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运动概况

第一篇：上山下乡运动概况

上山下乡运动指的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毛主席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中国共产党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文革时期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中去，屏弃传统教学，提高实践作用的政治运动。所有适龄青年除了当兵以外，基本上都属于征召范围。上山下乡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从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而展开。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青年，便是他们的典型代表。

上千万的知青回城后，并未出现某些官员担心的城市因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而引发混乱。相反，由于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反而使得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都更加“和谐”。邓小平领导的新一届政府在八十年代初骤然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共对知青返城的一种反应。

背景

文化大革命进行两年后，中国各个领域一片大乱，政府机构瘫痪了，工厂停工了，学校停课了，领导成了敌人，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对立，派别之间的分歧发展成了武斗，用上了真枪实弹。文化大革命是从学校发动起来的，学生相对单纯，在被作为发动文革的工具后，无所事事的红卫兵已经成了被利用的破坏力量。当权者必须尽快对红卫兵做出处理。文革对我国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很多工厂处于停顿状态，城市已经无法安置连续三届2000来万毕业生就业。如果让他们仍然滞留在城市，又无法继续学业，后果肯定是严重的。

从当时的现实情况考虑，上山下乡在客观上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把这些学生分散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之中，也就消除了红卫兵的破坏力；上山下乡虽然国家要给与一些、补贴，但是那也比在城市就业的成本低得多，因为大多数知青是不拿工资的。至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屯垦戍边”，都是施加在学生身上的政治压力。试想学生真需要再教育，城市的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是更好的老师吗？农村本来就劳动力过剩，让农村青年去屯垦戍边，即有利于解放农村劳动力，也有利于农垦事业。上山下乡的动机就是为了解决2000万学生的就业。

苏联在1954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改变了过去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城市 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此举既解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而在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了解到到了苏联的城市青年移民垦荒运动,回来后就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

起始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 1955 年，六十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省去垦荒。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于 8 月30 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欢送会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青年。中共政府鼓励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把邢燕子等人做为典型模范在青年人中大为宣传。在黑龙江省萝北县开垦出1200亩荒地，第二年生产了13.5万公斤粮食、30万公斤蔬菜，还盖起了宿舍和食堂。

序幕

随后北京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以及河北、山东的2000多名青年，也以志愿垦荒队员的身份来到萝北县。上海青年则要求去淮北开荒种粮。在北京、上海的影响下，1955年、1956年，浙江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开发青海，从而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高潮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后期，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车的时候。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 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回城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西双版纳的抗争最为出名。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有人因为害怕不被政府允许返回城市，所以即使和人同居并有了孩子也不登记结婚。

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毛泽东政府对场运动的解释是：为了防止“修正主义”和让年轻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另一种解释是：毛泽东政府把“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作口号，很明显是把无业城镇劳动力到农村安家落户视为解决失业的办法。失业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当然没有失业问题。可当时的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农业在大跃进和文革后完全停滞，粮食总产量逐渐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中国城市人口的需要，政府无法给城市青年人在安排工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他所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达到了清除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主要目的，难以控制的红卫兵逐渐成为麻烦，数量巨大的对政治高度热衷的无业青年会对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把大量城市青年遣送到农村进行农业劳动，除了经济上的考量外，主要是一种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动机

这些不同的动机可分为四类：

——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消灭社会差别）；

——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强化毛的权威）；

——出于战略考虑的积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开发农村和边疆地区）；

——消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减缓城市发展和城市就业）

“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份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份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他们的状况与 “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上山下乡运动”前期，全国各地组建了许多“生产建设兵团”，有一大批“知青”到这些“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生产建设兵团”虽有“屯垦”的功能，但却非正规军队，它同时兼具安排城市失业青年就业和备战的目的。1968年底，中苏关系对立，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从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规模扩大建制，同时新成立了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共10个“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西藏、江西、广西的3个农垦师，加上50年代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3个农垦师。

