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融系统的趋同性研究

第一篇：关于金融系统的趋同性研究

关于金融系统的趋同性研究

关于金融系统的趋同性研究

金融系统的英文对应是financialsystem，在国内的研究中也常译为金融制度、金融体系。金融系统的提法则源于allenandgale的“comparingfinancialsystems”一书的引进，人民大学的学者周业安、王晋斌认为书中“financialsystem”所讲述的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制度一次的内涵，而将译书定名为比较金融系统，不过其并没有对于金融系统的内涵给予详细的界定，但由于此书产生了一个约定俗成的看法：即一提到金融系统，就专指比较金融系统中所分析的英美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和德日为代表的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关于两种金融系统模式的划分，源于格申克龙（gerschenkron，1962）对于企业外部融资不同方式的考察；卡林顿和爱德华（carington，edwards，1979）则第一次提出了银行为主（bank-based）或资本市场（capitalmarket-based）为主的金融系统机构；雷布琴斯基（rybczynski，1984）则正式提出了银行主导（bank-oriented）与市场主导（market-oriented）这两种不同的金融系统；迈耶（mayer，1994）又提出了银行经济和市场经济（bankeconomicsandmarketeconomics）的区分；波林（pollin，1995）则继承了赫泽曼（hirschmann，1970）所提出的用脚投票（exit）和用嘴投票（voice）的划分，而用脚投票即证券持有者退出权的行使，是典型的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系统模式，用嘴投票即银行与企业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是典型的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模式；伯格洛夫(berglof，1990，1995)从不完全契约角度看待金融系统，先将金融系统分为银行主导和市场主导两种，而后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了两种不同的融资结构——关系紧密型融资和保持距离型融资，并指出银行融资属于关系紧密型，证券市场融资属于保持距离型。上述划分方式，尽管提法各异，但是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分法”：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

因此，尽管上述两分法的划分可能存在某些问题，但是依旧是目前通行的划分标准。当然上述划分是存在很多缺陷的，尤其是不能反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因而，曾有学者提出把不同国家的金融系统划分为发达的与落后的，然后再根据其中介与市场的不同作用，划分为发达的银行主导型或落后的银行主导型，或是发达的市场主导型或落后的市场主导型。但是发达与落后的划分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模糊的，因此这一划分并没有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而把金融系统放在银行主导型的代表模式——东亚区域内考察，会发现东亚区域内各经济体的金融系统都似乎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困境，即金融系统开始不适应东亚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某种障碍，这主要表现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金融制度改革迟迟无法推进；韩国等东亚各国经受了东亚金融危机的洗礼；即使一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也积聚了高度的金融风险，金融制度的改革与转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而每每反思东亚金融系统的问题时，往往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系统中的制度设计存在严重问题，是后发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产物，大量存在着金融发展理论中所提到的金融抑制现象，在很多方面已经与现实经济的要求相严重脱离，因而当其可以集中经济资源的优势已经耗尽的时候，其弊端便充分暴露出来，而成为制约东亚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因而应该向美国学习，积极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将金融系统向市场主导型模式推进。不过从日韩改革的实践看，“美国式”的改革与转型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因而对于东亚区域内金融系统最终将向何种模式演变，是继续沿着目前这种自成一体的模式演化，还是向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靠拢还不可能有确定的答案。这最终的演化结果注定不是人们事先设计的产物，而是各种力量相互冲突协调的结果。不过从国际发展的趋势看，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经济领域中某种程度的全球制度趋同的确正在发生，而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显然在目前占据了明显的上风。而从以往的国际经验分析，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也的确更具有效率，并更成功的经受了危机的考验。至于有人把东亚金融系统的危机完全归结于后发国家赶超战略的痼疾，笔者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因为美国也曾经是后发国家，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也是在经历了不断的危机与反危机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实际上，两种系统都不是静止的、封闭的，而是变化的、开放的，就该种意义而言，冲突和趋同都体现在系统演化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但是在中国的金融领域却蕴藏了巨大的风险隐患，不良资产经过大幅度剥离后依旧居高不下，尽管难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转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而且已经开始了具体的实施，微

