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土保持供给侧改革的思考

第一篇：关于水土保持供给侧改革的思考

关于水土保持供给侧改革的思考

2015年11月10日，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供给侧改革成为我国新形势下经济发展的主方向和着力点。供给和需求就像硬币的两面，合二为一，休戚相关，是所有工作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对于水土保持来说，从供给侧的角度出发，提高认识、更新理念、深化改革、推进发展，对于提升贡献率和保障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大局，意义重大。

一、水土保持供给现状国家对水土保持的要求是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减轻水、旱、风沙灾害，改善生态环境，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提供水土流失防治产品（成果）是水土保持工作面临的首要需求，是水土保持供给的核心任务。同时，水土保持供给还包括与其相关的制度、管理和服务等。http://www.xiexiebang.com/（1）供给产品。水土保持产品涉及软硬件两方面。硬件方面，主要是水土流失治理、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截至2015年底，全国累计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117 万多km2，建成水土流失监测点780 多个，建成国家和省级水土保持示范园150 多个，建成水土保持示范工程1600 多个。软件方面，主要是提供水土保持技术和治理模式、水土保持普查和动态监测成果、年度水土保持公报（2003年起）、水土保持科研成果、水土流失与生态安全科考成果，以及科普读物等文化产品。（2）供给制度。我国水土保持工作经过60多年的发展已形成基本的制度框 架和体系。一是法规体系。1991 年水土保持法颁布，2011 年３ 月１ 日修订后的新水土保持法开始施行。目前，已有27个省份颁布了水土保持法实施办法（条例），相关配套法规正在陆续出台。二是规划体系。自1993年批复《全国水土保持规划纲要（1993—2000年）》后，国务院又于2015 年批复了《全国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 年）》。水利部相继批复了水土保持信息化、预防监督、监测、科技发展、南方崩岗防治和三峡库区水土保持等专项或区域规划等。三是政策体系。国家出台了《关于加强水土保持工作的通知》（国发〔1993〕5号）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涵盖了水土保持监督、治理、监测、信息化、规划、科技、宣传等各个方面。四是标准体系。水利部负责制定水土保持技术标准体系，目前已颁布实施51项。（３）供给服务。服务社会是水土保持的一项重要工作，主要是从行政审批和监管的角度为社会提供各项服务。一是行政审批。水利部简化了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两项行政许可审批程序。二是取消资质。拆除市场准入门槛，取消了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和监测两项工作的资质要求，规定所有企业都可以参与。三是政府购买服务。规定水土保持方案评审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评估费用由政府财政负担，降低了企业成本。（４）监督管理。依法、依规实施行业监督管理是水土保持依法行政的重要职责。一是开展水土保持执法检查，落实“三同时”制度。“十二五”期间，全国累计开展各类执法检查近6万次。二是实施重点工程管理。下放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前期审批和竣工验收权，简化前期工作，加强检查、稽查和督查，规范验收。三是引导社会参与。从20世纪90年代的拍卖“四荒”、户包、租赁、股份合作等形式，到现在的大户治理、公司参与等，国家陆续出台各种激励政策鼓励民营资本参与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开发。“十二五”期间，民营资本投入水土保持累计达200多亿元。四是加大资金投入。积极争取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国内外银行贷款和赠款等支持水土保持事业发展。2015 年中央投入各类水土保持资金80 多亿元。1994年和2006年分别启动实施的黄土高原与云贵鄂渝水土保持世行贷款项目共利用世行贷款4亿美元、欧盟赠款1000万欧元、英国赠款361.22万英镑。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1）供给制度有待完善。制度体系需要不断丰富完善；按要求应出台的法规、规划和标准，存在不及时和滞后的问题；新形势新发展对水土保持提出了新要求，需要不断制度创新。（2）供给质量有待提升。现阶段水土保持提供的产品质量整体不高；服务效率仍有提升空间；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成果具有局限性，还不能全面衡量水土流失变化情况。（3）供给数量有待加大。全国有水土流失面积295 万km2，根据国务院批复的《全国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 年）》，到2030年全国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94万km2，年均约5.875万km2，供给数量远不能满足需求，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差距较大；目前我国现有国家级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104 个、生态文明工程60个，覆盖范围小，涵盖人群少，与普及生态文明教育的要求有着较大差距；水土保持科技贡献率不高，科研与生产结合不紧密。（4）供给时效有待加强。供给缺乏时效性，将会导致供给失去其应有的作用，甚至变为无效供给，降低供给的能力和效率。比如，水利部６ 年前批复了三峡库区水土保持和崩岗治理等规划，但迄今没有实施专项工程，现今项目区状况已经发生较大变化，导致所批规划未实施就已过时；自2003年水利部发布水土保持公报以来，发布时间一般在下一年的年底，历时太长，缺少时效性，作用和影响大打折扣。

三、供给侧改革的总体设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供给端入手，提高供给效率，增强供给的有效性，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与统一。对于水土保持来讲，就是提升水土保持工作效能，满足公众、社会和国家对水土保持的需求和要求。

1、需求决定供给。没有需求的供给，是无效供给和资源浪费。应根据需求提供相关产品。如果水土保持提供的产品得不到认可，则很可能就是供给方面出现了问题，供给与需求脱节。要从需求端倒推供给，根据需求确定水土保持产品及其数量、时效等。

2、供给满足并引导需求。一方面供给要满足需求，这是第一任务，要根据需求提供足够多的优质产品；另一方面供给还要引导需求，培育消费理念，引领发展方向。水土保持不仅要满足现阶段的需求，还应具备一定的前瞻性，积极提供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新产品，把水土保持的理念和功能潜移默化地传播给社会公众，培育潜在需求，争取更多理解和支持。

3、实施区别对待政策，提供不同供给。不同地方情况不一，需求也不尽相同，应因地制宜，有的放矢。比如，西部地区对水土保持的需求重点在于发展生产、促进增产增收，而东部地区的需求重点则趋向于改善生态、生态休闲等，这就要求水土保持在不同的地区工作重点有所不同、提供产品有所侧重。

4、需求与供给互为一体，不可分割。没有需求，供给就没有效益；没有供给，需求就会成为空想。水土保持要统筹考虑供给与需求，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贴近民众、走近社会、契合国家发展需求，提高贡献率，增强实效性。

