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章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末

第一篇：赫章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末

赫章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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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毛主席“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指示和中央、省、地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安排部署，中共赫章县委，赫章县人民政府（县人委、县革委）从1965年至1978年在全县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1965年，赫章县在组织团员青年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雷锋、王杰、欧阳海等英雄人物的光辉事迹，学习全国知青先进代表邢燕子、董加耕、侯隽扎根农村为农业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的先进事迹的基础上，在全县开展了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当年8至9月，首先在县城开展宣传动员，采取大小会动员、座谈讨论、提高认识，个人报名、组织批准的方法动员组织了18名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然后又在妈姑镇动员组织了29名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5年9月8日，县委、县人委在县人民会场（时称大礼堂）召开有县机关干部、职工、中小学生、街道居民参加的赫章县欢送首届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会，县委、县人委领导和县委宣传部、教育局、团县委、县妇联、民政科、劳动科等单位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县委候补委员、县人委副县长聂奎武在会上讲了话。他在讲话中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是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县委、县人委坚决支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行动，广大知识青年要在农村这块广阔天地里认真学习、积极劳动，拜贫下中农为师，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当好革命事业接班人，以实际行动扎根农村，为赫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贡献青春和力量。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吕寿华在会上表了决心。团县委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赠送了一批革命书籍，少先队员为知青们戴上了大红花。会后，参会人员在大操场敲锣打鼓欢送知识青年登上汽车，六曲河区六曲公社委派场坝大队曲街生产队回乡知青陈勇来到县城迎接上山下乡知青，县人委派劳动科干部李相政护送知青到六曲公社场坝大队曲街生产队，并配合区、社、大队、生产队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家落户工作。首届知识青年下乡后，县委、县人委又在县下辖的妈姑镇动员组织了29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先安排在砂石公社，区安排干部罗祥举护送，配合公社大队做好知青的安家落户工作，后又改安排在野马川区后山公社，县派干部孙敏善（文化馆干部）前往后山公社配合做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

1968年，赫章县革委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和“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基层、面向边疆）的指示，按照省、地革委的安排部署，在全县广泛开展动员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68年，县革委在赫章中学66届至68届高、初中毕业生中开展组织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首先由县革委有关负责人传达中央和省、地革委的指示，然后由学校革委领导、解放军宣传队负责人作宣传动员，并组织师生进行认真讨论，提高认识、端正态度，表示决心，采取个人报名、组织批准的方法，动员组织了60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6月28日，县革委在县人民会场召开欢送大会，县革委副主任王大昌在会上讲话，知青代表在会上发了言，县革委向每个知青颁发了《通知书》和《毛主席语录》、笔记本，行李及劳动工具。次日早上，县革委在县大操场组织县机关干部职工、中小学生敲锣打鼓欢送知青上车，戴上大红花的知青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她们）向欢送的人们挥手告别，在“热烈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声中离开县城，分别到青山区白果公社大山大队、坪子公社坪子大队、磨石大队的6个生产队安家落户。全县农业户口的高初中毕业生一律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同年10月，又在赫章中学动员组织了 78 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排到六曲、可乐等公社的18个生产队安家落户。10月以后，财神中学、可乐中学的66届至68届初中毕业生，农业户口的学生一律回乡参加农业生产，.非农业户口的学生，由县区及学校动员组织到财神、朱明、可乐公社的有关生产队安家落户。截止1968年12月，全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达到195人。

1969年1月，赫章县革委按照贵州省革委的指示，接受贵阳市南明区动员组织的127名城镇知识青年来赫章上山下乡的安置任务，将这批知青分别安置在青山、可乐、古达、安啷、石板、威奢等公社的生产队安家落户。

1970年至1972年，赫章县没有组织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73年以后，县委、县革委根据中央、省、地委指示，每年都在全县应届高初中毕业生中开展组织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凡是非农业户口的高初中毕业生，不经过两年以上的上山下乡锻炼，不能直接升学、参军、参加工作。1973年至1978年，全县先后组织动员了1041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据有关资料统计：1965年至1978年全县上山下乡过的知识青年有1393人。

为了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县委、县人委早在1965年就明确由县劳动科、民政科负责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1968年，县革委成立了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抽调工作人员，做好日常事务工作，配合区社、大队、生产队帮助知识青年解决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问题，县革委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检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1973年9月，县委、县革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1973）

21、30号文件和省、地指示精神，进一步加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中共赫章县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县委副书记、县革委副主任黄绍臣任组长，县委副书记王国兰、王之进、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长张银、县革委常委、县人民武装部副政委孙明忠任副组长，成员14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王景臣兼任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成员和办公室负责人的变动，由县委根据人事变动和工作需要进行调整充实，1973年至1981年，姜德才、吴世昌、陶永仙先后任过知青办副主任。有安置任务的区、社也建立了领导小组，大队、生产队还建立贫下中农再教育领导小组。根据党和国家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指示，切实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

首先，组织动员1973至1978年高初中应届毕业生1041人上山下乡，安置在全县9个区、31个公社的97个生产队、3个农、林、牧场安家落户，县委、县革委领导成员积极带头，动员自己的子女上山下乡，对全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其次，组织人员对1965年以来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情况进行调查，对于未安置工作的知青进行造册登记，建立知青个人档案，当知青升学、参军、参加工作时，档案随之转出；

再次，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配合区、社、大队、生产队做好知青的思想教育工作，帮助、协调解决知青在农村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协同督促有关单位对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案件进行查处；

四是在每年元旦、春节期间，县委、县革委都要组织慰问团对上山下乡知青进行慰问，召开座谈会，听取知青的意见和要求，发给慰问品和慰问金；

五是由县财政拨出专项资金，用于解决知青在建房和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实际困难问题；

六是根据党和国家关于独生子女、多子女无子女工作、少数民族、烈士子女可以办理一个子女留城的规定，为187名青年办理了留城手续（办理留城手续的青年，在“三招”中享受上山下乡知青的同等待遇），对因有病或其它原因不能继续留在农村的知青，由公安部门按政策办理农转非手续；

七是各级各部门密切配合，共同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思想教育、当兵、升学和就业安置工作；

八是总结表彰先进典型和好人好事，促进知青工作的开展。县委、县革委除了定期不定期召开会议，听取知青工作汇报，研究部署知青工作外，还在1975年1月、1976年11月、1978年3月先后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学大寨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大会，总结交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情况、经验和体会，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不断促进知青工作的开展。1977年7 月27日至8月2日，毕节地区上山下乡工作现场会在赫章召开，县委、县革委常委、县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张银在会上作了题为《毛主席革命路线伟大旗帜，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工作汇报发言。六曲河区委、古达区委、拉乐公社党委、野马川公社党委、赫章一中也在会上作了经验交流发言。1978年3月22日至26日，县委、县革委召开赫章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学大寨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代表大会，表彰了94个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县、区、社、大队、生产队各级组织对知青工作的重视，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关心、教育和帮助，使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试验）斗争中经受锻炼，增长了才干，不断茁壮成长。他们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拜贫下中农为师，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学会农业耕作技术、播种、施肥、收割、烧石灰、修水利、植树造林------在农村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开展文艺宣传、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医疗卫生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据1978年有关资料统计：全县有16名知青加入中国共产党。有94名知青加入共青团，有72名知青参加各级领导班子，据１９７８年有关资料统计，全县有１６名知识青年在农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９４名知识青年加入共青团，有７２名知识青年参加社、队的领导班子，有４２１名知青参加了工作（有的参加工作后成为县、区的领导干部和单位的业务骨干），有７０名相继升入大中专学校学习，有３０多知识青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走上保卫祖国的战斗岗位。留在农村的知青，有的当上了拖拉机手，有的当上民办教师，还有的当上社队卫生员、科技兴农技术骨干、农村文艺宣传积极分子，实践证明：农村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知识青年，知识青年在农村大有作为。