观层次上的金融治理结构改革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从目前的实践看，推动转型的创新主体依旧是政府，但是同时必须看到在这背后所蕴含着巨大的市场因素，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民营资本乃至民间金融的自发发展使得政府必须主动地推动这一制度转型的进行，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转型具有适应经济发展内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国经济已经紧紧地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也脱离不了国际大环境的影响。那么东亚金融系统真的会向着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演化吗？也就是当前两种模式的金融系统真的会走向趋同吗？而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必须适应这种趋势吗？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应该注意些什么？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二、文献评论如果从金融系统、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对于金融系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即mckinnon，shaw学派的研究。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结构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开始强调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专著《金融理论中的货币》则提出金融系统对于一个社会能否有效的配置和运用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金融系统的存在是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必要条件；goldsmith(1969)则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国数据来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出了有关衡量金融发展的主要指标和基本命题，最后的结论是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帕特里克则提出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类型：需求追随型和供给领先型，并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转化；mckinnon(1973)、shaw(1973)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很强的正向关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针对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张，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加快了经济增长，而金融抑制则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严重的消极后果。在麦金农—肖的研究框架下，许多论文对于麦金农和肖著作中没有加以详细发挥的命题进行了严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尔（basantk﹒kapur,1976）、唐纳德﹒马西森（mathieson，1980）、马克斯韦尔﹒j﹒弗来（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应用于劳动力富裕的发展中国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稳定化过程和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动态特征，考察了各种金融自由化工具对于经济增长率的绩效，开始把外贸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来。从现在的眼光来看，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个良好的金融系统的确需要适当的金融自由化。在这个基础上，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增长理论应运而生，其理论架构上侧重于内生经济增长和内生金融机构的分析。本斯文加与史密斯（bencivengaandsmith,1991）、博伊德和史密斯（boydandsmith,1992）、施雷夫特与史密斯（schreftandsmith,1998）、杜塔与卡普尔（duttaandkapur,1998）等分别从提供流动性、信息成本优势、空间分离与有限沟通以及当事人的流动性偏好与约束的角度论证了金融中介的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布特与萨科（bootandthakor,1997）、格林伍德与史密斯（greenwoodandsmith,1997）等则对于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做了深入地探讨。格林伍德与约万诺维奇（greenwoodandjovanovic,1990）、帕加努（pagano,1993）、列文（levine,1993,1997）、金与列文（kingandlevine,1993a,1993b）、列文与泽尔乌斯（levineandzervos,1998）、里甘与津格尔斯（rajanandzingales,1998）等在理论与实证上具体研究金融系统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阐释了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三种促进机制，实证上分别检验了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和银行相结合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金融发展与行业成长的关系，以及金融发展与企业的财务融资结构的关系。由此开创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内生金融增长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所探讨的只是稳定状态下的金融系统发展，而对于金融条件发生变化时的金融系统动态变迁路径没有进行任何深入的分析。结合东亚发展模式与金融系统的实际，又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金融发展理论分支——金融约束理论。赫尔曼、默多克和斯蒂格利茨（hellmann,murdock,stiglitz,1997）提出对于东亚金融系统颇具解释力的金融约束理论。该理论向上可以追溯到新结构主义学派的观点，泰勒、范温伯根等（taylor,1983；vanwijnbergen,1983；buffie,1984；lim,1987）提出金融自由化将导致利率上升、生产成本上升和经济产出下降，并肯定了非正式市场在企业融资方面的重要性；丹尼尔和金宏宝（bettyc﹒danielandhong-bumkim,1996）从现金支付经济中金融二元结构的视角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要重视非正式市场的力量。斯蒂格利茨等强调了金融管制体制重构的重要性，并认为不同于金融抑制（financialrepression）的金融限制（financialrestraint）带来了东亚的繁荣。不过其金融系统的整体设计不够完整，存在诸多盲点：如关于取缔强制存款的政策、外汇管制及汇率干预政策、外资及银行的引进政策等。其认为政府可以通过金融约束给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再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规避潜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促进经济发展。该理论也因为其过于强调银行在金融系统中的作用和操作性不强，而随着东亚经济的沉浮经历了鼎盛到停滞的过程。“东亚奇迹”时，东亚金融系统被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东亚金融危机后则几乎被完全否定。世界银行（）认为期限错配和币种错配所导致的金融部门脆弱性是东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而这主要归因于资本市场的薄弱。并提出发展资本市场的几个先决条件：包括发展基础设施、交易系统和交易规则等。金融系统与政治法律关系的探讨是这个领域的新进展。根据llsv(1997,1998,),他们认为整个金融系统提供的服务如何，金融相关合约的界定是否有效取决于法律体系的状况。指出习惯法起源的国家更注重对小股东的保护，因而有利于股票市场的发展，而民法起源的国家更注重对信贷者的保护，因而有利于以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系统的发展；bernardshull（1999）从美国法律起源的角度论证了美国金融系统的演变；vladimirpopov（1999）指出俄罗斯将所有权分给企业职工并发放凭证这种私有化的方式适于证券市场发展的性质，实质上指出俄罗斯金融系统的演变是俄罗斯政治改革的结果。pistor,et.al（）认为在转型经济中，法律执行与法律特征本身相比对融资的影响更大。r.rajanandl.zingales（）从政治学角度研究20世纪的金融发展，认为并不是所有国家在赞同金融发展问题上能够取得政治上的一致性，危机往往是政治上采取反市场力量的根源，从而使金融系统倒退，从政治学的角度论述了金融系统的差异。在该领域的实证方面，levine（）就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跨国实证的结果证实了金融结构的法律观点；beck，demirguc-kuntandlevine（）通过对70个前殖民地的分析，也验证了金融结构的法律论，初始禀赋的不同很好地解释了各国在金融中介与股票市场上发展的差异。林毅夫（）则把发展战略作为金融系统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并作了实证分析。这一尝试对于东亚金融系统可能具有某种解释力。总之，该理论模式目前还在不断发展变化，代表着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趋向。现有解释不同金融系统的理论其主要问题在于以下几点。首先，提出这些理论的学者大多置身于市场经济国家的背景之下，因此所作出的银行主导型与市场主导型的区分，是局限于对市场制度背景下的不同金融系统的区分，这样区分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影响了他们进一步地探究决定金融系统存在与演化的决定性力量；其次，即使是代表目前主导研究方向的llsv等人的理论，也存在重大缺陷，该理论过多地夸大了法律起源的重要性，而没有考虑到法律本身是变化的，法律根据各国的国情和习俗不断进行适应和演进的“移植效应”（transplanteffect）可能是更加重要的（berkowitz,pistorandrichard,）。第三，缺乏从投资者的角度去理解金融系统存在和演化的理论。而如果从这一角度分析问题，那么就可能就不存在发达的金融系统与落后的金融系统的区分，而最为重要的应该是特定的金融系统模式要与特定国家投资者的需求相对应。那么从现有的理论分析和国别研究看，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系统真得更加有效，更具生命力吗？一种向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趋同的全球金融体制变革正在推进吗？

第二篇：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的趋同性研究

在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评判、比较，以及对中西文化冲突条件下中国文化发展路径所作的探索过程中，李大钊与毛泽东的中西文化观呈现出诸多趋同性：对传统文化都强调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对西方文化都强调选择借鉴、洋为中用；在中西文化之比较中都主张融合中西文化，创造中国新文化。研究和探讨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及其所展现的先进性，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观的理论渊源及其思想体系历史发展的逻辑性和继承性，指导中国先进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李大钊；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先进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0）01-0116-05

中西文化观是指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分析、评价、选择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观点、方法和主张，以及对中西文化冲突条件下中国文化应向何处去所作的探索和回答。在对这一问题的观照和反思中，李大钊与毛泽东表现出了诸多趋同性。他们都以唯物主义观点科学缜密地评析了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及其相互关系，为寻求中国文化发展路径作出了深刻反思，形成了系统、丰富的中西文化观，其思想观点至今仍不失可贵的指导和借鉴价值。

一、李大钊与毛泽东在传统文化观上的趋同性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积淀深厚，根脉绵延不绝，在世界文化史上创造出独树一帜的思想文化成果，成为人类文明宝库一颗灿烂的明珠。然而，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给传统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延续和更新传统文化，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视和评判中，李大钊与毛泽东的思想观点呈现出诸多趋同性。

（一）对传统文化合理性内容的诠释和解析

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着孕育、生长和发展的过程，传统文化得以存在自有其理由和依据。李大钊从小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作为一种民族心理在很大程度上积淀在他的思维模式中。李大钊认为传统文化本身有一些积极性内容，可以为现代所继承。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的积极作用，李大钊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在西洋文明兴起之前，“中国于人类进步，已尝有伟大之贡献。其古代文明，扩延及于高丽，乃至日本，影响于人类甚大”。他不仅认为代表东方传统文化的孔子思想在产生时，是适应时代要求的，确有其价值，而且认为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迄今仍有其价值，孔子思想中的固有精华可以作为建设无产阶级新文化的资养。其中，他对孔子的“足食、足兵、民信”的治国方略；“富而后教”、“节用而爱人”、“宁俭勿奢”的为政之道；“敏于事而慎于言”、“见利思义”、“义然后取”的君子品格，都给予了肯定。在概括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经济思想的特点时，他指出：“东方人的经济思想，于欲望既须加以严正的择别，于一定的限度认为必要的欲望，可以使之满足，此外则必须加以节制，而于满足欲望的手段，亦守正当的轨范”。不难看出，李大钊对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认同。

