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上海市浦东区人民法院发布涉上海自贸试验区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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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滨海县人民法院发布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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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海门市人民法院发布2016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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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门市人民法院发布2016十大典型案例
2017年2月9日,海门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各界发布2016十大典型案例。
一、杨某等16被告人非法拘禁案 【基本案情】
2015年10月至11月期间,被告人杨某等人以介绍工作等为由,将被害人孙某等4人骗至海门市海门街道某居住小区,胁迫加入传销组织。期间杨某等16被告人对4被害人实施拘禁,并采取恐吓、威胁、体罚、殴打等行为。被害人孙某、贺某在被拘禁期间被迫以每套2800元的价格购买了被告人指定的所谓产品。11月19日,被害人贺某寻机跳楼逃跑受伤,各被害人才被公安机关解救。
【裁判结果】
海门法院审理后认为,杨某等16被告人非法拘禁他人,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拘禁罪。海门市人民检察院的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应予支持。遂作出一审判决,以非法拘禁罪对杨某等16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拘役5个月不等刑罚,并判处赔偿被害人贺某经济损失。一审宣判后,杨某等16被告人均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系由非法传销引发的非法拘禁案。作案团伙成员均为外来人员,他们以出租房作为犯罪地点,通过非法拘禁等方式控制被害人人身自由,强迫被害人加入传销组织。本案被害人之一为了逃脱,跳楼导致轻伤一级。此类案件不仅给被害人身心造成极大伤害,而且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应予严厉打击。本案审判,针对日渐兴起的传销型非法拘禁案予以重拳出击,既惩处了被告人,打击了传销活动,维护了正常社会秩序,又切实保障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警醒了更多有可能误入“快速发家致富陷阱”的人。
合议庭组成人员:陆卫东项晓伟张祖平
二、张某等5被告人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基本案情】
2016年6月初某日,被告人张某经与被告人吴某合谋,由被告人吴某现场指挥辽大金渔25036船和25037船在禁渔期进行捕捞作业。后被告人张某、吴某召集被告人韩某、衣某、王某等人驾驶辽大金渔25036船和25037船出海作业,并于6月至7月间先后在福建、江苏海域进行捕捞,捕得鳀鱼、鮐鱼17077箱(重量244534.1公斤),均出售于福建收鲜船,被告人张某得款人民币34多万元。7月22日,辽大金渔25036船在江苏海域非法捕捞时被海警机关抓获,查获捕捞所得鳀鱼410箱(重量5870.9公斤),案件告破。
【裁判结果】
海门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张某、吴某、韩某、衣某、王某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期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被告人张某等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应予支持。遂作出一审判决,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对张某等5被告人分别判处拘役6个月、缓刑10个月至有期徒刑6个月不等,并没收非法所得34万多元。一审宣判后,张某等5被告人均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被告人在禁渔期内累计非法捕捞的渔获物数量达到25万多公斤,达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二)》规定的入刑标准。本案是我国2016年8月1日新涉海司法解释发布后,江苏海警破获的省内首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非法捕捞海洋水产品,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破坏了国家对水产资源的管理制度,危害了海洋水产资源的持续发展。本案通过依法惩处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行为,起到了震慑犯罪、警示他人的效果,有利于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
独任审理:单菊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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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黄某与海门某开发服务中心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4年5月22日,原告黄某与被告海门某开发服务中心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1份,约定被告将其开发的某小区第30幢1002号房屋出售给原告,层高为2.8米等。被告于同日向原告交付了房屋。原告以案涉房屋阳台层高仅2.4米,不符合约定为由诉至本院,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50000元并赔偿原告装修损失35000元。
【裁判结果】
