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点盘点5篇

第一篇：我国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点盘点

我国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点盘

点

在目前中美G2货币政策框架下，美国经济近几年的缓慢复苏支撑了美联储新近持续加息动作。强势美元在美联储进入加息通道后再现。经济研究人员认为，中国央行为了阻止资金跨境外流、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和维持一定的外储水平而被动跟进美联储的中性化步子，于中期未来适当时点需要转换政策姿态，运用加息和收紧流动性等一些列紧缩措施防范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点。这些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几种典型类别：流动性沉淀和本币贬值风险；政府债务、全社会债务比率攀升高杠杆--债务风险；低经济增长下悲观预期惯性：预期风险；数轮资产（房地产）过度膨胀（高房价）相关联的系统性危机点。人民币汇率波动和贬值预期

美联储政策持续加息所产生的国内人民币汇率过度波动和贬值预期风险。判断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说有这样RMB贬值预期，且会有可能成为系统性风险？

G2周期差异性与政策切换的时机。中美经济周期差异，处于复苏早期的中国经济和市场状态，使得中国中央银行无法现在贸然跟进美联储加息、紧缩。对时机的研判重要且敏感--缓跟进周期太长，时机把握不好，都会导致市场预期改变--汇率下行--如果出现突然、断崖式状态，系统性风险就可能出现---1997-1998亚洲金融危机模式下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等资金（热钱）外流，本币汇率大幅贬值而引发系统性风险爆发，所有这些发生在美联储美联储90年代的一轮升息过程之中。

债务比率与高杠杆风险,国内现有的债务风险包括一下几点: 第一，政府债务、全社会债务比率连年攀升所产生的高杠杆引起的债务风险；

第二，国内各级地方政府债务比率变化与攀升：现状、原因与未来走势；

第三，全社会杠杆率连年上升：M2/GDP 比率近年来大幅攀升原因与趋势 2016年底达

到256%；

第四，非金融企业债债务比率升至156%（2015年）。

近年来我国经济中的杠杆率迅速上升。2014年末中国经济整体的债务总额为150.03万亿元。其占GDP比重从2008年的170%上升到235.7%，6年上升了65.7个百分点。如果剔除金融机构部门，中国实体部门的债务规模为138.33万亿元，其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157%上升到2014年的217.3%，6年内上升了60.3个百分点。经济研究人员认为，无论取何种口径，中国的杠杆率迅速上升都是确定无疑的事实。

去杠杆降低系统性风险是克服危机之根本。去杠杆是克服危机、调整经济结构、促使国民经济恢复健康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从债务率=债务/收入 这个公式出发，去杠杆的方法有“分子对策”和“分母对策”两类。“分子对策”效果显著但有不可忽视的副作用，“分母对策”不会像分子对策那样立刻见效，但却是治本之道。

经济增长趋势性下滑所产生的悲观预期惯性：预期风险

2016年以来，官方对中国经济走势的基本认识是：经济保持见底回升势头，连续三个季度GDP维持6.7%，第四季度6.5%。PPI荣枯指数四年半以来也于第四季度出现转正，基于此点的研判是--中国经济所经历的L型拐点已过。但事实上，众多信息源所显示的最新的统计数据都显示2017年经济回升力度并不乐观，GDP 年度增长率可能在6%或更低的水平上下徘徊。经济增长力度或在近期呈惯性式下滑态势---这会改变对市场的预期形成悲观预期后，会对市场产生很大的负面冲击。

在此背景环境下，非理性的市场投机行为往往会主导金融市场和投资者行为，因而很容易形成用基本面解释不了的意外冲击和风险累加，金融市场对意料之外的政策调控和意外事件的发生往往会做出过度反应，经济研究人员提醒各位，在悲观预期惯性化驱动下，金融系统价格波动幅度超预期的升高，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发生的概率就会随之大幅攀升。

多轮资产（房地产）过度膨胀所产生的系统性危机点

多轮资产过度膨胀所产生的系统性危机点。包括银行不良资产上升、依赖土地抵押所生

成的土地信用体系的萎缩或者崩溃，这就会触发系统性风险爆发。

未来一两年银行不良资产的态势可以分为存量和增量两个部分考虑。从存量上看，经济研究人员发现，由于风险尚未充分暴露，特别是经济增速放缓对小微企业的影响仍将在较长时间内持续，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尚未结束，加之一些传统优势产业面临进一步整合，未来一两年可能出现“捂不住”的情况，带来不良率继续攀升；从增量上看，由于近年来银行风险防范意识大大增强，约束机制进一步完善，新增不良资产的增速得到了有效控制。从目前看，由于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艰巨，短期内我国经济回稳复苏的难度较大，因此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中实际蕴含的不良资产总额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将维持上升态势。

与此同时，种种金融风险的堆积、房价过快上涨威胁可持续增长，并最终威胁金融系统安全形成系统性风险。中国经济自2003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过热、信贷的高速增长很大部分是围绕房地产业盲目扩张而来。而房地产投机泡沫造成的需求过度增加，尽管短期会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但是长期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因为，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无论市场上这个商品多么有价值，价格涨得有多高，最终价格总是要回归理性。日本泡沫经济期间房价大涨以及90年代房价大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应当看到，房地产泡沫化发展是推动我国宏观经济投资过热一个重要的动力源，也是造成经济结构性失调的重要原因，给宏观经济稳定构成了威胁。若房地产市场逆转，房价下跌且下跌幅度较大，将对经济造成严重打击，投资品价格会大幅下滑，支出减少，消费低迷，家庭以及银行资产大幅度贬值，银行呆、坏账增加，造成经济长期增长乏力，威胁到整体经济的安全，严重的可造成社会危机。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的发生，其教训非常值得我们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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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