与李大钊一样，毛泽东也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充分肯定了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历史地位和存在的价值。毛泽东从小对传统文化就有一种偏爱，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1920年3月给周世钊的信中指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在这里，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后来他又多次盛赞灿烂的中华文明，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这种评价，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充分肯定，充满了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今天的文化是从古代旧文化发展而来的，而不是凭空产生的。因而，决不能否定民族的传统文化。他说：“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我们要注意区别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可见，毛泽东从历史的延续性和文化发展的继承性出发，肯定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积极内容，既遵循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又遵循了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二）对传统文化弊端的观照和反思

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自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学的东渐和中西文化冲突的加剧，传统文化的弊端也越来越显露出来。新文化运动开展后，在进步知识分子群体中，对传统文化进行整体性反思和重新评估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李大钊作为思想界进步分子的代表，对传统文化的弊端进行了深刻思考，揭示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诸多不合理性。在李大钊看来，“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华民族之运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积淀，虽然有“繁缛彪炳，美矣备矣”的因素，但总体上是保守的，从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这是因为“历史所经阅者弥久，斯其圣哲所垂诏者弥多”，“吾民族思想之固执，终以沿承因袭，踏故习常，不识不知，安之若命”。正是由于中国文化的承世一统，经久不衰，国民只知一味承接传统，而不知有所变通和创新，以至于“斯民秉彝之明，悉慑服于圣智之下，典章之前，而罔敢自显，遂以荒于用而拙于能”。中国将被传统所束缚而不能迈向新文明。李大钊还进一步指出，中国封建文化的核心——伦理道德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中国封建主义文化之所以表现出落后性，其深层原因就在于封建的纲常伦理所致，即在于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法、伦理都是“以孔子主义为其全结晶体”。而孔子是“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是历代帝王专制和封建家族制度的“护符”。“其学说之精神，已不适于今日之时代精神”。如果继续维系封建伦理，那么“国民自我之权威，日益削减，国民思想之活泼，日益减少，率至为世界进化之潮流所遗弃，归于自然之淘汰而已矣”。可见，李大钊对传统文化的弊端持坚决的批判态度。

和李大钊一样，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认真挖掘的同时，毛泽东也看到了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本质上的矛盾与冲突，指出传统文化在近代已经衰落了，破除了“文化本位论”和“食古不化”、厚古薄今的错误主张。他并没有被民族主义的情怀所束缚，而是认识到传统文化并非完美无缺，其中不乏腐朽、落后的东西。指出中国传统文化落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纲常伦理。正是由于这种“自大的思想”、“空虚的思想”、“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造成了中国这个几千年的大帝国积弱不振，屡遭打击。而以孔子为中心的这种思想的“独霸”，“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两千年偶像的奴隶”。因此，他坚决批判以孔子为中心的封建思想，主张进行一场彻底的伦理革命。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指出：“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至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他还指出国人“为强力者所利用”，“全失却其主观灵性”，“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这种对国民性的反思，正表明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

（三）对传统文化都采取了辩证的态度，主张批判继承、古为今用

基于对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李大钊主张摈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对以儒家旧伦理道德为中心内容的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展开了激烈的批判。提倡新文化，反对旧礼教；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迷信与独裁。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罗网，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为“索我理想之中华”而奋斗。在五四运动前后的革命文化运动中，他成为积极的参加者和指导者。但是与陈独秀、易白沙、吴虞等人不同的是，李大钊并没有对孔学及传统文化作全盘否定，而是作了辩证的否定，既主张反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即封建礼教、伦理纲常，又主张吸收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精华，为我所用。他指出：“孔子之道有几分合于此真理者，我则取之；否者，斥之。”又说：“孔子之说，今日有其真价，吾人亦绝不敢蔑视。惟取孔子之说以助益其自我之修养”，“使孔子之固有精华”，“由以发扬光大”，从而代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为我们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树立了光辉榜样。

毛泽东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更为客观、更为成熟。他反复强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首先要继承其精华，“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事实上，毛泽东正是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典范，从毛泽东诗词中即见一斑。当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并不是盲目继承，全盘肯定，而是主张“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是经过批判之后的继承。“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可见，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毛泽东采取了与李大钊基本一致的态度，既反对一味迷信，又不赞成全盘否定，而是继承中有批判，批判中有继承，是继承与批判的统一。

二、李大钊和毛泽东在西方文化观上的趋同性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为寻找答案，一些有识之士将眼光转向了域外，试图从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西方近代文明由此传入我国。应该如何评析和对待西方文化，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在对西方文化的评判和反思中，李大钊和毛泽东的诸多观点不谋而合。

（一）对西方文化先进性的肯定和赞扬

李大钊对西方文化持欢迎的态度。李大钊主攻过西方经济学理论，同时对西方的历史、哲学思想也有深入的钻研。曾发表过许多篇专门介绍西方哲人（如鲍丹、孟德斯鸠、圣西门以及马克思等）的历史、哲学和历史观的文章。这样的学术背景使李大钊在研究西方文化时，能够比较准确地从经济基础和历史观的角度进行分析。他将西方文化概括为“动的文明”。在他看来，西方文化是代表工业经济时代的新文明，“是建立在工商经济上的构造，具有一种动的精神，常求以人为克制自然，时时进步，时时创造”，“动的精神即进步的精神”。他甚至认为，西方文化比东方文化更先进，西洋之动的文明“临于吾侪，则实居优越之域”。显然，李大钊是十分赞赏西方文化的。

毛泽东也认为，西方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创造了璀璨的文化。尤其是近代以来，生产力迅猛发展，文化方面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长进。他指出，近代资产阶级文化比封建文化高。1950年，他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说：“近代文化，外同要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即使在艺术创造的某些方面，比如“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等。同时，毛泽东对西方文化所强调的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人的独立性，宏扬人的天性，尊重人的天赋权利，提倡理性，推崇人的意志等等，都持积极赞扬的态度。

（二）对西方文化不足之处的揭示和批判

在对西方文化进行赞赏的同时，李大钊客观冷静地看到其消极方面。他认为，西方文化并非十全十美，也有许多缺陷，其最大的不足就是“西洋文明疲命于物质之下”。他说：“彼西洋之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就其自身之重累而言，不无趋于自杀之倾向。”在珍重、追求西方民主政治、意识的同时，李大钊对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方面也表现出某些保留。他认识到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博爱观在资产阶级建立起自己的统治秩序后，已失去了进步意义而成为虚伪的面纱，所谓的平等、自由、博爱只是资产阶级本身的私利和特权，其内容是空泛的。他不赞成无秩序的民主，反对“议场挥拳、白宫斗口的不文明现象”，这些都表现出李大钊对西方文明选择的文化心理态势。

对于西方文化，毛泽东也指出其不足。早在1917年8月，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余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当他在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一书中有关社会上存在着阻碍革新，以过去压制现在的段落时，便批注道：“此类是古非今之思想，不独我国，西洋亦有之。”1917年，毛泽东再次谈到西洋文化的不足时指出：“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从这些阐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西方文化不足之处的深刻认识。

