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错误认识实践好“四种形态”

第一篇：克服错误认识实践好“四种形态”

中央纪委在六次全会工作报告中明确要求，各级纪委要坚持纪在法前，把“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是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是极极少数”这“四种形态”运用情况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把监督执纪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准确把握和正确运用“四种形态”，既是对各级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也是纪检机关开展监督执纪问责的基本遵循。

准确把握“四种形态”的内涵和要求

“四种形态”是一种全新的工作理念，科学回答了“用什么执纪、为什么监督”的重大理论问题和怎样解决“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现实问题。各级党委和纪检机关在推进管党治党过程中，要全面准确把握“四种形态”的丰富内涵和根本要求，澄清和克服一些思想认识和行动上的误区。

消除对把握“四种形态”的错误理解。正确理解和把握“四种形态”，要防止产生以下不良倾向。有的认为，把纪律挺在前面，反腐败要出现拐点了，下一步正风反腐就会节奏放缓、力度减弱；有的担忧，“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是不是纪委从此以后不查大案了？有的判断，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与查办案件相比要更加容易了。这些都是对中央提出“四种形态”的误解。实际上，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决心没有变，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的目标没有变。“四种形态”的本质是把纪律挺在前面，做到关口前移、层层设防，发现问题及时提醒，违反纪律及时处理，“有多少就处理多少”。对于党员干部，要求不是放松了，而是更严了；标准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对于推进正风反腐，任务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力度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

消除“四种形态”与党委无关的片面认识。总书记要求各级党组织对有问题的干部，要提提领子、扯扯袖子，红红脸、出出汗；对问题严重的，就要打手板、敲警钟，严肃处理。这些要求正是对各级党委正确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把纪律挺在前面的生动体现。现实中，有的人却认为，既然是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就应该是纪委的主业主责，与党委无关；甚至还有人为落实“四种形态”不力而受处分的党委书记鸣不平，这些都是对“四种形态”的误读。在工作实践中，把握运用“四种形态”，首先是各级党委要在第一种形态上下功夫，把咬耳扯袖、红脸出汗体现在日常，从一点一滴抓起，这才是真正的管党治党。其他三种形态的实现，尽管纪委是主要力量，也必须由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党委来领导和组织实施，提供条件和保证。如果党委主体责任扛不起来，“四种形态”只能是“空中楼阁”。

消除割裂“四种形态”关系的武断做法。“四种形态”蕴含着整体与个体、必然与偶然、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他们既环环相扣，又层层设防，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现实中，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严明党的纪律，可以有效防止党员干部“带病”往前走。这就好比医生给病人看病，也得视病情轻重来对症治疗：头疼脑热、感冒咳嗽就开点常用药；高烧不退、炎症严重再使用抗生素；长了良性肿瘤、组织增生要做手术摘除„„这就要求对“四种形态”综合运用把握，决不能只强调某一种形态，忽略了其他形态的作用。但在实践过程中，有的把“四种形态”当成“四个筐”，简单地按照“四种形态”的数据比例下任务、分指标，生搬硬套，僵硬固化，对达不到比例要求的还问责追责；有的甚至搞“宏观调控”，人为地增加或减少某种形态，刻意绘制看似漂亮的“四种形态”分布图。运用“四种形态”，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哪一种违纪行为就采取相应的监督执纪措施，做到不枉不纵、不错不漏，绝不能不顾事实人为地进行形态调整。

践行好“四种形态”，把监督执纪问责做深做细

运用“四种形态”，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抓住“关键少数”，把握好“四种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按照不同的违纪情况采用不同的处置方式，把监督执纪工作做深做细做实。

实践好“四种形态”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党纪严于国法，必须让纪律成为管党治党的尺子、不可逾越的底线。只有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实现纪法分开，各级纪委才能真正做到执纪审查而不是“司法调查”，实现把纪律立起来、严起来，执行到位。在实践中，要体现把纪律挺在前面、越往后执纪越严，绝不能因为问题小、程度轻或初次犯，就不闻不问、不查不纠。在审查对象上，要重点审查“三种人”，尤其是要突出一把手这个“关键的少数”。在审查内容上，要突出政治性，将违反“六项纪律”特别是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作为审查重点。要改变以往“贪大求全”的执纪审查模式，在确保审查质量的前提下，快查快结、快进快出，腾出更多的时间和力量遏制腐败增量。在尺度把握上，要严格对照“六项纪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条例为准绳，严肃、审慎作出党纪政纪处分决定，坚决防止畸重畸轻。

实践好“四种形态”关键是让红脸出汗成为常态。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最难的是第一种形态，关键也在用好第一种形态。只有把党内政治生活严肃起来，在咬耳扯袖、红脸出汗的常态中让监督无处不在，才能防止党员破纪进而破法，夯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用好第一种形态不能“空转”，必须见诸行动，把严的要求、实的措施体现在时时处处事事。党委要向各级党组织层层传导压力，压实主体责任，加强日常管理监督，并使其落到实处，结合正在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督促全体党员强化党章党规党纪意识，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恢复党内政治生活的本来面目。各级纪委要做好问题线索的收集研判处置工作，协助党委做好教育提醒、诫勉谈话等工作，抓好问题线索的谈话函询，把常态化的第一道防线筑牢夯实。运用第一种形态，做好谈话函询绝非易事，如何让被谈话人放下心理包袱，直面问题，又能让其充分认识到这是组织的关爱，考验着谈话主体的能力以及对政策法规的把握，但更考验着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责任和担当。

