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激发国有企业活力

第一篇：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激发国有企业活力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激发国有企业活力

2010年09月15日

——访山东省国资委主任谭成义

文/本刊记者 严学锋

“当前国企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最主要的是解决活力问题，关键是体制机制的市场化，核心是公司治理和用人机制。”2010年8月，面对《董事会》的专访，山东省国资委主任谭成义说。

从2006年11月开展规范公司治理结构试点至今，山东国企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目前，山东国有企业资产规模列全国第7位，利润总额列全国第2位。作为长期在政府部门从事经济工作的国资委负责人，谭成义直言国企体制机制市场化不易，面对挑战，他表示对搞活搞好国企“有信心”。

活力要建立在体制机制基础上

《董事会》：国企改革是长期以来的重大课题，目前山东省属国企改革进展到哪个阶段？

谭成义：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只有精确定位才能知道该干什么、怎么干好。

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以前，与全国情况一样，山东省的国有企业改革也经历了扩大经营自主权、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转换经营机制、探索现代企业制度、推进股份改革等阶段。山东国资委成立以后，我们的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把制度建设作为重点，理顺国资委跟企业之间的关系，在企业和社会层面解决了多少年来党委和政府想解决没解决的问题——确立了出资人意识和出资人制度。这一点很重要，是基础。第二个阶段是调整优化国有经济布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国资委组建时企业比较多，大小优劣强弱不一，经过这一阶段的改革，企业由67户减为30户，组建了山钢集团、山东重工等一批在国内有较大影响的大企业集团，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深度调整，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得到增强，冗员过多、包袱沉重、效益较差和机制僵化等弊端有了根本地改观。第三个阶段，探索一些有效的改革措施，在体制模式层面推进公司治理结构的试点，实施业绩考核导向，进行管理创新，突破了过去的行政管理、粗放式管理。企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效益大幅提升，山东国有企业资产规模列全国第7位，利润总额列全国第2位。

可以这么说，目前山东的国有企业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处于由解决机制性问题为主向攻克制约长远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为主转变的阶段。

《董事会》：一直以来，各界对国企的活力争论很大，从地方国资负责人的角度，您对此持何看法？

谭成义：企业的活力，应当构筑在企业内在体制机制基础上，最重要的是遵循市场导向实现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的突破。说白了，有没有内在活力，主要看体制机制的运行能不能实现前瞻性地盈利，有没有超出社会平均水平的盈利能力。企业活力与所有制没有天然的联系，关键看是否真正成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市场主体，只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理顺体制、完善机制，国有企业一样有活力。

国企的活力，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体制机制的市场化。体制的市场化，是要建立符合市场和企业规律要求的决策、监督、执行体制，实现由传统“一把手”体制向团队管理体制转变，由权力主导型向素质主导型转变，由监督约束不足向有效制衡转变，由经验管理型向现代管理型转变，也就是要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机制的市场化，是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和文化能适应市场的要求，最大限度地激发企业内生活力。目前解决企业活力问题有两大障碍：一是公司治理，二是用人机制。

《董事会》：站在现在的时点，您会给国企的活力打多少分？

谭成义：从现在看，山东省属国企盈利能力和有关的相对指标不错，省国资委组建以来，重点规范了企业的投资行为，这几年累计投资额为1700亿，企业用于主业投资的将近95%。今年上半年，省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512.11亿元，同比增长52.6%，实现利润240.53亿元，同比增长175.34%。这些成绩，有企业活力的因素，但不能说是全部。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还不牢固，应该说还没有从根本上形成活力，活力必须建立在稳固的体制机制基础上。国企的体制机制是个老大难，很有挑战性，尤其是山东资源型、基础产业型、基础设施型企业比较多，解决好企业活力问题，我们面临的挑战还很大。公司治理——重点突破，整体推进

《董事会》：目前山东省属国企规范公司治理进展到哪个阶段？

谭成义：国有企业领导体制虽几经变革，但面上看仍没有摆脱“一把手”体制。“一把手”体制是一种大成大败的体制，尽管有些企业在“一把手”带领下实现了较快发展，但这一体制的弊端日益凸现，决策风险大，难以避免重大失误导致企业倒闭破产，这方面的教训很多。

