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热点：21部门联席会助推收入分配改革（精选5篇）

第一篇：时政热点：21部门联席会助推收入分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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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了新进展。14日，中国政府网发布消息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已获国务院批复，联席会议由发改委牵头，包括21个部门和单位。

发改委主任担任召集人

21个部门中，既有负责全国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中编办，也有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公安部等12个国家部委，以及央行、税务总局等。

中国政府网同时发布了联席会议成员名单。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任召集人，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任副召集人。除发改委之外的上述其他成员单位，均由副部长（副主任、副局长等）任联席会议成员。

办公室设在发改委

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由召集人或副召集人主持，可根据会议议题视情邀请其他部门参加会议。

联席会议不刻制印章，不正式行文。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发展改革委，承担联席会议日常工作。联席会议设联络员，由各成员单位有关司局负责人担任。

目的“加强统筹协调”

联席会议主要职责包括：在国务院领导下，统筹协调做好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各项工作。组织研究和协调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重大问题，统筹收入分配政策与规划、产业、价格等政策的协调联动，提出年度重点工作安排；整体推进改革总体方案与部门专项改革的衔接配套，加强部门沟通和信息共享，会商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专项改革等。

新华网报道称，发改委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建立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是为了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形成合理有序收入分配格局的精神，落实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等要求，加强对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统筹协调。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展 2013年11月确定改革方向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2014年4月明确部门分工

国务院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完善收入分配体制和调控机制，由人社部、发改委、财政部、卫生计生委、国资委、统计局等负责。

2014年5月建联席会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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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批复：由发改委牵头，建立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包括21个部门和单位。

召集人：徐绍史发改委主任 副召集人：徐宪平发改委副主任

成员单位： 中央编办 教育部科技部 公安部 民政部 财政部 人社部 国土部 住建部 农业部 卫计委 央行 税务总局 国资委 统计局 法制办 银监会 证监会 扶贫办全国总工会

专家分析

“收入分配改革有望真正破局”

长期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经济学家常修泽、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等受访专家表示，近年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呼声很高，国家领导人也多次表示要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但一直未有实质进展，此次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意味着该项改革有望真正破局。

常修泽表示，由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事关劳权、产权制度改革、政府转型，涉及经济、社会、行政、资源环境等多个方面，因此艰巨复杂，“不论是哪个国家部委单独负责，都无法胜任”。

换句话说，收入分配改革进行到今天，绝不能就收入分配论收入分配，而是既要努力解决收入分配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更要下工夫解决影响、制约、决定收入分配的经济、社会、政治乃至文化等深层次弊端。

苏海南认为，联席会议由21个部门和单位组成，一方面说明收入分配改革问题的复杂性，需要多部门共同配合；另一方面，体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要求。

比如，联席会议引入公安部，是因为要提高农民收入，建立农民收入增长长效机制，很重要的措施就是要让农民特别是进城务工农民能够顺利转化为市民。这不是收入分配本身能解决的问题，还涉及户籍制度改革，需要公安部参与决策。

收入分配看似和教育部没有直接联系，但是一般劳动者如果能在教育方面获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农民工子女有同等机会接受教育，就不会在就业市场上从起步就弱于城镇居民的子女，这跟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着重要联系。

专家：应与反腐和收入分配改革相结合

14日，据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最近批复同意建立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联席会议由中央编办、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21个部门和单位组成。将在国务院领导下，统筹协调做好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各项工作。

根据安排，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担任召集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徐宪平担任副召集人，其他成员单位有关负责人为联席会议成员。将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由召集呼伦贝尔人事考试信息网：http://hlbe.off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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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副召集人主持，根据会议议题视情况邀请其他部门参加会议。

据悉，建立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是为了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形成合理有序收入分配格局的精神，落实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等要求，进一步加强对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统筹协调。

释疑

为何要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涉及不同地区、人群和部门的利益，在改革上具备一定难度和阻力，其中难点主要集中在“调节”问题上。“去年2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这一年的时间，更多的还是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比如现在成立的联席会议制度也是在制度上做好安排。”

李实表示，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十分必要，“因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不是哪一个部门能单独做到的，需要多部门的合作，对收入分配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进行研究，提出改革建议，才能更好地推进一系列措施的落实。”

联席会议将承担什么职责？

按照联席会议制度有关规定，主要承担以下四个方面的职责：

（一）在国务院领导下，统筹协调做好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各项工作。组织研究和协调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重大问题，统筹收入分配政策与规划、产业、价格等政策的协调联动，提出年度重点工作安排。