四、思考和建议水土保持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基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社会对水土保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寄予了更多的期望。加强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求水土保持能够提供优质高效、数量充足、内容丰富、品种齐全的产品和服务，满足群众生活、生产和生态需求，也就是要增产能加快治理速度、增库存加大措施保存面积、增杠杆加大社会投入、降成本提高企业效益、补短板提高供给效能。（1）完善供给制度。制度是顶层设计，是方针和引领。需要不断丰富完善制度设计，为水土保持依法行政提供健全的法规体系和严密的制度保障。一是制定出台省级水土保持法实施办法（条例）和各项配套法规，特别是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二是贯彻水土保持法的要求，抓紧制定国家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地方政府水土保持目标责任制和考核奖励制度；三是推进建立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制度；四是研究落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制度；五是落实国务院批复的《全国水土保持规划》的要求，抓紧编制省级和专项水土保持规划；六是解决撂荒和管护不到位的问题，研究落实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管护制度。（2）优化供给服务。管理就是服务，服务是行政的窗口。根据国家深化改革要求，水土保持部门要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提高效能，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一是进一步优化水土保持行政审批，规范程序，缩短审批时间，明确界限和责任，借助网络平台第一时间告知申请结果；二是规范市场管理，抓紧建立水土保持中介机构信用评价制度，引导市场有序竞争，促进水土保持市场健康发展；三是加大政府购买服务，明确政府职责，把水土保持生态文明工程和科技示范园评定等工作列入政府购买服务目录，减轻地方和企业负担；四是履行行政职责，建立“负面清单”制度，对于不符合规定的生产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依法限批和不批，落实生态优先，从源头上保护生态环境。（3）提升供给品质。品质是产品的核心竞争力。要聚焦供给质量、数量和时效等关键环节，切实提高供给品质，提供优质供给。一是提升供给质量，继续提高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标准和质量，提供高水平的水土流失防治和高质量的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成果，以提高财政投资效益，有效评价和反映水土流失变化和水土保持效益情况。二是加大供给数量。扩大水土流失治理面积，提供更多的水土保持防治成果；加快生态文明工程和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创建，扩大覆盖范围，涵盖更多人群；加大科技成果、地方水土保持公报和科普读物等软成果的供给数量。三是增强供给时效，加快水土保持重点工程治理进度和速度，及时公报动态监测成果，增强时效性。成果，增强时效性。（4）丰富供给产品。随着社会的发展，公众和社会对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需求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水土保持要全面考量各方需求，因需定产，区别对待，整体推进，提供种类丰富的产品。一是根据群众对人居环境、美好生活的需求，加大生态清洁小流域和美好家园建设工作；二是拓宽融资渠道，积极争取水土保持财政资金、吸引民营资本，弥补融资不足的短板；三是加大外资利用，针对“十二五”以来国家层面基本没有新的水土保持外资项目的状况，根据需要和可能，加强对外资特别是赠款的争取与利用，加快水土流失治理速度。（5）提高供给要素效率。科学配置资源要素，有效聚力生产要素，优化供给体系，提高供给水平和效率。一是建立投入持续增长机制，科学安排水土保持财政资金，“雪中送炭”与“锦上添花”统筹兼顾，突出精准扶贫与小康社会建设；二是发挥政策效益，制定水土保持激励和优惠政策，通过政策红利推动水土保持供给新发展；三是提高技术供给水平，加大科技贡献率，通过技术创新推动水土保持新突破；四是提高管理水平，加强现代信息技术和设施设备的应用，优化水土保持管理系统，强化实时监管。（文章来自《中国水土保持》 2016年第5期），作者为水利部水保司乔殿新）注：乔殿新，男，汉族，中共党员，1970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硕士。1995年起在部信息研究所工作，后挂任重庆市万州区高粱镇党委副书记，1999年起在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工作，任水土保持监测中心支部委员、技术处副处长，2004年至今先后任水土保持司生态建设处副处长、监测协调处副处长。2003年度人大建议与政协提案办理先进个人、2009年度优秀公务员。

第二篇：供给侧改革的再思考

供 给 侧 改 革 的 再 思 考

受内外因素影响，中国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党中央经过了充分调研后，提出了“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改革方针，为了更好地推进改革、抵御经济下行，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仅供参考：

一是政府的机构要精干，办事效率要高，当形势发生了变化，工作量不大的机构要及时精简。要减轻企业税负也只能在小政府、大社会下的环境中去实现；政府只做自己该做的事、该管的事，向社会提供公平、健康、可持续的发展环境，微观经济的事尽量由企业家去做。财政的收入只搞民生、国防和企业层面解决不了的问题，少搞土地财政、乱上项目，推高了房价、用工、投资成本、堆高了债务削弱了中国经济的潜在竞争力;二是政府的角色是简政放权当好“服务员”和“监管员”，经济大起大落的关键时候才出手，或者象东亚某国学习，在汽车企业发展的初级阶段，用科技教育支撑、扶持企业兼并重组、利用税收补贴、政府、军队优先采购等方式帮助汽车企业发展壮大，经过十几年的奋斗硬是将本国的汽车工业挤进了世界的前列，之后政府就退出了市场；

三是让资源流入到发展效率最高的地方，壮大民营经济的规模，国企、民企一视同仁，去掉玻璃门、弹簧门，帮助民企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切实减轻企业的负担，净化营商环境，培育销售环境，让哪些代表中国先进制造水平的民营企业（华为、比亚迪、联想、三一重工等）能够茁壮成长。加大国企的改革力度，国有资本有序退出一般性的竞争性行业，提高资产使用效率，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去约束国企主管的投资行为，提高国企的经济效益和产业竞争力。

四是国家统计部门加强信息收集，去伪存真、掌握准确的数据及时发布，为企业投资提供参考。建立健全各个行业的协会组织，补贴专业报社，利用每年的行业峰会为企业沟通需求信息，减少盲目投资；行业协会每个季度都应对本行业的发展状况进行评估，及时将有关信息反馈给政府的决策部门，力求将隐患和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工商部门利用年审掌握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了解各行业产能的匹配度，为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宏观指导、政策研究提供可靠的依据。

五是国家和地方发改委制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要加强前瞻性和现实指导性，有量化的、最贴近民生和老百姓消费品质提高的指标。比如人均住房面积达到多少平方，老旧住房拆迁重建占存量房的百分比，中高收入家庭私人飞机、游艇、房车拥有量多少等，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的经验、根据中国经济结构和其他各方面的短板为企业投资、生产指出发展路径，同时要求各地区根据比较优势确定功能定位、优势互补，错位发展，不要一哄而上、乱拉投资、重复建设搞得大家都没饭吃；反过来又要破除产能过剩。