实践好“四种形态”必须因症施策。在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过程中，各地要准确认识常态、大多数、少数和极极少数的关系。四种形态各有侧重又相互联系，把前三种形态落实到位，守住了前三道防线，第四种形态自然会越来越少；用好了后两种形态，持续保持高压惩治态势，才能更好发挥第一、二种形态的作用。面对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繁重的任务，必须从整体上把握运用“四种形态”，既要做好咬耳扯袖、红脸出汗各项工作，也要坚持力度不减、尺度不松、节奏不变，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实现惩处极少数、教育大多数的政治和社会效果。要探索制定主动坦白党员干部管理处置办法，对愿意悔改、主动交代、彻底整改、重建忠诚的要给出路、给机会，拓宽减少腐败存量途径，促其从后一种形态向前一种形态转化。如，对党员干部问题性质轻微、又主动改过的，本来属于轻处分的，可以放在红红脸、出出汗里面去解决。尽管这种转化取决于当事人的态度、努力，但是纪检机关也需要把握政策、主动作为，为实现这种转化创造环境、提供条件，促使这种转化实现。

第二篇：挺纪在前,实践好“四种形态”

挺纪在前，实践好“四种形态”

2016年01月11日

运用好‚四种形态‛既是一种工作要求，更是一种目标追求，体现了我们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四种形态‛与挺纪在前一脉相承，既能发挥纪律建设的治本之效，也能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实践好‚四种形态‛，纪检机关必须改进方法措施，减存量、遏增量，实现正风反腐的标本兼治

‚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2015年9月，王岐山同志在福建调研时，提出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为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提供了实现路径。

一年来，各级纪检机关跟上中央要求，以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作为深化‚三转‛的方向，积极转变理念，由‚盯违法‛转向‚盯违纪‛，彰显执纪特色；运用多种方式，让红脸出汗、咬耳扯袖成为常态，体现严管厚爱；改进方法措施，减存量、遏增量，实现标本兼治，让‚四种形态‛落地生根，取得了明显成效。

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始终贯穿着从严治党、严明纪律的要求。在2015年初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2015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王岐山同志参加北京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了‚把纪律挺在前面‛的管党治党新理念，作出‚纪律是管党治党的尺子，纪律建设就是治本之策‛的重要论断，也提出了后来反复强调的‚动辄则咎‛‚抓早抓小‛等要求，纪律检查工作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一年来，各级纪检机关从学习党章入手，认真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以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作为深化‚三转‛的方向，职责定位更加聚焦，执纪特色更加彰显。

中央纪委主动作为，将挺纪在前落实到监督执纪问责中。比如，把查办案件规范称为纪律审查，把案件线索规范称为反映领导干部问题线索，围绕‚六大纪律‛和五类处置标准科学处置线索，坚持抓早抓小、快查快结，用纪律语言描述违纪行为，等等。

在中央纪委的示范带动下，各地纪检机关积极探索实践挺纪在前。各地纪委开展了问题线索大起底，对多年沉积但

主动发现、挖掘问题线索，及时抓早抓小。各地不断加大执纪监督力度，查处党员干部违纪问题的数量大幅上升。比如，湖北省各级纪检机关截至去年10月共处理5404人，其中党纪政纪处分3595人，占处理总人数的66.5%，移送司法处理的人数占被查处总人数的3.9%。

观念在实践中转变，认识在实践中深化。‚挺纪在前‛给纪检干部带来的首先是‚政绩观‛的转变。‚我们原来爱以办大案要案论英雄，找的是案件线索、算的是涉案数额、看的是贪腐程度，抓早抓小被视为‘小题大做’。‛四川省德阳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冯发贵说，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实践，他们认识到，必须由‚盯违法‛转向‚盯违纪‛，用纪律这把尺子衡量党员干部的行为，既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也抓早抓小、动辄则咎，用纪律管住大多数。

观念的转变有力地推动实践的深化。谈话、函询、‚断崖式降级‛组织处理、党纪轻处分和重处分……执纪监督的方式和手段越来越丰富。据统计，2015年上半年，贵州省各级纪检机关共谈话函询181人，组织处理1002人，受处分人员中给予撤职以下处分的有2483人。2015年1至9月，云南省纪委通过约谈、函询、诫勉谈话等方式处理情节轻微问题483件，组织处理233人，对反映失实的1074件予以澄清。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既是对长期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又是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纪检工作所面临形势和任务的科学判断；既是对党内监督工作的理论创新，又是推动纪律审查工作转型的方向指引；既是一种工作要求，更是一种目标追求，体现了我们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抓早抓小，通过‚四种形态‛体现严管厚爱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实践好‚四种形态‛，就要在抓早抓小上狠下功夫，治病于初萌，防患于未然，让红脸出汗、咬耳扯袖成为常态。

抓早抓小，前提是早发现。一年来，各地纪检机关围绕提高主动发现问题能力，大胆探索尝试。江苏江阴结合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实际，开展巡查‚体检‛，自启动以来已巡查32个单位，移送问题线索39条。四川资中及时捕捉涉及党员干部的舆情信息，从中筛选有价值的问题线索。云南昆明推选出512位作风建设社会监督员，紧盯各种‚四风‛问题，仅去年上半年就发现问题线索1500余件次。

对不同违纪问题，各级纪检机关综合运用谈话函询、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方式，加快处置速度。其中，用谈话的方式，使党员干部红脸出汗、咬耳扯袖，已成为各地纪检机

轻微属一般性违纪问题或不够纪律处分的，反映问题笼统或因客观条件限制难以查证核实的党员干部实施精准约谈，2015年1-10月，全市共约谈党员干部755人，227人主动报告自身存在的违纪问题224条。湖北孝感鼓励谈话对象敞开心扉，提升谈话的警示教育效果，2015年1-10月共谈话344人次。