（二）整体推进改革总体方案与部门专项改革的衔接配套，加强部门沟通和信息共享，会商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专项改革。

（三）加强监督检查、跟踪评估和分析总结，做好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工作的督促落实，及时向国务院报告重点工作进展情况。

（四）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怎么改？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科研处副研究员蒋同明在《关于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思考》一文中指出，“早在2004年，收入分配改革便开始启动调研，但时至今日方案依旧难产。在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久攻不下的近十年间，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刻不容缓。”

“可以说现在看到了改革的希望，未来几年，改革的力度会不断加大。”李实认为，为了更好地完成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任务，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首先，中央层面要有更大的政治决心，减小改革中的阻力；其次，要意识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性有着重要作用；最后，需要出台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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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这个话题上，一方面要努力缩小收入差距，另一方面也不能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政府需要尊重市场主体，靠经济增长去拉动工资收入水平，但在扶贫和社会救济方面，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

李实指出，从改革方向上来看，应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反腐、政府体制改革有力结合起来。“大家对于高收入人群的抱怨，主要来自于对来源不明收入的不满，如果把反腐和收入分配改革相结合，能够产生更大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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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收入分配改革拖不得

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收入分配改革拖不得

基尼系数的警示作用本身必须正视，对基尼系数的正视，恰恰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必须。12月9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该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基尼系数为0.61。

按照通行的解读，基尼系数达0.4是被认为衡量收入差距是否在可接受程度的“红线”。倘这份报告数据精确，中国整体基尼系数已超过“收入差距悬殊”的“红线之红线”，到了值得警惕的地步。

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日渐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十八大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提出“千方百计缩小贫富差距，给和谐社会制造必要的氛围”，这让许多人看到了改善生活和收入分配不公状况的席位。

但也必须清醒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份学术机构公布的基尼系数，至少再次警示了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急迫。

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初次分配的不公，更在于再分配的不公，具体表现为城市人均收入增长高于农村，非劳动者高于直接劳动者，政府部门高于普通人，更表现为社会财富畸形集中于少数人和少数特殊领域等不合理、不平衡现象。

如何让公众知晓社会收入分配的状态，基尼系数就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参照指标。中国官方首次公布基尼系数系2000年，当年的数据（0.412）已超过“红线”，理应引起足够重视和警惕，并拿出具体对策，然而，12年过去，基尼系数不降反增，有关部门却再也未公布过“权威版”的基尼系数数据。

西南财大这份民间版基尼系数数据是否准确，有人表示值得探讨，但基尼系数的警示作用本身必须正视，而对基尼系数的正视，恰恰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必须。

第三篇：国家公务员考试网时政热点：收入分配改革意在普遍富裕

国家公务员考试网时政热点：收入分配改革意在普遍富裕昨日，十八大新闻中心举办第四场记者会，介绍中国民生领域工作情况。住建部部长姜伟新，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环保部部长周生贤，人社部副部长杨志明出席并回答记者提问。姜伟新在回答提问时表示，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现在还没想放松。

【住房保障】 保障房资金未现大问题

记者：目前保障房的最新进展怎么样？相比于去年和今年，明年保障房的建设规模是否还会维持在千万套左右？在保障房的运行管理上，我们还会采取哪些措施？

姜伟新：中国城镇保障性住房建设进展顺利，中央政府定的是“十二五”期间要建设3600万套城镇保障性住房，2011年已经开工了1000万套，今年开工了700多万套，明年计划开工数量正在研究当中，不会低于500万套，有可能在600万套左右。

除了建设之外，分配管理上的问题也是挺难的一件事。我们现在所采取的办法就是几次公示，谁申请，然后看你符不符合规定要求，三榜公布，最后一榜算数。就这样，还有一些不够标准的混进来。

我们还要和地方一起努力，尽可能把分配管理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在大规模进行的城镇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过程当中，大的资金问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生过，但质量问题发生过，地方的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也追究过企业的责任。

【就业】 前9个月新增就业逾千万

记者：现在中国经济出现了放缓的一些迹象，就业会不会受到影响？

杨志明：目前，经济增长放缓对就业的影响开始显现，今年1-9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24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城镇新增就业增幅从4月份以来有所下降，岗位需求有所减少，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有所增加。

实现高质量就业，我们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

第一，要推动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互促共进，既鼓励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也要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第二，引导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到中西部地区、到中小企业就业。