海门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交付的房屋阳台层高经测量为2.52米,不符合合同约定的2.8米标准,被告已构成违约。《住宅设计规范》未对阳台的净高作出明确规定,但案涉房屋阳台净高已达房屋主要功能区卧室、起居室(厅)净高(2.4米)要求,符合国家标准,不影响阳台功能的正常使用,被告的违约行为不构成根本违约。在双方未对局部降低层高的违约责任进行约定的情况下,根据案涉房屋的现状是否影响实际使用、实际净高是否符合设计规范、出卖方是否存在主观故意或者过失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判决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违约金3000元,并驳回了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诉,南通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出卖人交付房屋阳台的层高不符合合同约定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但案涉房屋阳台层高已达到《住宅设计规范》规定标准,房屋能正常使用,故出卖人的违约行为不构成根本违约,买受人不得主张解除合同,仅可主张违约金赔偿。违约金的数额可根据房屋的整体建筑面积、价格以及违约建筑的面积、层高、净高、功能性等结合当事人过错程度综合考量。本案裁判结果也提醒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双方,购房人在购房时对于层高有特殊要求的,应当在合同中予以明确;房屋的层高并不完全一致的,出卖人亦应在合同中予以披露。
合议庭组成人员:杜开宇孙建玉黄芬
四、原告何某等人与被告保险公司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保洁中心为曹某等清洁工在保险公司投保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保险条款约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遇意外伤害,并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残疾的,保险人依照约定给付保险金;又约定:意外伤害指以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保险期间,曹某在自家宅后休息时跌倒在田边并当场死亡。保洁中心随即通知保险公司,该公司未出险且拒绝理赔。曹某法定继承人何某等人遂诉讼来院,请求判令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6万元。
【裁判结果】
海门法院审理后认为,曹某因意外伤害死亡有接处警工作登记表、事故证明和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等证据证明,能够证明死亡系因遭受意外伤害所致,且其证明力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保洁中心在曹某死亡后立即报险,保险公司如认为是非意外伤害死亡应当及时提出异议并有权要求进行尸检,但其并未及时提出。现曹某遗体已经火化,通过尸检确定其死亡原因的条件已丧失,此应归咎于保险公司怠于行使权利,应自行承担由此导致的不利后果。遂判决被告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6万元。
【典型意义】
保险公司在接到投保人报险后,如对被保险人是否属于意外伤害致死有异议,应负有通知家属保全尸体以备尸检的义务,以便进一步查明死因。现保险公司既未出险查勘,也未通知家属保全尸体。至本案诉讼时,曹某尸体早已火化,导致死因无法查明的责任在于保险公司,故其需对此承担不利后果,并按保险合同约定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给付保险金。本案裁判结果对于警示保险公司如何正确理赔意外伤害保险具有典型意义。
独任审理:孙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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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蔡某与工行包场支行借记卡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05年7月,蔡某在工商银行包场支行办理了牡丹灵通卡,并预留其使用的手机号码。2013年12月下旬,有人联系蔡某,称可以办理高透支额度信用卡。蔡某据对方要求,往牡丹灵通卡上存入20万元,并将牡丹灵通卡、身份证、驾驶证、户口本的扫描件发送对方邮箱,还将预留在支行的电话号码修改为对方的电话号码。2015年1月3日、4日,蔡某牡丹灵通卡上的存款通过第三方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平台分别被转出49989元、49979元。1月4日中午,蔡某向公安机关报案,称自己银行卡上存款被盗走99968元。公安机关予以立案侦查,但至今未果。蔡某认为其办卡后妥善保管,未经其操作,卡上存款两次被转走共计99968元。工行包场支行应当赔偿其存款损失99968元,并应赔偿存款的利息损失。
【裁判结果】
海门法院审理后认为,案涉储蓄存款合同虽约定蔡某凭借预设密码进行支付,但当前银行卡存款支取有很多渠道,不能排除存款人通过网络、电话等其他方式支取、使用存款。蔡某系被他人骗取相关个人信息,他人利用其信息在支付宝开立账户并绑定本案所涉借记卡,通过网上消费将卡内资金盗走。蔡某作为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当具备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但其将银行卡预留电话号码修改为他人电话号码,导致他人能够接受支付宝验证码而完成支付宝平台上的开户行为,是其资金被盗的直接原因。工行包场支行按支付宝付款指示进行付款,其行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和相关交易规则,其在蔡某存款被盗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以及违约行为,蔡某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遂判决驳回原告蔡某的诉讼请求。蔡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南通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在网络支付、交易平台日益发达的当今社会,由于银行卡存款的支取渠道日益增多,储蓄存款合同当事人的保密义务就显得更加重要。无论合同中有无明确约定,存款人均需保证个人存款信息不被他人利用。因存款人自己将信息透露给第三人而导致的存款损失,需自己承担责任。本案裁判结果对于警示广大社会公众保护自己的银行交易信息具有典型意义。