‚真的很感谢纪委找他谈话，让他知道了自己的错误，否则他可能就会在违纪路上走得更远，甚至落入违法的深渊。‛一位曾被约谈干部的家属事后说，‚纪委再也不是那个只会抓贪官的纪委了，而是能让干部悬崖勒马、幡然醒悟的纪委。‛的确，一次次谈话，一次次函询，既不留情面地抓住了问题，更教育、挽救了干部，是严管，更是厚爱。

改进方法，发挥‚四种形态‛的标本兼治之效 有人担心，实践‚四种形态‛是不是只抓小问题？也有人担心，实践‚四种形态‛会不会减缓反腐败力度？

答案是否定的，仅举一例便可说明——从去年11月2日至13日短短12天内，已有北京市委副书记吕锡文，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艾宝俊等6名涉嫌严重违纪的中管干部被组织审查。这无疑告诉那些对‚四种形态‛认识有偏差，甚至还抱有幻想的人：实践‚四种形态‛决不放过‚极极少数‛。

纪律建设的治本之效，也能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实践好‚四种形态‛，纪检机关必须改进方法措施，减存量、遏增量，实现正风反腐的标本兼治。

线索处置是纪律审查的源头和基础。各级纪检机关按照动态清理、分类规范、突出重点、处置得当的原则，对线索进行统一管理，按照‚四种形态‛严格处置问题线索，加大谈话函询处理力度，清理暂存线索。山西省纪委对问题线索处置进行改革，改革后，反映省管干部问题线索的初核类比例由过去的20%上升为38%，谈话函询类比例由过去的1.6%上升为23%，暂存类比例由过去的58.7%下降到19%。‚这说明原先搁置的大量问题线索得到了有效处置，减少了存量。‛省纪委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说。

在纪律审查环节，各级纪检机关将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作为审查重点，并改变审查方式，该谈话函询的就谈话函询，该纪律处分的就及时处分，该组织处理的就组织处理，使纪律轻处分成为常态，坚决把增量遏制住。湖北省2015年前10个月给予党纪政纪轻处分的人员占处分总人数的80.1%，成都市截至2015年12月初共查处轻微违纪干部1503人，占处分总人数的70%。

‚谁违反了纪律、破坏了规矩，就会随时受到纪律的惩戒；何处发现不正之风和违纪问题，就会立刻查处，及时处理。‛河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尹晋华说，纪检机关通过探索有效管用的方法措施，实践好‚四种形态‛，就能最大限度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这也是对标本兼治方针的深化。（记者 白广磊）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提供）

第三篇：四种形态,一个都不能少范文

“四种形态”，一个都不能少（深度关注·如何用好“四种形态”④）

本报记者 赵 兵

《 人民日报 》（2016年05月24日版）

“四种形态”提出，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这是不是意味着反腐败高压态势减弱？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是不是对违纪干部重罪轻罚、高举轻放？抓早抓小，是不是代表纪检监察工作轻松了？实际上，这些都是对“四种形态”的误读，“四种形态”着眼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四个方面有机统一，相互关联，实践中必须全面把握，才能够达到良好效果。

“抓小”意味“放大”？

“抓小”不能“放大”，反腐高压不减

【案例】

2015年2月，广东某市纪委收到群众举报市监察局副局长李荣（化名）公款吃喝、收受礼品等顶风违纪问题。在市纪委函询核实问题时，李与相关人员均予以否认。该事件被网络曝光后，李与相关人员再次串供，应对组织审查。同年8月，广东省纪委查实李荣违规接受公务宴请、收受礼金礼品问题，并在组织函询期间未如实向组织报告，串供隐瞒事实真相，情节严重。最终，省纪委决定对李荣予以立案检查，对其采取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等处分。

对干部问题“抓小”，并不意味着“放大”。对重处分占“少数”、立案审查占“极极少数”的强调，并不意味着纪委不查大案，也不意味着将对干部出现的严重问题高举轻放。从上述案件可以看出，如果运用函询没有达到良好效果，并存在严重违纪问题时，纪检监察机关将毫不手软使用更加严厉的纪律戒尺。

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指出，“力度不减、节奏不变，持续保持遏制腐败的高压态势。”实际上，“四种形态”的实施，是关口前移，尤其是第一种形态，要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将干部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遏制在萌芽状态，在法律“红线”之上设置多道防线，旨在拦截党员干部从违纪走向违法，避免“好同志”沦为“阶下囚”，并不是数量和力度上放缓反腐节奏。

以广东为例，数据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受理与审结的案件数均连年攀升。2014年受理的案件数增长了82.2％，其中审理厅级干部人数比2013年增长165％；2015年受理案件数比2014年增长了162％，其中审结厅级干部人数比2014年增长167％。

“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不是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是以前不管的现在管了，以前放松的现在收紧了。”广东省纪委副书记王衍诗说。

4月16日，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越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4月18日，广东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刘志庚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4月21日，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原副主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原副主任龚清概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5月12日，外交部原党委委员、部长助理兼礼宾司司长张昆生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一个多月以来，一个个“大老虎”被查处再次表明，反腐高压态势不减，强度不降，任何人违法乱纪都不要寄希望于侥幸逃脱或重罪轻罚。

批评教育可以代替硬处理？

不能割裂“四种形态”，需综合把握运用、对症下药

【案例】

今年1月29日，中央纪委公布了2015年给予十名中管干部党纪重处分并作出重大职务调整的情况，这些干部因严重违纪，有五人被开除党籍，降为科员或副处级非领导职务；有四人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处分，降为正处或副厅级非领导职务……2月5日，中央纪委又公布了四川省省委原副书记、省长魏宏和湖北省委原常委、组织部长贺家铁因严重违纪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的决定，两人分别被降为副厅级非领导职务和正厅级非领导职务。