六是培养企业抬头看路、精准投资的能力，中国社会已处老龄化，不出10年中国将有3-4亿60岁以上的老人，老年人特别节俭，但有自己的消费特点，供需对接以后市场仍会非常大，国家要引导社会资源流向老年产业，搞好老年旅游、出行、家政服务、老年用品、营养保健品、机器人、养老、护老等产业的发展；根据目前二胎出生率较低的情况，出台一些补贴生二胎的政策；依我看，二胎生出来先给个8000元补贴，以后托幼、上学费用都可以减免；

七是破除一切阻力，大刀阔斧地改革收入分配，向富人多征税，在中国年收入12万以上收入调节税就应当加大，对演员、球星、歌星、广告代言人属地化管理，按各项收入总额累进征税，中国可不能成为富人逃税的幸福之地。通过提高被雇佣阶层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农民、产业工人、事业单位人员、公务员的收入分配关系降低基尼系数，让衣食无忧的公职人员多消费、低收入群体有钱消费来提高整个社会的购买力，改变经济不断紧缩的状况，让缺乏订单、缺少顾客、处于缺氧窒息状态下的中小企业和商家尽可能多地活下来；

八是中国的人均GDP仅7800美金，与西方发达国家40000-60000美金比差距很大，没有理由一蜂窝地涌出国门出去投资，解决别人的就业，在住房、汽车、家电、手机、电脑、铁公机排浪式消费的后期政府要特别注重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和促进消费升级工作，要努力为企业开拓投资空间，列出接地气的允许投资清单鼓励企业投资，经济低迷时期要将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品种拓宽、消费升级，低收入阶层基本消费得到满足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只要不是“黄、赌、毒”，西方发达国家中、高收入阶层有的消费品种中国都可以有，游艇、私人飞机、房车、无人机、家用机器人、宽大公寓、别墅、第二套乃至第三套改善性住房消费以及近3亿农村人口的进城安置等都是中国下一步消费拓展、消费升级的新“蓝海”，几千家企业拥在了矿泉水的生产线上搏杀是否意味着我们的投资渠道狭窄、企业的生存环境太恶劣了? 九是引导资金、人才、研发资源集中攻关补掉高端设备制造业上的短板，比如大飞机制造，航空、汽车发动机、变速箱；高端机床的数控系统；挖掘机的控制系统、液压件；手机、电脑的处理器；也要将大量的资金供给到外贸企业的转型升级和设备的更新换代中去（在过去几年许多中国企业帮助了越南等新兴市场国家搞了开发区、七通一平，改善了他们的投资环境，换来了许多一般制造业的外资企业离开了中国，徒弟抢走了师傅的饭碗，师傅要吃饭没有新的秘招饭碗就再也抢不回来了）；建设中国农村发展供求信息网，利用网络平台让各路社会资本(一部分是从商品房开发中退出来的资本）投资现代农业、农产品深加工业、扶贫开发和鼓励城市居民租用农村的土地、水域、林地示范、引导当地农民发展特色产业；经济持续下行的非常时期，国家既要保护民营企业在国内的投资信心，也要将补掉各方面短板、投资有真实需求、有现金流回报的项目以及加快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抵御经济收缩的手段，我们要充分认识人口多、市场大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将过剩的钢材、水泥、石油沥青和建设产能都可以加快投放到新疆、西藏、青海、云贵川的铁路、公路建设中去，使用自己的钢材建造属于自己的豪华游轮，开辟沿江、沿海的国内游、港澳游航线；即拉动了消费又部分化解了产能过剩。

十是努力改变靠卖地筹钱、拱房价，盲目投资拉动经济的状况，昨天上公路、今天通民航、明天又要急着修高铁，问题来了临时抱佛脚，发展不按时序、相互挤占发展空间、投资边际效益差，债务只能越堆越高，我们不能用今年的大投资为明年去制造新的产能过剩，要用私人消费品种的拓展和公共产品的精准化投资、以发达国家为标杆，让橄榄形的中产阶层升级消费、低收入阶层基本消费得到满足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回暖的主要推动力，让消费拉动经济的比重真正提高到70%以上；

十一是中国人均GDP已达到了7800美金，中国的旅游业就成了快速发展的朝阳产业，中国已建成了世界上里程最长的高铁线路，机场、码头也十分完备，东、西、南、北、中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按理说中国应该是各方旅游客源的目的地而不是出发地，国家有关部门要通力协作、制定政策、措施把旅游消费的蛋糕做大，一是规范各地的旅游市场，推行信用评价，严厉打击侵害旅游者权益的行为；二是推出鼓励公职人员、企业人员带薪休假的政策；三是建立全国性的农家乐休闲旅游网，介绍旅游品种和周边环境，鼓励老百姓冬天和夏天候鸟式休闲度假；四是尝试发行国内旅游消费卡，对玩得景点多，消费量大，打的折扣也多；五是对一些大的旅游线路国家层面搞好协调，帮助规划沿江、沿海邮轮游，老年人旅游专列，为旅游企业订购豪华、安全性高的宽体游轮贷款提供帮助，六是加强与发达国家、周边国家间的旅游合作，改善旅游环境，吸引境外游客来中国旅游；六是利用适当增加境外游的规费，控制境外游的人数，减少入境免税物品的数量，保护好自己的旅游产业。

十二是供给侧的产能严重过剩问题既然发生了，我们就应当按照国家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方针去踏踏实实地展开工作，在去除僵尸企业、过剩产能、低效投资、债务杠杆的同时努力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寻找新的消费热点，让民营企业投资找到新的着力点，要深入研究、对症下药，打出政策的组合拳来充分挖掘投资、消费、出口的新潜力，让经济平稳运行，确保新旧动能转换，供给侧的改革能够顺利推进；

十三是大力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清除垃圾股，让资源配置到优质企业中去，中国股市不能是亿万富翁的“造福机”，新股上市小股东三年、大股东五年内不能减持股票，不允许连续空心涨停恶炒股票（有的股连续50多个空心涨停，让大家追逐泡沫，难道管理层就没有办法了吗?不能给恶庄有“施展才华”的平台，更不能将消灭股市大鳄仅挂在嘴边），打击过度的市场圈钱、投机行为，保护中产阶层的财富不受侵犯、让资本供给效率提高并切实培育好橄榄型的中产阶层消费群体，真正将中国的股市搞成老百姓闲钱投资的好渠道、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推进器”；