为解决一把手体制问题，山东省国资委2006年启动董事会试点工作，启动伊始就着眼于规范公司治理结构这个整体，采取了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的总体思路：一是以外部董事制度为基石规范董事会建设和运作，促进董事会与经理层有效分离，理顺公司治理结构的主线，完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层层传递的链条；二是建立外派监事常驻制度，规范监事会建设和运作，加强制衡机制建设，构建公司治理结构的辅线；三是以任期制为抓手建立企业领导人员分层分类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公司法》框架下的用人体制。

目前，委派外部董事的企业已有4户，3户企业外部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多数，建立了业绩考核、履职评价和群众认可“三位一体”的分层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和薪酬分配体系。向12户企业委派了常驻企业的外派监事，监事会真正成为公司治理结构的组成部分，由事后监督变为全过程监督，监督质量明显提高。出台了《外部董事管理办法》、《董事会年度工作报告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文件，正在研究制定《规范公司治理机构指导意见》等文件，制度体系初步建立。

我们之所以没有全面推开，一是目前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尚未结束，二是原有的董事需要消化。第一轮国有企业改制完成后，多数省属企业翻牌建立了董事会，有的董事会8、9个人，再让外部董事占多数，不是成了20几口人了？眼下已经不是试点快慢的问题，而是解决国企传统的僵化体制面临突破点的问题。

规范公司治理结构，是国有企业领导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需要一个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过程。山东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和支持，相关方面已经形成共识，制度体系基本完善，远景目标已经比较清晰，企业已有良好心理预期，下一步的重点是筹备扩大试点范围，逐步全面推开。“十二五”期间，山东规范有效的公司治理模式和科学的集团管控体系要基本建立。

《董事会》：在试点企业中,董事会敢于向您要权吗? 谭成义：责任与权力应该是对等的。规范董事会运作，就要给他运作的实质性的东西，处于“空转”状态的董事会是发挥不了作用的。落实董事会职权，主要是投资决策权，以及对经理层的聘用、考核、薪酬分配权。投资决策权，原来国资委管得比较多，企业感到不适应，现在我们只坚持“三个要批”——非主业的要批，跟其他组织特别是非国企的股权合作要批，境外投资要批，其他投资权限都已下放。经理层等高管人员的业绩考核权和薪酬分配权，已经移交给试点企业董事会。经理层的选聘权，原来企业根本不敢要，现在试点企业建议，经理层的选聘权要赶紧放下来。董事会敢于主动要经理层选聘权，这是件好事，就怕他们不要。敢于要权说明他们已经接受规范公司治理这套东西了，我们已基本上与相关方面达成共识，很快就会将选聘权放下去。

《董事会》：整体看，山东国企在用人机制方面有了哪些突破？

谭成义：中层以下突破比较大，子、分公司经理市场化竞聘，绩效与薪酬挂钩已在相当一部分企业推开；全员业绩考核体系开始建立，薪酬分配体系与企业发展阶段基本适应，中国重汽[-0.36% 资金 研报]已将责任分解落实到每一位职工；企业总部管理人员竞争化选聘成为主流，但考核分配机制尚不完善，同一层级不同岗位的差异化还没体现出来。高管人员市场化选聘方式有所突破，组织了3次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聘，内部竞争上岗也进行了多次，但契约化的用人方式尚未建立。高层次科技人才引进机制初步形成，但力度还不够大，这也是下一步转方式调结构，实施人才强企战略的重点。

目前我们与强国的科技水平差距非常大，靠自己培养能参与国际竞争的技术创新人才，不是一日之功，企业等不了，我们要引进和培养并重。引进的人才按市场价位定薪酬，肯定会高出一些人很多倍，能否冲破国企多年积成的平均主义观念，关键在于规范公司治理结构，解决领导人的认识问题。

山东重工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了47名中高级专业人才，人才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我感到很自豪，美国卡特彼勒等世界顶级的工程机械公司高管都来打工了，不少是退休的副总裁和CEO。从山东重工的经验看，现在破这个题，我们有信心。

我们将继续实施“人才强企”战略，以破除用人上的体制障碍为切入点，进一步激发企业发展的内生活力。加大省属企业领导人员竞争性方式选聘力度，坚持市场化取向，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企业内部竞聘上岗、委托中介机构市场猎取高管人员的比例要逐步达到50%以上，全面推行任期制，探索建立契约化管理体制和激励约束机制。适应市场化、国际化竞争的需要，进一步深化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完善公开、竞争、择优的选人用人机制，健全全员业绩考核体系，建立岗位、业绩与薪酬挂钩的分配体系。