第二篇：国内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点盘点

国内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点盘点

在目前中美G2货币政策框架下，美国经济近几年的缓慢复苏支撑了美联储新近持续加息动作。强势美元在美联储进入加息通道后再现。元立方金服研究人员认为，中国央行为了阻止资金跨境外流、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和维持一定的外储水平而被动跟进美联储的中性化步子，于中期未来适当时点需要转换政策姿态，运用加息和收紧流动性等一些列紧缩措施防范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点。这些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几种典型类别：流动性沉淀和本币贬值风险；政府债务、全社会债务比率攀升高杠杆--债务风险；低经济增长下悲观预期惯性：预期风险；数轮资产（房地产）过度膨胀（高房价）相关联的系统性危机点。元立方金服，专注于PPP、市政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互联网金融理财平台。

人民币汇率波动和贬值预期

美联储政策持续加息所产生的国内人民币汇率过度波动和贬值预期风险。判断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说有这样RMB贬值预期，且会有可能成为系统性风险？

G2周期差异性与政策切换的时机。中美经济周期差异，处于复苏早期的中国经济和市场状态，使得中国中央银行无法现在贸然跟进美联储加息、紧缩。对时机的研判重要且敏感--缓跟进周期太长，时机把握不好，都会导致市场预期改变--汇率下行--如果出现突然、断崖式状态，系统性风险就可能出现---1997-1998亚洲金融危机模式下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等资金（热钱）外流，本币汇率大幅贬值而引发系统性风险爆发，所有这些发生在美联储美联储90年代的一轮升息过程之中。

债务比率与高杠杆风险,国内现有的债务风险包括一下几点: 第一，政府债务、全社会债务比率连年攀升所产生的高杠杆引起的债务风险； 第二，国内各级地方政府债务比率变化与攀升：现状、原因与未来走势；

第三，全社会杠杆率连年上升：M2/GDP 比率近年来大幅攀升原因与趋势 2016年底达到256%；

第四，非金融企业债债务比率升至156%（2015年）。

近年来我国经济中的杠杆率迅速上升。2014年末中国经济整体的债务总额为150.03万亿元。其占GDP比重从2008年的170%上升到235.7%，6年上升了65.7个百分点。如果剔除金融机构部门，中国实体部门的债务规模为138.33万亿元，其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157%上升到2014年的217.3%，6年内上升了60.3个百分点。元立方金服研究人员认为，无论取何种口径，中国的杠杆率迅速上升都是确定无疑的事实。

去杠杆降低系统性风险是克服危机之根本。去杠杆是克服危机、调整经济结构、促使国民经济恢复健康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从债务率=债务/收入 这个公式出发，去杠杆的方法有“分子对策”和“分母对策”两类。“分子对策”效果显著但有不可忽视的副作用，“分母对策”不会像分子对策那样立刻见效，但却是治本之道。

经济增长趋势性下滑所产生的悲观预期惯性：预期风险

2016年以来，官方对中国经济走势的基本认识是：经济保持见底回升势头，连续三个季度GDP维持6.7%，第四季度6.5%。PPI荣枯指数四年半以来也于第四季度出现转正，基于此点的研判是--中国经济所经历的L型拐点已过。但事实上，众多信息源所显示的最新的统计数据都显示2017年经济回升力度并不乐观，GDP 增长率可能在6%或更低的水平上下徘徊。经济增长力度或在近期呈惯性式下滑态势---这会改变对市场的预期形成悲观预期后，会对市场产生很大的负面冲击。

在此背景环境下，非理性的市场投机行为往往会主导金融市场和投资者行为，因而很容易形成用基本面解释不了的意外冲击和风险累加，金融市场对意料之外的政策调控和意外事件的发生往往会做出过度反应，元立方金服研究人员提醒各位，在悲观预期惯性化驱动下，金融系统价格波动幅度超预期的升高，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发生的概率就会随之大幅攀升。

多轮资产（房地产）过度膨胀所产生的系统性危机点

多轮资产过度膨胀所产生的系统性危机点。包括银行不良资产上升、依赖土地抵押所生成的土地信用体系的萎缩或者崩溃，这就会触发系统性风险爆发。

未来一两年银行不良资产的态势可以分为存量和增量两个部分考虑。从存量上看，元立方金服研究人员发现，由于风险尚未充分暴露，特别是经济增速放缓对小微企业的影响仍将在较长时间内持续，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尚未结束，加之一些传统优势产业面临进一步整合，未来一两年可能出现“捂不住”的情况，带来不良率继续攀升；从增量上看，由于近年来银行风险防范意识大大增强，约束机制进一步完善，新增不良资产的增速得到了有效控制。从目前看，由于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艰巨，短期内我国经济回稳复苏的难度较大，因此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中实际蕴含的不良资产总额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将维持上升态势。与此同时，种种金融风险的堆积、房价过快上涨威胁可持续增长，并最终威胁金融系统安全形成系统性风险。中国经济自2003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过热、信贷的高速增长很大部分是围绕房地产业盲目扩张而来。而房地产投机泡沫造成的需求过度增加，尽管短期会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但是长期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因为，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无论市场上这个商品多么有价值，价格涨得有多高，最终价格总是要回归理性。日本泡沫经济期间房价大涨以及90年代房价大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应当看到，房地产泡沫化发展是推动我国宏观经济投资过热一个重要的动力源，也是造成经济结构性失调的重要原因，给宏观经济稳定构成了威胁。若房地产市场逆转，房价下跌且下跌幅度较大，将对经济造成严重打击，投资品价格会大幅下滑，支出减少，消费低迷，家庭以及银行资产大幅度贬值，银行呆、坏账增加，造成经济长期增长乏力，威胁到整体经济的安全，严重的可造成社会危机。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的发生，其教训非常值得我们汲取。