十四是政府提供良好的不过分超前的公共产品，好钢用在刀刃上，在公路、铁路、机场、码头、水利、电力、通信、能源、环保、公共安全上为企业的生产运营提供很好的条件；同时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税负高、土地缺、技术工人少、消费拓展难的问题；

十五是在政策制度的“软件”上制定好的游戏规则，做好知识产权保护、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产学研对接优胜劣汰、减少行业地区垄断，公平公正招投标，选择最优秀的企业承接工程和提供产品服务，努力保护先进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尽快让提供优质产品的企业发展壮大、长盛不衰，今天的中国太需要华为、联想、比亚迪、中车、海尔、美的、格力那样的优质企业撑台面了，关键是我们要深耕好培育他们发展壮大的土壤；

十六是对处于供给侧前沿的电商要进一步细化管理规则（比如要求公示产品详细的材料含量、尺寸、重量、厚度等参数，建立第三方投诉平台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和不诚实的销售行为，电商是种新的销售业态，对诚实经营的中小企业和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户扩大销售渠道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但总有部分网点诚实度差，拿着经过美图处理的图片卖假货，误导消费者，消费者决策是价格第一，真货看不到非常容易上当，放任这种现象不管，不良者赚的盆满钵满，诚实的企业也会学着不诚实了，对中国企业创立优秀品牌、优质企业成长将会产生十分负面的影响，对在中国投资，注重产品质量的外商投资信心也会造成打击，国家必须拿出让实体店与网店共同繁荣、互相促进的办法；笔者认为实体店和电商以及电商中批发与零售进行差别税负是一个办法； 十七是中国的房地产业关系到了上下游56个行业，解决了大几千万人的就业，是中国资本介入最深、最贴近居民终端消费、产业关联度最大、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以及经济规模总量的行业，也是推动中国的GDP迈向3万、4万美金、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张大牌。但房子不是用来炒的，是用来享受生活、改善老百姓居住条件从而带动经济向上发展的。中国的城镇化率还不高，也仅55%，与西方发达国家80-90%的水平比差距很大，尚有近3亿的农村人口要向城镇转移，截止2016年止，7.5亿城镇人口的人均住房面积也只有40平方，与美国人均住房面积接近90平方比差距也大，我们的许多城镇中70-90年代盖的老旧住房破烂斑驳、太阳西晒、户型面积小、配套标准低，需要用若干年的时间逐步拆除重建，中国的GDP要扩大总量，保持住大经济体的地位，14亿老百姓的住房标准必须不断地升级，要通过若干年的努力，让城市中的30%中高收入阶层都能住上双拼、联排别墅，有第二套甚至第三套改善性住房、旅游度假房；70%的普通老百姓都能住上面积150平方左右的大公寓房（层高3.2米、有个带环绕音响的30平方大客厅、有个双卫、书房、健身房、储藏间、宽阳台与美国自带花园的别墅比真不是太奢侈的消费目标），我们的住房消费终极目标是让老百姓的人均住房面积达到60平方左右，笔者测算了一下，今后二十年中中国也许有440多亿平方米的增量房要盖，每年22亿平方米，假定城镇住房的平均建设成本每平方2800元（含小区市政配套费等），那么一年光住宅建设（不算政府拿到的卖地款用它进行的其他投资）的直接消费规模是61600亿。房产是先导消费，老百姓改善了住房后首先是进行装修、买车、装空调、换家电、家具、家纺、添置娱乐、健身器材，甚至要捎带游艇、房车和私人飞机消费，进一步带动城镇的医院、商场、写字楼、公园、娱乐中心等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其拉动消费的体量非常大，少说也有二、三十万亿。如此大的产业不能让它停滞，让一些可能被冤枉的开发商老是吊在树上，发行那么多的货币对应不了实体经济的运行需求，国家要尽快拿出中国房地产业长效管理的办法，在笔者看来只要管好地方政府、开发商、购房人三者的利益分配关系，住房价格就能稳住，只能缓慢上涨（美国曼哈顿的房价也从2004年到2013年涨了一倍多，每平方英尺1431美金，折合成人民币9.3万每平方，但2014年美国的人均收入是27万人民币，货币仅是可印刷出来的物品交换的符号，经济要真回暖凝聚着材料、能源、劳动力等要素价值的房子也只有缓慢上涨这一条路可走，长期看房价必须是缓慢上涨的，但我们不允许其短时间内疯涨），我们即要让房地产轰轰烈烈地大消费来拉动处于困境中的中国经济，让老百姓的收入曲线向上抬头，又要通过税收以及其它一些行政手段来消除房地产业的暴利，让房价趋于理性，最终通过中国以房地产业为龙头的传统产业炉火熊熊、供需很好对接，以智能制造、新能源、信息业为代表的新经济的弯道超车、不断崛起来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让老百姓收入提高的幅度超过房价上涨的幅度最终来降低房价收入比，笔者提出以下建议：1.改变开发商拿地靠竞价拍卖、价高者得的状况，卖地采用先竟价、后摇号的方式、竟价选定摇号入围者时要剔除最高报价者，排列靠前的几名再参与摇号，中了签后他的原报价就是他的中标价；2.政府推地的底价应当仅是他的动迁成本和管理费，每年上涨幅度不允许超过12%；3.所在地可售房屋积压超过前两年平均8个月销售量时政府不允许再推地；4.实行每套房屋卖房网签登记，政府发准售证时对每套房建立一个销售本，有开盘价、成交价及开盘、成交时间，开发商卖房时必须把信息上传到当地政府的透明售房网上，半上涨超过6%时网签就不能成交，也办不了产权证；5政府在现有公务员队伍中进行调节，大力充实房地产业的管理团队，根据开发商产品的毛利率累进收税，可以通过开发商自报、社会咨询机构审核、人民群众和其他开发商共同监督、政府建管、审计部门抽查对开发商的拟销售产品毛利进行测算，分级定档确定不同的所得税征收税率；鼓励开发商底价走量3.住房二级市场的管理方面：如果本地区商品房（包括二手房）一年之内平均涨幅达到了12%，次年二手房的五年之内转让的差价收益要相应增加12%的所得税税负；如果涨价的势头再遏制不住，可以加大购房首付比例、大幅增加银行贷款利率、延长交易差价免税期限和再加大转让差价税负等手段处置；4.促进住房升级消费方面：（1）经济低迷，缺的就是中高收入阶层在国内的大消费，有人愿意多买房如同有人愿意多买车一样，求之不得，住房是大消费，繁荣以后能够带动无数的小消费兴旺，政府应当取消限购，大力推动二套房、三套房的消费信贷，完全取消新房、二手房的交易契税；合理降低购房首付比例，购买一定面积的住房后可以随迁户口，通过货币拆迁、共有产权、特殊贷款支援等支持低收入者改善住房条件，化解商品房库存，鼓励人们小房换大房（购买100平方米以上大房，每增加30平方贷款利率优惠8%）和旅游度假房；对基本空关的旅游度假房物业费按 3 折收取，并成立托管公司帮助异地购房者解决后顾之忧；（2）鼓励外籍人士、归国华侨在中国买高档房，投资移民，投资额大的对其子女就业实行照顾；（3）.加强新建住房等基本数据的统计工作，真正弄清存量房有多少，引导开发商少盖库存已经很大的小户型房，减少资源浪费，做好房地产的供给侧改革（4）.政府出资入股，协助开发商将难以消化的库存房改为老年公寓和廉租房，帮助部分房地产企业转产、改行，资本投入到其它短板行业；（5）对农民的宅基地、土地、林地、水域的经营权进行确权登记，基本用途不变，允许向城里人中长期租赁经营.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加快农村人口逐步向城市转移速度，购房与户口迁移同步实施；（6）.对高档住宅的建设可以采用客户自选户型订购的方式 , 滚动分期开发 , 开发商取得土地后不允许倒卖土地 , 但可以适当延长建设周期，（7）节约土地资源，少占农民耕地建房，做到拆旧房建新房，通过阶段性地拆除本地区最老旧的住房来改善城市面貌和提高老百姓的住房标准，每个城镇每年拆除旧房量不低于存量房总量的1.5%；（8）.银行信贷大力支持老百姓住房改善性消费 , 个人既可以抵押贷款 , 也允许亲戚、同事第三方担保贷款。