（三）对西方文化都采取了辩证的态度，主张选择借鉴，洋为中用

在分析了西方文化的优劣利弊之后，李大钊满怀激情地指出，中国要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要以落后追赶先进，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文化。他认为，东方文化已经承受不了西方文化的冲击，落后屈败的地位渐趋明显，“百年以还，西方之动的生活，携其风弛云卷之势力，以侵入东方静的生活之范围，而沈沈大陆之酣梦为之惊破。盖以劳遇逸，以动临静，无不在呈披靡之观，无往不有摧拉之势。”主张“去其从来一切静的文明，迎彼西洋一切动的文明”。他说：“吾人认定于今日动的世界之中，非创造一种动的生活，不足以自存”。因而，李大钊积极倡导借鉴西方先进文化，但李大钊在主张吸收西方文化时，并没有对舶来的思想遮丑护短，而是反复强调有选择有批判的吸收，“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

对于西方文化，毛泽东和李大钊一样，也采取了批判选择的态度，既主张学习西方，又反对“全盘西化”。他认为西方文化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他甚至主张学习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同时，也不但是“政治、经济”方面的长处，还有“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习，“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他号召人们克服保守封闭的心理和观念，向西方进步文化学习。同时指出，对于西方文化也需要批判分析，在对比和交流中扬长避短，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他反复强调，对于西方文化，“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必须有分析地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这些都清楚表明，毛泽东对西方文化采取的是一种分析批判的态度，体现了毛泽东在西方文化观上的辩证意识，使我们感受到他那横贯中西、海纳百川、超越时空的博大精神气质和科学态度。

三、李大钊和毛泽东在中西文化比较观上的趋同性

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和探索中国文化出路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首先对中西文化进行认真的比较，在比较的基础上，认识中西文化的差异及中国文化落后的原因。在对东西文化进行比较的过程中，李大钊和毛泽东的思想观点同样呈现出诸多联系和趋同性。

（一）李大钊和毛泽东都认为东西文明的根本不同之点是：东方文明主静，西方文明主动

李大钊运用地理学派与经济学派的观点指出，东方文明是“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赐予厚”的“南道文明”，西方文明是“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予吝”的“北道文明”；“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富，物产之丰，故其生计以农业为主，其民族为定住的；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赐予甚乏，不能不转徙移动，故其生计以工商为主，其民族为移住的。”进而得出，东西文明的根本不同之点是：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而由此又决定东西文明精神特质的差异，即“可云一为积极的，一为消极的”。因而，中国文化表现为“厌世的人生观”、“惰性太重”。“以为无论何物皆无竞争之价值”，人生追求是无欲与寡欲，人生态度是守静而不争；与此不同，“西人持乐天主义，凡事皆以此精神，以求益为向上进化发展，确认人道能有进步，不问其究极目的为何，但信前事惟前进奋斗为首务”。

受李大钊影响，毛泽东也认为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而中国文明是静的文明，并进一步阐释了动的文明的进步意义，批判了静的文明的落后性。他认为，中国文化重静，因而暮气沉沉，缺乏朝气；西方文化重动，则奋斗向上。他对传统的主静观点持鲜明的批判态度，甚至不同意杨昌济的“守静”之说，指出：“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对于中国文化主静的后果，毛泽东分析道：中国人的“生活不能向上，只能随人转移，而不能超脱环境，自达其所欲适”。以至于“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这些比较清楚地反映了毛泽东对李大钊观点的确信和运用。

（二）李大钊和毛泽东都认为中国文化建立的基础是家族主义，西方文化建立的基础是国家主义

李大钊指出：在东方，因“家族繁衍，固行家族主义”；在西方“家族简单，固行个人主义”。他认为“中国以农业立国，在东洋诸农业本位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大家族制度在中国特别发达”，“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两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中国社会只是一群家族集团，“个人的个性、权利、自由都束缚禁锢在家族之中”，“所以从前的中国，可以说是没有国家，没有个人，只有家族的社会”。而欧洲中世纪虽曾有过家族制度，但后来因为国家主义和基督教的势力勃兴，及经济情形发生变动，大家族制度瓦解。

毛泽东则认为，家族制度是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基础构造，所以国民只有宗法意识，缺乏国家思想、政治思想。只追求宗法关系中的“和谐”，不懂国家关系中的竞争。而由于“国民个人的不健全，国民全体当然无健全之望”，国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他甚至认为：“我们这四千年文明古国，简直等于没有国。国只是一个空架子，其内面全没有什么东西。”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化建立的基础是家族主义。

（三）李大钊和毛泽东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重视个性的发展，而西方文化尊重个人价值

李大钊指出，中国文化“不尊重个性之权威与势力”，“个人仅为一较大的单位中不完全之部分，部分之生存价值全为单位所吞没”。因而不以个性生存为重要，事事听从天命；西方则承认个人之价值，尊重个性。由此比较，李大钊进一步指出：“东方之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之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

对于李大钊的观点，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等文中则表示了认同。他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是小我服从大我，个人的部分生存价值全为大我的价值所吞没。他指出：“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而西方文化充分尊重个人价值，强调个人自由，个人的独立性，尊重人的天赋权利。另外，毛泽东还针对中国文化在这方面的缺陷，把个人价值的实现上升到高于一切的地位。他指出：“个人有无上的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

（四）对中西文化比较的基础上，李大钊和毛泽东都主张融合中西文化，创造中国新文化

李大钊对中西文化采取了科学分析的态度，通过对中西文化进行全面认真的比较之后，他明确指出，东西文明“互争雄长”，“平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同时又指出现代文明是解放的文明，东西方均面临着创建一个新文明以克服自身弱点的任务，他们固有的文化传统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都需要新的文化来代替，而这个所谓的“新文明”，正是东西方文化相互调和和补充的产物。“以异派之所长补本身之所短，世界新文明始有焕扬光彩，发育完成之一日”。由此可见，在中西文化问题上，李大钊超越了近代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没有陷入“全盘西化”和“国粹主义”的泥潭，而是主张在融和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国新文化。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文化领域，主张用社会主义来改造中国文化。他认为：“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而“第三种文明”乃是俄罗斯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他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明确指出：“世界中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此时，李大钊的中西文化观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科学性。

对中国文化前途出路的思考，毛泽东深受李大钊思想的影响。对于中西文化，毛泽东也表现了明显的辩证态度。他并不认为中国文化绝对的坏，西方文化绝对的好，而是认为中西文化各有优缺点，都需要改造。因而主张在融和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国新文化。“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到1920年秋，毛泽东已明确地表示，他所主张创建的新文化就是社会主义文化。他在《发起文化书社》一文中写到：“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如何可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而从我们居住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这不是我们全体湖南人大家公负的一种责任吗？”这样，毛泽东与李大钊一样，最终都把俄国式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中国文化建设的目标。

