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山下乡经历(习近平)

第一篇：我的上山下乡经历(习近平)

我的上山下乡经历

习近平自述

【2003年，福建省外大学校友会等机构编撰《福建博士风采》丛书，首卷入编381位博士。本文摘自习近平在书中的“自述”。】

前排中间是习近平

“格言：老实做人，扎实做事；不事张扬，只求实绩；勿忘人民，甘作奉献；鞠躬尽瘁，奋发有为。”

我1969年从北京到陕北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记得父亲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走上社会后，对这一点的体会就更深刻了。我感到：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就能做得比较好；如团结处理不好，凡事就做不好。特别是当年上山下乡到陕北，远在千里之外，举目无亲，靠的就是团结。在梁家河我跟大家一起干活，生活习惯了，劳动关也过了，群众到我这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窑洞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每天晚上，老老少少络绎不绝，讲古今中外，讲他们感受到的新鲜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回想我刚下乡的时候，大概有二、三十个知识青年，都是军队干部子弟，半年后大部分都当兵走了。近一年时间里就我一个坚守在那里，感到十分孤独。但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快乐。

我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未获批淮。后来村里和公社要留我，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在研究我的入党问题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複杂，他「整社」整得好，需要他留下来继续巩固；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淮我入党，而后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

我那时一边当着村干部，一边总渴望着有机会能上学深造。那时候报大学，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一个分给延川县。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大学。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地区不敢做主，清华大学来招生的人也不敢做主，请示清华大学。这又是一个机遇。1975年7、8、9三个月，正是颳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当时顾不上清华大学的具体工作，刘冰同志主持工作。当时我父亲刚刚解除监护，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于是我踏进了清华园。

上山下乡中对学习的渴望，使我与清华大学结下了读书缘。从政近20年后，我在职读博士研究生就是在清华大学读的，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我结合实践，对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农村摆脱贫困、福建山海联动发展、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福建省发达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农村市场化建设与中国加入WTO等进行系列研究，著书并发表文章。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对基层有了深刻的了解，作出了再下基层的选择。1982年我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下到河北正定县。当时有许多人对我的选择不理解。因为我在至河北之前是给耿飚同志当秘书，他当时是国防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那时候从北京下去的人，有刘源（编者按：已故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和我。我们俩不谋而合，都要求走跟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练人。有了上山下乡的经历，我对再下基层充满信心，并义无反顾地下去了。

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增进了对基层群众的感情。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僕，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领老百姓奔好日子，绝不能高高在上，鱼肉百姓，这是我们共产党与那些反动统治者的根本区别。封建社会的官吏还研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共产党人不干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能说得过去吗？

总之，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使我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而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

习近平父母在北海公园九龙壁前

习近平父母年轻时照片

习近平父母与姐姐

童年习近平与父亲习仲勋、弟弟***在一起

习近平的姐姐桥桥与安安

习近平幼时与父母及兄弟姐妹的照片

1972年，习近平与兄弟姊妹与母亲齐心的合照

习近平与父亲的合照

习近平兄弟两人与父母的合照

1975年，习近平入清华学习

1975年，与父母、姐姐在洛阳

1997年，习近平与安安、正宁、桥桥、远平（后左至右）与父母、姑姑习冬英

习近平与彭丽媛

习近平与彭丽媛合照

习近平、***与父母在深圳

习近平夫妇和吕玉兰家人

吕玉兰，河北省邢台市临西县下堡寺镇东留善固村人，1940年生，1955年高小毕业回乡务农，当年担任本村“铁球”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是新中国最年轻的合作社社长；1958年入党；1960年任本村党支部书记；1966年发表了闻名海内外的“十个为什么”的人生体会文章；1969年当选中共中央委员；1970年任临西县委书记，提出了著名的“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的口号；1971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1974年兼河北省农委副主任。1977年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81年任中共正定县委副书记。1985年任河北省农业厅副厅长、厅党组成员.1998年，习仲勋、齐心夫妇在深圳

习近平夫妇与父母和孩子的合照

2005年4月，习近平(右一)、彭丽媛(右三)夫妇与老干部们在河北正定赵子龙故里

1985,习近平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时的访美照

1985年，习近平访问美国，与房东一起给儿子庆生

1993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和噶登勒夫人会面

主政浙江时的工作报告照

习近平出任上海市委书记

习近平迎接奥巴马

2012年，习近平访问艾奥瓦州，他会见了27年前到美国专题考察学习时结识的部分老朋友。图为习近平与他当年在此住宿的房东德沃切克(左一)等交谈。

2012年,习近平在美国洛杉矶观看了NBA湖人队与太阳队的比赛 2012年,习近平与拜登十七日在洛杉矶与中美省州长的一场会面变成巧克力品尝大会，在拜登、习近平的带头之下，平日正襟危坐的中美两国的省州长们一边开会一边吃巧克力，是中美外交史上罕见的一幕。