影响

至于上山下乡给知青带来的伤害，给农村带来的后果，给知青家长带来的怨气，在当时极“左”的政治环境里，不只发生在知青身上，而是文化大革命带给老百姓的共同灾难。对于上山下乡，大多数人是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被敲锣打鼓赶到农村的。也只有文革期间，这样的事情才有可能实施。所以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反思不能脱离文革的背景，上山下乡所造成的后果，也只是文革**的恶果之一。

现在，当年的知青大都已到了退休年龄。人是生活在社会里的，除了物质生活，还需要精神生活。上山下乡是当年的知青踏入社会的第一步，大家同生活、共命运，有太多的共同语言。与人生的其他阶段相比，许多人对那段生活的记忆最为深刻，因而也就更加怀念。

意义

上山下乡虽然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毛泽东借此达到了解散红卫兵组织的目的，但是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这场运动也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由于无数本应成为学者专家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地在乡间长期务农，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上山下乡运动令无数中国城市青年接触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此之前从未去过农村，对农村的了了解仅仅局限于课本的文字和政府的宣传。

一些曾经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作家，如史铁生，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等，他们都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然而，更多的知青则永远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在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中更是首当其冲，经常被工作单位裁减而失业。

这场运动改写了一代人的命运。

经济后果

从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知青是农民的一个负担。只有在那些缺乏基础教育的地方，极少数能够从事这种工作的知青才有益于农村的发展。但这些有限的贡献远不能抵消知青给农村社区造成的损失。而且它们为时甚短，如果像80年代初那样培训当地青年承担这些工作，从长期来看效率更高。更重要的是，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漏洞百出的情况下，下放知青的努力并不能给农村的发展带来多少好处。知青离开后实行的大刀阔斧的农村改革，才为农村带来了实质性的改进。

政治和意识形态后果

1968-1969年的大规模下乡运动的目标虽然没有明说，显然是为了结束红卫兵运动，就此而言它是成功的。但从长期来看，它的后果确实是消极的。下乡政策导致的不满、林彪事件之后出现的幻灭感，以及农村地区社会和政治控制力的相对薄弱，使知青一代滋生出文化和政治上的叛逆倾向。

至于根据革命品质而不是专业成绩选拔精英的方法，以及藉此实现一个平等社会的目标，也没有取得什么积极成果。除了在战争或革命时期，以道德作为提拔精英的社会制度难免导致伪善和因循守旧。评价

关于知青上山下乡，一直有正反两方面的评价。

正面

有人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为加强工农联盟基础、教育青年、消灭城乡差别的一个重大尝试。同时知青下乡对于农村的教育普及、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以及乡镇企业的建立（乡镇企业成立多是知青推动，初期其业务骨干也大多是知青担任）都起到决定性作用，大幅度改变农民面貌。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运动过去几十年后，当年的知青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主力，他们通常对自己留在农村的青春年华抱有怀旧情绪，甚至有人自称“在广阔天地里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这一代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决不后悔。”

反面

有人认为这场运动是对人民的愚弄和变相迫害。林立果（林彪之子）等起草的反对毛泽东的纲领性文件“五七一工程纪要”指出，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

邓小平在1978年曾说：“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

小说

梁晓声的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雨》和长篇小说《雪城》及据此改编的这两部同名电视剧反映了东北知青（北大荒兵团战士）的生活。

梁晓声的电视剧《年轮》也反映的知青的生活。

叶辛所写的著名小说以及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孽债》，《知青心中的周恩来》

1990年代时，上海知青在西双版纳插队时所生的儿女，来到上海寻找亲生父母的故事。早期叶辛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及其后据此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阿城：中篇小说《棋王》、《树王》、《孩子王》。

姜戎：长篇小说《狼图腾》，以自己在内蒙古插队时的见闻写成。

史铁生：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王小波：中篇小说《黄金时代》

作家老鬼：长篇小说《血色黄昏》 电影舒淇和刘烨主演的电影《美人草》演绎了云南知青的一段爱情故事。导演张暖昕拍摄的知青电影《青春祭》，描写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在西双版纳的知青生活。陈冲导演的电影《天浴》描写了一位上山下乡到西藏的姑娘的悲惨命运。1983年出品的由谢飞导演的电影《我们的田野》是第一部知青电影，描述了当年北大荒的知青生活。

