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908中国农业银行第二次上山下乡（范文模版）

第一篇：20110908中国农业银行第二次上山下乡（范文模版）

09:28 08Sep11-《特别报导》中国农业银行第二次“上山下乡” * 农行“二次”返乡为农民带来实在便利 * “农村蓝海”带来利润前景 * 上市公司优势鹤立农村金融圈 * 但农村金融普惠仍需合力

记者 毕晓雯/赵红梅

路透山西/山东9月8日电---82岁的宋立英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镇自己的小卖部里开了一个“家庭银行”.这位身板硬朗的老人忙着为村里人提现、转账、划卡买酱油醋,俨然一幅银行家的派头.很难想像,这就是上世纪60年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恶劣环境下,因创造出人造梯田而名扬中国的山西大寨“铁姑娘”.如今,这位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已经退休多年的劳动模范,正在自己家乡从事着新潮的银行业务.而她的“金融工具”,就是中国农业银行<601288.SS><1288.HK>免费为她安装的一台转帐电话.“那个转账电话,很方便,自己开了个小卖部,村上人来买个东西都可以划卡,签个字,电话就能把钱划走,这电话可好用.”宋立英用浓重的山西方言对路透记者说.在中国的农村地区,从事纯农业生产的农民群体普遍缺少最基本的金融服务,宋立英家里的转账电话,是农行正在将渠道延伸至中国村级区域的“小额支付村村通”金融业务的一部分.(金穗惠农服务“村村通”工程,简称“金穗惠农通”或“村村通”)

一部转帐电话通常安装在村里的小卖部、卫生室或农户带头人家里,农民手中再有一张“惠农卡”,每笔金额在1,000元人民币以下的小额存取现、无论地域及金额大小的转帐,只要是限於卡内金额的消费,农民都可以不用出村就方便操作.据农行的统计数字,这样的转账电话已经在山东、山西和吉林等10个省安装超过20万台.这已是农业银行的第二次“上山下乡”.不过,这一次的回归,农行已变身为在上海和香港两地上市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的商业银行,在理念、人才、资金、技术、管理方面,优势明显.“到目前为止的金融改革,城市金融领域已取得重大进展,但农村金融方面的进展依然不能满足现实巨大的需求”,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说.“中国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关键在农村消费的提升....随着农民收入和农村经济的增长,农村金融在其中大有作为.”农行董事长项俊波在中报业绩发布会上表示.而重回拥有八亿农民的中国农村广阔天地,农行在“普惠农民”的同时,也开始尝到“农村蓝海”的甜头.农行上半年净利同比增长45.4%,增幅为行业之首.银行业分析师们对农行的评级多为“强烈买入”、“买入”或“中性”,其中县域金融的优势,是投行或券商报告强调的亮点.其中,招商证券农行业绩分析报告题目颇具代表性--“息差持续扩大,县域金融大放异彩”.国务院今年上半年对农行的三农事业部改革进行了验收评估,认为农行的改革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农行董事长项俊波透露,农行还会继续扩大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的试点范围,在现有的八个省基础上,再增加河南、黑龙江、河北、安徽等农业大省,争取试点省可以达到11-12个,试点县达到七八百个.“农行再度回归农村,有助於形成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互补,形成多类型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巴曙松表示.最早提出“三农”问题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在山西省吕梁山区汾阳市峪道河镇开恒庄村体验了一把“村村通”惠农卡带来的方便後,赞叹道:农行提供的“普惠制”金融服务,正解决着世界性的难题.温铁军所指的世界性难题,不仅指农村落後、贫穷状况改变甚难,更包括面向农村的金融服务已到了残缺、危险之极限.1996年,温铁军最早提出了“三农”问题,指出城乡差别巨大的二元经济结构若不改变,将令中国经济发展陷入相当危险之中.**撤离与回归**

