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第一篇：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一、诉前程序典型案例 1.湖南省蓝山县环保局不依法履行职责案 2.成都市双流区市场监管局违法履职案 3.陕西省西安市国土资源局不依法履行职责案

二、诉讼程序典型案例 4.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检察院诉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5.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检察院诉高港区水利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6.福建省清流县人民检察院诉清流县环境保护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7.贵州省江口县人民检察院诉铜仁市国土资源局、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8.山东省聊城市人民检察院诉路荣太民事公益诉讼案 9.云南省普洱市人民检察院诉云南景谷矿冶有限公司民事公益诉讼案 10.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检察院诉吴明安、赵世国、黄太宽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一、诉前程序典型案例

1.湖南省蓝山县环保局不依法履行职责案

基本案情:蓝山县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蓝山县新圩镇上清涵村村民廖某某在未办理国土、环保、工商等手续的情况下,在本村租用土地86.44亩兴建选矿厂,从2006年底至2017年4月持续非法选矿生产。该厂无任何污水处理设施,其中多个尾砂库无防渗措施,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水、废渣致使所占用土地产生了污染,发生了质变。蓝山县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县环保局)作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其违法排污行为一直怠于履行监管职责,虽对该厂作出了行政处罚,但该厂始终未能完全履行生效行政处罚决定。直到中央环保督查组督查后,县环保局才于2017年4月28日联合蓝山县新圩镇政府等部门,将该选矿厂强行关停并拆除生产设备及厂房。该厂虽被取缔,但厂内的废水未进行无害化处理,尾砂也未作进一步处臵,存在持续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的状况和危险,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仍然处于被侵害状态。

诉前程序:蓝山县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后,于2017年10月19日向县环保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县环保局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对环境损害责任方廖某某选矿厂的废水、废渣进行处臵,防止废水、废渣逸散,避免对环境造成进一步的污染;依法履行环境监管责任,责令相关人员尽快制定污水处理方案及土壤污染修复方案,并监督相关责任人员依方案实施。

行政机关整改情况:县环保局收到检察建议后,积极督促廖某某对被污染环境进行治理,与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技术服务合同,委托制定了《蓝山县新圩镇上清涵非法选矿厂环境污染应急处臵方案》,并监督方廖某某按处臵方案实施。截止2017年12月6日,已恢复可利用土地面积约4000㎡,完成总量约70%;污泥池用地恢复面积约2500㎡,完成总量的约25%;已沉淀处理污水约600m3(未中和),现厂区剩余污水量约15000m3。至此,该起案件已通过诉前检察建议取得了实质效果。典型意义:该案在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通过对线索的研判、审查,发现了环保、国土部门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通过民行部门的督促履职、反渎部门的职务犯罪查办,将对行政单位的监督与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互相渗透、促进,形成了检察监督合力。本案根植环保理念,关注和保护生态自然环境,对广大群众有着重要教育和宣传意义;特别是对当地的行政机关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为公益诉讼工作的开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2.成都市双流区市场监管局违法履职案

基本案情:2016年至2017年9月,成都市双流区市场和质量管理局(以下简称双流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冯某某在双流区老渔民食品商行等283户个体工商户未提交登记资料及未取得任何审批的情况下,为其办理了工商注册登记,颁发了《营业执照》。该局根据该283户个体工商户提供的《营业执照》和《成都市双流区食品经营自查申请表》等资料,又为其颁发了《食品经营许可证》。案发后,双流区市场监管局对283户个体工商户登记的营业地址进行了核实,发现均没有实体门店。该局根据《个体工商户条例》、《食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之规定,于2017年9月、11月分别作出了撤销双流区老渔民食品商行等283户个体工商户的注册登记及《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决定。诉前程序:2017年11月,双流区人民检察院民行部门通过与刑事部门内部协调沟通机制,获得犯罪嫌疑人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的线索。检察长召集侦监、公诉、民行部门办案人员召开案情分析会,按照各自的职责开展调查核实工作。经调查核实发现,上述个体工商户没有线下实体经营场所但准备从事网络食品经营,系通过非法途径获得食品经营许可;同时,双流区市场监管局在撤销食品经营许可证后长时间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注销手续。为防范网络食品消费安全风险,该院遂向双流区市场监管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对于法定期限内未申请办理注销手续的个体工商户依职权注销其《食品经营许可证》;为切实防止上述个体工商户在食品经营许可证被撤销后继续从事网络食品经营,同时建议将283户个体工商户的工商注册登记、食品经营许可被撤销、注销的相关信息发送有关第三方交易平台并对上述食品经营者的后续经营行为进行跟踪监督。

行政机关整改情况:收到检察建议后,双流区市场监管局高度重视,研究整改措施。注销了283户工商户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并将食品经营许可证撤销、注销情况发送至“美团”、“饿了么”等第三方平台总部,并将继续对上述食品经营者的后续经营行为进行跟踪监督,有效防范了网络食品消费安全风险。

