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纠纷中诉讼时效争议典型案例选[精选多篇]

第一篇：合同纠纷中诉讼时效争议典型案例选

合同纠纷中诉讼时效争议典型案例选

（上）

【高杉按语】

诉讼时效，又称消灭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法院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的法律制度。因为我国民事立法采用了两年的短时效[1]制度，所以诉讼时效争议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最为常见，且争点极为细密。

诉讼时效常见的争议点有：债权人工作人员催款证言的证明力、催款录音的证明力、长期供货多笔货款之间的时效关系、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的债务的时效起算点及宽限期的认定、未能按约付款出具欠条后时效起算点的认定、时效届满日系节假日是否顺延、催收函件被退回能否中断时效、普通违约金和逾期违约金的时效起算点、交房请求权是否适用时效、合同无效之诉是否适用时效制度，等等。就诉讼时效的上述争议点，本文特筛选出若干案件的裁判要旨如下，供大家参考。

【本文目录】

(1)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一般情形

(2)邮寄催款通知、债务清收通知等债权主张文件对时效中断的效力(3)调解、起诉、报案等行为对诉讼时效认定的影响(4)持续、多次交易中诉讼时效问题的认定(5)履行期限约定不明债务的诉讼时效问题的认定(6)买卖合同中欠条、收条、对账单对诉讼时效认定的影响(7)房地产买卖中诉讼时效的认定(8)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的证明与程序限制(9)诉讼时效的其他问题：超过时效后部分偿还、主张合同无效的“时效”[2]

【裁判要旨】

(1)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一般情形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青民二商终字第340号青岛昌发家具有限公司与高庆铜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虽然李国光在收到条中写明2008年6月底之前付款。但上诉人于2009年春节前向被上诉人付款20000元，即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宋程前出具的收款条时间2009年1月15日为最后一次付款时间，诉讼时效中断，因此本案被上诉人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于上诉人该项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南民一终字第92号刘长兴与刘明选等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本案上诉人刘长兴在二审庭审中自述其2007年8月份知道变压器被卖，其于2010年7月向内乡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其也不能举出有效证据证明诉讼时效有中止、中断的情形，故原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处理适当，本院予以维持。

(2)邮寄催款通知、债务清收通知等债权主张文件对时效中断的效力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杭商外终字第17号杭州某某时装珠绣有限公司与某某服饰（杭州）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本院认为，一、关于时装公司以服饰公司延期交货为由，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首先，根据时装公司提供的特快专递详情单，其于2009年9月25日向本院民三庭邮寄“反诉状证据一式两份”是事实，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第十二条关于“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之规定，时装公司提起反诉之日即为诉讼时效中断之日，原审法院以时装公司提起反诉无相关人员签收或者盖章为由，认定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情形的观点与上述法律规定相悖，应予纠正；其次，虽然时装公司于2009年9月25日向本院民三庭邮寄“反诉状证据一式两份”是事实，但鉴于时装公司不能证明其提交的反诉状的内容为追究服饰公司延期交货的违约责任，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且时装公司明知本院民三庭在审理（2009）浙杭商外初字第239号案件的过程中，没有受理其提出的反诉请求，既未向邮局查询特快专递邮件是否妥投或者被退回，也未向法院查询反诉的受理情况，即使以此为由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最终亦是撤回上诉，因此，时装公司主张其于2009年9月25日通过邮寄反诉状的形式向服饰公司主张延期交货之违约责任的依据不足，时装公司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深中法民四终字第341号北京市中标新亚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与恩顿（亚洲）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双方对原审法院管辖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为准据法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恩顿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本院认为，根据本案证据：1.恩顿公司提交了于2009年7月17日向中标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某某邮寄的EMS快递相关证据，邮寄内容为《律师函》，邮寄地址为“北京市海某区东某西路45号某园写字楼二楼”，该地址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三份买卖合同载明的中标公司地址。恩顿公司于同日向中标公司深圳福田某建设广场项目部李某某经理邮寄EMS快递，地址为“深圳福田区福某路城某苑B栋31D”。恩顿公司提交了上述两件EMS快递的“交寄邮件收据”，寄往中标公司深圳福田某建设广场项目部地址的邮件因无人签收被邮局退回。2.恩顿公司提交了广东一某律师事务所朱某某律师于2009年7月20日代表中标公司向恩顿公司发出的《律师函》，函件联系人为朱某某律师、李某某经理。该函载明：中标公司于2008年11月4日致函要求恩顿公司赔偿质量事故的损失，但恩顿公司至今未作出回应，反而还在追讨所谓的余款，并继续要求恩顿公司赔偿质量事故造成的损失。中标公司主张朱某某律师不能代表中标公司，根据查明的事实，该主张与中标公司原审提交又撤回的“关于更换某建设广场项目24小时冷却水管之事宜”函件内容明显不符，本院不予采信。3.恩顿公司提交了中标公司李某某于2008年11月5日发送的邮件，该邮件附件的日期为2008年11月4日，附件内容为中标公司回应恩顿公司于2008年10月29日来函追讨货款一事，该附件载明的地址为“深圳福田区福某路城某苑B栋31D”。恩顿公司向中标公司深圳福田某建设广场项目部李某某经理邮寄EMS快递的地址与该地址相同，并且该邮件附件与朱某某律师代表中标公司于2009年7月20日向恩顿公司发送的《律师函》内容相印证。综上，恩顿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互相印证，足以证明恩顿公司通过EMS快递和电子邮件向中标公司催款，中标公司亦作出了回应，构成了诉讼时效的中断，恩顿公司的起诉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1)二中保民终字第42号广州市白云泵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天津中安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关于天津中安公司主张的诉讼时效问题。广州白云公司2004年至2007年间先后向中国消防安全工程总公司天津公司、中国消防安全工程总公司邮寄的一系列催收函件，能够证实广州白云公司并未怠于行使权利，已在合理期限内持续催要了剩余货款。因此，天津中安公司关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本院不予支持。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1)州民二终字第35号泸溪县汇祥矿业有限公司与河南焦矿机器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本院认为，上诉人办公地址变更后没有通知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按照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上确认的地址于2010年7月22日向上诉人邮寄催款公函并无不当，应视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从主张权利之日起即2010年7月22日中断。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的债权已过诉讼时效，于法无据，对此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上诉人应支付所欠货款475101.2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3)调解、起诉、报案等行为对诉讼时效认定的影响

河南省济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济中民一终字第18号王立祥与葛小爱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王立祥上诉主张葛小爱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葛小爱于2010年9月2日向济源市司法局玉泉街道司法所申请调处纠纷，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中断，故本案葛小爱的请求并不超出诉讼时效期间。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邯市民一终字第12号李某某与邯郸某某水泥厂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本院认为，上诉人李某某拖欠被上诉人的货款，有上诉人出具的欠据为证，事实清楚，2006年3月30日上诉人又对欠款情况进行了证明。上诉人称自己是运输户，只负责送货，但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且与自己书写的欠据和欠款证明的内容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认为2008年6月30日临水镇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是伪证，但经一审法院调查临水镇司法所所长赵某某，其认可是调解委员会的公章，也未否认证明内容的真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能够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

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岳中民三终字第211号湖南省电力公司岳阳临湘电力局与德力西集团公司岳阳分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并没有就电表的欠款约定履行期限，且德力西岳阳分公司一直在催讨欠款。另外，德力西岳阳分公司业务员林尧根在2010年3月24日以个人名义起诉临湘电力局和张胜延，此时诉讼时效已经中断。故临湘电力局提出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海南省海南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海南一中民三终字第87号曾令佳与陈雄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本院认为，陈雄于2003年2月11日给曾令佳出具欠条一张，欠款468805.00元。事后，曾令佳向陈雄催讨欠款未果，并于2005年1月18日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陈雄偿还该欠款及利息。因曾令佳未按规定预交案件受理费用，原审法院依法作出民事裁定：本案按撤诉处理。由此可见，从2005年1月18日起，陈雄没有向曾令佳偿还欠款，曾令佳就应当知道到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诉讼时效从曾令佳向原审法院提交起诉状之日（即2005年1月18日）起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从2005年1月19日起重新计算。而曾令佳又于2007年3月12日第二次向原审法院起诉，且本案受理后查明无中止、中断及延长的法定事由，故曾令佳第二次向原审法院起诉，显然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期间。现曾令佳再次于2010年2月24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陈雄偿还该欠款，原审法院以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期间为由，判决驳回曾令佳的全部诉讼请求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3条的规定。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恰当，应予维持。

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潭中民二终字第24号广东某集团有限公司与韶山某酒店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诉讼时效应如何计算。广东某公司于2007年11月8日就三个合同债权向顺德区法院起诉韶山某公司，韶山某公司以管辖权提出异议上诉广东佛山中院。佛山中院以无管辖权为由指定顺德区法院重新审查立案。广东某公司于2008年6月24日以双方之间另外两个合同债权提起诉讼至顺德区法院。但广东某公司并未就本案合同债权向有管辖权的法院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的规定，广东某公司向顺德区法院提起诉讼的2008年6月24日起中断，也就是广东某公司对其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点。广东某公司认为其诉讼时中断后的起算点是广东佛山中院的二审终审判决之日2008年11月27日，其观点是错误的。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故本案合同的诉讼时效应是2010年6月23日届满，广东某公司的起诉已超过了诉讼时效，丧失了胜诉权。其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徐商终字第0110号杨林与徐州市中桓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关于中桓公司主张的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2007年11月29日杨林、中桓公司最后一次对账，且上诉人杨林2008年6月15日最后一次还款，而原审法院出具的《诉调对接工作交接单》、《说明》，能够证明中桓公司于2009年11月份已经就涉案酒水买卖合同起诉杨林，并且由原审法院依法进行了诉前调解，因此，中桓公司主张权利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期间。上诉人杨林提出中桓公司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主张，无事实以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舟商终字第157号舟山市兴洲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舟山宇锦水泥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2008年8月22日，严某某在两份《舟山宇锦水泥有限公司水泥销售供应量确认书》上签名确认交货数量及欠款事实。2010年8月23日，宇锦公司提起诉讼主张权利。经审查，2010年8月23日为周一，属于诉讼时效中遇节假日顺延情形，宇锦公司主张权利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郑民四终字第1338号陈俊才与辽阳彩虹化工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陈俊才上诉称，深化公司的诉讼超过诉讼时效，因深化公司与陈俊才并未约定支付货款的期限，深化公司可以随时要求陈俊才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而且深化公司就陈俊才未支付货款的行为曾向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经侦大队报案，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经侦大队对陈俊才就深化公司与其是否存在业务往来等相关问题曾做过询问笔录，故对陈俊才所称深化公司主张已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采纳。