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始自农村.但是,在最近一轮金融改革于十多年前开始之後,这里却成了国有大银行最先放弃的阵地.1978年末,被誉为“中国第一村”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以按了鲜红手印的承包文书为标志,开启了中国农村由“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性变革,并带动中国全社会劳动生产力的释放.此後,各类乡镇企业也如雨後春笋般茁壮成长,带动农村经济的成长,并一度令农村成为中国经济的领头羊.但随着吸引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各种优惠政策不断落实,沿海地区依靠廉价的资源要素及劳动力成本,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发展之路.反观农村,在承包责任制实施最初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以後,改革很快陷入停顿,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从此也不断扩大,所谓“剪刀差”、“二元结构”等中国特色现象也由此产生.正是基於巨大的城乡差别以及越来越衰落的农村经济形势,曾经在农村为乡镇企业服务的四大国有银行,背负了越来越多的坏帐负担.因此,在以剥离四大国有银行巨额不良资产为序幕的金融改革於1999年拉开序幕後,中国政府便决定将四大行撤出农村.四大国有银行的此次撤离,令贫困农村的金融服务严重失血.唯一能提供所谓金融服务的,只剩下1996年从农业银行脱钩的农村信用社.但由於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服务中占据着垄断的地位,令其缺少动力改善自身的服务品质.而在农村网点众多的邮储银行,却因只存不贷--将大量农村存款转存央行,反而成为农村金融资源的抽水机.“苍白的农村金融服务令落後的农村经济更是血上加霜,上亿的农民从此便踏上了背井离乡、远赴沿海城市打工的迁移生活.老人、孩子就成为农村的主要留守人士.”农行山西分行行长曹少雄称.中国央行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认为,当年将四大国有银行悉数撤离农村,并非一个正确的决策.放弃了金融对农村的支持,是导致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不断恶化的因素之一.“随後的事实也证明,政府又不得不拿出更多的钱,去解决农信社的问题.既耽误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也花费了更加昂贵的成本.”该人士称.2000年,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时任总理的的朱熔基写信,以“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对“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发出了悲愤的呐喊,同时也提请中央必须对农村经济给予高度关注.2003年,中共中央首次将“三农”问题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此後,改善农民生活、发展农村经济,便正式成为中国决策层确立的深化中国经济改革、启动农村消费以完善中国经济结构的政策重点.同年的最後一天,建设银行<601939.SS><0939.HK>和中国银行<601988.SS><3988.HK>齐获国家外汇注资,拉开了国有银行改制上市的序幕.此後,建行、中行、工行<601398.SS><1398.HK>先後上市.而因高层决策者们一直在农行的市场定位问题上再三考量,使其股份制改造问题久拖未决.“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中国国务院终於2007年的金融工作会议上做出批示,因此也正式明确了农业银行为“三农”服务的定位和责任,确定了农行不同于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地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曾说,“金融是经济的核心,只有金融这步棋活了,全盘棋才能活.”农业银行的第二次“上山下乡”,不仅开启了大型国有银行重归农村金融服务的新征程,也开启了农村经济腾飞的金融动力按钮.中资银行的2011年中报显示,除农行外,其余三大行也开始增大对农村领域的投入,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又有回归迹象.建行显示,上半年的涉农贷款为9,733亿元,较去年年末增长11.7%,新农村建设信贷业务试点行增加到八家;中国银行则与战略投资者淡马锡集团一道在湖北、山东等地开设10家村镇银行,并从去年5月起推出了针对农业市场的“益农贷”;工行自今年以来,也开始支持涉农类小企业的发展.**优势鹤立**

这次的回归,农行显然是有备而来.挟着A+H股同时上市所带来的红利效应,该行在农村金融服务的推动工作中,较目前的农信社和邮储银行,带有明显的後发优势.“上市的红利效应表现多方面,包括资金、管理、人才、技术、现代企业制度等.”项俊波中期业绩报告会上称.“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是农行此次二次返乡的管理体制保障.通过建立“三农”金融部总部、省级分部、地市分部、各县域支行的事业部组织架构,其正在探索着面向“三农”与“商业运作”有机结合的模式.截止今年上半年,该行通过位於全国2,004个县及县级市的经营机构,发放可用於“电话转帐银行”的“惠农卡”超过8,000万张.由於许多农户是以家庭为单位领取一张惠农卡,这意味着已有数亿农民,开始接受来自农行的金融服务.在有名的晋商发源地--山西平遥县的新农村合作医疗办公室,一位四十多岁的张姓农民,正在为自己居住尹村的母亲办理医药费报销,尹村离平遥县城有十几公里.“要报400来块钱,直接打到我手里这张卡上.我七十多岁的老母亲用这张卡,就直接可以在村里取点零花钱、买些日用品,药品,方便很多.有时候我自己想给外地上学的儿子转点钱,村里的转帐电话也都能办了”,他说.“以前都是给农民开支票.可有的农民拿了支票就藏在家里的柜子里,等想起来用钱,才去银行办.”这间机构的负责人对路透说,“农民坐几个小时的车到了县里的银行,再排很长时间队到柜台,支票一拿出来,是过期的,拿不到钱,没有一个不大吵大闹要骂娘的.我们自己的帐,每个月也都对不上.”

他介绍称,这种事情以前没有一天不发生.但自从该机构开设了农业银行的网上银行,能直接在现场把钱打到农民的卡里以後,就很少出现过上述情况.目前在农村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中,农信社及邮储等都发放了各类型的卡和存单,但农业银行强大的技术支持令其业务优势明显.在农业银行位於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的数据中心,副总经理娄吉安指着中心监测大屏幕上不断滚动的数据表示,由於该行已实现了全国数据大集中,每一秒钟发生的业务都能立即达到清算中心,实现交易的瞬间完成,从而为全国范围内的交易提供保障.“每天,农行17万个柜台、2.4万个网点,约1.2亿笔交易,24小时不停地运转着.”他称.“有了技术的支持,农行装个转帐电话就什麽问题都解决了.”农业银行山西分行农户金融部经理李青称,“如果没有技术支持,就得放二、三个人到村里建网点,这种模式代价大、成本高,大范围内推广确有难度.”

