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宗教》读后感

第一篇：《法律与宗教》读后感

法律与宗教

“法律和宗教”是一个十分贴近生活的话题，不管是伯尔曼演讲的那个时代，还是如今，法律和宗教都是息息相关的存在。

在西方，宗教是个比较普遍的存在，各种宗教法也为日后的法律奠定了法律的基础。宗教给人的感觉是信条主义，是个人的信仰的一种自我约束，而法律则是给人的感觉就是以一种预防和惩罚犯罪的存在形式。正如书中所提到的：教会试图使道德法律化，而同样令法律道德化；它对各种罪孽实施法定管辖权。中国的宪政发展也是这样，总的宪法在那，但是很多法学家依旧在宪法的基础上，对于法律中的仁义继续进行探索。现代的法庭已经不再是封建社会官员垄断法律，而是有律师作为被告的辩护者，使得法律做到公正，并且可以依据实情酌情减刑，现在的法律有着所谓的“人情味”，其中的“人情味”很大程度上则是宗教思想的体现。

伯尔曼在书中写到“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种文明以及作为人类，我们将有忍受旧时代死亡痛苦的坚韧毅力，有着对重获新生的热烈期望”，伯尔曼想要突破对旧时代的迷思和困惑，他告诉我们日后的时代不再是一个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时代了，宗教和法律是相互渗透的，没有宗教的法律将会失去人性的美，从而变得教条主义；没有法律的宗教信仰将会变的盲目，甚至错误的宗教信仰会产生更为严重的罪孽。

法律和宗教都有这4个共同的基本要素：仪式、传统、权威、普遍性。伯尔曼对基本要素进行了一定的阐述，个人主义、理想主义以及民主主义这样的法律自由与宗教有着颇深的渊源，伯尔曼所期望的是宗教与法律相结合的一种信仰，从他的演讲中我们学到的不仅仅的法律和宗教相辅相成的发展史，也可以学习一种辩证的二元论的世界观，可以从事物的2个不同的角度出发，进行探索，继而得出自己最终的结论。

第二篇：读《法律与宗教》有感

根

——读《法律与宗教》有感

题记：根，就是本质。每当我们遇到问题时应该回归到根以寻求解脱，而不是流于形式，高喊口号，大声宣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曾经是一句让诸多法律学子产生共鸣的话。直到到了今天它仍旧保存着自己的意义。在我看来，它像警钟，时刻提醒法律工作者不要偏离应有的方向。

很明显，信仰缺失已经成为现在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时候任何谈论信仰价值问题的人都不是务实的人，都不是有革命性的人，都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不负责任的昏庸懒惰之人！我们能做的，也是必须做的，就是找回我们的信仰！作为法律工作者（虽然我只是个学生），我们的责任就是通过努力让大家信仰法律，而不是告诉大家去信仰法律！

其实在我看来，《法律与宗教》一书最珍贵的一句话是：“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这就是法律的悲哀，然而现在，这种悲哀正在慢慢变成现实。为什么会这样，下面我将简要分析。

从前，中国历来是人治的国家。五四运动之后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文化大革命最后到改革开放，西方文化逐步传入中国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被极大地破坏，从而有了依法治国的立足之地。但问题的根源是，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让“人治”成为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抗拒的习惯。加上法律的修订，法院的裁决都是由人参与完成的。于是，有了新思想的中国人（改革开放和互联网出现后，人们更容易接触新事物新思想，也更容易进行思想上的交流。所以，每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判断标准。所谓的新思想也就是让中国人不能轻易相信中国社会传统思想的各种思想的总和。）便不太容易能相信这种畸形的法律体系。这种情况到了近年，伴随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社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人的物质欲望越来越多，人们也变得越来越现实。为了生存，很多人都开始运用自我膨胀增强自己的信心以鼓励自己继续生存在这样的社会中，这些人开始盲从（盲从于自己活着盲从于有金钱权力地位的人）。于是更不把法律放在眼里，不再信任法律，更不会有什么信仰。

