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发布四起虚假诉讼监督典型案例[范文大全]

第一篇：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发布四起虚假诉讼监督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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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湖北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发布四起职务犯罪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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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发布环境保护五大典型案例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发布环境保护五大典型案例

2015年8月19日，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省环境保护厅联合召开关于深入开展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检察监督专项活动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了专项行动以来，山东检察机关和环保部门“联手”合力打击污染环境犯罪的情况，同时公布五大典型案例。

一、日照岚山区检察院重拳出击，环保部门全面摸排整治 依法查处25家钢渣磁选厂环境污染系列案件

2015年1月，日照岚山区检察院以派驻检察室为依托开展下访巡访活动时，接到多方反映虎山镇崔景阳村及附近水资源持续遭受污染问题。该院高度重视，依法调查核实，收集固定证据，查明：崔景阳村及附近村居多家钢渣磁选厂未经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无证非法从事钢渣生产经营活动、违法占用土地、长期污染环境未得到有效治理；遂依法通过检察建议的方式开展监督，督促相关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能。

同时，环保部门进一步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全面摸排调查，迅速启动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共查出25家钢渣磁选厂长期非法排污，按照修改后《环境保护法》有关规定，对排查出钢渣磁选厂全部予以取缔关停，拆除相关违法机械设备105台（套）。同时，根据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有关规定，检察机关对其中10家钢渣磁选厂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进行立案监督，环保部门将相关案卷依法移交公安机关。目前，25家污染企业全部被关停，其中10家企业负责人涉嫌污染环境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该系列案件是全省检察机关深入开展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检察监督专项活动以来，检察机关和环保部门联动依法查处的环境违法典型案例。岚山区检察院以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为切入点，抓住群众反映强烈的钢渣磁选厂环境污染突出问题，通过提出检察建议、查处违法犯罪等方式，依法开展监督；环保部门依法履职，全面摸排调查、集中整治。通过检察机关和环保部门的共同努力，既依法惩治了非法排污行为，又实现了源头治理、修复了生态环境，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二、夏津县检察院依法监督，环保部门积极履职 查处洗毛作坊违规排放污水废气案

2015年5月18日至30日，夏津县12345市民热线先后5次接到群众举报反映郑保屯镇杨西村西南角水污染问题。夏津县检察院通过审查定期报送的12345市民热线信息，并经调查发现：杨庄村洗毛作坊系个体加工户，在未办理任何手续，没有任何制污设施的情况下，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含洗涤剂的洗毛废水，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放到厂外南边沟渠内，造成水污染；该洗毛作坊在生产时锅炉产生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灰尘等废气排放也造成大气污染，严重损害了当地环境，影响了周边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遂提出检察建议依法开展监督。

该县环保局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及时回复：2015年以来，该局已先后四次责令洗毛作坊停止生产、停止排污，且依法对其主要设备实施了查封扣押处罚，但查扣期间当事人擅自撕毁封条并启用查封的主要设备，重新生产，实施非法排污行为。

对此，该县环保局加强联合执法，并向公安机关移送了有关违法行为情况。2015年6月28日，公安机关对洗毛作坊负责人实施行政拘留处罚7天。针对该类“土小企业”环境污染问题治理难的现状，夏津县检察院不断强化检察监督，推动该县成立了包括县检察院、县环保局等10家执法部门以及各乡镇（街道、开发区）在内的“土小企业”专项整治活动领导小组，制定了专项整治活动方案，自7月20日起开始了为期2个月的“土小企业”专项整治活动；目前相关执法部门正在实施关停取缔行动。

该案系修改后《环境保护法》实施后因污染企业拒不执行环保部门行政处罚，环保部门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对企业负责人实施行政拘留处罚的典型案例。针对一家“土小企业”洗毛作坊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夏津县检察院依法监督，县环保局积极履职，加强联合执法，既增强了环保执法的震慑力，又合力严厉打击了环境违法行为；同时，在检察机关推动下开展了全县“一盘棋”的“土小企业”专项整治活动，严肃责任追究，建立长效机制，取得了良好成效。

三、环保部门积极移送线索，青岛李沧区检察院依法履职 监督公安机关对盐酸撒漏污染环境案立案侦查

今年以来，青岛李沧区检察院接到青岛市环保局李沧分局转来的相关材料，反映文昌路十梅庵公园西侧有四个玻璃钢罐贮存的盐酸经常撒漏造成地面腐蚀且气味刺鼻，移送公安机关但未获立案问题。