合议庭组成人员:黄新江沈健陆建英
六、施某等67名村民诉启东某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被告启东某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为船舶生产制造企业,其制造项目环评文件取得江苏省环保厅审批同意,但项目需配套建设的污染防治设施未通过环保竣工验收。原告施某等67名村民居住于被告厂区北侧,被告分段工区距原告较近,生产过程中所排放噪声、粉尘等对原告正常生活有影响。原告多次向有关部门投诉信访。经环保部门监测,被告北侧厂界白昼噪声值超过《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规定限值标准。
【裁判结果】
海门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存在噪声、粉尘污染的环境侵权事实。鉴于被告能够采取相应措施降低或减少噪声、粉尘,并达到国家规定标准,可以给予被告六个月的整改期限。遂作出判决:
1、被告启东某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个月内采取整改措施,使其厂区北侧分段工区生产作业中产生的噪声、粉尘符合国家规定标准(以法定的环保监测数据为准);
2、逾期不能达标,被告启东某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停止分段工区的生产作业,排除噪声、粉尘对原告施某等67名村民的侵害。一审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被告为船舶生产制造企业,其生产经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噪声、粉尘等环境问题,影响周边居民的环境利益。企业经营生产权益与周边居民环境利益存在冲突。当这两种利益冲突时,法院应当优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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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考虑居民的居住环境利益。法院同时也兼顾企业生产经营需要,判决给予被告六个月的自行整改期限,使企业有机会通过降噪、降尘改造后做到达标生产。判决还确定,被告在整改期内未能达标的,则停止生产。该案的审理和裁判,对于如何衡平被侵权人和污染者双方利益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合议庭组成人员:陈冲俞永平姜妮妮
七、戴某、蔡某诉如东县栟茶镇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案 【基本案情】
戴某、蔡某与徐某系东西邻居,两家住房之间有南北通道。2013年9月23日,徐某在通道一侧其使用的土地上建造围墙、车库,戴某、蔡某进行阻止,并向被告举报徐某的违法建设行为。被告于当日向徐某送达停工(核查)通知书,责令徐某停止建设行为。徐某收到通知后,没有停止施工,直至将围墙、车库建造完工。后戴某、蔡某多次向有关部门及领导信访举报徐某违法搭建车库和围墙行为,均未得到处理。戴某、蔡某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诉讼期间,被告于2016年3月4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徐某自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自行拆除案涉违法建筑。
【裁判结果】
海门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未对戴某、蔡某的投诉作出处理,未对徐某的违法建设行为作出处理决定。直至戴某、蔡某提起本案诉讼后,被告才对徐某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被告的行为已构成拖延履行法定职责。遂判决确认被告如东县栟茶镇人民政府拖延履行职责的行为违法。第三人徐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南通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乡镇政府对乡、村庄规划区内违法建设行为,负有查处的法定职责。原告作为权利受侵害人,有权要求镇政府履行职责,镇政府的不作为导致原告向有关部门多次投诉举报并上访,激化了矛盾。虽然镇政府在行政诉讼期间作出了处罚决定,但迟来的正义非正义,故被法院贴上了程序违法的标签。法定职责必须为,本案对乡镇政府依法履行职责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合议庭组成人员:俞秋萍姜妮妮施慕娟
八、徐某诉如东县公安局等行政处罚案 【基本案情】
2015年1月8日15时许,徐某到如东县政府1号门以解决其医疗纠纷为由要见政府领导,值班保安等告知其先到信访局登记预约。但徐某不听,数次欲强行闯入被劝阻。接着,徐某先后拦车、进行手机录像、强行挤门等,均被制止。期间徐某以保安拳击其腰致腰疼为由长时间躺在1号门前道路上。后徐某起身又至县政府2号门欲闯入被制止后,躺在2号门前道路上,直至当日20时11分许被120车带离现场。如东县公安局以徐某扰乱单位秩序为由作为治安案件受理,在履行法定程序后,作出给予徐某行政拘留九日的处罚。徐某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南通市公安局经复议予以维持。徐某仍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结果】
海门法院审理认为,徐某以要见政府领导以处理其医疗纠纷为由,长时间滞留县政府大门口,并拦截过往车辆、强行闯入县政府,且不听劝阻长时间躺在县政府门口的通道上,其行为已扰乱了政府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依法应予以行政处罚。徐某在六个月内曾受到治安管理处罚,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条第(四)项的规定的从重处罚的情形。如东县公安局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南通市公安局经复议作出维持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结论正确。遂判决:驳回原告徐某的诉讼请求。