最可怕的现象莫过于人们仅仅以为法律就是惩罚人的工具，一旦有人能够逃

避躲避甚至承受住这种惩罚，他就敢肆无忌惮的触犯法律！现在，我已经心惊胆寒于我的想象——所有人都不再信任法律„„

法律究竟由何而生？这个问题其实再简单不过：就是为了调整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而为构建一个现代和谐社会奠定基础！如果法律做不到这些，也就没有必要也么有资本让大家相信，更别说去信仰！

说到这，我要问了，现在的法律能做到这些吗？法律能做到的话，法院能做到吗！为什么新中国成立这么久以来，中国已经进步了这么多之后，还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是人治的社会。就是因为有些人在鼓吹公平的时候自己却贪得无厌的去压榨别人！这些压榨当然不像地主似的那么残忍，而是用一种强制欺骗的手段（你让我信你，我不信你你就会打压我，但是如果我信你你又做不出让我能相信你的事），利用所有人的信任和天真，再加上手中已有的钱或者权，来谋取自己灰色的利益。说白了就是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没有任何作为，大家抱着封建主义思想过着无产阶级的生活，能不出问题吗！

写到这，貌似离题越来越远了，其实不是。这就是为什么文章的题目叫做根：治病要治根。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弊病都是相通的。法律信仰缺失也就归结于信仰缺失，信仰缺失也就归结于人们精神文明道德观念的丧失，如此一来也就必须从问题的根源开始寻找：国家政策的问题，或者全国人民的问题。但是当这个社会被很大程度上细化之后，一切问题又都归结于“根”的问题的时候，谁来负责任解决？我认为，一旦这种情况出现，那就是全体人民的责任，所有人都有义务去解决问题，至少投入一定的力量来参与解决问题。这会儿，也就不分你的能力、地位或者财富了，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能力！我想，一个学生都能看见的问题专家们肯定更容易就发现了，但是为什么没有专家站出来解决，没有专家站出来以身作责身体力行，甚至没有专家稍微的不去妥协一下！我很不明白，这就是社会黑暗的力量，这就是人性黑暗的力量，这就是人？

从小，我就听大人们的话：“如果你不能改变社会那么就融入它、适应它。”于是我进入了社会，融入了他，适应了他，败给了他！我现在无比的后悔，我后悔没有读懂这句话的前提：“如果你不能改变这个社会”！

我，有没有曾经试图改变过这个社会！

第三篇：苏力《法律与宗教》的读后感

 > 法律如何信仰？

——《法律与宗教》读后

> 苏力

 

我们不能靠掩盖思想中的怀疑因素来建立一种虚伪的信仰。“--叶芝

一、整整十年前，梁治平翻译了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伯尔曼教授的《法律与宗教》。这本薄薄的书不仅简要地讨论了历史上法律与宗教的复杂关系，而且在学理上分析了法律与信仰之间的”内在的“、”深层的“联系。一些精彩的语句，例如”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简洁且深刻。特别是”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这样的句子至少当年获得了许多法律学子的心。记得我回国教学头一学期期末，学生交来的”论文“（之所以加上引号，因为在我看来更像是杂感、随笔）中，至少有5篇引用了这句话作为结尾或开头，且不论文之中引用的（由此从另一侧面也可见当时的法学理论书籍之稀少）。但是就”论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来看，这种引用许多并不尽然恰当，很明显，许多学生和我当年读书一样，还不注意或无法把握全书的中心论题，而是喜欢那些引起情感共鸣的响亮语句。这一句话，因此，在我看来，更多的是表达了一种有理由的情绪和期冀：法律在中国缺少一种神圣性，希望中国的法制建设有更大的发展。然而，从这些情绪和期冀中，我感到的却是另一个问题：法律是如何被信仰的？

