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运动始末观后感

第一篇：大跃进运动始末观后感

大跃进始末观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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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始末这个视频向我们讲述了大跃进运动的原因过程和影响，使我对大跃进运动的始末有了深刻的了解，对大跃进产生的影响也有了一些认识。以下是我对大跃进运动的了解与感想。

“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大跃进运动发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加之毛泽东等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之后，没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总路线提出后，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例如提出“超英赶美”的奋斗目标。农业战线连续放出亩产万斤粮的“卫星”。还有全民大炼

钢铁等。

这样的运动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大跃进都被广泛地视为一场空前的经济灾难。由于计划部门使用夸大的数据，人力资源从农业被转移至工业。大跃进造成的饥荒导致了许多人的死亡。

“大跃进”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造成了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从１９５８年１１月开始，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运动中的问题。

然而我们应该以史明鉴，不能再重蹈覆辙，犯以前犯下的左倾错误。大跃进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是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在发展经济方面我们得到的教训是，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去抓经济建设是不可取的。只有尊重和掌握经济发展规律，尊重科学技术，靠先进的管理，才能高速发展经济。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从实际出发，做到实事求是。

以上是我在看了大跃进始末这个视频的感想。

第二篇：观《大跃进的始末》有感

石河子大学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结课论文

题 目 观《大跃进的始末》有感

系 别 农林经济管理系 学生姓名 向 俊 班级学号 2012516014 专业名称 农林经济管理

任课教师 史海泉

观《大跃进的始末》有感

当历史以影像的形式被还原在荧幕上的时候，无一例外的都被打上灰白的底色，貌似只有冰冷的色调才能承受得起厚重的历史。对于历史的定义，通俗的讲只不过是过往罢了，但历史却有时候远没过往有趣。《大跃进的始末》一个很短的记录视频，我看了不下于五遍。初看时，我厌烦于单调的色彩，全然没有留意视频中记录的东西，后几遍认真的看起来，历史的紧迫感才从荧幕中凸显出来，感想颇多。

大跃进，开始于1958年，这一年召开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其实在此之前，毛泽东曾访问过苏联，那时候赫鲁晓夫告诉他，只要十五年苏联就能赶上美国。不可否认的是，那时候苏联的确很强大，有些方面甚至超越了美国。毛泽东看见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是如此的美好，再加上当时社会主义力量在世界范围内的壮大，这一切都使毛泽东更加坚定的认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认为中国应该立即开展自己的建设，追上潮流，努力发展自己。回国后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严厉的批评了周恩来，薄一波等反对冒尖主义的中央干部，还着重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多快好省，就是要冒尖。因此在毛泽东的强烈号召下，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就此拉开了序幕。

“大跃进”刚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视频中农民那开心的笑脸便是很好的依据。我认为“大跃进”开始的初期应该是好的，至少人民干劲很足，效率也是有的。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盲目的个人崇拜所导致的浮夸风瞬时在全国刮了起来，每个地方部门都渴望得到中央的认可，毛泽东的赞许。在大跃进运动中传媒的力量逐渐呈现了出来，《人民日报》也在这场运动中诙谐幽默了一把，在头版头条上赫然写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肥猪赛大象，就是鼻子短，每社杀一头，足够吃半年”等等的字眼。

还记得视频中有这样一个画面，一个年轻的妇女抱着一个柱子般的“玉米”，笑容满面。看到这我在想，在那个数码技术还没普及的年代里，难道真的可以“种出”柱子一样粗的玉米吗？还是那时候PS技术真的被中国媒体给用上了呢？这是一个谜。我也注意到视频中讲到了梅兰芳，没错，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在唱戏之余也投入到了大炼钢铁的运动中。这场运动就是一场熔炉，各色各样的人都为这场运动添柴点火。大炼钢铁的发生是因为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了要使当年的钢铁产量要翻三番的要求。这场运动中出现了太多不该出现的土炉，砍伐了太多不该砍伐的树木，甚至砸掉了太多不该砸掉的铁锅......看着那一个个炼成钢铁的男人们，我感到莫名的心酸。一场运动活生生的被演绎成了一出闹剧，艺术家不搞艺术了，农民不种地了，也不工作了，都积极练起了钢铁。其实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们，当爱国热情与盲目蛮干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只会衍生出悲剧。