通过上面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李大钊和毛泽东的中西文化观不乏契合的地方。这种契合绝非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正反映了毛泽东对李大钊文化观的认同和吸收，而其不同，又表明了毛泽东对李大钊文化观的发展和超越。今天，研究和探讨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的诸多联系和一致性以及他们的文化思想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和展现的先进性，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观的理论渊源及其思想体系历史发展的逻辑性和继承性，认真汲取其思想精华，指导中国先进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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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论《百年孤独》与《白鹿原》中女性悲剧的趋同性

摘 要：同为带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著作《百年孤独》和《白鹿原》，叙述了东西方大地上诡秘繁杂的家族传奇史，深刻揭露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和冲突。而其中带有神秘色彩的女性作为家族的延续者，无一例外都逃脱不了悲剧命运。本文试从情欲与道德、孤独对女性的影响以及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三方面简要分析两部作品女性悲剧的类同。

关键词：情欲 道德 孤独 反抗 悲剧

《百年孤独》描述了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坎坷离奇的遭遇以及小镇马孔多一百多年的风云变幻史，再现拉丁美洲历史社会图景，同时也塑造了一系列典型的女性形象。勤劳坚韧的家族支撑者乌苏娜、原欲旺盛的族外人庇拉?特内拉、纯洁自由的俏姑娘雷麦苔丝„„这些被“魔幻”笼罩的女性，在追寻“自我”的过程中，繁衍生息，孤独闯荡。

而秉承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传统体系所构建的《白鹿原》，以“六嫁六丧”开篇，甚至在父亲白秉德死后不久，白嘉轩依然迎娶了他的第七个女人。可见，在整个白鹿原的宗族统治中，作为纯粹的传宗接代的工具，女人的性命不值一提。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女性无一例外成为宗法统治和男性的附属品。

一、情欲与道德的悖论 雷蓓卡，作为居住在马孔多唯一一个受过外来文明影响、来自异乡“身世不明”的女性，注定是一个孤独的局外人。正如乌苏拉所说的那样：“这姑娘血管里流着的不是布恩迪亚的血，而是陌生人的血，陌生人的骸骨甚至还在坟墓里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1}她与富有教养的来自意大利的技师皮埃特罗?克雷斯庇情投意合。面对情敌阿玛兰塔的万般阻挠，导致婚期一推再推，她也从未想过放弃与退缩，而是对意中人说“你啥时候愿意，咱们可以离开这儿”。皮埃特罗?克雷斯庇虽富有欧洲人的生活气息，却固守着马孔多小镇道德的界限，懦弱妥协、一味求全，更别说打破道德的桎梏满足雷蓓卡的原罪需求。就在这时，“冒险家”霍塞?阿卡蒂奥，也是她的哥哥，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狂野与自由深深吸引了她。于是，被旺盛情欲征服的她不顾家族的反对，不顾乱伦的报应，迅速和霍塞?阿卡蒂奥结了婚，把基本的人伦道德踩在脚下。没有爱情，性，成为二人唯一的交集。而丈夫完全肉欲的生活方式，让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痛苦。最终，她亲手杀死了霍塞?阿卡蒂奥，妄图实现自我救赎。

而《白鹿原》中最具争议和震撼力的典型形象田小娥，在还是少女时，就被迂腐的秀才父亲许给年过花甲的郭举人做二太太，给郭举人“泡枣”，以求延年益寿。她作为“一个没有任何机遇和可能接受新的思想启迪、纯粹出于人的生理本能和人性的合理要求、盲目地也是自发地反叛旧礼制的女人”{2}，在情欲和好奇的驱使下，爆发了她压抑已久的人类最原始的欲望，和身强力壮的黑娃暗中相好。偷情被发现遭到郭举人抛弃之后，她怀着“做人”的希望与黑娃来到了白鹿原。而作为传统儒道的捍卫者，代表封建礼制的白鹿原族长白嘉轩岂能容忍这样“伤风败俗”的女人？被拒于家庙之外的小娥，被迫和黑娃栖身于村外的破窑洞。为了解救农民运动失败被追捕的黑娃，她陷入鹿子霖的魔爪，“被迫”用肉体换取生存。也是在鹿子霖的唆使与怂恿下，她开始利用“性”引诱白孝文。田小娥以性作为反抗工具，在手段、方式上都很盲目，且并未在思想上有所觉悟，只能走向毁灭。这时的她，已经彻底沦为丧失道德的“荡妇”。被代表封建礼教的鹿三刺杀后，整个白鹿原迎来了空前的瘟疫，田小娥的冤魂道出了无限委屈：“我不好，我不干净，说到底我是个婊子。可黑娃不嫌弃我，我跟黑娃过日子„„大呀，俺进你屋你不让，俺出你屋没拿一把米也没分一把篙子棒捧儿，你怎么着还要拿梭镖刃子捅俺一刀？大呀，你好狠心„„”{3}这段痛彻心扉的控诉，是田小娥作为情欲与道德悖论受害者的反思，也是对几千年“吃人”的封建礼教所做的最后反抗。

二、从孤独走向灭亡 作为家族百年孤独的见证者，孤独是阿玛兰塔无法摆脱的痼疾，也是拉美孤独的印证。她敢于和姐姐雷蓓卡争取心上人，而就在姐姐雷蓓卡结婚后，她曾经疯狂追求的心上人皮埃特罗?克雷斯庇，也渐渐喜欢上她并向她求婚时，她却毅然决然地说：“我死也不会嫁给你。”布恩迪亚家族孤独的特质使她“发了疯”。乌苏拉说，“阿玛兰塔是从未有过的最为温柔的女人”{4}，之所以温柔，更多的是对孤独的妥协。而她前后表现出的荒谬的悖论，绝不是出于对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的报复，而是与雷蓓卡之间的竞争，还不足以促使她改变自己原有的生活状态。在爱情和情欲方面，雷蓓卡都是胜利者。阿玛兰塔却坚持如何来到这个世界，就如何离开这个世界，“懦弱和胆怯成为她孤独一生的理由，她害怕进入未知的世界，一个男人主宰的世界”{5}。她是孤独变态的执行者，一直戴着象征罪恶的黑色蕾丝手套，对男性的世界全然拒绝，最终以死亡为礼物向孤独屈服。

鹿冷氏是冷先生的大女儿，冷先生为了巩固自己在白鹿原的地位，将其作为维系家族利益的工具嫁给先进知识分子鹿兆鹏。而被进步思想洗礼过的鹿兆鹏，在新婚之夜后便逃去了城里。几千年来的中国形成的一套钳制女性的“三从四德”伦理规则致使鹿家成为埋葬鹿冷氏的坟墓。她作为一个“弃妇”，默默忍受着精神上的孤寂和肉体上的折磨，开始了漫长的孤独岁月。而对“欲”的扭曲和压制，恰恰是维持道德体系的重中之重。深受传统观念影响的她，宁愿守活寡，也不愿改嫁。但随着孤独的侵蚀和性意识的觉醒，心静如水的她，开始在欲望和理智中挣扎，竟开始羡慕田小娥，靠着幻想满足自己本能的渴望。而最终，一次意外“彻底激化了她内心的矛盾”――公公鹿子霖酒后失德，她被“抓”了一下。她在被“非礼”之后，性幻想变本加厉，本我彻底打败自我。主动向鹿子霖“示好”，遭到斥责之后，被窥破了内心隐秘的鹿冷氏，彻底崩溃，患上了淫疯病。鹿冷氏为了反抗孤独的状态，以畸形的方式挑战礼教的束缚，最终命丧于自己父亲亲手调制的药下，结束了苦难悲哀的一生，从孤独走向毁灭。