(4)持续、多次交易中诉讼时效问题的认定

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株中法民一终字第243号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株洲中心支公司与陈美香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争议的焦点是

一、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是否应为其工作人员的签单承担责任。本案上诉人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株洲中心支公司因日常接待消费需要在陈美香经营的“诚信名烟名酒店”采取挂账的方式购买烟酒，上诉人的原法定代表人赵颖在陈美香的记账单上签字确认，上诉人单位办公室负责烟酒采购的人员田伟事后也出具证明证实欠付陈美香货款，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实所欠货款属于个人消费，故应当认定为上诉人公司消费行为，原审判决上诉人支付拖欠的烟酒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维持，上诉人称其总公司规定工作人员不能在外签单挂账消费，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株洲中心支公司应对其工作人员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二、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因陈美香、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株洲中心支公司一直未对所发生业务往来进行结算，也未对付款期限予以约定，故陈美香随时可以主张权利，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株洲中心支公司认为陈美香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纳。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886号增城市仙村南亚造纸实业有限公司与单锡钊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对于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由于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已延续多年，但双方均未对相关交易的结算方式作出明确约定，上诉人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向被上诉人所支付的多笔货款，是分别对应涉案的多次交易中的某一笔特定交易，故原审判决认定双方的交易习惯为上诉人不即时支付，而是累计分期支付货款给被上诉人并无不当。根据一审查明事实，上诉人最后一次向被上诉人开具支票的时间为2007年6月8日，而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为2009年5月25日，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因此，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应驳回其诉讼请求的主张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嘉商终字第70号杭州天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殷惠忠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材料供需合同》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依照约定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该合同第七条约定了供料的付款办法，即“每满壹拾万元材料款甲方（即天和公司）支付清一次，余款在乙方（殷惠忠）供料结束后壹个月内全额付清。”按照上述约定，合同双方应当在每满壹拾万元材料款时结算一次，从形式上看债务具备分期履行的性质。但是，按照这种结算方式进行结算的前提是，双方必须对一段时间内发生的材料款进行确认，从而使债权债务的数量明确化。本案中，乙方（殷惠忠）履行供料义务后，作为用料方天和公司理应按照约定及时确认供料数量，支付货款，而天和公司仅支付了1562250元，对其余货款未予以确认，被上诉人自然无法通过分期请求支付货款形式主张权利。上述条款实质上是双方对付款方式的约定，并不影响双方依据合同第三条“材料数量按该工程项目竣工审计结算为准”对双方债权债务数量进行最终的确认，从而使双方剩余的债权债务明确。天和公司未履行部分的债务实际上转化为了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双方剩余的债权债务在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情况下，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天和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殷惠忠给予了天和公司履行义务的宽限期且超过了诉讼时效。故，对天和公司的诉讼时效抗辩，本院不予支持。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沈中民三终字第722号沈阳某某公司与鞍山某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三份书面及达成的一份口头协议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实际确立形成了长期、连续的买卖关系。在被上诉人已按合同约定履行给付货物的义务后，上诉人负有给付相应货款的义务。因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几份合同性质相同且合同履行时间连续，属持续的交易，且无法确认被上诉人已给付的货款所对应的合同，被上诉人的给付行为系针对全部合同的履行过程。而双方当事人确认最后一笔合同质量保证金的付款时间为2009年4月10日，因此被上诉人主张权利没有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限。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湖商终字第406号靖江市鑫盛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长兴县宏明特种耐火材料铸造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应当支付被上诉人货款131860元及相关利息。上诉人主张，2008年6月15日和2008年8月3日签订的合同中的货款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本院认为，诉讼时效制度之本旨，在于通过惩罚权利上的睡眠者，督促权利人尽快行使权利，以维护权利秩序的安定性，其所规制的是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的现象，故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不应仅从时间上机械地加以判断，还应考察权利义务主体间所处的实际状态。当事人双方在2008年6月15日、2008年8月3日和2009年1月6日分别签订了三份合同，表明在上述期间内双方之间一直在发生业务关系，此种情形下认定被上诉人怠于行使权利，明显不合常理，且三份合同中均有“在一年内结清”的约定，故被上诉人于2010年12月7日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蚌民二终字第00152号芜湖仁德堂药业西药经营有限公司与安徽环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芜湖仁德堂药业西药经营有限公司与安徽环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2006年基于诚信原则继续进行业务往来时，没有对货款的结算、履行明确约定，自2006年7月26日后，也没有对往来业务进行结算。安徽环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1年6月2日主张芜湖仁德堂药业西药经营有限公司尚欠货款36210元，芜湖仁德堂药业西药经营有限公司对所欠货款数额无异议，但认为安徽环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主张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因芜湖仁德堂药业西药经营有限公司与安徽环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未签订协议，也未对2006年期间往来货款的结算、履行期限明确约定，安徽环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可随时请求芜湖仁德堂药业西药经营有限公司履行义务，芜湖仁德堂药业西药经营有限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安徽环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主张该债权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形，故一审法院认定安徽环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主张芜湖仁德堂药业西药经营有限公司尚欠货款36210元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5)履行期限约定不明债务的诉讼时效问题的认定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599号甲公司与乙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本院认为，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应当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本案中，甲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理由在于，甲公司所提供的证明催讨情况的证据均系间接证据，而无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的有效证据：甲公司并未提供乙公司通过签字或盖章确认甲公司曾向乙公司主张权利的任何书面证据；人民调解委员会未出具有效的受理登记证明，且其作用仅为催款而非调解纠纷，并不能证明诉讼时效中断。另外，甲公司主张援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中“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即甲公司在向法院起诉之前，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一直处在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然而“宽限期”是明确的期限，不可作任意解释。甲公司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未提出权利请求，又未向有权解决民事纠纷的人民法院或其他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致使双方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甲公司这种怠于行使自己权利的行为已使其请求权罹于时效而丧失胜诉权。乙公司的抗辩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昆民四终字第64号昆明惠翔经贸有限公司与昆明保益尔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就保益尔公司起诉要求惠翔公司退还款项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保益尔公司起诉主张及二审明确的事实，双方仅就本案达成口头钢材买卖合同，保益尔公司交付的100000元转账支票具有担保及预付款的性质，而对交付的转账支票随时可能进账发生实际支付的常识保益尔公司应当是知晓的。2007年6月，双方交付、接收转账支票，却未约定其他具体权利义务关系的事实反映出保益尔公司是就即将发生的供货向惠翔公司提供担保、支付预付货款，惠翔公司应及时履行供货义务，买卖合同关系应为及时清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明确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保益尔公司在交付转账支票后的合理期限，本院酌情确定为六个月届满，惠翔公司既未履行供货义务又不退还转账支票，此时保益尔公司应知道权利受到侵害，就应依法及时主张供货或退款权利，诉讼时效起算，但计算至本案提起诉讼近三年时间内，保益尔公司未举证证实诉讼时效中断、中止或者延长的法律情形存在，故诉讼时效已经超过。即使按照保益尔公司主张因己方客户原因，保益尔公司于2007年6月中旬通知惠翔公司不需组织供货，后要求退还转账支票，此时惠翔公司收取转账支票没有合同依据，应立即返还转账支票，惠翔公司未予返还，保益尔公司就应该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起算，计算至本案提起诉讼三年多时间内，保益尔公司未举证证实诉讼时效中断、中止或者延长的法律情形存在，故诉讼时效也已经超过。保益尔公司主张要向银行查询进账情况才能知道自己权利受到侵害不符合通常情理，本院不予支持。

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浙绍商终字第827号王浩良与宣千灿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宣千灿向上诉人王浩良主张支付货款有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上诉人认为，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以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时间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故被上诉人在双方于2006年9月17日对货款予以结算后的两年后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所规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价款”是法律为买受人设定的履行付款义务的时间。在双方当事人未约定付款时间或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该规定只是消灭了债务人对债权人主张权利时的合法抗辩事由，即债务人不能在债权人请求债务人履行其付款的义务时拒绝履行。另外，在双方当事人未约定付款时间或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对债权人而言，是具备了行使收取价款的权利，而没有规定债权人在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应当主张债权。故该条款规定的买受人应当付款的时间不能理解为诉讼时效开始的时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双方在2006年9月17日对货款进行了结算，并未约定货款支付时间，且也未在出具结算书之前或之后对货款的支付方式做过明确约定，系属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合同，根据上述条款规定，现被上诉人以向法院起诉方式向上诉人主张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6)买卖合同中欠条、收条、对账单对诉讼时效认定的影响