**寻找蓝海**

郭景是山西祁县固邑村的支书,同时也是村里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就是这个皮肤黑黑、中等身段的汉子领着全村人把鸡蛋销售品牌化、绿色化,并且卖到了香港.固邑村有60%的农户都养鸡,但村里苦於信息闭塞、前几年的禽流感又让不少农户亏了本,鸡蛋销售渠道并不顺,而农户贷款风险高、成本大、缺乏有效担保又让很多金融机构望而却步.郭景和周边村100多户养殖户经纪人一起成立了合作社,在农行的扶持下,注册了商标,拿到了自营出口权.农行当地分行给这个合作社发放公司贷款,建立了养殖基地和饲料加工厂,并通过合作社担保,给农户发放3-10万元不等的小额贷款.目前,合作社有100多个专业养鸡户,鸡蛋早已销往香港,年出口额近5,000万港币,家家都用“惠农卡”销售结算,而每张卡里还都有一定的贷款额度.村里还有转账电话,领取涉农补贴、异地转账,去生产资料超市购买化肥、日用品更不用说.而之前,因县级以下网点手续费和中间业务收入非常有限,县级以下网点难以盈利.而农行在城市中面对四大国有和众多股份制等强劲对手,农村市场则又有农信社、邮政储蓄的贴身竞争,唯有找到一条以城乡联动、县域经济发展为主战场,探索县级支行、乡镇、村级网点增效发展的新路径,农行才能在激烈的同业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目前,受益於遍布城乡的强大分销渠道,农行获得了稳定而低廉的存款来源,借“惠农卡”掌握了一手的客户征信信息,找到了大量优质的农村企业和致富带头人等贷款对象.今年半年报显示,农行县域存贷款分别较上年末增加3,665亿元和1,632亿元,增速高於全行业平均水平0.9个和2.2个百分点.实现县域金融业务税前利润259.30亿元,同比增长78.6%.而惠农卡也成了农行的制胜利器.利用其成为农户小额信贷的发放载体、财政补贴的直拨通道、社会保险的参保凭证和资金汇兑的通路,农行可以在传统的存贷业务上赚取利差;此外在商户手续费、异地汇款、个人理财等中间业务上也可以发现更多蓝海.农行山西平定县支行行长卜仁卫随身带着个小本子,上面记着每年的任务目标,今年的任务除了常规的存贷款之外,还拓展了当地农家便利店、物流公司、加工企业安置转账电话、电子银行和掌上通(特制手机)的任务，信用卡、理财产品的业务也在後续中.农行A股和H股自上市第一天起便存在着价差,A股股价一直落後于H股,最高价差曾达近40%.这也许是由於中国人对中国农村落後、贫穷的面貌印象太深刻,而国外投资者则更关注拥有八亿农民的农村经济增长前景.但实地考察过农行“村村通”业务的分析师们,则对这一创新业务的潜力相当看好.中银国际银行业分析师尹劲桦在报告中就指出,农行的这项“村村通”业务有助於增加其在农村市场的竞争力,为未来长远的发展提供动力.他表示,从农行上半年的年报看,其农村金融的优势已有所体现,存款增速,特别是储蓄存款明显高於同业;贷存比反而低於同业;在存款成本快速上升的同业中,其增速也相对较低.“这些指标的良好表现,是农行农村金融创新业务综合优势的体现.”他称.截至今年6月底,农行网点总数已近2.35万个,其中分布在县及县以下的网点有1.26万个.农行负责人表示,在传统的公司业务方面,农行正着力于城市和农村两个市场,以城市业务带动农村业务的联动发展;同时传统业务与新兴中间业务,特别是投资银行业务已经形成了良性互动.**普惠需要合力**

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国政府近年来为农民加大了各种优惠政策及补贴力度,继2004年国家对种粮农民实施粮食直补以来,2006年又在此基础上实施了农资综合直补政策.此外还有农村60岁以上的农民每人每月发放55元钱的养老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各种农业补贴、粮食直补、耕还林补贴、畜牧补贴、家电下乡补贴,等等.华泰联合报告称,国家给农村经济的补贴近年大幅提高,从3,000亿元提高到2010年的8,700亿元,预计2011年可达到1万亿元.但多达几十项的补贴分别由财政、农业、林业、商务部门、供销总社、劳动社保部、卫生部等多个部门管理和发放,数额有限,分散到农民手中则已非常零散且程序烦琐,往往是农民为领取某项十几元或者几十元的补贴看尽脸色,吃尽苦头.而补贴发放过程中的“跑冒滴漏”也难以避免.山西省财政厅副厅长高向新对此事颇有触动,他称,“好政策出了很多,为何农民还是骂娘,就是政策临门一脚没踢好.农行的这个惠农卡如果真得实现了村村都通、人人都用,那真是为农民做了件大好事.”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有了好的“临门一脚”,实施起来也并非易事.财政各种补贴存在金融机构的账户上,都是稳定可靠的存款,尤其是在今年货币收紧的形势下,更是受各家金融机构垂涎,竞争激烈可想而知.财政及其他部门掌控的资金分配是银行必争的重点.“财政补贴和新农合、新农保额度都不小、连续性强,始终有存量,是每家银行都想拉的大财主,如果哪个银行能拉来一笔这样的存款,基本不用愁了.”一位地方农信社人士说,这里面很多时候拼关系、人脉、甚至回扣,“等钱好容易到账,都会争取能多趴账户一天是一天的.”

