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正传》：深刻控诉资本主义

第一篇：《阿甘正传》：深刻控诉资本主义

《阿甘正传》：深刻控诉资本主义

《阿甘正传》到底是部什么电影？ 有人看到第十三遍，说这是部爱情电影。

我看第一遍的时候，就非常清楚：这是一部深刻控诉资本主义社会的电影。羽毛飞啊飞，电影开始了。憨厚的阿甘坐在长椅上等九路公交车。对着身边来来去去的人，他讲述他的故事：

幼小的阿甘，戴上背撑，两脚有那些金属支架，他无法走路。如果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会有同学背着他上学，风雨无阻，团结友爱。阿甘的同学们干了什么呢？他们不给他让座，拣石头扔他，他夺路狂奔。

对，那个校长，居然因为阿甘智商75，想不让他上学。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有九年义务教育，绝不允许、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有一个小姑娘，珍尼，她是资本主义社会贫农出身，有着善良的天性，她给阿甘让了个座位，不在意他是出租房屋食利阶层的孩子。万恶的警察，资本家的走狗们干了些什么？他们拆散这个贫农家庭，不许父亲和孩子住在一起。

阿甘和珍尼在大树上培养着他们深厚的友谊，如果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一定会是他们俩一起做功课，互学互帮，先进带后进，先后带上红领巾、入团、成为积极分子！

是的，多么遗憾呀，在他们年少的美好时光，他们没有好好学习，甚至阿甘进了大学，也是天天不务正业，抱着个球猛跑，跑上四年就毕业了，带上学士帽。我们的大学生，一定要过英语四级、所有学科都及格才能毕业进入社会，成为栋梁之材。

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只能去当兵。在资本主义国家，当兵就是当炮灰，阿甘所在的纵队在英勇的北越社会主义军队AK47的猛烈打击下，溃不成军，纵队的头儿中尉，也丢下双腿。阿甘的屁股上也挨了一枪。他冒着炮火，只为抢救回那个黑人奴隶的后代，他的心，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

如果是人民军队士兵，受这点轻伤，肯定是要从医院跑掉，跑回前线。阿甘并没有继续为资本家卖命，他在医院里打兵乓球，消极抵抗越战。

恶毒的是，美国居然派一个智商75的人和我们打兵乓球，这不是愚弄我们吗？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运动员战胜了阿甘，狠狠地打击了美国嚣张的气焰。阿甘只输过一次，唯一的一次，就是这一次。

了那么多重要讲话，他们不报道，他们追着一个邋遢的长跑者采访个不停。在那种社会制度下，人民被引向低级趣味，这就是没有人引导和把握方向的必然结果。

写到这里，很悲伤，悲伤得写不下去，还是收尾吧。阿甘在椅子上坐了那么久，才有一个人告诉他可以不用坐车，直接走过去就到珍尼的家。人情冷漠的社会……

珍尼死了，死于爱滋病。小福利没有了妈妈，资本主义社会又制造了一个单亲家庭。羽毛飘啊飘，在那个社会，每个人都如一根飘在空中的羽毛，随时会改变方向和命运。幸运的是，我们不会轻如羽毛飘在天空，我们都是社会主义的螺丝钉。

第二篇：深刻认识美式资本主义的本质

深刻认识美式资本主义的本质

来源：集大党校 http://dangxiao.jmu.edu.cn 时间：2010-3-17 21:06:33 全文字数：3318字 浏览：639次 打印本文

周文重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式资本主义虽在历史上对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过一定促进作用，但其存在一系列固有矛盾和问题，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出了美式资本主义的弊端。我们应进一步深刻认识美式资本主义的本质，坚定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念，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美式资本主义是美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从欧洲移植、经过改造之后形成的一种资本主义形态。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为美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美国独特的地理条件、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大量移民来到美洲大陆等因素为美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经过200多年的发展，美式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之一。

美式资本主义的主要特点是政治上实行“三权分立”与制衡以及“代议制”，经济上实行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社会文化上标榜个人自由。从历史上看，美式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起到了进步作用。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相比，美式资本主义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进取意识、企业家精神及自我调节能力，过去200多年美式资本主义对促进美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与此同时，美式资本主义存在一系列固有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始终困扰着美国的发展。

一是美式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形式上是“民主”制度，实质上是富人的政治制度。“三权分立”是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来的政体组织原则，指国家的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分别由不同的机关行使，相互分工，彼此制约。从历史上看，这一原则对于资本主义否定封建主义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作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组织原则，其本质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权力分工。在这一原则之下，普通劳动群众参与美国政治制度非常有限，难以形成真正的人民和社会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的机制。一些西方政客把“代议制”标榜为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事实上，美国国会议员分属其国内的两大资产阶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的竞选和政治立场受制于本党利益，同时他们也深受其国内各种资本利益集团的影响。在美国搞政治是以金钱为基础的，竞选人如果没有足够的竞选资金，就很难在美国政治体制中找到一席之地。据2006年《今日美国报》报道，2004年成功竞选为美国参议员，平均要花费700万美元；而筹资少于100万美元的众议员候选人基本没有机会赢得竞选。有美国舆论认为，美国国会是“富人的国会，富人的统治，为富人谋福利”。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耗资高达53亿美元，成为历史上最昂贵的选举。此外，在“三权分立”下，行政、立法、司法等相关部门互相制掣，互相扯皮，在相当程度上降低和影响了政府的决策和行政效率。

二是美式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美式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确比其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更加自由，一些人将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全部归功于自由市场经济，却忽视了美国本身特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环境等因素。美式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在促进美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沉重的代价。美国是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美国的贫富差距在发达国家中名列前茅。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口占有全美约40％的财富，最上层的5％的人口占有社会总财富的60％。美国的发展也是建立在对全球的能源、资源等大量消耗的基础之上的。美国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比重不到5％，其消耗的能源和一些资源却占全球约四分之一。

美国是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发源地，此次金融危机不仅使美国经济陷入自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也给世界经济金融造成严重冲击。此次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国经济制度的一系列弊端。从表面看，金融资本的贪婪本性和不受约束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许多国际经济界人士认为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美式自由市场经济走过了头的结果。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美国内不少人极力推崇自由市场经济，主张在国际经济中实行彻底的私有化、完全的自由化和全面的市场开放。彻底的私有化导致必要的国家干预的缺失尤其是金融监管的严重缺位，完全的自由化导致虚拟经济泡沫不断膨胀，全面的市场化导致了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无序流动，这些都成为引发和加剧此次危机的重要原因。此次危机也暴露出美国政治经济体制深受金融资本等利益集团所左右。长期以来，金融资本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向美国政府、国会和司法体系进行游说，施加影响，使美国政治经济体制在相当程度上保护华尔街的利益，纵容了华尔街金融市场成为一个缺乏规则、疯狂逐利的大赌场。