（注：文章源自专注于PPP、市政建设投资的互联网金融理财平台元立方金服，执笔人为元亨祥经济研究院，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三篇：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及防范

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因素分析和防范对策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定义

金融风险对经济活动的影响错综复杂,造成金融风险的因素很多,金融风险的种类也多种多样｡目前,国际经济金融界对系统性金融风险(systematic financial risk)尚没有一个规范､公认的定义,但系统性金融风险应该包括这样几层含义｡

第一,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指一个事件在一连串的机构和市场构成的系统中引起一系列连续损失的可能性,其表现形式是因一个金融机构的倒闭,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第二,金融风险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微观金融风险,是指个别金融机构在营运中发生资产和收益损失的可能性;二是中观金融风险,是指金融业内部某一特定行业存在或面临的风险;三是宏观金融风险,是指整个金融业存在或面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第三,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指由于某种因素给所有金融机构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因此,系统性金融风险将对整个金融市场的参与者都有影响,而且该风险通常是难以规避和消除的｡

第四,系统性金融风险又可称之为市场风险,是指市场的全局性风险｡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因素

(一)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

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是指由于金融机构的内在脆弱性所引起的系统风险,它甚至会引发金融危机｡引发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的因素包括以下几种｡

1.金融体系的流动性风险

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结构特征是导致其脆弱性的重要原因｡银行的负债大都是流动性极强的,而资产则往往有一定期限,资产负债有着天然的不匹配的特点,因此,银行的首要风险是流动性风险｡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银行发生流动性问题时容易产生挤兑,并且一家银行的挤兑可能导致存款人对整个银行体系丧失信心,导致全面的挤兑,引发系统性风险｡而且由于电子技术和信息处理的发展,以及金融自由化使居民更容易变换银行储蓄的货币组合,因此银行体系更容易受到攻击｡国际性大银行的流动资产中,除了现金资产与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储备金资产外,还有大量短期性的有价证券以及商业票据,保证了资产的流动性｡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被动负债大量增加,而投资渠道缺乏,过多的流动性投向资金和货币市场,导致货币市场主要投资工具利率持续走低,甚至和存款利率倒挂｡在证券业,一些证券公司通过挪用客户保证金､违规国债回购交易､保底委托理财等形成大量违规负债,所得资金主要用于证券自营甚至做庄,或被大股东占用,形成了巨大的资金缺口,潜伏着严重的支付风险｡

2.金融机构过度不良债权和资不抵债的风险

依据IMF的统计,从1980年以来,发生严重金融问题的108例中,由于银行不良贷款引发的有72例,占67%;发生金融危机的有31个国家共41起,其中由不良贷款引发的有24起,占50%以上｡因此,威胁金融系统安全运行的主要风险仍然是不良贷款问题｡[1]

长期以来,我国系统性风险的潜在因素主要表现为国有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的巨额不良贷款｡截至2005年12月末,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已经累计处置第一次剥离的不良资产8397.5亿元,处置进度已完成66.74%｡国有商业银行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革､处置不良资产取得了较快进展,但仍然潜在较大风险,主要表现在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比率仍然偏高和盈利水平偏低｡2004年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总资产收益率(ROA)普遍低于一些国际大银行｡[2]此外,我国银行业贷款集中度过大,对集团企业客户多头授信和对重点行业集中授信的现象普遍存在,不利于分散经营风险和防止关联交易风险,往往会导致风险扩散和放大的负面效应,从而产生系统性风险｡中小金融机构资本实力较弱,存在着较大的信贷风险｡

3.金融机构的利率风险

许多国家利率市场化以后,银行之间吸收存款的竞争更加激烈,使各种金融机构或金融工具间利率水平差距缩小｡我国商业银行的中长期贷款执行“合同利率､一年一定”的政策,而定期存款利率则执行合同利率,在这种情况下,利率的下调往往会减少银行的净利差收入｡目前这种风险在外币市场已出现｡由于大额外币存款利率由银行自行定价,银行将利率水平的高低作为争取市场份额的契机,从而造成存款利率上升幅度大于贷款利率的上升幅度,利差收入明显下降｡

4.金融机构操作失误引起的风险

金融机构操作失误会导致经营困难,并有可能影响整个金融市场,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内控机制逐步完善,但由于操作风险引发的损失也较大｡2003年6月,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公布了对2002年以及之前对中国人寿总公司以及全系统3400多个分支机构的审计结果｡审计发现各类案件线索28起,涉案金额4.89亿元｡2005年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通过现场检查,共查出金融机构违规金额7671亿元,处罚违规金融机构1205个,违规人员6826人,取消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325人｡[3]

