现代“泛伊斯兰主义”的开山鼻祖阿富汗尼曾游历过英、法、俄，通晓波斯语、英语、法语和俄语，涉足过数学、工程学、医学、解剖学等领域，对西方思想不陌生，他批判过伏尔泰和卢梭的启蒙主义导致了法国大革命后的内乱，批判过达尔文的进化论是西方弱肉强食的理论工具，其哲学与科学素养远远超过同时代的很多人。

在伊斯兰世界面临传统社会日渐瓦解的困境时，在如何看待生活方式的改变、如何规范道德、如何建立社会认同等一系列社会焦虑问题上，他们的观念和理论对社会中下层和年轻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在新疆，原有的思想资源被抛弃、人们富裕后的行为失范与苏联解体后宗教保守主义思潮的传入几乎同步。事实上，即便没有外来宗教思潮的传入和影响，宗教保守主义理论观念也会在本土被发明出来。

1997年初的伊宁暴力事件是“7·5”事件前新疆最大的社会震荡。它是由地下宗教热潮引发社会骚乱的典型样本。其兴起的社会土壤，缘于伊宁维吾尔社会因边贸等因素崛起一个富裕阶层，吸毒、酗酒、赌博、包二奶等现象泛滥，那里成为新疆艾滋病最严重的地区。当时一位名叫阿布里柯木的著名宗教人士（被巴基斯坦击毙的塔利班高级军官马合苏木即是其弟子之一）派出弟子在伊宁传教后，以郊外传统“麦西莱普”聚会的方式吸引了大批人，人们在戒毒、戒酒、戒赌的同时，亦被其极端主义观念俘获。

伊宁事件后，官方以强力方式清除了各种可能的暴力隐患，但地下宗教活动却并未因此销声匿迹。在追逐时尚和国际化上曾经领潮的伊宁人，几乎可算是北疆城市中最保守的，“塔里浦”（即“塔利班”在维吾尔语中的发音）被人们认为是品行可靠值得尊敬者的称呼。如果一个人宣称因为宗教问题受打压，私下里会获得社会的尊敬。

某种程度上，新疆的宗教保守主义思潮，与内地汉族社会的宗教热、汉服热、儒家热乃至非法宗教的盛行，是同样性质的社会现象。只是与新疆相比，内地社会从清末就开始遭遇强烈的外来冲击，“五四”运动后，不断接受各种外来现代化思潮的洗礼，它在由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其痛苦和困惑有一个更长的释放过程。

另外，新疆维吾尔族社会在转型中自有其特殊处境。因为新疆开放晚于内地，加之受历史影响，少数民族教育水平长期落后，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这种竞争中逐渐被边缘化的困境，更容易因此转向传统寻求精神慰藉。

十字路口的抉择

“7·5”事件次年的5月17日，北京首次召开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以经济、社会发展促新疆长治久安，这是从1997年将反“三股势力”作为新疆地方政府工作重心后的一次重大转折。2011年起，内地各省市启动对口援疆工作。今天看，新疆在改善民生上已有明显起色。

不过，对正处于社会转型困境的维吾尔社会来说，物质条件的改善并不足以缓解转型社会的痛苦和困惑。如前所述，维吾尔社会在价值、道德和社会归属感等问题上，面临的困境远非内地汉族社会可比。从社会学角度而言，单纯的经济建设无法改变目前宗教保守主义思潮席卷新疆的局面。

不能不说的是，如果经济增长带来严重的社会分化，它必然造成社会情感的撕裂，尤其是如果民族的收入提高速度不同，发展机会不对等，这种撕裂就会变成民族间的强烈隔膜和离心力。很多对口援疆项目在技术上很容易增大内地人与本地人，汉族与少数民族机会的不对等，类似效果与初衷相悖的前车之鉴多不可数，这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张春贤主政新疆后，提出“现代文化”的概念（其完整的表述是“现代文化的内涵是现代知识、现代观念、现代制度、包括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生活方式、现代艺术方式等等”），这不但在新疆有针对性，在全国看来亦颇有新意。尤其是从新疆辽阔的农村社会的文化生活现状来说，此观念本身可谓久旱甘霖。

由于改革开放后文化事业转入市场机制，新疆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受各种大环境影响，相对已极为荒芜，不但文化影视出版事业乏善可陈，甚至农村居民缺少足够的娱乐生活。即使有电视机的家庭也不愿看电视--翻译成维吾尔语的内地电视片，不但与维吾尔人的生活相去甚远难以理解，而且其较开放的生活方式也与保守的民风相牴牾。