十八是千方百计为企业排忧解难，制造业垮了，商场倒了，中国的脊梁也就断了，衣食父母是广大勤劳、智慧创造价值的劳动者，要切实解决企业生产、销售的困难，减少税负，改善生存环境，形成劳动者最光荣、诚实、勤劳、智慧者收入高的局面；只有企业有利润了才有能力在供给的产品上下功夫，提高产品的供给质量；

十九是高素质的劳动力是支撑中国经济二次腾飞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我们不仅要培养、引进高端人才，更要在各行各业有一大批耐得住寂寞、手艺精湛的工匠大师在为我们的企业精雕细琢产品，我们的大学、职业教育机构要主动适应形势，培养满足企业需求的实用性人才，中国已经老龄化，要增强企业效益，用不多的劳动人口养得起那么多人，也必须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在年轻劳动力的接续上，一些二胎指标未完成，自然人口增长缓慢的地区可以有条件地放开三胎生育；

二十是正确地分析形势，找准短板，精准发力，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完备，培养了巨大的工业产能，集群度好，每年有700多万高素质的大学生投入工作，内陆也有14亿人口的巨大消费市场，发展的回旋余地很大。国家要利用有形之手，利用税收减免、贷款利息优惠，土地价格低廉、技术入股、户籍制度改革、广泛吸引全球人才来中国工作，鼓励企业创业、创新，减少高新技术的对外依存度；利用建立国家级的攻关大平台、公共实验室帮助企业研发创新、弯道超车、产业转型升级；培养一大批能够“创大富”并在国际舞台上能让人刮目相看的高新技术企业。

二十一是供给侧改革必须与政权体系自我净化、经济结构、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同时进行改革才有效果，必须纠正中国储蓄率过高（许多高收入群体过多地掌握了国民收入，边际消费倾向低，在产能已经严重过剩的今天如果大家仍不消费，再去投资拉经济是很可怕的事）、投资率高（部分地方政府习惯了用投资拉动经济的做法，每年几万亿的卖地收入热衷于用投资拉动GDP,不管是有效的、无效的投资）、消费率过低（低收入者没有钱消费，中高收入者又喜欢把钱花在国外，子女出国留学、投资移民，去国外旅游、购买奢侈品等，要通过开征遗产税，高收入者的个税累进征缴、对低收入群体兜底保障和逐步提高保障水平来使政府为企业拉出投资空间、鼓励大部分企业在国内投资，提升供给产品的品质质量，改变中国居民国内消费率偏低的状况），二十二是解决少数官员拍脑袋乱供给造成损失而不用担责任的问题，上级政府每年必须对下级政府的投资项目进行综合效益评价，不能唯GDP论英雄，要审核当的资产负债表，地方官员上大项目必须公示评审，防止暗箱操作，对乱投资造成了损失和随意花光了家底给后任留下了大量债务的官员实行问责，升上去了也得扒下来，对那些歪供给，藏着私人目的为自己的亲戚找工程乱上项目的官员该追究法律责任的绝不姑息。

其实供给侧改革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解决资源配置到哪里，配置多少，优化配置的问题，只有市场发出的信号最准确，最能解决经济结构的匹配度问题，效率最高，只要我们冲破利益集团的阻碍，大刀阔斧地改革，中国的供给侧供应一定是高质量的、高效益的，能助推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加快，提高全要素的劳动生产率，也只有供给、需求端一起发力中国的经济才能彻底摆脱困境。

第三篇：供给侧改革

我国经济增速自2010年以来波动下行，持续时间已有5年多，经济运行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态势和特点。其中，供给和需求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突出表现为供给侧对需求侧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明显滞后。这就需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促进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

为什么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需求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一是“住”“行”主导的需求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化。二是需求结构加快转型升级。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居民对产品品质、质量和性能的要求明显提高，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与日俱增。三是服务需求在消费需求中的占比明显提高。随着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和人口老龄化加快，旅游、养老、教育、医疗等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四是产业价值链提升对研发、设计、标准、供应链管理、营销网络、物流配送等生产性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