5.金融混业经营的风险

我国加入WTO以后,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面对巨大压力积极寻求在金融业务上开展合作,出现了一批以银行与证券､银行与保险､证券与保险合作为背景的跨行业交叉性金融工具｡如国内证券机构和银行机构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进行短期融资,证券公司的股票质押贷款以及“银证转账”和“银保合作”等｡另外,我国境内已形成了一些类似于集团混业经营､子公司分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并不断创造出跨行业的交叉性金融工具｡跨市场､跨行业的金融风险对金融系统的危害不仅体现在其风险特征的复杂性,而且风险有可能在各个市场､各行业之间快速转移､传播､扩散,形成系统性风险,并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灾难性的冲击｡

(二)宏观经济波动对金融体系的影响

我国金融业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在新的宏观经济发展形势与市场环境中,金融系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成为影响金融稳定和安全的重要因素｡

1.金融发展格局不协调和风险向银行集中｡一些学者认为,金融深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广义货币M2和GDP的比率上升,然而并不是所有这些上升都是对银行有益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银行负债的增长相对于经济规模和国际储备的存量上升很快,而且银行负债在流动性､期限和货币构成方面显著不同于银行资产,银行资本以及损失的储备不能够弥补银行资产的波动,经济也面临着重大的信心冲击等,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将上升｡

目前,我国M2/GDP比例居高不下,2003年､2004年和2005年为别为187%,186%,164%,远高于美英日等发达国家和一些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银行业吸收了大量储蓄存款,且主要依靠发放中长期贷款来释放储蓄增长的压力,导致全社会的融资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体系｡[4]从长期看,过多的货币供给可能冲击物价和资产价格的稳定,不利于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同时也挤压了货币政策的调控空间｡

2.隐形赤字的货币化压力增大和通货膨胀风险增加｡根据历史经验,各类金融风险最终都会逐步向央行和财政集中｡2005年末,我国短期外债余额为1561.4亿美元,比2004年末增加329.4亿美元,占外债余额的55.6%,占比高于国际公认的25%警戒线｡我国有相当大的隐形财政赤字,这包括国有商业银行部分政策性不良贷款､社会保障“欠账”以及地方政府债务等｡这种财政综合负债占GDP比例约90%,财政总债务率已超过国际公认45%的警戒线｡如此高的财政负债率,容易导致财政风险,最终影响币值稳定｡中央银行资金运用的准财政性支出增多,贷款回收率低,不良比例高,形成了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大量占用中央银行资金的局面,容易造成中央银行财务状况恶化,削弱中央银行调控能力｡[5]

3.宏观经济波动较大,经济的扩张和收缩,可能使企业大量债务拖欠,导致银行风险出现的频率和强度都比较高｡2003年上半年,我国宏观经济出现过热苗头,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率仅次于1992-1993年,成为历史上投资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我国投资增长明显过猛,使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显现,导致金融系统性风险加大｡

(三)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由于历史､体制等多种原因,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存在一些不平衡的状况,包括整个融资结构中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不平衡;直接融资中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发展的不平衡;债券市场中国债､金融债与企业债发展的不平衡等｡

1.货币市场的风险

我国的货币市场与发达国家的货币市场相比,其深度和广度不够,货币市场的内在功能还有待于提升｡一是货币市场交易工具和品种过于单一｡目前在货币市场上采用的交易工具只有拆借､回购和承兑汇票,货币市场中可供交易的工具偏少｡票据市场只有交易性票据,没有融资性票据｡在交易性票据中,银行承兑汇票所占比重远高于商业承兑汇票｡债券品种也只有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券,发行主体过少,期限偏长,缺乏短期债券品种,不利于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形成｡二是货币市场流动性有待提高｡市场缺乏流动性既有债券供给和需求方面的原因,也有交易方式单一､做市商和经纪人等竞争性市场交易中介空缺､市场透明度不高等方面的原因｡三是货币市场中交易的集中度偏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的竞争性和效率｡在拆借和回购交易中,商业银行为主要的资金融出方,占比一般为80%以上,形成了一定的垄断性｡四是票据市场一些主体行为不规范､法制信用观念淡薄､违规经营票据业务的现象屡禁不绝｡

2.资本市场的风险

我国资本市场是在经济转轨时期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新兴市场,转轨时期的体制问题与新兴市场的基础缺失相互关联,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结构性缺陷和风险隐患,影响了市场稳定运行,使得资本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需求不协调｡一是市场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证券市场整体上发展滞后,除了交易工具和结构性问题外,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上市公司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其承诺或其注册会计师预测的指标相去甚远,其业绩往往不会维持很长,而且也难以作为投资者投资的依据｡二是投资者结构不合理以及投资者违规操作行为造成的风险｡我国证券市场主要以中小投资者为主,缺少多元化的､具有竞争性和互补性的､拥有长期稳定资金以及长期投资理念的机构投资者,不利于抑制证券市场的短期投机行为､提高证券市场的流动性和有效控制系统性风险｡三是市场融资功能萎缩,产品结构和监管制度等存在缺陷｡股票发行监管仍存在较多问题,发行和上市审核体制分工与衔接不合理｡新股发行和再融资渠道不畅通,优质上市资源外流,直接影响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四是市场交易和结算制度不能满足市场迅速发展和控制风险的需要,缺乏对投资者直接保护的制度｡五是监管机构缺乏管理经验而对证券市场干预不及时､不果断或进行不正常干预而造成的证券市场的震荡｡