徐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经南通中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医患纠纷应通过协商调解或民事诉讼等途径解决,患者跑到政府办公场所闹访显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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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非理智的行为,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影响了政府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并且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近年来,不少医疗纠纷的患者通过非法上访扰乱政府机关办公秩序以期扩大事态给医院施压,这不仅加剧了医患矛盾,还带来了负面影响,这种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重者还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合议庭组成人员:俞秋萍陈立新姜妮妮
九、李某诉蒋某、南京某有限责任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 【基本案情】
原告李某经案外人陆某介绍,与被告南京某有限责任公司形成用工关系,自2013年11月起至2015年1月止在南京地铁三号线车站公共区装修工程的工地上从事装饰装修工作,双方未签订书面的用工协议。原告在工作期间只是领取了部分生活费,工资报酬未结算。2015年2月17日,被告南京某有限责任公司的工程负责人蒋某在原告多次讨要下,仅给付了原告部分工资款,并经结算,余款39400元,由被告蒋某以个人名义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人民币39400元,2015年3月30日前付清。
【裁判结果】
海门法院审理后认为,案涉工程由被告南京某有限责任公司所承包,被告蒋某作为南京某有限责任公司承建工程负责人,经结算后出具给原告《欠条》的行为系代表南京某有限责任公司的职务代理行为,故原告李某主张的工资款,应由被告南京某有限责任公司负责给付。原告与被告南京某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劳动用工关系的事实,被告明确认可,原告也不持异议。原告主张的仅是经结算后尚欠的工资款报酬,不涉及其他的劳动争议,且双方已对原告的工资进行了结算,被告并以书面形式承诺应付工资的金额和具体时间,视为拖欠劳动报酬争议。被告要求根据劳动法规定应仲裁前置的抗辩,缺乏事实依据,于法不符。据此,判决被告南京某有限责任公司给付原告李某劳动报酬人民币39400元。
【典型意义】
用工方与农民工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实际进行用工的情况甚多。如按照劳动争议案件对待,须先行仲裁程序,再进入诉讼程序的话,农民工追索工资的难度就加大了。对持欠条主张劳动报酬,且诉讼请求不涉及劳动关系等争议,视为拖欠劳动报酬争议,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受理。这对保护农民工依法追索劳动报酬,切实解决恶意欠薪问题具有示范意义。
合议庭组成人员:陈伟张丽丽马培松
十、某贷款公司与黄某、夏某等规避执行案 【基本案情】
2012年2月8日,黄某向某贷款公司借款人民币300万元,夏某等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年7月31日,案外人曹某明知夏某有4000多万债务,仍与夏某订立《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夏某将持有的432万元亚正公司股权,等价转让给受让方曹某;曹某于次日前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直接交付给夏某将股权转让款。8月2日,亚正公司将股东由曹亚刚、夏某变更为曹亚刚、曹某。曹某成为亚正公司股东后,即以亚正公司享有的对夏某女婿经营的恒能公司的债权330万元、为夏某代偿给恒能公司的150万元债务抵作曹某应付的股份转让款。
2012年8月14日某贷款公司起诉黄某、夏某归还借款。2014年12月4日,海门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令黄某归还某贷款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300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夏某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执行过程中,某贷款公司要求确认被执行人夏某转让股权给案外人曹某的行为无效或依法撤销该转让协议。
【裁判结果】
曹某明知夏某外债严重,仍与夏某协商,以亚正公司享有的对夏某女婿经营的恒能公司的债权330万元、为夏某代偿给恒能公司的150万元债务抵作曹某应付的股份转让款,严重损害了包括申请执行人某贷款公司在内的其他债权的人的利益,且与双方订立《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付款方式不符,具有明显恶意串通的情形。亚正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曹某以公司资产抵偿其个人债务,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代表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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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已支付股权转让对价义务。其行为符合规避执行行为的情形。海门市人民法院遂作出裁定:被执行人夏某与案外人曹某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典型意义】
本案中“转让”股权是一起较为典型的规避执行行为。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认定和处理规避执行行为若干问题的规定》,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对规避执行为可以立案审查,经审查符合相关法律行为无效或应予撤销的,可裁定确认该行为无效或撤销该行为。本案依据前述规定依法裁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将对类似规避执行行为起到震慑作用,树立法律权威,促进社会诚信。