该院第一时间展开调查，查明：该盐酸贮存现场共有储存罐6个，储存盐酸约50立方米，盐酸撒漏造成地面污染面积约100平方米，罐体下部渗漏盐酸共重4.01吨。环保部门已对该案调查取证并将该案线索移交公安机关，但公安机关未予立案。检察机关认为，相关当事人涉嫌污染环境罪，遂依法向公安机关发出《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后公安机关对李安常、刘向东涉嫌污染环境案立案侦查，并将2名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

同时，针对罐体内尚存50余吨盐酸可能继续泄露问题，李沧区检察院与环保部门积极加强监管，多次联系有关部门在储存罐周边设置警示标志、挖掘防渗沟，有效避免了盐酸继续泄露，切断了环境污染蔓延的通道。

该案是全省检察机关开展环境污染犯罪立案监督的典型案例，也是检察机关与环保部门联动打击环境污染犯罪的典型案例。环保部门积极调查取证并及时移送案件线索，检察机关认真履行职责，并及时督促公安机关依法立案，联手形成打击环境污染犯罪的合力，切实维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四、沂源县检察院严厉打击破坏环境违法犯罪并提起 附带民事诉讼，相关部门联动治理使受污染环境得以修复

2013年1月，王维锋等人为提炼硫磺，合伙从山东埃森化学有限公司副经理徐伟贤处购买96多吨硫磺废渣，因提炼硫磺未成功，王维锋等人将硫磺废渣存放至沂源县燕崖镇刘庄村和悦庄镇抗子沟村山上，对周围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经鉴定，硫磺渣子及受污染土地总重量约为106.8吨，造成公私财产损失32万余元。因村用水源被污染致抗子沟村重新修建水井两口及重修配套设施，共需花费29.8万余元。

沂源县公安局对该案侦查终结后移送沂源县检察院审查起诉。2014年12月，沂源县检察院以王维峰、周峰等6人涉嫌污染环境罪，向沂源县法院提起公诉。2015年2月,沂源县法院以王维峰、周峰等6人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到十个月不等，并处或单处罚金。为追回损失，并对被污染的环境作后续治理，沂源县检察院同时对本案刑事被告人及山东埃森化学有限公司及该公司副经理徐伟贤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判决被告人共同赔偿抗子沟村委会29.52万元，赔偿刘庄村委会2.52万元。

沂源县检察院、环保局与公安、国土及其他相关部门积极联动，通过无害化处理、土壤回填等方式，对污染地进行先行修复，并对抗子沟村新水源修建作进一步规划，通过定期对污染存放地及被污染水源地实施检测，确保当地土壤及水源安全。

该案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污染环境罪提起公诉，并对因环境污染造成财产损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典型案例。沂源县检察院在严厉打击环境污染犯罪的同时，从积极修复治理环境的角度，严格审查职责，将山东埃森化学有限公司及有关负责人追加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使受到环境污染的村集体获得赔偿，是检察机关发挥法律监督作用，积极服务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实践。

五、淄博周村区、邹平县两地检察机关、环保部门“四方”联动 开展“跨区环境污染治理”共同破解跨界污染难题

为深入推进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检察监督专项活动，实现生态环境的共防共治共保，淄博周村区、滨州邹平县两地检察机关和环保部门共同开展“四方”会谈，推动两地在全省率先建立“跨区域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快速反应协查机制”，联动破解跨区域环境污染治理难题。

截至目前，两地环保联动执法对边界污染企业出动200余人次，开展集中统一行动12次；取缔位于两地边界的4家违法炼油企业，关停边界线附近骨料企业60家；对周边区域的2家电厂、11家混凝土企业、4家陶瓷企业和150家骨料企业进行了综合治理。周村区检察院持续跟进监督，督促环保部门加快对26家耐材污染企业的治理，环保部门已关停7家污染企业。

周村区检察院、邹平县检察院以派驻检察室为依托，针对实地调研发现跨区污染的源头发现难、损害查证难、治理合作难的三个难题，主动作为，建议周村区环保局与邹平县环保局有效对接，共同协商建立跨区域环境污染快速反应协查长效机制，即环保执法人员可互相探入对方交界地域3公里范围，先行调查取证再移交企业所在地环保部门立案查处的联合执法协查机制。