山西、山东一些村镇农民告诉路透记者,为取几十元的补贴,往十几里之外的县城跑几趟很正常,有的农信社每天会设几十个名额的取现,超出了名额还得改天再来.“最远的七沟八梁一片坡,来回车费不算,还耽搁了半天一天,只为取几十元的补助,增加的交易成本让普惠制失去了意义.” 农行山西分行行长曹少雄说.而政府各个部门发放补贴涉及的形式也不一,如民政部门推行的新农保卡、粮食直补指定信用社专用存折、医保卡、需要不少手续的农机补贴……而不同部门会选择不同的协作金融机构,但不少金融机构农村网点少,而农村空巢老人居多,居住地分散.曹少雄认为,仅仅强调金融机构在农村的存贷款,并不能解决农村金融问题,而是要强调金融服务“三农”的普惠制,让大部分农民都能享受到支付结算等服务,同时要避免泛商业化的行为.而考虑到三农业务发展的双重使命,农行惠农卡作为财政补贴的发放通道和社会保险的参保凭证,收费低廉.但农行需与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及与农村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农村社会保险的管理机构签订诸多的代理协议,这降低了保费归集和保险金发放的成本,但也需要相关政府部门的认可和支持.**农村金融的变革**

每天凌晨的二、三点钟,亚洲最大的蔬菜市场--山东寿光农产品物流园里就已经是一片繁忙,成千吨的新鲜蔬菜正由一辆辆卡车运往全国.在这个物流园中,农行已向经营者们发放了1.8万张金穗惠农卡,日均可减少现金交易量2,000万元.同时,带动办理企业网上银行五个、个人网上银行430个、安装了40部转帐电话,吸引的存款日均达1亿元以上.这一结算模式的改变,彻底颠覆了多年来大型批发市场传统的现金交易模式,带动广大菜农领略和接受了先进的金融工具和非现金支付结算手段,加速了农村传统现金结算观念的变革.“由於农村交易的普及,农行的清算业务发展的非常迅速......每年的增长几乎都达到30%左右.”农行数据中心的娄吉安称.他介绍,全球资产规模最大的银行--工商银行目前每天日均交易在1.5亿笔左右,农行差不多到年底的时间,也能达到1.5亿笔.农行山西分行行长助理田俊庆对路透说,金融意识的崛起和支付结算手段的改变,将为中国金融业带来的无法预料的变化.中国的金融监管者对此已经有了直接的体会.今年1月,由於大量农民在春节前返乡过节并提取现金,导致部分超储率过低的银行帐面竟然出现了红字,中国央行不得不在暂停四年後重启公开市场逆回购,在三个交易日内至少向银行间市场定向投放了3,500亿元流动性.中国交通银行<601328.SS><3328.HK>数据中心的总经理高军在采访时也提到,往往在春节前、企业发年终奖、甚至是淘宝网优惠商品的“秒杀”时段,银行数据中心的清算量都会出现突然的增加.“农民如果都习惯用卡了,现金流量的改变,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将是非常明显的变化.”田俊庆称.(完)

--审校 王丰

((路透中文新闻部: +852-28436314;传真 852-25396546;xiaowen.bi@thomosonreuters.com;Reuters Messaging: xiaowen.bi.reuters.com@thomsonreuters.net))

Thursday, 08 September 2011 09:28:11RTRS [nCH0077785] {ZH}ENDS

第二篇：上山下乡流程。

“上山下乡 ”ZZTV爱心支教大型公益活动流程

联系组：杨智文董晓鹏

宣传组：付忠

招商组：张谦

爱心支教

联系组：

一、五县市摸底，看那些学校缺乏什么类型的教师。那些学校适合成立ZZTV爱心基地。11月20日前需统计出

二、与株洲各大学院校联系，招募大学生支教加入。

三、与各相关单位联系，保证公益活动畅通无阻。

宣传组：

一、制作“ZZTV爱心支教”招募宣传片。11月18日需出台播放

二、《直播株洲》栏目开设“ZZTV爱心支教”专栏，对本活动进行全程跟踪报道，18日同宣传片一并出台。

三、定于2012年月日，开展启动仪式。做好仪式布置，与领导的邀请。

招商组：

一、与株洲各企业单位联系，招募爱心企业组建一对一帮扶对子，帮组支教点设立爱心图书室，健全教育基础设施等。

二、与各爱心企业确定“ZZTV爱心支教”路费与食宿补助的问题。

爱心团圆

联系组：

一、与各县市乡村小学联系，摸底，获取符合条件的学生资料，并进行沟通。

二、确定爱心团员名单

三、与教育局及相关部门取得联系，确保活动畅通无阻

四、负责孩子接送

宣传组：

一、制作爱心大巴车身条幅。

二、《直播株洲》全程跟踪报道

三、2012年1月16日举行启动仪式，做好仪式布置，领导邀请。

四、与广州本地媒体沟通，邀请对方进行报道。

招商组：

一、与湘运公司等相关部门取得联系，确保活动爱心大巴的提供。

第三篇：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运动指的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毛主席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中国共产党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

