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谈—掀起学雷锋运动的始末

第一篇：历史深谈—掀起学雷锋运动的始末

历史深谈—掀起学雷锋运动的始末

历史深谈—掀起学雷锋运动的始末

作者：田炳信

作者简介：田炳信，河北省人，1956年出生，现任《法制日报》社长特别助理，博士。1982年内蒙古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毕业后即进入新华通讯社工作，先后担任过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农村牧业采访室记者，新华社内蒙古分社政治采访室主任，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副总经理，新华社广东分社政治文教采访室主任，新华社广州记者站站长等职。现兼任广东省国际关系促进协会副会长，北京国际信息研究协会研究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兼职教授，暨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已出版了《现代热点采访录》、《神秘的内蒙古》、《中国第一证件——中国户籍制度调查手稿》、《变色》、《美国为什么妖魔化中国》、《邓小平最后一次南行》等著作。采访人物：雷润明，原新华社内蒙古分社采编主任、原新华社辽宁分社副社长 采访时间：2005年1月2日

采访地点：北京羊坊店皇享子新华社宿舍

原标题：雷润明：雷锋登上《人民日报》的前前后后六十年代初是两个社会，一个是领袖想改变的社会，一个是百姓生活在其中现实的社会。领袖的压力大，百姓的生活苦。苏联变脸快，美国封锁严。中国像一艘在大海中的扁舟上下颠动，内外交困。中国人需要一种精神，需要一种斗志，需要一种来自凡人的震撼。那个年代的“雷锋叔叔”(图集)

我翻阅资料，发现那个年头虽然国内经济阴沉，国外反华势力厚重，但那时的流行歌曲勾勒的是一团熊熊的烈火，一口喷涌的大气。焦虑被隐藏，烦躁被虚拟。1960年，全中国人民用中速、坚定有气势的节奏唱了一首《中国人民力量不可挡》的歌。歌词是：中国人民力量不可挡，势如台湾海峡滔天浪。大炮隆隆响，对准美国狼，坚决要把它赶下太平洋！人民怒火高万丈，美国强盗命不长，红旗一定要在阿里山上飘扬！全世界人民力量不可挡，结成一道反帝国的铜壁铁墙。绞索拉得紧，斗志坚如钢，不许美帝再猖狂！人民怒火高万丈，美国强盗命不长，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那哪是唱，那是吼，那是情绪，那是气愤，那是一种指桑骂槐，说的是美国狼，指的是苏联熊。估计美国人没听懂，苏联人也没听懂，中国人反正是吼了一嗓子。1961年，中国人又用雄厚、豪壮的井喷一般的情绪，在《北京——哈瓦那之歌》中毫无遮掩地吼道：北京，哈瓦那，中国和古巴，吹起反抗的号角，点起战斗的火把，整齐我们的步伐，斩断美国佬的魔爪。拉丁美洲和亚洲，中国和古巴，我们是兄弟，我们是一家，我们并肩前进，把共同敌人打垮，把美帝国主义打垮，打垮，打垮，彻底打垮！1962年，中国的经济走入了低谷，这时一个小脚老太太成了歌曲的主人公在中国流行，歌词写到：沧海变桑田，万丈高楼平地起，一步一层天。真金不怕火，英雄不怕难，革命不怕那路崎岖，大娘她意志坚。真金不怕火，英雄不怕难，革命不怕那路崎岖，大娘她意志坚。1963年，贺敬之的《雷锋之歌》在中国广为传诵，他用最猛烈、坦率、鲜嫩的诗句写道：看，站起来/你一个雷锋/我们跟上去/十个雷锋/百个雷锋/千个雷锋！……/升起来/你一座高峰/我们跟上去：十座高峰，百座高峰，千座高峰！——/千条山脉呵，万道长城！……整个六十年代，讲普通人，有三个人给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雷锋、王进喜、陈永贵，算是代表了工农兵，但雷锋是排在第一。讲事，也有三件让几代人难以忘记——中苏论战、原子弹爆炸、文革大爆发，这三件事，像是天堂和地狱的一次大邂逅，大猛烈，大隐藏。再过二天，就是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发表42周年，也是全国学习雷锋纪念日。我在北京见到了当年采写《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一文的作者雷润明，正是这一篇登在《人民日报》上的长篇通讯，将雷锋正式介绍给全中国人民。也是在这篇通讯播出的26天后，毛泽东继纪念张思德之后又为一个普通战士题词。中国有十大元帅，十大将军，是家喻户晓，有两士兵也是人人皆知：张思德，雷锋。田炳信：当时你们是通过什么线索知道雷锋这个典型人物？怎么得到这个线索的？是通过部队内部的报纸呢还是总社下达的通知？雷润明：因为他们的内部在雷锋牺牲之前已经有所宣传了，从基层开始，部队内部的小报啊，已经开始宣传。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形成全国的浪潮。那时候还是困难时期，还有这个背景，当年宣传雷锋和全国人民克服三年自然灾害有关系。当时需要倡导一种精神，这是个大背景。田炳信：从1960年到1963年，中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大多数家庭的生活都很清苦，从民间到高层，是不是需要一种精神的亮点？雷润明：是的。我记得当时是国民经济困难的时候，生活挺苦，困难挺多，和苏联的关系也不太好。在物质上不行，但是精神上不错。感到这个人物在当前这个大背景下值得宣扬，值得提倡。大概当时就是这么个背景。因为在部队内部有所宣传，《人民日报》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报社编委总编室主任张超打电话给新华社辽宁分社，限多长时间发篇报道，他写评论。那个时候他（雷锋）已经去世了。去世了以后，他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些了，因为报纸上也有宣传，但是真正写这个人物的材料还不够，还要深入挖掘。我们就开始到部队采访，就是沈阳军区汽车团。到部队采访，到鞍钢采访，他做的好人好事挺多。他从鞍钢打工到部队，他的活动范围在辽宁。这时候我们就一个是到部队采访，一个到鞍钢采访，到他曾经经历过的一些地方采访。田炳信：你们是几个人一起去采访的？雷润明：有我，还有甄为民和佟希文。田炳信：你们采访了多长时间？雷润明：好像时间不长。因为《人民日报》限期，限我们多长时间发稿，他催我们什么时候写好，说评论已经写好了，就等你的稿子了。当时我们日夜赶稿子。田炳信：稿子是什么时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雷润明：我记得当时由我、老甄和佟希文合作，在春节前夕，突击采与了《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的专稿，并配以“辽宁广大青年热烈学习雷锋事迹受到深刻教育”的综合报道，在1963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以通栏标题近整版篇幅和一版要闻发表，《人民日报》并加了编者按。同日，《人民日报》还在那篇专稿的中间，配发了评论员文章：《伟大的普通一兵》，和第五版一个整版的《雷锋日记摘抄》，以及罗瑞卿总参谋长的题词手迹等。中共中央机关报打破常规地以空前的规模、透彻的内涵，首次向全国亿万人民全面介绍了社会主义新人雷锋的事迹、言行、品德、素质和风貌。

