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方法比较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方法比较
巴曙松 王凤娇 孔颜
内容提要：系统性风险的一般测量方法有矩阵模型、网络模型、违约率强度模型。次贷危机中系统性风险的测量最为重要的是由信用风险导致的系统风险和从综合化经营机构传导的系统风险。对系统性风险的测量不同的方法差别很大，每种方法都有各自的缺陷。我国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主要来源于信贷扩张风险，因而矩阵法与网络法是适合我国现实的，矩阵法已经得以初步应用，但该方法的使用仍需进一步改进。
关键词：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测试/综合化经营
作者简介：巴曙松(1969-)，男，湖北武汉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合肥230026），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北京100010），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主要从事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与金融市场监管、企业融资问题与货币政策决策研究；王凤娇，孔颜，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安徽合肥230026）
一、系统性风险的一般测量方法
传统测量方法侧重于多角度测量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有从银行等金融机构间相互持有的头寸角度分析金融机构系统风险大小，例如Chen(1999)最早从投资者信息传递角度研究银行挤兑导致银行大规模倒闭的银行挤兑模型。Lehar(2003)从风险管理角度建立银行体系系统风险测量的风险管理模型，通过模拟的单个银行收益率时间序列计算多个银行收益率的协方差矩阵，通过计算银行体系总的预计缺口计算银行系统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概率。Jeannette Muller(2003)对银行间风险传导形成多米诺效应建立银行间网络模型。传统模型的共同点在于大多基于银行间交易数据建立与资产负债表有关的风险敞口模型，这里主要介绍矩阵模型、网络模型、违约率强度模型。
（一）矩阵模型
矩阵模型重在测量银行系统的复杂性大小，以复杂性大小判断系统风险大小。模型思想是信息熵思想，即系统越是有序，信息熵越低；系统越乱，信息熵越高。因此金融系统越有序，信息熵也就越低。具体步骤为，首先根据银行间资产负债表构造原始矩阵；其次，求解信息熵最优矩阵，以估计银行间风险敞口矩阵；最后，根据不同的银行资产损失率，当银行损失超过一级资本即倒闭的原则，确定倒闭银行个数。
1.建立初始模型
设共有N家银行，第j家持有的第i家银行的资产占该银行全部资产的比例为，则银行间的资产负债表关系可用以下矩阵表示：
银行间矩阵模型是应用较广的测量银行体系系统风险的模型，其优点在于数据容易获取，操作简单，能够基于银行间支付体系准确测量由于相互持有资产而导致的系统风险大小。但缺点在于，它测量的是银行间因存贷业务导致的风险，以银行间风险通过信贷渠道传染为假设前提。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衍生产品不断创新，银行间持有资产形式不仅以存贷款方式表现，由于衍生资产及其他权益类资产导致的资产减值形成的系统风险的测量该模型则无能为力。同时模型在至少一家银行发生倒闭条件下计算受传染银行个数，没有对第一个银行发生倒闭的诱导因素进行定量分析。
（二）网络模型
网络模型主要通过银行间相互交易数据建立网络分析法，将所有银行归类于不同的网络结构中，然后根据模拟法测算每个银行网络潜在的系统风险。建立银行问网络模型的首要任务是判断银行间网络的形状，Jeannette Muller(2003)选取以下5个指标来确定银行所在网络的中心银行：(1)该银行必须与很多其他银行有银行间债务关系，即与很多其他银行有直接业务联系；(2)与其他银行间有大额银行间债务头寸；(3)该银行的倒闭使得其他银行均或多或少受到影响；(4)与该银行交易的其他银行也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5)该银行在风险溢出效应的传递、中止过程中起关键作用。
确定网络中的中心银行后，便可以利用模拟法测量银行间系统相关性及银行网络的系统风险大小。模拟情景分为两种，一种假设网络模型中只存在信用风险传染，银行资产不必通过降价出售，另一种假定在信用风险冲击下，流动性不足的银行并不能立即得到其他银行的贷款，而有可能隆价变现部分资产以补充流动性。
情景一假定一个银行网络中有N家银行，则银行间资产负债表有如下关系：
当发生违约时，银行h的资产负债表即发生如下变化（图2）：
其中参数δ反应资本市场压力大小，δ越大表明市场压力越大，需要变现的资产更多。显然在需降价变现资产情况下银行破产概率更大。通过模拟计算每个网络中破产银行的数量可判断系统性风险大小。
网络模型的优点在于适合于监管者的监管，监管者能够跟踪到网络中首个发生违约的银行进而对其进行监管，防止风险进一步传染。
（三）违约强度模型
网络模型及其他银行间相互传导模型强调单个银行发生违约时对其他机构的影响，实际上，监管当局关心的不是金融机构间严重的相互传导，而是由于金融机构相互传导带来的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大小。违约强度模型针对与违约率密切相关的衍生产品建立随机方程，它假设违约率服从某个类似利率方程的扩散方程，通过系数估计来确定违约率，以违约率大小度量系统性风险。
(1)式表明只要发生违约事件，违约率就会发生跳跃，说明溢出效应对未来事件的影响，跳跃强度是违约事件发生前违约率的函数，反映违约事件对经济的影响随着违约率的增加而增加。需要注意的是违约事件的影响通常与经济结构有关：在违约密集时段其影响较大，而当企业状况不佳时，违约事件的影响会逐渐变弱。参数γ为事件影响力的最小值，当违约强度在一个事件后发生跳跃时，强度将以指数速度。
IMF(2009)利用该模型对次贷危机中美国资产规模前12大银行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雷曼发生违约”事件对金融体系产生显著干扰，在雷曼条件下其他银行违约概率由2007年7月1日的22%上升到2008年9月12日的37%，同样，AIG发生违约也对系统产生显著影响，相同时间其他银行违约率由20%上升到34%。
与其他模型相比，违约率强度模型在实证分析中与现实拟合的相似度最高，能捕捉到金融机构间直接与间接联系及与结构相关的违约率的变化。但该模型适合于与违约率直接相关的金融业务的系统风险测量，而资产证券化产品、对冲基金等的风险多产生于标的资产价格的波动，因而该模型的使用范围有限。其次该模型是一个简化理想模型，不考虑跳跃部分，违约率是否一定服从对称的均值回复过程？这仍待进一步研究。
二、次贷危机中系统性风险的测量
次贷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清算银行(BIS)等均对危机中的系统性风险进行测量。一是指标测量法，例如IMF(2006)提出的金融稳健指标(Financial Stability Indicators FSIs)。监管者可以通过指标体系计算经济体中各指标值，以此综合测量系统性风险大小。指标法的优点在于数据容易获得，但实证分析发现指标体系中有些指标对测量结果反应并不明显，单一指标往往不能涵盖整体风险，资本充足率指标在本次危机中的表现足以说明这一点。二是敏感性分析，即测量金融机构对市场变化的敏感性，包括或有权益分析法、期权一隐含波动率法、联合压力概率法、条件相关法等。这种方法克服了单纯依靠指标测量风险容易产生的自相关问题，但其缺点在于只能针对单个金融机构而不能测量整个系统的稳定性。三是多变量模型法，包括期权模型、联合违约概率模型等。与其他方法相比，多变量方法基于市场数据能够及时测量市场的共同违约风险，目前来看是可行的。这里着重介绍危机中最为重要的由信用风险导致的系统风险和从综合化经营机构传导的系统风险。
（一）信用风险模型
1.条件风险模型
传统系统性风险测量模型的假定条件之一是不同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相互独立，风险的传染途径相对单一。但从风险来源角度看，金融机构常常面临相同的风险（同质化风险），例如此次金融危机中常见的金融机构采用相同的风险管理模型、会计实务和投资组合等，此时测量金融机构间相互联系时，以往模型显示出弊端。条件风险模型即以一个金融机构的倒闭为条件测量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它的另一个优点是能将解释变量扩大到影响系统风险的很多因素，并测量变量间的非线性关系。将条件风险模型应用于信用风险测量即求金融机构违约风险的条件分布f（y｜x，β），其中x为金融机构的违约风险，β为待估参数向量。由于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只能用于线性方程估计，因此可用分位点回归模型通过残差最小化估计参数β，即
IMF(2009)对美国次贷危机中CDS持有机构间风险传染做了实证研究，选取2003.7.1-2008.9.12的CDS价差数据。选取金融机构有：AIG、美国银行、贝尔斯登、花旗、高盛、摩根大通、雷曼、美林、摩根斯坦利等。当金融机构的CDS价差位于5%分位点时，表明金融机构运行健康，当价差位于95%分位点时说明金融机构正处在危机中。实证研究显示，当花旗处于95%分位点时，即处于高风险时，会导致贝尔斯登CDS价差扩大135%，会导致雷曼的CDS扩大103%。
2.用压力测试测量金融系统稳定性
压力测试是指在市场极端不利情况下，很少发生但可能发生的事情（压力）一旦发生，形成的对资产组合的影响。压力测试是将资产组合所面临的极端但可能发生的风险加以认定并量化的重要手段。它是对传统VAR风险模型的补充，因为它能够测量非正常市场状态下的风险估计值。压力测试被普遍应用于测量商业银行系统风险，因为加总的压力测试结果能够反映单个业务层面并不严重的风险。下面介绍压力测试对此次危机中综合化经营机构系统风险测量的应用。
模型思路：建立一个新的测量银行体系系统风险的指标体系，即为防止银行机构发生巨大亏损需要付出的成本。
方法：首先根据影响资产组合风险报酬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估计违约率与资产收益率间的相关系数。其次，构建金融系统性风险指标，基于预期的违约率与收益率间相关系数估计为防止银行机构发生巨大亏损需要付出的成本。最后，检验违约风险影响因素与一系列宏观金融变量间的动态关系并设计压力测试情景。所建立的微观—宏观风险测量指标能够从微观、宏观两方面考察银行系统与宏观经济间的风险关系。