“老虎”究竟是怎么长大的？为什么有的党员干部要么是“好同志”，要么就是“阶下囚”？

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熊惊峰在中纪委官网接受访谈时表示，从这些年日常的执纪审理工作中，常常发现不少“老虎”是一路腐败、一路带病提拔过来的。在干部监督上，相当一部分党组织习惯于把防线只设置在反腐败上；相当一部分纪委只重视查办大案要案，把法律当尺子，把监督执纪退到法律的“红线”。

通过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严明党的纪律，可以有效防止党员干部“带病”往前走。这就好比医生给病人看病，也得视病情轻重来对症治疗：头疼脑热、感冒咳嗽就开点常用药；高烧不退、炎症严重再使用抗生素；长了良性肿瘤、组织增生要做手术摘除……这就要求对“四种形态”综合运用把握，决不能只强调某一种形态，忽略了其他形态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纪委“三转”的改革深化，大多数纪检干部过去以办大案为英雄的理念逐渐得以转变。吉林2015年对党员干部身上的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共谈话函询591人；江苏防止小错拖成大错，今年以来共谈话函询省管干部163人；湖南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今年1至3月共开展谈话函询 3 434人次，同比增长675％……抓早抓小、治病救人理念逐渐贯穿于各级纪检机关监督执纪过程中。

在转变片面抓大案的同时，也要防止片面偏向某一种形态。有的地方在监督执纪过程中，以批评教育软处理代替纪律硬处理。比如，有地方党委书记收到反映干部问题线索后，直接对干部进行谈话提醒，根据谈话效果及干部态度来判断问题线索是否属实，事后并不对线索及干部反馈进行核实，这就容易造成线索遗漏。此外，有的地方在利用函询要求干部说明有关情况时，并不进行全面核查，有的采取抽查方式，有的甚至只是作为依据暂存起来。因此，既要重视运用好第一种形态，把问题消化在萌芽状态，使严重违纪的干部越来越少，也要充分发挥后面三种形态的威慑和后盾作用，对严重违纪的腐败行为坚持零容忍。

运用第一种形态最简单？

警惕“容易论”，提高能力担当

【案例】

今年2月23日，经过江西宜春市纪委初核之后，市纪委副书记对某县政协副主席张朝（化名）就违规放贷、投资入股旅游地产问题进行诫勉谈话。起初，张朝一直不敢直面问题，含糊其辞，认为交代自己存在的问题就是“自断前程”。后来在市纪委副书记中肯的开导下，张朝慢慢意识到这样的诫勉谈话是“组织在帮助我、关心我，在咬我的耳朵，让我出出汗，扯住我的袖子，要我及时收手”。最终，他放下心理包袱，直面问题。谈话之后，市纪委就其他反映不属实的问题在一定范围内予以澄清正名，没有影响张朝提拔进步。张朝感慨万分：“若不是市纪委的同志帮助我及时收手，怕是我会依然侥幸下去，必定酿成大错。”

运用把握好“四种形态”并非易事，尤其是第一种形态，如上述案例，如何让被谈话人放下心理包袱，直面问题，又能让其充分认识到这是组织的关爱，考验着谈话主体的能力以及对政策法规的把握。

“谈话函询与执纪审查中的谈话不一样，后者往往已掌握大量违纪证据，需要攻破的仅仅是心理防线，而谈话函询掌握的往往只是一般性的问题线索。因此在谈话处置问题线索时，就需要根据现场情况随机应变、更加耐心做好对方的思想工作。”一位纪检干部说道。

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指出：严管就是厚爱，治病为了救人。实践“四种形态”，纪委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执纪的力度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要提高思想政治水准和把握政策能力，实现惩处极少数、教育大多数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

从运用“四种形态”的实践来看，确实如全会所指出，责任、力度和难度都在上升。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意味着面向全体党员、干部和党组织，涉及更多监督内容，但凡党规党纪规范所涉及的事项都应纳入“四种形态”，纪检监察机关工作量大幅增加。

同时，对于问题线索，什么情况下运用第一种形态，什么情况下运用后面三种形态，都考验着纪检监察干部的责任和能力。有的地方已经进行制度性探索，如广东清远市正在制定《清远市谈话提醒制度实施细则》，列出39种谈话提醒情形，给运用第一种形态提供明确依据。

因此，运用好“四种形态”要结合纪委“三转”的不断深化，在实践中把握好政策，提高纪检监察干部的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各级党委也要切实担负起全面 5 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尤其是运用好第一种形态不只是纪委的事，更是党委的责任，只有如此，才能够齐心合力，将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第四篇：四种形态学习体会

如何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思考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即让咬耳朵、扯袖子，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大多数，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这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既是当前纪律检查机关开展监督执纪问责的基本遵循，也是对各级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既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又要学会运用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这不仅是工作任务，更是工作方法。“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如何理解 古代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众所周知，蔡桓公讳疾忌医，结果从“疾在腠理”、“疾在肌肤”,变成“疾在肠胃”、“疾在骨髓”,终不可治。同理，有人用“勤浇树、正歪树、治病树、拔烂树”来形容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咬耳扯袖、红脸出汗”好比“勤浇树”;“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好比“正歪树”;“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好比“治病树”;“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好比“拔烂树”.在整个“森林”生态中，病树、烂树毕竟是少数，执纪监督工作更多的是“勤浇树”、“正歪树”.相对于党纪重处分和刑事责任追究，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尚是柔性措施，既是警示惩戒，更是教育挽救，让游走在法纪边缘的党员干部悬崖勒马。然而，“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也招致这样一些疑惑和误解： 疑惑一：这是不是意味着反腐败节奏放缓了？ 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往往将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处理少数有严重问题的党员干部。其实，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就是全方位、全覆盖，每一名党员、每一个党组织都在其中、不能例外。“祸患常积于忽微”,对有违反纪律和规矩的行为要“露头就打”,避免党员干部大错不犯、小错不断，乃至重蹈蔡桓公的覆辙。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成为大多数有效体现了党对干部的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反腐败工作力度不减反增、节奏不缓更急。疑惑二：这会不会成为问题官员从轻发落的借口？ 有人认为，“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成为大多数”,会导致一些违纪人员“该处分的不处分，该重处分的给予轻处分”.其实，这样的担心大可不必。从新修订《条例》和《准则》两项党内法规，可以看出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覆盖到何种程度”“从严，严格到什么份上”.比如新修订的《条例》以党章为遵循、以问题为导向，增加了违反六大纪律行为的内容，在量纪的尺度上比原版更严，对党员在守住“底线”的基础上要求更高，将一些以前党纪不追究的行为也都纳入党纪处分的范畴，触犯刑律的即使免予刑事处罚也一律予以重处分。所以，对问题官员的追究绝对不会轻描淡写、从轻发落。“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如何落实 抓住两个重点，转变工作理念 切实“三转”,落实“两个责任”.党委是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主体，各级党委不仅要落实好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也要把监督作为分内之事；纪委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共同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党组织的日常工作，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都是党章规定的主体责任。纪律审查也必须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很多涉及的都是“小节”问题，党委要切实加强日常监管，发现问题及时出手，对违纪人员给予纪律处分、组织处理，并举一反