1978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赫章县不再搞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青工作任务转向对已上山下乡的知青的妥善安置，知青安置以后，原知青点的房子，由县知青办派人下去配合社队进行处理（一是折价处理给生产队或当地农民，二是由当地社队用作公房）。1981年，全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基本安置完毕，同年12月，县知青办撤消，并入县劳动局，工作业务由县劳动局下属的劳动服务公司具体承办，1982年全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全部安置完毕。其中“三招”（招工（招干）、招生、招兵）的占96%，因病或其它原因办理农转非手续回城的占4%。至此，赫章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赫章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对于教育锻炼青年，促进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加速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缓解就业困难等方面有过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管理工作跟不上，只有农、林、牧场集体安置的工作稍微好一些。赫章农村经济条件本身就差，知识青年一去就更加重了社队和农民的负担，虽然国家也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尽力解决知青存在的实际困难，但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知青住房由国家拔款，社队协助修建，知青离队安置工作后，虽然县知青办组织力量深入基层社队进行清理，折价处理或直接处理给大队和生产队，但毕竟还是浪费了国家的人力、财力和物力。

第二篇：如何看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如何看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7月1日，一位47年前在黑龙江插队下乡的老知青沈建平，站在玻璃展柜前，和自己的秋衣合了张影。紫色的秋衣洗得发白，但还能清晰看见胸前巨大的“奖”字和沈建平当时所在的兵团番号。浏览着三个展厅的展品，沈建平认出了当年战友们的物品——军大衣、医学教材。

这是在北京鸟巢的知青博物馆，门票120元，知青免费。

在全国巡展两年之后，远在东北边陲小镇的黑河知青博物馆在京城鸟巢落了户，正如它的负责人潘忠林所说，“等于黑河馆在北京鸟巢开了分馆”。

然而在引发一代人青春记忆的同时，也遭致了激烈的批评和舆论争议，北大教授贺卫方甚至指责它“将罪恶变成了伟业”。

这家占地1600平方米，耗资超过400万的知青博物馆鸟巢展，被港媒称为“北京首家知青博物馆”，虽然潘忠林不太认可这个说法，但他还是觉得，比之十八大之后蜂拥而出的知青博物馆，自家的可以“理直气壮”地称为“客观”，因为“无论从内容、形式设计上，还是国家、省市层层审批上，都是立得住的”。自1955年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1962年被纳入了国民计划，直到1978年宣告结束，这场延续20多年的运动永远改写了将近2000万名年轻人的命运，他们中断了学业，进入农村。学界流传最广的观点是，上山下乡是为了解决城市粮食短缺和就业问题，也有人提出异议，认为知识青年下乡“接受再教育”和“思想改造”并非只是宣传之词。

由于期间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人们在对待知青历史时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在7月2日的微博中，贺卫方说：“不久前我曾参观预展，有关人士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参与策划，无怪乎展览强烈的文革歌德派倾向，知青以及十年浩劫的苦难一点都不提。”

在6日的微博中，他又给知青博物馆提出建议，认为：“知青展应通过解说和各种实物展现：1）作为文革组成部分的知青运动；2）反智主义与知青下乡；3）对下乡的拥护与抵制，事例如李庆霖事件；4）广阔天地中的苦难。书信歌谣图画及文学作品；5）那些真实和虚假的英雄人物；6）风起云涌的返城抗争；7）伤痕文学里的知青。”

认证为前《国企》杂志社研究部主任的郭松民在4天后对贺卫方提出反驳，直指其是“鸡永远理解不了鹰”，并赞扬知青运动的优点：“知青运动的本质，是防止工业化进程变成对农村的单方面榨取，也是为了防止中国从一个有机的共同体分裂成两个对立的社会。”

人大教授张鸣与贺卫方有着类似的观点：“把人人为地投入到灾难之中，然后拼命强调这个灾难对个中人的锻炼。现在说知青下乡运动好的人，都是这样干的。别客气，请你们把你的子女，孙子孙女也行，放到最艰苦西北农村，干上8年。”

老知青们的观点也出现了对立，他们在微博上“现身说法”，以自己的经历或支持或驳斥贺卫方。@晓日xiaori说：“在我的知青战友圈儿里也有很多“青春无悔”的人。我们之间也经常辩论。赞同无悔的人认为自己的成功来源于知青时代意志的磨练，这一点我并不否认，但对大多数知青来讲只是灾难，既然有人无悔，既然赞同下乡运动，那又为何要返城，为何不去当一辈子农民？”

作为“亲身体验知青一代”历史的潘忠林，认为贺卫方的观点“太过偏颇”。他觉得知青博物馆与文革“没有一点关系”，他不否认当年有不好的事发生，但他不断强调着，办此馆是为了“传承知青文化，弘扬知青精神”。这与他的同事、黑河馆馆长刘树新颇为一致。在2013年接受采访时，刘树新说：“在展览里永远也不要提，也没有必要提。这不是一代人的主流，不能体现一代人的风采。写它，是把我们大家对国家的责任感奉献，抹黑了。”

凤凰网：

鸟巢这个知青展览馆是如何建起来的？ 潘忠林：

我们首先在黑河建立了黑河知青博物馆，这个建的比较早，是2009年开的馆，那个时候全国各地没有知青馆。我们这个馆开得也很艰难，当时写完了大纲之后，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上一级的，比如省文化厅，都不大敢批。

后来赶上有一个机会，我们遇到了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龚心瀚，他本身是知青，所以他的知青情结很深，于是我们就把这个大纲给了他，他找了一些专家给审，黑龙江省文化厅又组织专家给了论证，这样这个馆才能够得到上级的批示。

我是2012年退居二线，之后，我就带着知青博物馆开始在全国巡展。因为黑河馆比较偏僻，全国各地的知青，有很多想去而去不成，后来我们就考虑在全国巡展，但巡展费用比较高，也还是满足不了知青需要。我们在北京的地质博物馆展了一个月零六天，大概是有十来万观众，我们到其他地方都是展一周，也就是三万多观众，根本就不能够知青的要求，所以我们才决定在北京建馆。2013年在北京展览期间，我接触到了中国万通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就开始和他们谈合作的事。他们在鸟巢有两万平米的场地，给我们提供了三个厅，我们建了这个馆。

凤凰网：

这次展览首次展出一张李克强在田间得知大学录取时与朋友的合影，这也是知青捐赠的？

潘忠林：

整个展览的照片有三部分来源：

第一，是我们逐个走访知青得到的，我们了解到一些知青事迹，就去和他一对一走访，然后核实他提供的照片，文字。

第二，人民日报社党史办出了一本知青画册，这个画册的图片都是当年《人民日报》刊发的一些照片。

第三，就是随着展览开放，知青源源不断地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然后我们又跟踪采访核实清楚之后，再上版面。比方说像习近平和李克强的照片，都是我们在国家的党报党刊上找到的，或者是当年跟他们一块下乡的知青给我们提供的。李克强那张田间照片应该是知青提供的，因为那张照片在网上也能搜到。

1973年上山下乡时期，习近平（左二）在陕西延川县。新华社发

20多岁在凤阳县插队时的李克强。资料来自李诚故居。

凤凰网：

有港媒称这是北京首家知青博物馆，是这样吗？ 潘忠林：

现在还不好这么说。十八大之后全国各地知青馆蜂拥而上，习近平、李克强他们都有知青身份，而且都有知青情结，所以这个时候口子就开了。我们在春节前统计过，全国大概有大大小小79家知青博物馆，截止到现在可能是有百十来家了，但是目前这些博物馆，实实在在地说，展览内容就不一定能够很客观地反映知青这一代的历史。

而我们这个馆，为什么我敢理直气壮的说呢？ 第一个，这个展览是经过龚心瀚组织专家论证的。第二是经过黑龙江省文化厅专家组论证审批的。第三，我进京展览之前，又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王伟光亲自给把的关，包括这个主题“与共和国同命运”都是他给帮忙起的名。

最重要的，在现在所有的知青博物馆里，只有黑河知青博物馆是隶属于国家文物局系统管理的馆，而且是国家四部委批准的免费开放的博物馆，它是黑龙江省级爱国主义基地。鸟巢馆实际上就等于是黑河馆的分馆，所以说这个展览无论从内容、形式设计方面，还是从国家、省级层层审批这个环节上说，都是立得住的。