2012年,习近平吃巧克力

2012年,习近平在爱尔兰欣赏传统足球后秀球技

第二篇：上山下乡流程。

“上山下乡 ”ZZTV爱心支教大型公益活动流程

联系组：杨智文董晓鹏

宣传组：付忠

招商组：张谦

爱心支教

联系组：

一、五县市摸底，看那些学校缺乏什么类型的教师。那些学校适合成立ZZTV爱心基地。11月20日前需统计出

二、与株洲各大学院校联系，招募大学生支教加入。

三、与各相关单位联系，保证公益活动畅通无阻。

宣传组：

一、制作“ZZTV爱心支教”招募宣传片。11月18日需出台播放

二、《直播株洲》栏目开设“ZZTV爱心支教”专栏，对本活动进行全程跟踪报道，18日同宣传片一并出台。

三、定于2012年月日，开展启动仪式。做好仪式布置，与领导的邀请。

招商组：

一、与株洲各企业单位联系，招募爱心企业组建一对一帮扶对子，帮组支教点设立爱心图书室，健全教育基础设施等。

二、与各爱心企业确定“ZZTV爱心支教”路费与食宿补助的问题。

爱心团圆

联系组：

一、与各县市乡村小学联系，摸底，获取符合条件的学生资料，并进行沟通。

二、确定爱心团员名单

三、与教育局及相关部门取得联系，确保活动畅通无阻

四、负责孩子接送

宣传组：

一、制作爱心大巴车身条幅。

二、《直播株洲》全程跟踪报道

三、2012年1月16日举行启动仪式，做好仪式布置，领导邀请。

四、与广州本地媒体沟通，邀请对方进行报道。

招商组：

一、与湘运公司等相关部门取得联系，确保活动爱心大巴的提供。

第三篇：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运动指的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毛主席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中国共产党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

上山下乡提高实践作用的政治运动。所有适龄青年除了当兵以外，基本上都属于

征召范围。上山下乡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从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而展开。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青年，便是他们的典型代表。

上千万的知青回城后，并未出现某些官员担心的城市因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而引发混乱。相反，由于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反而使得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都更加“和谐”。邓小平政府在八十年代初骤然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共对知青返城的一种反应。编辑本段

背景

文化大革命进行两年后，中国各个领域一片大乱，政府机构瘫痪了，工厂停工了，学校停课了，领导成了敌人，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对立，派别之间的分歧发展成了武斗，用上了真枪

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实弹。文化大革命是从学校发动起来的，学生相对单纯，在被作为发动

文革的工具后，无所事事的红卫兵已经成了被利用的破坏力量。当权者必须尽快对红卫兵做出处理。文革对我国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很多工厂处于停顿状态，城市已经无法安置连续三届2000来万毕业生就业。如果让他们仍然滞留在城市，又无法继续学业，后果肯定是严重的。

从当时的现实情况考虑，上山下乡在客观上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把这些学生分散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之中，也就消除了红卫兵的破坏力；上山下乡虽然国家要给与一些补贴，但是那也比在城市就业的成本低得多，因为大多数知青是不拿工资的。至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屯垦戍边”，都是施加在学生身上的政治压力。试想学生真需要再教育，城市的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是更好的老师吗？农村本来就劳动力过剩，让农村青年去屯垦戍边，即有利于解放农村劳动力，也有利于农垦事业。上山下乡的动机就是为了解决2000万学生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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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起源

苏联在1954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改变了过去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城市

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此举既解

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而在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了解到到了苏联的城市青年移民垦荒运动,回来后就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

起始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 1955 年，六十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省去垦荒。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于 8 月30 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欢送会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青年。中共政府鼓励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把邢燕子等人做为典型模范在青年人中大为宣传。在黑龙江省萝北县开垦出1200亩荒地，第二年生产了13.5万公斤粮食、30万公斤蔬菜，还盖起了宿舍和食堂。

序幕

随后北京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以及河北、山东的2000多名青年，也以志愿垦荒队员的身份来到萝