影片由周里京和林芳兵主演。

电视剧

《血色浪漫》是以这次上山下乡为背景的一部电视剧，局部反映了当时的一个城市知识分子下乡的背景，可以说是近年来下乡运动描写最真实的一部电视题材的作品。本剧的主演有刘烨和孙俪。北风那个吹。本剧的主演有夏雨和闫妮。

纪实

《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1964-1965）》，邓鹏主编

邓贤著有纪实作品《中国知青梦》，描述在云南知青的抗争故事。

歌曲

李春波：小芳，被认为是描写知青在农村恋情的歌曲，曾流行一时

第二篇：上山下乡运动再评价(之一)

【内容提要】上山下乡运动作为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试验，以往外国学者的研究都将解决城市就业和人口问题作为领导人发动这场运动的动机。现在可参考的资料并不支持这种似乎合理的解释，因为正是在城镇青年下放的同时，发生了大规模的城乡劳动力的对流。本文重点分析了1968至1980年的上山下乡运动，认为毛泽东防止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建立政治新秩序的动机起了最关键的作用。但是这个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它没有得到知青和他们的父母的拥护，从70年代末开始，公开的抵制出现，最终以上山下乡政策的结束而告终。虽然这场运动的确培养了很独特的一代，但是下乡城市青年没有变成“社会主义新农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没有获得留学资讯http://正常的教育机会。这对他们，对国家都是很重大的损失。【摘 要 题】共和国史研究

【关 键 词】当代中国/政治运动/人口迁移/知识青年/一代人的形成 【正 文】

从1968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有千百万“知识青年”离开城市，数年(有些人是10年)后才得以回城，如今他们已经年届50。这一经历对他们影响颇深。但西方人对人类史上这一罕见的社会实验所知不多。在一般公众中，很多人对红卫兵耳熟能详，知道“知青”的却寥寥无几。即使在学术界，自1980年这一运动结束后，它也一直受到西方专家的忽视。

我认为，重新评价这一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这不仅因为中国的重大变迁使我们有了足够的距离感进行历史反思，还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出现了一些新的重要史料，这使我们能够比以往更准确地描述这场运动。现在我们可以做出一些重要区分，这有助于我们对这场运动导致的某些重要问题提供更确切的解答。例如，本文主张将1968年之后的群众运动与先前的下乡加以区分，并且认为，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对这场运动的动机和设想，不同于那些更“务实”的领导人。

一、下乡：一个历史课题

(一)时段和数字

在中国，把城市年轻人下放到农村始于1955年，到1962年时这已成为政府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但涉及的人数不多：从1955到1961年间不到20万人（注：这段时期的统计数字不全，这是作者按当时报社所发表的数字的估计。），从1962到1966年共有1292800人，一共不到150万人。1966年这项工作因文革的混乱而暂时中断。1968年恢复实行，但性质已大不相同，且规模更大。从1967到1979这13年间，大约有1650万知青被送到农村(见表1)。

表1 不同下放知青人数和种类[*] 年份 下放 到农村 ％ 到知青农场 ％ 到国营或军 ％

总人数 人数 和大队人数 垦农场人数 1962-1966 1292800 870600 67.3 422200 32.7 1967-1968 1996800 1659600 83.1 337200 16.9 1969 2673800 2204400 82.4 469400 17.6 1970 1064000 749900 70.5 314100 29.5 1971 748300 502100 67.1 246200 32.9 1972 673900 502600 74.6 171300 25.4 1973 896100 806400 90.0 89700 10.0 1974 1724800 1191900 69.1 346300 20.1 186600 10.8 1975 2368600 1634500 69.0 496800 21.0 237300 10.0 1976 1880300 1228600 65.3 415100 22.1 236600 12.6 1977 1716800 1137900 66.3 419000 24.4 159900 9.3 1978 480900 260400 54.1 189200 39.3 31300 6.6 1979 247700 73200 29.6 164400 66.4 10100 4.0 1967-1979 16472000 11951500 72.6 2030800 12.3 2489700 15.1 1962-1979 17764800 12822100 72.2 2030800 11.4 2911900 16.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1987：110。