田炳信：当时你是从哪调到辽宁的？雷润明：从北京分社。田炳信：你采访时有没有激情？雷润明：采访完了以后，他的童年，他走的这段历史，我觉得这个人这么年轻，他的人生还真是了不得。田炳信：你写的时候也很激动？雷润明：当时很激动，当时在那种背景之下，我们国家遇到了困难，这个人的精神确实很好，要写好，确实值得宣扬，要提倡这种精神。当时我年纪也不大，很容易感染这种激情。田炳信：那你在和采访对象接触的时候，就是和雷锋接触过的这些人，他们有没有谈到一些事，到现在过了这么多年你还记得的印象很深的事情？雷润明：记得到沈阳火车站，人太多，还要到车站买火车票，一个列车员说：“唉呀那个战士死啦？”我说他因公殉职了，“唉呀，他是个好兵啊。”问他怎么死的，我说被汽车撞倒的一个水泥电线杆砸死的。她说：“好战士啊好战士啊，我们车站的人都认识他，他经过这里，在车站过了不少次，个子不高，我们都认识。”

田炳信：你们的通讯发表后，社会的反映如何？雷润明：最先的反映是在高层，周总理在这组专稿见报的第二天（2月8日），在首都文艺界春节联欢会上，首先号召学雷锋，他说：“最近两天报纸上发表了雷锋、宋恩珍的事迹（注：宋的事迹是指《人民日报》1963年2月6日发表的“宋恩珍舍身抢救公共财产”的报道），看了很感动，画家来表现这些英雄人物比较容易，戏剧家困难一些……”。不久，我听老甄讲，我们所在的分社兼记者站接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位副部长打来的电话说，总理夫妇看了我们的报道后，都感动得流泪。同月26日，周总理又在一次全国性的大型报告会上，总结雷锋精神后，号召大家学习雷锋精神。他说：“像雷锋同志这样，在和平时期，长期奋斗，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需要有更坚忍不拔的精神，是更值得提倡和学习的。总政治部决定在全军范围内学习雷锋同志的精神是对的。我也从雷锋同志身上得到了教育。”1963年3月5日开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全国各报刊，报道了毛泽东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包括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务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一个月题词两次）、朱德、陈云、邓小平等的题词，于是在全国八亿各族人民的范围内深入持久地开展了学雷锋活动，持续到今天。田炳信：我看到有些材料介绍，你们的通讯发表后，当时《中国青年》杂志社开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编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后来居上地宣传雷锋。他们决定出合刊，并请毛主席题词。他们连夜起草了给毛泽东的信。信的内容是这样的：现在一个向雷锋学习的热潮正在掀起，《中国青年》准备把今年的第五、六期合刊，出一期学习雷锋的专辑，向全国人民推荐这个典型，教育青年一代在社会主义时期更好地锻炼成长，恳请您为雷锋题词。信封上写着：“中南海呈毛主席”。毛泽东收到信件后，就让林克先拟几个题词供他参考。林克很快草拟出十来个题词稿，它们的大致内容是：“学习雷锋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学习雷锋同志鲜明的阶级立场”、“学习雷锋同志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学习雷锋同志难苦朴素的作风”、“学习雷锋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优良品德”、“学习雷锋同志勤奋好学的革命精神”，等等。后来，毛主席那个题词稿也没用，只是提笔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七个字。据林克当时的回忆是，毛泽东对林克说道：“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两件先进事迹，也不是要学他某一方面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不但普通干部、群众学雷锋，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才能形成好风气。”毛泽东题词很快由《中国青年》杂志社报共青团中央，共青团中央又报中共中央书记处，确定由新华社制版于3月1日向全国发通稿，3月2日同时刊登。但当时《人民日报》要发表很长的中苏论战的“九评”，罗瑞卿指示，再推迟两天，惟《中国青年》杂志可按原定日期3月2日出版。3月4日，新华社发出通稿，各报均在第二天3月5日头版头条刊出了毛泽东为雷锋的题词。从此，3月5日成了全国学雷锋纪念日。后来有人说，雷锋是共产党造神运动中生产出的一尊小神，你怎么看？雷润明：我不同意这种观点，虽然在我们以往的报道中有虚假的人物报道，但雷锋是真的，雷锋的精神是真的，是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当时，雷锋能在中国大地引起强烈共鸣，我想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帝国主义的反华大合唱，“老大哥”的背信弃义，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坚定信念，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同心同德，互敬互爱，助人为乐。只有上下同心同德，同气同声才能渡过难关。雷锋是应运而生。第二，周恩来对雷锋也有一段题词，他写道：“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可以说是道破了毛主席让全国人民学雷锋的实质，就是一种无私的奉献和牺牲。田炳信：社会上有人说，雷锋充其量是一个精神的和尚，只是一个自身修炼很到位的和尚，连方丈都达不到，更不是一个普渡众生的菩萨，讲与大的、错误的东西作对抗，他不如张志新、罗克，讲为国捐躯，他不如董存瑞、黄继光。雷润明：雷锋的伟大，恰恰就在平凡，毛泽东在看完雷锋的日记后，说过一句话：此人懂得一点哲学。毛泽东当年也有一然名言：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容易，难得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这句话也是哲学。田炳信：这个报道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是在2月7号，毛主席是3月5号题词，以后就把3月5号作为学习雷锋纪念日。雷润明：这个过程，就是《人民日报》登出来到题词这个过程，有些事情我都不是很清楚。“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伟大的战士”题词以后，全国就开始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开始广播了。田炳信：各大报纸都报道了？雷润明：各大报纸转载。那时候我们不是发的通稿，是给《人民日报》的专稿。那时《人民日报》发新华社通稿比较少。这个时候就在全国轰动了，影响越来越大。这个文章发表以后，接着我们就采访反响，采访知道这个事情，知道这个人物以后有什么感想。到各地方去采访，采访了一段时间。有一年我回老家过春节，在沈阳上火车，在泰安下火车。我就观察车上的乘客，觉得雷锋精神还是有的，当时下了车以后写了篇通讯《雷锋精神满车厢》。