供给侧明显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一是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多。一些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产能利用率偏低。二是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供给侧调整明显滞后于需求结构升级，居民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出现到境外大量采购日常用品的现象，造成国内消费需求外流。三是体制机制束缚了供给结构调整。受传统体制机制约束等影响，供给侧调整表现出明显的黏性和迟滞，生产要素难以从无效需求领域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向中高端领域配置，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供给潜力没有得到释放。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内在要求。供需结构错配是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过剩产能处置缓慢，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供给侧结构调整受到体制机制制约。需求管理政策重在解决总量问题，注重短期调控，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供需结构性矛盾，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经济潜在产出水平下行趋势。当前，只有加快出清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推进资产重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建立有利于供给侧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增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国际背景

全球低增长困境的症结在于结构性改革迟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通过直接购买资产和债券、降低利率甚至实行零利率或负利率等方式，大规模增加市场流动性，提振市场信心。但从实际效果看，全球经济复苏迟缓，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主要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可见，单一的需求刺激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需求管理的短期政策虽在抵御危机冲击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增强经济增长动力还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

国际分工格局重构对结构性改革提出紧迫要求。过去一个时期，欧美国家是主要的产成品消费市场，东亚国家是主要的生产基地，中东、拉美、非洲等地区是主要的能源原材料输出地。国际金融危机后，这种“大三角”分工格局悄然发生变化。欧美国家信贷消费模式难以持续，转向推进再工业化战略，一些高端制造业出现回流；能源原材料生产国迫于新能源技术快速发展的压力，着力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凭借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抢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市场。全球分工格局加快调整，跨境资本重新配置，各主要经济体都力求通过结构性调整提升分工位势，争取更有利的分工地位。

加快结构性改革是打造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凭借低成本优势和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但也要看到，随着我国要素成本逐步提高，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减弱，而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面临“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的双重挤压态势。这就要求我国从供给侧发力，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培育建立在新比较优势基础上的竞争优势。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突出问题导向

着力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产能过剩、库存过大是无效和低端供给的集中表现。2015年底，我国钢铁产能利用率已降至70%左右，煤炭产能利用率还要更低一些，产能过剩问题十分突出；商品房待售面积达7.2亿平方米，创下历史新高，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库存压力很大。过剩产能和积压的库存沉淀了大量的厂房、土地、设备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使得要素无法从过剩领域流到有市场需求的领域、从低效率领域流到高效率领域，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去产能、去库存是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根本举措。

着力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是导致国内消费外流、消费潜力难以释放等问题的主要原因。2015年我国居民出境超过1.2亿人次，境外消费达到1.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至少一半用于购物，而且购买的商品层次呈下移态势，从以往的高档奢侈品转向性价比高的日用消费品。这反映了我国供给体系和产品品质明显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不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升有效供给能力。

着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当前，行业准入限制阻碍了生产要素在行业间和行业内的自由流动；“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增大了民营企业进入障碍；金融市场不完善，降低了资金配置效率；市场诚信体系不健全、消费者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致使消费者“用脚投票”，转向境外消费市场；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潜力的释放。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打通要素流动和再配置的通道，使生产要素从无效需求流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流向中高端领域，进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要做好需求管理

供给和需求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两个方面。供给和需求是对立统一的，保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平衡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供需不平衡、不协调、不匹配，会导致资源错配和结构扭曲，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意味着放弃需求管理。需求管理重在短期调控，重在引导市场预期。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定、国内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做好需求管理可以改善市场预期，增强人们对经济的信心，避免经济下行与市场悲观预期形成相互循环的放大效应。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需求管理的配合。充分发挥需求管理的“稳定器”作用，可以避免经济增速短期快速下行激化各种矛盾和潜在风险，避免增大改革的难度和成本。当前，要把握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间窗口，根据改革的总体部署、时序安排和推进节奏，拿捏好需求管理的尺度，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为改革有序推进创造条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能发挥提振需求的作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最终落脚点是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比如，房地产“去库存”政策中的保障房货币化，在棚户区改造中以货币化形式鼓励搬迁住户购买存量房以及降低商品房首付比例等，在去库存的同时将拉动装修和家电等相关消费。“补短板”可以通过对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增加投入、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来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可以通过产品和服务创新提高产品品质和质量，吸引和创造更多的国内外需求。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从化解当前突出矛盾入手。当前的产能过剩矛盾十分突出，部分行业出现周期性过剩和绝对性过剩的相互叠加，产品供给远大于需求，使得工业品价格持续回落，企业利润大幅下降，企业亏损面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三四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商品房库存规模偏大的问题尤为突出，需要较长的消化周期。通过“去产能”，逐步化解工业领域的过剩产能，促进企业优胜劣汰，有利于工业品价格合理回归，扭转企业整体利润下滑的局面。通过“去库存”，减少资金无效占用，降低债务违约风险，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可以发挥房地产业体量大、关联度高、带动力强的作用，避免经济运行出现大的波动。

着力防范和化解风险。当前，我国企业的债务水平相对较高，特别是重化工和房地产领域债务高企，资金链紧张，违约风险上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可以通过处置“僵尸企业”和不良债务，加快资产重组，提高资产收益率，改善资产质量，避免潜在风险的积累；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降成本”，减轻企业负担，改善企业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降低银行贷款不良率上升的压力，引导资金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增强实体企业的活力，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益。

重塑中长期增长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做好“减法”，还要做好“加法”“乘法”和“除法”。做加法，就是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和机器人等新兴产业，使新增长点汇聚成强大的增长动力。做乘法，就是要转向创新驱动，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做除法，就是要提高单位要素投入的产出率，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者技能和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引入市场化交易机制，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增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能力。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战略行动，为新常态下“怎么干”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五大政策支柱为依托，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努力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第四篇：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