凤凰网：

强调黑河馆和鸟巢馆是“客观”的，为什么？ 潘忠林：我们这个馆之所以办得好，就是我们和党中央、国务院保持一致性，我们弘扬的是正能量，是在传承知青文化，弘扬知青心声。知青心声是一种什么心声呢？在建国初期，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新中国的长子长女们，他们响应国家的号召，承担起了一个老大应该承担的责任。因为他们从学校毕业之后，国家没办法安排他们的工作，散落到社会，那不是个办法，所以怎么办呢？农村又需要文化，这个时候他们从繁华的都市来到了祖国需要的地方，这是与共产党同命运，也就是我们这个馆的主题。国家有困难了，你作为祖**亲的大儿子、大女儿，你就得要承担这个困难，所以知青的精神是什么？是担当、是奉献、是拼搏、是创业。我们要弘扬知青精神，就是我们这个馆的主要目的，和其他人不一样。

那么知青精神是什么精神呢？我觉得它和红军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以及抗灾救险精神一样，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要传承它，要弘扬它，这就是我们现在办馆的目的。我们不想在学术上去纠结什么，至于知青那个年代，有没有一些知青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做不好的事），是有，那难道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就没有了吗？何况70年前。我觉得有些人，起码我觉得他们不是弘扬正能量，和党中央、国务院没有保持一致。

凤凰网：

你如何回应北大教授贺卫方的质疑？ 潘忠林：

我认为他的观点是偏颇的，不是实事求是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从1955年开始的，1955年跟文革有关系吗？没有关系。1955年时任团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北京组建了第一支北京青年志愿者垦荒队，60人，队长是杨华。到了1962年的时候，国家已经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上山下乡，纳入到了国民计划。到了1968年的时候，全国进入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所以我说这个贺教授，我不能说别的，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他对党有什么不满，对知青有什么仇恨。

第二点，当时毛泽东同志组织青年上山下乡这件事，其实与文革没有任何关系，这其实源自于他对青年运动方向的一种思考。毛泽东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就曾和那些进步的青年搞了大量工农调查的报告。在1939年的5月4日，他在延安召开了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大会，在那个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有一个讲话，叫作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拿什么做标准？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就是看他能不能够和工农群众相结合。1946年，毛泽东就把他的儿子毛岸英送到了草原，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去补上农村这一大课。紧接着就是1955年。你想想它和文革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说有些人是别有用心的，我不泛指，或者是说我不针对某一个人，我认为有的同志他不客观就在这。

贺教授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很多知青都在联系我，都希望我能够从正面去回应他，但是都被我婉言谢绝了，我和他们讲，我们国家是一个民主国家，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观点，人家要说，你也不能够非得要针尖对麦芒，各抒己见去争执，没什么意义。我们要做的事，就是从正面来介绍知青这一段历史，来反映再现这一段历史，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传承知青文化，弘扬知青精神，我们只要从正面去做，慢慢的这些人的观点或许会淡化。

我觉得有一些不健康的，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性的观点，让我挺痛心的，因为我本身有知青的情结。

第三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化心理探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心态浅析

【摘 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在特点时期，在综合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席卷全国的热潮，并对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般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多着眼于政治角度，偏重于叙述宏大的时代背景，忽略了个体心态的研究，本文从社会心理学层面对这场运动加以审视，探究文革时期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所蕴含的社会心理和个人心态。知青上山下乡的心态比较复杂，从驱动因素上来看可以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主动者的心态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被动者的心态则充满了无奈和迷茫。然而，如果深究主动者的心态，就会发现所谓的“主动”不过是出于对政治号召的盲目，对社会宣传的盲从，归根到底仍属于在思想灌输环境下缺乏思考能力的狂热。在长期的农村锻炼过程中，知青的革命理想主义热情也逐渐湮没在了苦闷的农村世界里，上山下乡运动所存在的固有问题也日益暴露，迷茫成了那个时代抹不去的记忆。

【关键词】 知青 上山下乡 心态 狂热 迷茫

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全国立即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这一历史现象固然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政治威望密不可分,但身处漩涡中心的知青的种种心态 ,也是推动他们投身上山下乡运动的催化剂。虽然知青上山下乡时的具体心态因人而异,但是在1950至1970年代蔑视个性、极力强调集体主义、强调服从党和国家统一安排的氛围中,知青上山下乡的心态不可避免地上了时代的烙印,具有了许多共同之处。

文化大革命煽起的政治狂热是广大知识青年投身上山下乡运动的巨大思想驱动力，最显著的行为动机表现为对领袖个人权威的极端崇拜心理。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伊始，几乎所有知青都是怀揣着对领袖的无限忠诚和热爱，积极响应着毛主席上山下乡的政治号召并付诸行动，盲目狂热的政治心态必然催生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成就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宣传、全社会的个人崇拜之风的盛行等等，都使得毛泽东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如日中天。文革时期的知识青年出于对毛泽东的巨大历史功绩和伟大个人魅力的真诚崇拜与信服,毫不怀疑地接受了毛泽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满腔热血地投身其中。一场旷古未有的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勃兴的。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像“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指示我照办、忠于革命、忠于党、上山下乡干革命。”的标语诗歌到处充斥着，当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后，全国各地知青毫不迟疑，立即响应。作家叶辛深有感触地回忆道：“最新最高指示一发表，上海城沸腾了，几十万革命的师生员工连夜上街游行，锣鼓声直响到深夜。不少同学当场写出了决心书、保证书，刷出了大幅标语，有人还咬破手指，写下了血书，纷纷豪情满怀地表达‘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插队落户闹革命’的雄心壮志。”①山东知青张以孝回忆说：“12月21日晚八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毛主席的指示后，我和好几个同学激动的一夜未眠，大家都觉得毛主席指引的路没有错。没等谁来动员说服，也不管父母是否同意，第二天一早我们5个很要好的同学便相约一起报了名。”①福州共产主义大学的同学满怀革命激情的表示：“我们做好了准备，打好了背包，什么时候叫走，就什么时候走。忠不忠，看行动，毛主席指引的道路，我们走定了。”②出于对领袖的敬仰和盲从，许多知识青年不仅从反修防修的政治高度认识这场运动，而且主动要求到条件最艰苦、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著名电影演员王刚曾感慨地回忆道：“当把青春献给边疆之类的豪言壮语已经侵入骨髓的时候,他和他的同学们唯恐自己去的地方不够边疆。”③

除了文革时期的政治狂热，社会潮流的裹挟也是知青上山下乡的一个重要原因。个体在社会潮流的驱使下，在知觉、判断、信仰及行为上会自觉不自觉地跟随别人的思想行动。之所以形成行为依附和社会遵从,其一是缘于外部的社会潮流压力，而这种压力可以导致盲目从众，人本身就具有天生的从众心理，多数人的行为和想法往往会对他人的行为和价值判断造成无形的压力，最终使之选择与多数人相一致的行为；其二是内在的自觉或不自觉的选择。在群体的氛围中，个体的理性选择在他进入一个群体时是经不住场景群体行为的冲击或相互影响而趋同，个体内在的选择一般会很快被淹没。在当时，谁上山下乡,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就是“炼红心”,就是政治上好的表现。如果谁不上山下乡,就是不响应毛主席的。那个号召,就是没有同资产阶级思想决裂。谁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谁就是不忠于毛主席,就是政治上不好的反映。像这种“裹挟”式的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古代的农民起义运动，有相当一部分甚至绝大多数的起义者都是“被裹挟”的农民，直到近代的太平天国运动，甚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革命的真谛，又有多少人是一开始就决心为革命奉献一生的呢？在一场大的社会运动面前，被裹挟者既是主动参加者，又是身不由己者。