田炳信：那是哪一年？雷润明：那是以后的事情了。雷锋精神实际上在一些人中间还是存在的。问题就是你看不看的见，宣传不宣传。我觉得宣传雷锋精神不是光宣传雷锋本人，凡是体现了雷锋精神的都可以宣传。我觉得还是宣传不够。到了泰安以后，用电报把稿子发回总社，马上就播了这篇稿子。从沈阳到泰安这一路，回想感人的事情还是不少。在我眼里雷锋精神不过时。田炳信：当时你们写完稿子是用电报还是传真传回去？还到北京去修改？雷润明：写雷锋这篇大的通讯稿没有修改，一稿就好了。田炳信：那时候通讯工具是电话呢还是传真？还是电报？雷润明：没有传真，记不太清楚了，反正坐火车一天一个晚上就到北京了。田炳信：最快的速度是用邮寄寄过去？雷润明：反正当时我觉得新华社发稿跟火车站有关系。各个省的稿子用火车传送。田炳信：采访怎么样？雷润明：写了不到一个礼拜。采访可能十几天。田炳信：三个人分头采访是吧？雷润明：分头采访。那时候分头采访分头写，最后再整合，风格语言什么的。因为当时《人民日报》说评论已经写好了，他们也知道一点情况，题目就是“伟大的普通一兵”，我们的稿子题目就是“毛主席的好战士”。田炳信：当时字数有没有要求？雷润明：没有要求。田炳信：那时候《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雷润明：对。田炳信：对外既是《人民日报》的记者站也是新华社的分社。雷润明：当时写专稿也愿意写，发通稿《人民日报》不一定用。那时候《人民日报》希望独家，发通稿大家都用了嘛。田炳信：当时人民日报的编辑或者领导有什么提示和要求？雷润明：人民很需要这样的人物，要当成一个政治任务完成好。田炳信：新华社的领导有交待吗？雷润明：没有，因为你知道吧，《人民日报》想抢先。田炳信：你觉得当时《人民日报》是不是得到了内部消息？还是偶然间有一些这样的线索？因为评论员文章都写好了嘛。雷润明：我觉得有这个可能。当时很多人都在抢，《解放军报》也在写。是不是得风气之先，我也不是很清楚。我现在猜想很可能有（高层的支持），因为他限时完成。田炳信：你们这个稿子比《解放军报》都早，在大报里面？雷润明：印象中，我觉得其他的报纸都没有形成什么气候，就是陆陆续续的说报道。田炳信：当时这个报道写完以后有什么反响？有什么后续的报道？雷润明：新华社后续的报道多了。各个地方什么湖南啊，他的家乡不是湖南嘛，都开始反响了，新华社的报道就多了。他工作的地方么，事情就多了，陆续就越来越多。田炳信：那时候人们对推出典型也好劳模也好先进也好，政治意识是不是比现在强很多？雷润明：说起这个，现在的人脑子复杂了，多元化了，那时候的党报，中央一讲，入耳。现在的人根本不看报纸，看了也不入耳，你爱讲啥讲啥，我也不管。对不对？这跟当时的环境有关系。田炳信：当时雷锋的出来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啊，是建国以来持续时间最久、影响力最大的，应该说排第一号的还是雷锋，别人超不过，那是几代人啊。像王进喜啊陈永贵啊郭凤莲啊，都是一个时期的英雄，包括欧阳海啊王杰啊门合啊向秀丽啊，都是一个时期的英雄，都没有雷锋影响深远。雷锋身上蕴涵的东西就是和普通人，和人类共性的东西更多一些，所以才能影响几代人。雷润明：他的事情都是平平凡凡的东西，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东西。田炳信：这平凡就显示一种不平凡，谁都可以学，只要你认真修行，都可以做的到。雷润明：内心里关爱社会，关心别人，愿意助人为乐。田炳信：这是真善美的东西，是永恒的主题。他不像欧阳海，也不像向秀丽，弄一下子，一次性的事情爆发，他像涓涓细流。雷润明：毛主席说，做一辈子的好事不容易，做一件两件好事可以。他平平常常，在有限的生命里，天天在做好事。现在我们也可以做到。