三、“叛逆者”的悲歌 白灵是白鹿灵魂的化身，虽长于宗法之家，却逃过了缠足之苦，走进了私塾读书。她本身，就是对宗法之家的叛逆。她把婚姻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面对父亲安排的亲事，她毅然决然地逃跑了，纵使父亲以断绝父女关系逼迫也绝不屈服。她具有新时代女性的价值观，跟随着自由与民主的脚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放弃与自己不同政见的男友鹿兆海，在动荡之中，一次次出色地完成了革命赋予她的任务。而正是这样出色的正直果敢的女性，“一个封建家庭的叛逆者和彻底的革命女性，最终却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悲剧的结局――牺牲在以男性为主体的政治漩涡中”{6}。同样追求自我、不屈服于现实的雷麦苔丝，以一种魔幻的方式，离开了马孔多。她崇尚自由简朴的生活，厌恶陈规陋俗。她不理解为什么女人们要用紧身胸衣和裙子使自己的生活复杂化，因此，她给自己缝了一件粗麻布教士式长套衫，毫不麻烦地解决了穿衣问题。她为了简单自在，成为马孔多第一个剃光头的人。越是自然清新，越是摒弃常规，在男人看来也就越发迷人。一位外乡人一睹她的芳容之后不能自拔，沉睡在铁轨上被夜行的火车压得粉身碎骨;另一位外乡人趁着人群混乱“抓”了她肚子一把，被经过的烈马踩烂了他的胸膛„„她是马孔多唯一一片净土，却因为窥视者的不幸被无辜地猜测为“带有死亡气息”的女人。象征着美好与纯真的她，被马孔多的人无情撇下，最后，她只能乘着床单向天空飞去。

《百年孤独》和《白鹿原》都严肃地探讨了女性命运的悲剧性。但无疑，布恩迪亚家族的女人是幸运的，她们的悲剧更多来源于自身。而白鹿原上的女人不仅饱受封建礼教、男权主义和黑暗现实的摧残，甚至连做人的权利都没有，她们更多是被迫的。

不同于西方文化宣扬情欲的解放，东方文化向来主张克制人欲。雷蓓卡的悲剧，不仅在于对情欲的极端屈服，让自己陷入被道德谴责的困境，更在于对自我生命状态的盲目追求，完全否定了人生命中的理性因素。而田小娥片念之差，出于“自救”，被本我征服，在男权环境中本就身处弱势的自己陷入情欲与道德的悖论。阿玛兰塔无法掌控自我生命状态，让懦弱和胆怯占了上风，把一生的精力都用于和雷蓓卡战斗，拒绝了作为女性基本的爱情和情欲的召唤。从她们身上可以看出，悲剧的一方面源于女性自身固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而鹿冷氏敢于打破礼教对女性的束缚、冲破孤独，却还是死于吃人的礼教之下，迎来了死神。白灵受现代文明熏染，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她不甘于做封建社会所赋予女性的角色，她所受的教育和悟性也让她有着明辨是非的个人独立意志，但这一切越过了封建社会固守的界限，只能是男权统治下的牺牲品。坚持自我的雷麦苔丝，因为其某些行为异于常人便被人“攻击”而不得不飞向天空„„可见，造成女性悲剧的另一个原因是外在环境的压迫与束缚。

对于悲剧性的结果，田小娥是封建道德环境压迫之下的委曲求全，是中国几千年来女性命运悲剧的缩影;而雷蓓卡的悲剧一方面是对于本我的不满足，另一方面，是作为一个异乡人，对马孔多孤独特质的极端反抗。同时，她们的遭遇也向世人阐明：“女人既是世界的创立者，也是毁灭者，人类用道德规范约束自我才不至于与禽兽同类。”{7}

可见，在东西方意识形态中，女性都很难有执行“选择自我生存方式的权利”。不得不反思，对于女性来说，外在环境和内在的自主意识都是极其重要的。

{1}{4}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修订版），黄锦炎译，南海出版社2007年版，第261页，第198页。

{2} 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页。

{3} 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2页。

{5} 马慧萍：《嫉妒与孤独――〈百年孤独〉中阿玛兰塔的悲情》，《名作欣赏》（下旬）2014年第36期。

{6} 海南：《叛逆者的悲歌――〈白鹿原〉中白灵形象分析》，《社科纵横》2012年第1期。

{7} 李维：《〈百年孤独〉中女性形象的孤独情结表现及探索》，《文教资料》2001年第2期。

第四篇：国外教师教育实习的趋同性及对我国的启示

国外教师教育实习的趋同性及对我国的启示

摘 要：农国外教师教育重视实践环节，英美等发达国家均已建立了完善而各具特色的教师教育实习制度。中国教育实习制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借鉴国外教师教育实习经验，对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实习制度，促进我国师范院校教育教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教师教育；教育实习；趋同性；启示

当今世界范围内，教师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教育实习正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培养未来教师教育教学实际能力的一个重要环节。纵观国外教师教育实习的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表现出明显的趋同性。

一、国外教师教育实习的趋同性

（一）实习前的教育理论准备趋同——重视教育课程

国外师资培养的课程体系中，教育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课程比重呈上升趋势。教育实习与教育课程相结合，实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各国的共同特点。国外采取了如下措施来加强实习前的教育理论准备：一是增加教育理论课程的门类和教学时数；二是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美国教育理论占教育总量的25％，教育专业课程中的2／3为教育理论课。英国教育理论占35％，“教师职前培训改革”中，提出教师应具备27种职业技能并建立教师技能档案。法国在教育专业科目里，学生需修40学分，占总学分的25％。德国把教育科学作为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的途径之一，教育科学课程设置范围相当广泛。

（二）实习形式与时间趋同——实习形式灵活多样

实习形式上，不同国家在教育实习实践操作中各有特色，但总的来看，体现了分散与集中相结合，教育理论学习与教育见习、实习有机结合的共同特点。教育实习大都由模拟实习、见习、实习三大部分组成。国外特别重视见习效果，通常要求学生在见习时能发现问题，并能从理论上找到解决的办法，这使学生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能站在教学的前沿。实习时间上，国外发展的一个趋势是教育实习时间在总量上不断增加。表现为阶段性和延续性的结合。在法国，学生进行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三类教学实习，共计486学时。