时间已经过去了5年，中国的法制建设有了很快的发展，尤其在立法方面。法律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尤其在经济生活中，正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如今的学生们可读的法律书多了，在市场的熏陶下，他们也显然更为现实了，甚至连论文选题以至文风也都有所转变。似乎，”法律必须信仰“作为一个学理的问题已经由于社会的巨大发展和法律的日益显赫而消解了。但是当年浮现在心头的那个被转换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消解，因为这更多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这里所说的信仰并不是一种言词上的表白，一种决心，而必须是一种身心的投入；而且由于法律是一种社会的全民的事业，因此对法律的信仰甚至也不是某个或某些个体的心灵活动，而是整个社会的实践显示出的对法律的尊重和倚重。特别是对于转型时期大量立法的中国，如果要使这些立法不是停留书本上，停留在执法机构的建立上，而真正成为一种全社会的实践，这是个长期的任务。因此，即使法学界以至全社会都接受了”法律必须信仰“的理论命题并不必然等于法律被信仰了，也并不等于法学界理解了和回答了”法律如何才能被信仰“这样一个具有很强实践性的问题。>

二、无疑，由权力机关（人大）精良立法、执法司法机关严格执法是法律得以普遍信仰的重要和必要条件；普法教育也会起到一些作用。这一点，在此，毋庸我再多言。但是，这还不是法律得以普遍信仰的充分条件。因为，从事实上看，人们并不总是仅仅因为一个文件是由权威机关制定的，被冠之为”法律“，就会为人们（包括官员和普通百姓）自觉遵守（信仰），尽管似乎原则上应当如此。人们也并不会因为一个法律得到国家有关执法机关的严格执行，就会信仰该法律；相反，至少有些时候，有些法律越是需要并得到执法机关的严格执行，倒更可能表明人们并不信仰它，例如文革时期打击”投机倒把“等，又比如我们法学院外中关村街上屡禁不绝的盗版光盘。而且，如同我其他地方曾经

探讨过的，人们了解法律知识也并不必定导致遵守或信仰法律，至少有一些人了解法律更可能是为了钻法律的空子，无论他是官员、法官、律师或是普通人，尽管这种做法，我将在后面论及，在另一个层面上，也可能构成或促成对法律的信仰。

那么法律如何才能被信仰，或者换句话说，如何才能赢得人们的身心？首先，我们必须具有一点起码的常识是，尽管人们遵守或诉诸法律的直接动机并不相同或完全不同，有时甚至可能没有清醒的自觉意识，仅仅是出于习惯（例如在城市出行遵循交通规则靠右行走），但就总体说来，遵循或诉诸法律必定是由于法律可能给人们带来各种便利和利益，包括心理和感情上的利益（公正）。如果一个法律仅仅给人们带来的是不便，甚至是损害，或是给大多数人带来的不便和损害，那么，只要没有实际的强制在场，这个法律即使被人们公认为是法律，却也很难为人们自觉遵守，更不可能进入他们的心灵和身体，成为他们的信仰。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必定是具有功利性的，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法律或某个法律在所有的时刻给所有人都带来功利，也不意味功利就是或者应当是法律的唯一性质。

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之一就是，能够为人们所信仰的法律必须是能够给人们或至少是绝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由于，在当代中国，法制建设实际上是以国家立法为中心的；因此，我们就必须问立法能否总是在事实上实现这一点。注意，我问的是”能否“做到，而不是立法机关或立法者是否意图做到。就算是所有立法者都有这种意图，但只要立法者的判断有不同（这是很正常的，这就是孔子所言”君子和而不同“），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已经表明，即使是民主的立法程序也无法保证立法总是能够获得这一结果。而且由于社会总是在不断变化的，需要法律处理的具体事件是复杂的，一个在昔日是普遍有利的规则或在某些地区普遍有利的规则未必就一定对今天或对另外一些地区的人们普遍有利。因此，即使是好的法律也总是需要适时予以修改。任何法律只有在这种不断调整以适应人们的利益（当然这种利益并不以某种固定形态出现，它也会因受到法律规制以及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变化）的过程中，才能逐渐使人们接受它，逐渐形成遵循法律的习惯，以至产生对于总体法律的信仰。