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益法民二终字第135号益阳市千山红镇人民政府与益阳市粮食购销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千山红镇政府欠付购销总公司549478.4元的事实均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该笔欠款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2000年11月29日千山红镇政府向购销总公司出具的欠条，并未明确付款期限，购销总公司可随时主张权利。2011年4月6日千山红镇政府在购销总公司应收账款核对表中对该549478.4元再次确认的行为，应视为其同意还款的承诺。故购销总公司的起诉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千山红镇政府应当承担还款责任。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2)一中民终字第5100号金某与谢某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金某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是：1.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简单明确。2006年，谢某向金某购买苗木，在取得苗木后，谢某向金某出具了欠条，确认谢某欠金某苗木款47000元。对于该欠条的真实性，双方均无异议，谢某的欠款事实毫无争议。2.本案涉及的欠款没有约定明确的履行时间。针对金某的起诉，谢某抗辩的理由仅仅是已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驳回金某诉讼请求的理由也仅仅是已过诉讼时效。判决认定本案诉讼时效起算点是欠条出具的时间，2006年12月12日。这样的认定是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由于欠条没有明确的还款时间，该笔欠款属于没有约定支付期限的债权，因此，仅仅根据欠条内容，根本无法确定诉讼时效的计算起点，也无法认定本案已过诉讼时效。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对于履行期限不明的债权债务关系，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该以债权人主张债权后的合理宽限期计算诉讼时效，因此，一审法院以欠条出具的时间计算诉讼时效，显然是错误的。其上诉请求为：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金某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本案中，谢某向金某购买苗木，在取得苗木后，谢某向金某出具了欠条，确认谢某欠金某苗木款47000元。庭审中金某确认本案涉及的欠款是谢某与金某于2006年底，针对2006年度双方的交易，进行结算后得出的谢某应向金某支付的款项，后谢某向金某出具了欠条。在2006年底，双方进行结算后谢某即应向金某支付款项，谢某是在金某主张货款的情况下出具了欠条。从出具欠条之日起，金某即应知道权利受到侵害。因此，一审法院以欠条出具的时间计算诉讼时效并无不当，金某的上诉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长中民二终字第3469号周某某与刘某某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周某某于2007年3月7日向刘某某出具欠条，对2007年3月7日之前的双方业务往来进行结算，双方的债权债务至此确定。由于欠条上未约定履行期限，刘某某可随时要求周某某清偿债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应从刘某某向法院起诉要求周某某清偿债务之日起算。至于法复（1994）3号批复，因其适用前提当事人约定即时交易。而本案中，周某某先后出具多份欠条，并且2007年3月7日的欠条还特别载明“2006致2007年3.7.前如有欠条，全部作废”，由此可以看出，周某某与刘某某之间并非即时交易，故本案并不存在适用法复（1994）3号批复的条件。周某某关于诉讼时效已过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乌中民一终字第646号高某某等与赵某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本案的情形是买受人高某某、袁某某向出卖人赵某购买鸡苗，双方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也未约定出卖人交货后，买受人立即付款，而是买受人在交易时对未支付价款向出卖人出具了没有还款日期的收条。由于当事人未约定履行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赵某可以随时向高某某、袁某某主张权利。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赵某向高某某主张权利时起算，故本案未过诉讼时效。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青民二商终字第176号青岛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与宋义重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上诉人与万通公司青岛经营部签署对账单时并未约定付款期限，之后发生的52001.46元货款双方亦未约定还款期限，债权人可以随时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故上诉人关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1]民事时效分为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又称诉讼时效）两种，因我国民法并未规定取得时效，故下文将诉讼时效简称为时效，当不致混淆。

[2]就合同无效相关的诉讼时效的问题，须注意调研起草中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无效合同所涉诉讼时效问题的规定》（2010年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规定：“第一条（无效合同所涉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当事人对确认合同无效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当事人可以对作为债权请求权的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第二条（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方案

一、合同无效，当事人一方请求另一方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计算，但自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当事人一方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方案

二、合同无效，一方当事人请求另一方当事人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方案

三、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合同尚未履行或者未完全履行的，合同法律关系中的一方当事人请求另一方当事人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前款之外其他情形，诉讼时效期间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计算，但自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合同纠纷中诉讼时效争议典型案例选

（下）

【高杉按语】

诉讼时效，又称消灭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法院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的法律制度。因为我国民事立法采用了两年的短时效[1]制度，所以诉讼时效争议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最为常见，且争点极为细密。

诉讼时效常见的争议点有：债权人工作人员催款证言的证明力、催款录音的证明力、长期供货多笔货款之间的时效关系、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的债务的时效起算点及宽限期的认定、未能按约付款出具欠条后时效起算点的认定、时效届满日系节假日是否顺延、催收函件被退回能否中断时效、普通违约金和逾期违约金的时效起算点、交房请求权是否适用时效、合同无效之诉是否适用时效制度，等等。就诉讼时效的上述争议点，本文特筛选出若干案件的裁判要旨如下，供大家参考。

【本文目录】

(1)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一般情形

(2)邮寄催款通知、债务清收通知等债权主张文件对时效中断的效力(3)调解、起诉、报案等行为对诉讼时效认定的影响(4)持续、多次交易中诉讼时效问题的认定(5)履行期限约定不明债务的诉讼时效问题的认定(6)买卖合同中欠条、收条、对账单对诉讼时效认定的影响(7)房地产买卖中诉讼时效的认定(8)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的证明与程序限制

(9)诉讼时效的其他问题：超过时效后部分偿还、主张合同无效的“时效”

【裁判要旨】

(7)房地产买卖中诉讼时效的认定

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宝市中法民一终字第377号杨利宁与宝鸡惠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车位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本院认为，上诉人杨利宁与被上诉人宝鸡惠森房地产开有限公司于2008年3月28日签订的《车位（库）买卖合同》，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属有效合同，应受法律保护。该合同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上诉人依约向被上诉人支付了全部车位价款，而被上诉人却未依约按期向上诉人交付车位,其逾期交付车位之行为显已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给上诉人支付违约金。被上诉人虽曾给上诉人安排过临时车位，但上诉人并未接受使用，双方对此未实际履行。在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出具了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在2009年9月18日及随后向被上诉人提出要求支付违约金的事实，故诉讼时效应从此时间开始重新计算。上诉人于2010年9月10日向人民法院起诉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所述，原判认定本案基本事实清楚，但以上诉人之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而驳回其诉讼请求不当。上诉人杨利宁的上诉理由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南市民一终字第52号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黄文华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关于黄文华的诉请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根据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违约条款的约定，南方食品集团逾期交付房屋超过90日的，应自合同约定的交付期限第二日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按已付房款的每日万分之一支付违约金，故黄文华请求的逾期交房违约金为持续递增之迟延履行违约金，即指合同双方约定，一方一旦迟延履行，将支付给另一方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从约定履行之日起随时间的推移按一定标准不断增长。首先，持续递增之迟延履行违约金是根据违约行为持续发生的状况而累加计算的，即相对于权利人来讲，主张自合同约定的迟延履行之日至履行迟延终了之日的违约金，是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所确定的一个整体的合同权利，而不是按照违约的天数具体分割为若干分别计算诉讼时效的独立的权利，权利人可以在该项整体权利未能实现时提出主张。如果将此类违约金请求权分割为若干独立的请求权，并以分别起算的诉讼时效予以限制，这必将改变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累加计算的本意，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其次，虽然持续递增之迟延履行违约金的权利人在债务人违约之日便已知权利受到侵害，但债务人究竟迟延履行至何日未定，亦即具体数额（具体内容）未定，权利人行使请求权存在不可归责于自身原因的障碍，只有待障碍消除后，违约金金额确定下来，权利人可以行使请求权时，诉讼时效才能起算。再次，债务不履行是一种民事不法行为，故迟延履行违约金不仅是从债务，还是一种因主债务不履行导致的损害赔偿之债，当迟延履行保持在持续状态时，没有理由要求权利人提前主张违约金请求权，只有当违法行为结束时，才应当起算诉讼时效。当然，只要违约金有实体内容，权利人可以在违约金金额终局确定前就已发生的违约金提前主张，这是债权人的权利。最后，实践中对持续递增之迟延履行违约金应当于何时支付，通常无约定，此类违约金的履行期间一般未定，故债权人对于没有支付期限的债务，可以于任何时候主张，只有当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时，才能认定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才可依法起算。因此，持续递增之迟延履行违约金的诉讼时效应当自履行迟延终了（包括债务履行、拒绝履行、给付不能、合同消灭及债权人宽免）之日起算。而且，逾期交房违约金，其作为从债务，所对应的主债务就是商品房交付之债。商品房交付之债的诉讼时效的起算，应当以房屋具备法定交付条件（当事人有特别约定的，从约定）为前提。因此，商品房交付之债的诉讼时效起算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房屋具备法定交付条件时开始。基于从债务与主债务具有一体性、从属性，逾期交房违约金的诉讼时效起算亦应与主债务的诉讼时效的起算一致，即当房屋具备法定交付条件并为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时，义务人履行迟延因其可实际履行（交付房屋）、拒绝履行（不交付房屋）等而终了，此时开始起算逾期交房违约金的诉讼时效。综上，由于南方食品集团一直未能交付具备法定交付条件的商品房，黄文华请求的逾期交房违约金之诉讼时效并未起算，且在房屋交付之前单独起算违约金债权的诉讼时效，也不符合社会公众在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公序良俗。所以，南方食品集团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深中法民五终字第204号深圳华侨城房地产有限公司与张冰亚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双方买卖合同约定，因上诉人过失造成被上诉人不能按法定期限领取《房地产证》，应从上诉人取得房地产《竣工验收证书》之日的第180天起，按市房屋租赁主管部门规定的指导租金标准，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租金至核发房地产证之日止。可见，该违约金逐日发生，计算标准明确，每日发生的违约金应自该日起计诉讼时效。被上诉人于2009年12月21日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上诉人支付自2008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期间的违约金，该诉讼请求未超过法定的两年诉讼时效，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长中民三终字第2045号唐甲与长沙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本院认为，唐甲要求长沙某公司支付因提供备案资料迟延而应支付违约金的请求权属于债权请求权，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关于普通诉讼时效的规定。本案中，唐甲与长沙某公司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五条中约定：长沙某公司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180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需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如因出卖人的责任，买受人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取得房地产权属证书的，出卖人按已付房价款的3%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依据上述约定，长沙某公司应当在交房后180日内向产权登记机关提交备案资料，逾期即构成违约，唐甲的合同权利即受到侵害，故唐甲要求长沙某公司支付违约金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认定为：自商品房交付使用180日后开始计算。本案房屋于2005年12月底交付使用，长沙某公司未向产权登记机关提交备案资料，其行为直接导致房屋权证不能如期办理，长沙某公司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唐甲在房屋交付使用180天后，应当密切关注产权备案资料的提供与产权办理的进展情况，但其直至2010年7月才行使诉权，故其请求长沙某公司违约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自2006年6月底开始计算，唐甲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未提供该债权在2008年6月之前已经发生时效中止和中断的事实证据，其请求权因时效的经过而丧失实体权利的胜诉权。故原审法院适用时效制度判决驳回唐甲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支持。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2101号黄金保与广州华美建设开发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房地产预售契约》，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予切实履行。被上诉人逾期办证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对此原审判决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对原审判决不服，主要在于对其主张逾期办证违约金的诉讼时效认定。原审诉讼中，上诉人已经确认原审起诉前没有向被上人主张过逾期办证违约金。按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应在涉案房产交付使用后90天内协助上诉人办理房地产产权过户手续和房地产登记手续。被上诉人实际交付涉案房屋的时间在1998年12月3日，故此1999年3月4日前被上诉人应依合同约定履行办证义务，而涉案房产产权登记直至2009年3月21日完成。上诉人依据双方签订合同约定，完全可以明确被上诉人从1999年3月4日起已经须承担逾期办证的违约责任，但直至2011年1月26日才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这期间并未出现导致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的事实。故此，原审法院基于上诉人在法定诉讼时效内怠于行使的部分权利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深中法民五终字第1661号某某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某某某投资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某某公司向甘肃金融租赁协会汇款的汇款凭证上注明有“购房款（某某村）”字样，且原西部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也向某某公司出具了购房款收据。某某公司不能提供证据或通过鉴定方式推翻收款收据的效力，故本院认定某某公司已依约支付了300000元的购房款。某某公司在收取购房款后未将房产过户，某某公司诉请要求某某公司继续履行产权过户义务，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某某公司在支付购房款后已经实际占有、使用涉案房产，其依据《房屋出让协议书》提出的过户主张具有物权属性，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原审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潭中民一终字第70号彭某与杨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上诉人已经将房屋交付于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杨某亦对诉争房屋实际占有、使用、收益至今，其请求确认房屋所有权归其所有，并要求办理房屋所有权过户登记的请求权具有物权性质，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上诉人称被上诉人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海中法民一终字第811号郑建忠与黄琼荣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上诉人郑建忠与被上诉人黄琼荣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后，被上诉人黄琼荣支付了首付款，上诉人郑建忠已将该房屋交付给被上诉人黄琼荣使用，《房屋登记办法》第二条规定，房屋登记，是指房屋登记机构依法将房屋权利和其它应当记载的事项在房屋登记簿上予以记载行为。第十二条规定，申请房屋登记，应当由有关当事人双方共同申请。据此，房屋的过户登记是由双方当事人共同提出申请，房屋登记机构依法予以办理，变更登记的行为。由于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系有效合同，且在继续履行中，作为该房屋买方的被上诉人黄琼荣随时都可以主张办理过户手续。上诉人郑建忠提出被上诉人黄琼荣的该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青民一终字第632号刘祝世与邵予捷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法院认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理由为:1.关于本案是债权请求权还是物权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问题。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邵予捷与兴源公司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后，兴源公司既未将车库交付给邵予捷，亦未与邵予捷就车库办理产权过户手续，车库作为不动产，在没有办理变更登记之前，仍然由兴源公司享有车库的所有权，邵予捷不享有物权，只享有对兴源公司的债权。因此，本案应界定为债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2.本案是否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民法通则规定一般债权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邵予捷与兴源公司约定的车库交付期间为1997年10月31日，若没有引起时效中断的事由发生，则本案诉讼时效于1999年11月1日届满，因此，本案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审查是否存有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发生。首先，本院查明自合同约定的车库交付时间1997年10月31日至今，在兴源公司否认的情况下，无论是刘祝世还是邵予捷，均未举证证明向兴源公司主张过权利；其次，虽然邵予捷与兴源公司在2003年3月20日（此时诉讼时效已经届满）将双方签订的销合字（96）第34号青岛市商品房购销合同及附件作过公证，但此次公证的合同并没有新的内容，没有成立新的合同，兴源公司没有做出新的承诺，因此，该次公证行为在诉讼时效已经届满的情况下并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双方依然应当按照原来的销合字（96）第34号青岛市商品房购销合同确定各自的权利义务；再次，2002年12月31日，邵予捷与刘祝世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将涉案车库合同权利转让给刘祝世时，其时诉讼时效已届满，而在届满的情况下，债权转让不涉及诉讼时效中断问题。所以，刘祝世于2010年5月20日提起诉讼，已过诉讼时效。综上，法院认为刘祝世要求邵予捷承担给付责任的诉讼请求，因邵予捷作为债权转让人已履行了相应义务而不应承担民事责任，故对刘祝世的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而刘祝世要求兴源公司承担给付责任的诉讼请求，则因已过诉讼时效而丧失胜诉权，法院亦不予支持。