三、整顿规范，警示教育大多数。纪委要切实“三转”,实行“监督的再监督、检查的再检查”,通过监督责任履行推动主体责任落实，层层传导压力，强化责任追究，有责必问、问责必严，倒逼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纪委在执纪监督中，对违纪人员可以党纪立案，也可以提出并处或单处组织处理措施的建议，组织处理要与组织（人事）部门共同研究决定。纪在法前，找准“主战场”.以前，有的纪检机关重视查办大案要案，一些人甚至认为领导干部只要不违法，违反纪律就是“小节”,从而忽视日常监督执纪，致使出现“不出事都是‘好同志’，一出事皆成‘阶下囚’”的现象。其实，纪检机关的阵地不应该摆在法律底线上，在纪、法之间有一个缓冲带，这个缓冲带才是今后执纪监督工作的“主战场”.在这个“主战场”,纪检机关一是要抓早抓小，要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和轻微违纪问题，更多地运用党纪轻处分和各种组织处理方式来处理；二是要纪法分开，突出查违纪问题，坚持快查快结，集中精力查清主要违纪问题后，把涉嫌违法犯罪的问题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落实相关制度，完善系列措施 运用好谈话函询制度，发现问题及时出手。谈话函询本身不是党纪处分也不是组织处理的手段，而是问题线索处置的一种方式。作为对反映领导干部问题线索的五类处置标准之一，谈话函询环节对线索反映中带有苗头性、倾向性、一般性的问题及时处置，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中大部分是给予党纪轻处分或组织处理。谈话函询，不但对被反映的干部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也有利于纪委减少初查核实的工作量。运用好多种组织处理手段，明确相应惩戒措施。组织处理不能局限于狭义上的岗位、职务调整，而要充分运用批评教育、通报批评、提醒、函询、诫勉等各种方式。党纪政纪处分后，当事人会受到任职、考核、待遇等方面的惩戒，受组织处理的，相应的惩戒措施也要跟进。比如，2015年新出台的《关于组织人事部门对领导干部进行提醒、函询和诫勉的实施细则》，规定了受到诫勉的领导干部，取消当年考核、本任期考核评优和评选各类先进的资格，六个月内不得提拔或者重用。诫勉期满后，对于没有很好改正，还可以进一步给予调离岗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降职等组织处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对受到岗位、职务调整的，也规定了提任职务等限制。总体来说，组织处理的惩戒措施虽有所规定，但仍要不断细化完善。比如可以扩大惩戒面，除了现有规定的诫勉、调离岗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等，对通报批评等也可以规定一定的惩戒措施。正确运用两种手段，查处问题宽严相济 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都是执纪监督的重要手段，两者可以优势互补。纪律审查工作中，要善于运用和正确运用组织处理的手段，提升纪律惩戒的综合效果。案件调查过程中，借势借力于组织处理措施。根据《中国共产党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关于在查处违犯党纪案件中规范和加强组织处理工作的意见（试行）》等规定，被调查的党员干部错误严重已不适宜担任现任职务或妨碍调查的，可及时建议党委或党外组织停止其职务或免去其职务。特别是一些突发事件或违纪人员身份特殊的案件，调查取证需要时日，一时难以作出纪律处分的，及时采取停职、免职等组织手段，能够排除调查干扰，回应社会关注，取得查处主动权。还有查办窝案串案过程中，有必要区分主从关系、情节轻重作区别对待，组织处理手段可以成为政策攻心、分化瓦解的工具，从而加快查办节奏、彰显查办效果。案件处理过程中，从严把握组织处理条件。必须根据被审查人的违纪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依照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应规定确定是否适用；防止和避免组织处理适用上的随意性。特别是只作组织处理，不再给予党纪处分的更要从严把握条件。要考虑三个方面：一是违纪人员只应受轻处分，即党内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如果应受重处分，则不宜只给予组织处理；二是具有从轻、减轻情节，或者能认识错误、配合调查的；三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能够被公众认可。（作者尹玲英系浙江省嵊州市监察局副局长）链接 何谓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 党纪处分和组织处理都是执纪监督的重要手段。党纪处分，是指各级党委和纪检机关，依照规定的权限、程序，对违纪对象作出的党内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这五种处分决定。其中的党纪轻处分，是指党内警告和严重警告两种处分。组织处理，根据中纪委、中组部《关于在查处违犯党纪案件中规范和加强组织处理工作的意见（试行）》（x纪发[2008]x号）规定，是指党组织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涉嫌违犯党纪的党员干部，进行必要的岗位、职务调整的组织措施。这个文件规定的组织处理的方式有三种：停职、调整、免职三种；在实际工作中，组织处理的方式显然并不限于这三种，与岗位、职务调整有关的降职、责令辞职等措施显然也属组织处理方式，与岗位、职务调整无关的批评教育、通报批评、诫勉谈话也应视为广义上的组织处理方式。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的关系 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作为执纪监督的两种不同手段，执行主体、执行条件和程序、惩戒方式都不尽相同。两者各具优势且可以优势互补，但又不能相互代替。两者优势互补。