“大跃进”终究还是结束了，以一种极为尴尬的方式。1960年中共中央召开会议纠正了在农村合作社运动中的失误。说大跃进结束尴尬是因为这本来是一场以建设社会主义为目的的运动最终却以消灭社会主义而终结。但另一方面，大跃进还是做出了一定的成绩的。1959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建成，天安门广场扩建，这些伟大的建筑至今仍傲然屹立，可以说这是大跃进浪潮中唯一被淘出的金矿。但这些与大跃进带来的创伤比起来微乎其微，大跃进期间国民经济受到重创，经济发展滞后，人民生产问题突出，矛盾加剧。不敢想象如果没有大跃进也没有尔后跟来的问文革，今天的中国会是怎样，但历史没有如果，不会消失。

当现在我这个生于21世纪90年代的青年重新回眸这段伤痕时，我只能发出一声轻叹：有太多的辛酸与压抑，我所能感受到的也只有这些，毕竟那道伤痕我没有真实的触摸过，只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感受，甚至经过岁月的洗礼之后，我已闻不到那伤痕上的血腥。历史的巨轮不会停止，它就如同时光，只能向前。历史就跟在时光后面被产生出来。但是历史不会重演，也不会再次愚昧的留下同样的伤痕。毕竟大跃进带来了太强烈的痛，中国领导人不会再像过去那样轻易的冲动了，他们学会了冷静思考，学会了宏观调控，学会了放开市场，没人再敢大跃进，取而代之的是至始至终争取着实实在在的效率。既然过去的都已成为过去，无法抹去，那就让我们带着伤痕前进吧！有时候带着疼痛前进，会让我们时刻感到更加的清醒与激进。是的，有过伤痕的中国，注定会有更好的未来！

石河子大学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结课论文

题 目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解读

系 别 农林经济管理系 学生姓名 向 俊 班级学号 2012516014 专业名称 农林经济管理

任课教师 史海泉

十八届三中全会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解读

在35年前，中国共产党曾召开了改变了我们国家和全体人民命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今年十一月份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同样牵动着亿万国人的心。这次的会议对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对人民切实利益的保障仍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也是一场相当鼓舞人心，指引改革开放的成功会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业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其实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改革举措和政策措施，但是，我国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仍在继续发展，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在趋于强化，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是制约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所谓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般是指以社会化大生产为主要特点的现代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落后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主要是指城乡有别的治理体制，包括城乡之间的户籍壁垒，城乡分割的市场体系，城乡有别的投入机制和城乡不同的资源配制度等，导致城乡工农业产品不能平等交易,城乡之间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城乡居民权利与发展机会不平等。

城乡发展一体化，不仅是国家所重视的，这也是广大农民一直以来的心声。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想要全面提高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发展，就必须重视农村的发展。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的各项政策虽然使农民收入有了一定的提高，我国的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但城镇化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城镇化发展中存在一些误区和隐患。如有的地方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有的地方不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搞城市化“大跃进”；有的地方农民“被城市化”，没有真正享受城市居民的权利。我们既要看到城镇化的巨大潜力和美好前景，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正视和化解“城市病”，又要从国情出发，看到我国农村大量人口要进城，但不可能都进城，更不可能都进大城市，必须在城镇化过程中同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城镇化的发展是城乡发展一体化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城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也是城乡发展一体化所面临的难题之一。但是苏州作为城乡一体化的试验点，给予了我们很多可取得经验及信心： 第一点启示是，城市化是城乡二元结构到城乡一体化的转化，是一个长期动态变化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从苏州实践来看，虽然有着悠久历史、丰厚基础，但也是一步一步走来的。所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循序渐进，稳扎稳打，一步步推进；第二点启示是，农业决不能成为新型城镇化的短板，要重视农业的发展，苏州始终重视农业发展，城乡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为城乡一体化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也是它在实践过程取得进步的一个值得各人民借鉴的经验；第三点启示是，发展城乡一体化，要关注城市的容量值，农民不可能全部转移到城市，毕竟城市的容量是有一定的限度的，要想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可以把农村发展成新型的城市建设，让农民拥有和城市人一样的权力及义务，让农民安居乐业。