欢迎全国的企业家到山东任外部董事

《董事会》：您如何评价外部董事制度？

谭成义：要规范公司治理，很大程度上我们要研究它的属性，要把实质挖出来，再想办法破解。外部董事，是在国有企业产权单一的条件下，仅靠内部董事无法形成制衡才建立的一项制度。但是，不要以为外部董事到位了，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也不要只强调外部董事，忽视内部董事。董事的属性，就是个人的决策意见既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企业负责，现在的问题是没有责任追究机制，可以不用对自己负责，只对企业负责，看“一把手”的眼色行事。如果建立了事后评估和责任追究，就可促使董事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力，能够独立发表自己的见解，表达自己的意志，达到既对企业负责又对自己负责。如果做到了这两个负责，就是不建立外部董事制度也是可以的，改革就成功了。

如何能选聘一部分高素质的外部董事，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外部董事人选的素质和结构直接决定着董事会运作的质量和层次，关系到试点的成败。尽管山东的大企业比较多、知名企业也不少，在省内能够选出一些优秀的外部董事，但整体上看存在大背景相同、经历相似、专长相近、眼界相仿的结构性问题。希望全国各类所有制的离任或现任知名企业家，能够到山东来担任外部董事，山东人热情好客，山东国有企业正在大发展，能够给他们为实现人生价值提供另一个舞台。

《董事会》：听说您最欣赏外部董事长？

谭成义：我确实很认可由外部董事担任董事长的做法。人在可以利用现有职位追求名的时候，遇到重大问题可能发生短期行为；人对名没有什么可追求的时候，基本会脚踏实地做事。外部董事已经功成名就，会将其当作一种职业，维护自己已经取得的声誉。当然，外部董事担任董事长需要较深的资历和较高的权威。我们要改革“一把手”体制，并不是否定董事长的权威，关键看权威靠什么来的，是靠职位还是靠素质，我希望他们由权力主导型转为素质主导型。一个合格的董事长，一要能够通过自身素质主导董事会决策，对议题的意见确实能够高出其他董事一筹；二要具有海纳百川的气魄，能包容、融合，善于听取和吸收他人的意见。

“三结合”需要一个过程 《董事会》：从全国来看，作为出资人代表，国资委在现实中还是常常面临难以真正到位的难题。请介绍一下山东这方面的情况。

谭成义：新的国资监管体制，确立了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结合的格局，这是国资管理模式的重大改革。但实践中，出资人制度真正到位，实现“三结合”确实需要一个过程，急不得，欲速则不达，要稳步推进。山东国资委成立6年多，随着改革措施的逐步到位，大家对这种体制基本上认可了。实事求是地说，我们还在逐步全面落实国资委自身职责的路上，一些重大问题方方面面已经形成共识，但这绝非坦途。

履行出资人职责有个外部环境的问题，比较明显的，我们从出资人角度对企业提出的要求，有时和行业主管部门的要求会有冲突。此外，许多方面把国资委当企业主管部门看待，让我们承担公共管理职能，“被婆婆”。

国企内部管理市场化，是我们追求的。但在中国的这种环境下，你把事情都想成理想状态，不现实。主流能够把握好，这就非常不容易。现在，国资委和企业的关系基本顺了，地位基本确立，合理地推进，可能更有利于出资人职责的到位。

《董事会》：您似乎是位忧患意识很重的领导者，不太愿意多谈取得的成绩。不过我们很想进一步了解，在完善国资监管、提升国企活力方面，您和您的同事还采取了哪些措施？

谭成义：首先是引导企业加强集团管控，为企业提供实现有效管控的方式和手段，由消极抵触变为积极接受。企业的管控工作向纵深推进，管控体系逐步完善，管控水平明显提高。同时开展全面预算管理，对规范的企业来讲，没有预算，下面的人不知道怎么干。预算管理是集团管控重要的抓手，是科学管理的基础，是企业运作达到平衡协调的重要手段。

另一个方面是开展全面风险管理，这个已经做起来了。今年开始推行全员业绩考核，新考核体系的建立为下一步责任追究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围绕建立考核责任体系，我们出台了两个办法，包括《山东省省管企业国有资产损失责任追究暂行办法》以及《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追究办法》，可以说在国内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先行了一步。