(1)估计违约概率(PD)
此次危机中以CDS为代表的衍生产品的价差是对违约率的很好的测量，价差越大，表明市场流动性越差，违约风险越大。因此以CDS价差测量违约率时，风险中性的违约率测度可表示如下：
(2)预测资产收益率相关系数
由于当企业杠杆率不变时，企业股票收益变动率即等于总资产收益变动率，因此以股票收益率相关系数代替资产收益率相关系数，同时以样本期内各自股票收益率相关系数估计其平均相关系数，如下式：
(3)建立系统风险指标
在违约概率和资产收益率相关系数确定后，根据Hull，White(2004)，Gibson(2004)，Tarashev，Zhu(2008a)的信用风险模型可建立一套风险指标。这里首次提出“困境保费”指标一对危机时期财务困境提供担保所需付出的代价，此指标的优点之一是经济含义明显，相当于为风险购买保险，使得当银行的损失超过银行体系总资产的一定比例时，银行为能够得到补偿需要付出的代价。为估计金融体系的“困境保费”，使用蒙特卡罗模拟估计资产组合的风险中性（无条件）信用损失。假设违约损失率(LGD)服从对称三角分布的随机变量，且与违约率(PD)独立。
(4)设计压力测试情景
首先用VAR模型建立宏观金融指标（如市场收益率、市场波动率、利率等）和微观指标（如资产组合信用损失、违约率、资产收益率相关系数等）间的联系，然后利用模拟法检验冲击对金融系统的影响，建立宏观—微观综合模型如下：
(2)式为宏观模型，其中X为银行机构的信用风险因素（平均违约率、周相关系数等）与宏观金融变量的向量序列。(3)式表明单个机构违约风险在受到市场干预条件下的变化情况。宏观—微观模型的优点在于建立宏观金融指标与微观指标的联系，避免传统微观指标联动模型的缺点：微观联动模型依赖于对微观指标的统计假设，缺少直观解释性。
其次设计压力测试情景，假定VAR方程中某个内生变量产生冲击，对冲击变量的期限结构的假定有两种：假设法和历史模拟法，假设法即假定受冲击的变量具有某特定统计性质；历史法即假定冲击与历史上类似冲击发生时变量的期限结构相同。模型的实证研究与评价：
Xin Huang Hao Zhou，Haibin Zhu(2009)依此对美国银行体系系统风险进行测量。时间范围为2000年1月至2008年5月。分析美国资产规模前12大的银行，即美国银行、纽约银行、贝尔斯登、花旗、高盛、摩根大通等。银行体系平均违约率根据银行资产规模加权平均，对银行数据研究违约率在2008年3月达到最高，而资产收益率间相关系数在2002～2003年和2007～2008年两个时间段比其他时间段要高。压力测试结果显示“困境保费”指标，即单位资产需要支付的保险费用在2002、2007年末均维持在0.45%左右，而2008年3月陡增至2.5%。样本期间该指标的最低值为0.09%。
用该模型所做的实证分析与实际非常相符，模型可应用于其他所有上市企业系统风险评估，利用证券市场每周收益率数据对未来收益率预测，时效性更高。建立微观市场因素与宏观经济稳定性关系，为当前强调的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管理相结合所做的尝试，但模型的缺点在于实证分析只针对美国等发达金融市场有效，对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多数机构仍未上市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实用性有所降低，检验结果可能与事实有所出入。
（二）从综合化经营角度的系统性风险测量
综合化经营的具体形式有多种，例如在美国表现为金融控股公司，欧洲则表现为全能银行。Müge Adalet(2009)对1920～1930年大萧条时期欧洲全能银行进行分析，研究了银行模式对危机的影响，发现拥有全能银行模式的国家更容易遭受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虽然此次危机与大萧条的形成有很大差别，但共同点在于银行体系均问题重重。此次危机综合化经营对系统风险的影响表现之一是大而不倒金融机构对系统风险的增加。
Diana Hancock和Wayne Passmore(2008)针对危机中表现不佳的大型银行，利用VAR和VaR的综合方法将次级债券价格变化与宏观经济风险联系起来，基于次级债券价格变化特点建立一整套测量银行机构系统风险。该方法的重点是将银行次级债券持有者对次级债价格变化的预期作为因素之一，对银行总体市场价值的影响。步骤如下：
第一，利用向量自回归(VAR)建立投资者期望收益与债券价格变化量的关系。
第二，利用Meaon的期权定价模型建立债券价格与银行市场价值的联系，并解释次级债券价格变化对银行市场价值变化的影响。
第三，构建VaR模型测量当特定系统性金融风险事件发生时银行机构市场价值的变化。
第四，根据市场流动性条件与预期政府担保对VaR模型进行调整。
以次级抵押贷款债券价格变化为指标，因为债券持有人承担市场风险的同时并不能获得与股票持有者相同的期望收益率，因此债券持有者对银行机构风险大小比其他投资者都敏感。具体模型如下：
1.估计次级债券的收益率
根据会计恒等式，长期息票债券的收益率可以写成价格变化与债券面值的加权平均，即：
2.次级债券价格变化与投资者期望收益
对于只在短期内持有长期债券的投资者，投资者对债券收益率变化的一致预期将决定债券真实价值的变化，即：
等式左边为次级债券收益率的变化，右边为债券收益率的预期的变化。外部冲击通过影响投资者对债券收益的期望，进而影响债券的到期收益率，因此外部冲击对债券到期收益率的影响可由下式表示：
3.测量次级债券收益率对风险因素的敏感性
对每个银行估计其包含多个变量的二阶段VAR模型，进而估计次级债的到期收益率。假定的两个风险因素为剩余市场收益(Excess market return，EMS)和与影响收益率的风险因素(SMB)。
四因素VAR宏观经济预测模型包含的四因素为：一个月期国库券利率(Rate)；收益率曲线的斜率(Term)，即市场风险溢价；公司债券的风险溢价(CorpRisk)；周工业生产指数(IP)。
计算脉冲响应函数：脉冲响应函数描述VAR模型中单个变量的变化对其他变量形成的影响，这里测量系统风险因素与宏观经济预测变量中一个发生变化时对另一个的影响。此处进行脉冲响应分析时按此顺序进行：IP，Term，CorpRisk，Rate，SMB，EMR，y.4.对每个银行建立滚动VAR模型
对此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时，以美国银行、花旗银行、摩根大通三家银行控股集团(BHCs)为例，因为三者表内资产均在15000亿美元左右，表外资产均超过15000亿美元，且在危机期间三者均持有至少三种未偿还期限超过五年的次级债。三家银行持有的次级债占自身总负债的比超过1%。
为得到VAR模型的最优解，选取样本长度为两年半，第一阶段VAR估计选取时间为样本开始期至两年半后结束。第二阶段估计比第一阶段估计推后一个星期，以此类推，直到样本期结束。
(1)对三个大型银行分别测量系统风险
对单个银行的风险因素时间序列建立VAR模型，测量市场收益率、风险溢价对冲击的响应，结论发现，利率对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是到期收益率对一个标准随机扰动的响应函数，三家银行在同一时期对冲击的响应非常相似。三家银行的VAR的残差间相关系数均大于95%，表明三家银行间的高度相关性。
(2)估计银行市场价值的变化量
冲击事件的发生使得债券持有者财富缩水，银行价值下降，因此银行价值的变化与债券价值的变化正相关，可表示为如下：
(3)建立面板—VAR模型
在测量单个银行的市场价值变化后，将不同银行的次级债作为一个资产组合，将三家银行的所有风险因素均包含在VAR模型中，即建立起面板—VAR模型。
(4)对银行价值的变化构建VaR模型
在假设未经调整和经过调整的冲击条件下分别对各银行进行测试，即分别在是否考虑了政府救助对银行流动性的影响的两种情况下分别测量银行价值的VaR。
实证研究与评价：
Diana Hancock和Wayne Passmore(2008)对美国银行、花旗集团、摩根大通的实证研究发现，在1993～2008年，三家银行的流动性调整的资本充足率平均值为2.1%，而2004年最高为6%，2008年达到最低为0.4%。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次级债券作为银行一级资本中的附属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次贷危机前银行一级资本处于虚高状态。
该模型是对各种计量方法的综合应用，在估计债券收益率对风险因素的敏感性时运用VAR模型，使得对次级债券价格变化导致的系统风险的测量转化为对银行市场价值的时间序列的测量。模型的优点之一在于基于可获得的市场价值数据，能够及时更新、代表性强，所建立的银行间面板—VAR模型还可以用于测量银行间风险溢出程度。
三，模型总结及对我国的启示
综上可以发现，对系统性风险的测量，不同的方法差别很大，传统方法侧重于银行间传统存贷业务风险敞口的测量，包括矩阵模型和网络模型，方法简单、易操作。风险管理方法和综合方法侧重于将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看做一项资产和一个资产组合，利用有效金融市场交易数据和模拟方法得出金融资产的实际价值及统计特性，进而测量单项资产或资产组合的在险价值。这种方法对市场的有效性与数据的可靠性要求较高，因而测量的准确性较高。但每种方法都有各自的缺陷，不能一概而论。
由于我国大部分商业银行及保险公司仍未上市，因而无法证实风险管理方法在我国的有效性。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尚未成熟，衍生品缺乏，国有银行吸收了大部分存款，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主要来源于信贷扩张风险，因而矩阵法与网络法是适合我国现实的，矩阵法已经得以初步应用，但该方法的使用仍需进一步改进，例如模型中假定各银行存贷相互独立的假定可以进一步拓宽，同时应考虑到政府的隐含担保。而对综合化经营的风险测量目前尚无研究，我国以金融控股公司为主要经营模式的综合化经营已经初现端倪，次贷危机后各国均加大了对综合化经营机构的风险管理，因而对我国综合化经营机构系统性风险的测量与监管均需进一步加强。
参考文献：