从深层次看，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制度原因。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化制度，一方面生产力发展高度社会化，资本也高度社会化，另一方面，生产资料和成果越来越被一小部分富有人群所占有，这种生产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性之间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最终导致了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尽管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借助于科技进步和现代宏观经济政策等手段，暂时加快或延缓经济周期，但不可能从根本上避免其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

三是美式资本主义引发和加重了美国的社会问题。美国《独立宣言》提出“人人生而平等”，美式民主制度宣扬“自由、平等、博爱”，在美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些人也曾提出了平权、建设“伟大社会”等口号，但美国社会中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随处可见。口号与现实之间仍存在很大距离。美国种族不平等和歧视状况长期存在。美国在南北战争后废除了黑人奴隶制，但直到上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经过抗暴斗争，并付出了沉重代价之后，才争取到法律确保的平等政治权利。时至今日，美国黑人群体总体上仍处于不利境地。据美国城市联合会2008年发表的《美国黑人状况》报告，全美近25％的黑人家庭仍处于贫困线以下，全美约有25％的非洲裔生活在贫困中，这几乎是白人贫困比例的两倍。美国内仍存在较严重的贫困问题。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8年8月公布的统计数字，2007年美国的贫困率为12．5％，贫困人口高达3730万人。美国医疗开支占其GDP的16％，居世界第一，但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却几乎比其他发达国家都短，居世界第42位，全美尚有457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此外，美国社会暴力犯罪严重，枪支泛滥，枪杀事件频发。

导致美国严重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式资本主义制度决定了美国社会财富的分配是不公平的，是向少数富人倾斜的，多数人的利益和权利被忽视，由此带来了实际上的不平等，且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维护了这种不平等。对多数美国人而言，要实现“美国梦”并非易事。据《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所做的最新民调显示，只有4％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已实现了“美国梦”，而余下的受访者则感到“美国梦”遥不可及，20%的受访者已放弃“美国梦”成真的希望。

四是美国的对外政策也是维护美式资本主义制度和利益的重要工具。美国经济体系高度开放，需要靠不断大量向国外输出商品和资本，同时大量输入能源、资源来维持，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重点之一就是服务于美国经济体系的运转。为此，美国在对外政策中常常交替使用和平与军事“两手”，对符合美国利益的伸出“橄榄枝”，对不符合美国利益则进行威胁甚至不惜动用武力。美国竭力向外推销美国价值观，推行“民主”、“自由”，试图以“美国模式”来改造世界，无视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也违背了世界发展的潮流。

总的来看，美式资本主义是美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其曾对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过一定作用，但它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诸多深刻的固有矛盾和弊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文化、价值观体系同美国是有本质不同的，两国的发展道路也不同。历史和现实反复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的立国之基、强国之本、富国之路。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动摇。国际形势瞬息万变，而中国的发展旗帜、道路和方向绝不能改变。我们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理论体系。在全球化迅猛发展和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今天，中国的发展道路上仍面临许多新的风险与挑战。唯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才能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展望“后危机”时代的资本主义：从“9?11”事件开始

来源：集大党校 http://dangxiao.jmu.edu.cn 时间：2010-6-17 16:00:32 全文字数：7991字 浏览：389次 打印本文

孙长忠

“9?11”事件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间前后相隔7年，因果上也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同时，二者归根到底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最新表现。展望“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将逐步告别黄金时代，走入历史必然性为其规定的不归路。

近日，美联储决定提高银行贴现率，被认为标志着这场始于美国、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正在结束，但从全球范围看，其影响的广泛性和深远性仍在持续、尚未停止，人们的思考、研究仍在持续、尚未结束。其中，以下两个特殊日期可以给我们提供另一个有益的参考：一个是有158年历史的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从而引发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日期，即2008年9月15日，另一个则是震撼世界的“9?11”事件的发生日期2001年9月11日，两者相距几乎整整7年。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一个耐人寻味的中国常用词：七年之痒。

一、“9?11”事件发生后的7年，是引发金融危机诸因素迅速发酵、综合作用、集中爆发的7年

飞机猛烈冲向高高的双子座并拦腰穿越，一团火球横空爆炸，两座大厦轰然倒塌，瞬间变成一堆废墟，这样的镜头在全世界的电视上滚动播放，给人们的视觉冲击和心理冲击是空前巨大的，带来的效应是空前震撼的。“9?11”事件一发生，人们几乎众口一词地惊呼：世界秩序和格局从此被根本改变了。这是因为，这一重大事件是极具象征性的：事件发生地纽约是美国也是世界的经济、金融中心，倒塌的世贸大楼是美国全球经济、金融霸权的标志性建筑。“9?11”事件及其之后的7年，美国乃至全球经济、金融中已经发展着的危机因素骤然加速、迅猛放大了。

（一）这7年，是美国同时进行两场昂贵战争的7年。冷战后，美国先后发动了海湾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已经积累了不少负面因素。而“9?11”事件引发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则是美国霸权促成金融危机的中介和催化剂，其直接影响就是美国军费不断增高，总费用甚至超过9000亿美元。如以2000年的3000亿军费为正常基数，8年来美国军费增加绝对数高达12387亿美元，大大超出2008年10月美国用于救市的7000亿美元资金。自古以来，穷兵黩武、巨额军费带给经济的无不是财政赤字、通货膨胀，而美国7年来的防范和应对之策，无疑大大促进了导致金融危机诸方面因素的酝酿、发酵。

（二）这7年，是美元泛滥和全球金融泡沫加速膨胀的7年。为应对2000-2001年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裂和“9?11”事件后军费猛增带来的经济问题，刺激经济增长，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美联储连续13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使利率从6.5%降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直至2004年6月。这一低于美联储利率制定原则所要求水平的利率，加之大量发行国债，就使海量美元涌向市场，出现了空前的流动性过剩并流向全球，引发全球性的金融投机，造成巨大的金融泡沫。美国2008年GDP约14万亿美元，但其包括次贷等各种金融衍生品市值已达300万亿美元。2001年，美国一些垃圾债券和信用违约掉期（CDS）等信用衍生品只有1万亿美元，2008年达62万亿之巨，膨胀之速可见一斑。

（三）这7年，是美国金融监管滞后乃至被解除的7年。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开始了以放松监管为核心的银行业改革。1999年11月《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通过以来，美国金融业进入了创新迭出的混业经营阶段，但金融监管仍沿袭旧有的体制，没能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特别是大量的金融衍生品场外交易监管缺失，使越来越多的潜在风险积累起来，为灾难埋下了祸根。“9?11”事件发生后，特别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布什政府为了既保证战争费用，又通过减税等措施保证美国经济和民众生活不受战争影响，从而获得选民支持，只能延续之前几场战争的“成功经验”，利用其美元霸权，进一步放松金融监管，转移世界财富，使全世界为其埋单。但金融监管一旦放松，就犹如纵虎下山，必然加速危机爆发。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在贪婪的逐利本性驱使下，严重脱离实体经济、以钱生钱的所谓金融创新，本身已经包含着欺诈成分，地道的欺诈丑闻就越发数见不鲜了。从2001年起，“安然事件”、“泰科事件”、“朗讯事件”等诸多大公司丑闻接连暴露。去年判决的麦道夫金融诈骗案持续20多年“安全经营”，监管当局却毫无所察。如果不是因为“判断失误”，麦道夫很可能仍在继续经营着他的“事业”。由此可见，美国金融界的混乱局面到了何种程度。