因此，信仰法律并不是一个只要下决心信仰就能信仰的事件，而是一个过程，或者说是在一系列社会活动、经验、感受之中而达到的”皈依“；是在为了追求自我利益而遵循或诉诸法律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被卷进去的。而且，即使某个人一时”皈依“了法律，也并不意味着法律调适就可以结束了。如果由于社会发生了某种原因，一个本来适当的、好的法律变得违背或损害人们的利益，皈依者也会逐渐以行动”反叛“。从这个层面上看，信仰法律可以说不仅仅是信仰问题，而是一个演进的理性选择结果。理性和信仰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一致性。也是从这个层面上看，几乎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一个法律的信仰者，也同样有可能成为一个法律”虚无主义者“。至于一个人究竟是否成为一个法律的信徒，这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某种不变的”民族精神“或”传统文化“的结果。因此，不能仅仅靠论辩、靠灌输”法律必须信仰“，”对法律应多些尊重、多些崇拜“，而使人们信仰法律；而必须以实际的法律运作使他/她感受到”还是信仰法律好“，感受到法律值得尊重和崇拜，否则到真可能成为一个法律虚无主义者。

三、中国目前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变革和以大规模立法为主要特征的法制建设时期，我们即使有心却也无法保证所立之法均为适应人们需要的法律。立法者和其他人一样都会出错和出偏差，他们对社会交往、合作规则的认定可能与普通人以实际活动体现出来的判断有差异，他们并不会仅仅因为进入了立法机关或在立法机关工作就一夜之间具有上帝的全知全能，洞察一切。因此，要使所制定的法律能够为人们信仰，除了其他必要条件之外，最重要的也许就是要关注法律的实际效果，关注和重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迁就，当然有时迁就不可避免）最大多数普通人以他们的实际行动表现出来的对于法律的反应。信仰就如同爱情一样，你无法强求获得，它必须基于人们的自觉趋从，身心的依赖。如果只是宣称法律必须信仰，并因此强求人们信仰，如果不是有维护自己的职业利益之嫌疑，那么也是一个迂腐的说教者。

我们还必须意识到作为抽象的法律和具体的以复数形式出现的法律之间的区别，或者说法律和制定法之间的区别，尽管这个区别不能强调过分，以至形成对立。由于前述理由，一个社会中的总体法律可能是合理的，是应当信仰的，并不意味着对每个个别的法律或法条都应当崇拜和迷信。否则，社会就无需变革了，法律也就无从发展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正是因为有许多人以其行为表现出来对某个法律或法条不信仰――违反它或规避它――才使得立法者发现了该法律存在的欠缺和问题，因此，也才有了法律的修改或完善。还有些时候，即使立法的文字完全没有改变，人们也会以自己的行为和社会实践修改了法律文字的原先所具有的社会含义，实际上也就是修改了法律。只要想一想过去20年来，我国刑法中关于投机倒把罪的实际含义的变化以及实际生活中其他一些实际的法律（而不是法律条文的）变化，就可以理解这一点。如果从这一角度看，这种形式的对某个具体法律的不信仰恰恰是作为总体的法律得以发展的真正源泉。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对某些具体法律或法条的不信仰，甚至可以说是对更完善、更恰当的法律的憧憬和信仰。当然，这里的分析决不应当成为社会公认的损害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借口。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对法律的信仰和某些”不信仰“之间存在着一个悖论，或者更准确地说，必须要有一种”必要的张力“。的确，对法律的信仰有时恰恰是以这种悖论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当一个律师为了打赢官司而千方百计寻找法律漏洞之际，当某个诉讼当事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努力说服法庭接受自己对法律的理解之际，他们都明白自己并没有严格遵循法律，他们是在规避法律或规避法律的常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们对法律缺乏信仰甚至没有信仰。但是，当他们把法律当作一种追求个体利益的资源而诉诸、利用之际，他们的活动已经展示着他们的全身心都已经卷入、沉溺于这种法律实践的话语，已无法解脱。他们已无需声称自己是否信仰法律，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表明他们至少在此刻相信唯有通过法律才能更好地获取某种利益或保护即得的利益，他们是如此倾心以至无暇顾及其他。这难道不是一种更为深刻的尽管似乎不那么崇高的对于法律的信仰？