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舟民终字第291号唐某某与沈甲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本院认为，唐某某与沈甲系同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1996年1月25日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沈甲即入住讼争房屋，其实际占有房屋已长达十几年，且《土地管理法》也未禁止该类买卖行为，故双方签订的合同应属合法有效。双方签订的协议第一条约定卖房款一次性付清，由于合同签订时的监证人王某某已死亡，双方均缺乏直接证据证明房款是否支付。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沈甲长期实际占有讼争房屋，期间曾与近邻（唐某某的兄弟）发生纠纷，但本案诉讼前唐某某从未主张收回房屋，按照一般人认可的风俗习惯、社会经验，结合合同条款的约定，本院对唐某某关于其未收房屋买卖款、房屋买卖合同未曾实际履行的主张不予支持。沈甲请求办理讼争房屋的物权转移登记，不受普通诉讼时效期间限制，故唐某某关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亦不能成立。

(8)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的证明与程序限制

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枣商终字第52号济南深蓝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与枣庄兴达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枣庄兴达公司在诉讼中申请证人张亮出庭作证，以证明在2008年5月，枣庄兴达公司曾向济南深蓝公司催要过欠款。济南深蓝公司认为张亮系枣庄兴达公司工作人员，与枣庄兴达公司存在着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被采信。本院认为，枣庄兴达公司作为一般的经营主体，对于企业自身债权，通过自己工作人员进行催要，符合现实情况。因此，张亮的证言可以证明诉讼时效中断。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并未届满。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青民二商终字第328号青岛南荣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与潍坊科达塑胶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关于诉讼时效问题，被上诉人提交证人赵鹏的证言，证明2008年8月15日曾向上诉人催要过欠款，虽然赵鹏系被上诉人公司的职员，其证人证言的效力小于其他证人证言，但并非毫无证明力。从常理来讲，被上诉人作为债权人，在欠款事实如此明确的情况下，也不会不向上诉人主张债权。依照诚信原则，综合上述因素，本院对赵鹏的证人证言予以采信。故本案未过诉讼时效，上诉人应当承担还款责任。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1)二中民二终字第85号赵万富与魏平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本院认为，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系赵万富、魏平双方口头约定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未约定具体还款期限，应视为即时清结。赵万富在2007年6月最后交付标的物后，应在两年内向相对方主张权利，自2007年6月至赵万富到法院起诉（2010年8月4日），已超过了诉讼时效规定的期间。庭审中，赵万富虽申请证人赵某某出庭作证，并提供录音资料一份，欲证实其曾找魏平索要欠款，但证人赵某某的证言只能证实其与赵万富于2009年10月份找过李燕程要钱的事实。而录音资料虽系赵万富和魏平的谈话录音，但从该谈话中无法确认具体谈话时间。在赵万富未能举证证明本案具有诉讼时效中止的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赵万富的起诉已经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是正确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乌中民二终字第152号新疆独山子天利实业总公司与乌鲁木齐节能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因被上诉人节能公司在一审诉讼中提交了前往天利公司索要货款时的过路费票据，节能公司负责索要货款的业务员栾尚杰亦出庭证明其索款的过程，因此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节能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相互印证，故上诉人天利公司称被上诉人节能公司主张要求其支付货款已过诉讼时效不能成立。自上诉人天利公司欠付货款以来，被上诉人节能公司进行了连续性的索款，并认为通常情况下债权人对于如此大金额的货款均会慎重对待，怠于索款与常理不符，故原审法院对天利公司称该货款已过诉讼时效不予采信并无不当。

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三亚民二终字第115号三亚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与海南现代电梯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亚龙湾公司对现代公司经理晁威和林明涛的电话录音的真实性未提异议，该电话录音与现代公司提供的车票、加油票、住宿票、停车票等证据互相印证，林明涛对现代公司不间断地催款行为予以认可可以证明这一事实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应当认定现代公司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至于林明涛于2009年3月31日调至中粮集团酒店事业部任职不再负责电梯项目一事属亚龙湾公司内部人事变动，对外不能对抗现代公司对亚龙湾公司的催款行为效力，在亚龙湾公司没有正式告知现代公司林明涛不再负责电梯项目的情况下，现代公司对林明涛的催款行为效力应视为对亚龙湾公司的催款行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乌中民二终字第238号乌鲁木齐市鑫东方工贸有限公司与四川鑫达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鑫达海公司上诉关于本案是否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货到验收合格后即付清货款。虽然双方于合同签订当日进行了结算，但鑫达海公司并未提供货物已验收合格的相关证据，且合同中还约定，货款两清时本合同自行解除。现鑫达海公司认可货款至今未付清，由此可知双方的合同至今并未解除。另，鑫东方公司作为债权人，对数额可观的货款不可能不向对方进行索要。鉴于上述事实，本院认为鑫东方公司主张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鹤民二终字第24号广东君元药业有限公司与鹤壁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诉讼时效可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本案双方当事人最后一次发生业务关系的时间确定为2008年9月17日，广东君元药业主张依据2010年4月23日对账清单经加盖“鹤壁医药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科”印章之日，引起诉讼时效中断。但该对账清单上的“鹤壁医药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科”印章经山城区人民法院调查确认未在公安机关备案，既无法证明该印章的真实性，也无法证实确系鹤壁医药公司加盖，广东君元药业上诉又主张系鹤壁医药公司代表业务员加盖，并未提出证据予以证实。因此，广东君元药业对本案诉讼时效于2010年4月23日发生中断之事实并无有效证据予以证实，至广东君元药业2011年3月21日向山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已经超出法律规定的二年期间，经鹤壁医药公司行使诉讼时效抗辩权利，对该债权广东君元药业已丧失胜诉权。

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大民三终字第269号葛某某与李某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至于上诉人提出的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观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因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其在二审期间亦未有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依照上述规定，对其该项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9)诉讼时效的其他相关问题：超过时效后部分偿还、主张合同无效的“时效”[1]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沈中民三终字第1159号张某某与沈阳市某化工产品销售处等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2]：