田炳信：平凡中显示了持续不断的不平凡，因为持之以恒，长久。这样普通人每个人都能做到，像欧阳海为救一架马车，献出生命，这样普通人做不到。雷润明：现在有时候想，什么时候出一个火灾，去救一下，这样做一个英雄，呵呵。田炳信：那时候追星族，就是对英雄的崇拜、学习、效仿，跟现在是完全两个概念。雷润明：我都不理解现在的追星族，不就唱首歌吗？怎么回事，追得不得了。我觉得人要有善良的本质来关心别人，应该提倡这个东西。雷锋这个事以后，新闻界评论的也挺多。宣传出去，手法多了，弄得我一看，都烦了。田炳信：你看过雷锋的遗物没有？雷润明：看过，看过日记。他也不是天天记，但基本上都记。他文化不是很高，小学水平，字写的也就一般。田炳信：后来有几段话，是别人的名言，他抄下来了，就变成雷锋的了。比如“对待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同志像春天一样温暖”，现在真是谁说的也忘了，反正他是抄了一段。雷润明：他是日记里面引用的别人名言。他这个人我觉得就是平凡，正因为平凡所以伟大。现在有些媒体我也不愿意看，空话多一些，废话多一些。田炳信：很多人认为，学雷锋是青少年的事，每到3月5日，团中央就会动用整个系统来搞活动，给人的印象好像就是共青团员和青少年的事。你怎么看？雷润明：学雷锋是年轻人的事，是普通老百姓的事。这种论调更是不对的。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但也不能否认，有相当不少的人，精神境界和雷锋相比差得很远。在新形势下，他们有的以权谋私，搞不正之风，有的要名誉，要地位，有的图享受，讲阔气，非常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难道这些同志不需要和雷锋比一比，不需要从雷锋身上，从生动体现雷锋精神的优秀领导干部孔繁森等人的身上，吸取精神营养吗？毛泽东说得很清楚：“领导干部要带头学雷锋，才能形成好风气。”田炳信：中国人不是个走极端的民族，但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反反复复，把人们的精神胃口搞坏了，不洁的、脏的、不好的、有毒的、腐烂的呕吐，好的、有营养的也一块呕吐，现在以调侃为时髦，以不正经为正经，以拿英雄开涮为乐事，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总要有一种真英雄，真精神，真值得尊重的人物和事。雷润明：社会上有这种倾向，这是不了解历史的缘故，也是换季造成的错觉。有些人和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复归到原位，会校正到原点。田炳信：在当时经济比较萧条，生活比较困难，情绪比较低迷的情况下，推出这样一个典型，无疑在中国人有点阴影的心上撒下了一束光，主要是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那现在过去了40多年，现在的环境是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高科技的社会，GDP大幅度增长的社会，在这样的情况下，雷锋精神变成一种象征一种符号，而不是融化在很多人尤其是青少年的血液里了。很多人觉得他是历史人物，甚至很小的都不知道这个人。还有把雷锋用漫画的形式写出来，甚至编造雷锋的笑话。这个曾经在几亿中国人心中非常崇高的人物，最后有了一种说亵渎可能重了点，有一种调侃的味道，甚至黄色的笑话也有。这说明现在的人们进入一个反英雄反崇拜的时代，一个英雄的生命到底有多长？不是他肉体的生命，是说精神的生命。走了40年，这个英雄就过时了？社会不需要他了？淘汰他了？还是找个替代品替代他？雷润明：这个我觉得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他所崇拜的英雄人物。中国如此，外国也是如此。有些人在当时确实起了很大的激励鼓舞作用，但是社会在变化在发展，他是在那个时代那个背景下出现的人物，现在社会发展了，时代进步了，这个人渐渐的被淡忘了，精神慢慢的消失了，我总觉得不应该是这样。我还是说这个意思，社会多么发展，多么进步，多么富裕，科学多么发展，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没有精神是不行的。现在不需要精神？肯定需要。田炳信：那当时搞这个雷锋的报道的时候，现在回头看，自己感觉有没有把他神化或者高大全的倾向？我最近看过很多报道，雷锋当年也谈恋爱，雷锋也有女朋友，雷锋也有皮鞋，用今天的观点看，就是很人性化的东西，也很世俗化的东西，现在雷锋生前接触过的人，包括很多雷锋的战友都在讲这些东西。就是把他由神还原成为一个俗人。从你的角度看，当年写这个有没有拔高？雷润明：现在回头看啊，是不应该把人脱离了社会背景，因为他毕竟是个人，有七情六欲嘛。但是当时自觉不自觉的有点脱离，可能是不自觉的。田炳信：把神圣化的东西抓出来，把世俗化的东西抽出来？雷润明：是自觉不自觉的，可能有点完美无缺。（从内心来说，这也不是缺陷的，有女朋友，买毛料裤子）当时采访的时候，在这些事情上，也不太去问，主要是谈些好事。别人采访他都说他这个好那个好，现在看，自觉也好不自觉也好，确实有点高大全。田炳信：一个社会太复杂了，让许多人看到前因和后果，那是不现实的，最近，俄罗斯又有许多人怀念斯大林，我想就与苏联的解体有关，国家也好，地区也好，一旦过强时，人们呼唤弱，一旦过弱时，人们又呼唤强者。雷润明：我觉得，这个社会真的到了需要雷锋精神的时刻了。雷锋，他那“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的高尚情怀，几十年来，激励教育了多少人啊！我们永远怀念他，敬仰他，学习他。现在有相当数量的人，不要说学雷锋了，就连做人的底线都没有了，你看看报纸上不时披露的一些报道就明白了。田炳信：前些日子，我看到四川省的一个官员开车撞了人，不但不救人，反而跑掉了。他怕什么，他怕丢官。还有，前几天，报纸报道的东北一个青年开着一辆套牌的破卡迪拉克把一个小女孩撞倒又拖了两公里的事情，警察问他，为什么跑，他必赔钱。一南一北，一官一民，一个怕丢官，一个怕赔钱，就不怕丢脸，就不怕赔命吗？雷润明：人和人之间的冷漠有时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田炳信：从这个角度看，雷锋精神是人性中的一块燃烧的火炭。那需要周围有干柴，火炭才能越烧越旺。雷润明：是这样。我不是怀旧，当年是沈阳军区最早提出了“学雷锋、超雷锋”的口号。雷锋的名字传遍了东北大地。雷锋的诉苦报告，在空军机场、海军舰艇、工厂车间、农村打谷场，到处都讲，人们都说雷锋是一团火，走到哪里，哪里就出现激动的场面。我想，这主要是人性中最为闪亮的东西让雷锋拨弄出来，这除了三年自然灾害的特殊背景外，还主要与中国文化中那种“各个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处事方式有关。所以，到现在，我当年采写这位先进人物时的很多往事，还一幕幕浮现在眼前。雷锋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汽车兵，1962年8月15日因公殉职时，年仅22岁。他的生命很短暂，可他平凡而伟大的业绩，深深触动了千万人的心。8月18日为他举行葬礼的那天，抚顺市很重视，工、青、妇都派代表参加了追悼会和送灵。追悼会是在望花区一个礼堂里办的。当时礼堂里面装不下，外面人山人海，送葬路上挤满了人。他的部队所在地、当时仅有70万人口的抚顺市，竟有10多万人为他的灵车送行，从市区到烈士陵园十多公里的大道上，人流如潮，不少人自动戴上白花或黑纱，默默跟随灵车行进，情景极为感人。