四、对于法学家来说，这种张力也许格外重要。因为法学家除了以与普通人一致的方式展现他们对于法律的信仰――即在日常生活中遵循正当合理的法律，诉诸法律争取自己的利益――之外，法学家还有他特殊的法律信仰表现方式。这种特殊方式是法学家的职业所决定和要求的。法学家的职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一个法律学术传统中（这很重要，这是他可能挑剔的基础），以一种近乎挑剔的眼光来审视法律，以似乎是不相信任何法律的态度和研究活动这种特定的方式来实现他对法律的追求和信仰。一个好的、真正的法学家必须、也必定会有自己的审视法律的眼光，他不可能只是因为法律这么规定了，就认为是对的，就认为应当这样做。那种法条主义的、教条主义的、威权主义的信仰法律，尤其是制定法，实际上是放弃了自己作为法学家责任，即不利于法律的发展，不利

于法学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利益，自然，也就是放弃了对法律的信仰。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挑剔、审视的过程中，在他发现具体法律或法条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认真的解决办法（尽管这后者并不必须具备，因为社会应有所分工，也因为法律最终必定是社会的选择）的研究过程中，他正以执着的追求，以一种某些时候甚至他人看来是固执或偏执，展示着他对法律的最虔诚的信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怪异"得令人感动的关于信仰和怀疑的辩证法。的确，如果没有怀疑，还谈得上什么信仰呢！>

我们必须记住，从根本上看，信仰从来都不是、也无需一种言词的表白，而是一个人的活动所展现的他/她的存在方式。对于一个人是如此；对于一个民族，未必不是如此。>1997年11月21日于北大蔚秀园

第四篇：《巫术与宗教》读后感

书评 浙江传媒学院黑夜、白天为念

------读《巫术与宗教》有感

黑夜？白天？

白天不懂黑的美，黑夜也从未感受过阳光的魅力。在我的理解中，巫术和宗教就像白天和黑夜。即使在最黑暗的时间里有角落都会发出炙热，即使在最明亮的地方也会开出黑暗的果。

周国平认为在通往解决人生终极问题的道路上，宗教给出了答案，到达了目的地。而巫术则是通往终极道路行走的人们用的方法和形式。巫术的实质是企图找到规律和特定的方法，并利用这些方法来实现一些超自然的能力。而宗教不会只是向神灵祈求，不会妄图改变神的意志。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

说西方资本主义和宗教的发展密不可分。例如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英国，宗教改革就是其变革马车的车轮，在向资本主义完整过渡的路途中颠簸着前进，到达目的地时一个改革后的教派呱呱落地------新教。

历史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指出，巫术活动包含的观念和目标是清楚明确的，有很明确的实用和功利的目的，而宗教仪式并非具体的目的，它表达的是一种感情。

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宗教还是巫术，都为西方的艺术、文化留下了许多珍宝。

基督教哲学是“西方”的，是一门“西学”。它接续了西方的希腊精神、希伯莱精神以及古罗马精神，并受到西方宗教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两大传统的影响，通过梳理研究后形成了宗教精神。达芬奇画笔下的宗教画作为后人讲述了一个又一个的宗教故事，给每一代的启示都不尽相同。

对于巫术而言，有学者将其起源同劳动起源说、游戏起源说一起作为了西方艺术的起源。在全世界都引起极大轰动的《哈利波特》就是作者J·K罗林用凯尔特传统文化作为主要内核，而凯尔特文化的真正内涵就是凯尔特巫术文化。在小说中，会说话、有灵性的各种动物和植物，就是自然神教的形象表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打人柳”，不仅仅是一个增添乐趣的道具，在凯尔特巫术的有关资料中显示，柳树具有一些特殊的意味：柳树的种植者或拥有者可望得到它的回报——把月亮神的祝福带给他们；而女巫们会飞的扫帚就是用柳树条制作的。