合议庭组成人员:陈伟陈东万海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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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发布涉互联网知识产权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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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深圳前海法院审理涉自贸区案件十大典型案例
深圳前海法院审理涉自贸区案件十大典型案例
深圳前海法院成立以来,全面深化综合性司法改革,积极推进实施审判精品战略,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各类涉自贸区案件,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和引领市场行为,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近期,前海法院发布了2015-2016年涉自贸区十大典型案例。
案例一:淦某诉会丰公司金融衍生品种交易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1年11月,会丰公司在香港发起成立“万丰国际”文化艺术品交易平台,其后,淦某陆续通过香港万丰交易平台代理公司开通了5个会员账号,以进行艺术品份额化交易。2015年12月至2016年1月,会丰公司以业务调整等原因冻结了淦某位于香港万丰交易平台内的资金,淦某多次要求返还未果后起诉会丰公司,请求法院判令返还冻结于香港万丰交易平台内的结算资金,合计20余万港元。●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艺术品份额化交易是将标的物等额拆分,拆分后以每一份额的所有权为基础发行份额,公开上市交易,投资者可以参与艺术品份额的发行申购,持有原始份额,也可以在文化艺术品交易平台上买卖所持份额。艺术品份额化交易是艺术品交易的金融化尝试,属于金融衍生品种创新与探索的范畴,其作为一个金融与艺术品市场结合的新兴事物,现有的法律法规并未对其作出专门规定。现行证券法对“证券”的认定限于股票、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品种,艺术品份额化是一种金融及衍生工具创新,是资产证券化的一种探索与尝试,但证券化并不等于证券,本案所涉的艺术品份额化交易并不属于证券法的调整范围。综合上述情况,法院认为交易就是买卖的代名词,既然是买卖,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进行裁判。故判决会丰公司向淦某返还相关款项。
■典型意义
近年来,随着经济国力的增强,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逐渐成为全球备受瞩目的文化艺术品交易市场,同时,伴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艺术品的交易领域出现了将文化产业与金融特点相结合的一种改革性探索,并一度掀起了艺术品交易热,深圳和上海也成为国家级文化产权交易试点城市。前海蛇口自贸区是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的窗口,据统计,金融和类金融企业占自贸区企业的52%,前海法院受理的案件中,金融案件占31.87%。本案属于新类型案件,其典型意义在于其结合了金融、互联网、艺术品交易三个方面的因素:1.交易过程全部通过互联网进行。2.交易带有明显的标准化拆分、公开发行和连续性交易等证券化交易特征。3.交易标的是份额化的天珠、高古玉等艺术品。对于金融业态的创新和探索,通过本案判决指引艺术品交易平台必须依法设立、规范运营以及必须保护广大投资人合法利益。
案例二:国投保理与天谷公司保理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4年,国投保理与天谷公司签订《保理业务合同》,约定:国投保理同意以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方式,受让天谷公司对特定买方基于商务合同有权要求买方于应收账款到期日给付一定金钱之应收账款债权。国投保理在受让天谷公司应收账款债权的基础上,向其提供应收账款管理和保理融资服务。在受让的应收账款不能收回时,国投保理有权向天谷公司追索,天谷公司应无条件偿还国投保理融资款,并支付利息等费用。业务性质为有追索权回购型保理业务。双方选择隐蔽型保理,暂不将转让的事实通知买家。如到期天谷公司不回购,国投保理再将转让的事实通知买方。天谷公司向国投保理申请保理融资金并将对其雪津啤酒公司享有的所有应收账款转让给国投保理。保理融资期间,国投保理未收到应收账款。2015年1月,天谷公司向国投保理支付了540万元的溢价回购款。之后,天谷公司未再履行溢价回购义务。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保理是以应收账款转让为前提的综合性金融服务。国投保理作为一家经过批准的商业保理公司,与天谷公司签订的以转让应收账款为基础、提供融资服务的合同,符合保理合同的构成要件。双方在合同中约定采用隐蔽性保理方式,在应收账款转让的事实通知债务人前,债权的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法律效力,但并不影响国投保理与天谷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效力。保理融资期间,监管账户没有应收账款入账。保理融资期限届满后,天谷公司仅支付了540万元溢价回购款,合同约定的溢价回购情形成就,天谷公司应继续支付剩余溢价回购款500万元。■典型意义
在国家相关政策扶持下,前海合作区与自贸区的商业保理发展迅速。截至2015年12月底,在前海合作区与自贸区注册成立的商业保理公司数量已经突破1600家,位列全国第一,注册资本总额超过1248亿元,业务总额约为510亿元,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小企业解决了融资难的问题。
本案例涉及的是暗保理。明保理和暗保理是按照是否将保理业务通知购货商来区分的。明保理是指供货商在债权转让的时候应立即将保理情况告知购货商,并指示购货商将货款直接付给保理商。目前,在国内所开展的保理业务种类多数是明保理。暗保理是将购货商排除在保理业务之外,由保理商和供货商单独进行保理业务,在到期后供货商出面进行款项的催讨,收回之后再交给保理商。供货商通过开展暗保理可以隐瞒自己资金状况不佳的情形。商业保理公司创新暗保理的业务模式,一方面满足了资金状况不佳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另一方面也在商业风险控制的基础上扩展了自己的业务范围。本裁判对暗保理的业态创新予以支持和指引,有利于自贸区商业保理的健康、良性发展。