*根据半官方资料，1980年的下放人数为155000人。因资料没区分下放种类，所以不便放入表中(顾洪章、胡梦洲，1996：301)根据表1，下放人数的变化趋势见下图：

附图

图1 1962～1980年知青下放情况

在这个时期的大多数时间，有些知青被允许离开农村返城、上大学、参军或在接收地的城市就业。下文我们将他们称为“返城者”。

从表2看出，1968-1980年间下放知青的人数超过1660万，而1962-1980年间几乎达到1800万。相对于1980年的1.34亿城市人口(见表4)，这是一次相当庞大的人口迁移。由于不断有人返城，实际住在农村的知青从未达到900万人，虽然在1977年末接近了这个数字。

表2 各累计的下放和返回(1962-1980)及在乡(1973-1980)的知青人数 年份 1967年以来 1962年以来 1962年以来 累计返城 在乡的 累计下放人数 累计下放人数 累计返城人数 比例(％)知青数[*] 1962-1966 1292800 缺 缺 1967-1968 1996800 3289000 缺 缺 1969 4670600 5963400 缺 缺 1970 5734600 7027400 缺 缺 1971 6482900 7775700 缺 缺 1972 7156800 8449600 缺 缺 1973 8052900 9345700 4013500 42.9 5332200 1974 9777700 11070500 4617000 41.7 6453500 1975 12146300 13439100 6014900 44.8 7424200 1976 14026600 15319400 7367400 48.1 7952000 1977 15743400 17036200 8397500 49.3 8638700 1978 16224300 17517100 10950700 62.5 6566400 1979 16472000 17764800 14904600 83.9 2860200 1980 16627000 17919800(16764800)[**](93.6)(1000000)

第三篇：赫章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末

赫章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末

陶

永

仙

根据毛主席“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指示和中央、省、地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安排部署，中共赫章县委，赫章县人民政府（县人委、县革委）从1965年至1978年在全县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1965年，赫章县在组织团员青年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雷锋、王杰、欧阳海等英雄人物的光辉事迹，学习全国知青先进代表邢燕子、董加耕、侯隽扎根农村为农业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的先进事迹的基础上，在全县开展了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当年8至9月，首先在县城开展宣传动员，采取大小会动员、座谈讨论、提高认识，个人报名、组织批准的方法动员组织了18名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然后又在妈姑镇动员组织了29名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5年9月8日，县委、县人委在县人民会场（时称大礼堂）召开有县机关干部、职工、中小学生、街道居民参加的赫章县欢送首届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会，县委、县人委领导和县委宣传部、教育局、团县委、县妇联、民政科、劳动科等单位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县委候补委员、县人委副县长聂奎武在会上讲了话。他在讲话中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是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县委、县人委坚决支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行动，广大知识青年要在农村这块广阔天地里认真学习、积极劳动，拜贫下中农为师，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当好革命事业接班人，以实际行动扎根农村，为赫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贡献青春和力量。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吕寿华在会上表了决心。团县委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赠送了一批革命书籍，少先队员为知青们戴上了大红花。会后，参会人员在大操场敲锣打鼓欢送知识青年登上汽车，六曲河区六曲公社委派场坝大队曲街生产队回乡知青陈勇来到县城迎接上山下乡知青，县人委派劳动科干部李相政护送知青到六曲公社场坝大队曲街生产队，并配合区、社、大队、生产队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家落户工作。首届知识青年下乡后，县委、县人委又在县下辖的妈姑镇动员组织了29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先安排在砂石公社，区安排干部罗祥举护送，配合公社大队做好知青的安家落户工作，后又改安排在野马川区后山公社，县派干部孙敏善（文化馆干部）前往后山公社配合做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