上山下乡

北县。上海青年则要求去淮北开荒种粮。

上山下乡在北京、上海的影响下，1955年、1956年，浙江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开发青海，从而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

高潮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后期，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车的时候。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

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

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回城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西双版纳的抗争最为出名。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有人因为害怕不被政府允许返回城市，所以即使和人同居并有了孩子也不登记结婚。

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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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上山下乡

毛泽东政府对场运动的解释是：为了防止“修正主义”和让年轻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上山下乡另一种解释是：

毛泽东政府把“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作口号，很明显是把无业城镇劳动力到农村安家落户视为解决失业的办法。失业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当然没有失业问题。可当时的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农业在大跃进和文革后完全停滞，粮食总产量逐渐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中国城市人口的需要，政府无法给城市青年人在安排工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他所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达到了清除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主要目的，难以控制的红卫兵逐渐成为麻烦，数量巨大的对政治高度热衷的无业青年会对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把大量城市青年遣送到农村进行农业劳动，除了经济上的考量外，主要是一种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

动机

这些不同的动机可分为四类：

——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消灭社会差别）；

——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强化毛的权威）；

——出于战略考虑的积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开发农村和边疆地区）；

——消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减缓城市发展和城市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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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份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份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他们的状况与 “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上山下乡运动”前期，全国各地组建了许多“生产建设兵团”，有一大批“知青”到这些“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生产建设兵团”虽有“屯垦”的功能，但却非正规军队，它同时兼具安排城市失业青年就业和备战的目的。

1968年底，中苏关系对立，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

从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规模扩大建制，同时新成立了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共10个“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西藏、江西、广西的3个农垦师，加上50年代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3个农垦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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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至于上山下乡给知青带来的伤害，给农村带来的后果，给知青家长带来的怨气，在当时极“左”的政治环境里，不只发生在知青身上，而是文化大革命带给老百姓的共同灾难。对于上山下乡，大多数人是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被敲锣打鼓赶到农村的。也只有文革期间，这样的事情才有可能实施。所以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反思不能脱离文革的背景，上山下乡所造成的后果，也只是文革**的恶果之一。

现在，当年的知青大都已到了退休年龄。人是生活在社会里的，除了物质生活，还需要精神生活。上山下乡是当年的知青踏入社会的第一步，大家同生活、共命运，有太多的共同语言。与人生的其他阶段相比，许多人对那段生活的记忆最为深刻，因而也就更加怀念。编辑本段

意义

上山下乡虽然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毛泽东借此达到了解散红卫兵组织的目的，但是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这场运动也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由于无数本应成为学者专家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地在乡间长期务农，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

上山下乡运动令无数中国城市青年接触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此之前从未去过农村，对农村的了了解仅仅局限于课本的文字和政府的宣传。一些曾经积极参与过文革运动的城市年轻人经过在农村的艰苦生活后，意识到自己被人所欺骗利用，至此彻底放弃了曾经坚信不疑的马列主义革命理想以至于一切理想，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的道德失序可以在此找到部分根源。

一些曾经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作家，如史铁生，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等，他们都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然而，更多的知青则永远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在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中更是首当其冲，经常被工作单位裁减而失业。

这场运动改写了一代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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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

经济后果

从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知青是农民的一个负担。只有在那些缺乏基础教育的地方，极少数能够从事这种工作的知青才有益于农村的发展。但这些有限的贡献远不能抵消知青给农村社区造成的损失。而且它们为时甚短，如果像80年代初那样培训当地青年承担这些工作，从长期来看效率更高。更重要的是，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漏洞百出的情况下，下放知青的努力并不能给农村的发展带来多少好处。知青离开后实行的大刀阔斧的农村改革，才为农村带来了实质性的改进。

政治和意识形态后果

1968-1969年的大规模下乡运动的目标虽然没有明说，显然是为了结束红卫兵运动，就此而言它是成功的。但从长期来看，它的后果确实是消极的。下乡政策导致的不满、林彪事件之后出现的幻灭感，以及农村地区社会和政治控制力的相对薄弱，使知青一代滋生出文化和政治上的叛逆倾向。

至于根据革命品质而不是专业成绩选拔精英的方法，以及藉此实现一个平等社会的目标，也没有取得什么积极成果。除了在战争或革命时期，以道德作为提拔精英的社会制度难免导致伪善和因循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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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关于知青上山下乡，一直有正反两方面的评价。