（四）这7年，是美国负债消费日益过度的7年。7年来，美国国家债务从布什上台时的5万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超过11万亿美元。美国国内债务和国际债务总和早已超过60万亿美元，达美国GDP的4倍。从2001年末到2007年底的6年中，美国个人积累的债务更是达到过去40年的总和。美国人不仅透支着自己的未来，还透支全世界的现在和未来，享受着少劳多获甚至不劳而获的生活。然而，经济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泡沫总有破裂之日，无节制的负债消费必然导致危机。

（五）这7年，是美国房地产泡沫成为危机源头祸水的7年。不言而喻，房地产是负债消费的重要领域。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而次贷危机又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引发的。布什政府执政后，在“居者有其屋”的理念诱导下，货币的扩张和低利率的环境降低了借贷成本，促使美国民众蜂拥进入房地产领域。2001-2006年，美国房价不断上扬，大涨63.41%。对未来房价持续上升的乐观预期，又使银行等放贷机构纷纷降低贷款标准，使得大量收入较低、信用记录较差的人加入了贷款购房者的行列，成为所谓“次贷购房者”。根据美国房贷信息机构“抵押金融内情”的估算，2001年的次贷发放规模仅为1900亿美元，但2004-2006年的发放规模大幅增加，尤其是2005-2006年两年的发放规模都超过6000亿美元；根据美国另一家房贷信息机构“贷款绩效”的估算，2001-2006年，次贷的贷款与房产比率从79.4%升至85.9%，债务与收入比率从38%升至41.1%，说明次贷发放的风险在逐年加大，质量在逐年下降。一旦经济开始周期性下滑，货币政策出现调整，利率提升，房价暴跌，泡沫也随之破灭，整个链条便出现断裂，引发次贷危机。

（六）这7年，是经济金融全球化发展到新阶段的7年。二战后的经济全球化是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随着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和全球虚拟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又是华尔街金融寡头主导的金融全球化。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全球产业分工的日趋深化、美元发行量的不断增加、金融自由化的全球推行，金融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由于各国金融都有不同程度的开放，大笔“热钱”在全球快速流动，各种金融衍生品将全球金融机构盘根错节地联系在一起。美国为实行赤字财政政策、高消费政策和出口管制政策，在全球发行美元、国债、股票以及大量金融衍生品，使美元持续加速贬值，催生了美元流动性过剩和全球流动性过剩。过剩的货币在各国泛滥，大规模跨境流动，加大了全球经济运行成本和风险。

（七）这7年，是新自由主义走向极盛的7年。新自由主义为应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滞胀问题而在美英等发达国家日渐兴盛，对市场经济具有一定说明作用，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调节能力。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形成，它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范式、政治纲领和文化宣言，被当作实现社会繁荣富裕的济世良方而强力推销。冷战结束使新自由主义表面上具有更广泛的所谓“普世性”，美国打着自由、民主、人权和“消灭贫困”的旗号，通过贸易制裁或其他高压手段直至军事干预，强行推进金融自由化，长驱直入开放国家的金融市场，把开放国家卷入国际资本大循环以满足自己的超前消费。进入新世纪，小布什政府不仅在国内继续减税增债，放松金融监管，更在全球发动单边战争，策划“颜色革命”，将新自由主义推上顶点，直至危机爆发。

二、无论“9?11”事件还是全球金融危机，归根到底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最新表现

去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乔治敦大学发表演讲时，借用《圣经》“马太福音”中耶稣“登山宝训”的故事，批评美国过去依赖借贷消费所创造的繁荣，是在浮沙上建房。他说：“我们知道，建立在疯狂投机、虚高房价、滥发信用卡基础上的经济不能创造长久财富。它只能带来繁荣假象，这给我们所有人带来危险。”奥巴马向美国人疾呼：“不能在同一堆沙子上重建美国经济，必须在坚固的岩石上新建家园。我们必须为经济增长和繁荣奠定新的基础，要从依靠借贷消费的时代，转向储蓄和投资，减少国内消费的同时增加出口。”“沙上建房”是个形象的比喻，它不仅能说明金融危机，也能说明“9?11”事件，还能说明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正如前面分析的，无论“9?11”事件，还是全球金融危机，固然都有很多因素，但大多是具体的、政策层面的，归根结底还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当代资本主义进入高度成熟、高度发达新阶段后基本矛盾的最新表现。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虚拟经济内部，过度的金融创新建立在脆弱的金融安全沙堆上。本来，金融创新与金融安全应是辩证统一、互相促进的。只有在确保金融安全的前提下，金融创新才是真正有效的；只有通过金融创新推动金融发展，才能实现更高程度的金融安全。但是，华尔街不顾金融安全，一味金融创新，甚至到了违背常识的程度。次贷的安全性是连金融门外汉都能明白的，可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们却凭着非凡的金融天才，充分利用美元的特权地位和有着同他们类似道德风险的评级机构，不仅发放了次贷，还硬是将其证券化、扩大化。结果，尽管次贷规模只占美国房贷规模的15%左右，次贷市场只是美国信贷市场的一小部分，但它一出问题，就像“蝴蝶翅膀”的浑浊效应一样，从点到面、从下到上、层层扩散、环环相扣，直至危机全面爆发。

（二）在美国资本内部，扩张的虚拟资本建立在萎缩的实体资本沙堆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正因为价值的货币形态是价值的独立的可以捉摸的表现形式，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于是，沉醉于“以钱生钱”的金融投机就使危机首先发生在虚拟经济领域。近年来，美国社会财富日益向金融部门集中，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日益严重。2007年金融、房地产服务业人均GDP是全美国同时期人均GDP的8倍多；华尔街占所有公司利润总额的40%，而实体经济只占60%；美国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85年为28%，2003年下降为14%，2007年下降到11.68%。即使实体资本也越来越多地通过参与虚拟经济来获取利润，破产前的通用公司金融子公司的资产只占全公司的3%，实现利润却占80%。以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资本严重脱离实体资本而过度膨胀，必然成为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

（三）在美国国家内部，富有的垄断寡头建立在贫穷的中下阶层沙堆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资本和劳动的回报率“剪刀差”越来越大。28年来，实际最低工资几乎下降50%，社会财富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财经时报》称，1987-1989年，美国最富的5%家庭的收入是最穷的5%家庭的9倍，2004-2006年则达到12倍。据《财富》杂志公布，1981年美国共有约13名10亿美元富翁，1988年有68名，截至2007年3月已达400多名！1981年，美国1%的人口拥有20%的社会财富，2007年则高达40%以上；最富的5%人口占有超过50%的社会财富，占人口40%的低收入阶层只拥有1%的社会财富。在美国GDP增长的同时，劳动者不仅工资持续降低了，社会福利也遭到削减，致使收入不足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美国加州贝克来大学比较发现，目前美国收入分配不公的程度比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前夕有过之无不及。这样，在广大劳动群众相对贫穷的松软沙堆上，少数垄断寡头越来越高的财富大厦，又怎能固若金汤？