在当时，全国大大小小的媒体不断渲染着知青上山下乡队伍的浩浩荡荡，以及下乡知青的勃勃英姿；动员下乡的工作也搞得扎扎实实，从学校到父母所在的单位，再到家庭所在的街道，都有各种动员组织，仿佛布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动员网。在这种氛围中，没有大学升的中学毕业生除了随潮上山下乡之外，几乎别无选择，在大潮面前，个人的意向与选择是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被大潮裹挟是抗拒不了也无法抗拒的。在这种密不透风的社会政治氛围中的，整个国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局面，只有上山下乡才有出路，才有前途，特别是当上山下乡成为知青招工、推荐上大学的必要条件时，许多城镇中学生毕业后只有上山下乡一条路可走，否则不仅个人的深造无从谈起，就连基本谋生的饭碗也难以找到，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知青只能无奈地报名下乡了。一知青回忆最能说明这种问题，他写道：“大学校门彻底地对我们关闭了，突然间，天地间一切都改变了，生活对我们失去了应有的目标，学习失去了已往的意义。现在我们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谁也说不清楚，老师和同学们一样地迷茫，一样地不知所措，一样地瞠目结舌。儿时，我就梦想着长大能当一名教师，在我初中毕业后填报的第一志愿，自然选择了当教师。然而，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使我的梦想破灭了。我茫然、失望，来到武平县东留公社小溪大队插队。”④从字里行间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严酷的社会现实，而且能感受到残酷的现实击碎了大学梦的深深遗憾。显然,遵从和依附的社会心态掩饰了当时一些知青难以言喻的无奈。

与此相反的是，仍有部分渴望上山下乡的知青怀有非常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他们一般都是大小就生活在都市里，厌倦了都市里的枯燥乏味的物质生活，反而沉浸在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遐想中，向往自由无拘的乡村生活。正如一知青所描述的:“外部世界那五颜六色的壮丽景象已摄取走了我们年轻的灵魂。他们热切的期盼下乡的日子，清晨一派绿意，登高望远，不知有多少重深浅不一的绿带连缀着，一直延伸到天边，呼吸着新鲜自由的空气，那岂止是陶醉!黄昏，在激流边抱石而卧，任水冲浪刷„„”⑤还有许多青年人对祖国遥远的大西北、对军垦生活心向往之、梦萦怀之、情期待之。心中萌动了一股难以抑制的热情，渴望到天涯海角去闯荡，去体验。他们充满革命浪漫主义与英雄主义色彩，对身边生离死别的送别表示不可理解，对于未来也从未进行过细致的思索。像这类知青，在他们进入农村后不久，描绘的梦境随即就破灭。

对于从城市进入农村的知青者来说，最大的特点是作为单个个体被生生地嵌入了陌生的农村生活之中，巨大的孤独感和隔离感成为了普遍的心理印记。在清华大学教授张卫平的《我的知青生活》中对知青岁月有着这样的描述：“知青生活是否能够改造他们的思想、世界观、精神世界，我不知道。但知青生活的确对我有着一种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来自于真正知道了农民底层生活的艰辛、贫乏与无奈。由于不是从小经受农村艰苦生活的历练，没有‘童子功’，绝大部分知青都无法忍受与农民同等程度的劳动。”⑥在他的描述中，还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思考意义，他写道“我不明白农民在政治上虽然已经翻身获得解放，但依然如牛似马的劳作，从天未亮到夜漆黑，却仍然只能维持活着的临界状态。”⑥“当时一个全劳力一天的劳作可计十个工分，我们生产队还算不错的，大约相当于三毛钱。能抽八分钱一包的“工农牌”香烟就已极尽奢华了。”

“在城市几乎从来没有干过体力活的知识青年们，在农村呆上一两年，风吹日晒，很快，有的人从外貌和行为举止上已经很难与农民区分开来了。有的人因为出身不好，几乎已经陷入绝望的境地，极端地只能通过自残获得回城的机会。处于改造期间的知青在情感生活上是很尴尬的，知青之间不能谈恋爱，与农村妹子也不大可能（有个别例外），那意味着终身为农，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永远只是口号而已。”当大批的知青怀揣着革命热情来到农村后，才发现农村的天地原来不是心中描绘的那般美好，繁重的农业劳动和苦闷的生活，竟然让一些人“陷入了绝望”，甚至是采取自残等极端方式来获得解脱，由此可见，上山下乡的“再教育“给知青的身心造成了极大地震动。“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认可‘大有作为’的说教，由于被强制融入农村，因而很容易产生反社会的心理，打架、杀狗、偷菜等恶作剧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并非都是正面形象。”从这里可以看出，知青在农村生活充满了无奈以及对这种无奈的反抗，而这种反抗更多的是对现实不满、对内心郁闷、迷茫、绝望的一种宣泄。

当时，中国农村经济落后，生产技术水平很低，从事农业生产，实际上大多是重体力劳动，而中国的农村并不缺少重体力劳动者，许多地方还人多地少，不需要增加新的劳动力。知青一下子来那么多，农村又不得不接纳，这就给农民增加了负担。当大批知青到农村后，农村要给知青盖房子、腾房子，要拨出土地给知青种，要安排他们的口粮，要保证知青们能在农村生活下去的生活必需品，而这些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农村本来就紧缺，各地农村很快就出现了经济负担问题。

知青运动对社会、对广大知识青年本身也是一种伤害。上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中国的教育事业发生了断层现象，由于初、高中毕业生不能直接上大学，大学就不能正常开办。结果从知青运动开始的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我国少培养了100万大专毕业生和200万中专毕业生。后来高校恢复招生后,招收的工农兵学员的文化知识已经荒废多年, 这就使我国在80年代出现了科技、教育人才奇缺的问题，人们把这称为“人才断裂”现象或“人才深谷”现象，这些都对我国教育事业科技事业的发展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同时也给“知青”一代人带来了“信仰危机”和心灵创伤，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投下了阴影。

①张以孝:《我下乡的进与退》,《怀望遥远的青春》上册 山东知青档案实述,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9年,第52页。

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福建日报》1968年12月23日第一版。

③福州市档案馆:《关于春耕前动员组织知识青年、城镇居民上山下乡的意见》,第24—35页。④谢春池:《厦门老三届知青纪实》,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9年,第282页。

⑤刘文杰:《激扬与蹉跎》,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年,第72页。⑥张卫平：《我的知青生活》，清华大学，2013年

第四篇：聊城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简述

聊城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简述

中共东昌府区委党史研究室

朴实无华ZYP（执笔）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称下乡上山），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的一场重大事件。初期，它是国家为解决城镇青年就业而试行的一项政策。在“文革”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发展成为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聊城县（1958年至1963年称聊城市，1963年至1984年称聊城县，1984年至1998年称聊城市，1998年改称东昌府区）按照上级的部署，也开展了这项工作和这一运动。

聊城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止于70年代末。其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至“文革”爆发前。这一时期主要是精简城市人口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以缓解经济困难给城市带来的物资供应压力。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颁布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逐渐形成高潮。第二个时期是“文革”期间。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聊城地、县两级革命委员会动员组织了聊城第一批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下乡，从而拉开了本地知识青年集体插队上山下乡的帷幕。1970年以接收安置济南市毕业生和疏散人口为主，未再动员本地知青上山下乡。1973年6月，毛泽东给知青家长李庆霖的复信向全党公布，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形成了《1973年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等文件，聊城县动员、安置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随即成为各级党委、革命委员会重要的政治任务，形成了群众运动高潮。第三个时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1979年聊城县委根据上级指示，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对城镇毕业生不再动员上山下乡，而是本着“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广开就业门路，缓解待业资源不断增多的压力。此期间，下乡知青大批回城就业，历年遗留问题得以解决。1981年1月，聊城县劳动服务公司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机构随之撤销。

聊城县是聊城地委、行署所在地，担负着地、县两级动员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任务。这项工作时间跨度长，涉及面广，触动了几乎所有有适龄青年的非农业居民家庭，对一代人的成长和整个劳动体制及社会制度的改革，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一）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困难时期。“大跃进”中违背客观规律的主观臆断，造成了严重的物资供应不平衡，再加上自然灾害的袭击，农业近乎绝产，收购计划无法实现，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当时，聊城市也与全国形势一样，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市委为达到省委提出的“8个月的口粮9个月吃”的要求，于1960年10月、11月连续两次发出《压缩非农业人口用粮标准》的指示，表示“必须坚决将城镇非农业人口的口粮压缩到全国最低水平”，并动员职工家属、临时工、合同工还乡，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尽管这样，城镇居民的生活仍处于入不敷出的窘况，严重的营养缺乏造成了人们体质下降和非正常死亡，也直接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强调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随之，党中央采取八项措施全面调整国民经济，“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位于八项措施之首。聊城市根据中央、省、地委的指示精神，专门成立了安置委员会，市委书记处书记王光君任主任，下设接待办公室，由副市长崔建英任办公室主任，市妇联、人事、青年、工会、工业、农业、粮食等单位各抽调一名干部具体负责接收安置工作。城镇工作委员会和各公社也分设安置机构，党政主要负责人亲自挂帅。1961年7月6日，聊城市委制定《关于精简非农业人口充实农业第一线的意见》，开始在全市工、基、交、文教、财贸等系统精简职工，并动员职工家属和城镇居民回乡、下乡大办农业，大办粮食。1962年初，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随后又召开西楼会议和五月工作会议，提出了当时全党着重抓好的两项中心工作：一是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二是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切实加强农业。