本院认为，以上诉人所提供的书面欠条和收条来看，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业务往来结束于2004年，而上诉人有证据证明的最后一次有效主张权利的时间为2009年7月3日，此时已超过法定两年诉讼时效期间。而诉讼时效的中断是指在诉讼时效进行中，因某种法定事由发生而阻碍时效的进行，致使以前经过的时效期间统归无效，待时效期间中断的事由消除后，时效重新计算。因此引发诉讼时效中断产生的前提是必须在诉讼时效期内，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不存在中断的问题，此时该债务已转为自然债务，债权丧失胜诉权。而本案中被上诉人于2009年7月3日给付上诉人1000元款项的部分履行行为，应视为对此1000元部分的重新确认，对该部分的给付应予认定，不能予以返还。而对于剩余债务部分，没有证据表明被上诉人对剩余部分予以明确确认或做出给付的承诺，而在本案审理中被上诉人亦对此部分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因此不能认定被上诉人已放弃全部债务的诉讼时效抗辩权，对上诉人主张的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未履行部分的自然债务不应予以支持。本案中若债务人余某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要求债权人返还已经自愿履行的部分债务的，人民法院不应予以支持。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海南一中民二终字第541号冼光利与黄爱兰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诉争土地、房屋系黄爱兰、李余文夫妻共同共有的财产，各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平等，处分共有的不动产应当经全体共有人同意。本案中，当事人提交的房屋买卖协议书、收据上，均无黄爱兰本人的签字或签章，冼光利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黄爱兰参与了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及收款、出具收据的过程，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黄爱兰自此知晓或明示同意或默示不为反对。且李余文陈述与冼光利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及收款等事宜，事先未与黄爱兰商量、事后未告知黄爱兰。故现黄爱兰主张李余文与冼光利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无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八十九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的规定。冼光利明知诉争土地、房屋系黄爱兰、李余文夫妻共同共有的财产，未征得黄爱兰的同意，与李余文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损害了黄爱兰利益，且冼光利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诉争房屋已经依照法律规定进行了登记和已经交付给冼光利使用管理，不能发生善意取得的效果。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请求权，而本案当事人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利为形成权，故不属于诉讼时效的客体，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冼光利关于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株中法民四终字第127号李新民与刘某某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在司法实践中普遍认为，合同无效是法律所代表的公共权力对合同成立过程进行干预的结果，确认合同效力是价值判断的范畴，只要法律、行政法规认为合同是无效的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就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而不应考虑合同无效经历的实践过程，故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受诉讼时效期间限制。此外，诉讼时效制度适用于债权请求权，而确认合同无效则属于形成权，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属确认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故本案被上诉人起诉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关联法规】 《诉讼时效规定》第一条 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

（二）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

（三）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

（四）其他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

第二条 当事人违反法律规定，约定延长或者缩短诉讼时效期间、预先放弃诉讼时效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认可。

第三条 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

第四条 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

当事人未按照前款规定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申请再审或者提出再审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五条 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第六条 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

第七条 享有撤销权的当事人一方请求撤销合同的，应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五条关于一年除斥期间的规定。对方当事人对撤销合同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合同被撤销，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合同被撤销之日起计算。

第十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虽未签字、盖章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

（二）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

（三）当事人一方为金融机构，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从对方当事人账户中扣收欠款本息的；

（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对方当事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签收人可以是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发信件的部门或者被授权主体；对方当事人为自然人的，签收人可以是自然人本人、同住的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亲属或者被授权主体。

第十一条 权利人对同一债权中的部分债权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剩余债权，但权利人明确表示放弃剩余债权的情形除外。

第十二条 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

第十三条 下列事项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一）申请仲裁；

（二）申请支付令；

（三）申请破产、申报破产债权；

（四）为主张权利而申请宣告义务人失踪或死亡；

（五）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诉前临时禁令等诉前措施；

（六）申请强制执行；

（七）申请追加当事人或者被通知参加诉讼；

（八）在诉讼中主张抵销；

（九）其他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项。

第十四条 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

第十五条 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

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

第十六条 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

《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五条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损害时起计算。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要求赔偿的请求权，在造成损害的缺陷产品交付最初消费者满十年丧失；但是，尚未超过明示的安全使用期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九十条规定的精神，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关于买受人在交易时未支付价款向出卖人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请示的答复》[3]根据你院报告所述情况，冯树根向广州市白云农业综合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云农业公司）购买农药，双方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也无证据证明双方对合同的履行期限进行约定，因此，该合同属于未定履行期限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白云农业公司向冯树根主张权利时起算。本案不符合法复［1994］3号批复适用的条件，故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多数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在保证期间以特快专递向保证人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但缺乏保证人对邮件签收或拒收的证据能否认定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请示的复函》[4]债权人通过邮局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向保证人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在债权人能够提供特快专递邮件存根及内容的情况下，除非保证人有相反证据推翻债权人所提供的证据，应当认定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人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债务而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批复》[5]双方当事人原约定，供方交货后，需方立即付款。需方收货后因无款可付，经供方同意写了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对此应认定诉讼时效中断。如果供方在诉讼时效中断后一直未主张权利，诉讼时效期间则应从供方收到需方所写欠款条之日的第二天开始重新计算。

《民法通则意见》１６９.权利人由于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属于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特殊情况”。

１７２.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权利被侵害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代理权，或者法定代理人本人丧失行为能力的，可以认定为因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中止。

１７３.诉讼时效因权利人主张权利或者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后，权利人在新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再次主张权利或者义务人再次同意履行义务的，可以认定为诉讼时效再次中断。

权利人向债务保证人、债务人的代理人或者财产代管人主张权利的，可以认定诉讼时效中断。１７４.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从提出请求时起，诉讼时效中断。经调处达不成协议的，诉讼时效期间即重新起算；如调处达成协议，义务人未按协议所定期限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期限届满时重新起算。

１７５.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可以适用民法通则有关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

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二十年”诉讼时效期间，可以适用民法通则有关延长的规定，不适用中止、中断的规定。

１７６.法律、法规对索赔时间和对产品质量等提出异议的时间有特殊规定的，按特殊规定办理。

《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一百三十六条 下列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一)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二)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的；(三)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四)寄存财物被丢失或者损毁的。

第一百三十七条 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第一百三十八条 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第一百三十九条 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第一百四十条 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1]就合同无效相关的诉讼时效的问题，须注意调研起草中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无效合同所涉诉讼时效问题的规定》（2010年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规定：“第一条（无效合同所涉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当事人对确认合同无效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当事人可以对作为债权请求权的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第二条（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方案

一、合同无效，当事人一方请求另一方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计算，但自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当事人一方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方案

二、合同无效，一方当事人请求另一方当事人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方案

三、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合同尚未履行或者未完全履行的，合同法律关系中的一方当事人请求另一方当事人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前款之外其他情形，诉讼时效期间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计算，但自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2]注意本案裁判要旨与《诉讼时效规定》第十一条的关系。[3]［2005］民二他字第35号。[4] [2003]民二他字第6号。[5]法复［1994］3号。

【参考书目】

王泽鉴：《民法总则》

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

田朗亮：《买卖合同纠纷裁判规则与案例适用》（增订版）

第二篇：合同纠纷中不可抗力争议之典型案例选

合同纠纷中不可抗力争议之典型案例选

【高杉按语】

不可抗力系《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不能履行合同一方的免责事由，但根据该条规定，认定特定事件为不可抗力须同时满足如下条件：合同订立时尚未发生且不能预见、合同履行中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主张不可抗力一方还需证明该事件与其不能履行合同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不可抗力在法律实践中的表现形式较为丰富，并不局限于火山爆发、地震、海啸等此类教科书中经常列举的情形。但从案例筛选的情况来看，在审判实践中，不可抗力的免责主张较难获得法院支持。就不可抗力的争点，本文特筛选若干典型案件并节选裁判要旨如下，供大家参考。