田炳信：那个年代，一个普通的士兵，因为一次车祸而去世，既不像英雄黄继光堵枪眼那么壮烈，又不像江姐那宁死不屈，为什么能像一块大石头掉到大湖里，激起那么大的涟漪，从东北一直传到全中国，什么原因？雷润明：很简单，它拨动了时代的琴弦。那时候，时髦的话叫时代的最强者。田炳信：实际上是拨动了中国许多群体情感，情绪的一根弦，领袖认同，百姓也认同，实在是难得。你像最近这两年，新疆冒出一个业余歌手，叫刀郎，其貌不扬，嗓子也怪怪的，歌曲大多也是翻唱的，可就是有许多人爱听，什么原因？我想了想，无非唱出了两个字：疲惫。一个字，累。社会的情绪有时需要一个出口。刀郎就在这个出口上。雷润明：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进口，更需要出口。一个进口和出口平衡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平衡的社会，现在的许多社会问题关键是进口太大，出口太小。田炳信：你的出口和进口的概念是指社会矛盾，社会情绪，社会焦虑等方面？雷润明：对。不是指国防贸易的进出口。现在人都冷漠了，我觉得现在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太少，这可能是我职业的原因。现在搞市场经济，时间就是金钱，不适应不行，但是人也要有点精神，不然一点意思也没有了。我就想现在西部地区，边防战士，煤矿工人他们值得吗？你说那边防战士、边防哨所，他们挣多少钱？冰天雪地在那里站岗放哨，人没点精神能行吗？但是现在宣传这些少了。田炳信：我们当时都是选工人、农民、科学家，在第一线为共和国无私奉献的人作为典型，作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来树立。但是现在却恰恰不是这种典型，都是歌星啊，扭屁股唱唱歌啊，都是这种。时代就不是一回事。雷润明：纵观历史，每个民族，每个时代，都产生了自己的英雄，都出现为人师表的精英，这是人类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我们中华民族的神州大地上，从古至今更是英雄辈出，这是我们的骄傲和光荣。雷锋就是当代先进人物的一位杰出代表。我认为，从时代的角度，上年纪的人要学雷锋，年轻的更要学，一个庞大的人群总得敬畏点什么。田炳信：说到这，让我想走现在的出版界、传媒界和影视界，包括一些笑话和黄段子，开始拿昔日的英雄“开涮”。人们似乎什么都不信，没有经典，没有历史，没有严肃，没有敬畏。一切都可以搞笑，一切都可以幽默，一切都可以荒唐一把。雷润明：我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在雷锋这个人物上。田炳信：就是美国，最多也就拿总统和政客开涮，前苏联最多拿酒鬼开涮，并不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可以开涮。雷润明：从新闻记者的角度去窥视，这种时髦也好，时尚也好，被无限制的放大、扩散，我们的媒体是有责任的。如果深究其后的根源，可以发现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东西，怀疑一切的东西在作祟。像现在社会上的“物质至上”、“金钱万能”等等，对社会的侵蚀，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也是不小的。田炳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们现在对崇高、生命、亲情、公正等等都加以嘲讽，面之大，之深，之广，可以说一定有一个很大的时间段和空间感让他滋生，漫延。雷润明：天下的事，大好事需要积累，大坏事也需要积累。就像毛主席说的，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田炳信：你觉得，当年雷锋的横空出世，有“包装”的成份吗？是不是扮演了一个政治演员的角色？雷润明：其它的英雄人物有没有“包装”的成份，我不敢说，但雷锋应该是没有，只是在选材上的角度有取舍罢了。说到底，雷锋是应运而生，是时代的产物，他是平凡人，平凡事，才激起更多更平凡的人去学，去思索，支对照。田炳信：现在雷锋精神已经成为社会上稀有的元素了，极为奇缺的一种东西了。雷润明：应该大补雷锋精神，大补这一课。田炳信：但是按照传统的方式补，又不吃啊，补不进去补不到位，这也是个问题啊？雷润明：如果把雷锋精神理解为好人好事，那理解太简单了。一到3月5号就出去做好事，这种办法不行。太简单化了。田炳信：简单化和复杂化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简单化搞久了，也就孪生出形式主义，走过场，装门面，只有仪式，没有精神了。现在有句顺口溜：认认真真走过场，老老实实说假话。这快成了一种风气。雷润明：大事大办，好事也一定要好好办，不然好事、好典型、好东西也变成不值钱的东西了。田炳信：这就应了那句老话：经是好经，歪嘴和尚给念歪了。雷润明：在新的时代，怎么能让雷锋精神长驻人间，是个大题目，搞好不容易。田炳信：过这么多年，回过头来看，雷锋精神至少影响、感染了三代人，今天这社会还需不需要雷锋精神？雷润明：虽然过了这么多年，我现在还是这么看，无论社会怎么发展，怎么现代化，作为社会的一个人，你要关心别人，不是光想着自己，对社会有责任，对他人有责任，这是对社会的一种关爱一种责任，我觉得什么时候都需要。我体会，雷锋精神的实质就是无私奉献，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人说，雷锋精神过时了。这不是幼稚可笑，就是十足的糊涂观念。不错，现在是21世纪，我们正在搞改革开放，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难道我们的民族就不需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吗？难道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需要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吗？就不需要像雷锋那样艰苦奋斗吗？我们应清醒地看到，一方面，世界并不太平，国际形势还有其严峻的一面，我们的祖国至今还没有最后统一，一些企图演变我们国家的势力，也没有改弦更张。另一方面，在我们国内，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一些人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大大膨胀和发展了，不少干部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艰苦奋斗的观念，较前也大为淡薄了。当前社会两旁的大量实事说明，学习雷锋，弘扬雷锋精神，一点也没有过时，而是非常必要。再看看我们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我们的英雄建设者们，我们的边防战士，他们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在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塔里木油田，在京九铁路的建设工地，在万里边防的边卡、哨所，那些可敬可爱的共产党员、干部、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解放军官兵，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流汗，风餐露宿，日日夜夜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他们？主要的不是什么金钱，而正是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是那种“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的高尚情怀。要知道，他们同样生活在这个年代，同样置身于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这说明，在我们国家，在广大人民群众创造自己新生活的斗争中，不管客观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精神的力量是极其巨大的，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它会变成创造财富的强大动力，促使我们的社会更加蓬勃地向前发展。有一则寓言说：蛹看着美丽的蝴蝶在花丛中飞舞，非常羡慕，就问：“我能不能像你一样在阳光下自由地飞翔？”蝴蝶告诉它：“第一，你必须渴望飞翔；第二，你必须有脱离你那非常安全、温暖的巢穴的勇气。”蛹就问蝶：“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死亡？”蝶告诉它：“从蛹的生命意义上说，你已经死亡了；从蝴蝶的生命意义上说，你又获得了新生。”其实，一个社会，一个人，一种精神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周而往复，春去冬来，一年复一年。一种精神是一束光，一股气，一座山，一片海，照着你，薰着你，盖着你，泡着你。让你通体透亮，呢喃战栗。