（四）在发达国家内部，强大的美国霸权建立在软弱的盟国制衡沙堆上。二战以后，建立了以美国为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金融体系。无论欧洲、日本，任何国家要有所发展，必须进入这个体系，依附于这个体系。冷战期间，由于苏联集团的竞争，美国对盟国比较负责任，没有滥用霸权，盟国也无人挑战，即使日本这样个别快速发展起来的国家一时有损美国利益，美国也能以一纸广场协议逼其就范。冷战的结束形成了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作为“一超”的美国在综合实力上远远超出其他诸强，以美元霸权为基础的美国霸权畅通无阻，无人制约。美元成为最主要的国际货币，最主要的国际结算单位，最主要的国际贸易的支付工具，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市场。美国既可操纵国际金融体系吸收、转移从而无偿占有世界财富，又可依靠美元增发和贬值，将损失和风险转嫁出去。正如绝对的权力容易导致绝对的腐败一样，缺乏监督制衡的美国全球霸权也被严重滥用，直至酿成危机。

（五）在全球经济范围，有序发展的跨国公司建立在无序乏力的全球调控沙堆上。当今世界，跨国公司、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和国际经济协调机制成为经济全球化三大支柱，这三大支柱又都是由美欧等发达国家主导的。其中，跨国公司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可以运筹帷幄、全球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世界500强中，美国拥有近半数，欧洲和日本拥有近半数。跨国公司运用超强实力，凭借层层保护，在全球范围内攫取自身最大利益，又何谈全球调控？在跨国公司不受世界人民制约的情况下，任凭弱肉强食的经济逻辑无障碍通行，怎能不导致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爆发蔓延？

（六）在世界各国之间，富庶繁华的发达国家建立在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沙堆上。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尽管世界市场已经开始形成，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剥削已经开始扩大，但资本的剥削还主要限于资本主义一国内部，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也主要限于一国内部。到了今天的全球化时代，随着发达国家把被称为夕阳产业的传统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通过控制核心技术、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剥削全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劳动成果，也就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具体反映从一国内部扩大到全球范围，导致南北差距不断扩大。最近9年来，世界174个国家中的前15名与后15名的收入差距从60倍扩大到了74倍，而在60年代仅为30倍。现在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人均收入比最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高出330多倍；世界南方欠北方的外债总额从1991年的7940亿美元急增至目前的3万多亿美元，10余年翻了4倍多。世界银行报告显示，2004年全球60亿人口中，10亿人掌握全球GDP的80%，另外50亿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华尔街日报》指出，2007年全球0.7%的人却占有世界1/3以上的财富。少数垄断寡头不断膨胀的巨富建立在几十亿人民日益加深的贫穷之上，看不到苦难尽头和希望曙光又满腔仇恨的一些人沦为恐怖分子并把矛头对准美国等发达国家；高高耸立的世贸大厦原来矗立在一片沙堆上，越来越大的金融泡沫像气球一样越飘越远，原来也只是海市蜃楼。这样，从“9?11”事件到全球金融危机，直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最终走向，都不过是合乎逻辑的自然历史过程。

三、展望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的演变正日益呈现新的趋势

与过去历次经济危机相比，此次金融危机既有本质上的共同点，又有很多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其程度之深重、影响之深远、意义之重大，再联系到“9?11”事件，它们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来说，确实是战略性、全局性的标志事件。随着后危机时代的到来，我们可以逐渐看到，危机成为资本主义演变的“历史拐点”，告别高潮、走向衰落的新趋势将呈现在世人眼前。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是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虽然没能从根本上动摇资本主义体系，但无疑造成了沉重打击。从经济上看，美元和美国经济端赖世界各国对它们的信心，而危机打击最严重的就是这种信心，这种信心又恰恰是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集中反映；尽管相当长时间内世界还将被迫依赖美元，美国也拼命维护人们的信心，但从长远来看，信心暨美元霸权的动摇乃至丧失是大势所趋，是对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致命性打击。从意识形态上看，危机的爆发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神话的破产，催发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腐朽性和虚伪性，必然催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幻灭，资本的谎言已难以再像过去那样大行其道。从发展阶段上看，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枢纽。金融资本是资本最高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是资本对人类社会的最高统治。国际金融垄断是帝国主义发展新的最高阶段。按照事物发生、发展、高潮、灭亡的辩证规律，资本主义不仅已经达到最高阶段即高潮阶段，还在这个阶段发生了全球性危机，说明资本主义正在盛极而衰，走向没落，尽管这不是一个短期过程。从世界格局上看，美国霸权的昔日辉煌难以再续。冷战结束后，美国完全称霸世界、畅通无阻，几场战争、十分顺手。但好景不长，很快便遭到强大反抗。“9?11”事件本身就是一次重大反美行动。尽管经历危机后的美国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支撑其霸权的经济基础却难以持续，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阐述的大国兴衰规律仍将起作用。高喊“改变”口号上台的奥巴马运用“巧实力”，再次进行战略调整。但总起来看，美国已难以自行其是，任何重大问题的解决都必须倚重盟国，借助大国，通过联合国，团结国际社会。

资本主义从自由到垄断、再到国家垄断、直至今日国际金融垄断的发展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因素不断自我否定、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孕育的过程，也是随着量变发生局部质变的过程。分析今天发达国家的情况，无论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社会乃至生态文明，与马克思时代相比，其中的资本主义因素都已经大为减少，而社会主义因素明显增加了。当然，这种减少、增加还没有达到全局质变的程度，基本矛盾和社会性质尚未改变。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最高阶段，随着后危机时代的到来，上述减少、增加还会继续进行下去，直至量变引起全部质变，实现历史飞跃。

鉴于美国的技术、人才等优势，正如历次危机都推动技术进步升级那样，此次危机后美国开发新能源、提高制造业高科技含量不仅能够成功，而且能使美国实力得以恢复和增强，但是由于美国制造业成本过高且比例太低，处于主导地位的虚拟经济又高度依赖金融自由化，美国要实现整个经济的转型调整恐非易事。前不久美国得克萨斯州发生的撞机事件，使人又想起了“9?11”事件，甚至有媒体称为恐怖袭击，反映了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中产危机和深刻的社会矛盾。希腊等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也凸显了金融危机席卷下欧洲经济社会问题的深重和调整变革的艰难。更为重要的是，以美国为代表，资本主义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不在于其力量的绝对削弱，而在于其无法逆转的相对衰落趋势。这里相对的，正是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60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金融危机在带来严峻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重大机遇，正进一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总之，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善于把危机带来的不利因素转化为调整、升级的重大机遇，打好当前转变发展方式和深化改革等攻坚战，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就一定能向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定能摘取与资本主义“和平竞赛”这场更加无与伦比的奥运会的闪亮金牌。