【裁判要旨】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南市民二终字第54号 钦州鑫鑫矿业有限公司与广西宝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关于宝盛公司解除讼争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鑫鑫公司与宝盛公司于2009年7月17日签订的《锰销售合同》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未悖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合同对不可抗力发生时如何处理作出了明确约定：不可抗力为发生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事件，因而不能或暂时不能全部或部分履行合同义务的，不负违约责任，但应用电话、传真等方式通知对方，并应在14天内提交有关机构的证明；如不可抗力影响超过30天，双方应协商合同变更、继续履行、或者终止履行的事宜。2009年5月至8月，南非持续发生罢工事件，涉及建筑、交通运输、矿产、政府部门等各行业，当事人于罢工事件期间签订合同，对于订立合同时已经发生的罢工是知道或应当知道的，但对于之后持续发生的罢工是无法预见的、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故持续发生的罢工属于双方约定的不可抗力。持续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导致宝盛公司与外方公司合同的履行受到影响，宝盛公司依约于2009年8月17日告知鑫鑫公司，并与鑫鑫公司协商对讼争合同进行变更等事宜，鑫鑫公司于2009年8月20日回复不同意变更后，宝盛公司于2009年8月21日发出终止合同协议。宝盛公司解除合同的行为既符合双方关于不可抗力发生，不能或暂时不能全部或部分履行合同义务，应协商合同变更、继续履行、或者终止履行的约定，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关于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一审判决讼争合同于2009年8月21日合同终止通知到达鑫鑫公司时解除正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乌中民四终字第392号马东繁与新疆悟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一审法院认为，马东繁、悟新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悟新公司理应在约定的期限内交付房屋。发生在悟新公司施工期间的“7．5”事件及后来的“针刺事件”，给乌鲁木齐市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及正常生活生产秩序造成严重影响。因交通管制使建筑材料无法按时运进工地，从而造成工期延误，逾期交房，属于不可抗力。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悟新公司可以免除责任。故马东繁要求悟新公司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的主张，不予支持。二审法院认为，马东繁与悟新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严格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但在合同履行期间，乌鲁木齐市发生突发事件，对当地的正常生活、生产秩序有一定的影响，而且政府也在一定期限内对交通实施了管制，使悟新公司原材料运输和生产不能按期进行，对悟新公司商品房的正常开发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发生突发事件是悟新公司所不能预见的，也不属于一般的商业风险，如果按原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追究悟新公司的违约责任，对于悟新公司而言显属不公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悟新公司房地产开发工程因不能归责于悟新公司的原因不能如期交工，悟新公司并未从中得利，因此完全由悟新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也与法理不合。同时，悟新公司迟延交房时间较短，并未对购房者造成较大经济损失。迟延交房的时间也在突发事件影响工期的合理范围内，原审法院判决悟新公司不承担迟延交房的违约责任是适当的。上诉人要求悟新公司承担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法院不予支持。但原审法院认为突发事件属不可抗力，属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新中民一终字第138号新乡市鹏盛产业有限公司与王伟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本院认为，双方签订后合同后，上诉人鹏盛公司至今未按约定时间交付房屋属实，鹏盛公司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鹏盛公司上诉所称汶川地震虽属不可抗力，但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于2008年5月12日，而双方所签合同时间是2008年5月15日，双方签订合同时，地震灾害已经发生，且上诉人也未提汶川地震影响其施工的证据；鹏盛公司上诉主张的其他免责事由，一方面未供任何证据，另一方面也不属于不可抗力，故其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1)二中民四终字第61号天津翔隆顺泰置业有限公司与单轶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本院认为，双方之间签订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就其法律效力依法予以确认。天津市政府于2008年4月8日下发《天津市迎奥运环境空气质量保障工作实施方案》津政发（2008）43号文件，而双方签订《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间是2008年4月28日，上诉人作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对该小区紧邻天津奥运场馆的事实以及北京奥运会召开的时间明知，上诉人未对施工期间可能遇到的停工要求提前作出相应的安排，且在确定交房时间时，也未对上述影响交房时间的因素给予充分的考虑。二审期间，上诉人虽提供了证人证言，但根据法律规定，证人应该出庭，且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办理入住手续的通知方式为书面通知方式，故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不具有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应当对其逾期交房承担违约责任。鉴于被上诉人考虑奥运会召开的因素，同意放弃全部逾期交房利息和逾期交房违约金的20%，原审法院照准并无不当之处。上诉人以不可抗力及情势变更为抗辩事由，不同意支付逾期交付违约金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一中民终字第18080号南通苏中建设有限公司与黄亚忠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二审审理期间，苏中建设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复工报告、停工报告、建设施工安全隐患停工整改通知书、乌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对乌海阳光景园小区9.29死亡事故调查报告的结案批复，上述证据均用以证明因工地出现重大责任事故，造成开发商没有给苏中建设公司付款，导致苏中建设公司无法向黄亚忠付款，这是一个不可抗力。黄亚忠对苏中建设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不予确认，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双方是苏中建设公司与黄亚忠，工地发生事故并不构成苏中建设公司不付货款的合法理由，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冀民一终字第122号某某房地产公司与某某单位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关于拆迁问题。拆迁问题是房地产公司进行房地产开发建设必须解决的问题，但对于房产的买受方某单位则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拆迁与否也不构成影响交房的不可抗力的因素。不可抗力是发生了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控制因素，而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形。而拆迁问题是房地产开发过程中通常要面对的问题，是可以预见的；能否拆迁成功，通常决定于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协商补偿的结果，是可以控制的。倘若拆迁问题可以作为不可抗力的因素，那么购房人权利都将可能受到影响。故房地产公司以不能按时交房是因为发生了无法拆迁不可抗力的事由来抗辩不构成违约，缺乏依据，不能成立。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1854号孙某与余某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间签订居间协议、买卖协议、补充协议，双方均应恪守。双方间买卖协议约定，2010年8月27日前买方付清房款并过户，孙某必须在2010年8月27日前向贷款银行贷出100万元整，若贷款不足，则不足部分于过户当日以现金补足。后双方对付款期限进行协商并约定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第一笔款200万元（不含定金）于2010年9月27日付清；剩余款项将于2010年10月27日前付清。以上约定，证实在房价调控的大背景下，已经对买方贷款付款的金额及贷款金额不足时如何履行做了详细的约定，故孙某对不能获得房屋贷款时需用现金补足的后果是明知的。2010年4月17日，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上涨过快的通知》，该通知并非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故尽管孙某此时按该通知确已不符合银行发放房屋贷款的条件，但根据合同约定，其还是应以现金补足房款。对于孙某因贷款不成而无能力支付房款的，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二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本案系争房屋房款共计635万元，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孙某用贷款支付的房款为100万元，贷款部分不足全部房款的六分之一，且合同明确约定若贷款不足，则以现金补足，故上诉人孙某主张《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上涨过快的通知》对本案系争房屋买卖合同的履行构成“情势变更”，不予采信。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0)渝二中法民终字第1680号周蓬与重庆市飞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本院认为，上诉人周蓬与被上诉人重庆市飞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系有效合同。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经审查，按合同约定，被上诉人重庆市飞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当在2009年12月30日前将已竣工验收备案登记的明珠广场·金街8－906号房屋交付上诉人周蓬使用，但被上诉人直到2010年3月26日才将该房屋交付给上诉人周蓬，仅从合同约定的房屋交付期间来看，被上诉人重庆市飞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行为系逾期交房，按合同约定应当承担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逾期交房系因为行政命令这一不可抗力因素所造成，且建设部以公告形式对建房提出新的防震要求，应为购买房屋者众所周知的事实，无需原告再行通知，故重庆市飞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违约行为应予免责。本院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市建设部对建设中尚未建设的房屋提高抗震要求的公告是在2008年7月30日发布的，重庆市建设工程局给被上诉人重庆市飞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发暂停施工通知书是在2008年8月25日，其时间均发生在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时间2009年1月1日之前，被上诉人重庆市飞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此之前应当知道公告内容和停工通知的事实，一审法院以此认定提高房屋抗震强度导致图纸更改系不可抗力因素所致是不符合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客服的不可抗力的前提条件的，故一审法院据此对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以不可抗力免责属适用法律不当。通过审查双方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就上诉人周蓬所负有的付款义务来看，虽然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为分期付款，但上诉人周蓬于2010年3月26日付清房屋尾款后接收房屋并接收被上诉人的收款收据，该收款收据上批注了原购房合同约定受5.12大地震影响，现将该合同顺延于2011年底，周蓬接收房屋并持有该收据的行为应当视为对被上诉人重庆市飞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逾期交房的谅解。虽然一审法院在作出判决的2010年3月19日就认定了尚未发生的2010年3月26日的交房事实不当，据此认为上诉人周蓬要求交房实属无理也不当，但5.12地震后全国对房屋建设提高抗震强度，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暂停施工，导致被上诉人改变设计图纸、变更临街及临广场面的外墙方案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工期延长被上诉人不存在故意。考虑到房屋的抗震强度增高将会给上诉人周蓬增大安全保障，同时改变设计图纸、提高抗震强度还会增加被上诉人重庆市飞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建设成本的实际,结合上诉人周蓬现已占有并使用该房屋，为了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本院认为一审法院不支持周蓬要求给付违约金的处理结果并无不当。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851号广东粤景集团有限公司与珠海经济特区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粤景公司上诉称，其不能再继续履行协议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应承担违约责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产品出口受阻，纸品市场也随之萎缩，加上海外市场需求下降，纸品的价格急剧下降，严重影响了纸品的销售和资金回笼，致使整个造纸行业都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粤景公司同样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前期生产的纸品只能低价出售，工厂曾几度停产，生产经营处境异常困难。国际金融危机明显属于不可抗力事件，其对世界经济市场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粤景公司对不能再继续履约并不存在主观过错，一审法院没有考虑国际金融危机这一因素，而将履约不当的责任全部归于粤景公司不合理。粤景公司不应承担因为不可抗力因素导致不能再继续履约的违约责任。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粤景公司还主张其不能再继续履行协议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不可抗力造成，经济危机使得其前期生产的纸品只能低价出售，但本案的协议本身就是以纸浆进行抵债的合同，且粤景公司也没有证据足以证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对本案合同的履行构成不可抗力，从而免除其合同责任。粤景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穗中法民五终字第2770号广州市番禺区瑞锋房地产有限公司与陈永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本院认为，上诉人已经取得案涉车位的权属证明书，是案涉车位的所有权人，依法可对案涉车位进行处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建筑区划内的，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物权法中并无规定，车位、车库只能出售给业主。上诉人上诉称由于国土房管部门规定案涉车位不得出售给非业主，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且即使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变化，均属于法律风险，并非属于不可抗力的范畴，上诉人上诉要求以此为由免责，没有充分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已经签订《认购合同》的情况下，不按合同约定与被上诉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经构成违约，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0)渝二中法民终字第1836号杨智与奉节县泰州物资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杨智认为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冰雪天气及道路维修实行交通管制等因素影响合同的履行，一审认可了客观事实却不认定该不可抗力对合同履行带来的影响。根据双方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第一条中有“由于冰雪阻路”的表述及杨智提交的巫山县红椿乡人民政府2009年6月12日的《证明》中有“巫山至建始公路铜鼓到红椿段改建工程自2007年5月15日开工”的表述，说明在2008年1月29日双方签订合同时冰雪天气已出现，道路维修也已进行，双方也对此有充分考虑，故而才在合同中予以明确。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之规定，不可抗力应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而本案所涉合同签订时冰雪天气和道路改建的情况已客观存在，不符合不可抗力的构成要件，一审认为其出示的证据不能达到证明因天气和道路原因影响合同的履行的证明目的并无不当。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0)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963号上海宝疆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上海昌钰实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二审法院认为，至于上诉人引用合同条款要求免责一节，根据合同约定，“因铁路，钢厂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造成上诉人不能交货和延期交货，上诉人不承担违约责任”。基于该条款的内容，上诉人提出由于交货期恰逢铁路春运影响钢厂的运输计划，导致其不能完全履行交货义务，故而要求免除责任。二审法院认为，虽然上诉人提到因春运、钢厂原因导致其不能按约履行合同，但是其并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春运或者钢厂因素与其不履行交货义务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而且上诉人在所谓的免责事由出现后，并没有及时通知或者与被上诉人协商解除合同还是延期交货。因此，对于上诉人基于合同约定要求免责的辩称，二审法院亦不予采信。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存在违约行为，判令其返还部分定金的判决并无不当，二审法院予以支持。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沈民二房终字第799号沈阳新中城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孙秀艳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至于新中城公司提出的“非典”疫情属于不可抗力，应免除新中城公司违约责任的问题。虽然2003年春夏之间我国爆发“非典”疫情，但新中城公司在与孙秀艳签订《协议书》时（2003年6月21日）应当预见“非典”疫情可能对其正常施工造成影响，但其仍然在《协议书》中约定在2003年9月底将商品房交付孙秀艳，且新中城公司自认“2003年9月初，工程基本完工，只差验收”，其在2003年9月28日与孙秀艳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亦约定“交房日期为2003年9月30日前”，表明“非典”疫情并未对其交付房屋造成影响，故在本案中不能免除新中城公司承担全部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所以新中城公司的此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青民二商终字第120号昆明高深橡胶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与青岛金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昆明高深公司货物延期是违约行为还是不可抗力。青岛金角公司与昆明高深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编号JJ-GAOSHEN-001）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该合同约定交货时间为2009年9月初，通常理解9月初最迟应当为9月10日，也就是说昆明高深公司按约定最迟应当在9月10日前向青岛金角公司交付货物，但昆明高深公司却未按约定期限交货，而且昆明高深公司庭审自认货物实际入库时间为同年9月24日，显然昆明高深公司存在货物延期到达行为。对于货物到达的延期，昆明高深公司提交宏海箱运航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拖班通知》，以证明货物延期到达是由于台风原因造成拖班而导致的结果。分析该份《拖班通知》，其系第三方航运公司出具，而非专门预报台风等气象的权威机构出具，从证据类型上只能属于间接证据而非直接证据；又因为昆明高深公司对此无法提供其他相关证据进行佐证，而且青岛金角公司对该通知也不予认可，所以昆明高深公司主张货物延期系台风不可抗力原因造成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相反，昆明高深公司此延期行为依法应当认定构成违约，其依法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昆民四终字第938号曲靖市恒昌生产资料有限公司与昆明宝利达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关于宝利达公司认为其不能按时交货是因为钢厂铁路运输原因所致，应属不可抗力的辩解，本院认为，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是指当事人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一般限于自然灾害、战争、社会**、政府行为等，春节期间铁路运输紧张的原因，显然不属于不可抗力的范畴，故对宝利达公司的该项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宝利达公司应向恒昌双倍返还合同标的百分之二十的定金计111.3万元，原审法院酌情支持定金损失20万元，无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本院对恒昌公司的上诉请求予以支持。