城乡发展一体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推动城乡一体化有利于实现经济的协调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又快又稳的进步。其次，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推进城乡经济的全面进步。同时也可以保护生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发展城乡一体化这个决定从各个方面都能映射出政府的努力，对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的关怀，他们想让农民变成市民，与市民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义务和机会，共同分享现代化的成果。首先，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学生，我能深刻的感受到城乡的差别，国家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给广大的农民带来了更多的实惠，在过去直至今天，许多农民进城也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不能与城里人享有同样的权力，可想而知，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道路任重而道远。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既是人口大国又是农业大国来说要实现城乡一体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又一伟大壮举，也是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将有助于我们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促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我相信，在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必定会欣欣向荣！

第三篇：历史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中央1958年轻率发动的一次严重失误的群众运动，是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群众性的盲目蛮干。它打乱了国家正常的经济建设秩序，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1960年冬，大跃进运动被迫停止。

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迅速，社会主义国家带头人的前苏联经济发展也异常迅速，十多年的时间就赶上了英国。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超额完成，国内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空前高涨，这使我党主要领导人产生了冒进主义思想。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代表会议。会上苏联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受其影响，中国定下了15年钢产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八大二次会议，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提出1958年的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会议还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会议错误预言，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将来的事情。

会后，在全国很快形成一个以全民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

为了实现产钢1070万吨的指标，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约有9000万人投入土法炼铁炼钢。一切现代化的大中型钢铁企业，也打破合理的规章制度和生产秩序，大搞群众运动。尽管1958年全国钢产量达到1108万吨，但只有800万吨是合格产品，同时还损害了大批树林，破坏了生态环境，影响了其他行业的发展，严重破坏生产生活秩序。

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下，全国各行各业都搞“全民大办”，都要“大跃进”。农业生产也竟放“卫星”，甚至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为了达到高指标，避免被树为“白旗”单位，有些单位开始弄虚作假，出现亩产

13万多斤的试验田，超级玉米和巨无霸南瓜，一颗白菜重250斤和千斤大萝卜。这些造假当时不仅没有被批评，反而被树立为典型，从而，严重破坏我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给思想领域造成了极大地混乱。

在“大跃进”的同时，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未经试验，仅用一个多月，全国就基本实现公社化。全国农户的99％以上加入了公社。号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将合作社财产及农民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甚至房屋都归集体所有，又人民公社统一调用、统一安排、统一分配，大搞平均主义。人民公司的典型做法是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这被当作共产主义因素。但是，当时农村经济水平普遍很低，大食堂难以维持，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

大跃进的结果导致基建投资、职工总数猛增，国家财政负担加重，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和生产遇到很大困难；同时人民公社化大大损害了农民积极性，极大破坏了农村生产力，给农业带来灾难性后果；由于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国家和人民遇到建国后未曾有过的经济困难。为此，国家不得不花费5年多时间进行经济恢复和调整。

第四篇：大跃进时期的扫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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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大跃进”中的扫盲运动

新中国成立时，文盲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经过60余年不懈的努力，如今已基本完成了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历史性任务。回顾新中国的扫盲史，我们发现扫除文盲的高潮不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而是在20世纪50、60年代，而又以“大跃进”时期的扫盲运动最为引人注目。鉴于这一历史时期的特殊性，来浅谈一下这一时期的扫盲运动。

新中国于1952、1956年曾掀起两次扫除文盲的高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大跃进” 中的扫盲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1956年扫盲的继续，在“大跃进” 的氛围下，这一时期的扫盲又形成一个比前者更大的高潮，而成为第三次扫盲高潮。

1956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要求“在五年或七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1957年3月，教育部发出《关于扫除文盲的通知》，要求各地根据中共八大决议和去年的扫盲决议做出具体部署。应该说，直到1958年初，扫盲运动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健康的。1958年1月南宁会议以后，“大跃进” 之声不绝于耳。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2月底3月初，教育部、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扫除文盲协会召开扫盲先进单位代表会。全国扫除文盲协会会长陈毅讲话说：扫盲工作是使六万万人民“睁开眼睛” 的工作，要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开步走，就要识字。从扫识字盲，扫文化盲，到扫科学盲。他号召来一个文化上的“原子爆炸”。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在会上作了<积极扫除文盲，向文化进军>的发言。会议向全国发出五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倡议。这标志着扫盲运动拉开了“大跃进” 的帷幕。