[1]韩剑.流动性冲击与金融危机传染[J].上海金融，2009,(4):52-55.[2]温博慧.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方法研究综述[J].金融发展研究，2009,(1):24-27.[3]范小云，曹元涛，等.银行系统性风险测度最新研究比较[J].金融博览，2006,(3):32-33.[4]范小云.繁荣的背后：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本质、测度与管理[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5]韩立岩，谢飞.国际金融系统风险的放大与传导：对冲基金在金融风暴中的作用[J].国际金融研究，2009,(6):16-24.[6]Xin Huang, Hao Zhou, Haibin Zhu.A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the systemic risk of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009,(33):2036-2049.[7]Yehning Chen.Banking Panics: The Role of the First-Come, First Served Rule and Information Externalitie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9.[8]IMF.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Responding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Measuring Systemic Risk[R].2009.[9]IMF.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Meeting New Challenges to Stability aud Building a Safer System[R].2010.[10]Linda Allen, Julapa Jagtiani.The Risk Effects of Combining Banking, Securities, and Insurance Activities[J].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2000,(52):485-497.[11]Linda Allen and Julapa Jagtiani.The Risk Effects of Combining Banking, Securities, and Insurance Activities[J].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2000,(52):485-497.[12]Jeannette Muller.Interbank Credit Lines as a Channel of Contagion 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 2006,(29):37-60.[13]Diana Hancock, Wayne Passmore.Financial Stability and the Capital Adequacy of Large U.S.Banking Organizations: a VAR in VaR Approach.2008.^
来源：《湖北经济学院学报》(武汉)2011年1期第32～39页
第二篇：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及防范
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因素分析和防范对策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定义
金融风险对经济活动的影响错综复杂,造成金融风险的因素很多,金融风险的种类也多种多样｡目前,国际经济金融界对系统性金融风险(systematic financial risk)尚没有一个规范､公认的定义,但系统性金融风险应该包括这样几层含义｡
第一,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指一个事件在一连串的机构和市场构成的系统中引起一系列连续损失的可能性,其表现形式是因一个金融机构的倒闭,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第二,金融风险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微观金融风险,是指个别金融机构在营运中发生资产和收益损失的可能性;二是中观金融风险,是指金融业内部某一特定行业存在或面临的风险;三是宏观金融风险,是指整个金融业存在或面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第三,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指由于某种因素给所有金融机构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因此,系统性金融风险将对整个金融市场的参与者都有影响,而且该风险通常是难以规避和消除的｡
第四,系统性金融风险又可称之为市场风险,是指市场的全局性风险｡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因素
(一)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
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是指由于金融机构的内在脆弱性所引起的系统风险,它甚至会引发金融危机｡引发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的因素包括以下几种｡
1.金融体系的流动性风险
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结构特征是导致其脆弱性的重要原因｡银行的负债大都是流动性极强的,而资产则往往有一定期限,资产负债有着天然的不匹配的特点,因此,银行的首要风险是流动性风险｡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银行发生流动性问题时容易产生挤兑,并且一家银行的挤兑可能导致存款人对整个银行体系丧失信心,导致全面的挤兑,引发系统性风险｡而且由于电子技术和信息处理的发展,以及金融自由化使居民更容易变换银行储蓄的货币组合,因此银行体系更容易受到攻击｡国际性大银行的流动资产中,除了现金资产与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储备金资产外,还有大量短期性的有价证券以及商业票据,保证了资产的流动性｡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被动负债大量增加,而投资渠道缺乏,过多的流动性投向资金和货币市场,导致货币市场主要投资工具利率持续走低,甚至和存款利率倒挂｡在证券业,一些证券公司通过挪用客户保证金､违规国债回购交易､保底委托理财等形成大量违规负债,所得资金主要用于证券自营甚至做庄,或被大股东占用,形成了巨大的资金缺口,潜伏着严重的支付风险｡
2.金融机构过度不良债权和资不抵债的风险
依据IMF的统计,从1980年以来,发生严重金融问题的108例中,由于银行不良贷款引发的有72例,占67%;发生金融危机的有31个国家共41起,其中由不良贷款引发的有24起,占50%以上｡因此,威胁金融系统安全运行的主要风险仍然是不良贷款问题｡[1]
长期以来,我国系统性风险的潜在因素主要表现为国有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的巨额不良贷款｡截至2005年12月末,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已经累计处置第一次剥离的不良资产8397.5亿元,处置进度已完成66.74%｡国有商业银行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革､处置不良资产取得了较快进展,但仍然潜在较大风险,主要表现在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比率仍然偏高和盈利水平偏低｡2004年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总资产收益率(ROA)普遍低于一些国际大银行｡[2]此外,我国银行业贷款集中度过大,对集团企业客户多头授信和对重点行业集中授信的现象普遍存在,不利于分散经营风险和防止关联交易风险,往往会导致风险扩散和放大的负面效应,从而产生系统性风险｡中小金融机构资本实力较弱,存在着较大的信贷风险｡
3.金融机构的利率风险
许多国家利率市场化以后,银行之间吸收存款的竞争更加激烈,使各种金融机构或金融工具间利率水平差距缩小｡我国商业银行的中长期贷款执行“合同利率､一年一定”的政策,而定期存款利率则执行合同利率,在这种情况下,利率的下调往往会减少银行的净利差收入｡目前这种风险在外币市场已出现｡由于大额外币存款利率由银行自行定价,银行将利率水平的高低作为争取市场份额的契机,从而造成存款利率上升幅度大于贷款利率的上升幅度,利差收入明显下降｡
4.金融机构操作失误引起的风险
金融机构操作失误会导致经营困难,并有可能影响整个金融市场,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内控机制逐步完善,但由于操作风险引发的损失也较大｡2003年6月,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公布了对2002年以及之前对中国人寿总公司以及全系统3400多个分支机构的审计结果｡审计发现各类案件线索28起,涉案金额4.89亿元｡2005年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通过现场检查,共查出金融机构违规金额7671亿元,处罚违规金融机构1205个,违规人员6826人,取消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325人｡[3]
5.金融混业经营的风险
我国加入WTO以后,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面对巨大压力积极寻求在金融业务上开展合作,出现了一批以银行与证券､银行与保险､证券与保险合作为背景的跨行业交叉性金融工具｡如国内证券机构和银行机构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进行短期融资,证券公司的股票质押贷款以及“银证转账”和“银保合作”等｡另外,我国境内已形成了一些类似于集团混业经营､子公司分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并不断创造出跨行业的交叉性金融工具｡跨市场､跨行业的金融风险对金融系统的危害不仅体现在其风险特征的复杂性,而且风险有可能在各个市场､各行业之间快速转移､传播､扩散,形成系统性风险,并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灾难性的冲击｡
(二)宏观经济波动对金融体系的影响