第三，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小企业是解决中国就业的主渠道。第四，大规模地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对农民工培训实施“168”计划，一年培训600万人，给予每人800块钱的培训补贴。大学生到企业、到科研项目见习，也给予当地最低工资80%左右的生活费补贴。

【PX事件】 中国处于环境问题敏感期

记者：近年来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近期宁波PX事件以及四川什邡、江苏启东都发生了由环境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如何防止和解决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

周生贤：近几年来，发生了一些如你所说的什邡问题、启东问题、PX问题，这个问题怎么看？我认为，从它的必然性来看，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出现一些环境问题，这是规律。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已经大为发展，在环境方面正处在敏感时期。

中国社会如此之大，想找一两个典型说明某种问题，那很容易。我们要做客观分析，从必然性和偶然性上来分析。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大体上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未批先建，二是在环境影响评价方面有待进一步改进，三是也有所在地政府的执政能力问题，四是有关重大项目社会风险评估的法律不健全、机制不健全。

我们要从四个方面来采取措施：

第一，加强依法环评，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行事。中国是法治国家，在环境影响方面也是有法可依的。

第二，大力推进信息公开，把环境影响评价所涉及的信息，包括各级政府所做的承诺，全部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第三，进一步扩大群众参与力度，在让更多的人都知道上下工夫。

第四，建立健全社会风险评价机制，从源头上预防突发事件。中央和国务院已经有了明确规定，凡是重大建设项目，都要进行社会风险评估。

今后，环保部门将积极主动配合有关牵头部门，做好社会风险评估。我相信，这些工作落实了，突发性群体性事件这种情况会相对减少一些。

【居民收入】 收入分配改革正积极推进

记者：十八大的报告提出了要实现2020年居民收入倍增计划，能不能介绍一点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朱之鑫：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两个倍增“、”两个同步“。一个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倍增，一个就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倍增。两个同步，一个就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另一个就是劳动报酬增长和生产率提高同步。

目前有关收入分配的工作，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正在积极地推进。

总的思路是，从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实际出发，在发展中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在调整中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简单一句话，那就是在不断地增加综合国力、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普遍提高人民富裕的程度。

【医患矛盾】 力争90%群众县内看病

记者：新一轮医改已经启动了三年，取得阶段性成效，但也有群众反映，实际感受并不明显。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在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等方面，这些年我们做了哪些工作？

朱之鑫：为什么现在有一部分群众感觉还不明显呢？我想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城市特别是城市中的大医院看病还比较难、比较贵。二是我们的医保水平还比较低和群众日益增长的卫生保健需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下一步医改要着力解决这些问题，重点推动三方面的改革，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积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力争使90%的群众看病能够在县域内得到解决。刚才好像你提的诉求问题，主要还是医患矛盾的问题。这里面既有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提高的问题，也有医患双方的沟通和理解问题。这些主要是以药补医这种深层次矛盾所引发

解决这个问题要采取以下措施,首先要加强医生和患者之间的沟通。其次，要进行健康知识的普及，让群众理性地来对待疾病。第三个就是要加强法制宣传，切实维护好医护人员的利益和患者的利益。最后，就是要对侵犯患者的合法权益，伤害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以及损害医疗机构的财产的违法行为，都要按照法律进行惩处。

【农民工】 符合条件农民工可进城落户

记者：目前中国有一亿五千万农民工远离家乡，中国政府有没有改革户口制度的计划，使农民工能够更好地享有基本的社会公共服务？

杨志明：维护农民工权益问题，包括很多方面，主要是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对维护自己的权益有新的诉求。可以说，从过去老一代农民工挣钱回乡发展，到现在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融入城市发展。从过去老一代农民工要求足额支付工资，向新生代农民工要求参加社会保险转变。

户籍问题、住宿问题以及技能提升问题，党和政府都从制度层面努力加以解决。维护权益主要是努力做到“十有”。第一，进城有工作；第二，劳动有合同；第三，上岗有培训；第四，干活有报酬；第五，参保有办法；第六，住宿有改善；第七，维权有渠道；第八，生活有文化；第九，子女有教育；第十，发展有目标。通过提升、发展，实现大部分农民工由普工转变为技工，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在城市就地落户，部分转为新市民。

国务院已在这方面作了部署，将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民工进城落户。比如说农民工在县城所在地半年以上稳定就业的就可以申请落户；在中小城市稳定就业三年以上的，并符合其他条件，也可以申请落户；在大城市落户是要符合特定的条件。