案例三:D银行诉L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4年5月,L公司向D银行提起融资租赁交易申请,银行根据该申请向指定的设备供应商购买了3台注塑机,其后双方签订了《租赁协议》,协议生效后,D银行履行了融资租赁协议项下的全部义务,L公司支付了租赁协议项下前17期租金。但自第18期起,L公司未再支付租金,双方发生纠纷诉至法院。案件审理中,在前海法院诉调对接中心的港籍调解员的主持下,当事人适用香港法达成了调解协议。
●裁判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局发布并于2014年6月1日实施的《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规定,跨境担保的登记或备案等手续不再作为效力性规定,而是管理性规定,违反该管理规定将受行政处罚。涉案融资租赁协议签订于2014年9月1日,本案适用该规定。故法院依法确认本案跨境担保法律关系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性规定的,不能适用域外法的情形。且本案调解协议改为人民币结算,不违反中国人民银行的现行相关规定。另外,本案调解协议的事项均属于商事合同当事人对一方违约后自行协商处理的和解约定,属于涉外商事合同契约自由的范畴。中国人民银行对内地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自2013年7月20日起已全面放开,对涉港融资租赁的利率更没有限制性规定。故本案采纳香港庄善庆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结论,确认本案调解协议的事项不违反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相关法律规定,不存在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法院对本案调解协议予以确认。
■典型意义
本案为涉港融资租赁纠纷,是前海法院适用香港法裁判的首宗案件,各方当事人在涉案融资租赁协议中约定适用香港法。据国家统计局深圳调查队的调查,约76.5%的受访企业表示愿意与在前海合作区注册的港资企业签订适用香港法律的合同。涉外融资租赁是前海合作区与自贸区常见的金融产品类型,之前不少法院以违反中国法律规定为由对该类型案件不予适用域外法。本案适用香港法对该类纠纷进行审查,最终确认涉案调解协议没有违反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相关法律规定,符合中国内地法律的程序规定和相关规定,调解协议合法。宣示了前海合作区与自贸区对跨境融资租赁纠纷可以适用香港法或域外法进行审理,这将增加香港籍、外籍当事人在前海投资创业的法治信心,也为自贸区的法治营商环境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案例四:宝利公司诉赵某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3年4月,赵某与宝利公司签订《车辆买卖合同》,约定:赵某将其名下的小汽车转让给宝利公司。宝利公司分两期支付转让款,于当日支付第一期款项,于租赁期限届满前支付第二期款。同日,双方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届满,赵某支付名义价款后,小汽车归赵某所有。合同签订后,宝利公司向赵某支付了首期款项和10期租金后,未再向宝利公司支付租金。宝利公司诉请赵某支付剩余未付租金及违约金。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赵某将其名下的小汽车出卖给宝利公司,再从宝利融资租赁合同处租回该小汽车,构成售后回租类的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双方签订的车辆买卖合同和租赁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效力禁止性规定,双方应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赵某未按时足额支付租金,构成违约,宝利公司有权请求赵某支付剩余未付租金及违约金,赵某付清租金后,小汽车归赵某所有。
■典型意义
融资租赁是前海合作区与自贸区金融服务领域扩大开放的行业,制度创新激发了该领域市场活力,至2015年5月底区内设立的融资租赁企业多达324家,占深圳的95%,占全国的17%。融资租赁企业经营的业务包括了传统直租类融资租赁和售后回租类的融资租赁。相对于直租,售后回租不是典型的融资租赁方式。本案例对非典型的售后回租给出了支持的司法态度。售后回租方式使设备制造企业或资产所有人在保留资产使用权的前提下获得所需资金,同时又为出租人提供投资机会。资产所有者用这种方式盘活资产,仅将少部分用于缴纳租金,增加了市场活力。
案例五:庆承公司诉ILHAMI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庆承公司诉称,庆承公司与ILHAMI于2008年开始贸易往来,ILHAMI向庆承公司采购电子产品后,再将采购的电子产品销售给其所在国的其他客户。自2008年10月25日起,ILHAMI又多次向庆承公司购买监控设备及相关附属电子产品。ILHAMI仅支付了82855美元货款,尚欠货款人民币1097530.45元。庆承公司多次追讨未果,据此,诉请法院判令ILHAMI立即给付货款1097530.45元及利息。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庆承公司对其主张的双方存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关系,其已将货物交付给ILHAMI的事实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庆承公司提交的商业发票、形式发票、提单、空运单、付款记录等证据,没有原件核对,ILHAMI对此也予以否认,无法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即使上述证据真实,也不证明ILHAMI是买方、受领了货物和支付了相应货款。庆承公司主张,其向ILHAMI出卖并交付了讼争货物,缺乏充分的证据链条支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庆承公司请求ILHAMI支付拖欠的货款及利息,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典型意义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是自贸试验区的主要商事纠纷类型之一。当事人基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提起诉讼的,首先应当举证证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存在与成立。在司法实践中,提起诉讼的一方常因不能举证证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生效并已履行,而败诉。当事人证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生效和履行,主要通过两种途径:(1)证明合同成立的法律要件已经具备;(2)证明合同已经履行且为相对人接受。客观而言,在没有书面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情况下,当事人可提出的据以证明买卖双方达成合意的证据比较有限。因此,在国际贸易中,当事人首先签订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显得尤为重要。在没有签订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情形下,应通过保存固定履行过程中的证据来补救,如传真、电子邮件、由对方签署的送货单等证据,以便纠纷发生后,提起诉讼时作为证据使用。