信念

英国作家路辛达在《1945年的恋人》中曾提以巫术演化过后的传统对男主角的重要性。孔昌岛的老人双手合十，在接受哈里的礼物后，老人作为回报清洗他的灵魂并且原谅他们一年所做的错事。哈里觉得这样的传统比任何教堂里孤独的忏悔室都要人性化。最终他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灵魂的救赎。

将宗教的意义放在今天来看，不再是一味的演练繁杂宗教仪式，而是洗涤灵魂的一个尤为重要的途径。当基督教、佛教在人性关怀的十字路口交叉时，在面对危难、艰险时，跨种族、跨宗教的世界大团结集结成的力量和信念足以战胜一切。

躲在教堂彩色玻璃后的十二双眼睛，看见日本人一步步走向教堂，瑟瑟发抖的她们。而当面对日本人即将残忍对待女学生时，生性顽劣的殡葬师约翰大胆地站出来充当孩子们已经死去的“Father”，让女学生躲过一劫。这是严歌苓《金陵十三钗》中的脚本镜头。教堂的宗教外衣在抵挡不住人性低劣的时候，唯有以神父名义来强大和坚定她们的内心。“所有的孩子们都站在我身后。”约翰放弃了逃亡西边安全区离开中国的机会，毅然决定与教会学生站在一起。

书评 浙江传媒学院

即使世界某些阴暗的角落仍然存在诅咒、盅等黑暗物质，但以祈祷为目的的白巫术和宗教祈祷仪式都会给予更多的人信念。

宗教和巫术以信仰的方式逐渐走进平常百姓家，这些方式是光明的，不带任何所谓的杂念。中国佛教信众超过2亿，他们在用智慧点亮希望的灯盏，寻找内心的一片净土，这也和中国千百年的出世入世观念密不可分。西方的基督徒等各个教派信教徒成为一股势力，在政治、生活等各个领域发挥着巨大作用。

高尔基说，对于灵魂来说，靠的是信仰。每一个生命体都需要信仰来支撑。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未来就要用信念在黎明仍然黑暗之际,感觉到光明的时候,唱出歌。

前几天从网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人头攒动的火车站，一位老人坐在候车室的板凳上逝世了。一位高僧走到他面前，握起他的手，为他超度。在场的人都为之动容。在人生的旅途上，同样是旅者，高僧师傅在这里送走他，去世的老人必将在下一段旅程中等待高僧。都是心地善良的信念者。

吴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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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广播电视新闻学

第五篇：法律与道德宗教的区别和联系

法律与道德宗教的区别和联系

法与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的不同范畴。法律属于制度的范畴；而道德则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法律规范的内容主要是权利与义务，强调两者的衡态；道德强调对他人、对社会集体履行义务，承担责任。法律规范的结构是假定、处理和制裁或者说是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而道德规范并没有具体的制裁措施或者法律后果。法由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而道德主要凭借社会舆论、人们的内心观念、宣传教育以及公共谴责等诸手段。法是按照特定的程序制定的，主要表现为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或者是特殊判例；而道德通常是潜移默化的。法必然要经历一个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它最终将被道德所取代，人们将凭借自我道德观念来实施自我行为

道德与法律作为两种调节手段，道德与法律具有明显区别。这主要表现在：从作用机制来说，道德是内在的“自律”，法律是外在的“他律”——道德主内，法律主外；从操作方式来说，道德扬善抑恶，法律惩恶扬善。

道德与法律，不可相互替代或混淆。法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政治建设，道德建设属于思想建设、精神文明。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建构来说，“依法治国”依靠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避免随意性和任意性，以此保证国家社会生活秩序和人们的合法权益；“以德治国”依靠社会舆论，依靠人的价值判断，依靠人的良知和传统习惯来维系，在社会生活中也是一种强大的约束力量。