第四篇：收入分配改革

收入分配改革

热点分析

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效率和收入差距不是社会争议的焦点，真正引起人们不满或加剧社会分配失衡的根源，在于人们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不平等以及竞争过程中的不平等。这类不平等主要是待改革的体制性因素所致，是分配关系扭曲的重要表现。其中在非收入分配政策和制度方面，政府的“缺位和越位”贯穿始终。

一是劳动力流动中的体制性歧视。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性歧视，源于计划经济早期的城乡分割体制。在城乡经济一体化或城市化逐步形成的趋势下，原有体制中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身份性歧视并没有根本改变，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农民的身份在就业、收入分配以及公共品分享方面，仍然受到相当程度的歧视待遇。在市场经济收入增长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条件下，这种歧视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成为目前全国总体基尼系数过高的重要体制性原因。

二是缺乏有效的劳资协调机制，中下阶层缺乏表达诉求权。我国在转型经济体制中，虽然按劳分配依然被强调为主体地位，但相应的体制设计还很不完善，甚至有些方面存在严重“缺位”现象。特别是劳动集体谈判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使得劳动要素在参与分配过程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国有企业工会组织基本作为企业“职能部门”存在，在维护职工利益方面往往受到企业管理层的掣肘；大量的非国有企业还没有工会组织或工会组织徒具形式，劳资矛盾协调机制严重缺位。从一些国有企业早期“砸三铁”到后来的随意裁员，以及“农民工”工资长期被压低的现象中，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一机制的缺乏。

三是垄断行业对分配关系的扭曲。行政性垄断实际上是从计划经济时期的部分行业归口管理演变而来。在体制转型期比较普遍的现象是，行政性垄断行业往往热衷于“选择性”地参照“市场化”和“国际惯例”，这种选择性集中体现在所谓“市场价格”、赢利和收入水平方面的参照，大部分垄断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普遍高于国际价格。更为重要的是，由行政性垄断带给行业的超额利润大都没有回馈给国家和社会，而是以“做大做强”之类的理由留在了部门和企业，并且部分地转化为这些行业经营者和职工的收入、福利等。这是目前我国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也是对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关系的重大扭曲。

四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的影响。相对于经济市场化进程而言，政府职能转变还仅仅是初步的，集中表现为政府职能的缺位、错位和越位。目前社会反映强烈的教育、医疗、住房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是一些突出的表现。

五是缺乏对资源配置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我国在体制转轨中虽然大幅度减少了行政性资源配置，但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下，行政性资源配置的权力具有了“价格”意义。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利用产品“双轨”价差牟利，到90年代要素市场化中的“寻租”，出现大量权力市场化的现象。近年来，在城市改造拆迁和土地转让、资金信贷以及资本市场“圈钱”等领域，权力市场化的现象依然没有止步的迹象。这是产生灰色甚至黑色收入的根本原因。

对策链接

2009年7月4日，在首届全球智库峰会的全球储蓄与消费分论坛上，国家发改委收入分配司司长张东生指出，下一步国家将考虑从五个方面促进收入分配改革，其根本点在于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民收入，并做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加强城乡收入制度的再分配环节。

第一，增加劳动力收入。

第二，加强城市化进程，形成有利于国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城乡差距是造成我国居民整体收入差距的最主要的原因，而这与城乡二元结构有关，因此要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还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

第三，完善有利于提高劳动报酬的薪酬形成机制。工资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据测算，工资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比重为65%左右。因此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健全企业薪酬形成机制非常必要。

第四，健全公民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提高社会保障待遇与分配水平，完善城镇居民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制度，扩大覆盖范围，加大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加快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城乡的社会救助制度。完善针对低收入群体的助帮机制。

第五，加强城乡收入制度的再分配环节，更多向公共服务和社会领域倾斜。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运转化。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制度。研究推进收入与分配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增加税收再分配环节。

延伸阅读

正确处理收入分配问题

邹东涛

一、理性分析收入差距与贫富矛盾

收入差距的扩大、贫富矛盾的加剧，是近年来的一个突出问题。对这一问题必须冷静思考、分析和处理。

（一）关于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世界上用来分析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指标。首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基尼系数发生了巨大变化：1978年为0.18，现在已接近0.5，而基尼系数的国际警戒线是0.35—0.4。这成为媒体炒作最热的问题之一。作为清醒的学者、官员和媒体对此都应该冷静点。首先应当认识到，与改革开放前普遍贫穷条件下的绝对平均主义相比，我国的基尼系数逐步增加，这是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社会进步的表现；其次，从整体上来说，我国当前的收入差距还不是全局的，“奔腾式”的甚至是“对抗性”的矛盾。其三，对于已经存在的收入分配方面不合理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度拉大的严重问题，国家绝不能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必须高度关注。其四，面对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努力解决，但在舆论上切不可盲目和过度渲染，因为过度渲染无益于解决问题，反而会对现存的问题和矛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但不要搞民粹主义