我国金融业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在新的宏观经济发展形势与市场环境中,金融系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成为影响金融稳定和安全的重要因素｡
1.金融发展格局不协调和风险向银行集中｡一些学者认为,金融深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广义货币M2和GDP的比率上升,然而并不是所有这些上升都是对银行有益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银行负债的增长相对于经济规模和国际储备的存量上升很快,而且银行负债在流动性､期限和货币构成方面显著不同于银行资产,银行资本以及损失的储备不能够弥补银行资产的波动,经济也面临着重大的信心冲击等,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将上升｡
目前,我国M2/GDP比例居高不下,2003年､2004年和2005年为别为187%,186%,164%,远高于美英日等发达国家和一些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银行业吸收了大量储蓄存款,且主要依靠发放中长期贷款来释放储蓄增长的压力,导致全社会的融资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体系｡[4]从长期看,过多的货币供给可能冲击物价和资产价格的稳定,不利于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同时也挤压了货币政策的调控空间｡
2.隐形赤字的货币化压力增大和通货膨胀风险增加｡根据历史经验,各类金融风险最终都会逐步向央行和财政集中｡2005年末,我国短期外债余额为1561.4亿美元,比2004年末增加329.4亿美元,占外债余额的55.6%,占比高于国际公认的25%警戒线｡我国有相当大的隐形财政赤字,这包括国有商业银行部分政策性不良贷款､社会保障“欠账”以及地方政府债务等｡这种财政综合负债占GDP比例约90%,财政总债务率已超过国际公认45%的警戒线｡如此高的财政负债率,容易导致财政风险,最终影响币值稳定｡中央银行资金运用的准财政性支出增多,贷款回收率低,不良比例高,形成了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大量占用中央银行资金的局面,容易造成中央银行财务状况恶化,削弱中央银行调控能力｡[5]
3.宏观经济波动较大,经济的扩张和收缩,可能使企业大量债务拖欠,导致银行风险出现的频率和强度都比较高｡2003年上半年,我国宏观经济出现过热苗头,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率仅次于1992-1993年,成为历史上投资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我国投资增长明显过猛,使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显现,导致金融系统性风险加大｡
(三)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由于历史､体制等多种原因,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存在一些不平衡的状况,包括整个融资结构中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不平衡;直接融资中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发展的不平衡;债券市场中国债､金融债与企业债发展的不平衡等｡
1.货币市场的风险
我国的货币市场与发达国家的货币市场相比,其深度和广度不够,货币市场的内在功能还有待于提升｡一是货币市场交易工具和品种过于单一｡目前在货币市场上采用的交易工具只有拆借､回购和承兑汇票,货币市场中可供交易的工具偏少｡票据市场只有交易性票据,没有融资性票据｡在交易性票据中,银行承兑汇票所占比重远高于商业承兑汇票｡债券品种也只有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券,发行主体过少,期限偏长,缺乏短期债券品种,不利于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形成｡二是货币市场流动性有待提高｡市场缺乏流动性既有债券供给和需求方面的原因,也有交易方式单一､做市商和经纪人等竞争性市场交易中介空缺､市场透明度不高等方面的原因｡三是货币市场中交易的集中度偏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的竞争性和效率｡在拆借和回购交易中,商业银行为主要的资金融出方,占比一般为80%以上,形成了一定的垄断性｡四是票据市场一些主体行为不规范､法制信用观念淡薄､违规经营票据业务的现象屡禁不绝｡
2.资本市场的风险
我国资本市场是在经济转轨时期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新兴市场,转轨时期的体制问题与新兴市场的基础缺失相互关联,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结构性缺陷和风险隐患,影响了市场稳定运行,使得资本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需求不协调｡一是市场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证券市场整体上发展滞后,除了交易工具和结构性问题外,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上市公司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其承诺或其注册会计师预测的指标相去甚远,其业绩往往不会维持很长,而且也难以作为投资者投资的依据｡二是投资者结构不合理以及投资者违规操作行为造成的风险｡我国证券市场主要以中小投资者为主,缺少多元化的､具有竞争性和互补性的､拥有长期稳定资金以及长期投资理念的机构投资者,不利于抑制证券市场的短期投机行为､提高证券市场的流动性和有效控制系统性风险｡三是市场融资功能萎缩,产品结构和监管制度等存在缺陷｡股票发行监管仍存在较多问题,发行和上市审核体制分工与衔接不合理｡新股发行和再融资渠道不畅通,优质上市资源外流,直接影响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四是市场交易和结算制度不能满足市场迅速发展和控制风险的需要,缺乏对投资者直接保护的制度｡五是监管机构缺乏管理经验而对证券市场干预不及时､不果断或进行不正常干预而造成的证券市场的震荡｡
3.保险市场的风险
目前我国保险业务快速增长,但保险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还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和风险｡一是保险业的偿付能力较低｡占市场份额超过70%的国有保险公司长期以来偿付能力处于不足的状态｡二是保险业在快速发展中存在着道德风险｡当前我国保险业在社会上的信誉度不高,保险公司诚信状况存在着不少问题｡少数保险公司培训和管理代理人不严格,存在唆使､误导代理人进行违背诚信义务的活动｡保险公司缺乏诚信记录披露制度,消费者无法考查保险人的承保能力､赔付实力､资产质量､经营状况､风险管理､发展前景等与诚信相关的信息,投保人购买保险时缺乏充足的诚信信息支持｡三是保险产品的结构风险｡当前我国保险产品结构单一的问题比较突出,保费收入主要来自少数险种,而且各家保险公司险种结构的相似率达90%以上｡四是保险资金运用风险｡目前,保险可用资金已超过1万亿元,但由于资本市场还不成熟,保险资金运用渠道仍偏小,保险公司资产负债匹配难度较大｡寿险业资产负债匹配风险较高,5年以上中长期资产与负债不匹配的程度已超过50%,且期限越长,不匹配程度越高,有的高达80%,资产平均期限与负债平均期限相差10-15年,在偿付高峰到来时期可能集中爆发流动性风险｡
(四)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开放经济条件下,许多国家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放松对利率和汇率的管制,导致市场波动幅度剧增,金融机构大量涉足高风险的业务领域,风险资产明显增加,游资的冲击有时也会造成巨大的危害｡
1.开放经济中的汇率风险
开放经济中的国民收入的均衡公式为:Y=AD=A(Y,I)+NX(Y,Y*,ePF/P),式中,国内总需求A取决于国民收入Y与利率水平I;净出口NX作为国内收入Y､国外收入Y*与实际汇率ePF/P的函数｡汇率变动对内在均衡和外在均衡的影响是很大的｡
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浮动有可能增大进出口企业以及商业银行的汇率风险｡首先,此次调整将对热钱的流向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间接地冲击国内经济｡如果国际游资认为我国央行在短期内将继续调整人民币汇率他们很有可能会加大流入我国的速度;如果他们的预期不是这样,则有可能撤离部分热钱,将导致资本大量和快速流动,影响国内经济金融的稳定｡其次,由于人民币汇率调整而引起的外贸出口企业利润的受损将间接地影响银行业的经营,银行在这一行业的不良贷款有可能增加｡最后,企业和居民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也将对银行经营产生影响｡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预期有可能会导致结售汇的大量增加,银行一方面获得的中间业务收入会上升,但另一方面外币存款会因此而大量减少｡另外,对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预期还可能导致外币贷款的增加,从而对银行外币头寸产生较大压力｡由于存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可能过度举借外债进行低效投资｡如果短期外债用于长期的国内投资,由于企业的收入是人民币,容易出现币种和期限的双重搭配问题,一旦汇率预期逆转,汇率大幅波动,容易引发债务危机｡
2.开放体系中资本流动的风险