开展这些工作的过程中，我们注意抓财务信息的真实性。财务信息失真能让企业“头一天披红带花，第二天葬身火海”。所以我提出，企业财务信息的真实性是国资委的生命线。确保财务信息真实性的关键环节是管好中介机构这支队伍，如果发现中介机构作假，要停止服务，踢出山东国企市场。我们对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三年复查一遍，进一步核实企业的财务信息，审核中介机构，效果很好。过去，有的中介机构在财务报表上出具保留意见的，说说情就抹了，现在给国资委所属企业做事，他们不敢了。

第二篇：创新体制机制，激发产业活力

创新体制机制，激发产业活力

**镇蔬菜产业示范带地处镇宁自治县**镇西北部，距黄果树瀑布10公里，距离镇宁县城20公里，是**镇重点打造蔬菜产业示范园区。近年来，**镇积极响应中央、省、市、县有关要求，以农民增收为立足点，突出我镇蔬菜产业特色，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坚决调减玉米种植面积，并结合脱贫攻坚工作目标和重点任务，继续深化“三权”促“三变”改革，通过产业扶贫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一、立足优势，精准定位产业发展

**镇地处黄果树5A级旅游景区和夜郎洞4A级旅游景区之间，沪昆高速、六镇高速穿境而过，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耕地多处于山槽之间和河流沿线，土地肥沃、水源丰富，有适合农作物生长的小气候。镇党委、政府通过研判，确定把蔬菜和精品水果作为主打产业，并聘请贵州省农科院果树所为我镇编制蔬菜产业和精品水果发展规划，规划在可布河沿岸、夜郎洞公路沿线发展蔬菜种植和精品水果种植，打造集采摘体验、生态观光、休闲旅游为一体的产业示范带，逐步形成现代农业产业规模化发展格局。

二、筑巢引凤，完善生产销售链条

2017年5月至今，**镇政府采用“筑巢引凤”的方式，通过申报产业扶贫、一事一议、土地整治、石漠化治理等项目，建设机耕道53.5公里、整治土地8000余亩、配套配管设施1000亩，修复灌溉排洪沟渠13公里、整治山塘1个，疏通河道3条8公里，千方百计创造良好的园区建设环境，切实发挥土地的最大效益。

两年来，**镇政府已成功引进贵州新润园林有限公司、贵州惠农达康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贵州盛泰绿源农业科技发有限公司、镇宁同康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镇宁粤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五家农业发展龙头企业，分别对全镇流转的15000余亩土地进行农业产业规模化、特色化发展。并利用企业人脉和资源优势，把农产品直销贵阳、重庆、长沙等地农产品交易中心，解决农产品市场销售、价格和生产风险等问题，增强群众种植信心。

三、整镇推进，规模发展农业种植

由镇级平台公司统一流转土地，龙头企业负责经营管理，农户土地入股，村集体组织协调，采取“公司+企业（合作社）+农户+村集体”合股联营、合作生产的方式，实施现代山地特色生态农业园和蔬菜产业示范带建设，整镇推进蔬菜、精品水果规模化、规范化种植。

四、利益联结，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镇大力推行“土地统一流转、产业统一规划、生产统一管理、成本统一核算、按股保底分红”的发展模式，与农户建立多种利益联结机制。农户以土地入股可获得保底租金，在扣除生产成本后利润按比例分红，同时可以“返租倒包”的形式发展产业，也可在蔬菜产业园区内务工，实现了“生产投入零成本、经营管理零风险、劳动就业零距离”，有效解决了农户就近就业和增收问题。

五、产业转型，打造扁担亮点

一是实现土地资源向市场资本转变。**镇政府平台公司对分散在农户手中的土地集中流转，并与第三方企业合作统一进行经营、管理，为规模化、节约化、集约化、现代化种植提供了用地保障，使**镇以前零星低效益耕作和撂荒的土地，焕发出无限生机。二是加速农业结构深度调整，促进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镇实施“筑巢引凤”工程，通过在流转的土地上实施基础设施建设，成功吸引了一大批龙头企业把社会资本投向农业产业发展，山地高效农业园区及蔬菜产业带的建设，推动农业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市场化发展。三是探索建立多种利益联结机制，推行“土地统一流转、产业统一规划、生产统一管理、成本统一核算、按股保底分红”的发展模式，示范带动引领当地群众调整产业结构，整镇推进蔬菜、精品水果规模化、规范化发展。四是实现了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的转变，有效破解了农村劳动力就业难的问题。通过采取“平台公司+企业+农户”的模式规模化生产后，农民不仅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还在园区学到了现代农业耕种技术，实现了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的转变，一方面增加了收益鼓了腰包；另一方面还能照顾家庭，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空巢老人问题、土地闲置问题、脱贫增收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六、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加强政策宣传，转变群众观念。加大对群众的政策宣传力度，在做深做细群众工作、打消群众思想顾虑、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引导群众将土地流转发展产业，盘活农村土地资源，提高群众收入水平。