处理好收入分配关系，协调收入分配的过大差距，实现贫富和谐，关键是要解决好社会弱势阶层的过低收入和贫困状况。同情社会弱势阶层，是社会公众一般的心理趋向，也是中华民族自古具有人文关怀优良传统的表现。但高度关注社会弱势群体要谨防“民粹主义”倾向。民粹主义(Populism，也可译为平民主义)是在19世纪俄国出现的一种影响较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其基本理论包括：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极端强调平民的利益、意见、公决、创制权等。这里在分析收入分配关系中借用“民粹主义”的概念，是指反对收入分配差距、绝对“妖魔化”富人、否定市场竞争、崇尚平均主义等逆市场机制的思潮。

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实现贫富和谐的目标，必须把握好两点：一是收入分配的公正原则，而公正首先来自符合效率原则的初次分配；其次是收入分配的机会均等原则，而机会均等原则首先是市场竞争机会的均等。只有牢牢把握这两个原则，才能确保财富持续充分涌流的源泉永不衰竭。如果国家政策过度向社会弱势阶层倾斜，让“怀弱”极端为“民粹主义”，必然会影响经济效益，减少财富增长，最终不利于解决社会弱势群体问题。

（三）调节收入分配，关注弱势群体，实现贫富和谐，首先是政府的职责

政府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有大的作为。而政府要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不能“东按葫芦西按瓢，眉毛胡子一把抓”，首要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制度。我在1999年提出了“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人跟着利益走，利益跟着制度走”的观点，一个良好的、有效的制度不仅是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也是解决财富分配、协调利益关系、促进贫富和谐的关键。这就要全力打造全社会的利益协调机制。这种机制包括利益表达的机制，利益的谈判和博弈机制，利益冲突的解决机制等。从我国现实存在的严峻问题来看，首先要重点解决好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是要为解决官民的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制度上解决廉政问题，从而在民众思想深处消除“仇官”心理(实际上是“仇腐”心理)；二是从制度上解决各级官员的勤政问题，真正为民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带来看得见的利益。

第二个方面是要为解决城乡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制度上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真正取得实效；二是从制度上打破城乡壁垒，促进农村人口平稳有效地向城市转移。

第三个方面是要为解决行业间的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着力解决行业垄断问题，切实打破行业间的收入分配不公。

第四个方面是为解决劳资的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这也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逐步提高劳工最低工资保障线和强化对高收入的税收监管，从制度上解决劳资收入悬殊问题，从而在劳工思想深处消除“仇富”心理；二是完善工会制度，加大工会工作的力度，从制度上解决劳资的对话和劳工的利益表达机制；三是鼓励和提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努力促进劳资和谐。

第五个方面是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规模的积累，加速和加大力度在全社会建立普遍的、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等。

第六个方面是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捐赠制度，让有钱人广泛地、自觉地参与到构建贫富和谐的工作中来。

通过这一系列与收入分配有关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一方面，使“贫有保底”，从而“贫而不穷”；另一方面，使富者遵守各种社会规则，具有博爱和人文主义思想，长期坚持不懈地履行社会责任，多行善举，关爱社会弱势群体，从而降低、平抑和化解社会矛盾。只要这些做到了，贫富同舟共济，促进社会和谐，不仅是必须做到的，也是能够做到的。

二、关注公平不能向效率开刀

由于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和贫富矛盾的凸现，不少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提出了质疑，好像收入差距拉大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实行“效率优先”造成的。如果是这样，就得降低效率了。但我们可以冷静地想想：我国的效率是否真的很高了？绝不是。因为迄今为止，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和资金产出率还远低于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而单位GDP增长的资源消耗率则大大高于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

我认为，国家和社会应当关注社会公平，只有公平了才能实现贫富和谐，但关注公平，实现贫富和谐，绝不能向效率开刀。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既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世界性难题。我们不能一般地反对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是市场机制的重要内容，是激励效率的重要杠杆。而收入差距过大，则会影响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社会不是要消灭收入差距，而是要调节收入差距，取缔非法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平抑社会矛盾。一个社会首先必须保持一定的竞争性差距，以便刺激效率，促进发展。否则，实现平等和贫富和谐必定会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中国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出现的普遍难题和顽疾是经济效率低下，因而改革伊始我国就正确地提出和实行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但收入差距控制在多大程度既有利于保持经济效益，又不损害社会公平和影响社会稳定，这不仅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对于这些，该是什么问题，就在什么范围内解决什么问题。如果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别是构建贫富和谐就把矛头指向实行了20多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中和崛起的文明古国，永远不能忽视公平，但一天也不能没有效率。