上山下乡提高实践作用的政治运动。所有适龄青年除了当兵以外，基本上都属于

征召范围。上山下乡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从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而展开。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青年，便是他们的典型代表。

上千万的知青回城后，并未出现某些官员担心的城市因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而引发混乱。相反，由于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反而使得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都更加“和谐”。邓小平政府在八十年代初骤然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共对知青返城的一种反应。编辑本段

背景

文化大革命进行两年后，中国各个领域一片大乱，政府机构瘫痪了，工厂停工了，学校停课了，领导成了敌人，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对立，派别之间的分歧发展成了武斗，用上了真枪

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实弹。文化大革命是从学校发动起来的，学生相对单纯，在被作为发动

文革的工具后，无所事事的红卫兵已经成了被利用的破坏力量。当权者必须尽快对红卫兵做出处理。文革对我国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很多工厂处于停顿状态，城市已经无法安置连续三届2000来万毕业生就业。如果让他们仍然滞留在城市，又无法继续学业，后果肯定是严重的。

从当时的现实情况考虑，上山下乡在客观上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把这些学生分散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之中，也就消除了红卫兵的破坏力；上山下乡虽然国家要给与一些补贴，但是那也比在城市就业的成本低得多，因为大多数知青是不拿工资的。至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屯垦戍边”，都是施加在学生身上的政治压力。试想学生真需要再教育，城市的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是更好的老师吗？农村本来就劳动力过剩，让农村青年去屯垦戍边，即有利于解放农村劳动力，也有利于农垦事业。上山下乡的动机就是为了解决2000万学生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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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起源

苏联在1954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改变了过去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城市

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此举既解

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而在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了解到到了苏联的城市青年移民垦荒运动,回来后就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

起始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 1955 年，六十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省去垦荒。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于 8 月30 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欢送会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青年。中共政府鼓励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把邢燕子等人做为典型模范在青年人中大为宣传。在黑龙江省萝北县开垦出1200亩荒地，第二年生产了13.5万公斤粮食、30万公斤蔬菜，还盖起了宿舍和食堂。

序幕

随后北京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以及河北、山东的2000多名青年，也以志愿垦荒队员的身份来到萝

上山下乡

北县。上海青年则要求去淮北开荒种粮。

上山下乡在北京、上海的影响下，1955年、1956年，浙江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开发青海，从而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

高潮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后期，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车的时候。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

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

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回城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西双版纳的抗争最为出名。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有人因为害怕不被政府允许返回城市，所以即使和人同居并有了孩子也不登记结婚。

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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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上山下乡

毛泽东政府对场运动的解释是：为了防止“修正主义”和让年轻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上山下乡另一种解释是：

毛泽东政府把“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作口号，很明显是把无业城镇劳动力到农村安家落户视为解决失业的办法。失业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当然没有失业问题。可当时的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农业在大跃进和文革后完全停滞，粮食总产量逐渐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中国城市人口的需要，政府无法给城市青年人在安排工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他所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达到了清除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主要目的，难以控制的红卫兵逐渐成为麻烦，数量巨大的对政治高度热衷的无业青年会对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把大量城市青年遣送到农村进行农业劳动，除了经济上的考量外，主要是一种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

动机

这些不同的动机可分为四类：

——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消灭社会差别）；

——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强化毛的权威）；

——出于战略考虑的积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开发农村和边疆地区）；

——消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减缓城市发展和城市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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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份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份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他们的状况与 “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上山下乡运动”前期，全国各地组建了许多“生产建设兵团”，有一大批“知青”到这些“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生产建设兵团”虽有“屯垦”的功能，但却非正规军队，它同时兼具安排城市失业青年就业和备战的目的。

1968年底，中苏关系对立，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

从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规模扩大建制，同时新成立了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共10个“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西藏、江西、广西的3个农垦师，加上50年代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3个农垦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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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至于上山下乡给知青带来的伤害，给农村带来的后果，给知青家长带来的怨气，在当时极“左”的政治环境里，不只发生在知青身上，而是文化大革命带给老百姓的共同灾难。对于上山下乡，大多数人是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被敲锣打鼓赶到农村的。也只有文革期间，这样的事情才有可能实施。所以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反思不能脱离文革的背景，上山下乡所造成的后果，也只是文革**的恶果之一。

现在，当年的知青大都已到了退休年龄。人是生活在社会里的，除了物质生活，还需要精神生活。上山下乡是当年的知青踏入社会的第一步，大家同生活、共命运，有太多的共同语言。与人生的其他阶段相比，许多人对那段生活的记忆最为深刻，因而也就更加怀念。编辑本段

意义

上山下乡虽然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毛泽东借此达到了解散红卫兵组织的目的，但是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这场运动也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由于无数本应成为学者专家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地在乡间长期务农，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