3.保险市场的风险

目前我国保险业务快速增长,但保险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还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和风险｡一是保险业的偿付能力较低｡占市场份额超过70%的国有保险公司长期以来偿付能力处于不足的状态｡二是保险业在快速发展中存在着道德风险｡当前我国保险业在社会上的信誉度不高,保险公司诚信状况存在着不少问题｡少数保险公司培训和管理代理人不严格,存在唆使､误导代理人进行违背诚信义务的活动｡保险公司缺乏诚信记录披露制度,消费者无法考查保险人的承保能力､赔付实力､资产质量､经营状况､风险管理､发展前景等与诚信相关的信息,投保人购买保险时缺乏充足的诚信信息支持｡三是保险产品的结构风险｡当前我国保险产品结构单一的问题比较突出,保费收入主要来自少数险种,而且各家保险公司险种结构的相似率达90%以上｡四是保险资金运用风险｡目前,保险可用资金已超过1万亿元,但由于资本市场还不成熟,保险资金运用渠道仍偏小,保险公司资产负债匹配难度较大｡寿险业资产负债匹配风险较高,5年以上中长期资产与负债不匹配的程度已超过50%,且期限越长,不匹配程度越高,有的高达80%,资产平均期限与负债平均期限相差10-15年,在偿付高峰到来时期可能集中爆发流动性风险｡

(四)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开放经济条件下,许多国家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放松对利率和汇率的管制,导致市场波动幅度剧增,金融机构大量涉足高风险的业务领域,风险资产明显增加,游资的冲击有时也会造成巨大的危害｡

1.开放经济中的汇率风险

开放经济中的国民收入的均衡公式为:Y=AD=A(Y,I)+NX(Y,Y*,ePF/P),式中,国内总需求A取决于国民收入Y与利率水平I;净出口NX作为国内收入Y､国外收入Y*与实际汇率ePF/P的函数｡汇率变动对内在均衡和外在均衡的影响是很大的｡

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浮动有可能增大进出口企业以及商业银行的汇率风险｡首先,此次调整将对热钱的流向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间接地冲击国内经济｡如果国际游资认为我国央行在短期内将继续调整人民币汇率他们很有可能会加大流入我国的速度;如果他们的预期不是这样,则有可能撤离部分热钱,将导致资本大量和快速流动,影响国内经济金融的稳定｡其次,由于人民币汇率调整而引起的外贸出口企业利润的受损将间接地影响银行业的经营,银行在这一行业的不良贷款有可能增加｡最后,企业和居民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也将对银行经营产生影响｡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预期有可能会导致结售汇的大量增加,银行一方面获得的中间业务收入会上升,但另一方面外币存款会因此而大量减少｡另外,对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预期还可能导致外币贷款的增加,从而对银行外币头寸产生较大压力｡由于存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可能过度举借外债进行低效投资｡如果短期外债用于长期的国内投资,由于企业的收入是人民币,容易出现币种和期限的双重搭配问题,一旦汇率预期逆转,汇率大幅波动,容易引发债务危机｡

2.开放体系中资本流动的风险

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许多国家的资本账户逐步开放,资本大量和迅速地流入与流出,导致金融体系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增加｡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出现较大顺差,资本净流入占国际收支顺差的比重加大｡到2005年12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8189亿美元,同比增长34.3%｡[6]我国实行汇率改革有利于国际收支平衡,但国际收支的双顺差的局面仍然存在｡一是国际收支“双顺差”可能给货币政策安排带来压力｡从而使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灵活性和有效性面临巨大挑战｡二是外汇占款的增加,引起中央银行被动投放基础货币,造成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形成通货膨胀压力｡三是持有巨额外汇储备增加了机会成本和外汇管理的风险｡外汇储备的数额越大,这些风险越大,外汇储备的收益越不确定｡四是给进一步资本项目开放带来困难｡在“双顺差”的情况下,当资本项目逐步开放时,资本流入的规模和速度快速增长,可能带来资产泡沫,形成一定金融风险｡

三､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措施

我国维护金融稳定的任务还非常艰巨,要求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通过深化改革､加强调控､强化监管､改进服务､优化环境,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一)建立和完善金融法律框架

我国将进一步完善金融业内部的法律体系,理顺银行业和证券业､信托业的法律边界,明确不同金融机构的市场定位,分清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的特征,对有关法规中的金融各行业禁止性规定和肯定性规定进行统一,并与各行业的法规保持协调｡金融监管部门应进一步简化对创新的审批程序,建立高效的审批制度,及时提示承办此类业务的金融机构应具有的基本条件｡

(二)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

从各国的相关实践来看,资本账户的开放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即“渐近模式”和“激进模式”｡相关研究显示,目前我国除了外汇储备充裕､对外贸易自由化可在未来几年内基本实现外,其他条件均未充分具备｡因此,需要继续实施“渐进模式”的资本账户开放策略,稳步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一些学者认为,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的理想顺序安排是:首先推动强制结售汇制向意愿结售汇制过渡;其次先放宽对资本流入的限制,再放松对资本流出的控制;再次先放开债市,后放开股市(即A.B股并轨),但要求非居民必须申报购股数量,并严格执行申报制度;最后在外汇市场上,逐步扩大交易主体,由指定银行扩大到大企业,再到非居民,但限制交易品种｡我国将根据市场发育状况和经济金融形势,不断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三)加强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