正面

有人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为加强工农联盟基础、教育青年、消灭城乡差别的一个重大尝试。

同时知青下乡对于农村的教育普及、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以及乡镇企业的建立（乡镇企业成立多是知青推动，初期其业务骨干也大多是知青担任）都起到决定性作用，大幅度改变农民面貌。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运动过去几十年后，当年的知青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主力，他们通常对自己留在农村的青春年华抱有怀旧情绪，甚至有人自称“在广阔天地里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这一代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决不后悔。”

反面

有人认为这场运动是对人民的愚弄和变相迫害。林立果（林彪之子）等起草的反对毛泽东的纲领性文件“五七一工程纪要”指出，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

邓小平在1978年曾说：“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

第四篇：上山下乡活动流程

上山下乡为孩子爱心支教我报名

“ZZTV爱心支教”大型公益活动流程

爱心支教

一、对五县进行摸底，看那些学校缺乏什么类型的师职力量。那些学

校适合成立ZZTV爱心支教基地。（杨智文 董小鹏 邓晓明）

二、制作“ZZTV爱心支教”招募宣传片。（杨智文 张谦）

（宣传语：一群朴实的老师，几十年如一日，支撑着孩子们未来的梦

想；漫漫求学路上，他们坚强勤奋，渴望大山之外不一样的精彩。如果你愿意上山下乡，请与我们联系。ZZTV爱心支教报名热线：***）

三、2011年11月20日在株洲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株洲传媒网发布招募令。开通“爱心招募热线”向市面征集爱心企业、音体美教师、爱心人士加入“ZZTV爱心支教”团队。（杨智文 张谦）

四、定2011年12月为“爱心支教月”，“ZZTV爱心支教”大型公

益活动启动仪式。开始对五县的爱心支教基地派送各类支教人士。（杨智文 张谦）

五、2011年12月26—12月30号五天为“爱心支教周”，“ZZTV爱心

支教”团队分赴各学校支教。（杨智文 张谦）

六、《直播株洲》栏目开设“ZZTV爱心支教”专栏，对本活动进行全

程跟踪报道。（付忠 董小鹏）

爱心团圆

一、对五县各学校进行摸底，对象为8岁至14周岁的其父母在广州

或深圳务工且不回家过年的留守儿童。每县各五个名额，共25位留守儿童。（杨智文 张谦）

二、与学校、学生家长进行沟通，明了活动内容。（杨智文 张谦）

三、与各单位、各媒体衔接活动流程，各尽职责。（董小鹏）

四、2011年1月16日挂有活动条幅的大巴接选定的25名留守儿童

到株洲。并在华天大酒店举行“爱心团圆”启动仪式。邀请领导出席。（付忠 杨智文 董小鹏 张谦）

五、午宴后，“爱心团圆”大巴启程。通知各家长及地方媒体到达时

间。预订17日下午把留守儿童送到各家长身边。

（付忠 杨智文 董小鹏 张谦）

六、《直播株洲》栏目做特别节目，全程跟踪报道。

第五篇：如何看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如何看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7月1日，一位47年前在黑龙江插队下乡的老知青沈建平，站在玻璃展柜前，和自己的秋衣合了张影。紫色的秋衣洗得发白，但还能清晰看见胸前巨大的“奖”字和沈建平当时所在的兵团番号。浏览着三个展厅的展品，沈建平认出了当年战友们的物品——军大衣、医学教材。

这是在北京鸟巢的知青博物馆，门票120元，知青免费。

在全国巡展两年之后，远在东北边陲小镇的黑河知青博物馆在京城鸟巢落了户，正如它的负责人潘忠林所说，“等于黑河馆在北京鸟巢开了分馆”。

然而在引发一代人青春记忆的同时，也遭致了激烈的批评和舆论争议，北大教授贺卫方甚至指责它“将罪恶变成了伟业”。

这家占地1600平方米，耗资超过400万的知青博物馆鸟巢展，被港媒称为“北京首家知青博物馆”，虽然潘忠林不太认可这个说法，但他还是觉得，比之十八大之后蜂拥而出的知青博物馆，自家的可以“理直气壮”地称为“客观”，因为“无论从内容、形式设计上，还是国家、省市层层审批上，都是立得住的”。自1955年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1962年被纳入了国民计划，直到1978年宣告结束，这场延续20多年的运动永远改写了将近2000万名年轻人的命运，他们中断了学业，进入农村。学界流传最广的观点是，上山下乡是为了解决城市粮食短缺和就业问题，也有人提出异议，认为知识青年下乡“接受再教育”和“思想改造”并非只是宣传之词。