第二篇：大跃进运动始末观后感

大跃进始末观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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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始末这个视频向我们讲述了大跃进运动的原因过程和影响，使我对大跃进运动的始末有了深刻的了解，对大跃进产生的影响也有了一些认识。以下是我对大跃进运动的了解与感想。

“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大跃进运动发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加之毛泽东等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之后，没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总路线提出后，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例如提出“超英赶美”的奋斗目标。农业战线连续放出亩产万斤粮的“卫星”。还有全民大炼

钢铁等。

这样的运动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大跃进都被广泛地视为一场空前的经济灾难。由于计划部门使用夸大的数据，人力资源从农业被转移至工业。大跃进造成的饥荒导致了许多人的死亡。

“大跃进”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造成了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从１９５８年１１月开始，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运动中的问题。

然而我们应该以史明鉴，不能再重蹈覆辙，犯以前犯下的左倾错误。大跃进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是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在发展经济方面我们得到的教训是，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去抓经济建设是不可取的。只有尊重和掌握经济发展规律，尊重科学技术，靠先进的管理，才能高速发展经济。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从实际出发，做到实事求是。

以上是我在看了大跃进始末这个视频的感想。

第三篇：丹阳市关工委掀起.学雷锋doc

丹阳市关工委掀起“老年志愿者”志愿服务热潮

3月5日上午，丹阳市隆重举行“蒲公英志愿服务工作站”授牌仪式暨学习雷锋好好榜样集中行动仪式。作为丹阳市“蒲公英志愿服务工作站”之一的丹阳市关工委“老年志愿者”方阵格外引人注目。来自社区、村和学校的22名老干部、老教师和社区工作者代表，挂着“老年志愿者”胸卡，贴着“蒲公英志愿者”胸贴，精神抖擞地接受了丹阳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的检阅。丹阳市文明办向关工委颁发了“蒲公英志愿服务工作站”铜牌。据悉，丹阳市关工委以此为契机，在全市上下广泛发动，动员“五老”加入“老年志愿者”行列，要求各级关工委按市文明办统一部署，组建“蒲公英志愿者服务队”，与此同时，以校外教育辅导站为平台的“学雷锋，红心向党“主题教育得到了深入的开展。