法律和道德都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重要手段。

法律又需要道德的支持。违法一定与道德相连，但违背道德的不一定违法。失德与违法、犯罪之间有一片断层带，这个断层地带显然要靠道德自觉来规范。法律必须以社会上公认的道德为基础和前提，如果缺少道德基础，法律不仅会失去自身的权威甚至会法不责众。

法律与道德相同之处是：第一，它们都是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第二，它们的内容是互相渗透的。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要求常常明文规定在法律里。例如我国宪法第24条、第46条、第51条等条款中，就明确规定了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基本内容的“五爱”以及社会公德的要求。在宪法的其他条款和一系列法律中，也直接规定或隐含了道德的要求。第三，二者建立在同一经济基础上并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在经济基础基本不变而经济体制有了变化、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的情况下，法和道德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例如，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宪法作了修改，法律、法规正在进行大量的立、改、废，道德也发生了变化。第四，二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它们追求的都是社会秩序安定，人际关系和谐，生产力发展，人们生活幸福。

法律与道德的区别是：第一，产生的社会条件不同。道德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法律是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出现后才有的。第二，表现形式不同。法律不论是成文法还是判例法都以文字形式表现出来，道德的内容则主要存在于人们的道德意识中，表现于人们的言行上。第三，体系结构不同。法律是国家意志的统一体现，有严密的逻辑体系，有不同的位阶和效力。道德虽然有共产主义道德、社会主义道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以及家庭美德之分，但不具有法律那样的严谨的结构体系。第四，推行的力量不同。法律当然主要是靠广大干部群众自觉守法来推行，但也要靠国家强制力来推行；道德则主要靠人们内心的道德信念和修养来维护。第五，制裁的方式不同。违法犯罪的后果有明确规定，是一种“硬约束”；不道德行为的后果，是自我谴责和舆论压力，是一种“软约束”。

法与宗教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都是社会意识，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特定人群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属于广义的文化现象的组成部分。在社会发展早期，法与宗教是浑然一体的，没有严格分离。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法与宗教逐渐分离，二者的调整范围也分离开来。法只规范人的行为，退出了对人的精神领域的调整。而宗教却在规范人们行为的同时，还控制着人的精神。在当今社会，除了政教合一的国家以外，其他国家的法与宗教都严格分离，只有政教合一的国家还把某些宗教教义作为本国法的渊源。道德是法律与宗教之间的桥梁，没有宗教的堤坝，道德难以形成势能，一旦失范，往往一溃千里。而没有道德基础，法律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同时，法律又是道德的最后防线。

中国法与宗教似乎并没有多少联系，其实中国法也同样有着其信仰基础，那恰恰是指儒家的道德伦理教条。换言之，在中国，被神圣化的道德本身，兼有宗教的功能。或许，今天我们要树立对法律的信仰，必须首先从找回我们的道德开始，尽管道德的重建比法制的建立更加艰难。法与道德的关系是法学的一个永恒话题。没有人否认它们的本质区别，但二者之间的联系也同样是不容忽视的。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必然得不到社会和公众的认同，而道德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标准，这些标准也会反映在法律规则及其适用中。道德的失落会导致社会凝聚力的涣散，市场效率降低、风险增大，违法行为的道德成本降低，政府与司法机关的威信贬损„„，面对失落的道德，如果法律拒绝援之以手，我们对法律信仰从何而来？为什么法官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的基本道德标准应当、而且必须在司法中受到重视呢——当法律规则与道德标准出现明显断裂时，应当修正的也可能是法律；当法律规则暧昧不清时，道德标准当然可以作为解释法律的一种尺度。如果连法律家们都对公共道德缺少起码的信念和认同，又怎能侈谈把法律解决不了的难题留给道德去调整呢？没有宗教的约束和良心的谴责，面对法律的无可奈何，很想大声疾呼，若要使法律成为社会的信仰，每一个大学生，应该从诚实、守信、善良、人道、责任、宽容等等道德规范学起，从不作弊、不撒谎、孝敬父母、尊重他人、信守承诺，这些微小的德行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