经济金融界的研究表明,在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之间有一定的相关关系,一国可以通过加强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纪律约束来减少波动｡我国目前开放经济的特点是准固定汇率制度､资本管制和持续的“双顺差”｡这些特点的组合造成了我国经济金融宏观调控的复杂性｡我国为了保持内外政策的平衡,除了采用传统的财政､货币和外汇政策外,还可以考虑选择其他一些政策工具用于政策组合｡一是可以采取增大汇率浮动区间的政策,以减少外汇储备的积累,减缓资本流入对货币供给的扩张效应｡二是推动远期外汇市场建设｡中央银行对远期人民币汇率的干预不仅可以稳定远期汇率水平,而且有助于稳定即期汇率｡三是发行储备债券｡储备债券指的是中央银行为吸收外汇资金而发行的一种以人民币计值的债券｡当中央银行需要控制基础货币的发行,而为稳定汇率､防止人民币汇率升值又必须在外汇市场上吸纳外汇资金时,可以在国内债券市场上发行储备债券,将发行所获人民币资金用以收购外汇｡四是可以考虑征收“托宾税”｡征收“托宾税”的积极意义在于中央银行不需要调整利率或介入货币和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就可以影响资本交易的流动方向与规模,从而影响到市场汇率｡

近些年来,中国人民银行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加强总量调控,调节货币供给,同时积极配合国家产业政策加强信贷投向引导,促进信贷结构改善,支持了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然而,中央银行需要特别注意正确处理防范金融风险与促进经济增长的关系;进一步推进货币政策决策的民主化,增强透明度,提高货币政策的决策水平;提高金融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有效性;加大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力度,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充分发挥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在金融宏观调控中的作用｡

(四)完善市场和加强金融机构风险防范能力

一是加快发展和完善金融市场｡我国将大力发展包括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在内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加强金融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健全金融市场的登记､托管､交易､清算系统,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完善市场功能,满足不同主体投融资需求,加强市场透明度建设和规范化运作,推动金融市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二是促进金融机构改革和提高风险防范能力｡我国需要进一步推进国有金融企业和国有工商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通过股份制改革,使国有部门产权实现多元化,解决出资人缺位的问题,增强出资人的经济理性,发挥应有的作用｡从建立责权分明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明确的经营发展战略､科学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先进的企业文化和良好的职业操守等五个方面着手,逐步建立现代化金融企业｡有必要在有效实施金融监管的前提下,主要通过金融控股公司和其他适合我国国情的综合经营组织形式,发展综合类金融业务｡通过设立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的方法,将防范金融风险和鼓励金融创新有机结合,通过金融创新调整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结构;鼓励金融业在制度､机构､产品等方面加大创新力度,推动金融企业面向市场､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意识,提高综合服务水平和盈利能力;加强金融机构的产品定价能力､重视发展银行业的中间业务,开发证券公司的卖方业务,加快保险产品结构调整,培育可持续的盈利模式,提高金融机构的经营能力和竞争实力｡

(五)建立金融风险预警机制

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可以进行研究和开发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其主要由指标体系､预警界限､数据处理和预警显示四部分组成｡首先是选择一套能够科学､合理､敏感地反映金融风险状况的监测指标体系,并要遵守实用性､系统性､全面性､规范性原则;然后根据经济金融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及参考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确定各指标的预警限值;再用事先确定的数据处理方法或模型,对各指标的取值进行综合处理,得出风险的综合指数和相应的风险等级,最后显示风险状态｡

(六)完善市场退出机制和风险补偿机制

我国需要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和风险补偿机制,制定和颁布有关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法律法规,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成本｡通过发行次级债券､特别国债､原有股东增资､新股东出资､以及中央银行再贴现和有担保的再贷款等途径,开辟多样化的救助资金渠道｡在加强日常监管和监管部门信息沟通的基础上,对金融机构进行准确的财务状况评级,监测风险;建立危机救助机制和市场退出问责制,根据风险和危机的不同情况,制定明确的危机救助标准,并通过问责制度,严厉追究有过错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建立与《破产法》相衔接的,对有问题金融机构实施行政接管､重组､撤销､关闭清算的制度;建立和完善存款保险制度､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保险保障基金制度,保障存款人利益､保护公众投资者权益｡针对金融一体化加深和金融不稳定性增加的形势,需要加快建立金融危机应急处理机制,以控制突发性事件的发生｡

第四篇：金融系统性风险隐患何在

金融系统性风险隐患何在

尽管我国尚无严重损害金融体系功能的系统性风险事件，但对于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的隐患必须重视。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于7月14、15日召开，会议强调金融安全，对金融监管做了顶层设计。上次金融工作会议以来，随着我国金融行业的改革发展，一些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已经对金融进一步服务实体经济造成阻碍。

尽管我国尚无严重损害金融体系功能的系统性风险事件发生，但对于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的隐患必须要足够重视。

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主要面临四方面风险隐患：一是信贷迅速扩张对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二是表外风险敞口上升和银行部门之外贷款的增加；三是房地产价格水平相对较高；四是经济增长模式导致的失衡加剧。从上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至今，这四方面风险并未完全消除，在某些方面还有一定发展。