随之，扫盲的舆论宣传动员一浪高过一浪。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用革命精神扫除文盲>的社论，成为全国扫盲“大跃进”的纲领性的文章。其主要内容：一是总结了全国的扫盲形势。文章说全国文盲入学人数已达6100万人，到4月底，全国已有137个县基本扫除了文盲，黑龙江省已经在全省范围内基本上扫除了青壮年文盲。“这是农村中伟大的文化革命的开端”。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正在推动着扫盲工作的大跃进。二是发动扫盲高潮已具备了有利条件。第一，农民的热情是当前扫除文盲的最有利的条件；第二，上百万参加农业劳动的中小学毕业生和上山下乡的干部，解决了扫盲急需的师资问题；第三，经过几年的工作，群众创造了许多有效的方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文章认为，扫盲工作的快和慢、好和差，主要决定于干劲的大小。三是提出了促进扫盲工作大跃进的办法。即：全面规划，分期分批，多种方式，长年学习。为了避免复盲和产生新的文盲，要把扫除文盲与普及小学教育、发展业余的中小学统一起来。共青团组织要发挥党扫除文盲的天然助手的作用。四是文章提供了数据分析来激发扫盲的热潮。文中说： “解放八年来，全国扫除了近三千万文盲，其中每年扫除农村中的文盲大约是二百五十万到三百万。但是现在十四岁到四十岁的青壮年文盲单在农村中就还有一亿五千万，如果照以往八年的平均速度来扫，即使一年扫三百万，也得五十年才能扫完。”“如果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文盲，那就必须实行‘三年突击，两年扫尾’的办法，也就是要从今年起每年要扫掉三千万到四千万，比往年的速度加快十倍以上才行。”文章在这组数字计算方面是明晰的，但明晰的数字不是让人量力而行，而是让人蛮干。考虑到新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光凭政治号召的热情是难以达到这个要求的，在1958年达到扫盲4000万的宏大数字后，1959年降为2600万，1960年为573．3万，到1961年下跌为45．8万。5月20

日，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张际春撰文指出，扫盲要“万人教，全民学”，扫盲效果如何，“问题在于领导决心”。文章说：“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规定是，在十二年内，基本扫除青壮年的文盲。今年3月中央在转发江苏省民办农业中学的指示中，又曾指出‘争取在年到七年消灭农村中的文盲’。如果以中央今年3月指示的意见为基准，从1956年起计算，到1962年就是七年，距现在还有五年，到1960年就是五年，距现在还有三年。但这是就全国范围和最长的时间来说的，如果就每一个省市、专、县，特别是每一个区、乡、社、村和厂矿、机关、部队单位来说，就不一定都要等到三年到五年了。”这无疑又加剧了扫盲的更大跃进。一时间，“扫盲运动波涛汹涌”。扫盲口号也应运而生，像“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工业化、农业化，没有文化不能化”、“千人教万人学，万人教全民学”、“文化跟着生产走”、“生产到哪里，学习到哪里”。黑龙江提出“读百本书，写万个字” 的口号，河南提出读万言书，写千封信” 的口号，湖南提出“一年突击，两年扫尾、巩固，三年全部扫光全省青壮年文盲。“大跃进” 中的扫盲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在轰轰烈烈的扫盲“大跃进” 中，参加扫盲的人数和已实现基本扫除文盲的地区数不断攀升。前述《用革命精神扫除文盲=》一文指出，文盲入学人数已达6100万人，到4月底，全国已有137个县基本扫除了文盲。6月初，参加扫盲的还是“六千万人的扫盲大军”，但“全国已156个县消灭了文盲”。其中一组数字指出： “截至6月底为止，据国家统计局不完全统计⋯⋯全国参加扫盲学习的约达9000余万人，全国已有444个县基本上扫除了文盲，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参加人数成了原来的1．5倍，县数变成了原来的近3倍。截止到7月底，又称据不完全统计，已有639个县市基本扫除文盲，占全国县市总数的28．1％，其中基本扫除文盲的省有黑龙江、吉林、浙江和甘肃，已有4100多万人摘掉了文盲