1968年，赫章县革委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和“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基层、面向边疆）的指示，按照省、地革委的安排部署，在全县广泛开展动员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68年，县革委在赫章中学66届至68届高、初中毕业生中开展组织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首先由县革委有关负责人传达中央和省、地革委的指示，然后由学校革委领导、解放军宣传队负责人作宣传动员，并组织师生进行认真讨论，提高认识、端正态度，表示决心，采取个人报名、组织批准的方法，动员组织了60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6月28日，县革委在县人民会场召开欢送大会，县革委副主任王大昌在会上讲话，知青代表在会上发了言，县革委向每个知青颁发了《通知书》和《毛主席语录》、笔记本，行李及劳动工具。次日早上，县革委在县大操场组织县机关干部职工、中小学生敲锣打鼓欢送知青上车，戴上大红花的知青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她们）向欢送的人们挥手告别，在“热烈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声中离开县城，分别到青山区白果公社大山大队、坪子公社坪子大队、磨石大队的6个生产队安家落户。全县农业户口的高初中毕业生一律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同年10月，又在赫章中学动员组织了 78 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排到六曲、可乐等公社的18个生产队安家落户。10月以后，财神中学、可乐中学的66届至68届初中毕业生，农业户口的学生一律回乡参加农业生产，.非农业户口的学生，由县区及学校动员组织到财神、朱明、可乐公社的有关生产队安家落户。截止1968年12月，全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达到195人。

1969年1月，赫章县革委按照贵州省革委的指示，接受贵阳市南明区动员组织的127名城镇知识青年来赫章上山下乡的安置任务，将这批知青分别安置在青山、可乐、古达、安啷、石板、威奢等公社的生产队安家落户。

1970年至1972年，赫章县没有组织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73年以后，县委、县革委根据中央、省、地委指示，每年都在全县应届高初中毕业生中开展组织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凡是非农业户口的高初中毕业生，不经过两年以上的上山下乡锻炼，不能直接升学、参军、参加工作。1973年至1978年，全县先后组织动员了1041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据有关资料统计：1965年至1978年全县上山下乡过的知识青年有1393人。

为了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县委、县人委早在1965年就明确由县劳动科、民政科负责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1968年，县革委成立了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抽调工作人员，做好日常事务工作，配合区社、大队、生产队帮助知识青年解决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问题，县革委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检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1973年9月，县委、县革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1973）

21、30号文件和省、地指示精神，进一步加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中共赫章县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县委副书记、县革委副主任黄绍臣任组长，县委副书记王国兰、王之进、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长张银、县革委常委、县人民武装部副政委孙明忠任副组长，成员14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王景臣兼任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成员和办公室负责人的变动，由县委根据人事变动和工作需要进行调整充实，1973年至1981年，姜德才、吴世昌、陶永仙先后任过知青办副主任。有安置任务的区、社也建立了领导小组，大队、生产队还建立贫下中农再教育领导小组。根据党和国家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指示，切实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

首先，组织动员1973至1978年高初中应届毕业生1041人上山下乡，安置在全县9个区、31个公社的97个生产队、3个农、林、牧场安家落户，县委、县革委领导成员积极带头，动员自己的子女上山下乡，对全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其次，组织人员对1965年以来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情况进行调查，对于未安置工作的知青进行造册登记，建立知青个人档案，当知青升学、参军、参加工作时，档案随之转出；

再次，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配合区、社、大队、生产队做好知青的思想教育工作，帮助、协调解决知青在农村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协同督促有关单位对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案件进行查处；

四是在每年元旦、春节期间，县委、县革委都要组织慰问团对上山下乡知青进行慰问，召开座谈会，听取知青的意见和要求，发给慰问品和慰问金；

五是由县财政拨出专项资金，用于解决知青在建房和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实际困难问题；

六是根据党和国家关于独生子女、多子女无子女工作、少数民族、烈士子女可以办理一个子女留城的规定，为187名青年办理了留城手续（办理留城手续的青年，在“三招”中享受上山下乡知青的同等待遇），对因有病或其它原因不能继续留在农村的知青，由公安部门按政策办理农转非手续；