由于期间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人们在对待知青历史时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在7月2日的微博中，贺卫方说：“不久前我曾参观预展，有关人士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参与策划，无怪乎展览强烈的文革歌德派倾向，知青以及十年浩劫的苦难一点都不提。”

在6日的微博中，他又给知青博物馆提出建议，认为：“知青展应通过解说和各种实物展现：1）作为文革组成部分的知青运动；2）反智主义与知青下乡；3）对下乡的拥护与抵制，事例如李庆霖事件；4）广阔天地中的苦难。书信歌谣图画及文学作品；5）那些真实和虚假的英雄人物；6）风起云涌的返城抗争；7）伤痕文学里的知青。”

认证为前《国企》杂志社研究部主任的郭松民在4天后对贺卫方提出反驳，直指其是“鸡永远理解不了鹰”，并赞扬知青运动的优点：“知青运动的本质，是防止工业化进程变成对农村的单方面榨取，也是为了防止中国从一个有机的共同体分裂成两个对立的社会。”

人大教授张鸣与贺卫方有着类似的观点：“把人人为地投入到灾难之中，然后拼命强调这个灾难对个中人的锻炼。现在说知青下乡运动好的人，都是这样干的。别客气，请你们把你的子女，孙子孙女也行，放到最艰苦西北农村，干上8年。”

老知青们的观点也出现了对立，他们在微博上“现身说法”，以自己的经历或支持或驳斥贺卫方。@晓日xiaori说：“在我的知青战友圈儿里也有很多“青春无悔”的人。我们之间也经常辩论。赞同无悔的人认为自己的成功来源于知青时代意志的磨练，这一点我并不否认，但对大多数知青来讲只是灾难，既然有人无悔，既然赞同下乡运动，那又为何要返城，为何不去当一辈子农民？”

作为“亲身体验知青一代”历史的潘忠林，认为贺卫方的观点“太过偏颇”。他觉得知青博物馆与文革“没有一点关系”，他不否认当年有不好的事发生，但他不断强调着，办此馆是为了“传承知青文化，弘扬知青精神”。这与他的同事、黑河馆馆长刘树新颇为一致。在2013年接受采访时，刘树新说：“在展览里永远也不要提，也没有必要提。这不是一代人的主流，不能体现一代人的风采。写它，是把我们大家对国家的责任感奉献，抹黑了。”

凤凰网：

鸟巢这个知青展览馆是如何建起来的？ 潘忠林：

我们首先在黑河建立了黑河知青博物馆，这个建的比较早，是2009年开的馆，那个时候全国各地没有知青馆。我们这个馆开得也很艰难，当时写完了大纲之后，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上一级的，比如省文化厅，都不大敢批。

后来赶上有一个机会，我们遇到了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龚心瀚，他本身是知青，所以他的知青情结很深，于是我们就把这个大纲给了他，他找了一些专家给审，黑龙江省文化厅又组织专家给了论证，这样这个馆才能够得到上级的批示。

我是2012年退居二线，之后，我就带着知青博物馆开始在全国巡展。因为黑河馆比较偏僻，全国各地的知青，有很多想去而去不成，后来我们就考虑在全国巡展，但巡展费用比较高，也还是满足不了知青需要。我们在北京的地质博物馆展了一个月零六天，大概是有十来万观众，我们到其他地方都是展一周，也就是三万多观众，根本就不能够知青的要求，所以我们才决定在北京建馆。2013年在北京展览期间，我接触到了中国万通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就开始和他们谈合作的事。他们在鸟巢有两万平米的场地，给我们提供了三个厅，我们建了这个馆。

凤凰网：

这次展览首次展出一张李克强在田间得知大学录取时与朋友的合影，这也是知青捐赠的？

潘忠林：

整个展览的照片有三部分来源：

第一，是我们逐个走访知青得到的，我们了解到一些知青事迹，就去和他一对一走访，然后核实他提供的照片，文字。

第二，人民日报社党史办出了一本知青画册，这个画册的图片都是当年《人民日报》刊发的一些照片。

第三，就是随着展览开放，知青源源不断地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然后我们又跟踪采访核实清楚之后，再上版面。比方说像习近平和李克强的照片，都是我们在国家的党报党刊上找到的，或者是当年跟他们一块下乡的知青给我们提供的。李克强那张田间照片应该是知青提供的，因为那张照片在网上也能搜到。