当现代文化缺少有效方式和传播力抵达广大农村社会，不但现代文化无从谈起，甚至在外部刺激下，它会逐渐趋于以保守的姿态来消解这种外来冲击--电脑、VCD在新疆成为宗教思潮最强大的传播工具，无论如何是一种对现代化的反讽。

据当地消息说，最近新疆文化机构正与土耳其洽谈，试图翻译引进一批影视文化作品，如果是真，这对在新疆传播世俗化“正能量”来说，无疑是一项值得大为称道的思路转变。不过，现代文化的建设终归要立足本土化，予新疆民族精英以更宽松的创作环境，重建世俗化的少数民族精英与大众之间文化、精神产品的桥梁，才是缓解新疆农村地区精神文化生活饥渴的根本之道。

不过，对正在新疆穆斯林社会蔓延的宗教保守主义思潮来说，改变其盛行的土壤实非一日之功，它伴随的是一个社会漫长的转型过程，应对时自当慎之又慎，即便置于全球视野，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应对宗教保守主义思潮也是一个缺乏足够成功样本的世界性难题。同时，我们不难见到大量出现反复的失败案例，其共同特征或许可以总结为，一个社会仅有物质成就而未完成社会和制度的现代化重建，它的发展成就便是脆弱和容易出现反复的。今天的新疆，似乎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

近期发生的暴力事件，如果纳入社会发展的积极视角看，它是社会转型痛苦和复杂历史积弊的呈现，社会问题当用社会建设的方式来消解，开放和宽容的发展路径不可因此动摇。如果将最近的偶发事件归结为强力维稳体制实施力度不够的结果，并由此引导治疆思路，恐怕才是最令人心忧的。

第五篇：新疆宗教历史调查

新疆民族民俗、节庆宗教调查问卷

摘要：

现当代大学生民族及宗教信仰是当前大学生思想教育的重要部分，尤其在咱们新疆当前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值得关注、重视。此报告调查了石河子大学不同学院不同年级大学生对民族民俗的认识及宗教信仰现状，分析了信仰宗教的原因，及宗教信仰对大学生学习、生活、工作乃至感情的影响，关注并提出了如何正确对待宗教问题。宗教信仰是一种与环境、时代紧密联系的多种形式的精神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现象，其具有丰富的内涵，悠久的历史存在性。大学生宗教信仰的情况需要认真对待,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并有的放矢地对大学生的宗教态度加以教育和引导。宗教对每个时期的社会各方面，每个人的人生价值取向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我们小组设置的问题主要包括民族节庆、新疆民风、各民族饮食等，比较全面地调查了新疆民俗及宗教等问题。

关键词：

民族节庆 ； 宗教信仰 ；宗教影响； 发展策略。

正文内容：

新疆是我国多宗教、信教群众较多、较集中的一个地区。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和改革的深入，新疆宗教和民族、民俗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把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台阶，就必须研究与解决宗教和宗教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在新疆，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和道教等6大宗教目前均有数量不等的信众，人口总数逾千万，约占全疆总人口的60％。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受到宗教的影响，尤其在新疆。信仰宗教的大学生比例不高，但绝对数不少。我校大学生对于宗教信仰的认识与关注及信教人数也呈现上升趋势。我们小组根据对石河子大学所有大学生中的调查，随机抽取100多名学生调查。其中基督教、伊斯兰教信教人数为多数。调查结果如下：有30.2%的同学熟知少数民族节日，有44.6%的同学不了解少数民族节日；25.2%的同学表示无所谓；有50.2%的同学愿意与少数民族同学共度民族节日，20.9%的同学不愿意与少数民族同学共度民族节日；有28.9%的同学表示没想过；参加新疆少数民族节庆的次数超过三次的同学占23.8%，超过两次的占31.9%，超过一次的占39.8%；有4.5%的同学从没有参加过；有5.6%的同学有宗教信仰；大约81.3%的内地同学都不了解新疆饮食习惯；有39.9%的内地同学感觉不适应当地的民族节日。综上可知大多数内地同学还是对宗教问题并没有自己的看法和认识。调查数据显示，我校学生10级比09级宗教信仰增加了1.3个百分比，宗教在各个方面的影响，已经反映到大学生中，并且其影响程度正在不断加深。大学生的宗教信仰对大学生的价值观的形成和未来的健康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生活学习中，宗教信仰渗透到了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本次调查主要采取随机抽取问卷调查的方法，在全校所有学院以班级为单位，发放问卷，回收率为80%。调查对象多为大一和大二学生，男生占61.4％，女生占38.6％，年龄18到23岁不等，调查时间为2011年10月到11月。调查结果得到，在抽查的总人数100人中，有宗教信仰的占到3.8%，其宗教大部分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百分比分别是32.7%和29.5%，并且调查对象有时参加宗教活动的占30.0％，经常参加宗教活动的占2.6％调查显示，多数学生拥护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但对国家管理宗教事务的法规了解不多。调查显示，由此可见，这两大宗教在大学生中占主要地位。大部分学生主要是通过家庭接触宗教的,并对其有直观的了解,成为家族宗教信仰的继承者,延续者。此外，自身没有，但家人有宗教信仰的也情况普遍存在。