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可以并处，以更好地达到对违纪人员教育惩戒的目的。给予违纪人员党纪轻处分的，可同时建议党委、政府采取免职、调离岗位等组织处理措施；组织处理也可以单处，以体现宽严相济。如果违纪情节较轻，只应给予党内轻处分，且有从轻、减轻等情节，仅采取组织处理方式也能达到惩戒目的，也可不再予以党纪立案。不能相互代替。组织处理不能替代纪律处分，按照违纪性质和情节轻重，应追究党纪责任的，即使已采取组织处理，仍应予以党纪立案。比如党员领导干部有赌博行为，情节不是特别严重的，已通过免职措施将其从领导岗位调整下来，不能认为对违纪人员来讲免职比党内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严重”而不再给予党纪处分。反之亦然，对明文规定要给予组织处理的，不能以已给予党纪处分为由，而不再作组织处理。如何运用“四种形态”开展纪律审查 王岐山同志在福建调研时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但绝不是全部，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反腐败”、“要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可以说，围绕“四种形态”监督执纪，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是纪检监察工作“三转”的又一次深化，为监督执纪工作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指明了方向。如何在纪律审查过程中贯彻落实执纪监督要运用“四种形态”的新要求，如何落实执行好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每一名纪检监察工作者都应在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上进一步转变，努力适应纪律审查新要求。重视纪律审查前的初查工作 新形势、新要求下，纪律审查工作对线索的收集、梳理、分析、排查、初核更加全方位、精细化、专业化。纪律审查各环节工作都必须转变。案件线索运用的做法需要转变。“四种形态”的运用，体现纪律审查要更多立足抓早抓小，要求我们必须及时处置各类问题线索，缩短初核的时间、时限。同时，加强线索运用的意识还要继续保持，因为这既是纪律审查人员的一项基本功，也有利于协调相关部门共同做好反腐败工作。初查的范围、重点需要调整。以往线索初查的重点是涉及受贿、贪污等与职务有关的重大违反廉洁纪律的违纪违法线索。随着“四种形态”的提出，以及围绕新修订的两项法规，就要求我们将违反六大纪律的线索问题处于同等重要位置，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要将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等线索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初查预案制作中的初查方向、涉案性质等内容都需要调整。初查的方式、手段需要调整。对于可能涉嫌违法的线索，主要还是移送给检察、公安等侦查机关去实施初查。纪检监察机关主要进行一些材料、资料、证据的书面审查，而不再单独或以纪律为主地进行一些带有秘密调查性质的初查。这就意味着，新时期的初查工作，一般性调查谈话、取证将会大量使用，即使对于一些相对问题较复杂的当事人也会采取“走读式”的谈话。善于运用谈话函询取得突破 在贯彻执行新修订的“两项法规”和适应“四种形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要求下，纪律审查工作的调查谈话，也面临着重大的调整。对违纪当事人的询问谈话特别是重要口供突破方向上，受贿、贪污问题不应再作为纪律审查主攻目标，最多只是基础，要全面搜集各种违纪的事实。特别是在已拿下重大违纪事实后，不能在数额大小上恋战，更要腾出精力来重点攻取违犯其他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等问题。要善于运用函询这一手段。函询既是线索处置的方式之一，也是线索调查的重要手段。函询是具有鲜明纪律审查特色的调查手段，妥善运用可以及时处置、了结一些信访件，但对于被函询人来说，函询就像双刃剑。这是因为，一方面使用函询体现了组织对党员干部的信任和尊重；另一方面，如果函询对象不如实作出说明，将触犯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六十七条第二款，构成新的违纪错误，同样受到纪律处分。因此，纪检监察机关在选择函询方式时，首先要立足于掌握一定的证据基础之上。要更加依规依纪重视程序。重程序是讲政治的具体表现，这就要求纪律审查人员既要重视成文的规定，也要重视不成文的规矩。这就要求在纪律审查程序环节上需要正确把握，更需要取得分管领导和上级纪委的支持和支撑，比如在调查处理问题线索过程中要特别强调请示报告，这既是纪律审查的工作程序，更是纪律审查人员的政治规矩。下级纪检监察部门、具体办案人员要在线索上报、初查立案等环节上必须严格执行及时向上级纪委和主管、分管领导报告、请示制度。做好纪律审查后半篇文章 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要求纪律审查工作更加注重政治、法纪、社会等综合效果，更要经得起历史、条规、舆论的检验，要认真做好每一次审查的后半篇文章。把“一案双查”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开展纪律审查，不但要审查本案、原案，还要注意其背后是否有失职渎职或其他需要承担领导责任、“一岗双责”的人，要树立追责审查的意识。纪律审查的文书、文稿上有所变化。一方面，调查报告、立案报告等，特别是涉刑案件的文书，叙述违犯纪律事实部分要放在违法事实部分前面，更要有一定量的篇幅，以区别于司法机关的侦查终结和起诉书。另一方面，对外宣传、发布的文稿上，除了对构成违纪、给予纪律处分的事实作叙述外，其他一些违反有关纪律、规矩规定的行为，如进行串供、对抗组织调查等行为虽不一定给予党纪处分，但也可以作出叙述。在纪律审查的成果运用上也有所变化。对于典型案件的剖析，不但要从传统的思想上、制度上进行剖析，更要从“两个责任”、“一岗双责”的落实和不守规矩等方面去剖析。