（二）狠抓农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发展布局。结合各村实际情况及资源优势，合理开发与有效利用农业经济资源，加速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不断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步伐。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继续调整优化结构，向一村一业、一村一品方向发展。

（三）依托农业园区建设，推动农产品深加工。依托我镇资源禀赋，加大力度扶持优质蔬菜、精品水果等现代农业示范基地，以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为主体，实行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建立农产品交易市场，推进**镇农产品精深加工，扩大产业链条。

（四）夯实基层基础，着力培养农村致富带头人。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提升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和执行力，依靠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的带动示范作用，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断挖掘培养农村优秀人才和致富带头人，培育农村经济自身“造血”功能，确保脱贫攻坚工作成效。

第三篇：激发活力的三种机制

激发活力的三种机制

从理论上讲在人类社会里，驱动人前进、调动人积极性、激发人潜能的主要是三种机制力量：信仰机制、权力机制和竞争机制.1、信仰机制，他的力量是无穷的。这种机制所产生的力量正如一首诗所说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从古至今，凡成大事者，必定要有坚定的信念作为支撑。从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可以看出，玄奘在穿越戈壁沙漠时九死一生，并翻过了几个高原和许多高山峻岭。这些崇山峻岭即使在今天，对装备精良的登山运动员来说都是难以逾越的天险。但是——他——玄奘，一位佛学旅行家，居然在没有任何设备和帮助的情况下，只身攀登这些崇山峻岭，为人类挑战大自然树立了榜样。这种经历肯定不会向《西游记》里描写的那样轻松。更让人敬佩的是比玄奘早二百余年的法显，他如何以六十七岁的高龄，完成了与玄奘同样令人不可思议的壮举？当他从水路途径印尼回到中国时已经七十九岁，从八十岁开始翻译佛经并完成了著名的《佛国记》。他的这种顽强的毅力和超人的体能，对人类的年龄极限提出了无情的挑战。当我们的同志出现“心理退休现象”，的时候，我们是否需要重温一下自己曾经的理想？

以上三个例子可以充分的说明，信念的力量是无穷的，它确实能使人迸发巨大的生命潜能。

2、权力机制，这种机制主要有两种形式——制度强权和个人强权。这种机制所赋予的力量在于其强制性、粗暴性和不可通融性。

西方一位学者曾经说，希腊文明是世界的，在哲学、伦理学、数学、美学、医学、法学、体育等领域，我们至今仍在用希腊的基础符号在思考。来到奥林匹亚，我们会自然体会到双重健康的魅力，上面的一段话反映了智利健康在古希腊不可动摇的地位，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数不胜数。肢体健康——奥林匹克、马拉松已经成了体育运动的代名词，更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征服了全世界的一切力量，包括正义的和邪恶的。就是希腊人体雕塑造型至今仍是人类形体美的不可替代的、无可企及的世界级标本。“地球的肚脐”所在地德尔菲的阿波罗神殿外侧的七大名言之一“人啊，认识自己”，也早已成了唤醒人的主体性的至理名言。令人向往的、敬畏的巴特农神庙，更是成了古希腊的象征。神秘的荷马史诗，让我们领略了为争夺美艳绝伦的美女海伦而最终发生的特洛伊木马之战。

希腊文明虽然没有在希腊原址复兴，但却在意大利复兴。这种文明一旦复兴便爆发出无穷无尽的力量，最终使欧洲“分久必合”，从欧共体发展到欧盟。这种文明的力量，来自于制度与规则的日臻完善。法老院制度、《汉谟拉比法典》等法典，确实奠定了政治、刑法、民法的基础。