七是各级各部门密切配合，共同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思想教育、当兵、升学和就业安置工作；

八是总结表彰先进典型和好人好事，促进知青工作的开展。县委、县革委除了定期不定期召开会议，听取知青工作汇报，研究部署知青工作外，还在1975年1月、1976年11月、1978年3月先后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学大寨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大会，总结交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情况、经验和体会，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不断促进知青工作的开展。1977年7 月27日至8月2日，毕节地区上山下乡工作现场会在赫章召开，县委、县革委常委、县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张银在会上作了题为《毛主席革命路线伟大旗帜，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工作汇报发言。六曲河区委、古达区委、拉乐公社党委、野马川公社党委、赫章一中也在会上作了经验交流发言。1978年3月22日至26日，县委、县革委召开赫章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学大寨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代表大会，表彰了94个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县、区、社、大队、生产队各级组织对知青工作的重视，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关心、教育和帮助，使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试验）斗争中经受锻炼，增长了才干，不断茁壮成长。他们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拜贫下中农为师，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学会农业耕作技术、播种、施肥、收割、烧石灰、修水利、植树造林------在农村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开展文艺宣传、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医疗卫生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据1978年有关资料统计：全县有16名知青加入中国共产党。有94名知青加入共青团，有72名知青参加各级领导班子，据１９７８年有关资料统计，全县有１６名知识青年在农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９４名知识青年加入共青团，有７２名知识青年参加社、队的领导班子，有４２１名知青参加了工作（有的参加工作后成为县、区的领导干部和单位的业务骨干），有７０名相继升入大中专学校学习，有３０多知识青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走上保卫祖国的战斗岗位。留在农村的知青，有的当上了拖拉机手，有的当上民办教师，还有的当上社队卫生员、科技兴农技术骨干、农村文艺宣传积极分子，实践证明：农村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知识青年，知识青年在农村大有作为。

1978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赫章县不再搞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青工作任务转向对已上山下乡的知青的妥善安置，知青安置以后，原知青点的房子，由县知青办派人下去配合社队进行处理（一是折价处理给生产队或当地农民，二是由当地社队用作公房）。1981年，全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基本安置完毕，同年12月，县知青办撤消，并入县劳动局，工作业务由县劳动局下属的劳动服务公司具体承办，1982年全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全部安置完毕。其中“三招”（招工（招干）、招生、招兵）的占96%，因病或其它原因办理农转非手续回城的占4%。至此，赫章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赫章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对于教育锻炼青年，促进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加速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缓解就业困难等方面有过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管理工作跟不上，只有农、林、牧场集体安置的工作稍微好一些。赫章农村经济条件本身就差，知识青年一去就更加重了社队和农民的负担，虽然国家也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尽力解决知青存在的实际困难，但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知青住房由国家拔款，社队协助修建，知青离队安置工作后，虽然县知青办组织力量深入基层社队进行清理，折价处理或直接处理给大队和生产队，但毕竟还是浪费了国家的人力、财力和物力。