“平均主义”不利于提高效率，而“收入差距”有利于提高效率，这是所有国家的历史实践都证明了的。比如说，勤劳人效率高，如果勤劳人的回报与懒惰人一样，这也是不公平的，结果会造成人们不愿意勤劳。因此要“奖勤罚懒”，而奖勤罚懒必然造成收入差距。邓小平讲“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就是立足于提高效率。但是，单认清这个问题还不够，我们还要客观地分析“公平”。公平包括“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机会公平有利于激励效率，而结果公平（比如不管工作干的好坏收入都一样），必然会严重影响效率。经济学天生关注效率，社会学天生关注公平，这是学科分工使然。我认为可以用一句话使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达成“共识”：“公平是相对的，社会可以接受的差距就是公平的”。

我国收入差距过大不能归结为“效率优先”，但并不是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完全凝固不变，而是要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实际情况的变化与时俱进。

过去我们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一是因为鼓励效率的市场机制尚未形成，还需要政府在推进效率方面发挥有力作用；二是我国当初平均主义还比较严重，需要打破。而今天的情况则大大变化了。市场作为激励效率的力量已经初步形成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用更多的精力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和协调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因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客观上将转变为“市场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

有的学者提出“初次分配领域效率优先，再分配领域公平优先”。这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在初次分配领域也存在着两个误区:一是资本的主导者可能以强势地位故意压低甚至拖赖打工者工资，这在初次分配领域是难以自发解决的，必须由政府监管和干预；二是初次分配领域的高效率，不一定都带来宏观经济的高效率，可能还会冲击和影响宏观经济效率，这也必须依靠国家干预。因此，“政府主要管公平”，既包括再分配领域的公平和效率，也包括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和效率。但对初次分配领域的管理，主要是通过法律手段，而不能干预微观经济领域的生产经营活动。

第五篇：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收入分配改革需要攻坚克难的勇气[模版]

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收入分配改革需要攻坚克难的勇气

时至今日，收入分配制度要不要改革，已经不言自明、无需讨论，目前的焦点难点是如何改的问题。历时8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仍然“犹抱琵琶半遮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究竟有多难？又难在哪里？

首先就难在，这是一场诉求有余而动力不足的改革。邓小平同志很早就说过，改革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正是涉及到既得利益者最切身的利益，阻力之大自不必多言。取消公务员的隐性福利和权力寻租，调低垄断行业的超额工资和灰色收入，无异于与虎谋皮，这就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现实处境：有改革诉求的群体，鲜有影响决策的渠道;而足以影响决策的强势群体，又缺少改革的诉求。

其次还难在，这是一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综合改革。在一次分配中，如果不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工人仍然缺少谈判能力，那么“强资本、弱劳动”的现状仍将继续，“提高居民收入占比”就只能是一个口号。在二次分配中，如果个税征收仍然难以起到“劫富济贫”的作用，那么政府的调节作用也将有限。这也是收入分配改革必须面临的问题：要想取得预期成效，需要在收入分配领域之外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建设，顶层设计显然比单刀突进要艰难得多。

再次还难在，这是一场很难实现帕累托最优的改革。回首改革历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顺利推开，正是因为这项举措使得每一个人的收益都有所增加，实现了帕累托最优。然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却很难在同时使所有阶层收益增加，利益的博弈有时体现出零和的特征，比如工人多得就意味着企业少得，这也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该直面的难题：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你得我失的利益博弈，为改革之船掀起了左右互搏的巨浪。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难度，但是不改革经济社会发展就会有危险，因此，面对这些世所罕见的阻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该抱着“再深的水也要趟”的勇气向前推进。看看经济学的研究：收入分配不公如果长期存在，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影响经济转型的成功。听听温家宝总理引用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告诫：“财富如果长期为少数人所占有，而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它是不公平的，而且注定这个社会是不稳定的。”

胡锦涛总书记在7·23讲话中提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的16字方针，之所以要“凝聚力量、攻坚克难”，正是因为改革之难；而难中之难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尤其需要攻坚克难的勇气与担当，在酝酿8年之后突出重围、抢滩登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