典型意义:近年来,依托移动互联网络的飞速发展,我国“网络点餐”食品外卖消费呈爆炸性增长趋势,在方便老百姓生活的同时,其中的食品卫生安全问题亦层出不穷,相关行政机关监督管理不到位的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检察机关依托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对于督促行政机关加强对“网络点餐”及第三方平台的监督管理,有效防范网络食品消费中的安全风险,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具有积极意义。

3.西安市国土资源局不依法履行职责案基本案情:陕西圣米兰家俱有限公司(后更名为陕西圣米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米兰公司)于1998年12月12日取得西安市雁塔区149.979亩土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02年7月18日,经西安市人民政府批准,西安市雁塔区将118.318亩净用地出让给圣米兰公司用于建设家具生产综合楼。同日,西安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市国土局)与圣米兰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出让价格为每平方米49.5元,出让金3904569.02元。圣米兰公司就上述土地办理了两份《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并未依照规划对土地进行开发。2007年7月,圣米兰公司向西安市规划局申请将47.645亩土地性质变更为商业用地,70.673亩土地性质变更为住宅用地。2007年9月12日,西安市规划局给圣米兰公司重新颁发了(2007)172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同时将1998年发给圣米兰公司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收回。但圣米兰公司未与国土部门重新签订合同,未调整土地出让金,亦未开发土地。2008年2月5日,市国土局作出《土地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该公司作出78.0914万元的处罚决定。2015年10月26日,市国土局作出决定,要求圣米兰公司于2015年11月20日前,重新签订出让合同及补交相应出让金。2016年1月26日,市国土局雁塔分局致函圣米兰公司,责令其立即与市国土局签订土地出让变更合同,加快手续办理速度,用地现场恢复施工,但该公司仍未按要求办理。2015年6月,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了圣米兰公司持有的两块土地。2015年10月21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致函市国土局,指出因该院对上述查封土地正在处理,贵局无权收回土地。但可以在该土地升值或维持现值的基础上变更上述查封土地用途,否则不得变更。

诉前程序:雁塔区人民检察院在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后,于2017年4月24日向市国土局发出检察建议,认为土地闲臵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使有限的土地资源得不到合理、有效利用, 是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圣米兰公司取得土地后长期闲臵,构成了对公共利益的侵害。建议该局依法切实履行监管职责,予以处臵。

行政机关整改情况:2017年5月24日,市国土局复函称,已研究部署整改:一是要求雁塔区政府、市国土局雁塔分局加快制定整改方案,尽快完成处臵工作。二是积极与法院对接处臵事宜。三是多方约谈圣米兰公司,告知其处臵要求。四是经雁塔区政府研究同意,市国土局雁塔分局上报了整改方案,由其督促圣米兰公司完善土地用途变更手续,签订出让合同变更协议;在缴纳土地出让金、完成开工审批手续后,按照约定的期限开工建设。

2017年10月17日,雁塔区人民检察院向市国土局发出调查函,了解整改方案的进展情况。同年10月27日,市国土局回复称:“在贵院的督促支持下,经雁塔区政府和市、区国土部门多次督促协调,圣米兰公司已按照规划办理土地用途变更手续,46.842亩土地用途由工业(综合)变为商服,66.33亩土地用途由工业(综合)变为住宅。我局于9月12日与该公司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约定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内付清土地出让价款共计67311.4274万元,2018年5月31日之前开工。”2017年11月1日,圣米兰公司向西安市财政局补缴了67311.4274万元土地出让金。11月7日,雁塔区人民检察院收到市国土局送来的圣米兰公司补缴土地出让金的票据。典型意义:本案中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灵活性和实效性的特征,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严格执法;主动保护公益,积极行使检察监督权,通过督促市国土局依法履职,成功盘活了处于黄金地段闲臵14年的土地资源,使国有土地资产收益权能达到最优化,为国家收回了6.7亿余元土地出让金,切实保护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二、诉讼案例

4.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检察院诉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发现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对顾某某擅自改变草原用途没有及时恢复植被的行为,未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2015年春季,顾某某未经任何部门审批,私自将位于镇南种羊场报好农场南侧草原非法开垦。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接到群众举报后,由洮北区草原站执法人员进行了现场勘查。经勘查,被破坏草原性质为国有,面积为10.068公顷。2015年7月8日,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并告知了顾某某,但未责令其将破坏的草原恢复植被。2017年9月14日白城市公安局洮北分局以顾某某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将案件移送洮北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至移送时,顾某某破坏的草原植被仍然没有恢复,严重破坏了生态资源,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对此没有采取监督管理措施。

诉前程序:洮北区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7月28日向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责令顾某某停止开垦,恢复植被。该局于2017年8月28日书面回复洮北区检察院称找不到顾某某,已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履行了应尽的法定职责。该局始终未采取有效措施,恢复被破坏的草原植被。