第五篇：四种形态学习体会

如何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思考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即让咬耳朵、扯袖子，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大多数，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这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既是当前纪律检查机关开展监督执纪问责的基本遵循，也是对各级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既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又要学会运用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这不仅是工作任务，更是工作方法。

“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如何理解

古代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众所周知，蔡桓公讳疾忌医，结果从“疾在腠理”、“疾在肌肤”,变成“疾在肠胃”、“疾在骨髓”,终不可治。同理，有人用“勤浇树、正歪树、治病树、拔烂树”来形容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咬耳扯袖、红脸出汗”好比“勤浇树”;“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好比“正歪树”;“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好比“治病树”;“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好比“拔烂树”.在整个“森林”生态中，病树、烂树毕竟是少数，执纪监督工作更多的是“勤浇树”、“正歪树”.相对于党纪重处分和刑事责任追究，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尚是柔性措施，既是警示惩戒，更是教育挽救，让游走在法纪边缘的党员干部悬崖勒马。

然而，“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也招致这样一些疑惑和误解：

疑惑一：这是不是意味着反腐败节奏放缓了？

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往往将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处理少数有严重问题的党员干部。其实，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就是全方位、全覆盖，每一名党员、每一个党组织都在其中、不能例外。“祸患常积于忽微”,对有违反纪律和规矩的行为要“露头就打”,避免党员干部大错不犯、小错不断，乃至重蹈蔡桓公的覆辙。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成为大多数有效体现了党对干部的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反腐败工作力度不减反增、节奏不缓更急。

疑惑二：这会不会成为问题官员从轻发落的借口？

有人认为，“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成为大多数”,会导致一些违纪人员“该处分的不处分，该重处分的给予轻处分”.其实，这样的担心大可不必。从新修订《条例》和《准则》两项党内法规，可以看出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覆盖到何种程度”“从严，严格到什么份上”.比如新修订的《条例》以党章为遵循、以问题为导向，增加了违反六大纪律行为的内容，在量纪的尺度上比原版更严，对党员在守住“底线”的基础上要求更高，将一些以前党纪不追究的行为也都纳入党纪处分的范畴，触犯刑律的即使免予刑事处罚也一律予以重处分。所以，对问题官员的追究绝对不会轻描淡写、从轻发落。

“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如何落实

抓住两个重点，转变工作理念

切实“三转”,落实“两个责任”.党委是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主体，各级党委不仅要落实好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也要把监督作为分内之事；纪委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共同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党组织的日常工作，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都是党章规定的主体责任。纪律审查也必须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很多涉及的都是“小节”问题，党委要切实加强日常监管，发现问题及时出手，对违纪人员给予纪律处分、组织处理，并举一反

三、整顿规范，警示教育大多数。纪委要切实“三转”,实行“监督的再监督、检查的再检查”,通过监督责任履行推动主体责任落实，层层传导压力，强化责任追究，有责必问、问责必严，倒逼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纪委在执纪监督中，对违纪人员可以党纪立案，也可以提出并处或单处组织处理措施的建议，组织处理要与组织（人事）部门共同研究决定。

纪在法前，找准“主战场”.以前，有的纪检机关重视查办大案要案，一些人甚至认为领导干部只要不违法，违反纪律就是“小节”,从而忽视日常监督执纪，致使出现“不出事都是‘好同志’，一出事皆成‘阶下囚’”的现象。其实，纪检机关的阵地不应该摆在法律底线上，在纪、法之间有一个缓冲带，这个缓冲带才是今后执纪监督工作的“主战场”.在这个“主战场”,纪检机关一是要抓早抓小，要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和轻微违纪问题，更多地运用党纪轻处分和各种组织处理方式来处理；二是要纪法分开，突出查违纪问题，坚持快查快结，集中精力查清主要违纪问题后，把涉嫌违法犯罪的问题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落实相关制度，完善系列措施

运用好谈话函询制度，发现问题及时出手。谈话函询本身不是党纪处分也不是组织处理的手段，而是问题线索处置的一种方式。作为对反映领导干部问题线索的五类处置标准之一，谈话函询环节对线索反映中带有苗头性、倾向性、一般性的问题及时处置，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中大部分是给予党纪轻处分或组织处理。谈话函询，不但对被反映的干部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也有利于纪委减少初查核实的工作量。

运用好多种组织处理手段，明确相应惩戒措施。组织处理不能局限于狭义上的岗位、职务调整，而要充分运用批评教育、通报批评、提醒、函询、诫勉等各种方式。党纪政纪处分后，当事人会受到任职、考核、待遇等方面的惩戒，受组织处理的，相应的惩戒措施也要跟进。比如，2015年新出台的《关于组织人事部门对领导干部进行提醒、函询和诫勉的实施细则》，规定了受到诫勉的领导干部，取消当年考核、本任期考核评优和评选各类先进的资格，六个月内不得提拔或者重用。诫勉期满后，对于没有很好改正，还可以进一步给予调离岗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降职等组织处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对受到岗位、职务调整的，也规定了提任职务等限制。

总体来说，组织处理的惩戒措施虽有所规定，()但仍要不断细化完善。比如可以扩大惩戒面，除了现有规定的诫勉、调离岗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等，对通报批评等也可以规定一定的惩戒措施。

正确运用两种手段，查处问题宽严相济

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都是执纪监督的重要手段，两者可以优势互补。纪律审查工作中，要善于运用和正确运用组织处理的手段，提升纪律惩戒的综合效果。