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许多国家的资本账户逐步开放,资本大量和迅速地流入与流出,导致金融体系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增加｡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出现较大顺差,资本净流入占国际收支顺差的比重加大｡到2005年12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8189亿美元,同比增长34.3%｡[6]我国实行汇率改革有利于国际收支平衡,但国际收支的双顺差的局面仍然存在｡一是国际收支“双顺差”可能给货币政策安排带来压力｡从而使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灵活性和有效性面临巨大挑战｡二是外汇占款的增加,引起中央银行被动投放基础货币,造成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形成通货膨胀压力｡三是持有巨额外汇储备增加了机会成本和外汇管理的风险｡外汇储备的数额越大,这些风险越大,外汇储备的收益越不确定｡四是给进一步资本项目开放带来困难｡在“双顺差”的情况下,当资本项目逐步开放时,资本流入的规模和速度快速增长,可能带来资产泡沫,形成一定金融风险｡
三､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措施
我国维护金融稳定的任务还非常艰巨,要求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通过深化改革､加强调控､强化监管､改进服务､优化环境,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一)建立和完善金融法律框架
我国将进一步完善金融业内部的法律体系,理顺银行业和证券业､信托业的法律边界,明确不同金融机构的市场定位,分清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的特征,对有关法规中的金融各行业禁止性规定和肯定性规定进行统一,并与各行业的法规保持协调｡金融监管部门应进一步简化对创新的审批程序,建立高效的审批制度,及时提示承办此类业务的金融机构应具有的基本条件｡
(二)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
从各国的相关实践来看,资本账户的开放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即“渐近模式”和“激进模式”｡相关研究显示,目前我国除了外汇储备充裕､对外贸易自由化可在未来几年内基本实现外,其他条件均未充分具备｡因此,需要继续实施“渐进模式”的资本账户开放策略,稳步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一些学者认为,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的理想顺序安排是:首先推动强制结售汇制向意愿结售汇制过渡;其次先放宽对资本流入的限制,再放松对资本流出的控制;再次先放开债市,后放开股市(即A.B股并轨),但要求非居民必须申报购股数量,并严格执行申报制度;最后在外汇市场上,逐步扩大交易主体,由指定银行扩大到大企业,再到非居民,但限制交易品种｡我国将根据市场发育状况和经济金融形势,不断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三)加强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
经济金融界的研究表明,在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之间有一定的相关关系,一国可以通过加强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纪律约束来减少波动｡我国目前开放经济的特点是准固定汇率制度､资本管制和持续的“双顺差”｡这些特点的组合造成了我国经济金融宏观调控的复杂性｡我国为了保持内外政策的平衡,除了采用传统的财政､货币和外汇政策外,还可以考虑选择其他一些政策工具用于政策组合｡一是可以采取增大汇率浮动区间的政策,以减少外汇储备的积累,减缓资本流入对货币供给的扩张效应｡二是推动远期外汇市场建设｡中央银行对远期人民币汇率的干预不仅可以稳定远期汇率水平,而且有助于稳定即期汇率｡三是发行储备债券｡储备债券指的是中央银行为吸收外汇资金而发行的一种以人民币计值的债券｡当中央银行需要控制基础货币的发行,而为稳定汇率､防止人民币汇率升值又必须在外汇市场上吸纳外汇资金时,可以在国内债券市场上发行储备债券,将发行所获人民币资金用以收购外汇｡四是可以考虑征收“托宾税”｡征收“托宾税”的积极意义在于中央银行不需要调整利率或介入货币和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就可以影响资本交易的流动方向与规模,从而影响到市场汇率｡
近些年来,中国人民银行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加强总量调控,调节货币供给,同时积极配合国家产业政策加强信贷投向引导,促进信贷结构改善,支持了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然而,中央银行需要特别注意正确处理防范金融风险与促进经济增长的关系;进一步推进货币政策决策的民主化,增强透明度,提高货币政策的决策水平;提高金融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有效性;加大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力度,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充分发挥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在金融宏观调控中的作用｡
(四)完善市场和加强金融机构风险防范能力
一是加快发展和完善金融市场｡我国将大力发展包括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在内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加强金融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健全金融市场的登记､托管､交易､清算系统,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完善市场功能,满足不同主体投融资需求,加强市场透明度建设和规范化运作,推动金融市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二是促进金融机构改革和提高风险防范能力｡我国需要进一步推进国有金融企业和国有工商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通过股份制改革,使国有部门产权实现多元化,解决出资人缺位的问题,增强出资人的经济理性,发挥应有的作用｡从建立责权分明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明确的经营发展战略､科学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先进的企业文化和良好的职业操守等五个方面着手,逐步建立现代化金融企业｡有必要在有效实施金融监管的前提下,主要通过金融控股公司和其他适合我国国情的综合经营组织形式,发展综合类金融业务｡通过设立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的方法,将防范金融风险和鼓励金融创新有机结合,通过金融创新调整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结构;鼓励金融业在制度､机构､产品等方面加大创新力度,推动金融企业面向市场､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意识,提高综合服务水平和盈利能力;加强金融机构的产品定价能力､重视发展银行业的中间业务,开发证券公司的卖方业务,加快保险产品结构调整,培育可持续的盈利模式,提高金融机构的经营能力和竞争实力｡
(五)建立金融风险预警机制
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可以进行研究和开发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其主要由指标体系､预警界限､数据处理和预警显示四部分组成｡首先是选择一套能够科学､合理､敏感地反映金融风险状况的监测指标体系,并要遵守实用性､系统性､全面性､规范性原则;然后根据经济金融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及参考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确定各指标的预警限值;再用事先确定的数据处理方法或模型,对各指标的取值进行综合处理,得出风险的综合指数和相应的风险等级,最后显示风险状态｡
(六)完善市场退出机制和风险补偿机制
我国需要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和风险补偿机制,制定和颁布有关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法律法规,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成本｡通过发行次级债券､特别国债､原有股东增资､新股东出资､以及中央银行再贴现和有担保的再贷款等途径,开辟多样化的救助资金渠道｡在加强日常监管和监管部门信息沟通的基础上,对金融机构进行准确的财务状况评级,监测风险;建立危机救助机制和市场退出问责制,根据风险和危机的不同情况,制定明确的危机救助标准,并通过问责制度,严厉追究有过错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建立与《破产法》相衔接的,对有问题金融机构实施行政接管､重组､撤销､关闭清算的制度;建立和完善存款保险制度､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保险保障基金制度,保障存款人利益､保护公众投资者权益｡针对金融一体化加深和金融不稳定性增加的形势,需要加快建立金融危机应急处理机制,以控制突发性事件的发生｡
第三篇：周小川文章解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11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央行行长周小川署名文章《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在这篇5000余字的文章中，63次提到“风险”，43次提到“监管”，31次提到“改革”，21次提到“开放”。全面系统的论述了当前金融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形成原因，以及未来金融发展部署。