总结以上所述，可以清晰看到，宗教信仰在大学生的生活圈子内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面对这样一个结果，我们必须清醒的识到：

第一,宗教中有相当一部分教义教规与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要求相容，这对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社会行为的影响,具有积极作用，我们不能把大学生中个别宗教徒与绝大多数非宗教徒的差异等同于政治上的对立，更不该强迫大学生宗教徒改变自己的信仰。但宗教的消极作用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需要我们进行科学分析和正确判断。尤其在当前邪教势力、非法宗教活动和境外敌对势力的宗教渗透,图谋“西化”“、分化”、“分裂”的严峻形势下,应努力提高大学生的识别能力和抵御能力,自觉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促进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

第二，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大学生宗教信仰的核心在于“寻求精神寄托和心理安慰”以及“追寻自己的信仰”，其中精神寄托是最为根本的。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对大学生的人文关怀，加强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切实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第三，要注重培养大学生的科学精神,引导大学生理性关注宗教,帮助大学生在人生信仰、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从而树立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正确的人生信仰。大学生信教的原因分析：

大学生信仰宗教的内因。当前很多大学生缺乏团体合作精神和竞争性,凡事过于以自我为中心,同时自主精神和自立能力又不强,社会适应性差,同时周围环境问题复杂,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社会不良思潮的侵蚀渗透以及社会上存在的严重的不良之风和腐败现象,加之近年来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使得大学前马克思主义教育流于形式,不可避免地对当代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不良的影响,结果造成部分大学生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出现偏差,不能正确地分辨善恶美丑,重才轻德,利己主义膨胀,功利型价值观大行其道,客观上为宗教在大学生中占领一席之地提供了思想基础。大学生多数处在18～24岁之间,正是心理走向成熟但尚未成熟的时期,他们自我概念增强,但认知能力发展与之不协调,不能深刻、准确、全面地认识问题;概念丰富,但不稳定,情绪变化大,容易偏激、冲动;性意识发展,但不善于处理与异性的关系,经济地位和心理成熟程度还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意志力提高,智商发展快,求知欲和创造欲旺盛,但现有知识储备不足以满足要求;社会需求迫切,对社会的关注度高,但又缺乏深入了解。因此,大学生求知欲强,接受新鲜事物快的特点使他们比较容易对宗教产生兴趣,而认知能力的不完善则使他们容易错误地认同一些宗教观点甚至这些宗教本身;在出现“学习困惑” “恋爱冲动” “择业焦虑” “贫困自卑”等心理问题时缺乏有效的自我调适方法,容易倾向于宗教所带来的心理慰藉,进而导致宗教信仰;宗教所具有的接纳性和包容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分大学生的自我认同,从而使他们产生对宗教的认同感。

大学生信仰宗教的外因。首先是生存环境的变化。从高中到大学,大学生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是人际关系环境变化。父母开始缺位,需要重新建立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和朋友关系。二是学习环境变化。学习目标不明确,学习管理不严格,学习竞争压力大。三是生活方式变化。从家庭生活到集体生活,大学生必须学会独立处理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锻炼自己的独立生活能力。这个过程中大学生比较容易因为学习紧张与竞争压力造成心理负担过重,人际关系失调造成社交障碍,理想、目标落空造成内心困惑,情感受挫促成心灵苦闷等,如果找不到正当的解决和宣泄渠道,容易偏向宗教信仰。