上山下乡运动令无数中国城市青年接触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此之前从未去过农村，对农村的了了解仅仅局限于课本的文字和政府的宣传。一些曾经积极参与过文革运动的城市年轻人经过在农村的艰苦生活后，意识到自己被人所欺骗利用，至此彻底放弃了曾经坚信不疑的马列主义革命理想以至于一切理想，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的道德失序可以在此找到部分根源。

一些曾经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作家，如史铁生，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等，他们都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然而，更多的知青则永远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在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中更是首当其冲，经常被工作单位裁减而失业。

这场运动改写了一代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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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

经济后果

从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知青是农民的一个负担。只有在那些缺乏基础教育的地方，极少数能够从事这种工作的知青才有益于农村的发展。但这些有限的贡献远不能抵消知青给农村社区造成的损失。而且它们为时甚短，如果像80年代初那样培训当地青年承担这些工作，从长期来看效率更高。更重要的是，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漏洞百出的情况下，下放知青的努力并不能给农村的发展带来多少好处。知青离开后实行的大刀阔斧的农村改革，才为农村带来了实质性的改进。

政治和意识形态后果

1968-1969年的大规模下乡运动的目标虽然没有明说，显然是为了结束红卫兵运动，就此而言它是成功的。但从长期来看，它的后果确实是消极的。下乡政策导致的不满、林彪事件之后出现的幻灭感，以及农村地区社会和政治控制力的相对薄弱，使知青一代滋生出文化和政治上的叛逆倾向。

至于根据革命品质而不是专业成绩选拔精英的方法，以及藉此实现一个平等社会的目标，也没有取得什么积极成果。除了在战争或革命时期，以道德作为提拔精英的社会制度难免导致伪善和因循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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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关于知青上山下乡，一直有正反两方面的评价。

正面

有人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为加强工农联盟基础、教育青年、消灭城乡差别的一个重大尝试。

同时知青下乡对于农村的教育普及、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以及乡镇企业的建立（乡镇企业成立多是知青推动，初期其业务骨干也大多是知青担任）都起到决定性作用，大幅度改变农民面貌。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运动过去几十年后，当年的知青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主力，他们通常对自己留在农村的青春年华抱有怀旧情绪，甚至有人自称“在广阔天地里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这一代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决不后悔。”

反面

有人认为这场运动是对人民的愚弄和变相迫害。林立果（林彪之子）等起草的反对毛泽东的纲领性文件“五七一工程纪要”指出，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

邓小平在1978年曾说：“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

第四篇：上山下乡活动流程

上山下乡为孩子爱心支教我报名

“ZZTV爱心支教”大型公益活动流程

爱心支教

一、对五县进行摸底，看那些学校缺乏什么类型的师职力量。那些学

校适合成立ZZTV爱心支教基地。（杨智文 董小鹏 邓晓明）

二、制作“ZZTV爱心支教”招募宣传片。（杨智文 张谦）

（宣传语：一群朴实的老师，几十年如一日，支撑着孩子们未来的梦

想；漫漫求学路上，他们坚强勤奋，渴望大山之外不一样的精彩。如果你愿意上山下乡，请与我们联系。ZZTV爱心支教报名热线：***）

三、2011年11月20日在株洲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株洲传媒网发布招募令。开通“爱心招募热线”向市面征集爱心企业、音体美教师、爱心人士加入“ZZTV爱心支教”团队。（杨智文 张谦）

四、定2011年12月为“爱心支教月”，“ZZTV爱心支教”大型公

益活动启动仪式。开始对五县的爱心支教基地派送各类支教人士。（杨智文 张谦）

五、2011年12月26—12月30号五天为“爱心支教周”，“ZZTV爱心

支教”团队分赴各学校支教。（杨智文 张谦）

六、《直播株洲》栏目开设“ZZTV爱心支教”专栏，对本活动进行全

程跟踪报道。（付忠 董小鹏）

爱心团圆

一、对五县各学校进行摸底，对象为8岁至14周岁的其父母在广州

或深圳务工且不回家过年的留守儿童。每县各五个名额，共25位留守儿童。（杨智文 张谦）

二、与学校、学生家长进行沟通，明了活动内容。（杨智文 张谦）

三、与各单位、各媒体衔接活动流程，各尽职责。（董小鹏）

四、2011年1月16日挂有活动条幅的大巴接选定的25名留守儿童

到株洲。并在华天大酒店举行“爱心团圆”启动仪式。邀请领导出席。（付忠 杨智文 董小鹏 张谦）

五、午宴后，“爱心团圆”大巴启程。通知各家长及地方媒体到达时

间。预订17日下午把留守儿童送到各家长身边。

（付忠 杨智文 董小鹏 张谦）

六、《直播株洲》栏目做特别节目，全程跟踪报道。

第五篇：如何看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如何看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7月1日，一位47年前在黑龙江插队下乡的老知青沈建平，站在玻璃展柜前，和自己的秋衣合了张影。紫色的秋衣洗得发白，但还能清晰看见胸前巨大的“奖”字和沈建平当时所在的兵团番号。浏览着三个展厅的展品，沈建平认出了当年战友们的物品——军大衣、医学教材。