1962年五六月间，聊城市委两次召开扩大会议，着重研究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的问题。6月6日，聊城地委向全区转发《聊城市委关于压缩城镇非农业人口的意见》。此期间，聊城市一方面逐级召开会议，动员全市职工、家属和青年学生响应上级号召，回乡、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另一方面，为迎接大城市精简人口的到来，动员受灾较轻的公社、生产队做好安置接收工作。通过实行“精兵简政”，合并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和中小学校，至1962年底，全市共接收安置回乡、下乡人员9957名，其中青年学生1110名、外省市回乡人员4500余名。

1963年3月，聊城市改称聊城县。8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的报告》，传达了周恩来总理对安置工作的指示：“今后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聊城县委根据地委要求，继续精简职工，动员城镇社会青年、居民和闲散人口下乡安家落户，并对已回乡、下乡人员的安置情况，普遍进行了检查。各接收单位党组织，在下乡人员中选拔830人担任大、小队干部，选派416人充实到纺织、饮食、榨油等副业和服务行业。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动员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聊城地委于7月21日发出通知，要求贯彻执行省委、省政府《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和其他闲散劳动力下乡、回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分配给聊城县动员600人、安置500人的任务，并确定由冠县负责安置聊城下乡人员100名。1964年下乡的人员于秋末冬初到农村安家落户，他们在生产技术和生活安排上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困难和实际问题。1965年1月，聊城县委按照省委安置办公室要求，对下乡人员中的困难户进行了救济，对单身插队者进行了一次性补助，尽量体现上级的关怀。1965年初，聊城县委调整充实了安置工作机构，成立了“中共聊城县委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县委常委任洪恩负责。各区建立了5至7人的领导小组，公社3至5人，生产大队2至3人，街道办事处由书记亲自挂帅。随着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县委根据“坚持方向，重视巩固，稳步前进”的方针，开始了新的动员安置工作。1965年4月1日，聊城县委安置城市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安置办公室)新印章正式启用。随后根据省委安置工作会议精神和县委安置工作意见，县委安置办公室会同县财政局、粮食局、供销合作社、农业银行、商业局等单位，研究制定了《关于城镇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下乡、回乡安置工作中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对城镇居民和知识青年下乡、回乡的处理界限，经费、物资待遇的使用，口粮与食油的供应，自留地的划分，生活用具、生产工具以及住房的筹建等具体问题做出了详细的规定，成为这一时期此项工作主要的政策依据。围绕1965年全县动员安置600人的任务目标，县委总结前几年的工作经验，强调突出政治、训练骨干。在动员过程中，要求发挥党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召开全县下乡、回乡青年代表会议，让已下乡的各类典型人物回城讲感受，进行群众性的自我启发教育。提出坚持“自食其力，个人自愿，本人通、家庭通”的原则，不搞强迫命令。为打消动员对象的思想顾虑，街道办事处组织青年学生和家长到农村参观安置情况。党团组织还向知识青年赠送《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毛泽东著作。在动员安置过程中，安置办公室的人员定点包村，靠上去做工作，动员一批、安置一批、巩固一批，仅一个多月时间，就有213户714人投入农业生产第一线。据7月份统计，当年下乡、回乡的单身青年65名，已有20余名中学和高小毕业生分别担任大队会计、小队保管员和记工员、饲养员。下乡知识青年也反映：农村有发展前途，到生产队安家立业，自食其力参加劳动，总比呆在城里吃闲饭强。

1966年2月11日，聊城县人民委员会作出《关于1966年动员城镇下乡、回乡人员安置工作中若干具体问题的通知》，补充完善了有关政策规定。17日，县委发出《关于做好1966年下乡、回乡动员安置工作的意见》，将全县动员500人下乡的任务，分别布置到郁光、驴市口、北口、柳园、古楼、越河圈、闸口等7个街道办事处；责成斗虎屯、堂邑、张炉集、沙镇、闫寺、于集、城关等7个区，把下乡人员妥善安置到生产潜力大的丰收队、有余粮和经济作物多的生产队。同时，县委向下乡、回乡人员提出了“要在思想上一年安心，二年生根，三年红心；在劳动上一年会，二年精，三年创；在生活上一年自给，二年有余，三年丰衣足食”的要求。

1966年3月，山东省委批转了省委安置办公室《关于歧视、侮辱、迫害城市下乡青年的情况简报》。根据地委要求，聊城县安置办公室随即对全县下乡、回乡人员的安置情况展开了全面检查，对个别生产队把下乡户当成负担，迟迟不落实口粮问题和歧视下乡青年、侮辱女青年的行为进行查处。为杜绝类似案件的发生，县人民委员会于9月9日批转县安置办公室《关于注意解决下乡、回乡人员工作中现存问题意见的报告》，要求各区、社把建立下乡人员代表（包括青年代表）会议制度，与培养先进、树立标兵结合起来，及时发现问题，主动处理问题，切实做好下乡、回乡人员的安置巩固工作。

从1964年到1966年上半年，全县共动员下乡、回乡人员1500余人，其中单身青年75人。

聊城县这一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从总体上说，采取的政策比较稳妥，进展比较顺利。下乡、回乡的知识青年，能够做到顾大局、识大体，为了缓解国家经济困难，有的随父母一块下乡，有的兄妹、姐弟同行，也有的单身投亲靠友。他们在农村长期安家落户，在当地党委的领导和农民群众的帮助带领下，为夺取农业丰收发挥了积极作用；有的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带头人，堂邑刘庄党总支书记刘耀就是典型代表。

（二）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从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迅速转向全社会的**。社会秩序开始混乱，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农民进城，各种群众组织自立山头，各行其是，党委、政府的正常工作不能进行。动荡不安的社会现状打乱了下乡、回乡人员的生产、生活秩序，针对在生产、生活和政治待遇等方面暴露出来的越来越多的实际问题，他们中有的回城上 访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有的在城内长期逗留等待问题的解决，还有的加入群众组织搞串联、请愿、上访，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因素之一。

为了尽快解决安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迅速稳定混乱的社会局面，聊城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遵照中央和山东省委通知精神，于1967年7月和11月分别作出《对当前安置工作的意见》和《做好下乡人员安置巩固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区、社、队主动与县安置办公室配合，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尽快动员尚逗留在市镇的下乡上山人员返乡、归队“抓革命、促生产”。要求各级临时生产指挥部在下乡人员集中的区、社、队，吸收下乡人员代表加入领导班子。对因给领导提意见被打成“反革命”、“坏分子”的下乡人员立即予以平反，不得歧视；对侮辱下乡妇女和女知青的案件要迅速查明，严肃处理；对下乡人员的生活问题，明确指出应“本着自力更生为主、群众互助、社队扶助、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解决。

1968年7月，聊城县革委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精神，开始办理1966、1967年中小学毕业生的分配和招生工作，改革招生制度，中学学制由6年缩短为4年，中小学校陆续“复课闹革命”。随着“红卫兵”使命的基本完成，“老三届”毕业生就业压力日益紧迫。8月，聊城地革委作出《对高初中毕业生分配安置工作的意见》，指出：对毕业生的分配，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四个面向”的原则，把分配重点放在农村。要求各县革命委员会（支左办公室）要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具体工作由各级招生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完成。随后印发了组织城镇知识青年下乡宣传提纲，开始广造舆论，动员1966、1967年高中毕业生和1966年初中毕业生及社会知识青年，要求他们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听毛主席的话，到农村去，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锻炼成长。