（摘自《人民网》2010年5月21日

第三篇：深刻认识战后资本主义自我调整的局限

深刻认识战后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局限性

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纷纷在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实施了一系列的自我调节。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在短时期内缓和了国内的阶级矛盾，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场自我调节由于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基，其局限性和造成的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战后资本主义实施自我调节的原因

二战后，资本主义的很多国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实施了自我调节，这种自我调节主要是基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理论上说，在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之后，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占了上风，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开始发号施令。20世纪70年代初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出现通货膨胀与失业同生并发的“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失去灵光，新自由主义开始抬头。这时，虽然减少国家干预的呼声日高，但实际上西方国家并未完全放弃对于经济的干预，只是干预的重点和手段有所变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经济衰退，结构性失业居高不下，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又受到质疑，重新强调国家干预的声音又高涨起来。这就是说，一个世纪以来，尽管资本主义对自由竞争与国家干预两手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但从总体上看，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对自由放任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规范和限制，也就是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自我调节。其次，在实际上，资本主义只所以进行自我调节，就是因为资本增值和统治遇到了麻烦，出现了危机。具体地说，如果不对市场进行必要的干预，高度垄断就会造成市场结构扭曲，破坏资本瓜分平均利润的均势；经济运行就会成为无序的洪水，散漫地归于瓦解；就会使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导致供给与需求的严重脱节，阻碍资本的进一步增值。财富与贫穷并生，庄严工作与荒淫无耻共处。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期间，更多的雇佣劳动者被迫失业，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愤起抗争。罢工、示威等工作运动如滚滚怒涛，冲击着资本主义统治的堤坝。总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再不进行一定的调节，不但资本的增值难以为继，而且资本的统治也难以照旧维持下去。

二、战后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方式

战后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形式是多种多样，但总体来讲，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种基本方式：

一是政府对经济发展进行干预。充分利用看的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进行干预，其主要手段是采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主要是通过控制财政收入、支出及借债等方式，来调节控制宏观总量。比如，当需要抑制经济过热时，就增加税收、减少政府订货，以抑制投资，延缓速度；当需要刺激经济增长时，就减少税收、增加政府订货，以增加投资，扩大生产。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是通过现代银行体系公开市场业务、控制货币发行、控制和调节对政府的贷款、改变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再贴现率、选择性信用管制等手段，来影响利率和货币供应量，进而影响投资及经济活动总量，达到经济平稳运行的目的。

二是推行员工持股计划。在西方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股份制是占主导地位的一种现代资本组织形式。员工持股计划是指通过让员工持有本公司股票和期权而使其获得激励的一种长期绩效奖励计划。在实践中，员工持股计划往往是由企业内部员工出资认购本公司的部分股权，并委托员工持股会管理运作，员工持股会代表持股员工进入董事会参与表决和分红。为了调动员工生产的积极性、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战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在企业生产中大力推行员工持股计划。比如，美国战后初期法人股东的持股比重仅为15%左右，70年代中期达到35%左右，80年代中期达到40%，90年代法人股东超过个人股东而居于优势地位，从而使股东的作用在公司的法理结构中得到增强。这种改变使得企业的管理更加科学，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三是实行高福利政策。二战后，西方国家普遍建立了国家福利制度，推行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政策，这套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指国家规定最低的住房、医疗、工资和教育等标准，通过高税收缩小贫富差距，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享有最低标准的收入、健康、营养、住房、教育、就业等，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为低收入阶层提供了医疗、养老、失业的保险以及各种社会救助和补贴。

四是用税收调节收入再分配。税收是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战后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调整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延缓收入差距被进一步拉大的趋势，也普遍采用了税收调节这一手段。具体地说，一是通过改进个人所得税，强化个人所得税在分配中的调节作用；二是开征社会保障税；三是完善和健全财产税，加强对国民收入存量的税收调节；四是开征遗产税，等等。

正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和经济运行、管理体制进行了这些调节、改良和改善，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能够容纳现实生产力，而且生产力还在发展，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有一定的缓和。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三、战后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局限性

战后资本的主义的自我调节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次自我调整，尽管在一定程度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这种不触动资本主义根基的自我调节带来的问题很多，深刻分析战后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局限性，对于全面认识自我调节的本质至关重要。

1.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干预未能从根本克服市场机制的缺陷 资本逐利的本性决定了它不会超越这个目的去考虑整个社会的按比例协调发展，因而无法从根本上克服整个社会生产的有计划性和个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性决定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这就决定了不同经济手段和政策的相互排斥性、不彻底性和短期行为特征。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增加就业，却往往导致通货膨胀；用来解决通货膨胀的紧缩政策则会带来加重衰退、增加失业的后果。增加货币供应量会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增税又抑制经济增长。运用需求管理手段刺激总需求会忽略总供给，而刺激资本投资的供给政策不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滞胀，而且还会拉大贫富之间收入的差距。

正是因为这些经济手段和政策不能从根本上控制资本的贪婪，所以也就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梦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二战以来，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没有发生像30年代那样的大危机，但危机次数和频率却大大高于战前。据统计，二战后至20世纪末，美国发生危机的次数是10次，英国是8次，日本是7次，德国是6次，法国是5次。特别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垄断资本实力增强、传统产业衰退以及国际金融局势动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不仅生产过剩，而且从生产扩大到流通、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表现为结构性危机。比如，1974～1975年、1979～1982年的石油危机，1990～1993年的债务危机以及1997年的金融危机，就是结构性危机的突出表现。近年来，资本主义国家一直被这种结构性危机所困扰，一直到今天，由美国次贷危机、希腊债务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仍未见底，类似雷曼兄弟这样的大银行破产的现象屡屡发生，全球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股市起伏跌宕，失业居高不下。面对这种情形，国家干预又显得多么苍白无力！

2.福利政策强化了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且不具有持续性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资金来源有三种途径：一是劳动者上交的保险捐，二是雇主为雇佣人员交的捐，三是政府拨的财政补贴。工人的保险捐，是直接从工资中扣除的。业主按工资比例为工人交捐，是资本家从必要劳动中直接扣除。政府财政补贴则是从增税开支的，而税又是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由此可以看出，垄断资产阶级大肆渲染的社会福利，其资金的来源既不是个人资本家，也不是资产阶级国家，它的唯一来源，就是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就是雇佣劳动者创造的价值。

与此同时，普通劳动者要想领取养老保险、医疗补贴和失业救济，却有着极为苛刻的条件：一是在业时本人必须按月交捐，交捐需到达规定的最低年限；二是必须查明失业原因；三是必须接受就业安排。如果因“行为不端”、“擅自离岗”、“劳资纠纷”而失业，或者拒绝接受就业安排，就不得享受津贴。至于在失业期间干零活，也同样为不给津贴提供了借口。