专业：会计一班 姓名：郭嘉玮 学号：***

2016年十大流行语：

一、洪荒之力；

二、吃瓜群众；

三、工匠精神；

四、小目标；

五、一言不合就XX；

六、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七、供给侧；

八、葛优躺；

九、套路；

十、蓝瘦，香菇。今天我就用经济学原理来解读一下何为供给侧改革，正确理解供给侧改革：看待中国经济摆脱“速度情结”。

我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与对当前经济下行的基本判断相关。虽然经济下行不排除仍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结构性问题，可以归结为：有效供给不足和产能过剩并存。这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发展中国家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时，所长期存在的结构、技术、效率三大问题，不会因转向市场经济就能自动解决，也不可能靠需求侧的调节来解决。我国试图通过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问题是被激发出来的消费需求没有形成对本国产品的现实需求，而是转向国外，没有起到对本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早在2012年底“新供给”学说就已经被我国一些经济学者提出，这一学说的最初提出者，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在《新供给主义宣言》中提出，“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的宏观政策主张。主张一经提出在国内产生的影响力持续发酵，2015年11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同年11月18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又一次提到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此，供给侧正式提上我国深化改革的日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侧重点将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偏移。这一重大转向有望迎来中国经济实质性突破和转折。今年以来，尽管中国经济整体运行平稳，但结构性矛盾和下行压力依然突出。这集中表现在部分重要指标回升基础不牢、短期波动较大、筑底趋势未明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将对经济尽快走出低谷的渴盼转嫁到供给侧改革上来，希望供给侧改革能让中国经济取得“立竿见影”的增长效果。对此专家指出：一方面，增速随着经济体体量的增大而回落是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供给侧改革着眼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的深层次问题，改革过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等特点，要求供给侧改革让中国经济“迅速回升”无疑是过时思维和急躁心态的体现。增速回落符合规律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经济增速随着其体量的增大而回落是一个公认的规律。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黄朝翰近日表示，中国不可能永远以6%—7%的速度增长，没有哪个经济体能够保持这一高增长率，而“新常态”可以成为中国加快改革和对经济结构进行再平衡的一次机会。“中国经济的确正在调整，以前经济增长是靠外力推动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现在则是靠内需拉动和资本密集型企业。”黄朝翰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永军对本报记者分析指出，经济运行状况表现为供给和需求两个侧面，总产出水平是总供给和总需求耦合的结果，而供给和需求都会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将对中国经济回暖的期盼全部放在供给侧改革上面，显然忽视了经济问题的复杂性，不符合中国关于总需求调控和供给侧改革的论述。“供给侧改革要影响产出，首先要对供给能力产生影响，这需要有一个生产要素组合的过程。相对而言，供给侧的调整要比需求侧的调整时间更长。因此，寄希望于供给侧改革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既不符合经济学原理，也不切合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张永军强调。其实，衡量经济发展的尺子，从来都不只有“增速”这一把。这些不被有“速度情结”的人所重视的深刻变化，恰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追求的方向。“阵痛”属于必要成本在《韩非子·喻老》中，“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可谓广为人知。面对名医扁鹊的多次善意提醒，蔡桓公却采取了讳疾忌医的态度，虽然回避了短期治疗的阵痛，却为日后重病缠身埋下了隐患。想要真正看透中国经济，亦需要明白“改革有阵痛、但不改革就是长痛”这个道理。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的是中国经济多年积累的深层次问题，是一个着力根本、放眼长远的深层次改革，不仅不会出现“一蹴而就”“立竿见影”的“神功效”，而且也一定会以短期“阵痛”的形式作为必要的改革成本。只是，我们可以在改革中尽量控制“阵痛”，使之能够为经济社会所承受。

根据供给侧的经济学原理，“去杠杆”和“降成本”的目标都是激发企业活力，实质是给实体经济企业减负，以调动其增加有效供给的积极性。现在实体经济企业背负着“三座大山”：高税、高息和高负担。再加上连续46个月工业品价格指数（PPI）的负增长，企业有产量无效益，许多企业成为“僵尸企业”。就江苏企业来说，比较突出的问题是金融杠杆高（互相担保）导致企业成为“僵尸”。在此背景下，处置“僵尸企业”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话题。面对这种状况，结构性改革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关停“僵尸企业”，而应该在“去杠杆”和“降成本”基础上为企业减负，让更多企业轻装上阵。

从发展的角度“去杠杆”和“降成本”，着力点是要使企业这个经济细胞活起来。“去杠杆”是针对企业金融债务过高而提出来的。企业过高的金融债务不仅造成过高的利息负担，还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有些地方企业之间的贷款联保还拖累了一批本身并无严重的企业。因此去金融债务的杠杆需要精准，需要寻求在债务链条中的突破口。政府和银行需要从中寻求为负债企业解套的有效方式。有限度的精准的加必要的杠杆来去企业杠杆，不失为是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对某些有发展空间的高负债企业采取“债转股”的方式也可以进行尝试。再就“降成本”来说，其必要的途径就是为实体经济企业减税、降息、减费（如五险一金问题）、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在为企业降成本方面需要处理好国民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的利益关系，突出企业利益。一方面，职工既要共享企业发展的成果，也要分担企业风险，如果企业承担不了职工的负担而关门或裁减员工，最终受损的还是职工。另一方面政府要给企业让利。前一时期政府改革的着力点是取消下放审批；现在则需要取消和减少各种收费。这对企业的起死回生必然起到杠杆作用。

供给侧改革不能被引向“保企业”和“保职工”之争。在以上“去杠杆”和“降成本”的基础上处置“僵尸企业”，范围必然会缩小。它不是指所有困难企业，而只是指采取各种激励方式后仍然激不活的企业。处置“僵尸企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需求侧的市场淘汰的方法。但是考虑到降低社会成本，不能简单采取破产倒闭的办法。保企业还是保职工之争实际上是伪命题。保职工固然比保企业成本小，但国家能在多大程度多长时间保这些失业的职工呢？因此，处置“僵尸企业”应该在供给侧更多采取并购重组的办法，依靠优势企业带动这些企业走出困境、获得新生，从而降低处置“僵尸企业”的社会成本。

第五篇：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与供给学派

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它背后是一个影响巨大的经济学派—供给学派。供给学派主张减税、减开支、减管制、减货币发行或控制通胀。

供给学派最著名的模型就是拉弗曲线，拉弗曲线是一个简单的描述税率与税收关系的模型，意在说明，提高税率不一定能增加税收，税率的提高超过一定的限度时，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投资减少，收入减少，即税基减小，反而导致政府的税收减少。供给学派重视发展生产，凯恩斯主义主张刺激消费，由于知识立场的分歧，他们提出的政策主张完全对立。供给学派主张给企业减税，恢复企业活力；凯恩斯主义主张民众多掏腰包，必要时政府帮忙消费。供给学派反对通货膨胀，认为那样是稀释纸币，不利于储蓄；凯恩斯主义则一再鼓励央行放水，恨不能将利息降至负数。中国人素以高储蓄闻名，在前者眼中是经济发展的后劲保证，在后者眼中却是阻力。