【关联法规】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第一百一十八条 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

第三篇：合同一式两份及涂改争议典型案例选

合同一式两份及涂改争议典型案例选

企业进行采购、销售等交易行为并订立合同时，通常会在合同尾部条款中明确“本合同一式两份，买卖双方各执一份”。此种条款的目的就在于避免双方因对合同条款的内容本身意见不一致而发生纠纷。进入诉讼后，一方若认为对方提交的合同存在单方涂改添加，只需拿出己方持有的合同便是非立判。

在双方缔约过程中，如就已打印好的合同文本的条款需要调整，可直接在一式两份的合同上做一致改动，改动之处加以双方签章更为妥当；但若不加签章，因为双方各执一份且改动处一致，通常也不会就是否存在单方涂改发生争议。此种合同缔结时双方意思一致的涂改添加，不同于合同缔结之后的变更，后者适用《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

从筛选案例的情况来看，诉讼中一方认为对方提交法庭的合同存在单方涂改但又不提交己方理应持有的合同原件的，其关于对方涂改的主张较难获得法院支持。就此类纠纷，本文特筛选出一份典型案例全文和若干类似案件的裁判要旨如下，供大家参考。

【裁判要旨】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深中法民二终字第1925号深圳市润某有限公司与深圳市鑫某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 7 二审法院认为，鑫某公司与润某公司签订的涉案《购销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关于该协议中手写部分内容是否为双方协商一致达成的条款问题。依协议约定，该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润某公司作为协议当事人，理应持有一份协议原件，如其主张鑫某公司提交的协议中手写内容系鑫某公司单方添加，理应向法庭出示其持有的协议原件，以支持其主张。但经法院释明，润某公司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其持有的协议，故应推定润某公司持有的协议中亦有手写部分条款，该等条款为双方协商一致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最高人民法院(2004)民一终字第104号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建省泉州市煌星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该案例登载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5期）：

在双方当事人对《协议书》的形式与内容主张不一，三木公司作为签约一方又不能提供《协议书》原件或相反证据证明煌星公司《协议书》原件不真实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据优势证据原则认定煌星公司提供的《协议书》原件，能够证明《协议书》第五条关于“由于三木公司所购买的煌星大厦的房产为在建工程，并已作为投资投入南南公司作为资本”的内容，为三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以此作为认定三木公司知道煌星公司已将三份《商品房合同》项下房产作为投资投入南南公司的证据采纳，并无不当。故对三木公司关于煌星公司持有

/ 7 的《协议书》原件内容为其变造，并对其隐瞒了该事实，已构成欺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257号上海剑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上海麟樽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一审法院认为，针对麟樽公司主张付款所依据的2007年8月7日购销合同，剑婵公司对该合同上盖具的剑婵公司印章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指出合同条款中“弥勒县冶金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是后来添加上去的。对此剑婵公司负有举证责任。依照常理，合同应当一式两份，买卖双方各执一份，然而剑婵公司未能提供无上述字迹的合同，属于举证不能，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因此确认上述合同记载内容的真实性，并认定该笔付款麟樽公司付到了剑婵公司指定账户。二审法院认为，按常理，书面合同应由合同当事人各执一份，故有理由相信剑婵公司也持有争议合同原件，其理应提交其持有的证据原件以印证其关于麟樽公司擅自涂改证据的主张。剑婵公司称因保管不慎遗失合同，但未能提供合理理由，难以采信。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故应由剑婵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依法确认弥勒县建材公司是剑婵公司指定的收款人。

/ 7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穗中法民二终字第789号上海瑞马钢铁有限公司与广州市长宏投资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一审法院认为，长宏公司提供的《产品购销合同》经瑞马公司、长宏公司双方盖章确认，真实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瑞马公司对长宏公司提供的《产品购销合同》印刷体记载的内容予以认可，对手工书写的内容不予认可。瑞马公司称手工书写的部分是长宏公司在签订合同后自行增加的内容。但根据该合同用印刷体的明确记载，“合同为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瑞马公司应持有一份该合同，而瑞马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产品购销合同》既无长宏公司代表人的签字，也未加盖长宏公司公章，由于瑞马公司未能向原审法院提交经双方签字盖章的《产品购销合同》，与长宏公司所持有的合同核对，故原审法院对于瑞马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认定长宏公司提交的《产品购销合同》上手工书写内容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对于瑞马公司关于《产品购销合同》上手写内容已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无效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728号民事裁定书只是对本案的管辖权问题作出的程序处理，并未对本案的实体问题作出任何认定，一审法院对瑞马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对本案实际争议的焦点即对于当事人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中手写增加部分应如何认定，二审法院评析如下：瑞马公司无法提交盖有长宏公司印章的《产品购销合同》的法律后果仅是本案应分析认定的合同应该是长宏公司提交的《产品购销合同》。在瑞马公司对长宏公司修改合同内容

/ 7 持有异议的情况下，并不能必然认定手写增加及涂改部分为合同内容。人民法院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规定，对手写增加及涂改部分内容是否符合常理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作为合同内容约束当事人的认定。涂改部分已经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728号生效民事裁定认定，书写增加部分内容则应由原审法院及二审法院审理认定。原审法院并没有对上述当事人争议的内容进行分析判断，仅以瑞马公司未能向原审法院提交经双方签字盖章的《产品购销合同》为由便作出长宏公司手写增加部分内容为合同条款的认定显属不当。就合同签订而言，双方交易金额达6355505.45元，在正常情况下当事人对合同的权利义务的确定均会采取审慎的态度。从双方提供的合同形式看，整份合同内容是以打印形式体现出来。长宏公司增加手写部分“运输到货后，供方通知需方并出示运单（提货人为需方），付款后提货”的内容实际是增加了瑞马公司的义务，与长宏公司在合同第8条中把打印本“签订地”涂改成“交货地”从而改变本案协议管辖的法院一样，属于合同的重大变更事项。如果是签订合同时在瑞马公司办公室现场修改，则按照日常生活经验，当事人应对修改部分给予如在手写及涂改部分加盖印章或者重新打印等某种形式的确认。另外，长宏公司增加的手写部分条款是在第3条“运输方式及到达和费用承担”后面，而并非添加在约定交货事项的合同第5条。上述情形均有违正常的商

/ 7 业习惯。长宏公司在庭审中“瑞马公司称来不及所以不打印，长宏公司尊重瑞马公司意见。”的陈述显然有违常理。结合合同履行的事实，二审法院认为，货到芳村码头后当事人就货物交付问题产生纠纷时，长宏公司要求瑞马公司出具的仅仅是涉案货物属于瑞马公司所有的书面证明，并非出示长宏公司为提货人的运单。如上述手写增加部分为当事人均认可的合同条款，则双方的文件往来均未提及亦非正常。综上，二审法院认定《产品购销合同》中长宏公司手写增加部分并非经当事人共同确认的内容，不能作为合同条款约束当事人。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892号广州潍柴贸易有限公司与广州市卓阳服饰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潍柴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原审判决对潍柴公司和卓阳公司各自出示的不同合同的证据效力认定错误。潍柴公司起诉时提交一审法院的合同是原件，而卓阳公司提交法庭的合同是复印件，而且，由其自己手书增加的三项内容系篡改。潍柴公司此前对这份经篡改的合同内容根本就不知晓，在法庭上对该证据并未确认。原审不采信潍柴公司的合法证据，却采信了卓阳公司的经其手书篡改了的复印件合同，没有法律依据。二审法院认为，原审判决依据卓阳公司提交的合同和开箱检查记录认定双方已对发动机型号补充约定为TD226B-6D，对此二审法院认为，潍柴公司提供的合同原件仅约定标的物为“全新原装潍柴配斯坦福电机柴油发电机组80KW（自切换装置ATS）一套，机组