不能否认福利政策对两极分化的抑制作用，但这种不具有持续性的所谓高福利充其量只是把握到不致激起穷人造反的程度，而绝不可能阻止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的趋势，更不可能实现垄断资产阶级所鼓吹的“不使富人变穷，而使穷人变富”的局面。有资料表明，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利润率以年均10%～18%的速度增长，而福利支出却下降了21%～31%。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陷入债务危机、经济危机的泥沼不能自拔，有的曾经的高福利国家如冰岛政府等自身已经走向破产，所以这种高福利政策是很难持续下去的。

3.员工持股并没有使工人成为管理者，只是加重了资本主义的剥削 判断股份制的性质，主要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里，企业中劳动者与股东关系是怎样的，以及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是怎样分配的。

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持有企业的股票的确是普遍现象。但工人到底有多少股票呢?有资料表明，美国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10%的职工拥有的股票，仅占全美股票的1‰；日本参与职工持股的92%的职工拥有的股份，仅占实施员工持股企业股份总额的0.88%。而且员工持股，却不许员工直接掌握股票，分红只能记在账上，退休或离职时才能使用，其实与养老保险金毫无二致。“真正帮助职工形成个人财产的”，只是极少数。有人说，工人成为股东，可以参与企业管理，这显然是一种无知。所有资本主义企业的董事会都是由资本家和高级职员组成，极个别的工人进人董事会，只能是一种点缀或陪衬。至于股东大会，则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小股东很难参加，参加了也没有决策权。

如果一定要说让员工持有股票带来了什么变化，那就是进一步强化了垄断资本对工人的剥削与控制。员工持有本公司的股票，使资本家能够堂而皇之的从工人身上搜刮消费资金，把工人的一部分工资转化为资本，这样既可以扩大积累，又可以减少贷款、少支付利息，还让工人一起承担企业经营风险；股权分散化，结果是降低了控股所需要的股份比例，垄断资本家只要较少的资金就能完成控制所需的股票比例，从而用最少的资金就可以剥削工人、主宰企业。

4.税收调节不可能根本改变分配不公的现状

西方发达国家税收调节的效果如何，可以从其税收实际，得到最有力的证明。一方面，累进税率更主要的是对税前的影响，使税前分配差距更大。因为高税率只是限制了进人高税行业的经济活动，而手脚被捆得最紧的，自然是广大雇佣劳动者。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对资本收益实行政策优惠，资本家们自然趋之若鹜。于是，资本收益以及逃税、漏税等等成了一般收入的主要渠道。这无疑助长了投机资本，使其更具腐朽性。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来说，高税率并未改变既定的收人分配格局，穷人依旧是穷人，富翁依旧是富翁。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真正主人是垄断资本集团。垄断资本集团往往通过各种手段迫使政府在税收优惠方面向它们作出让步。其结果自然是大亨寡头们锦上添花，而广大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者则近乎雪上加霜。

总之，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它对自身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容纳生产力发展的空间是有限度的，而且有极限，这个极限就是：资本主义即便是再发展，也不会使其所有制发展到全社会公有的地步。因此，它的自我调节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私有制，改变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改变基本的不平等的分配关系。究其实质，所谓资本主义自我调节，就是在以私有制为基本经济制度、以市场机制为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的前提下，为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巩固资本的统治而对其生产关系进行的某些局部调整。所谓自我调节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性质，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人民资本主义”、“繁荣稳定的资本主义”等等，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欺人之谈。

第四篇：《阿甘正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

阿甘正传读后感

每一个生命轨迹都在不同的地域存在着，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存在着。阿甘母亲的这一句话，在影片的开头就用这句话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思考。阿甘的传奇一生也是根据这样的话，这样的教诲而一步一步的走着不一样的人生道路阿甘，从智商只有７５分而不得不进入特殊学校，到橄榄球健将，到越战英雄，到虾船船长，到跑遍美国„„这样一件件事例阿甘以先天缺陷的身躯，达到了许多智力健全的人也许终其一生也难以企及的高度。

阿甘在影片中被塑造成了美德的化身，诚实、守信、认真、勇敢而重视感情。在影片中，阿甘是十分纯洁的形象，对于所叙述的一切，影片自始自终都是以一种温情和善意的态度来表现的，甚至还加入了诗意化的成分，这使得影片显得柔和而无伤害性。在影片的开头和结尾，出现了一个让人深刻的镜头：在广阔的蓝天下，一根洁白的羽毛飞啊飞，降落在坐在长椅等九路公交车憨厚的阿甘脚下，身边是来来去去的人。我想，这是影片中的一种暗示，暗示着阿甘的人品的纯洁平淡而美丽。

阿甘的人生，有一半是他母亲缔造的，而另一半是阿甘自己创造出来的。他注定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而上天又是如此的公平——往往会令起点不高的人比天生优越感十足的人更早

更深刻地认识到生活中的真实。阿甘的母亲给阿甘的是一笔精神财富，这样的哲学理论在母亲给他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转化成他自己的东西。就如他坐路边的长椅上和不相识的路上讲述他的传奇，他在每一个理论前面加上三个字：妈妈说。

妈妈说，人生就象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尝到什么味道。

妈妈说，你必须明白，你和你身边的人一样，你和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同，没有。

妈妈说，我只是告诉自己，当我做一件事的时候，我就要尽力去做好它，比如我这辈子做了你的妈妈，这是我无法选择的事，上帝把你给了我，我的孩子，我就必须尽力做好你的母亲，我做到了。

母亲的教育给阿甘的人生有非一般的触动，或许阿甘的人生在就从母亲教他的第一个单词开始的吧。或许，这样的影响是耳濡目染的，是深刻熏陶的吧。有了母亲的引导，然后便是阿甘自己的努力。

阿甘是个非常听话的孩子，这些话他都记住了，他说，笨人有笨人的作为。当珍妮叫他快跑的时候，他跌跌撞撞地跑了起来，跑散了他记忆中第一双神奇的鞋子，也发掘出了他的第一项潜质：跑。他一直在跑，开始是逃跑，后来他跑进了橄榄球队，再后来跑进了大学，跑得了学位。在越战战场上，他仍是牢记珍妮的话，跑回了自己的性命，也跑回荣誉和友情。