第四篇：上山下乡流程。

“上山下乡 ”ZZTV爱心支教大型公益活动流程

联系组：杨智文董晓鹏

宣传组：付忠

招商组：张谦

爱心支教

联系组：

一、五县市摸底，看那些学校缺乏什么类型的教师。那些学校适合成立ZZTV爱心基地。11月20日前需统计出

二、与株洲各大学院校联系，招募大学生支教加入。

三、与各相关单位联系，保证公益活动畅通无阻。

宣传组：

一、制作“ZZTV爱心支教”招募宣传片。11月18日需出台播放

二、《直播株洲》栏目开设“ZZTV爱心支教”专栏，对本活动进行全程跟踪报道，18日同宣传片一并出台。

三、定于2012年月日，开展启动仪式。做好仪式布置，与领导的邀请。

招商组：

一、与株洲各企业单位联系，招募爱心企业组建一对一帮扶对子，帮组支教点设立爱心图书室，健全教育基础设施等。

二、与各爱心企业确定“ZZTV爱心支教”路费与食宿补助的问题。

爱心团圆

联系组：

一、与各县市乡村小学联系，摸底，获取符合条件的学生资料，并进行沟通。

二、确定爱心团员名单

三、与教育局及相关部门取得联系，确保活动畅通无阻

四、负责孩子接送

宣传组：

一、制作爱心大巴车身条幅。

二、《直播株洲》全程跟踪报道

三、2012年1月16日举行启动仪式，做好仪式布置，领导邀请。

四、与广州本地媒体沟通，邀请对方进行报道。

招商组：

一、与湘运公司等相关部门取得联系，确保活动爱心大巴的提供。

第五篇：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运动指的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毛主席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中国共产党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

上山下乡提高实践作用的政治运动。所有适龄青年除了当兵以外，基本上都属于

征召范围。上山下乡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从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而展开。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青年，便是他们的典型代表。

上千万的知青回城后，并未出现某些官员担心的城市因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而引发混乱。相反，由于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反而使得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都更加“和谐”。邓小平政府在八十年代初骤然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共对知青返城的一种反应。编辑本段

背景

文化大革命进行两年后，中国各个领域一片大乱，政府机构瘫痪了，工厂停工了，学校停课了，领导成了敌人，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对立，派别之间的分歧发展成了武斗，用上了真枪

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实弹。文化大革命是从学校发动起来的，学生相对单纯，在被作为发动

文革的工具后，无所事事的红卫兵已经成了被利用的破坏力量。当权者必须尽快对红卫兵做出处理。文革对我国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很多工厂处于停顿状态，城市已经无法安置连续三届2000来万毕业生就业。如果让他们仍然滞留在城市，又无法继续学业，后果肯定是严重的。

从当时的现实情况考虑，上山下乡在客观上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把这些学生分散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之中，也就消除了红卫兵的破坏力；上山下乡虽然国家要给与一些补贴，但是那也比在城市就业的成本低得多，因为大多数知青是不拿工资的。至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屯垦戍边”，都是施加在学生身上的政治压力。试想学生真需要再教育，城市的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是更好的老师吗？农村本来就劳动力过剩，让农村青年去屯垦戍边，即有利于解放农村劳动力，也有利于农垦事业。上山下乡的动机就是为了解决2000万学生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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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起源

苏联在1954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改变了过去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城市

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此举既解

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而在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了解到到了苏联的城市青年移民垦荒运动,回来后就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

起始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 1955 年，六十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省去垦荒。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于 8 月30 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欢送会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青年。中共政府鼓励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把邢燕子等人做为典型模范在青年人中大为宣传。在黑龙江省萝北县开垦出1200亩荒地，第二年生产了13.5万公斤粮食、30万公斤蔬菜，还盖起了宿舍和食堂。

序幕

随后北京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以及河北、山东的2000多名青年，也以志愿垦荒队员的身份来到萝

上山下乡

北县。上海青年则要求去淮北开荒种粮。

上山下乡在北京、上海的影响下，1955年、1956年，浙江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开发青海，从而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

高潮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后期，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车的时候。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

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

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回城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西双版纳的抗争最为出名。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有人因为害怕不被政府允许返回城市，所以即使和人同居并有了孩子也不登记结婚。

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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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上山下乡

毛泽东政府对场运动的解释是：为了防止“修正主义”和让年轻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上山下乡另一种解释是：

毛泽东政府把“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作口号，很明显是把无业城镇劳动力到农村安家落户视为解决失业的办法。失业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当然没有失业问题。可当时的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农业在大跃进和文革后完全停滞，粮食总产量逐渐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中国城市人口的需要，政府无法给城市青年人在安排工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他所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达到了清除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主要目的，难以控制的红卫兵逐渐成为麻烦，数量巨大的对政治高度热衷的无业青年会对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把大量城市青年遣送到农村进行农业劳动，除了经济上的考量外，主要是一种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