其次是社会大环境和家庭环境的影响。由于我国仍处于改革发展期,社会急剧的转型和变革带来了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社会失范的现象也比较严重,严重冲击了大学生的信仰。三是民族和家庭环境。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有其长期信仰的宗教,该民族学生领教的比例自然就高,民族和家庭因素对大学生的影响根深蒂固,极难改变。四是学校环境。目前多数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流于形式,教育内容和形式简单化,不能针对学生实际,不能引导学生正确地分析和认识宗教现象;同学群体的影响也比较明显,大学生年龄相近,心理特点、兴趣爱好和价值观差异不显著,容易相互影响,信教的学生带动其他学生参与宗教活动的情况亦有发生。

最后是宗教文化本身的特点,宗教文化以宗教活动、宗教文献等形式特殊内容新奇的方式对于大学生有较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宗教文化本身有相当内容已经融入了社会生活之中,对于世界和人生有自己独特的解释,其中所表现出的一定的哲理性也对大学生产生了吸引。

在社会主义大发展的今天，加强对大学生宗教信仰及民族民风的引导和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应该采取的基本原则是依法管理、积极引导。学校对信仰宗教的大学生要尊重其选择,国家有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大学生也享有相应的法定权利。同时要认识到,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确立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对大学生的宗教观加强教育和引导,帮助他们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对于信仰宗教的大学生,也要进行耐心、深入、细致而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和学生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对信教大学生能够改变信仰的争取改变信仰,无法改变信仰的也要把他们的意志力量引导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的目标上来,实现宗教信仰与爱国主义相统一,与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主要途径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疏导和同伴教育。首先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要注意改革方式方法,要有针对性,要结合学生的实际,要生动活泼。其次是注重心理健康教育。要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广大学生的良好心理素质,以正确的心态面对自己与社会、面对现实与未来。要通过多种多样的活动,使学生认识到提高自身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到活动中,体验和学习健康心态,学会正确评价和面对挫折,树立自信、自强的心态,塑造健康健全的人格。要注重心理咨询服务的作用,对有心理问题的同学要加强沟通和疏导,帮助他们正确地认识自己的问题,引导他们自己解决在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心理冲突,减少宗教对他们的影响。

最后是加强同伴教育。所谓同伴教育,是指具有相同背景、具有共同语言的人通过分享信息、观念或行为技能来达到实现教育目标的教育方法。同伴教育有很多优点,例如,由于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具有相同背景,当教育者将经过自己消化理解的内容传授给被教育者时,被教育者更加容易理解教学内容;由于双方相近的身份特征,比较有共同语言,教育者的教学态度更加亲切,容易被接受,等等。进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同伴教育,要注意抓好学生干部和学生骨干的教育培养工作。对于同伴教育的志愿者,要注意加强理论学习,提高他们自身的认识能力和教育能力。对于同伴教育的组织者来说,要注意在实践过程中的前瞻性和敏感性,能够及时发现不同教育阶段的典型问题并加以重点指导和解决,在教育过程中要注意经验积累,创新工作方法,不断提高同伴教育工作的有效性。

大学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高级专门人才的后备军。他们是否有信仰，信仰什么，不仅关系到个人成长成才的方向，也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我国的思想教育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一种信仰教育，使每个人接受理想信仰教育。因此，面对大学生宗教信仰出现的新情况，以及理想信仰教育的要求，在保护大学生宗教信仰的自由，尊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宗教信仰基础上，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引导和教育：

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引导大学生深刻认识宗教的本质。高校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教育，引导大学生深刻认识宗教的本质。要通过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帮助和引导大学生划清唯物论与唯心论、无神论与有神论、科学与迷信、文明与愚昧的界限，增强识别和抵制唯心主义、封建迷信及各种伪科学的能力。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努力提高自身的政治敏感性，坚定政治立场，明确政治方向，使之成为政治上合格的社会主义大学生。

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重视社会适应能力锻炼。大学生由于现实问题而产生的心理问题一部分通过自己的努力加以解决，然而大学生毕竟身心还不成熟，更多的问题单凭其个人的力量是难以解决的，现实的压力和困惑时常使一部分大学生在心理上感到无助、痛苦甚至绝望。此时，如果有意或无意中接触了虚幻的、超现实的宗教，就很容易走进这一“避风港”来逃避无奈的现实，来摆脱苦闷和困惑，求得心理慰藉。因此，高校要千方百计，采取各种措施，确实解决大学生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消除大学生心理问题产生的现实根源；要根据不同的形势发展需要和大学生的身心发展需求，有针对性地加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包括各种心理咨询、心理测试、心理讲座及其它寓教于乐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进而造就一批具有坚强乐观的精神、顽强拼搏的毅力、稳定良好的情绪和健全完善的人格的新一代高心理素质的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