10月21日，聊城县革委发出《关于做好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和其他下乡人员的安置巩固工作的通知》，督促各区、社、街道居委革命委员会，进一步贯彻“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切实做好下乡人员的安置巩固工作，为下一步接收安置工作做好准备。11月2日，聊城县革委抓革命促生产指挥组又作出《关于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此期间，聊城县城区内，包括聊城地直机关和中央、省属企业驻聊单位，均已行动起来，共同去做学生及家长的思想工作。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一文的编者按中，刊登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27日，聊城县革委建立了“聊城县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田书香、武乃希、杜金龙、黄志春、类维秋、康有信等6人组成，田书香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办公室。

12月25日，聊城地区暨聊城县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欢送会在聊城影剧院举行。会上，地、县、区、社有关领导和学校、工厂、街道办事处等单位的代表讲话致辞，聊城二中高中毕业生白建华代表下乡知识青年发言。会后，聊城一中、二中、三中以及聊城民中（今四中）的43名高初中毕业生披红戴花，乘坐汽车，在街道居民夹道欢送下离开城市，到农村去安家落户。这是一支完全由本地高初中毕业生、肄业生组成的知识青年下乡队伍，又是第一批到农村集体插队下乡的知识青年队伍，在这支参差不齐的队伍中，有不少青年的父母是地县级领导干部，在那特殊的年代身困“牛棚”失去自由，子女过早承担生活的重 负。这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拉开了“文化大革命”中聊城地区及聊城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

这批知识青年到达侯营区五里屯公社（1971年2月撤区并社为西王公社）后，受到当地群众夹道欢迎。他们被分成6个小组，分别被安置在东王、西王、潘屯、翟楼、端庄、齐南等6个生产队。开始时他们没有住房，生产队便腾出农房或仓库，把女知识青年安排在经挑选的贫下中农家中，或为她们找来妇女干部做伴。1969年春季，知识青年在当地政府和贫下中农的帮助下，自己动手盖起新房。1969年12月4日，《大众日报》转载了从上海到黑龙江插队的知识青年金训华为抢救国家财产牺牲的事迹。之后，各知青组开展学习金训华的活动。12月13日，《大众日报》通讯员以《学英雄见行动》为题，报道了聊城县五里屯公社部分知识青年学习金训华的故事。

为适应备战需要，迎接“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济南市大批知识青年、干部、医务人员和街道居民到农村插队落户，1970年3月，聊城县成立了疏散城市人口安置办公室（又称“五•七”办公室），与县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工作办公室合属办公，准备接收安置济南市疏散人口9000人。下乡知识青年被分别安置在北杨集、蒋官屯、于集、侯营、沙镇、堂邑等区较富裕的公社，以知识青年小组的形式落户到生产队。7月初，为落实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发[1970]26号文件精神，聊城县对全县知识青年下乡工作进行普遍检查，认为多数下乡知识青年在政治上有人抓、生产上有人教、生活上有人管，思想安定表现较好，同时也认为一些问题应该引起注意。12月5日，聊城县革委生产指挥部发出108号文件，对下乡知识青年参加农业分配的办法、口粮的分配和知青小组的再划分等问题作出规定，并着重指示各区、社革委要教育知识青年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从1971年开始，聊城县未再成批接受外地下乡的知识青年。1972年5月下旬，聊城县接受了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部队生产建设兵团招收战士的任务。经层层推荐、考察，选拔出209名（地直单位85名）知识青年，6月26日送到泰安驻地，超额完成了任务，此项工作暂时缓解了城镇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此期间，省地县革命委员会不断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和各种类型的积极分子代表会议，每次会议都有一定数量的知青工作者和知识青年代表参加，他们交流经验，迅速掀起了比学赶帮超的竞赛活动。西王公社东王大队知青组由1968年12月下乡的6名女青年组成，她们研制了农作物刺激素“九二0”，使粮棉作物获得显著增产，1971年9月，该知青组被评为“山东省先进知识青年小组”。李海务公社李海务大队知青组有1970年6月下乡的9名济南知识青年，他们在接受再教育工作中走在前列，在地区知青会议上作了典型发言。侯营公社田庄大队知青组，由30名济南十五中毕业生组成，1970年4月来到农村集体插队，过去他们中大多数人不识五谷，经3年多的锻炼，不仅学会了农活，还闯过了大家庭的生活关，其勤俭持家的经验在全区知青组中进行了推广。

随着国家经济工作重点由“解决吃穿用”转向“备战”的需要，国家加大了对三线建设的投入，省内青岛、烟台等沿海城市国营企业迁入聊城建分厂，工业建设需要大量人才。从1971年起，聊城县陆续从下乡锻炼两年以上的知识青年中招收工人，还有一部分知识青年被招生、征兵。至1973年一季度末，全县仍有299名下乡知识青年留在农村。

（三）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知青家长李庆霖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反映下乡知识青年的实际困难，毛泽东看了信后三天三夜没有睡好。1973年6月，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向全党公布：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7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议定了六条统筹解决的措施和四种安置形式，形成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和《1973年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等文件，为安置陆续毕业离校的高初中毕业生，指出了就业之路。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和山东省知青工作会议精神，聊城县委于7月24日决定成立“中共聊城县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由杜传钧、陈玉魁、赵士贵、赵淑贞、张学勤、李钦增、裴维卿、杜存正、王启明、王长岭、刘长法、孙百川、李纯学、张新科、李士文等15人组成，杜传钧任组长，陈玉魁、赵士贵、赵淑贞、张学勤任副组长。随后，在原安置办公室的基础上组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办公地点由县民政局迁往县委大院。1974年1月，聊城县委任命乔辛未为县革委知青办副主任。5月1日，聊城县及各公社“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公章正式启用。之后，县委陆续任命赵淑贞、邱希凤、高旭东为县知青办副主任。

1974年1月11日，聊城地革委发出[1974]3号文件，指出：省委规定，城镇中学毕业生的分配，以上山下乡为主。地革委决定，从现在起，任何部门、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得选派和招用17至25周岁的高初中毕业生和中途退学的学生以及符合上山下乡条件的社会青年为家属工、临时工、合同工。1月18日，毛泽东亲自签发了中共中央[1974]1号文件，内容即江青授意迟群、谢静宜组织北大、清华一些人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文中强调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重要性。随后，中央4号、8号、12号、13号、14号文件均强调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人民日报》及《大众日报》等报刊连续报道邢燕子、侯隽、张铁生、柴春泽、林淑娘、白启娴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典型事迹。1月20日，团省委五届二次全委会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做好知青工作的决议》。在批林批孔、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浓厚氛围中，聊城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春节期间开始发动，很快便进入到全党动员、全民行动的状态。聊城县委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于2月10日、3月13日、3月21日、10月19日、10月24日多次召开常委会议，研究知青工作，听取知青办工作汇报，议定组织部抽调带队干部的方案。根据上级的要求，县委、县革委领导干部带头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乡下去，各科局和街道办事处的人员也帮助自己的子女报名上山下乡。运动很快发动起来了，出现了兄弟三人争下乡，姐妹二人一块报名的场面，还有不少哥（姐）头批走，弟（妹）随后行的情况。在动员过程中，难度较大的是街道和社办企业的适龄青年，他们入厂早，有些已成为技术骨干。聊城地委责成县委对此进行调查，并转发了县委的请示报告，同意兼顾动员工作大局和企业生产的需要，对确因生产需要离不开的技术骨干，经群众评议、组织批准，可以缓下。