第四篇：赫章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末

赫章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末

陶

永

仙

根据毛主席“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指示和中央、省、地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安排部署，中共赫章县委，赫章县人民政府（县人委、县革委）从1965年至1978年在全县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1965年，赫章县在组织团员青年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雷锋、王杰、欧阳海等英雄人物的光辉事迹，学习全国知青先进代表邢燕子、董加耕、侯隽扎根农村为农业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的先进事迹的基础上，在全县开展了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当年8至9月，首先在县城开展宣传动员，采取大小会动员、座谈讨论、提高认识，个人报名、组织批准的方法动员组织了18名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然后又在妈姑镇动员组织了29名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5年9月8日，县委、县人委在县人民会场（时称大礼堂）召开有县机关干部、职工、中小学生、街道居民参加的赫章县欢送首届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会，县委、县人委领导和县委宣传部、教育局、团县委、县妇联、民政科、劳动科等单位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县委候补委员、县人委副县长聂奎武在会上讲了话。他在讲话中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是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县委、县人委坚决支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行动，广大知识青年要在农村这块广阔天地里认真学习、积极劳动，拜贫下中农为师，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当好革命事业接班人，以实际行动扎根农村，为赫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贡献青春和力量。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吕寿华在会上表了决心。团县委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赠送了一批革命书籍，少先队员为知青们戴上了大红花。会后，参会人员在大操场敲锣打鼓欢送知识青年登上汽车，六曲河区六曲公社委派场坝大队曲街生产队回乡知青陈勇来到县城迎接上山下乡知青，县人委派劳动科干部李相政护送知青到六曲公社场坝大队曲街生产队，并配合区、社、大队、生产队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家落户工作。首届知识青年下乡后，县委、县人委又在县下辖的妈姑镇动员组织了29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先安排在砂石公社，区安排干部罗祥举护送，配合公社大队做好知青的安家落户工作，后又改安排在野马川区后山公社，县派干部孙敏善（文化馆干部）前往后山公社配合做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

1968年，赫章县革委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和“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基层、面向边疆）的指示，按照省、地革委的安排部署，在全县广泛开展动员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68年，县革委在赫章中学66届至68届高、初中毕业生中开展组织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首先由县革委有关负责人传达中央和省、地革委的指示，然后由学校革委领导、解放军宣传队负责人作宣传动员，并组织师生进行认真讨论，提高认识、端正态度，表示决心，采取个人报名、组织批准的方法，动员组织了60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6月28日，县革委在县人民会场召开欢送大会，县革委副主任王大昌在会上讲话，知青代表在会上发了言，县革委向每个知青颁发了《通知书》和《毛主席语录》、笔记本，行李及劳动工具。次日早上，县革委在县大操场组织县机关干部职工、中小学生敲锣打鼓欢送知青上车，戴上大红花的知青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她们）向欢送的人们挥手告别，在“热烈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声中离开县城，分别到青山区白果公社大山大队、坪子公社坪子大队、磨石大队的6个生产队安家落户。全县农业户口的高初中毕业生一律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同年10月，又在赫章中学动员组织了 78 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排到六曲、可乐等公社的18个生产队安家落户。10月以后，财神中学、可乐中学的66届至68届初中毕业生，农业户口的学生一律回乡参加农业生产，.非农业户口的学生，由县区及学校动员组织到财神、朱明、可乐公社的有关生产队安家落户。截止1968年12月，全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达到195人。

1969年1月，赫章县革委按照贵州省革委的指示，接受贵阳市南明区动员组织的127名城镇知识青年来赫章上山下乡的安置任务，将这批知青分别安置在青山、可乐、古达、安啷、石板、威奢等公社的生产队安家落户。

1970年至1972年，赫章县没有组织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73年以后，县委、县革委根据中央、省、地委指示，每年都在全县应届高初中毕业生中开展组织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凡是非农业户口的高初中毕业生，不经过两年以上的上山下乡锻炼，不能直接升学、参军、参加工作。1973年至1978年，全县先后组织动员了1041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据有关资料统计：1965年至1978年全县上山下乡过的知识青年有1393人。

为了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县委、县人委早在1965年就明确由县劳动科、民政科负责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1968年，县革委成立了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抽调工作人员，做好日常事务工作，配合区社、大队、生产队帮助知识青年解决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问题，县革委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检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1973年9月，县委、县革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1973）

21、30号文件和省、地指示精神，进一步加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中共赫章县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县委副书记、县革委副主任黄绍臣任组长，县委副书记王国兰、王之进、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长张银、县革委常委、县人民武装部副政委孙明忠任副组长，成员14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王景臣兼任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成员和办公室负责人的变动，由县委根据人事变动和工作需要进行调整充实，1973年至1981年，姜德才、吴世昌、陶永仙先后任过知青办副主任。有安置任务的区、社也建立了领导小组，大队、生产队还建立贫下中农再教育领导小组。根据党和国家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指示，切实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

首先，组织动员1973至1978年高初中应届毕业生1041人上山下乡，安置在全县9个区、31个公社的97个生产队、3个农、林、牧场安家落户，县委、县革委领导成员积极带头，动员自己的子女上山下乡，对全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其次，组织人员对1965年以来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情况进行调查，对于未安置工作的知青进行造册登记，建立知青个人档案，当知青升学、参军、参加工作时，档案随之转出；

再次，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配合区、社、大队、生产队做好知青的思想教育工作，帮助、协调解决知青在农村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协同督促有关单位对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案件进行查处；

四是在每年元旦、春节期间，县委、县革委都要组织慰问团对上山下乡知青进行慰问，召开座谈会，听取知青的意见和要求，发给慰问品和慰问金；

五是由县财政拨出专项资金，用于解决知青在建房和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实际困难问题；

六是根据党和国家关于独生子女、多子女无子女工作、少数民族、烈士子女可以办理一个子女留城的规定，为187名青年办理了留城手续（办理留城手续的青年，在“三招”中享受上山下乡知青的同等待遇），对因有病或其它原因不能继续留在农村的知青，由公安部门按政策办理农转非手续；

七是各级各部门密切配合，共同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思想教育、当兵、升学和就业安置工作；