实际上，人民日报并非首发，早在11月4日晚上，央行就在其官网发布该文。相隔半月有余，经由人民日报再次刊发，可见其分量不轻。
周小川在文中提到，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应该高度重视防控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
一、响应十九大精神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十九大对金融工作的具体要求，也是底线。周小川行长在此时发表署名文章，强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响应十九大精神，落实十九大会议精神对金融工作的要求及重要部署。
党的十九大要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
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金融领域的根本要求，是金融发展一般规律与我国金融改革实践探索相结合的科学部署，是指导金融改革发展稳定的行动指南，是做好新时代金融工作的根本遵循。
党的十九大对金融改革开放和防范系统性风险明确了顶层设计。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四个意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确保国家金融安全。
一是按照党中央决策落实各项工作部署。树立全局观念，相互配合支持，坚决贯彻落实金融领域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改革开放战略及规划，精心组织实施金融监管改革、金融机构改革、金融市场改革和防控金融风险的各项措施。
二是加强金融系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同金融企业法人治理必须一体化，必须贯彻到公司治理全过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安塔利亚峰会审议通过了《二十国集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司治理原则》，我们有条件推进改革与创新，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企业公司治理机制。
三是贯彻党管干部原则，发挥党管人才优势。金融业是人才和智力密集的行业。有优秀的经营人才队伍，金融资源分配和风险管理效率就可以提高。有优秀的监管人才队伍，金融安全就能得到保障。建设好金融系统领导班子，建设一支政治过硬、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
二、现代金融领域的三座大山
一是隐性债务问题。一方面，中国现在的各项指标积极向上，经济增长不断回暖，成为这一轮全球经济增长表现较好的国家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调高了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另一方面，早前美国信用两大评级公司下调了中国的主权债务的信用评级，虽然这种做法引来一些争议，但很快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接受了他们做出下调我们主权债务信用评级判断所给出的隐性债务的理由。
中国的债务不同于西方，中国的钱用在了铁路、公路、环保等民生改造的项目上，但其资金大量依靠银行的贷款，而这部分的贷款又不能够马上以利润的方式回流，只能靠政府来
买单，从而势必会造成债务的积累、以及缓解违约风险所需要的货币和信贷的扩张。
二是影子银行问题。由于企业过度依赖银行信贷支持项目的融资，银行项目的信贷宽松造成老百姓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货币购买力逐年降低。从而促使百姓离开银行去购买理财产品，银行资金外流，对实体经济产生冲击，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银行融资成本上升，期限变短，无法满足实业项目融资所需要的低成本和期限长的内在需求，二是理财挤压了消费能力弱化了企业投资的盈利能力，从而迫使企业改变长期的实业投资项目，而去寻找短期高收益的金融投资机会。所以，面对客户的需求，银行也侧重于高风险高收益的表外业务的发展，就造成了周小川行长担心的第二个问题：影子银行。
三是洗钱问题。在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权权交易的腐败问题，而腐败背后又出现了洗钱的问题，就造成我们的金融创新很容易成为洗钱的温床。
三、金融行业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
不可否认，金融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脱实向虚的问题。
要从制度上隔离实业板块和金融板块，一是因为当今有很多实业资本深度地参与到金融领域，并利用股东身份左右金融资本，容易形成风险互相绑架，因此将二者隔离很有必要。二是为了避免风险传导，从根本上避免中国出现日本式金融危机, 即实体经济和金融系统同时崩塌。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就是由于具有传导因素，最后导致了一场全球性的、各个金融市场都被联动的风险。所以要把具有潜在风险的一些领域隔离开，防止风险互相传递。
另外，一些实体企业通过收购小的金融公司来获取金融牌照，由此获得资源上的便利或规避一些监管，这不仅对金融业没有太大的推动作用，反而使其更加混乱。从制度上隔离实业板块和金融板块，是为了更好地规避风险，防止风险传导。未来能获得金融牌照的企业，必须是实力强、经过长期稳健经营、有稳定现金流的企业。
因此，一方面要在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设立准入标准，另外要控制信贷风险，对金融机构资金的运用以及股东的投资要有明确限制。另一方面，对于金融机构的股东或发起人要有明确的约束条件，同时在持股比例和发言权重上也要有相应约束。另外，对于实体企业与金融机构发生的关联交易，要受到细致的监管。
四、金融创新—拒绝伪劣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和国内经济“三期迭加”的严峻挑战，金融系统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切实加强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金融机构实力不断上升，金融产品日益丰富，金融服务普惠性提高，多层次金融市场逐步健全，金融基础设施日趋完善，金融体系防控风险能力显著增强。
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金融业改革创新力度加大，促进了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5.6%增加至2016年的8.35%，比美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还高出1.05个百分点。
尤其是金融创新这部分。近年来从表象看，中国金融创新的步伐很快，但有部分创新是伪创新。目的就是把资金从比较充裕的机构绕道转移到国家产业政策禁止的一些行业领域中，比如产能过剩行业、地方政府债务和房地产等。
部分互联网企业以普惠金融为名，行庞氏骗局之实，线上线下非法集资多发，交易场所乱批滥设，极易诱发跨区域群体性事件。少数金融‘大鳄’与握有审批权监管权的‘内鬼’合谋，火中取栗，实施利益输送，个别监管干部被监管对象俘获，金融投资者消费者权益保护尚不到位。”等提法非常尖锐，但也是确实存在的突出问题。少数金融大鳄和内鬼的说法指向非常明确。这充分表明国家监管机构对金融风险的清醒认识和防范风险的决心。
五、加快金融改革开放
周小川行长这篇文章另外一个亮点是对整个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思路，是通过加快金融改革开放来实现。有专家认为改革开放，尤其是金融开放会造成风险，甚至有专家提出应该立即停止所有的金融对外开放活动，认为开放以后资金的流入流出，会加快冲击金融安全。
但这实际上相当于建一个无菌病房，门窗紧闭，里面的人当然不会有风险，但不跟外界接触，抵抗能力也会下降。
因此，必须通过开放加强国际间的往来，使得中国整个金融业经济状况逐步适应国际化的要求。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步总结经验，逐步完善，防风险能力、抗冲击的能力自然随之
增大。
周小川行长这篇文章对未来一段时间的防范金融风险有很深刻的指导意义和独特价值。
总结
以上是本文对周小川文章的五点解读。
央行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工作重点。周小川行长在此时发表署名文章强调防风险，说明防风险依然是央行在未来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强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主要是防范杠杆率过高和金融风险点的增加。
从货币政策角度看，未来应该还是稳健中性的，明年的整个金融环境会保持适度偏紧的局面。
未来金融监管会更加严格，一系列相关举措会陆续出台。同时，金融创新仍在继续，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也依然受到鼓励。过去五年是鼓励金融创新，未来五年会在金融创新的基础上转向规范和严监管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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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元立方金服
作者：徐学超
第四篇：防范金融风险的方法和措施
防范金融风险的方法与措施