里根上台后，于1981年将供给学派的主张结合货币学派的主张一起运用到经济管理中，并分解为削减不包括军费在内的财政开支，对企业和纳税个人实施大规模减税，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削减社会福利开支，逐年平衡预算等措施。这是“供给侧改革”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从里根经济学的实践效果看，总体是正向的。从1982年12月至1988年5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65个月，1984年，美国一度实现预算收支平衡。虽然对贫困家庭的补贴减少，反映了供给学派“劫贫济富”的性质。在此后的30年中，美国只在克林顿时期再次做到这一点。此外，美国的通胀率也由13.5%回落到低于5%。

什么是“供给侧”？从字面理解，“供给侧”就是相对于需求侧，涉及供给的各个方面。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经济结构性问题而推进的改革。中国目前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六个方面的结构问题。这六个方面的结构性问题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叠加，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与需求管理政策相比，供给侧改革（或供给管理政策）具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供给侧改革强调发挥企业和创业者作为市场主体的作用，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强调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二是供给侧改革强调解决中长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而需求管理政策更多强调解决短期经济波动问题；三是供给侧改革强调制度的变革与完善，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强调短期的政策调整。

供给侧改革的实质就是要：一则形成新主体，即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企业、企业家、创业者等在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同时要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约束政府的“有形之手”，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二则培育新动力，即通过全面改革培育新的增长动力，通过全面创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三则发展新产业，即一方面要尊重和顺应经济规律、市场规律，及时淘汰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等，让市场及时出清，避免资源浪费，及时化解经济泡沫，避免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等。推进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

首先，需求管理政策的边际效益在递减。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爆发后，为了保增长或稳增长，我们采取了一系列需求管理政策，如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政府投资政策等。这些政策确实取得了一定的保增长效果，特别是在初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如四万亿投资推出后GDP增速自2009年一季度的6.5%快速上升到2010年一季度的12.1%。但此后需求管理政策的边际效应在递减，虽然连续多次采取了稳增长措施，但GDP增速自2010年一季度达到12.1%的高度之后，一直在震荡下行，直至2015年三季度的6.9%，而且尚未扭转下行趋势。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为什么需求管理政策达不到预期效果？其核心原因恐怕是没有完全找对病根，没有对症下药。

其次，需求管理政策的副作用和后遗症越来越大。由于需求管理政策主要是通过政府投资和释放流动性等手段，拉动“三驾马车”来实现经济增长，属于短期刺激政策，故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产能过剩、高房价或资产价格泡沫、地方债务压力加大、企业效益下降、影子银行、银行不良资产率上升等副作用和后遗症。钢铁、电解铝、水泥、建材、造船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已下降到70%左右，许多城市的房价已大大超过多数居民的承受力，2014年中国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了235.7%，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逼近2%的警戒线。这促使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第三，推进供给侧改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们要追求的发展是综合考虑资源和环境承载力、兼顾当代人和后代人权益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求尽可能少地消耗资源能源、保护环境，而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要做到少消耗资源能源、保护好环境，根本的出路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以较少的资源能源投入获得较高的产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途径是发动“三大发动机”，即推进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而推进供给侧改革正是要培育“三大发动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故推进供给侧改革可以达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供给侧改革的定义

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更全面地为“供给侧改革”下了定义：

其一，“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化解过剩产能，通过价格调整、企业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场是主要方式。这意味着，从央企到地方国企的整合将向下层逐级推开，“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将加快。这关系到产业层面供给的改善。

其二，“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这意味着企业将通过结构性减税获益。实际上，此前明确的“适当降低社保缴费水平”，与降低成本的政策信号一致。这是在财税制度层面改善供给。

其三，“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这是对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再次确认。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不仅因为这一行业能带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许多下游产业的发展，化解这些行业的产能，有效拉动就业，还在于从推进“人的城镇化”考量，房地产业的发展是让2.5亿缺乏相应市民权利的城镇常住人口能真正定居下来的必要物质前提。这是在调控层面消除供给制约。其四，“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这一论述表明了最高领导层对股市发展的态度。股市既是企业的直接融资平台，也是普通投资者合法获得财富、提高消费能力的主要平台。这是在资本层面强调供给的稳定性。产业层面、调控层面、财税制度层面、资本层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和规模。显然，这些层面的改革都非一日之功可竟，这也表明“供给侧改革”不是针对经济形势的临时性措施，而是面向全局的战略性部署。

供给侧改革理论并非始自供给学派

供给侧改革的相关理论与经济学历史一样源远流长，绝非始于供给学派，只不过供给学派提出了较鲜明的供给管理政策而已。

从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来看，供给管理政策而非需求管理政策在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古典经济学大师斯密全面系统地抨击了重商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强调劳动和资本等“供给侧”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键作用，强调政府只能发挥“守夜人”的作用。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认为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将供给管理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西方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四减四促”（减税、减管制、减垄断、减货币发行，促私有化、促市场竞争、促企业家精神发挥、促进技术创新），其中多数确也是中国供给侧改革要考虑的重要内容。但由于中国体制具有特殊性，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一方面，其中有些政策主张在中国是不适用的；另一方面，中国的供给侧改革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比它要丰富得多。

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的影响：2015年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年12月18日，北京12月17日凌晨消息 美国FOMC利率决策0.25%-0.5%，预期0.25%-0.5%，前值0.0%-0.25%，这是美联储2006年以来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维持0%利率已长达78个月，超过1854年以来美国经济经历的任何一次低利率复苏期。

美国经济的好转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我国出口，但由于美国的消费尚未完全企稳，所以美国的缓慢复苏对中国出口的刺激作用不大。但美国的复苏及预期的加息将使中国的国际资本的外流压力进一步增加，也刺激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的进一步扩大。在美联储于2014年11月退出量化宽松后，加息就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依据就业与通胀的数据及趋势，市场普遍调整了原先2015年年中加息的预期。美联储加息速度和力度的预期上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但如果超出预期，则可能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这些国家出现大幅度资本流出，汇率大幅波动，进而导致经济增长减速，从而减少对中国的进口需求。即使忽略由于国际游资特别是热钱出逃所引起的对整个金融系统的负面冲击 而单纯探讨美联储加息如何通过贸易途径影响中国，我们可以得到其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最保守估计也是不容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