与西方文明不同的是中华文明，他更强调“个人专权”，但他以“和而不同”体现出海纳百川的兼容性，以“中庸之道”来平衡各方面的矛盾。着实有一点让西方学者“找不到北的感觉”，以至于让西方学者对东方文明敬而远之或不屑一顾，这恐怕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悲哀。与西方文明遵守规则不同的是，东方文明是善于打破规则的。上朝的制度会随着朝代的灭亡随之消失；父皇的制度如果对自己不利，现任皇帝可以随便废除；就是现在朝令夕改的现象也会时有发生。这种游戏规则的随意被打破，这是靠“个人强权”得以维持，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得以传承、延绵不断的原因之一。

3、竞争机制，他的伟大在于其公平竞争和利益驱动。以上两种机制力量对于驱动人前进、调动人积极性、激发人潜能都不是永恒的，具有很大的可变性。这种不确定性，已被无数的事实证明。例如当人们什么也不信的时候，当人们漠视权威的时候，这两种机制是无可奈何的。我们应当看到，有且只有在公正、公开、公平的竞争环境里，这种“利益驱动”恰恰是衡量一切社会关系的第一原动力。但是这恰好是教育管理的“短板”。

远的不说，就说一说近几十年来我国的经济。我还记得孩提时代，我镇的下乡“货郎”王二年：“破铺衬、烂套子，戴不着的破帽子”的叫卖，成了农村儿童日思夜想的、最动听的童谣。国家对小商品的开放，使小商品市场得到充分竞争，中国制造的“小商品”在全球铺天盖地；中国的家电业，是最早开放的几个行业之一，除因为政策因素造成原创产权少以外，家电对于世界的威胁，已经使其他国家战战兢兢的拿起了“反倾销”的武器；中国的汽车行业也算是典型的案例了，自有品牌恐怕在收到政策歧视的情况下，努力使不少中国人圆了自己的汽车梦。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事业，是很难在短期内出现这种局面的。究其原因除了教育的特殊性以外，教育的管理体制、评价机制、人员构成恐怕也是阻挠教育实现良性竞争的因素。

第四篇：以改革激发创新活力突破创新的体制机制瓶颈

以改革激发创新活力突破创新的体制机制瓶颈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攻坚期，成绩有目共睹。《201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权威公布，我国在全球科技创新领域排名29位，是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

但我国在创新制度（包括监管环境、商务环境等）、市场成熟度（包括信贷、投资等）等方面与全球领先水平差距仍较大。实际上就整个社会经济系统而言，“创新驱动乏力”仍然是转型阶段的严峻挑战。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并未伴随着突破性的技术创新，从而无法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或将延误我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发展进程。

“创新驱动乏力”，究其根本原因是传统体制机制的束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研发投入资金巨大但结构失衡，并未带来高质量的创新产出。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报，2014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R&D）达到1.3万亿元，占GDP比重2.09%;全时研发人员总量达到380万人年，位居世界第一。如果从研发投入看，我国已经趋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研发资金的利用效率却令人堪忧。从科技产出看，国家知识产权局最新数据，2014年我国专利申请受理量达92.8万件，同比增长12.5%，高居世界第一位，并且已经连续四年高居世界首位，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4.9件。单纯看专利数量，我国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专利大国，但是我国专利质量依然落后于美、德、日等创新强国。从发明专利的持有情况看，我国发明专利申请的授权率并不高，只占到申请量的约1/4。全部有效发明专利中，国外企业持有数量仍占一半;国内发明专利中近1/3由“三资”企业拥有;在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量最多的10家企业中，内资企业不足一半。从专利权维持年限看，专利权维持有效的时间越长，表明其创造经济效益的时间越长，市场价值越高。我国有效发明专利中，维持年限五年以下的占55.3%，有效期超过十年的只占5.5%，远低于国外平均26.1%的占比。大多数产业尚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原因在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产业发展需要的高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等大多依赖进口。

一言蔽之，专利重数量不重质量的问题突出，凸显市场创新环境的扭曲。在为我国科技投入产出规模大幅攀升而欢呼之时，应该更加关注隐藏在这些科技统计指标里的结构性问题。必须认识到，改善科技投入产出的结构远比扩大科技投入产出规模难得多。