（三）实习活动目标趋同——目标明确

明确的任务和目标，具体的要求和安排，是国外教育实习目标定位的共同特点。国外教育实习改革中，系统研究了教育实习应达到的目标，并加以分类向学生公布。前苏联对教育实习目的与要求作了如下规定：1.培养对教师职业的兴趣；2.培养进行教学设计和教学工作的能力；3.培养讲授各种类型课的能力；4.培养组织和领导各种课外、校外活动的能力；5.培养开展学生教育工作的职业能力；6.培养独立进行教育科学研究的能力；7.培养初步的学校管理工作能力。日本规定实习生应达到的目标是：1.从总体上亲自体验学校教育实际；2.培养基本教育实践能力；3.认识教师职业活动的规律、基本原则、基本方式，提高教师的责任感，加深对学生的感情；4.能恰当地评估自己担任教师的能力和职业适应程度；5.培养在教育实践中所需要的创造精神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

（四）实习任务趋同——实习内容丰富

国外教育实习内容发展呈现综合化趋势，各国大都制定了教育实习指导手册，对各方面的任务作了详实周全的规定，让学生真正参与教育工作的全过程和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如英美教育实习要求学生全面担当起一名教师实际应做的工作，实习内容不限于纯粹的教学实习，还包括参加教研活动、教职工会议、教师家长协会的活动，甚至参加在职训练活动等。要求至少有两周时间，全面负责其所在班级全部教学活动的计划、实施和评估工作。日本的教育实习内容全面丰富，包括学科教学、道德教育、特别活动、学生指导等，使实习生直接

掌握学校各个领域的经验。前苏联的教育实习内容安排随着年级的递增而渐趋复杂，并且低高年级的实习内容能连续和继承，最终达到熟练掌握教师职业的全过程。

（五）实习管理趋同——协同合作管理

国外在实习管理上基本都实现了制度化与合作化。实习基地相对稳定，实习计划由大学与实习学校教师共同制定。英国采取协作管理形式，由实习学校、地方行政当局和大学教育学院的代表组成“伙伴关系指导小组”，统一领导和管理教育实习工作。小组任务是制定教育实习计划、分配实习生、组织教育实习和实习评价。日本教育实习机构比较完善，建有许多附属学校作为教育实习和研究基地。有些大学还成立了实习指导中心，下设研究、指导、实践、调查四个部门，共同做好教育实习的科学研究和组织管理工作。法国的教育实习由师范学校和有关分学区的省督学组织管理，学院与实习学校之间实现密切合作，有关学校把安排师范生的实习纳入本校工作计划。

二、六个国家教师教育实习的特色

（一）美国——交互一自省型教育实习模式

20世纪70年代以后；认知主义逐渐取代行为主义，“教师作为专家”成为美国教师教育的新理念。由此美国的教师教育由训练模式走向了开发模式，由注重技术性的训练走向专业化的构建，且注重教师潜能的开发。反映在教育实习环节上，则形成了交互——自省型教育实习模式，强调知识形成、获得过程中主体的行动参与和反思。这一模式促使学生将教学理论用于反省教育实际问题，并将反省之心得实际运用于教育教学之中。

（二）英国——以中小学为基地，重负荷教学训练教育实习模式

1983年，英国“提高教师质量”白皮书提出新教师培养的措施是：提高对教师培训的要求，严格选拔学生，明确课程标准，重视实践经验。经过不断的实践研究，人们发现师资培训的关键在于加强师资教育胜任能力，突出中小学在培训中的作用。因此，“以中小学为基地”和“重负荷教学训练”成为英国教师教育实习的一大特色。英国教育实习中心整体下移，实习课程安排强调大学与中小学合作，企图通过在中小学的学习和传帮带中顺利实现未来教师的专业成长。

（三）德国——两段式教育实习模式

德国自建立师范教育以来就很注重教育实习工作。1926年，普鲁士皇家“通谕”首次在法令上诏告设立实习教师见习研习班，正式规定取得教师资格须经两次考试，在两次考试中须经历三年的实习。1970年以后，西德各邦均为确立实习教师体制及第二次国家考试立法，规定任教者必须通过修业和见习两个阶段。第二阶段由教育行政当局专门负责，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正因为如此，德国师范毕业生具有较强的实际能力，一进入学校大门后，就能作为一名“熟练劳动力”，独立开展工作。

第五篇：国际私法的趋同化研究 本科生毕业论文

中国政法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

一、国际私法的历史渊源

具有涉外性质的私法关系古已有之，在人类历史的奴隶制时期这一关系就已经出现。虽然在当时这种私法关系并没有如当今的国际私法一般具有严格的定义和范畴，但不可否认，具有涉外性质的私法关系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在公元13世纪的意大利发展就欧洲其他的区相对滞后，封建制度在这一时期上没有在该地区建立稳固的统治地位，该地区的证券在这一时期主要集中在一些城邦君主的手中。罗马法在这一时期成为了该地区各个城邦普遍运用的法律，但由于政治上的相对独立性各个城邦在普遍沿用罗马法的同时又分别结合了自身特点对原有的罗马法进行了部分修改。这就使得在出了城邦间出现的法律纠纷时不同城邦均希望依照自身指定的法律进行审判，各城邦之间市场因为法律适用上的冲突产生分歧。为解决之一现实困难，以巴托普斯为代表的意大利注释法学派的学者们从研究分析法条入手对罗马法基本法条和各城邦法律进行梳理进而逐步形成了法则区别理论，这一理论在之后的四个世纪中引领着“国际私法”领域的发展1。

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世界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主要发达国家陆续实现有手工生产向机械化生产的转变；在社会形态领域，欧洲主要发达国家陆续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1 昌国民：国际私法，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中国政法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

使用频率得到扩张和提高，国际私法这一学科因此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二是，国际私法的范畴和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伴随着国际贸易水平的提高，国际私法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逐渐显现，为规范贸易行为、规避风险、维护自身权益，各国均展开了积极的立法活动，国际私法的重要性日益深化；三是，国际私法的形式呈多样化发展，随着各国对国际私法认识程度的加深和各国及国际有关国际私法立法活动的开展，国际私法的形式日益丰富，越来越多的上边和多边条约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双边冲突规范、选择性冲突规范、最密切联系原则等相关原则的出现和发展为国际私法的应用提供了灵活的选择空间，国际私法这一学科在实践中发挥着越来愈重要的作用。四是，由于国际私法法典化趋势的发展，通过国际私法解决国际民商事争端的方法受到重视，各国在寻求解决法律冲突时更加注意对国际私法的运用，国际私法在保护国家涉外交往中的作用逐步体现。

二、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国际私法发展概述

1、我国的国际私法发展概述

我国有关涉外性质私法设置由来已久，早在封建时期我国中央政府就十分重视这一领域的立法活动但是受到时代特征的影响，在封建王朝我国有关涉外性质私法的建设仅仅停留在最基本的层面，有关法律法规并没有突破我国早期“律”“例”的束缚4，这一时期我国国际私法性质法规是作为一种补充行规范被颁布和实施的。新中国成立 4 钱大群,唐律疏义新注,南京师范大学2007年版。