这是在北京鸟巢的知青博物馆，门票120元，知青免费。

在全国巡展两年之后，远在东北边陲小镇的黑河知青博物馆在京城鸟巢落了户，正如它的负责人潘忠林所说，“等于黑河馆在北京鸟巢开了分馆”。

然而在引发一代人青春记忆的同时，也遭致了激烈的批评和舆论争议，北大教授贺卫方甚至指责它“将罪恶变成了伟业”。

这家占地1600平方米，耗资超过400万的知青博物馆鸟巢展，被港媒称为“北京首家知青博物馆”，虽然潘忠林不太认可这个说法，但他还是觉得，比之十八大之后蜂拥而出的知青博物馆，自家的可以“理直气壮”地称为“客观”，因为“无论从内容、形式设计上，还是国家、省市层层审批上，都是立得住的”。自1955年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1962年被纳入了国民计划，直到1978年宣告结束，这场延续20多年的运动永远改写了将近2000万名年轻人的命运，他们中断了学业，进入农村。学界流传最广的观点是，上山下乡是为了解决城市粮食短缺和就业问题，也有人提出异议，认为知识青年下乡“接受再教育”和“思想改造”并非只是宣传之词。

由于期间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人们在对待知青历史时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在7月2日的微博中，贺卫方说：“不久前我曾参观预展，有关人士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参与策划，无怪乎展览强烈的文革歌德派倾向，知青以及十年浩劫的苦难一点都不提。”

在6日的微博中，他又给知青博物馆提出建议，认为：“知青展应通过解说和各种实物展现：1）作为文革组成部分的知青运动；2）反智主义与知青下乡；3）对下乡的拥护与抵制，事例如李庆霖事件；4）广阔天地中的苦难。书信歌谣图画及文学作品；5）那些真实和虚假的英雄人物；6）风起云涌的返城抗争；7）伤痕文学里的知青。”

认证为前《国企》杂志社研究部主任的郭松民在4天后对贺卫方提出反驳，直指其是“鸡永远理解不了鹰”，并赞扬知青运动的优点：“知青运动的本质，是防止工业化进程变成对农村的单方面榨取，也是为了防止中国从一个有机的共同体分裂成两个对立的社会。”

人大教授张鸣与贺卫方有着类似的观点：“把人人为地投入到灾难之中，然后拼命强调这个灾难对个中人的锻炼。现在说知青下乡运动好的人，都是这样干的。别客气，请你们把你的子女，孙子孙女也行，放到最艰苦西北农村，干上8年。”

老知青们的观点也出现了对立，他们在微博上“现身说法”，以自己的经历或支持或驳斥贺卫方。@晓日xiaori说：“在我的知青战友圈儿里也有很多“青春无悔”的人。我们之间也经常辩论。赞同无悔的人认为自己的成功来源于知青时代意志的磨练，这一点我并不否认，但对大多数知青来讲只是灾难，既然有人无悔，既然赞同下乡运动，那又为何要返城，为何不去当一辈子农民？”

作为“亲身体验知青一代”历史的潘忠林，认为贺卫方的观点“太过偏颇”。他觉得知青博物馆与文革“没有一点关系”，他不否认当年有不好的事发生，但他不断强调着，办此馆是为了“传承知青文化，弘扬知青精神”。这与他的同事、黑河馆馆长刘树新颇为一致。在2013年接受采访时，刘树新说：“在展览里永远也不要提，也没有必要提。这不是一代人的主流，不能体现一代人的风采。写它，是把我们大家对国家的责任感奉献，抹黑了。”

凤凰网：

鸟巢这个知青展览馆是如何建起来的？ 潘忠林：

我们首先在黑河建立了黑河知青博物馆，这个建的比较早，是2009年开的馆，那个时候全国各地没有知青馆。我们这个馆开得也很艰难，当时写完了大纲之后，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上一级的，比如省文化厅，都不大敢批。

后来赶上有一个机会，我们遇到了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龚心瀚，他本身是知青，所以他的知青情结很深，于是我们就把这个大纲给了他，他找了一些专家给审，黑龙江省文化厅又组织专家给了论证，这样这个馆才能够得到上级的批示。

我是2012年退居二线，之后，我就带着知青博物馆开始在全国巡展。因为黑河馆比较偏僻，全国各地的知青，有很多想去而去不成，后来我们就考虑在全国巡展，但巡展费用比较高，也还是满足不了知青需要。我们在北京的地质博物馆展了一个月零六天，大概是有十来万观众，我们到其他地方都是展一周，也就是三万多观众，根本就不能够知青的要求，所以我们才决定在北京建馆。2013年在北京展览期间，我接触到了中国万通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就开始和他们谈合作的事。他们在鸟巢有两万平米的场地，给我们提供了三个厅，我们建了这个馆。