帽子，有1．12亿人坚持扫盲学习到了8月，扫盲数字又大大上升了。据报道，从1月到8月，我国扫除了近9000万文盲，在全国2257个县、市中，已有1516个即67．2％的县、市基本扫除了文盲。黑龙江、吉林、浙江、甘肃、辽宁、福建、贵州、广东、河南、江苏、山西、湖南等12省已宣布为基本扫除文盲省到了10月中旬，数字达到了顶峰。据称：全国已有1799个县市单位基本上扫除了青壮年文盲，占全国2257个县市单位总和的79．7％ ；全国已有17个基本无盲省；1958年1～9月共扫除青壮年文盲1亿人。这一数字是后来统计的4000万人的2．5倍。这些数字无疑被极端夸大了。中国仿佛一夜之间就甩掉了文化落后的帽子，完全陷入一种自我陶醉的狂热幻想中。我们也只能从这些数据中看去看这次扫盲运动的成果。

1958年10月后，由于全民参加大炼钢铁运动和“三秋” 劳动，扫盲运动陷于停顿。有的文化学习中断，有部分刚摆脱文盲状态的人发生了回生复盲的现象。如山东济宁专署在嘉祥、金乡县和济宁市抽查一部分公社、街道、手工业社，平均有30．5％ 的人不及格。甘肃省威武县据十个乡的调查，一般回生复盲率在30％左右。安徽阜阳专区检查复盲的人数约有二三十万，占扫盲毕业总数的10％ 以上o[13]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的扫盲质量问题。而且劳动也降低了大家学习的积极性。

其中存在的问题：

1、与其他行业一样，是扫除文盲数字的浮夸和不真实。如：据比较实际的统计，广东省

到1958年年底扫除了260万文盲，使全省文盲占人口的比例下降到38．8％左右。可是当时层层虚报的成绩，统计扫盲毕业的竟有547万人，使青壮年的文

盲率骤降到12％0[17]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部分同志去徐水参加劳动，将一些所见所闻写进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过去这个县曾宣布1958年9月争取成为文化县，而现在文盲还是不少，实际上没有实现。毛泽东曾批评此事。在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谈到“作假问题” 时，他说： “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不要作假⋯ ⋯ 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现在再来看这些数字时，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一方面这些数字多是浮夸的，但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当时全民动员、参与的扫除文盲运动也确实取得了很大成绩，不能忽视这一时期的扫盲在新中国扫盲史上的地位。

2、对扫盲的长期性估计不足。虽然扫盲会对一些人带来效果，但估计追赶全员化的这种模式本身就是错误的，没有考虑到扫盲的自身规律性。

3、对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的教育普及的重视程度不够。学习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不能够一步到位去学习一些高级的，因为基础打不好，不仅学不好而且学的累，也不能深刻理解。

总结大跃进时期的扫盲运动，其实中间也代表了当时新中国建国之后对于教育的一种重视程度，希望能够教育强国，但往往教育和文化产业不是短时间内就能成功的，但是这一时间段内的扫盲运动却为新中国后期的基础教育，9年义务教育等等制度奠定了基础。