/ 7 型号为80GFA-992”，而并未约定发动机的具体型号为TD226B-6D。卓阳公司称合同修改后传真给潍柴公司并且双方已电话确认，但潍柴公司对此予以否认，由于卓阳公司对合同的补充系其单方行为，未得到潍柴公司的同意和确认，因此补充的内容不具有约束力。

【关联法规】

《合同法》第七十七条 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变更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民事证据规定》第七十五条 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

【参考书目】

王泽鉴：《民法总则》

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

田朗亮：《买卖合同纠纷裁判规则与案例适用》（增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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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劳动争议典型案例

劳动争议

公司老板主观认为一个办公室工作人员不胜任该岗位,，想让该员工辞职，可又拿不出他不胜任的理由。此员工拒绝写辞职报告，公司又不愿意写辞退书，因为不想付补偿金，后来，该公司的人力资源部想到一个办法：把这个员工调到他完全不会接受，也不能胜任的生产车间去工作，想逼他辞职，可此员工并没有接受调动。他写了张请假单，但人力资源部以工作任务重不予批复他的请假。于是，他没去车间报到，就这样走了。三天后，公司出了通告，宣布该员工无故旷工三天，作自动离职处理，并暂停发放当月工资。

该员工六月份已申请劳动仲裁，现在促裁结果出来了，就在仲裁委员会准备要裁定的时候，公司还是决定主动跟员工联系，想协商调解。最后在公司领导“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一番谈判后，公司答应付给该员工三个月的工资后，该员工同意调解了。

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我真的佩服这位员工，从六月份到现在，她一直坚持着，跑劳动局，到仲裁委员会，找律师……而且她五月份刚结婚，因为还没生宝宝，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单位愿意给她工作机会。不过，她终于用法律的武器，捍卫了自己的尊严！

1、首先公司想辞退员工必须依据公司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委员会讨论通过的正规企业规章制度，而且规章制度需要到所在地区的劳动局进行备案才具有法律效力，才能够依据其中的规定辞退员工。你公司的老板主观判断不具有法律效力。

2、人力资源部对该员工作出的工作调动是不合法的。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要求，工作岗位、地点、待遇都是预先固定的，公司想变更岗位实际上就是想变更已经签署好的合同。而合同的变更必须经过双方同意才行。

3、员工请假只要遵守企业规章制度，出具了病假申请就可以了，企业并没有权利不批准休假。在2008年钱，由于法律缺陷，企业的确有权利不允许职工休假，但在2008年后发生过1起诉讼案件，法院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法律是《宪法》，其他二级法规都要遵从宪法的规定不得违反，且宪法规定了公民拥有“生存权”和“健康权”，公司不批准休假，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根据什么文件都是对员工宪法赋予权利的剥夺，都是完全不合法的。由此可见，企业没有权利不批准员工正常休病假。

4、公司随后作出的无故旷工三天，作自动离职处理也是没有根据的。旷工就是旷工、离职是离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旷工解除劳动关系是依据劳动合同法中“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的条款；离职解除劳动关系是依据劳动部

[2005]52号文件《关于妥善处理劳动关系的若干意见》中的规定做出的。两者在操作过程中有根本上的不同。

我建议：如果你是劳动者，你可以拖延时间，不跟公司见面。到6个月左右的时候，书面通知公司无正当理由不法给病假工资，要求解除劳动关系，发放双倍工

资和工资总额15%的赔偿金，同时发给每年工龄1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如果有医院诊断，可以依据《企业职工医疗期规定》要求公司发放3-12个月工资的疾病就业补贴。

如果你是公司HR，你应该同意他的病假，尽快完善公司规章制度，向职工道歉，给他涨工资，引诱他回岗上班，然后在上班的第一天就鸡蛋里挑骨头，根据规章制度对他工作不到位的地方作出出面处罚，然后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责令其待岗培训，培训期只需要发放所在地最低生活费就可以了，然后在最长6个月的培训期内整的他求你同意他辞职，这样连补偿金都可以不给。

第五篇：运输合同纠纷典型案例 (4000字)

运输合同纠纷典型案例

成 都 高 新 区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原告金桥公司诉被告张克、被告荣祥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于2002年9月2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本院审判员杨善和独任审判，分别于2002年10月17日、11月18日、12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桥公司委托代理人肖世敏、程睿、被告张克、被告荣祥公司委托代理人刘国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2年3月23日，原、被告签订了货物运输协议，由被告为原告从上海运输货物到成都及其他地区。被告在运输途中，因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原告托运的货物受损。其后，被告未依法进行赔偿，遂请求判令被告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及原告因在处理事故中所支付的费用和可得到利益共计270198.90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告张克辩称，原告所述合同的签订及因交通事故造成货损的事实属实，但赔偿金额应照实计算。

被告荣祥公司辩称，荣祥公司未与金桥公司签订任何运输合同。事实是张克与金桥公司签订的运输合同，但张克现不是荣祥公司人员，荣祥公司也未对其授权。故金桥公司的起诉与荣祥公司无关。荣祥公司不应承担本案责任。

经审理查明，2002年3月23日，被告张克与金桥公司签订了货物运输合同一份。合同约定，托运货物为化工原料、家用电器、五金配件等货物。始发地为上海，收货地为成都、乐山、重庆、绵阳等地，运输费用为10440元。金桥公司上海分公司预付4000元。运输期限为5天，如迟到一天扣运费500元。在全程运输中，造成货物破损、受潮、短缺、被盗，均由承运方按货物价值赔偿。运输车辆为川c05466，车辆户口登记地址为自贡荣祥汽贸有限公司。合同签订后，金桥公司预付运费4000元给张克，张克经清点货物后并在承运单上签字。上述合同内容及承运单、运费等事实，张克均不持异议。张克在运输途中，当行至安徽省桐城市与另一货车发生碰撞，致使金桥公司托运的货物严重受损。事故发生后，金桥公司邀请安徽省桐城市公证处对货损情况予以公证。2002年3月28日，该公证处出具了公证文书及物品清单。该清单按照现场尚有的货物名称及数量进行了清点。同年3月30日金桥公司与荣祥公司(张克)就货损处理问题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自贡大安区支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南昌市定损中心、江西银轮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达成了协议(以下简称五方协议)。该协议主要约定，五方对张克承运的货物进行了清点，对公证书中所列完好物品清单共计20项清点数量完全予以认可，均无异议。对损坏货物由金桥公司提供原始货价进行计算，损坏货物残值处理按8%计算由金桥公司处理。计算依据仍依金桥公司原始货价计算，从货物价值中直接扣除。上述公证文书及五方协议，原、被告均不持异议。

庭审中，金桥公司提供了已对托运客户进行了赔偿的证据共计262171.9元，其中包括公证文书所列货损180696.3元，公证文书未列货损81475.6元。对上列两项赔偿的金额，质证中，荣祥公司认为，其一，按照五方协议，金桥公司应提供原始货物价值，金桥公司对客户所作出的赔偿不能作为赔付依据。其二，公证文书中未列出的货物即表明金桥公司未交与被告张克承运。故公证文书以外的货损不能作为赔偿请求。对此，金桥公司反驳认为，托运的货物是经张克清点无误，但在清点货物中，却短缺了部分货物，因在处理事故中，当地农民抢走了许多货物，由此造成短缺的货物理应由被告赔偿。庭审中，对金桥公司已对客户赔偿的金额逐一进行了核实。核实中，荣祥公司对金桥公司的部分赔偿证据及金额提出异议，但未提供反驳证据。此外，金桥公司在处理事故中花去了8601元的费用，被告张克及荣祥公司经质证后认为公证费属实，机费虽属实，但应按火车硬坐费计算。

另查明，张克驾驶的运输车辆是在荣祥公司按按揭方式购买且挂靠在荣祥公司经营运输活动，且荣祥公司按月向张克收取管理费。再查明，荣祥公司经工商部门核准，具有运输业的经营范围。

本院认为，金桥公司与被告签订的运输合同，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主要内容完善，权利义务平等，应属有效。被告张克在运输途中因交通事故造成金桥公司的货损，其产生损失的原因不属法定免责情形，故被告张克依法应对金桥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及本案纠纷责任。金桥公司因被告张克造成货损已先后对托运的客户进行赔偿，并提供了已赔偿货物损失的相关证据，总计赔偿金额为262171.9元。因该金额的赔偿是金桥公司向多个客户所作出的赔偿，且各客户对收取金桥公司的赔偿款均出具了收款凭据。金桥公司虽未能提供各客户托运的原始购货发票，但各客户向金桥公司出具赔偿凭据与张克承运金桥公司货物的名称、数量、公正文书中所载明的事实形成连锁，该证据应具有证明力。故金桥公司以向客户进行了赔偿而要求被告按上列赔付金予以赔偿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具体的赔偿标准，原、被告均同意按五方协议按比例扣除8%后其实际赔偿金为241198.15元。此外，张克已收取运输费4000元，因事实上，张克并没有将货物运达到约定地点，故其所收4000元应返还给金桥公司。对于金桥公司支付的公证费及前往安徽桐城处理交通事故，并费是金桥公司必要的费用支出事项，故对其因此而支出的费用金桥公司应当分担。对金桥公司诉请的其他支出费用，因证据不充分，本院不采信。被告张克在签订五方协议时虽以荣祥公司的名义，但荣祥公司既未在该协议上加盖公章也未授权给张克。故张克与金桥公司的合同关系应属个人行为。张克用于运输的车辆虽以荣祥公司的名义登记入户，但本案属于运输合同纠纷，其运输工具的所有者是谁不属于本案的处理范围，但，本案中，荣祥公司作为张克的挂靠单位，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荣祥公司应对张克的民事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故荣祥公司以未与金桥公司签订合同拒不承担法律责任的理由，与法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张克应赔偿原告金桥公司货物损失费241198.15元，并返还金桥公司已给付的运费4000元及承担公证费和交通费按50%计算为2200元。上列费用共计247398.15。于本判决生效后十天内给付。

二、被告荣祥公司对上列款项的赔偿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金桥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6562元，其他诉讼费3937元，共计10499元由被告张克负担(此款原告已预交，被告在履行上述赔偿义务时一并给付金桥公司)。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极人民法院。

审判员：

二00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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