金融的全球化成为近年来发展的大趋势。在这种新经济的背景下,国际金融业全球化的发展也就成为必然。新兴金融市场的兴起和发展打破了原有的旧格局,使国际金融市场逐步扩展到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国际金融机构在全球大量设立分支机构,形成全球性业务网络。这种趋势既促进了国际金融的极大发展,也加大了金融风险的范围,出现债务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而国际金融组织面对巨大的国际资本流动,越来越显得力量不足,防范国际金融危机的手段显得特别脆弱。国际金融炒作活动,进一步加剧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金融的全球化成为近年来发展的大趋势。在这种新经济的背景下,国际金融业全球化的发展也就成为必然。新兴金融市场的兴起和发展打破了原有的旧格局,使国际金融市场逐步扩展到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国际金融机构在全球大量设立分支机构,形成全球性业务网络。这种趋势既促进了国际金融的极大发展,也加大了金融风险的范围,出现债务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而国际金融组织面对巨大的国际资本流动,越来越显得力量不足,防范国际金融危机的手段显得特别脆弱。国际金融炒作活动,进一步加剧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银行必然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尤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建立过程中,商业银行的风险问题显得更为突出。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和改革开放的进展来看,我国商业银行正在和将要面临的金融风险主要有信用风险、利率风险、外汇风险、决策风险、管理风险、国家风险、竞争风险、流动性风险、体制性风险等。这些金融风险中,信用风险是商业银行经营中最突出、最集中、最严峻的风险。信用风险是指因信用活动中存在的不确定性而使银行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其中主要是因债务人不能按期还本付息而使银行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占总资产的80%以上,贷款的质量决定着银行的命运。尽管《公司法》、《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等法律法规已经颁布实施,但银行仍面临着企业不讲信用和丧失信誉、不愿或不能还银行贷款的问题,从而使银行面临贷款无法收回的风险。
求发展。但风险无处不在,近年商业银行是经营风险的企业,始终在风险博弈中求生存、来,国内外银行业因操作风险导致重大资金损失的案件颇多,严重威胁银行和客户资金安全,这些案件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银行内控不健全,执行不到位,缺乏应有的行为制约机制。
金融业的稳定,关系到国家经济的稳定。众所周知,银行业是金融业中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如何规避和控制操作风险,已成为商业银行必须面对的问题。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加快,银行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往往因为制度落实到位、操作风险防范乏力、措施运作实施不当、监督制约机制不力、避险工具匮乏等原因,滋生业务操作上的风险,最终导致事故与案件。不仅银行的形象和声誉受损,也会阻碍银行改革与发展的进程。因此,加快和强化基层网点的操作风险管理,有效防范操作风险,是金融业亟待研究解决的首要任务。
围绕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九十年代以来国家加快了金融体制改革步伐,加大了金融宏观调控力度,引入了金融竞争机制。这对新型商业银行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但更多的是危机和挑战。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和种种挑战,新型商业银行必须适时调整、完善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管理体制,以实现在集约经营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对此,必须首先从指导思想上牢固树立风险控制,管理立行观念。这是新型商业银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新型商业银行更应从战略高度来认识防范、规避风险问题,要从关系自身生存发展、维护股东利益和社会安定的角度,花大力气抓好风险控制工作,并常抓不懈,保证各项业务的良性发展。新型商业银行是法人持股的股份制银行,从其股本实质看,同样是大型国有企业,其资产出现大面积风险带来的社会危害将是深远的。因此,尽快出台保全新型商业银行资产的政策法规,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性,减轻新型商业银行的风险压力,应当引起有关管理当局的高度重视。
与国外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在内部管理和外部环境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从外部来看,银行风险管理所需要的外部环境还不成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尚未建立信用体系是重要的原因。国外银行业务强调诚信原则,银行向客户提供的不仅是一件产品,而是一种信用,这体现了客户的信用习惯和地位。但我国还是“非征信国家”,针对企业和个人的征信中介服务还没有普及,不仅造成了银行进行客户信用审查的成本极高,而且也造成了社会普遍缺乏信用意识和信用道德规范,直接给银行风险管理带来了难度。此外,外部监管和市场约束的作用还远远没能充分发挥,尽管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强调了信息披露的重要性,通过信息的规范化披露,加强投资者和市场对银行经营管理的监督和约束,但在我国,银行业信息披露还很不规范和不完备,外部监管部门的监管措施还相对简单,市场对银行的外部约束作用还有待加强。
从银行内部来看,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在观念、技术、方法等方面也与国外先进银行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第一,在风险管理认识上存在差距。在国外银行,十分重视风险——收益匹配的原则,把控制风险和创造利润看做同等重要的事情。在我国商业银行中,对风险管理和业务发展的关系认识还有差距,一方面,一些基层人员或业务人员往往错误地把风险管理摆在业务发展的对立面上,不能正确地评价风险,不能正确地看待风险,认为风险管理是阻碍业务发展的；另一方面,部分风险管理人员不能研究业务、研究市场、研究效率,简单认为少发展业务就可以控制风险,通过否定业务逃避承担风险,使很多该发展的业务发展不了,反而降低了银行的整体抗风险能力。第二,风险管理理念上的差距。风险管理是整个银行经营管理中的重要一环,需要具备先进的理念和技术。由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起步比较晚,风险管理人员在风险管理理念方面还不能满足业务快速发展、风险管理日益变化的需要。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还不到位,仍以信用风险管理为主,对市场风险、操作性风险等重视不够。二是在风险管理的过程中缺乏差别化的理念,忽略了不同业务、不同风险、不同地区根据对资产负债平衡表中的资产和负债每个项目的利率预测,在维持流动性的前提下谋求风险的最小化,收益的最大化。并且通过此来考虑最佳的资产负债的数量和期限的结构。在商业银行进行外部投资中,通过资产负债管理,可以有效的预测外汇、利率、信用等方面的风险。在国际市场利率,汇率波动的情况下,可以主动性的进行调节。推行资产负债管理,必定使商业银行在平常管理中量力而行,自我平衡,合理经营。对负债促使其致力于筹集资金,自觉控制资产,扭转其超负荷经营状况,削弱其资金依赖性;同时对资产管理有利于其从事投资业务,激发了创造收益的积极性。
第三,风险管理方法上的差距。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比较重视定性分析,如信用风险管理中,重视贷款投向的政策性、合法性、贷款运行的安全性等,这些分析方法在强化风险管理中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与国外风险管理方法相比,风险管理量化分析手段欠缺,在风险识别、度量等方面还很不精确。如信用风险管理中、对借款企业财务状况和市场,对借款企业产品需求的变量因素的微观分析往往不足。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银行业金融市场的环境发生了巨变。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进一步加快,国内金融市场竞争加剧,买方市场的局面已逐步形成,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众多股份制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纷纷争夺市场份额。交行、中信、光大、深发展等全国股份制银行的经营机制完全商业化,资产总额不断扩大,招商银行还与四家国有银行一样进入了世界千强银行之列。社会大众的金融投资意识,随着银行多元化的服务渠道的拓展而增强,他们开始选择和享用前所未有产品,并不断提出新的要求。
第五篇：领导力测度指标
长期以来，领导力的概念在国人心目中模糊不清。权力、领导、职位、提拔经常与领导力的概念混为一谈。在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对权力的敏感和追逐成为一种时尚。厚黑学成为领导学的同义词。某些企业行为全方位政治化已经成为令人十分担忧的社会疾病。面对庞大和强势的政府，某些民营企业家的战略重点和时间安排，用一个总裁形象的描述来表达，变成“从经营市场到经营市长”。在跨国公司，高层领导的工作效率被企业内部权力之争而大大削弱，争权夺利成为众多在京大型跨国公司的亚文化。