在此基础上，周村、邹平两地检察机关与环保部门还建立环境污染事件参与跟踪监督机制，多次深入企业进行督导，推动企业污染防治。周村区王村镇仅在企业粉尘达标排放治理中就投入上千万元，减少粉尘排放，经检测区西部大气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周边群众对于两地联动执法的治理效果非常满意。

该事例是检察机关充分发挥依法监督、跟踪问效职能，积极实践，主动作为的典型事例。两地“四方”联动的跨区域环境污染快速反应协查长效机制，有效解决了跨界污染发现难、界定难、取证难、处理难的难题，推动了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在今年国家环保部、中国法学会组织开展的“生态环境法治保障”制度创新事例评选中，该事例从全国各地报送的324个创新事例中脱颖而出，获得全国制度创新优秀事例，成为全省检察机关唯一入选事例。

第四篇：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发布六起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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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四起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四起典型案例

（2014年7月25日）

案例1

陈某某人身损害赔偿案

一、基本案情

杜某某（88岁）与陈某某（小学学生）系同村村民，2009年1月4日在双方住房附近的街道上，陈某某将杜某某撞倒在地。杜某某被送住院治疗，经医生诊断为：1.心房纤颤；2.右股骨粗隆间粉碎性骨折。花费医疗费人民币2121.85元。半年后，卫生所再次诊断为右下肢骨折，合伴感染。同年8月17日，杜某某去世。杜某某亲属要求陈某某及其法定代理人赔偿包括死亡赔偿金在内的各项损失94145元。陈某某一方辩称，陈某某是要去上学时发现杜某某躺在水沟里，主动上前要把她扶起来，根本没有撞倒杜某某，其行为完全是助人为乐。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1月8日，被告陈某某的祖父陈国华出具一张便条交原告收执，该便条载明：“经征求××意见，不报警私了，一切由我自负。2009年1月8日 陈国华”。2009年1月10日，原告陈孙权、陈孙胜、陈东辉（即杜某某之子）出具一张收据交陈国华收执，该收据载明：“今收到第二监护人陈国华现金壹仟伍佰元正，［因其孙撞倒杜某某造成骨折。（前收据已由国华烧掉，以本据为准）］。收款人：陈孙权 陈东辉 陈孙胜 二○○九年一月十日 ”。

二、裁判结果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陈国华作为陈某某的长辈，在事发当日即到现场，从其出具的“私了”便条和其提供的“收据”内容分析，可以认定陈国华确认了陈某某撞倒杜某某的事实。虽然陈国华主张该便条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系受到欺骗或威胁而写下，结合其已支付1500元的事实也表明其同意承担赔偿责任。就死亡后果与此次摔伤间的因果关系看，杜某某摔倒骨折并非导致其死亡的唯一原因，结合本案实际，本院确定杜某某的摔伤在其死亡结果中占有20%的原因力。陈某某对杜某某的摔伤结果存在过错，但杜某某的子女未尽好监护义务导致其在巷道里摔倒同样存在过错，故原告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本院因此酌定被告陈某某与原告各承担50%的责任。结合杜某某摔伤与其死亡结果的原因力比例，法院确定，杜某某因伤就医的损失为13321.85元，死亡造成的损失59925元。判决被告方承担杜某某受伤、死亡造成经济损失为（13321.85元＋59925×20%）×50%＝12655.43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中，双方对侵权人是否实施侵权行为的事实各执一词，在此情况下，原告方提出的被告方在处理此事的过程中承认侵权行为的书面证据，就成为认定事实的关键。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在被告方不能提供证据反驳案涉书面证据的情况下，法院根据书面证据认定被告的侵权事实，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2条的规定。此外，在赔偿责任的负担上，法院对于侵