二是科技管理体制滞后，创新主体之间未能形成创新合力。宏观上，体制分割、机制僵化，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各自为政，没有形成自主创新的合力。一方面，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自成一体、缺乏分工合作，完整的知识创新体系尚未形成。多年来，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是在相互独立的管理体制下平行发展的。教育部所属高校有“211”、“985”工程，而中科院有自己的“知识创新工程”。尽管这些项目建设都已取得重大成就，但两套运行系统独立存在也带来诸多问题。在项目立项和经费投入上存在不必要的重复，使得有限投入没有发挥出更大效益，创新资源也无法得到有效的配置。人才战中更是你争我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创新资源的浪费。高校和院所由于体制分割，捏不成拳头，形不成合力，科技优势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另一方面，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现象较为严重。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研究、开发和生产相互脱节，研究机构和企业在组织上、空间上、产权上相互分离，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系与合作。研究课题的立项和选题往往是政府科技管理部门而不是源于企业的现实需求，通常是专家出题、专家解题、专家评审、专家获奖，“从文献中来、到实验室中去”的模式，科研成果难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研究开发与成果产业化脱节、自主研发与引进技术消化吸收脱节，不利于形成合力发挥整体效益。科技资源分散使用和低水平重复配置，使得科技进步对经济贡献率难以提高。根据美国商务部2012年发布的《知识产权与美国经济：产业聚焦》报告显示，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每年为美国经济贡献超过5万亿美元，约占GDP的34.8%，欧洲为40%，中国则不到27%。

三是知识产权保护滞后，发明人利益保障不力，全社会缺乏创新动力。我国专利制度有先天缺陷。它诞生于计划经济时期，并不是以保护发明人的合法权益为根本目的，更强调发明人应当对社会作出更多贡献。没有充分考虑发明人所承担的风险，对专利期保护过后所产生的不利后果缺乏关注。专利失效后，不但不能有效转化、推广，而且会变成真正的“死亡”技术，因为在专利丧失保护之后，谁也不会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去研发出让别人无偿享用的技术。正像当年开发VCD技术的万燕集团一样，由于VCD技术没有专利保护，所以在研发出来后，被众多厂家仿冒，使投入巨额资金开发的万燕集团，不能收回开发成本，最终倒闭。

美国专利制度是先授权，再公开，而且有审查时间的限制，因此专利在保密状态下的审查受外界干扰影响很小，发明的审查授权公正有保障，专利权人有足够长的时间获取回报。而我国的专利制度是发明专利申请满18个月后公开，审查没有时限，发明的审查授权公正很难保障。

发明申请即使最终授权，发明人也会因侵权产品遍布市场，侵权人获得巨大收益，市场机会消失。发明人会因受到侵权无力追诉、维权成本极高、专利费用急剧增加等一系列不利因素，导致无法获得应有的回报，血本无归，甚至债台高筑。反而利益相关方、专利侵权人获得巨大收益。这也是我国专利申请众多，但最后成功推广转化为产品让老百姓受益少之又少的重要原因。在这样的体制机制下，难以想象能诞生如乔布斯那样对世界技术进步有重大影响的技术发明人。

四是市场环境不健全，政策导向扭曲，导致企业创新动力不足。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大的障碍是市场环境不健全。一方面，部分重要资源的价格不能反映其稀缺性和外部性，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片面追求速度。另一方面，许多政策还是投资激励，各级政府掌控土地资源和政策资源等，采取零地价和减免税等政策吸引投资，使得部分领域的企业倾向于从政策优惠中获利。如房地产业、金融业的利润率远高于高技术产业，一些企业不愿意费力搞创新，甚至不愿意做实业。当前我国市场环境不健全的“乱象”体现在：低成本竞争，高资源消耗，零成本污染，代工、抄袭模仿、行业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这些扭曲市场的问题不解决，真正内在的创新动力根本无从谈起。创新往往意味着不确定性和失败。在一个不尽完善的市场中，创新并非是企业发展的理性选择。只有当市场秩序趋于公平规范时，企业才会有真正内在的创新压力和创新动力。

第五篇：国有企业反腐倡廉的体制机制研究

国有企业反腐倡廉的体制机制研究

新形势下，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一些企业由于权力监督不到位，机制不健全，管理不完善，给腐败以可乘之机，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为了降低腐败，必须加强反腐倡廉机制的完善和强化企业制度的科学化，从而推进企业党风廉政建设。本文就国有企业反腐倡廉的体制机制研究做了具体探讨，现叙述如下。

一、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体制、机制不适应企业发展要求

一些国有企业改革后，管理模式发生变化，生产经营实行专业化、标准化。而企业纪检监察工作却与经营体制不相适应，纪检监察人员不到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制度不健全，使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难以得到贯彻落实。