动机

这些不同的动机可分为四类：

——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消灭社会差别）；

——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强化毛的权威）；

——出于战略考虑的积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开发农村和边疆地区）；

——消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减缓城市发展和城市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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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份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份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他们的状况与 “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上山下乡运动”前期，全国各地组建了许多“生产建设兵团”，有一大批“知青”到这些“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生产建设兵团”虽有“屯垦”的功能，但却非正规军队，它同时兼具安排城市失业青年就业和备战的目的。

1968年底，中苏关系对立，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

从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规模扩大建制，同时新成立了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共10个“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西藏、江西、广西的3个农垦师，加上50年代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3个农垦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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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至于上山下乡给知青带来的伤害，给农村带来的后果，给知青家长带来的怨气，在当时极“左”的政治环境里，不只发生在知青身上，而是文化大革命带给老百姓的共同灾难。对于上山下乡，大多数人是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被敲锣打鼓赶到农村的。也只有文革期间，这样的事情才有可能实施。所以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反思不能脱离文革的背景，上山下乡所造成的后果，也只是文革**的恶果之一。

现在，当年的知青大都已到了退休年龄。人是生活在社会里的，除了物质生活，还需要精神生活。上山下乡是当年的知青踏入社会的第一步，大家同生活、共命运，有太多的共同语言。与人生的其他阶段相比，许多人对那段生活的记忆最为深刻，因而也就更加怀念。编辑本段

意义

上山下乡虽然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毛泽东借此达到了解散红卫兵组织的目的，但是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这场运动也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由于无数本应成为学者专家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地在乡间长期务农，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

上山下乡运动令无数中国城市青年接触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此之前从未去过农村，对农村的了了解仅仅局限于课本的文字和政府的宣传。一些曾经积极参与过文革运动的城市年轻人经过在农村的艰苦生活后，意识到自己被人所欺骗利用，至此彻底放弃了曾经坚信不疑的马列主义革命理想以至于一切理想，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的道德失序可以在此找到部分根源。

一些曾经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作家，如史铁生，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等，他们都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然而，更多的知青则永远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在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中更是首当其冲，经常被工作单位裁减而失业。

这场运动改写了一代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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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

经济后果

从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知青是农民的一个负担。只有在那些缺乏基础教育的地方，极少数能够从事这种工作的知青才有益于农村的发展。但这些有限的贡献远不能抵消知青给农村社区造成的损失。而且它们为时甚短，如果像80年代初那样培训当地青年承担这些工作，从长期来看效率更高。更重要的是，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漏洞百出的情况下，下放知青的努力并不能给农村的发展带来多少好处。知青离开后实行的大刀阔斧的农村改革，才为农村带来了实质性的改进。

政治和意识形态后果

1968-1969年的大规模下乡运动的目标虽然没有明说，显然是为了结束红卫兵运动，就此而言它是成功的。但从长期来看，它的后果确实是消极的。下乡政策导致的不满、林彪事件之后出现的幻灭感，以及农村地区社会和政治控制力的相对薄弱，使知青一代滋生出文化和政治上的叛逆倾向。

至于根据革命品质而不是专业成绩选拔精英的方法，以及藉此实现一个平等社会的目标，也没有取得什么积极成果。除了在战争或革命时期，以道德作为提拔精英的社会制度难免导致伪善和因循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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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关于知青上山下乡，一直有正反两方面的评价。

正面

有人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为加强工农联盟基础、教育青年、消灭城乡差别的一个重大尝试。

同时知青下乡对于农村的教育普及、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以及乡镇企业的建立（乡镇企业成立多是知青推动，初期其业务骨干也大多是知青担任）都起到决定性作用，大幅度改变农民面貌。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运动过去几十年后，当年的知青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主力，他们通常对自己留在农村的青春年华抱有怀旧情绪，甚至有人自称“在广阔天地里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这一代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决不后悔。”

反面

有人认为这场运动是对人民的愚弄和变相迫害。林立果（林彪之子）等起草的反对毛泽东的纲领性文件“五七一工程纪要”指出，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

邓小平在1978年曾说：“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