权行为与被侵权人死亡结果之间原因力的区分和确认，以及对最终赔偿责任的合理划分，亦有借鉴意义。

案例2

吴俊东、吴秀芝与胡启明、戴聪球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11月23日，吴俊东驾驶吴秀芝的鲁DK0103普通正三轮摩托车在全宽6米的机非混合车道超车时，与胡启明驾驶的无号牌电动自行车（搭载其妻戴聪球）发生交通事故。电动自行车失控侧翻致胡启明及戴聪球二人受伤，随后吴俊东送二人至医院治疗。双方就吴俊东是否谨慎驾驶及其所驾摩托车与胡启明所驾电动自行车是否发生刮擦及碰撞，各执一词。交管部门对事故成因及责任无法认定。超车过程中，胡启明车辆靠道路右侧行驶，距道路右边半米左右，吴俊东车辆距离道路右边一米多远，两车横向距离为40-50厘米。吴俊东超车时为五档，迎面有一黑色轿车快速驶来，吴俊东称感觉有点危险。事发现场道路平坦，事发时除黑色轿车外无其他车辆经过。事故车辆经检验均符合安全技术标准；吴秀芝的车辆未投保交强险。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吴俊东驾驶三轮摩托车超越胡启明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时，其车速较快；结合吴俊东超车前未注意到对向快速驶来的黑色轿车看，可以认定其未尽谨慎驾驶的注意义务。交管部门的事故责任证明虽未能证实两车是否发生碰撞或刮擦，但从证人证言反映的情况看，正是在吴俊东超车过程中胡启明的电动自行车发生左右晃动而侧翻，结合事故现场的其他情况，根据民事诉讼法高度盖然性的司法原则，审理法院认为胡启明的电动自行车翻车与吴俊东驾驶三轮摩托车超车中疏忽大意存在因果关系，吴俊东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胡启明驾驶电动自行车搭载成年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亦有过错，双方按三七比例承担胡启明等的医疗费、伤残赔偿金、误工费等人身损害赔偿责任。

三、典型意义

法律事实不同于客观事实，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也不同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我国民事诉讼采取的是高度盖然性标准。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法院根据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结合吴俊东超车前未注意到前方驶来的车辆，超车时车速较快（五档），与胡启明车辆横向距离较短（仅为40-50厘米），从而认定超车过程中胡启明的电动自行车发生左右晃动而侧翻与吴俊东的超车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本案合理界定了超车时驾驶人的注意义务范围，在证明标准及事实认定方面具有指导意义。

案例

3许云鹤与王秀芝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09年10月21日中午，许云鹤驾驶未投保交强险的轿车并道时，与违法翻越中心隔离护栏的王秀芝发生交通事故。王秀芝倒地受伤，造成右下肢受伤。现场勘查显示，许云鹤所驾车辆停在中心隔离栏边的第一条车道，车辆左前部紧挨中心隔离栏，左前轮压着中心隔离栏桩基，车辆与隔离栏呈约45度夹角。许云鹤称王秀芝属跨越护栏时被绊自行摔伤，与己无关。因无现场证人及直接证据，当地交管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证明并未对该起事故责任予以划分。王秀芝起诉请求医疗费、残疾赔偿金、护理费等16万余元。二审期间，经王秀芝申请并经征询双方意见，审理法院依法选择相关司法鉴定机构对王秀芝的伤情成因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王秀芝右膝部损伤符合较大钝性外力直接作用所致，该损伤单纯摔跌难以形成，遭受车辆撞击可以形成。

二、裁判结果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本案系许云鹤与王秀芝在道路通行中因过错或意外而发生的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事件，属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范围。关于许云鹤的驾车行为是否致害王秀芝的问题，二审认为虽无事故现场监控录像及目击证人等直接证据，但根据相关证据亦可认定。交管部门的现场勘查及事发时许云鹤车辆的位置，符合紧急情况下避让制动停车状态；司法鉴定意见认为王秀芝的腿伤符合较大钝性外力由外向内直接作用的特征，且腿伤高度与案涉车辆制动状态下前保险杠防撞条高度吻合，符合车辆撞击特征，单纯摔跌难以形成；事故现场无致伤的第三方、从王秀芝尚能从容跨越护栏亦可排除其之前被撞受伤的可能性。鉴定单位及人员具有相应的鉴定资质、接受质询分析清楚、说明充分，送检材料亦经过双方质证。二审认为，上述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认定王秀芝腿伤系许云鹤驾车行为所致；许云鹤称王秀芝属自行摔伤，其停车救助的理由不能成立。许云鹤驾驶机动车未尽高度谨慎的安全注意义务，应承担40%的过错责任；王秀芝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行人不得跨越、倚坐道路隔离设施”的规定，应承担60%的过错责任。因许云鹤未履行交强险之法定投保义务，审理法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交强险的有关规定，判决许云鹤于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医疗费赔偿限额1万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赔偿10.7万余元。

三、典型意义

机动车交通事故中，对于一些无监控录像、无目击证人，且双方当事人对于事故原因又各执一词的情形，人民法院如何认定事实是一大难点，本案即具有典型意义。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王秀芝的腿伤是否为许云鹤的驾车行为所致。对此，二审法院委托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伤情成因鉴定。鉴定机构经过鉴定，认为受害人伤情符合车辆撞击特征，单纯摔跌难以形成。同时，由于事发时并无第三方车辆，且受害人尚能从容跨越护栏，故可以认定王秀芝的腿伤乃许云鹤的驾车