案件调查过程中，借势借力于组织处理措施。根据《中国共产党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关于在查处违犯党纪案件中规范和加强组织处理工作的意见（试行）》等规定，被调查的党员干部错误严重已不适宜担任现任职务或妨碍调查的，可及时建议党委或党外组织停止其职务或免去其职务。特别是一些突发事件或违纪人员身份特殊的案件，调查取证需要时日，一时难以作出纪律处分的，及时采取停职、免职等组织手段，能够排除调查干扰，回应社会关注，取得查处主动权。还有查办窝案串案过程中，有必要区分主从关系、情节轻重作区别对待，组织处理手段可以成为政策攻心、分化瓦解的工具，从而加快查办节奏、彰显查办效果。

案件处理过程中，从严把握组织处理条件。必须根据被审查人的违纪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依照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应规定确定是否适用；防止和避免组织处理适用上的随意性。特别是只作组织处理，不再给予党纪处分的更要从严把握条件。要考虑三个方面：一是违纪人员只应受轻处分，即党内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如果应受重处分，则不宜只给予组织处理；二是具有从轻、减轻情节，或者能认识错误、配合调查的；三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能够被公众认可。（作者尹玲英系浙江省嵊州市监察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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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

党纪处分和组织处理都是执纪监督的重要手段。

党纪处分，是指各级党委和纪检机关，依照规定的权限、程序，对违纪对象作出的党内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这五种处分决定。其中的党纪轻处分，是指党内警告和严重警告两种处分。

组织处理，根据中纪委、中组部《关于在查处违犯党纪案件中规范和加强组织处理工作的意见（试行）》（x纪发[2008]x号）规定，是指党组织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涉嫌违犯党纪的党员干部，进行必要的岗位、职务调整的组织措施。这个文件规定的组织处理的方式有三种：停职、调整、免职三种；在实际工作中，组织处理的方式显然并不限于这三种，与岗位、职务调整有关的降职、责令辞职等措施显然也属组织处理方式，与岗位、职务调整无关的批评教育、通报批评、诫勉谈话也应视为广义上的组织处理方式。

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的关系

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作为执纪监督的两种不同手段，执行主体、执行条件和程序、惩戒方式都不尽相同。两者各具优势且可以优势互补，但又不能相互代替。

两者优势互补。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可以并处，以更好地达到对违纪人员教育惩戒的目的。给予违纪人员党纪轻处分的，可同时建议党委、政府采取免职、调离岗位等组织处理措施；组织处理也可以单处，以体现宽严相济。如果违纪情节较轻，只应给予党内轻处分，且有从轻、减轻等情节，仅采取组织处理方式也能达到惩戒目的，也可不再予以党纪立案。

不能相互代替。组织处理不能替代纪律处分，按照违纪性质和情节轻重，应追究党纪责任的，即使已采取组织处理，仍应予以党纪立案。比如党员领导干部有赌博行为，情节不是特别严重的，已通过免职措施将其从领导岗位调整下来，不能认为对违纪人员来讲免职比党内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严重”而不再给予党纪处分。反之亦然，对明文规定要给予组织处理的，不能以已给予党纪处分为由，而不再作组织处理。

如何运用“四种形态”开展纪律审查

王岐山同志在福建调研时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但绝不是全部，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反腐败”、“要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可以说，围绕“四种形态”监督执纪，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是纪检监察工作“三转”的又一次深化，为监督执纪工作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指明了方向。

如何在纪律审查过程中贯彻落实执纪监督要运用“四种形态”的新要求，如何落实执行好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每一名纪检监察工作者都应在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上进一步转变，努力适应纪律审查新要求。

重视纪律审查前的初查工作

新形势、新要求下，纪律审查工作对线索的收集、梳理、分析、排查、初核更加全方位、精细化、专业化。纪律审查各环节工作都必须转变。

案件线索运用的做法需要转变。“四种形态”的运用，体现纪律审查要更多立足抓早抓小，要求我们必须及时处置各类问题线索，缩短初核的时间、时限。同时，加强线索运用的意识还要继续保持，因为这既是纪律审查人员的一项基本功，也有利于协调相关部门共同做好反腐败工作。

初查的范围、重点需要调整。以往线索初查的重点是涉及受贿、贪污等与职务有关的重大违反廉洁纪律的违纪违法线索。随着“四种形态”的提出，以及围绕新修订的两项法规，就要求我们将违反六大纪律的线索问题处于同等重要位置，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要将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等线索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初查预案制作中的初查方向、涉案性质等内容都需要调整。

初查的方式、手段需要调整。对于可能涉嫌违法的线索，主要还是移送给检察、公安等侦查机关去实施初查。纪检监察机关主要进行一些材料、资料、证据的书面审查，而不再单独或以纪律为主地进行一些带有秘密调查性质的初查。这就意味着，新时期的初查工作，一般性调查谈话、取证将会大量使用，即使对于一些相对问题较复杂的当事人也会采取“走读式”的谈话。

善于运用谈话函询取得突破

在贯彻执行新修订的“两项法规”和适应“四种形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要求下，纪律审查工作的调查谈话，也面临着重大的调整。

对违纪当事人的询问谈话特别是重要口供突破方向上，受贿、贪污问题不应再作为纪律审查主攻目标，最多只是基础，要全面搜集各种违纪的事实。特别是在已拿下重大违纪事实后，不能在数额大小上恋战，更要腾出精力来重点攻取违犯其他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等问题。

要善于运用函询这一手段。函询既是线索处置的方式之一，也是线索调查的重要手段。函询是具有鲜明纪律审查特色的调查手段，妥善运用可以及时处置、了结一些信访件，但对于被函询人来说，函询就像双刃剑。这是因为，一方面使用函询体现了组织对党员干部的信任和尊重；另一方面，如果函询对象不如实作出说明，将触犯新修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