第五篇：赫章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末

赫章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末

陶

永

仙

根据毛主席“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指示和中央、省、地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安排部署，中共赫章县委，赫章县人民政府（县人委、县革委）从1965年至1978年在全县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1965年，赫章县在组织团员青年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雷锋、王杰、欧阳海等英雄人物的光辉事迹，学习全国知青先进代表邢燕子、董加耕、侯隽扎根农村为农业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的先进事迹的基础上，在全县开展了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当年8至9月，首先在县城开展宣传动员，采取大小会动员、座谈讨论、提高认识，个人报名、组织批准的方法动员组织了18名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然后又在妈姑镇动员组织了29名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5年9月8日，县委、县人委在县人民会场（时称大礼堂）召开有县机关干部、职工、中小学生、街道居民参加的赫章县欢送首届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会，县委、县人委领导和县委宣传部、教育局、团县委、县妇联、民政科、劳动科等单位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县委候补委员、县人委副县长聂奎武在会上讲了话。他在讲话中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是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县委、县人委坚决支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行动，广大知识青年要在农村这块广阔天地里认真学习、积极劳动，拜贫下中农为师，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当好革命事业接班人，以实际行动扎根农村，为赫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贡献青春和力量。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吕寿华在会上表了决心。团县委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赠送了一批革命书籍，少先队员为知青们戴上了大红花。会后，参会人员在大操场敲锣打鼓欢送知识青年登上汽车，六曲河区六曲公社委派场坝大队曲街生产队回乡知青陈勇来到县城迎接上山下乡知青，县人委派劳动科干部李相政护送知青到六曲公社场坝大队曲街生产队，并配合区、社、大队、生产队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家落户工作。首届知识青年下乡后，县委、县人委又在县下辖的妈姑镇动员组织了29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先安排在砂石公社，区安排干部罗祥举护送，配合公社大队做好知青的安家落户工作，后又改安排在野马川区后山公社，县派干部孙敏善（文化馆干部）前往后山公社配合做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

1968年，赫章县革委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和“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基层、面向边疆）的指示，按照省、地革委的安排部署，在全县广泛开展动员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68年，县革委在赫章中学66届至68届高、初中毕业生中开展组织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首先由县革委有关负责人传达中央和省、地革委的指示，然后由学校革委领导、解放军宣传队负责人作宣传动员，并组织师生进行认真讨论，提高认识、端正态度，表示决心，采取个人报名、组织批准的方法，动员组织了60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6月28日，县革委在县人民会场召开欢送大会，县革委副主任王大昌在会上讲话，知青代表在会上发了言，县革委向每个知青颁发了《通知书》和《毛主席语录》、笔记本，行李及劳动工具。次日早上，县革委在县大操场组织县机关干部职工、中小学生敲锣打鼓欢送知青上车，戴上大红花的知青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她们）向欢送的人们挥手告别，在“热烈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声中离开县城，分别到青山区白果公社大山大队、坪子公社坪子大队、磨石大队的6个生产队安家落户。全县农业户口的高初中毕业生一律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同年10月，又在赫章中学动员组织了 78 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排到六曲、可乐等公社的18个生产队安家落户。10月以后，财神中学、可乐中学的66届至68届初中毕业生，农业户口的学生一律回乡参加农业生产，.非农业户口的学生，由县区及学校动员组织到财神、朱明、可乐公社的有关生产队安家落户。截止1968年12月，全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达到195人。

1969年1月，赫章县革委按照贵州省革委的指示，接受贵阳市南明区动员组织的127名城镇知识青年来赫章上山下乡的安置任务，将这批知青分别安置在青山、可乐、古达、安啷、石板、威奢等公社的生产队安家落户。

1970年至1972年，赫章县没有组织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73年以后，县委、县革委根据中央、省、地委指示，每年都在全县应届高初中毕业生中开展组织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凡是非农业户口的高初中毕业生，不经过两年以上的上山下乡锻炼，不能直接升学、参军、参加工作。1973年至1978年，全县先后组织动员了1041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据有关资料统计：1965年至1978年全县上山下乡过的知识青年有1393人。

为了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县委、县人委早在1965年就明确由县劳动科、民政科负责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1968年，县革委成立了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抽调工作人员，做好日常事务工作，配合区社、大队、生产队帮助知识青年解决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问题，县革委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检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1973年9月，县委、县革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1973）

21、30号文件和省、地指示精神，进一步加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中共赫章县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县委副书记、县革委副主任黄绍臣任组长，县委副书记王国兰、王之进、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长张银、县革委常委、县人民武装部副政委孙明忠任副组长，成员14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王景臣兼任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成员和办公室负责人的变动，由县委根据人事变动和工作需要进行调整充实，1973年至1981年，姜德才、吴世昌、陶永仙先后任过知青办副主任。有安置任务的区、社也建立了领导小组，大队、生产队还建立贫下中农再教育领导小组。根据党和国家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指示，切实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