行为所致。此外，由于许云鹤违反法律规定，未购买机动车交强险，故而承担了交强险项下的赔偿责任。如果其依法购买交强险，该责任原本是可由保险机构承担的。

案例4

曾明清诉彭友洪、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蜀都支公司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10月10日19时左右，未知名驾驶人驾驶未知号牌货车与横穿马路的曾某某相撞后逃逸；后有未知名驾驶人驾驶未知号牌机动车碾压倒地的曾某某后亦逃逸。19时05分许，彭友洪驾驶自有的川A211R9号小型轿车（该车在平安财保蜀都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不计免赔限额为2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途经事发路段时，由于刹车不及，从已倒在道路中间的曾某某身上碾压过去（其自述碾压部位为曾某某胸部），随即停车报警。19时21分，医护人员到场，经现场抢救，确定曾某某已无生命体征，出具了死亡证明书，载明曾某某死亡时间为19时34分。交警部门亦对现场进行了勘验、拍照，并制作了现场图，上述材料显示：道路基本情况为城市道路，双向8车道，道路中心由双实线分隔，事故现场附近无人行横道，路上血迹、曾某某倒地位置、川A211R9号车辆均位于靠近双实线的车道内，周围无拖拉痕迹。同月19日，四川基因格司法鉴定所出具《DNA鉴定报告》，鉴定意见为：川A211R9轿车前保险杠下部和轮胎上提取的血痕样本属于曾某某。同月26日，成都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出具《尸检报告》，载明检验意见为：“推断曾某某的死因为颅脑、胸腹部复合性损伤致死亡，建议进行尸体解剖明确致死方式。”但经彭友洪与曾某某亲属协商，未进行尸体解剖。2011年11月14日，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以未知名驾驶人肇事后逃逸为由，确定未知名驾驶人均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还载明：彭友洪驾车未确保安全，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由于无法证实曾某某死亡是否因与川A211R9号车相撞所致，故不能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由于未找到逃逸车辆，曾某某之父曾明清（系曾某某的唯一继承人）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彭友洪、平安财保蜀都支公司赔偿因曾某某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合计424576.50元。

二、裁判结果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在彭友洪驾车碾压曾某某之前，有未知名驾驶人先后驾车与曾某某相撞并逃逸。未知名驾驶人与彭友洪虽无共同故意或共同过失，但每个人分别实施的加害行为都独立构成了对曾某某的侵权，最终造成了曾某某死亡的损害后果，该损害后果具有不可分性，且每个人的加害行为均是发生损害后果的直接原因，即每个人的行为都足以造成曾某某死亡。因此，原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确定彭友洪与肇事逃逸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

当。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责任，连带责任中的每个人都有义务对被侵权人承担全部责任。被请求承担全部责任的连带责任人，不得以自己的过错程度等为由主张只承担自己内部责任份额内的责任。在其他肇事者逃逸的情况下，曾明清请求彭友洪承担所有侵权人应当承担的全部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故判决：1.平安财保蜀都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曾明清310212元；2.彭友洪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曾明清8099.60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审理之时曾广受关注，一些媒体将本案简化为“三车碾压老人致死，前两车逃逸第三车担责”的标题式报道。部分社会公众从普通情感出发，认为由第三车承担全部责任不合情理，可能助长“谁救谁倒霉”、“好人没好报”的社会心理。然而，从事实层面而言，第三车碾压之时，受害人并未死亡，究竟哪一辆车的行为致受害人死亡无法确定，但根据尸检报告、勘验笔录等证据，可以确认每一辆车的碾压行为均足以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后果。这属于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所规定的聚合因果关系，行为人之间需承担连带责任。彭友宏发现碾压后果及时停车报警，救助受害人，是履行公民责任的诚信行为，值得赞赏和提倡，而就事件后果而言，由于有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分担机制，车主自身承担的赔偿责任实际上并不重。但反观肇事后逃逸车辆的未知名驾车人，一方面，在法律上其乃肇事后逃逸的刑事犯罪嫌疑人，时时有可能被抓捕归案；另一方面，逃逸之后其内心也将时时受到良心的谴责而无法安宁。与主动救助相比，逃逸的后果无疑是更为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