1973年上山下乡时期，习近平（左二）在陕西延川县。新华社发

20多岁在凤阳县插队时的李克强。资料来自李诚故居。

凤凰网：

有港媒称这是北京首家知青博物馆，是这样吗？ 潘忠林：

现在还不好这么说。十八大之后全国各地知青馆蜂拥而上，习近平、李克强他们都有知青身份，而且都有知青情结，所以这个时候口子就开了。我们在春节前统计过，全国大概有大大小小79家知青博物馆，截止到现在可能是有百十来家了，但是目前这些博物馆，实实在在地说，展览内容就不一定能够很客观地反映知青这一代的历史。

而我们这个馆，为什么我敢理直气壮的说呢？ 第一个，这个展览是经过龚心瀚组织专家论证的。第二是经过黑龙江省文化厅专家组论证审批的。第三，我进京展览之前，又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王伟光亲自给把的关，包括这个主题“与共和国同命运”都是他给帮忙起的名。

最重要的，在现在所有的知青博物馆里，只有黑河知青博物馆是隶属于国家文物局系统管理的馆，而且是国家四部委批准的免费开放的博物馆，它是黑龙江省级爱国主义基地。鸟巢馆实际上就等于是黑河馆的分馆，所以说这个展览无论从内容、形式设计方面，还是从国家、省级层层审批这个环节上说，都是立得住的。

凤凰网：

强调黑河馆和鸟巢馆是“客观”的，为什么？ 潘忠林：我们这个馆之所以办得好，就是我们和党中央、国务院保持一致性，我们弘扬的是正能量，是在传承知青文化，弘扬知青心声。知青心声是一种什么心声呢？在建国初期，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新中国的长子长女们，他们响应国家的号召，承担起了一个老大应该承担的责任。因为他们从学校毕业之后，国家没办法安排他们的工作，散落到社会，那不是个办法，所以怎么办呢？农村又需要文化，这个时候他们从繁华的都市来到了祖国需要的地方，这是与共产党同命运，也就是我们这个馆的主题。国家有困难了，你作为祖**亲的大儿子、大女儿，你就得要承担这个困难，所以知青的精神是什么？是担当、是奉献、是拼搏、是创业。我们要弘扬知青精神，就是我们这个馆的主要目的，和其他人不一样。

那么知青精神是什么精神呢？我觉得它和红军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以及抗灾救险精神一样，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要传承它，要弘扬它，这就是我们现在办馆的目的。我们不想在学术上去纠结什么，至于知青那个年代，有没有一些知青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做不好的事），是有，那难道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就没有了吗？何况70年前。我觉得有些人，起码我觉得他们不是弘扬正能量，和党中央、国务院没有保持一致。

凤凰网：

你如何回应北大教授贺卫方的质疑？ 潘忠林：

我认为他的观点是偏颇的，不是实事求是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从1955年开始的，1955年跟文革有关系吗？没有关系。1955年时任团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北京组建了第一支北京青年志愿者垦荒队，60人，队长是杨华。到了1962年的时候，国家已经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上山下乡，纳入到了国民计划。到了1968年的时候，全国进入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所以我说这个贺教授，我不能说别的，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他对党有什么不满，对知青有什么仇恨。

第二点，当时毛泽东同志组织青年上山下乡这件事，其实与文革没有任何关系，这其实源自于他对青年运动方向的一种思考。毛泽东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就曾和那些进步的青年搞了大量工农调查的报告。在1939年的5月4日，他在延安召开了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大会，在那个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有一个讲话，叫作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拿什么做标准？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就是看他能不能够和工农群众相结合。1946年，毛泽东就把他的儿子毛岸英送到了草原，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去补上农村这一大课。紧接着就是1955年。你想想它和文革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说有些人是别有用心的，我不泛指，或者是说我不针对某一个人，我认为有的同志他不客观就在这。

贺教授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很多知青都在联系我，都希望我能够从正面去回应他，但是都被我婉言谢绝了，我和他们讲，我们国家是一个民主国家，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观点，人家要说，你也不能够非得要针尖对麦芒，各抒己见去争执，没什么意义。我们要做的事，就是从正面来介绍知青这一段历史，来反映再现这一段历史，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传承知青文化，弘扬知青精神，我们只要从正面去做，慢慢的这些人的观点或许会淡化。

我觉得有一些不健康的，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性的观点，让我挺痛心的，因为我本身有知青的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