首先，组织动员1973至1978年高初中应届毕业生1041人上山下乡，安置在全县9个区、31个公社的97个生产队、3个农、林、牧场安家落户，县委、县革委领导成员积极带头，动员自己的子女上山下乡，对全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其次，组织人员对1965年以来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情况进行调查，对于未安置工作的知青进行造册登记，建立知青个人档案，当知青升学、参军、参加工作时，档案随之转出；

再次，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配合区、社、大队、生产队做好知青的思想教育工作，帮助、协调解决知青在农村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协同督促有关单位对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案件进行查处；

四是在每年元旦、春节期间，县委、县革委都要组织慰问团对上山下乡知青进行慰问，召开座谈会，听取知青的意见和要求，发给慰问品和慰问金；

五是由县财政拨出专项资金，用于解决知青在建房和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实际困难问题；

六是根据党和国家关于独生子女、多子女无子女工作、少数民族、烈士子女可以办理一个子女留城的规定，为187名青年办理了留城手续（办理留城手续的青年，在“三招”中享受上山下乡知青的同等待遇），对因有病或其它原因不能继续留在农村的知青，由公安部门按政策办理农转非手续；

七是各级各部门密切配合，共同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思想教育、当兵、升学和就业安置工作；

八是总结表彰先进典型和好人好事，促进知青工作的开展。县委、县革委除了定期不定期召开会议，听取知青工作汇报，研究部署知青工作外，还在1975年1月、1976年11月、1978年3月先后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学大寨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大会，总结交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情况、经验和体会，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不断促进知青工作的开展。1977年7 月27日至8月2日，毕节地区上山下乡工作现场会在赫章召开，县委、县革委常委、县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张银在会上作了题为《毛主席革命路线伟大旗帜，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工作汇报发言。六曲河区委、古达区委、拉乐公社党委、野马川公社党委、赫章一中也在会上作了经验交流发言。1978年3月22日至26日，县委、县革委召开赫章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学大寨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代表大会，表彰了94个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县、区、社、大队、生产队各级组织对知青工作的重视，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关心、教育和帮助，使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试验）斗争中经受锻炼，增长了才干，不断茁壮成长。他们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拜贫下中农为师，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学会农业耕作技术、播种、施肥、收割、烧石灰、修水利、植树造林------在农村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开展文艺宣传、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医疗卫生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据1978年有关资料统计：全县有16名知青加入中国共产党。有94名知青加入共青团，有72名知青参加各级领导班子，据１９７８年有关资料统计，全县有１６名知识青年在农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９４名知识青年加入共青团，有７２名知识青年参加社、队的领导班子，有４２１名知青参加了工作（有的参加工作后成为县、区的领导干部和单位的业务骨干），有７０名相继升入大中专学校学习，有３０多知识青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走上保卫祖国的战斗岗位。留在农村的知青，有的当上了拖拉机手，有的当上民办教师，还有的当上社队卫生员、科技兴农技术骨干、农村文艺宣传积极分子，实践证明：农村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知识青年，知识青年在农村大有作为。

1978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赫章县不再搞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青工作任务转向对已上山下乡的知青的妥善安置，知青安置以后，原知青点的房子，由县知青办派人下去配合社队进行处理（一是折价处理给生产队或当地农民，二是由当地社队用作公房）。1981年，全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基本安置完毕，同年12月，县知青办撤消，并入县劳动局，工作业务由县劳动局下属的劳动服务公司具体承办，1982年全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全部安置完毕。其中“三招”（招工（招干）、招生、招兵）的占96%，因病或其它原因办理农转非手续回城的占4%。至此，赫章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赫章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对于教育锻炼青年，促进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加速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缓解就业困难等方面有过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管理工作跟不上，只有农、林、牧场集体安置的工作稍微好一些。赫章农村经济条件本身就差，知识青年一去就更加重了社队和农民的负担，虽然国家也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尽力解决知青存在的实际困难，但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知青住房由国家拔款，社队协助修建，知青离队安置工作后，虽然县知青办组织力量深入基层社队进行清理，折价处理或直接处理给大队和生产队，但毕竟还是浪费了国家的人力、财力和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