案例六:新濠公司诉友车公司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新濠公司与友车公司于2004年5月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书》,约定新濠公司将位于深圳火车西站南侧地块共7000平方米租给被告做汽车销售使用,该出租的土地是新濠公司从平南公司租来的。后因租赁合同到期,新濠公司与友车公司没有签订新的租赁合同,其后,双方因租金发生争议,友车公司从2015年1月至5月拖欠租金、管理费。新濠公司遂诉至法院要求友车公司支付租金及违约金。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涉案租赁地块是平南公司以平南铁路建设用地为由依法征用而来,平南公司对此具有合法使用权;经相关部门决定批复原告在涉案土地即平南铁路预留发展用地上建设汽车展厅及3S店,第三人办理了临时建筑许可证,新濠公司、平南公司并不存在违法出租国有土地的情形,涉案租赁合同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中新濠公司与平南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新濠公司与友车公司之间的《土地租赁合同书》,两份合同的租赁期限均已到期,友车公司在合同到期后并未搬离涉案租赁土地,而是继续使用涉案租赁土地,新濠公司对此亦未表示异议,仅是要求友车公司按照原合同约定支付租金等费用,双方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租赁期限为不定期。故判决,友车公司向新濠公司支付土地租金、违约金。
■典型意义 自深圳前海合作区与自贸区成立以来,自贸区内的土地价值飞速增长,自贸区内的土地使用权、收益权、租赁权等权益价值也大大提升,有关纠纷也开始出现。因前海合作区与自贸区在未开发之前,部分区域属于填海区、滩涂和沟渠,例如深圳市平南铁路有限公司等土地使用权人在上世纪90年代取得土地使用权,但因为历史原因以及区域内的土地开发的局限性影响,部分土地使用人并未取得深圳市国土部门颁发的使用权证。从而因为产权不明晰导致上述土地在租赁、收益过程中产生了合同效力的纠纷和争议。本案对确定前海合作区与自贸区内的尚未取得国土部门出具的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使用权纠纷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案例七:启祥公司诉RGB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2年底开始,RGB公司向启祥公司采购电子产品IC,双方以采购订单方式约定交易条款,采购订单还约定:交货地点为RGB公司香港仓库,付款方式为“月结30天,现汇”,启祥公司每次送货时提供发票及包装清单。双方一直以上述方式进行业务合作。合同履行过程中,RGB公司根据收货方巴西某公司的反映,向启祥公司提出其供货的产品有质量问题,双方就货物的质量、货物更换、货款支付问题发生纠纷。随后启祥公司以RGB公司拖欠货款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判决RGB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本金及欠款利息。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根据启祥公司与RGB公司双方提出的发票证据可以认定货款的金额,就质量问题给RGB公司造成损失,已通过更换问题货物的方式达成了一致意见。本案最大争议是RGB公司主张的巴西客户向RGB公司索赔的损失问题,从RGB公司提交的证据看,其提交的损失依据仅为单方陈述的电子邮件,没有其他证据佐证,RGB公司是否真实地产生损失,其举证并不充分。故判决RGB公司向启祥公司支付剩余货款。启祥公司应偿付RGB公司退货空运费用。
■典型意义
国际货物买卖的货物出运境外后因质量问题发生的纠纷,往往案情比较复杂。本案在审理的过程中,法院探索适用了以庭审为中心的诉讼机制,召开了多次庭前会议,庭审时双方围绕案件的事实及证据进行了充分的辩论。法官围绕庭审中固定的事实和争议的焦点,审慎的进行了审查,最终宣判后原被告双方都没有上诉。本案体现了前海法院积极推进以庭审为中心的民事诉讼机制改革,高度重视港企在内的各营商主体的合法权益,为自贸区内的经营者提供高效专业的审判服务,打造合作区自贸区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案例八:冯某诉工商银行借记卡纠纷案件
【基本案情】
2014年4月,冯某在工商银行处办理了银行借记卡,同时申请开通了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以及对外转账业务,领取了二代U盾、工银电子密码器作为身份确认工具。2015年5月,冯某手机收到标注电话号码为“95588”的短信,内容“您的工银密码器将于今日失效,请登入我行手机网站wap-ioc.cc进行升级,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工商银行】”。冯某按照上述短信内容,登录手机网站wap-ioc.cc进行操作,按照页面提示输入了上述借记卡号和密码,并通过电子密码器进行了验证。操作完毕后,其手机随即收到标注电话号码为“95588”的短信,内容“您尾号0554卡12日09:19网上银行支出(网转)49989元【工商银行】”。经查询,上述款项被转至他人银行卡内。冯某以工商银行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未对冯某账户进行有效保护为由,诉请工商银行赔偿其经济损失。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冯某与工商银行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是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义务。