中国政法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

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制建设受到重视，并且随着国际环境和外交条件的改善我国对外交往日益增多与国外的民间往来日渐频繁，这就为我国国际私法实现新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我国有关国际私法的建设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在国内立法方面，我国《宪法》、《民事诉讼法》、《涉外经济合同法》、《继承法》、《海商法》、《票据法》等法律中都设置了有关国际司法的具体条款，这些法律结合我国对外交往中的具体情况吸收借鉴国外有关立法成果是我国国际私法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其次，在国际立法方面，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外交事业取得巨大成就我国政府在国际舞台的地位得到肯定，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迅猛发展的主权国家在世界上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话语权。我国于1987年加入了海牙国际司法协会并陆续加入了涉及外国人法律地位、国际民事诉讼程序、国际统一实体法等领域的一系列公约组织。此外，在政府层面，我国也想后于多国政府签订有关国际私法的协议和文件，我国国际私法建设的成果开始逐步体现出来。

2、欧盟成员国国际私法一体化发展趋势

作为国际私法的发源地欧洲又在国际司法法建建设方面有着深厚的土壤6，同时由于地缘和政治因素的影响，欧洲国家一体化建设势在必行7。这种一体化进程在欧盟国家国际私法建设方面也有着明显的痕迹。其中《阿姆斯特丹条约》作为促进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一个里程碑在内容上也兼顾了有关国际私法方面的问题8。该条约规定： 67 屈广清、陈小云主编，国际私法发展史，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房乐宪，欧洲政治一体化：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8 房乐宪，欧洲政治一体化：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中国政法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 的准局法选择的原则上兼顾了密切联系原则和特征性履行理论；在侵权行为案件方面，采用结果发生地和侵权行为发生地兼顾的原则；在法定债务按见方面承认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制度注意的市，日本本次对国际私法的修改重点在于对合同行为和侵权行为相关规定的完善和修改，通过修改日本国际私法的基本框架得以完善和确立。在承认日本国际私法立法成果的同时也必须注意到，日本的国际私法建设仍然相对滞后，本次法律修改紧紧停留在冲突法层面且内容涉及的领域相当有限；此外，由于日本在国际私法领域建设的整体性落后，尽管《新法》在形式上弥补了法律滞后的问题但在实践中日本国际私法的发展水平仍有待提高。

三、国际私法的价值取向

随着国际交流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国际私法的认识日益深化，学者们对国际私法的研究也不再仅仅局限于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法哲学的角度探究有关国际私法的原理。其中关于国际私法的价值取向作为一个焦点问题受到了大量的关注。

1、对“效率唯一论”的批判

以科斯和波斯纳为代表的“唯效率论”11者认为，法律制度的设置必须依照最经济的方式，法律原则选择也应当遵守经济、效率的原则，解决冲突的本质是对效率的选择，受保护的一方应当是能够是效 11 房乐宪，欧洲政治一体化：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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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为三个方面，分别是规则本身的正义性、世界各国平等使用条约内同的平等性以及对本国公共秩序的维护，因为对于国家而言显然单纯的实体正义已经过于单薄，只有在实体和形式上分别到正义的标准才能够保证国家整体的正义性；效率可以理解为保障国家司法和社会升本的最小化，即尽可能的使国家司法运行成本降低；所谓自由，对于国家而言可以理解为对本国管辖权的保障，主权国家在参与处理国际私法事物时应努力主张其管辖权从而维护本国合法权益；秩序可以理解为在参与国际私法事物时国家应努力保障并维护自身社会秩序。

从执行适用的角度考虑，国际私法的价值取向应表现为：对国家、个人以及决策方三者价值的平衡。

总之，国际私法的价值取向应当是多元的而非单一的。“唯效率论”具有严重的先天缺陷因而难以作为对国际私法价值取向的概括。当今国际私法的价值应当体现出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而多元化恰恰是对这一趋势的最合理解释。

3、利益协调论

以上对国际私法价值取向的分析尽尽停留在概念层面并没有展开实质性的探讨。为了更好的定义国际私法的价值，笔者认为可以采用“利益协调说”来对国际私法价值进行诠释。

所谓“利益协调”就是指要通过对国际民商事法律冲突的调整，协调国际民商事交往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民商事新秩序14。作为国际私法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利益协调”说要求各方主体在参与国际民商事活动中必须秉持公平、平等的基本原则。为 14 邹国勇：国际私法的价值取向，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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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世界各国的经贸联系日益紧密，各国政府间、民间的经贸、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更多的交流在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来自国际民商事领域的纠纷日益增多。为保证世界经济秩序的稳定、促进全球经济发展、规范国际民商事行为、解决已有纠纷，世界各国必然会加大对国际私法的研究力度，通过对本国法律体制的完善保障本国利益。

其次，为了更好地解决各国法律冲突国际私法的统一化势在必行。二战以后世界环境相对稳定，各国政治经济社会建设迅速发展，法制建设作为政治建设的重要部分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长足发展。世界各国依照自身特点纷纷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用以规范本国国民社会发展，但随着国际间交流的增加和国家间民商事往来的增多，不同国家的行为主体仅仅依照本国法参与国际行为带来的弊端开始逐渐显现。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理顺国际民商事行为规范，国际私法的发展势必呈现同一化趋势。

最后，由于和平、发展成为了战后国际社会的主题，世界各国广泛开展了各领域的交流和学习，法学作为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在国际领域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通过多年来各国专家学者的交流，世界范围内对国际私法的价值取向、立法内容、立法技术等问题形成了普遍认同的观点。在这一背景的影响下，国际私法新法的制定必然会体现出同一化趋势。

2、趋同化的具体表现

国际私法趋同化总体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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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允许当事人依照条约或惯例自由选择准据法，在较少时机国家主权等重大利益问题的案件上为当事人提供选择准据法的空间有利于案件的顺利解决同时也保证了司法效率。

五、结语

当今国际社会全球化、一体化发展进程已经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各国只有通过不断提高参与国际经济社会交往水平、拓展国际交流空间才能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国际民商事交往，特别是国际贸易活动，作为经济社会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经济社会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作为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的基本法律，国际私法的发展受到全世界的关注。

通过研究，我们认为当今国际私法发展呈现编纂法典化、范畴扩大化、内容趋同化、价值普世化的特点。我国作为新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国在全球经济社会占据重要地位，紧跟时代步伐发展我国国际私法并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已经成为摆在我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面前的严峻挑战。如果忽视对国际私法的研究和运用我国是必将在国际事务中处于比例地位，进而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我们建议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完善我国国际私法制度建设：第一，根据我国国情编纂制定适合我国自身条件的国际私法法典，通过法典的编纂梳理我国国际私法相关法律规范，完善我国国际私法体系；第二，有选择的参加相关公约、缔结有关双边条约或多边条约，为我国国际私法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氛围，帮助我国国际私法体系建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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