八是总结表彰先进典型和好人好事，促进知青工作的开展。县委、县革委除了定期不定期召开会议，听取知青工作汇报，研究部署知青工作外，还在1975年1月、1976年11月、1978年3月先后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学大寨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大会，总结交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情况、经验和体会，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不断促进知青工作的开展。1977年7 月27日至8月2日，毕节地区上山下乡工作现场会在赫章召开，县委、县革委常委、县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张银在会上作了题为《毛主席革命路线伟大旗帜，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工作汇报发言。六曲河区委、古达区委、拉乐公社党委、野马川公社党委、赫章一中也在会上作了经验交流发言。1978年3月22日至26日，县委、县革委召开赫章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学大寨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代表大会，表彰了94个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县、区、社、大队、生产队各级组织对知青工作的重视，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关心、教育和帮助，使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试验）斗争中经受锻炼，增长了才干，不断茁壮成长。他们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拜贫下中农为师，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学会农业耕作技术、播种、施肥、收割、烧石灰、修水利、植树造林------在农村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开展文艺宣传、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医疗卫生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据1978年有关资料统计：全县有16名知青加入中国共产党。有94名知青加入共青团，有72名知青参加各级领导班子，据１９７８年有关资料统计，全县有１６名知识青年在农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９４名知识青年加入共青团，有７２名知识青年参加社、队的领导班子，有４２１名知青参加了工作（有的参加工作后成为县、区的领导干部和单位的业务骨干），有７０名相继升入大中专学校学习，有３０多知识青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走上保卫祖国的战斗岗位。留在农村的知青，有的当上了拖拉机手，有的当上民办教师，还有的当上社队卫生员、科技兴农技术骨干、农村文艺宣传积极分子，实践证明：农村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知识青年，知识青年在农村大有作为。

1978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赫章县不再搞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青工作任务转向对已上山下乡的知青的妥善安置，知青安置以后，原知青点的房子，由县知青办派人下去配合社队进行处理（一是折价处理给生产队或当地农民，二是由当地社队用作公房）。1981年，全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基本安置完毕，同年12月，县知青办撤消，并入县劳动局，工作业务由县劳动局下属的劳动服务公司具体承办，1982年全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全部安置完毕。其中“三招”（招工（招干）、招生、招兵）的占96%，因病或其它原因办理农转非手续回城的占4%。至此，赫章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赫章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对于教育锻炼青年，促进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加速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缓解就业困难等方面有过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管理工作跟不上，只有农、林、牧场集体安置的工作稍微好一些。赫章农村经济条件本身就差，知识青年一去就更加重了社队和农民的负担，虽然国家也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尽力解决知青存在的实际困难，但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知青住房由国家拔款，社队协助修建，知青离队安置工作后，虽然县知青办组织力量深入基层社队进行清理，折价处理或直接处理给大队和生产队，但毕竟还是浪费了国家的人力、财力和物力。

第五篇：明定陵发掘始末历史故事

夏鼐不露声色地点点头：“说得有道理。”经过商议，吴晗面露喜色：“那就上报试掘，开始行动吧。”

发现地宫隧道口

1956年5月9日清晨，赵其昌、白万玉率队来到现场，同时来了38名民工。民工是从附近村中抽调来的。白万玉一声令下，民工队长王启发一马当先挖下了第一锹。

“嗯，这里好像有字?”大家闻声围住石条，赵其昌、白万玉也急忙奔过去。果然，在一块横砌的小石条上，显出模糊不清的字迹。赵其昌找来毛刷刷掉上面覆盖的一层积土，奇迹出现了：石条上露出3个雕刻粗浅的字迹。经过仔细辨认，两人几乎同时喊出：“隧道门!”一阵兴奋过后，两位工作队长却对着石条发愣起来——为什么在这里出现3个字呢?会不会是故意制造的假象，如民间流传的“迷路石”……那么，这3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回顾史料，他们作着这样的推断，皇帝的死期是无法预测的，一旦死去，就需要立即打开陵墓，等待皇帝的棺椁入葬。这一工作是由工部主管，如果找不到入口，延误葬期，从工部尚书、郎司到工匠都要问罪。而经过长年累月的尘封土埋，入口定难寻找……赵其昌想着，转过身看着白万玉说：“我看这石条是当年建陵工匠偷偷留下的记号。”白万玉点点头道：“看来这里是通往地宫的隧道不成问题了。”

果然未出所料，十几天后，在探沟挖到离地面4.2米的深处时，发现了两侧用城砖整齐平铺的砖墙。一个多月的清理完成后，在“隧道门”刻石下面，又露出了一个用大城砖垒起的大门，也是通向地宫隧道的第一座大门。帝后棺椁入葬之后，大门就用城砖巧妙地堵死，磨砖对缝和城墙别无两样。当年的君臣工匠怎么也不会料到，三百多年之后，这精心的伪装终究未能遮住考古工作者的眼睛。

遗憾的是，门外是荒郊野地，如果挖开这墙门通道将无法保证陵内的安全。发掘人员没有将此门拆通，竟使埋藏在城墙券门之内的那块对发掘具有指路意义的小石碣，从工作队的眼皮底下逃脱了。石碣清清楚楚地刻着：“宝城券门内石碣一座城上村往里一丈就是隧道棕绳绳长三十四丈二尺是金刚墙前皮。”

这段文字可谓打开地宫的第一把钥匙。它至少告诉人们两个主题：一是从石碣本身所处的位置，往城墙里侧再掘进3米的距离就是通入地下玄宫的隧道;再就是说明此处在玄宫前面金刚墙前皮的准确距离。这块石碣，直到一年多地宫打开之后，才从墙中拆出。这个天赐的良机没有被及时抓住，发掘人员在以后的探索中陷入困惑与迷途已是无法避免的了……

注：

【鼐】

鼐(nài)，本义大鼎。特指：大鼎、头鼎。古代周代天子用九鼎，诸侯最多可用七鼎，大夫最多可用五鼎，元士最多可用三鼎，士可用一鼎。平民百姓无权用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