信贷质量与盈利能力“双降”

2012年以来，我国银行各类银行不良贷款率逐步上升，在2013年后更为明显。其中，农商行相对最高，外资银行相对最低且最早出现下降；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的不良率则交错上升。

与此相对应的，是商业银行体系拨备覆盖率的下降，其贷款损失准备增速在2012-2013年间大幅下滑，拨备覆盖率随后大跌100个百分点，2016年后稳定在170%的水平。

从银行类别看，尽管处于下行之中，城商行的拨备覆盖率2014年后却持续高于其他内资银行，外资银行则在2016年率先回升、达到了2014年以来的高值。农商行、股份制银行、大型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则依次递减。这一方面是不良率的反映，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不同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农商行不良率较高但拨备覆盖率也较高，由于资金来源有限，使得农商行比其他银行有更高的风险偏好以追求较高收益，同时为了保障经营安全，又计提了更多的坏账准备。

有悖于“高风险伴随高收益”的直观认识，在风险上升之时，2012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总体盈利能力却出现下滑。

2012年后，商业银行净利润增速明显下滑，2015年后稍有企稳。除了坏账所导致的经营损失，宏观经济下行使得实体经济风险传导至金融系统，致使银行盈利能力下跌并制约了银行内源资本增长，削弱了银行体系自主抵御风险的能力。由此，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与盈利能力双降，增加了潜在的系统性风险。

与此同时，影子银行正在快速发展。包括理财产品、信托贷款、融资性担保公司等业务或机构，对银行的信用中介功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替代，导致“金融脱媒”。2012年后，影子银行融资占同期社融的累计比重最高接近40%，2017年初该比重又出现大幅度跃升。

理论上，影子银行具有顺周期性，在经济繁荣时扩张、衰退时收缩，并加剧实体经济的周期波动，易引起系统性金融风险。

由于影子银行业务本身就能够规避监管，所受约束较少，经济扩张时容易加剧经济过热，推高资产价格，导致资产泡沫；经济下行时，影子银行融资收缩，又容易加速资产价格下跌，促使抵押价值不足和违约风险发生，将对逆周期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产生冲击。

银行房贷忧虑

土地价格上涨是房地产价格上涨的重要推动因素，也促使开发商的房地产开发贷款增加。

需求上，住房购置价格高企增加了购房者的抵押贷款额和债务负担。若房地产价格转而过快下降，抵押价值不足则或导致房贷违约和银行坏账损失，地产商销售收入下滑也增加了开发贷款的违约风险。贷款行变现抵押资产又会造成房价进一步下行，出现“泡沫破灭-债务违约”的恶性循环。

2015-2016年我国房价较快上涨，对应着同期居民户中长期贷款占新增贷款比重大幅上升，说明居民借贷买房成为这一期间信贷投放的主要部分。由此，银行体系受房地产泡沫破灭的潜在损失增加了，而同期居民债务负担加重又提高了房价下跌时抵押贷款违约的可能性。

随着房价飙升和居民房贷增长，居民部门的新增中长期贷款相对可支配收入的占比大幅上升，说明居民长期债务负担显著加重，潜在的房地产信贷违约风险上升。

为此，人民银行对国内商业银行进行了抽样压力测试，其中包括房地产贷款的敏感性压力测试。

从2013-2016年分别做了四次压力测试，其中2013-2015年测试显示我国银行体系总体稳健、抵抗房地产相关风险的能力较强。但2017年公布的《2016年金融稳定报告》并未公布2016年底测试数据，仅说明2016年底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余额26.7万亿元、占各项贷款比重较上年末提高2.7个百分点达25.0%。考虑到2016年房价、抵押贷款、居民中长期债务负担均大幅上升，测试数据不公布，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市场担忧。

金融与实体经济背离

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的金融化水平明显提高。2012-2015年间，伴随货币政策相对放松，M2与实际GDP的比值骤增，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失衡加剧。

从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资产增速对比来看，2014年以来除证券业资产增速因市场波动大起大落外，银行、信托、保险、基金行业的资产增速都持续高于同期工业企业的增速，反映出两者的背离与失衡。

从社会融资规模来看，社会融资规模占当期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累计比重越高，则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就越大，反之则是支持不足。该比重在2015年后有所回升，但总体上仍在下降趋势中，说明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堪忧，可能导致资金空转、自我循环和派生，催生和积累系统性金融风险。

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主体结构来看，中小商业银行（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农村金融?C构）是信贷投放的重要角色，2014年之前该群体的新增贷款累计值可贡献全国总额的一半左右，2016年及2017年第一季度上升至60%。但由于存款融资来源有限，中小银行更依赖从同业获得融资，在回购和拆借市场上作为资金净融入方，对应大型银行的资金净融出方，由后者向前者提供短期同业融资。而中小银行的回购拆借净融入额占其同期资产增量的比重最高超过了25%，最低也在5%左右，显示出其对于通过同业融资扩大资产规模的较强依赖性，表明金融系统主体结构失衡。

并且，回购拆借融入的是短期资金，银行贷款则期限相对更长，中小银行通过同业融资做大自身规模并向实体经济提供信贷支持，易引起借短贷长、期限错配的问题。利率上升还会造成中小银行资金成本上升、利差收入缩窄，导致流动性紧张、制约其支持实体经济，因而金融行业内部非均衡性也会加剧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