主要表现在领导机构不健全、工作措施不得力、没有专门的反腐倡廉工作机构喝工作考核评价体系，虽然在文件中成立了相应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制度领导小组，但在具体的工作中却无专人负责。于是，造成了对班子成员分管范围内出现的问题，缺乏事前、事中、事后各个环节的把关，不追究领导责任；看似齐抓共管，实则大家不管；习惯于出问题后才去分析处理，不是认真地追究领导人员的责任，而是以“集体责任”为名推卸班子成员的个人责任。

导致这一系列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轻视反腐倡廉工作，把反腐倡廉工作当成累赘或可有可无的工作，没有制定切实可行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体制、机制，更没有从机制体制上真正落实。

（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制度制定的不合理

一些国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源头治理工作薄弱，对关键岗位、重要环节、领导干部行为缺乏硬性约束。一些制度不适应企业经营管理工作高效运作的需要，难以起到约束作用，成为摆设。

主要表现在企业没有明确、具体的监督主体，没有合理的监督机制，缺乏有效的监督渠道，从而造成监督失控，制约失衡。有的企业将纪检监察部门与其他部门合并，有的将纪检监察人员兼职化，有的将纪检监察部门的权限缩小，使纪检监察部门和工作人员在具体工作中缺乏有效的机制支持，无法发挥有效的制衡作用。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没有引起高度重视，没有制定出合理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制度。

（三）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

一些国有企业存在制度执行不力和不按制度办事的现象，造成监管不到位，让制度流于形式，失去监管功能，使国有资产受到损失。

主要表现在有的企业监督约束流于形式，片面地把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经济效益绝对化，企业中的党委、纪委和监事会对生产经营的监督约束显得松驰无力，即使执行监督也只是形式上的泛泛说教；有些企业纪委、监事会的工作人员怕得罪人、怕丢“帽子”，没有很

好地执行监督职责；还有的企业领导者在职务上往往是“党政一肩挑”或“党政成员交叉任职”，经营者不仅是企业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又是企业的管理者和监督者，无法形成有效监督。

二、几点对策和解决方法

（一）完善管理体制，建立强有力的监督机制

一是要建立企业董事会与经理层、董事长与经理之间相互制约的权力格局。二是要建立企业党政组织之间相互制约的权力关系，企业党委成员应依照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经理层或监事会等决策、执行或监督机构，担任相应职务并能够交叉任职，产生相互制约的效能。三是要建立企业纪检监察组织参与权力决策与监督的权限程序。纪检监察干部可按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或监事会并担任相应职务，把纪检监察组织的监督直接化为董事会的决策监督或监事会的法定监督。四是要强化党内监督，进一步落实各项党内监督制度，认真开好企业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切实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内部的监督。

（二）强化约束，创新和完善监督制度

管理的无序是腐败滋生的温床。要实现企业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就要把制度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完善各项源头治理的各项机制，在企业内部形成按制度办事、规范有序运行的良好氛围，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融入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关键岗位要实现不相容职务分离，将权力作适当分解和科学配置，设计环环相扣的互相制衡的严密程序，以保证权力在法制化、制度化轨道上运行。要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及时识别各种风险，制定风险应对策略，构建全面风险

管理流程。以全面风险管理为导向，科学合理利用企业各项资源，制定完善人事任免、资本运作、资金管理、物资采购等业务管理制度，深化、优化控制程序及措施，及时有效地调整和控制经营管理活动。

（三）通过加大查处力度，警示企业党员干部。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只有把党风廉政建设各项规章制度贯彻落实到每一项具体工作中，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在日常工作中，对职工群众的各类信访件、举报信，要及时处理；要收集各种苗头性、倾向性信息，密切注意动向，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对反映属实的问题，必须严肃查处；对因不负责任或失职而造成企业重大损失的，必须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三、反腐倡廉的制度必须科学化

促使反腐倡廉制度科学化，是可以从根本上降低腐败事件发生的。因为，腐败的实质是权力与金钱、政治与经济的交换，它必须以政治与经济的所有制不同为基础。而制度的科学化则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同一化。在这种同一所有制内部，是不可能发生商品交换的。一个人既有钱又有权，就不可能用自己的钱去换自己的权，也没有这个必要。所以，要防治权力与金钱、政治与经济的交换，从根本上降低腐败变质态势，就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八大精神，积极推进反腐倡廉制度的科学化。

二〇一四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