1974年是聊城县历史上动员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最多、任务最重的一年。2月22日，聊城地县两级党委和革委会在新华剧院召开万人大会，欢送540余名往届高初中毕业生和社会青年到农村去安家落户。3月14日，第二批200余名知识青年下乡。6月1日，400余名应届高初中毕业生集体下乡插队务农。10月28日，又有近800名知青下乡。按照计划全年应动员下乡对象是2200名，截止到12月25日动员工作扫尾，共有2124名知识青年下乡落户，其中有共青团员422名。下乡知识青年多数采用集中插队的方式，被安置在全县19个公社74个大队，编为134个知青小组，集中吃、住、学习，分散到各小队与农民一起劳动。单独回乡落户的占极少数。为便于知青集中劳动和管理，县知青办在堂邑公社许堤口大队试办青年队，开始时30余人，最多时八九十人，采取独立核算的经济形式，重点扶持创办刷纸、木工、喂猪等小型副业。聊城地县两级知青办则在闫寺公社任庄试办青年队，为以后统筹安排知识青年摸索经验。聊城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得到了省地领导的重视与认可。地委、地革委多次在聊城县召开现场会议，省知青领导小组负责人殷华元多次在全省知青工作会议上推广聊城县的做法，并对聊城县知青办财务工作给予肯定。《大众日报》、山东广播电台、电视台均有相关报道。1974年11月4日，《大众日报》登载了聊城县朱老庄公社徐集大队党支部做好下乡知青安置工作的报道。1975年2月下旬，省知青办副主任张敏丽带领出席省知青建房和规划会议的人员来聊，参观了当时建房工作搞得较好的许营公社许营大队和大石槽大队。3月8日，省革委知青办《上山下乡简报》介绍了聊城县知青办“为1974年前三批下乡的知青盖好了新房，第四批下乡的安置大队也正抓紧备料积极筹建”的情况。3月中旬，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于洪杰率省慰问检查团来聊，参加了聊城县委在许营公社召开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经验交流会，总结推广许营大队和徐集大队党支部培养和使用知识青年，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发挥生力军作用的经验。

1975年春，聊城县根据地革委知青办《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动员和暂缓动员对象的意见》，适当调整了知青上山下乡政策，动员工作集中于4月、8月两次举行，平时根据各科局和街道办事处动员工作进展情况以及安置社队接收条件，成熟一批安置一批，随时办理手续，全年共安置784人。当年第二批知青下乡后，全县在农村的下乡知青有2755人，知青小组和场队是106个，接收知青的生产大队是87个，达到历史最高峰。庞大的知青队伍涌入并不富裕的农村，给接收单位带来不少负担。社队党组织组成了专门班子，加强知识青年工作。在知青组，选派有经验的师傅手把手地教知识青年学做饭、料理生活；在田间，委派技术过硬的行家教知识青年干农活，掌握生产技术；农闲时节，为知识青年请“三老”（老党员、老贫农、老干部）、讲“三史”（村史、家史、阶级斗争史），进行人生观、世界观的培养教育。聊城县委根据上级的要求选派带队干部，协助贫下中农对下乡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并制定定期轮换制度。1974年选派61名带队干部与知青一起下乡，其中有党员31名，团员4名，科级干部2名。1975年根据省地有关精神，县委作出《关于进一步作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带队干部的选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对带队干部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并要求各公社都要选配一名专职带队干部，在公社党委领导下做好知青和带队干部的管理教育工作。全县选派出105名带队干部，其中科级干部22名，党员67名，女干部24名，他们经过集中培训后，分别到各公社、知青组上任。

为了加强对知识青年的思想教育，县知青办遵照上级指示为每个知青小组订阅了《人民日报》、《大众日报》、《红旗杂志》、《山东青年》和《学习与批判》等报刊，并不定期举办各种学习班，推荐选派知识青年参加学习班，学习理论、学习典型，引导知青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知青组与大队团支部、民兵连联合举办农民政治夜校和文艺宣传队，利用黑板报、宣传栏等多种形式，宣传上级的政策，活跃农村文化生活。此时期，全县有知青理论组513个，有479人担任大队理论辅导员；建知青文艺宣传队54个，自创文艺节目208个；知青所在生产队粮食上“纲要”的47个；知青被评为先进个人或模范社员的有624人。许营大队由7名女知青组成的植棉组，在管理棉田方面做了大量艰苦工作，付出了许多心血，成为这一时期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范例。

1975年11月1日至7日，聊城地区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会议。聊城县选派105名知青先进个人、8个知青先进集体与带队干部、知青家长、公社、大队、厂社挂钩先进单位等123名代表出席会议，许营公社许营大队知青植棉组赵国春、北杨集公社刘刚大队知青刘玉芹、蒋官屯公社后屯大队知青王爱平以及朱老庄公社党委、许营大队党支部在会上作典型发言。1976年1月20日，聊城县选派下乡知青孙毅、席玉龙、滕建喜、陈丽莎、胡玉峰、赵国春、邵建忠、黄元清分别代表知青组和个人出席聊城地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代表会议。5月4日，李志红、王爱平、邵 建忠、谢遵祥、王华、吴秀军、孔祥玉、田富国、赵国春、赵桂芝等10名知青和带队干部陈希堂出席了山东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会议，在会上，许营大队知青组被省委、省革委授予“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集体标兵”的称号。12月21日，许营大队下乡知青高敬芝与全省其他7位代表一起，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76年聊城县有900余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安置工作是在传达贯彻省知青代表会议和知青工作会议精神过程中完成的。县委通过召开党员干部群众大会，组织巡回报告团等形式宣传两会精神，动员应届高中毕业生下乡。6月1日下午，地县两级党委、革委会在聊城剧院隆重举行欢送会，一次完成了全年动员任务。

粉碎“四人帮”后，省地知青办和地县革委会逐级召开会议，统一思想，落实任务。1977年春节刚过，聊城地区全面落实中共中央提出的四项战斗任务誓师大会召开，聊城县许营大队知青组、任庄青年队，下乡知青王敏、刘玉梅出席会议并受到表彰。5月17日至19日，聊城地区上山下乡知青代表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座谈会在闫寺公社任庄青年队召开，各县知青办负责人和知青代表参加会议。闫寺公社任庄青年队的知青开始住在村里，劳动地点是附近200余亩盐碱洼地，枯燥乏味的生活使一些青年一度产生情绪低沉、思想郁闷的情况，一女知青因家务纠纷服农药自杀。县委了解情况后责成知青办和公安局及时做工作，并将情况转发至县委常委、科局领导和公社书记，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重视知识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此后，地县知青办每年选派至少两名干部常驻青年队，并先后投资约20万元，建房50余间，增设水利、电力、机械设施，改善生产条件，创办副业，发展畜牧业。同时在全县各知青组提倡“三养一种”，不定期评选先进知青组和先进个人。此次座谈会的召开，对于稳定知识青年情绪和巩固提高青年队新模式，产生了一定作用，青年队粮食单产由百余斤上升为700余斤，农副业收入比生产队还高。1977年的动员安置工作于7月底完成，全年动员安置知识青年706人。

1977年12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提出知识青年就业政策要按照新“四个面向”，即面向学校、面向农村、面向边疆和城镇招工的原则进行。为适应知青政策的调整，1978年4月1日，县委召开各公社分管知青工作的负责人、全体带队干部、部分大队干部和知青代表150余人参加的会议，会议由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任锡岭与聊城地区知青办副主任胡顺之主持，会上表彰了在1977年冬季奋不顾身抢救落水儿童的堂邑知青队知青陈宝元和连续三年夺得棉花高产的许营大队知青植棉组等一批典型。5月29日，国务院知青办电话通知山东省知青办：“今年的知青动员工作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可以适当扩大留城面。”随后，中央、省和济南市各单位，地县直国营、集体企事业单位陆续从1976年底以前下乡的知青中招收员工。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还有一大批知青踊跃参加高考，他们身披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尘土迈入高等学府的大门，圆了自己继续深造、报效祖国的梦想。这一年知青上山下乡动员工作于9月中旬开始，至10月中旬完成任务，送走了聊城县最后一批下乡知识青年560余人，每个知青点按30人左右配备，充实老点，不再增设新点。

从1974年到1978年，全县共动员安置和接收外地下乡、回乡知识青年5100余人，常设知青点98个，国家累计拨安置经费260万元，其中建房费80.7296万元，建房1608间，折合25861平方米。