第五篇：风险点自查报告

一、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切实抓好廉政风险防范点专项活动

(一)强化领导，狠抓落实。为切实加强对开展岗位廉政风险防范专项活动的领导，成立了以乡纪委书记任组长，其它人员为成员的岗位廉政风险防范专项活动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的组织、协调与实施。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秦玉兵同志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岗位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落实和日常事务。

(二)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根据鹤山区纪检监察系统“队伍建设”活动第三阶段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我乡结合庆祝建党90周年活动，集中开展了党的宗旨、意思、纪律教育，进一步明确了整改方向，使纪检干部增强了党性观念，增强了忠臣意识，责任意识，切实增强了做好本职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采取多种形式的讨论、学习，将行政审批、征地拆迁、土地整治、项目管理、行政执法、财务管理、车辆管理、后勤保障、干部管理等列为廉政风险防范管理的重点环节，纪检组每月进行检查并形成检查记录，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确保了工作落实。

二、明确岗位，深入查找，健全机制，确保重点岗位、核心业务、重点部位等关键环节廉政制度建设

(一)明确职责。查找廉政风险点，首先明确岗位责任，把全系统工作岗位划分为三大类：即领导岗位;机关岗位;事业岗位。让每一位干部职工根据自己所在的工作岗位，采取自查为主，互查为辅的方式，全面客观查找日常并分析工作中潜在的工作责任风险，了解违规、违纪、违法行为将要承担的行政责任和纪律法规责任。

(二)全面排查。根据工作特点，经分析研究，我乡从单位、个人将廉政风险进行了归纳。单位分为：制度机制风险、岗位职责风险、外部环境风险、业务流程风险四类风险;个人分为：思想道德风险、岗位职责风险和外部环境风险三类风险。单位职工通过自己找、群众提、互相查、家属帮、领导点、组

织评等方法，重点查找思想道德风险、岗位职责风险和外部环境风险等三类风险。个人按照党政正职、班子成员、中层干部和一般干部四个层面，采取自己“找”、科室“议”、领导“点”、群众“提”、组织“审”的办法，依照岗位职责，分析和查找廉政风险，全面排查在思想道德、岗位职责、外部环境等方面的风险点，逐一梳理，分类归总，在部门内部公示。同时，采取书面征求意见的方式，对权力运行风险点排查是否全面准确进行测评，力求把风险点找全、找准、找对。全系统干部职工基本查明、理清了自身存在的廉政风险点。分三个廉政风险等级进行评估。把利用职权为子女亲属谋私利、项目发包暗箱操作、征地拆迁、后勤保障、车辆管理、防治玩忽职守造成重大事故等风险点列为一级风险点;把利用职务之便盖“人情章”、违反档案查询规定泄露有关信息等风险点列为二级风险点;把泄露来信来访案件查处信息、等风险点列为三级风险点。在排查出廉政风险点的基础上，分三个廉政风险等级进行评估。主要集中在审批审核、项目安排、督查检查、政府采购、预算执行、评估论证、选人用人等环节和岗位;事业单位的风险点主要集中在项目安排、重大资金使用、执法监察、公费采购、工程招投标、辅助行政审核审批、征地拆迁等环节和岗位。基层主要集中在地灾防治、征地拆迁、土地整治和建设用地复垦、非法矿山的监管等等环节和岗位。

(三)健全机制。为了加大岗位廉政风险防控力度，坚持教育、制度与监督并举，丰富教育形式和载体，采取自学、集中学、走出去、请进来、大讨论、撰写学习体会等多种形式，增强教育实效。定期组织干部培训，将廉政教育纳入培训与考试内容，积极参加区纪委组织的政治业务培训。针对排查出的廉政风险点，从堵塞漏洞、建立以制度管人管事的工作机制入手，建立廉政风险点评估防控制度，在健全领导干部(中层干部)述职述廉、重大事项

报告、民主生活会、民主评议等一系列制度的基础上，健全完善了廉政风险季度分析例会制度、上下级领导干部谈心制度、与检察院建立预防职务犯罪联席会议制度、与区纪委建立案件检查协作制度等廉政风险预警机制，同时对原有的机关管理制度进行了修改和完善。普遍强化了风险意识和自律意识，收到了明显的成效。干部职工不断自我提醒、自我规范、自我约束，使组织意识、自律意识明显增强，依法行政的理念不断确立，行政效能明显提高，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三、存在问题

虽然排查防控机制已经建立，但存在着缺少力量抓落实的问题。

四、下步工作打算

(一)进一步加强宣传力度。通过制作宣传栏,列出所有内控事项、涉及的部门,广泛开展防控廉政风险活动,使广大干部认识到廉政风险点防范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自觉识别风险,精心查找风险,积极防范风险。

(二)做好防控措施的落实。将排查廉政风险点防控表发放到各各基层所,全面理解、掌握预控措施,防范风险。

(三)制定整改方案。结合部门实际，将梳理出来的风险制定整改方案，把各项整改措施明确到部门、明确到责任人，把解决问题与履行岗位职责很好的结合起来，确保每一项措施落实到部门、责任细化到个人。

(四)开展廉政文化教育宣传活动。组织机关党员干部进行正反两方面的教育,增强法律意识,警钟长鸣。

(五)进一步完善机制。积极探讨建立健全预警机制,做到提醒在前、建章立制在前、约束在前,切实达到防范风险、保护干部、提高效能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