凤凰网：

这次展览首次展出一张李克强在田间得知大学录取时与朋友的合影，这也是知青捐赠的？

潘忠林：

整个展览的照片有三部分来源：

第一，是我们逐个走访知青得到的，我们了解到一些知青事迹，就去和他一对一走访，然后核实他提供的照片，文字。

第二，人民日报社党史办出了一本知青画册，这个画册的图片都是当年《人民日报》刊发的一些照片。

第三，就是随着展览开放，知青源源不断地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然后我们又跟踪采访核实清楚之后，再上版面。比方说像习近平和李克强的照片，都是我们在国家的党报党刊上找到的，或者是当年跟他们一块下乡的知青给我们提供的。李克强那张田间照片应该是知青提供的，因为那张照片在网上也能搜到。

1973年上山下乡时期，习近平（左二）在陕西延川县。新华社发

20多岁在凤阳县插队时的李克强。资料来自李诚故居。

凤凰网：

有港媒称这是北京首家知青博物馆，是这样吗？ 潘忠林：

现在还不好这么说。十八大之后全国各地知青馆蜂拥而上，习近平、李克强他们都有知青身份，而且都有知青情结，所以这个时候口子就开了。我们在春节前统计过，全国大概有大大小小79家知青博物馆，截止到现在可能是有百十来家了，但是目前这些博物馆，实实在在地说，展览内容就不一定能够很客观地反映知青这一代的历史。

而我们这个馆，为什么我敢理直气壮的说呢？ 第一个，这个展览是经过龚心瀚组织专家论证的。第二是经过黑龙江省文化厅专家组论证审批的。第三，我进京展览之前，又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王伟光亲自给把的关，包括这个主题“与共和国同命运”都是他给帮忙起的名。

最重要的，在现在所有的知青博物馆里，只有黑河知青博物馆是隶属于国家文物局系统管理的馆，而且是国家四部委批准的免费开放的博物馆，它是黑龙江省级爱国主义基地。鸟巢馆实际上就等于是黑河馆的分馆，所以说这个展览无论从内容、形式设计方面，还是从国家、省级层层审批这个环节上说，都是立得住的。

凤凰网：

强调黑河馆和鸟巢馆是“客观”的，为什么？ 潘忠林：我们这个馆之所以办得好，就是我们和党中央、国务院保持一致性，我们弘扬的是正能量，是在传承知青文化，弘扬知青心声。知青心声是一种什么心声呢？在建国初期，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新中国的长子长女们，他们响应国家的号召，承担起了一个老大应该承担的责任。因为他们从学校毕业之后，国家没办法安排他们的工作，散落到社会，那不是个办法，所以怎么办呢？农村又需要文化，这个时候他们从繁华的都市来到了祖国需要的地方，这是与共产党同命运，也就是我们这个馆的主题。国家有困难了，你作为祖**亲的大儿子、大女儿，你就得要承担这个困难，所以知青的精神是什么？是担当、是奉献、是拼搏、是创业。我们要弘扬知青精神，就是我们这个馆的主要目的，和其他人不一样。

那么知青精神是什么精神呢？我觉得它和红军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以及抗灾救险精神一样，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要传承它，要弘扬它，这就是我们现在办馆的目的。我们不想在学术上去纠结什么，至于知青那个年代，有没有一些知青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做不好的事），是有，那难道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就没有了吗？何况70年前。我觉得有些人，起码我觉得他们不是弘扬正能量，和党中央、国务院没有保持一致。

凤凰网：

你如何回应北大教授贺卫方的质疑？ 潘忠林：

我认为他的观点是偏颇的，不是实事求是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从1955年开始的，1955年跟文革有关系吗？没有关系。1955年时任团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北京组建了第一支北京青年志愿者垦荒队，60人，队长是杨华。到了1962年的时候，国家已经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上山下乡，纳入到了国民计划。到了1968年的时候，全国进入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所以我说这个贺教授，我不能说别的，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他对党有什么不满，对知青有什么仇恨。

第二点，当时毛泽东同志组织青年上山下乡这件事，其实与文革没有任何关系，这其实源自于他对青年运动方向的一种思考。毛泽东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就曾和那些进步的青年搞了大量工农调查的报告。在1939年的5月4日，他在延安召开了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大会，在那个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有一个讲话，叫作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拿什么做标准？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就是看他能不能够和工农群众相结合。1946年，毛泽东就把他的儿子毛岸英送到了草原，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去补上农村这一大课。紧接着就是1955年。你想想它和文革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说有些人是别有用心的，我不泛指，或者是说我不针对某一个人，我认为有的同志他不客观就在这。

贺教授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很多知青都在联系我，都希望我能够从正面去回应他，但是都被我婉言谢绝了，我和他们讲，我们国家是一个民主国家，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观点，人家要说，你也不能够非得要针尖对麦芒，各抒己见去争执，没什么意义。我们要做的事，就是从正面来介绍知青这一段历史，来反映再现这一段历史，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传承知青文化，弘扬知青精神，我们只要从正面去做，慢慢的这些人的观点或许会淡化。

我觉得有一些不健康的，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性的观点，让我挺痛心的，因为我本身有知青的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