（四）8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12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78]74号文件的形式，转发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提出了“调整政策，逐步缩小上山下乡的范围；城市广开门路，妥善安排知识青年”的意见。18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国民经济第二次大调整随即展开。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和知青政策的调整，聊城县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也进入调整状态。首先，遵照地委部署对全县知青工作进行全面的检查评比，综合情况向地委、行署回报；对“三集中一分散”的知青点清产核资、整顿合并。其次，遵照地委意见拟定继续动员一部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搞与生产队脱钩的集体所有制独立核算的农工商联合体；在基础较好的知青点扩大地盘发展为容纳两三千人的农牧副渔基地，安置留城、回城知青，逐步升级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在地县两级党委领导支持下，地县知青办开始着手以具有经济实力的任庄青年队为基础，试办农工商联合企业，实行城乡统筹安排。

1979年10月，省委发出[1979]61号文件，决定“县城非农业人口中学毕业生一般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此期间，不少下放户和已经安家落户的知识青年回城上访。随着全党拨乱反正各项政策的落实，为稳定安定团结大局，聊城县遵照上级文件精神，做过细的审查核实工作，确认1972年前下乡的168名老知青并优先安排就业，为女知青15周岁以下274名子女办理了户粮转移手续；为“文化大革命”中遣返、疏散人员、错划“右派”和下乡教师的随迁子女办理了知青手续。地直机关、各单位之间实行条块结合，由聊城县负责安排，至1980年底，全县除15名知青因特殊缘故尚留在农村外，其余全部回城安置。当年，聊城县委、政府在闲置知青点财产清查处理工作中，决定不再向社队收款，只办理财产移交手续。

由于城镇中学毕业生不再下乡，全县每年递增待业青年近2000人，每年招工、招生、征兵数量有限，加上往届留城未就业的青年，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了新的不安定因素。为了缓解就业压力，聊城县一方面清理压缩来自农村的计划外用工，一方面对小集体企业进行整顿，以求补充安置待业青年。经聊城地区行署批准，1981年1月22日聊城县劳动服务公司成立，把待业青年的就业工作纳入正常管理轨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随之撤销。聊城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是与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城镇就业困难联系在一起的，当初对于缓解就业压力、发展农业生产、支援农村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演变成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城镇中学毕业生别无选择地上山下乡，许多有志青年的更高理想化为泡影，造成了国家科学界人才的断层，偏离了倡导者的初衷。在政治挂帅、运动迭起的年代，许多知识青年尽管迷茫、无奈，却经历了由狂热到务实、由感性到理性的转变，逐渐成熟起来。至1979年底，下乡知识青年被纳新入党80余人，入团2097人，230余人被提拔担任各级领导职务，更多的人以普通农民的姿态，默默地耕耘，用自己辛勤的汗水浇灌劳动成果。不少人后来经招生、招工、征兵等渠道走上新的岗位，他们倍加珍惜迟到的机遇，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做出优异成绩。

纵观聊城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知青问题实质是一个劳动就业问题，它与经济基础密切相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经济发展与人口无节制的过快增长不成正比，解决温饱问题始终是全党很长一个时期需要解决的重要任务。然而，长期单一的经济形式堵死了许多就业门路。采取政治运动的方式，动员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 乡，虽然暂时缓解了城镇就业压力，然而对社会各方面却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随着大批知青回城，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所留下的后遗症日益显现出来，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企业改制，有相当一部分老知青因年龄偏大、文化偏低、技能单一，被纳入下岗、失业、再就业的行列之中。

第五篇：为什么要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为什么要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已经是个特定的历史名词，大体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下乡青年。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文革”时期形成高潮，1978年终止。为什么要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呢？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城市化，应当有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而在中国却出现与之相反现象，这是为什么？

最初的知识青年下乡与我国当时的经济建设方针有关。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原来城市的个体经济、小集体经济也被纳入所谓集体所有制经济，连蹬三轮车的，卖针头线脑的，修鞋的都被改造成“单位人”。据《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字：1952年城镇个体劳动者有883万人，到1978年仅剩15万人。国家对劳动力实行统包统配，于是人们只有等待就业。20世纪50年代，国家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能够容纳大量劳动力的轻工业被放到次要位置，加之重生产、轻流通、轻服务的指导思想，城市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萎缩，就业机会大大减少。l957年错误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后，人口的增长处于无抑制状态。人口的大量增加超过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就业问题日益尖锐。城市人口的衣食住全由国家统一保证，城市人口的增加无疑也加重了国家财政和粮食供应的困难。因此，50年代后期就有了知识青年“回乡”，即回老家务农的现象。

20世纪60年代初，“大跃进”的失误又使城市就业问题雪上加霜。在1963年的调整经济措施中，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一项国家的基本政策。与此前有所不同的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国家统一组织，严格计划，采取政治动员的方式，发放安置经费，去向也不仅仅是回乡，包括国营农场、边疆地区的生产建设兵团。据统计，“文革”前全国已经动员了130万知青下乡。人口政策和“大跃进”的失误，加剧了国民经济的失调和就业的难度。实际上，没有“文革”运动，许多城市青年也要上山下乡。因为即使风平浪静，按照当时经济的发展模式城市也提供不了那么多就业岗位。

“文革”开始的1966年6至8月，正值大中小学的毕业升学时间，如果不打乱正常的教学秩序，红卫兵运动根本搞不起来。尤其是毕业班的学生，虽然政治学习多了，但很多学生还在准备着升学考试，并没有将精力集中于政治运动。中央一纸令下：“停课闹革命”，暑假不放，招生停止，这样数百万大中学生投入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就“顺理成章”了。到了1968年，学生的使命完成了，但一些红卫兵组织不执行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指示，派性严重，搞武斗、制造事端。大批学生无所事事，解散红卫兵组织，恢复学校秩序已不那么容易了。当年lO月22日，教育部给中央的报告说：“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而今年毕业生和招生人数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这不仅涉及教师和校舍问题，而且还需

①要解决这些学生是一起毕业出去，还是分批毕业的问题。”于是，新一轮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成为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办法。1968年8月上山下乡已经开始，12月22日，毛泽东发布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400多万城市中学生在半年时间内全部分散到遍及全国的偏僻农村和遥远的边疆。据统计，“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总共有1700万人，这样的人口大迁移在现代国家中很少见。

“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最初也有一批人是自愿成行的。但在“最高指示”发表后，强制性的政治动员和政策的配合成为主调。政治动员包括学校进驻工宣队、办学习班、街道委员会上门劝说、敲锣打鼓送“喜报”、家长单位施加压力等等；政策则有多子女留一个，有留必走的说法。在不断拔高的宣传中，上山下乡被披上了“革命道路”“到大风大浪锻炼”色彩。而从当时的革命理论上说，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有觉悟的阶层，知识青年理应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这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捷径。但是，工人阶级都在公有制单位，容纳不了这么多接班人。事实上，没有文化的农民包括农村干部，也不具备教育和管理城市知青的素质。一部分农民的朴实和大部分农民的狭隘、自私、保守、不讲卫生，同样对知青产生了正负两方面的影响。1966、1967、19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合称“老三届”。1968和1969年下乡的中学生绝大多数为“老三届”。这批人大部分接受了“文革”前的学校教育，因此道德观念和自律意识比较强。知青到农村、边疆后处于分散状态，这也使他们很难对社会造成冲击。在兵团的知青虽然集中，但归于半军事化管理之下，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如说是接受现役军人的领导(兵团的领导层都是现役军人)。兵团的生活有保障，比插队落户要好得多。无论插队还是兵团，大部分知青都是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这无疑是巨大的浪费。尽管当时的中学生并没有专业技能，但他们是现代化专业人才的后备力量，在“文革”结束后，国家各方面人才出现断层和青黄不接的现象正是上山下乡运动的负面后果。同时国家也得不偿失。国家花了300多亿的知青安家费，这笔费用属于纯消耗性的，而非生产建设投资。国家财政增加了负担，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与上山下乡并行的是“走后门”之风悄然兴起。在知青招工、招生、征兵等方面，政治特权显示出绝对的优势。不正之风油然而起。当然，要从正面上说，这一代人经受了磨练，他们将某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带到偏远的农村，也影响了农民子弟。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背道而驰，是中国政治、经济非正常发展的产物。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提出要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大批的知识青年陆陆续续返回城市，历时20余年的上山下乡运动逐步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