领导不等于领导力。权力更不意味着领导力。领导力的核心是影响力。唯一可以让下属心甘情愿追随的领导者身上渗透出的引人魅力就是影响力。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曾明确指出领导力必须建立在领导影响下属的基础之上：领导力是让下属做你期望实现、他又高兴并愿意去做的事情的一项艺术。古今中外，从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一统天下，到刘备桃园三结义；从色诺芬在士兵中的崇高威望，到下属对拿破仑的绝对忠诚；从圣雄甘地非暴力主义的魅力到丘吉尔面对挑战的视野和勇气，优秀领导者的身上总是具有一种让追随者难以抗拒的影响力。他们的行为被美国领导力专家库泽斯与波斯纳总结归纳为以下五个特征：
★以身作则(Model the way)
★共启愿景(Inspire a shared vision)
★挑战现状(Challenge the process)
★使众人行(Enable others to act)
★激励人心(Encourage the heart)
刘澜的《领导力沉思录》一书中对10位西方领导力大师的观点从8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国人正确理解领导力的内涵有很大的启迪和帮助。
在理念上我认同他们的观察，中外领导力的大量案例也证实他们观察的准确性。从这些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到管理者和领导者的重要区别：管理者按章行事，领导者以身作则。管理者维持现状，领导者展望未来。管理者事必躬亲，领导者与人同行。管理者维持局面，领导管理者独善其身，领导者激励人心。问题是，卓越领导者五大行为的核心动力和基础是什么？
判断力
领导者的判断力包括思想、观点、理念、视野、分析力度、哲学理念等等。在形而上方面，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的思想和判断对人有不可抗拒的影响力。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特别在西方金融危机后世界和市场形势越来越不明晰的今天，政府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的领军人物急需提升自己的思想、视野、分析力和判断力。准确的判断力是领导者挑战现状、共启愿景的基础，也是吸引下属追随的源泉。
专业知识能力
领导力就是专业能力。专业主义精神是领导力的重要源泉，也是影响力的重要基础。苏格拉底早在2000年前就评论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们总是最愿意服从那些他们认为是最棒的人。所以，当人得病的时候，他们最容易服从医生，在轮船上则服从领航员，而在农场里则服从农场主，这些人都是他们各自领域里最有技能的人。一个最清楚知道应该做什么的人，往往最容易获得其他人的服从。”《领导力沉思录》书中的10位专家本身就具备巨大的影响力，因为每个人都是领导力领域里面的大师。然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今天，由于市场众多的机会，不少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失去对专业钻研的热忱，这山望着那山高，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对专业技术缺乏精益求精的态度，一心想着走捷径，迅速提拔致富。
品格魅力
领导力就是品格魅力。影响力的基础来源于领导者本身的品格和素质。西点军校领导力的经验说明，追求真理、评判是非、自我约束、坚强果断是卓越领导者产生影响力的源泉，也是他们激励人心、使众人行的基础。勇气、尽职尽责、决策能力、诚信、坚忍不拔的意志、换位思维、适应性、高恢复力等等是西点军人四年中坚持的理念和行为。卓越领导力可以说是领导者综合素质提炼的过程，也是人品不断完善的过程。强调领导者的品格魅力实际上强调的是：要做事，先做人。中国老祖宗孙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把领军人物的品格视为衡量领导的重要条件——智、信、仁、勇、严：智者不惑，无信不立，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严以律己。有品格和素质的人，不论有权无权，领导还是非领导，他们的影响力是永恒的，是不可磨灭的。
建立事前制衡和事后追究机制。“由于决策者的意志自由性和软弱性，使权力潜在的扩张性和排他性成为决策中最不稳定的一个变数，因而一旦缺乏制度约束和责任监督，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个人专权和腐败。” [iii]要防止企业决策的随意性，推进企业决策的合法化，就必须建立起两个机制：一个是事前的制衡机制，即企业决策要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防止个人独断专行。另一个是事后的责任追究制，就像建立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一样，凡造成重大损失的决策，相关责任人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甚至是法律责任。
2、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如果对相关法律规定不了解，就会造成决策违法，企业就会因此受到巨大损失。为此，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04年公布《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规定国有企业从2004年6月1日起实行法律顾问制度，以建立健全国有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加强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办法》规定，企业总法律顾问的任职实行备案制度。所出资企业按照企业负责人任免程序将所选聘的企业总法律顾问报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所出资企业的子企业将所选聘的企业总法律顾问报送所出资企业备案。企业总法律顾问全面负责企业法律事务工作，参与企业重大经营决策，对企业法定代表人或总经理负责，全面领导和处理企业的法律事务工作，保证企业决策的合法性。其实，不仅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尤其是达到一定规模的非国有企业，也应当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帮助企业决策。律师担任企业法律顾问参与决策可以确保决策有明确的法律依据，避免决策与法律政策相违背。
3、实行决策程序法定化。企业决策是一个过程，科学的决策需要严格的程序来控制，所以需要实行决策程序法定化。决策过程一般包括三个环节：确定目标、拟订可行方案和方案优选。决策是针对目标而言，没有正确的目标就谈不到正确的决策；决策产生于可行方案的比较，在一定范围内比较各种可行方案就成为决策的基础；方案的选择是决策的重要一环，需要企业领导者进行科学的定性、定量分析和果敢、准确的直觉判断，并能对已实施的决策做出正确的评价与修正。企业决策程序法定化是现代企业决策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它要求企业领导在决策过程中运用法律、法规调整和规范决策行为,从而确保决策行为依据法定的程序科学运行。程序违法必然导致决策失当，现实生活中因忽视决策程序和草率决策而导致决策失误的事例举不胜举。依法决策的主要标志是决策的整个过程都必须严格地遵循法律的制约和规范，确保各种决策以及决策的各个环节都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进行；民主决策的主要标志是在决策过程中能够使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利益得到最充分和客观的表达；科学决策的主要标志是在决策过程中广泛应用先进的科学思想、理论和技术，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由此看来，企业的依法决策、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其关键在于决策过程的合法化、民主化和科学化，在于通过一系列具体机制予以保障。
4、建立、健全决策者责任制。过去，许多国有企业的决策由于责任不明，国有企业决策者没有决策失误的压力，导致“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三拍现象”屡见不鲜。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实行责权利挂钩，实行“谁决策、谁负责”，才能杜绝随意决策、草率决策的混乱现象。要保证决策科学化，使企业决策更加合理或避免重大失误，必须有一套较为完善的法律、规则，使企业决策纳入法制轨道。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建立、健全决策者责任制，明确规定决策者的法律义务和责任，使之对其决策负责，当决策者由于主观方面的原因造成决策活动中有违法行为或产生严重后果时，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5、建立重大决策事项进行合法性论证制度。对重大决策事项进行合法性论证时，可以采取以下方式：（1）进行调查研究，必要时可以外出进行考察；（2）收集有关资料；（3）通过座谈会、论证会、协调会、书面征求意见以及媒体、企业网站等形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4）根据需要组织企业法律顾问组专家参与论证，听取有关法律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6、建立专家咨询制度。为避免决策的盲目性，对重大工程项目和涉及企业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项目，必须经过专家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充分论证，拟定和评价方案。
7、建立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企业的重大决策，要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由董事会或股东代表大会讨论决定，未经董事会或股东代表大会讨论决定，个人不得擅自做出重大决策。
总之，决策合法化是企业管理的应有之义，决策合法化是科学管理的保证，如果企业不能依法决策，企业管理科学化必将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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