“阿甘！跑！跑！跑！” 在这一声声的催促中，阿甘跑过童年苦涩，盛年舒畅的岁月悠长，跑过越南战场高远的夜空中柔柔的星光，跑过美国大地莽莽 苍苍的宽广，跑过尘世人生激动与恬淡的意味深长。然而上帝似乎还不愿弃绝他可怜的子民。阿甘因他智力和身体上的残疾而受尽世间的冷眼，阿甘稀里胡涂地被送到越南战场吃苦受罪，阿甘要承受失去挚友与爱人的巨大的悲痛。然而他也得到了布巴傻乎乎的友情，他唤醒了丹中校一度死去的心，他也有一位为他而自豪的母 亲，他也收获了珍妮报以他的爱，他也以他漫无目的的跑唤醒了迷失在浊世漩涡里的人。《阿甘正传》并不能像《魔戒》那样以无与伦比的磅礴气势压迫着你的感官与呼吸，它那种关于漫漫人生的种种韵味，苦与乐、生与死、战争与爱情、冷 漠与友谊、成功与失败，伟大与卑微，值得我们去一辈子细细品味。在我们骄扬跋扈时，在我们患得患失时，在我们迷惘彷徨时，在我们伤痕累累时，我们想总可以在满目的荒谬之中苟活下去，就冲着阿甘这个理由。我们还要尽我们的所能，让更多人知道阿甘的故事，纵然这世界走到尽头，必然是消失于无形，但活着的人总需 要一缕希望的曙光。阿甘正传提醒我们获得成功并不需要很多条件。唯一的一条是坚持勇往直前。

第五篇：创新资本主义

这将是我最后一次以微软公司的全职雇员身份来到达沃斯.对于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能够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停下来,反思自己所做的,并说:“这份工作太好了.有趣、令人兴奋,而且有用——我可以这样做一辈子.” 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但是,时间的流逝又迫使我们每个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并自问:到目前为止我到底成就了什么?在未来我还应该做到哪些?

30年前,20年前,甚至直到10年前,我的目标完全放在探索软件的魔力究竟可以如何改变世界上.我相信,科技的进步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实际上,它们确实是——而且正在越来越深地影响着几十亿人.但是用技术进步来改变生活的前提是,人们可以买得起这些新技术,而且是在经济上产生真实需求的情况下.而在经济学意义上,需求(de－mand)并不等同于需要.确实有很多人需要计算机时代的伟大创新,但他们同样有许多的更基本的需要.然而,他们无法有效地表达自己的要求以引起市场的注意,所以他们继续着无人理会的日子.如果我们真的想改变他们的生活,就需要另一个层次的创新,而不仅仅是科技创新——我们需要制度创新.这就是我今天在这里想与你们讨论的话题.首先,请允许我表达一个很多人可能并不认同的观点.那就是,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好.通过一种重大而深远的方式,整个世界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适合人类居于其上:

想想妇女和少数民族在社会中的地位的变化——和任何社会任何时代相比;想想人类的平均寿命——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增长了近一倍;再看看公共治理——和过去相比,今天有多少人可以在选举中投票、表达意见,并享受足够的经济自由……

在这些重要的领域,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好.这些进步伴随着科学、技术和医学领域的进展,把人类的福祉带到一个新高点.我们正处于一场由技术驱动的革命的开端,在这场革命中人们可以服务于彼此.在未来几十年里,我们将拥有惊人的新的能力来诊断和治疗疾病、教育全世界的儿童、为穷人创造机会,利用世界上那些最聪明的头脑来解决困扰我们的难题.这就是我看待世界的方式,也足以证明一件事: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然而我又是个急性子的乐观主义者.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好,但它变好的速度还不够快,而且没有惠及到每一个人

伟大的进步往往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丰衣足食的人享有了大部分技术进步带来的生活改善,而贫苦困顿的人却获益最少,特别是那些每天消费不到1美元的最贫困的数十亿人.在全球范围内,差不多有10亿人缺乏足够的食物,喝不上清洁的饮用水,用不上电,而这些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全世界每年有超过 100万人死于疟疾,然而这类疾病得到的关注还比不上治疗脱发的药物得到的关注.那些最贫困的人群不仅分享不到全球化的好处,而且在被远远抛到后边的同时,还要承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弊病.气候变化并非他们造成,对他们的生活造成的影响却最大.为什么人们所获取的与他们所需要的总是成反比?原因在于市场的激励机制.在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体系中,随着一个人的财富增加,为他服务的经济动力也相应增强;而如果一个人的财富减少,为他服务的经济动力就会减弱,直到完全消失.我们必须得找到一个办法让资本主义这种为有钱人服务的属性同样也能够帮扶穷人.资本主义的奥秘就在于它有能力让人们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产生利他效应.创新所能够带来的潜在的经济回报,释放了大批人才尽情探索不同领域的激情.这种为自利所驱动的资本主义制度催生了许多伟大的创新发明,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但是,要让这种能力造福于所有人,我们还需要一个新的制度体系.在我看来,人性中蕴藏着两股巨大的力量,一是自利,二是关爱他人.资本主义利用了人性中自利的力量,让它能持续不断地发挥有益的作用,但只是服务于那些有支付能力的人.对于那些没钱买服务的人,虽然有政府和慈善部门的援助,但效果只是杯水车薪.为了让穷人的生活能迅速改观,我们需要一个制度体系,这个制度体系需要比我们现有的更能够吸引创新者和企业参与.这个新制度有两个使命:一是赚钱赢利,二是让那些无法充分分享市场益处的人群生活也得到改善.为了让这个制度可持续,我们需要充分利用利润来进行激励.而如果企业服务的对象非常贫困,利润就不大可能产生,这时我们就需要另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手段,那就是认可(recogni－tion).认可使企业的知名度提高,并对顾客产生吸引力,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感召优秀的人才加入.这样,认可就能够让好的行为得到市场的嘉奖.当企业在市场上无法赢利时,认可可以是一种替代;而在利润可能产生的地方,知名度则是额外的激励.我们的挑战就是设计出一个新的制度体系,让利润和认可(知名度)这样的市场激励发挥作用,带来改变.我喜欢把这种想法称为创新资本主义(creativecapitalism).通过这种途径,政府、企业及非赢利组织可以进行合作,让市场的作用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从而使更多的人可以从中赚取利润,或是得到认可,最终缓解全球的不平等现象.也许有人会反对这种基于市场的社会变革,他们认为如果把感情和自利结合在一起,市场作用的范围不会扩大,相反会缩小.然而资本主义之父、《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这位坚信自利对于社会的价值的思想家,在他的第一本著作的开卷部分这样写道:“无论人多么自私,在他的本性中明显地存在某些根本原则:一个人对改善别人的命运产生兴趣,将别人的快乐当成是自己的必需,虽然从中他并不能获得什么,只是看见它就感到满足.”