从冯某登录涉案“wap-ioc.cc网站”、输入其银行卡号及密码信息等事实经过来看,可以确认涉案款项系不法分子利用电子信息技术手段,假冒工商银行官方客服短信和网站页面,骗取冯某银行卡号及其密码信息所致。在冯某作为储户方已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并已输入正确的电子交易认证信息即银行卡号及密码信息的情况下,作为存款银行的工商银行而言,可视为正常交易,工商银行在此过程中并不存在违约行为,主观上亦不存在过错。冯某因此遭受的损失,是其主观上疏忽大意,轻信不法分子利用信息技术发送的虚假客服短信和网站页面,并在未经核对的诈骗网站上自己输入银行卡号、密码信息造成的。故驳回冯某要求银行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金融业和信息服务业是前海合作区与自贸区重点发展的主导产业。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发展网上银行已成为全球银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银行卡持有人在享受网上银行便利服务的同时,不法分子利用网上银行设置“钓鱼网站”进行诈骗的事件亦时有发生。本案裁判结果表明,在银行卡法律关系中,发卡银行对交易安全的保障义务并非是无限制的。持卡人开通网上银行服务,即是同意发卡银行以银行卡号、密码信息等作为电子交易的身份认证信息。如交易对方输入正确的银行卡号及密码等电子交易认证信息,对发卡银行而言,可以视为正常交易。因此,持卡人对自己的银行卡号、密码等信息应当尽妥善保管义务。由于“钓鱼网站”网页设计与银行官方网站相似度较高,持卡人登录网上银行时首先应当注意核对网站域名,以核实后所登录的网站是否属于发卡银行官方网站,避免类似本案诈骗事件的发生。
案例九:CW财务公司诉中阳服务中心借款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5年11月,CW财务公司与中阳服务中心签订了一份《买方信贷最高授信额度合同》,约定创维财务公司向中阳服务中心提供最高授信额度为20万元的借款且授信用途为支付“创维-RGB”货款。双方当事人于2016年2月就借款延期支付签订了一份《展期协议》,展期至2016年2月29日止,借款展期到期后,中阳服务中心仍未归还借款,CW财务公司遂对中阳服务中心违约行为进行追讨,中阳服务中心出具《还款承诺书》,再次承诺还款期限,其后,由于中阳服务中心未按此承诺履行,CW财务公司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中阳服务中心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CW财务公司向中阳服务中心贷款,其用途用于购买指定商品,这类借款合同类型是一种较为新型的融资方式,属于买方信贷借款合同类纠纷。买方信贷的含义指金融机构直接向借款人提供贷款,其附带条件为必须使用此贷款购买指定商品,即为约束性贷款。在本案中,CW财务公司是具有金融许可的财务专业公司,有买方信贷等金融许可的业务范围,其向中阳服务中心等商家提供贷款,指定中阳服务中心等商家用于购买创维集团生产的家电等产品,这属于典型的“买方信贷”范围。此类合同因CW财务公司具有相应资质,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且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CW财务公司与中阳服务中心签订的《买方信贷最高授信额度合同》是有效合同,双方均应按约履行。故判决中阳服务归还CW财务公司借款本金及利息。
■典型意义
所谓买方信贷是指经销商与产品生产企业签订购销合同后,应经销商申请或产品生产企业推荐,由财务公司或金融机构向经销商提供融资的一类金融产品服务。这类金融服务其产品特点及适用对象主要在于解决经销商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困扰,缓解资金压力,其特点在于支持经销商提高市场占有率,实现快速发展。对产品生产企业而言,通过资金扶持经销商,扩大了产品生产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能够快速实现资金回笼的目的,对借贷双方而言,能够体现双赢局面。本案审理中,审慎地区分该类案件,作出相应的司法处理,形成良性的司法引导,助力于当前的“供给侧改革”。
案例十:陈某诉通和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
【基本案情】
陈某于2015年9月入职通和公司,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及相关保密协议,陈某试用期为2015年9月15日至2015年12月14日。2015年12月28日,通和公司向陈某发出《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称:双方劳动合同于当日解除。双方就工资、加班费、保密费等离职后费用问题产生纠纷,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其工资、加班费、保密费、赔偿金等费用。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在于是否应该支持保密费,参照竞业禁止的规定,对商业秘密也不能无期限的保护,通常情况下,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劳动合同期满或者解除劳动关系后,承担保密义务的期限不得超过2年,除非有特殊需要,应在劳动合同予以明确2年后的补偿标准。否则,这种保密约定对劳动者无效。本案当事人签订的《保密协议》未约定保密的具体期限,因对解除劳动合同2年后的保密期限、保密费等条款双方尚未明确,本案中的保密费,缺乏合同依据。故判决通和公司支付陈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应发工资、加班工资及部分律师费用。
■典型意义 本案一定程度解决在保守商业秘密上法律规定不明确导致法律适用存在的争议问题,有利于统一裁判标准,提供裁判参考。另外,所涉的企业是一家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对于该类新兴产业劳动关系提供司法保障,有利于引导自贸区合作区互联网金融等新兴企业的发展,加快科技创新。本案的判决结果既加强对商业秘密的保护,保护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也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权利,既有利于技术创新和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又增加劳动者的就业机会,促进了自贸区合作区市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