创新资本主义把这种对他人命运的兴趣与对自己命运的关心联系起来,既可以帮助他人,同时也可以提升自己.与单纯的自利行为相比,利己与利他相结合能够惠及更多的人.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受到我过去很多方面经验的影响,包括在微软我们所做的致力于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工作.在过去的20年中,微软以企业公益行为的方式把科技带给那些很难获得这些产品的人.我们已经捐赠了超过30亿美元的现金和软件,试图弥合数字鸿沟,这样的工作在未来仍将继续下去.但是,我们最大的影响并不是提供了免费或低价的软件本身,而是展示了如何使用技术来创建解决方案.而且我们正致力于传播更多的专业知识.我们的产品和分支机构遍布世界各地,在印度的实验室里,我们一些最好的专家们正在研究新的产品、技术和商业模式,可以让计算机使用起来更容易,价格却更便宜.例如,我们正在开发一种无文本界面,可以使文盲或半文盲通过最少的训练或援助就能立即学会使用电脑.在另一项计划中,我们正在试图利用无线技术和软件来解决不仅昂贵、而且不利于农村地区使用的网络连接现状.我们正在更专注的思考贫穷人群所面临的困难,并给予我们最有创新能力的专家以充足的时间和资源,来寻求解决方案.创新资本主义将商业和发展中国家的需要相结合,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一直存在,只是没有被

开辟.有些时候,市场经济的做法在发展中国家行不通,并不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没有需求,或是他们缺钱,而是因为我们没有花足够的时间来研究该市场的需求和它的局限条件.普拉哈拉德在他的著作 《金字塔底层的财富》中对此有相当精彩的论述.此书对很多公司和企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帮助这些企业通过特殊的创新拓展了赢利空间.当世界卫生组织希望在非洲扩大脑膜炎疫苗的接种范围的时候,它没有直接去找生产疫苗的厂商,而是到非洲去考察当地的支付能力.他们发现只有疫苗价格低于50美分,非洲的母亲才会为她们的孩子接种脑膜炎疫苗.随后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合作厂商按这个价格标准组织生产.事实上,印度的制药企业 SerumInstitute找到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将售价降到了40美分.该企业同意在未来十年为公共卫生体系提供2.5亿支脑膜炎疫苗,同时它们也被许可将产品直接出售给私营医疗机构.另一个例子是一家荷兰的制药企业,它拥有一种霍乱疫苗的专利权,但只是针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生产该疫苗则不用支付专利费.结果,在越南生产这种疫苗的成本还不到1美元——其中还包含了运费和免疫宣传费用.实际上,在许多行业内都可以通过这种分级定价制度来为低收入人群提供有价值的药品和技术.这些案例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那些致力于满足发展中国家需要的专家,经常和药物及软件企业的科学家们会面和沟通,并帮助他们找到办法让好的想法在贫穷国家得到实施,我们就会大有作为.另一个实现创新型本主义的办法需要政府的直接参与.当然,政府除了帮助培育市场,已经在扶助穷人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建立科研基金、资助医疗卫生、修建学校和医院.但是,政府最能够调动资源的做法是出台政策,通过市场的方式鼓励企业为改善贫困人群生活做出努力.下转52版

上接49版

根据布什总统2007年签署的一项法案,如果一家制药公司为疟疾或肺结核这样长期受到忽视的疾病开发出一种新的治疗手段,该公司就可以获得另一种产品的优先审核权.比如说,如果你开发出一种治疗疟疾的新药,那么你的另一种利润丰厚的治疗胆固醇的药物就可以提早两年上市销售,这种优先权可能意味着上亿美元的利润.还有一种实现创新资本主义的途径很简单,就是帮助贫困国家的企业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明天早上我会宣布一项合作计划,这个计划将帮助非洲农民进入高级咖啡市场,目的是让他们种植咖啡的收入增加一倍.这个项目将协助非洲农民种植优质咖啡,帮助他们与需要购买咖啡的企业建立联系.最终这项计划将使咖啡种植农民和他们的家庭摆脱贫困.最后,最有创意的一种实现创新资本主义的方式和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位人士有关.几年前,同样在这里,达沃斯,我和Bono(U2主唱)在一个酒吧里闲聊.大部分欧洲人、亚洲人以及非洲人此时都已入睡.在小酌了几杯后,Bono变得非常激动,他和我正在谈论怎么样才能让那些具备公益心的企业拿出销售收入的一小部分来帮助改变整个世界.那天晚上,他不停地打电话,把别人从睡梦中叫醒,然后还把电话交给我,让我知道他们对此都很感兴趣.开始的时候,他的计划有些过于狂热——但他是对的.如果一个人意识到他在购买一件好产品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一项他真正关心的事情,他就会乐于支付更多的钱,那些钱将产生很强的效果.红色运动(REDcampaign)就是这样产生的,就在这里,在达沃斯.GAP、摩托罗拉、阿玛尼等

公司都参与了红色运动.就在本周,戴尔和微软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在过去的一年半里,我们通过这项运动筹集了5000万美元在全球范围内防治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它的成果便是今天在非洲差不多有200万人得到了救命的药品.所有这些创新资本主义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是由市场力量驱动形成解决方案,达到帮助穷人的目的.随着我们不断完善和改进这些方式,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改变世界的力量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并且越来越有效.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只要是靠市场自身的激励方式,那么改变就可以持续进行.因为利润和认可是可以不断更新的资源.克劳斯·施瓦布(KlausSchwab,达沃斯论坛主席)主持了一项基金,旨在帮助全世界的社会企业家,不论性别,以让把他们改善生活的想法转化为人们可以购买得起的产品和服务.克林顿总统作为非赢利组织成员,帮助发达国家的生产商和贫困国家的消费者建立联系,他在当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快公司》杂志还设立了一项被称做“社会资本主义”的奖项.这不仅仅是一些孤立的故事,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运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而且有责任来加速推动这个进程.我想请在座诸位——无论你们是来自企业,还是政府,或是非营利组织——在新的一年里一同从事创新资本主义的活动,不一定非要是一个新的项目,你可以参加已有的计划,来确定在什么地方你可以利用市场的力量来推动事物向前发展.无论是参加国际援助,还是进行慈善捐赠,或是试着去改变世界——你是否应用这样一个创新型的制度体系,让市场的力量发挥作用来帮助穷人?我希望公司可以考虑安排最有创新能力的研发人员拿出一部分时间来帮助那些被世界经济甩在后头的人们.这样的投入会比直接捐赠现金或给雇员放假让他们从事志愿者工作更有价值.这实际上是集中发挥他们最擅长的优势.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创新资本主义,因为它在利用智慧的力量让有钱人生活得更好时,也让其他人的生活得到改善.目前已经有许多制药企业,如葛兰素史克公司,让最有创新能力的研发人员开发帮助穷人的药物.日本的住友化工利用他们的专长建好蚊帐工厂后再捐赠出去.其他的公司,如食品、高科技、移动电话,以及银行业,也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实际上,我想说的是如果各行业的企业都可以做到像这些公司一样,那世界的不平等现象就会有极大的改观.最后,我希望在座的学者们能够投入一些时间来寻找合适的途径,帮助企业、政府、非营利组织和媒体像一些公司正在做的那样,发挥各自的才能和优势来帮助更多的人.这些信息将是创新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能够将好的行为转化为公众的认可,从而保证市场激励流向那些为大多数人做出最大贡献的企业.我们处在一个非同寻常的时代.如果我们能够在21世纪的前几十年探索到满足贫困人口需要的方式,找到为企业带来利润和认可的办法,那么我们将找到一条可持续的减少贫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