诉讼过程:2017年9月22日,洮北区人民检察院以公益诉讼人身份向洮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要求确认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未依法履行督促顾某某恢复草原植被的监管职责违法;请求判决该局依法履行监管职责,采取有效措施,恢复被破坏的草原植被。洮北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于2017年12月12日作出一审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判决确认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未依法履行督促顾景平恢复草原植被的监管职责违法;责令该局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一审宣判后,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前提是公共利益受到侵害,非法开垦草原的违法行为,使草原的生态服务功能遭到毁坏,侵害了公共利益,通过提起公益诉讼,有利于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恢复被破坏的草原植被,对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5.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检察院诉高港区水利局行政公益诉讼案基本案情:2014年至2015年期间,泰兴市江汉水利工程有限公司在长江河道内未经许可非法采砂317430.1立方米。泰州市高港区水利局工作人员对江汉公司的非法采砂行为采取“不予处罚或单处罚款”的方式,帮助江汉公司规避监管,免予缴纳长江河道砂石资源费。诉前程序: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检察院发现高港区水利局不履行水行政管理法定职责后,于2016年10月24日向高港区水利局发出督促履职令,督促高港区水利局依法查处江汉公司非法采砂行为。收到督促履职令后,高港区水利局一直未依法查处。

诉讼过程: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12月16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认高港区水利局不及时查处江汉公司非法采砂的行为违法,并判决责令高港区水利局依法查处江汉公司的违法行为。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泰州市高港区水利局收到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职令知晓江汉公司的非法采砂行为后,在规定期限内未对江汉公司的非法采砂行为进行查处,其不作为不仅导致国家矿石资源费的流失,还使得非法采砂活动对长江生态、水文及航道安全的破坏未得到有效遏制,社会公共利益依然处于受侵害状态,泰州市高港区水利局不履行长江采砂监管法定职责行为违法。遂判决责令泰州市高港区水利局对江汉公司非法采砂行为作出处理。判决生效后,泰州市水利局于2017年11月7日对江汉公司处以罚款25万元的行政处罚。

典型意义:本案系泰州市长江非法采砂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之一。长江非法采砂行为不仅导致国家资源的流失,无序采砂还严重影响长江航道和防洪堤坝安全,危害社会公共利益。行政机关尽职履责,及时对非法采砂行为进行惩戒是有效遏制违法行为的重要保障。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水利行政执法机关工作人员存在放任违法行为、帮助逃避监管的现象后,及时发出督促履行令,在相关职能部门依然不履行职责的情况下,及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通过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责令相关职能部门对违法行为及时进行查处,发挥对违法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功能,进一步健全了生态环境法律保护机制,提升了生态环境法律保护效果。

6.福建省清流县人民检察院诉清流县环境保护局行政公益诉讼案基本案情:刘某未经审批焚烧属于危险废物的废电子电器产品、废弃的印刷电路板等,熔炼金属锭。2014年7月31日,清流县环保局执法人员到现场调查,责令刘某立即停止生产,并查扣现场堆放的电子垃圾,存放于附近的养猪场。同年8月7日、9日,清流县环保局将扣押的电子垃圾转移至东莹公司仓库贮存保管并过磅称重为28580千克。同年9月2日,清流县公安局对刘某涉嫌污染环境罪立案侦查。2015年7月7日,清流县检察院对刘某作出不起诉决定。2015年5月12日,清流县环保局租用没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资质的九利公司仓库并将电子垃圾转移贮存。

诉前程序:清流县检察院于2015年7月9日向清流县环保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对扣押的电子垃圾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处臵并对焚烧电子垃圾残留物进行无害化处臵。清流县环保局回复称对已扣押的电子垃圾等危废,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有处臵危废资质的单位处臵。但据清流县检察院调查,清流县环保局作为该县环境保护法定监督管理机构,未按要求对扣押的电子垃圾及焚烧现场进行无害化处臵,只是对废弃电子垃圾进行了转移贮存,将扣押的电子垃圾贮存在九利油脂有限公司仓库中,始终未对刘某作出行政处罚,不仅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还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诉讼过程:清流县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1.确认清流县环保局行政行为违法;2.判决清流县环保局依法履行职责。本案诉讼期间,清流县环保局对刘某作出行政处罚,并将案涉电子垃圾交由福建德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处臵。明溪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依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规定,本案的电子垃圾属于危险废物。清流县环保局作为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具有对本行政区域环境保护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及依法处臵的职责。清流县环保局在明知案涉电子垃圾属于危险废物,具有毒性,理应依法管理并及时处臵的情形下,既没有依法处臵危险废物,也没有联系有资质的企业代为处臵,而是将危险废物自行转移且租用不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资质的企业贮存。人民检察院向清流县环保局送达检察建议书后,清流县环保局依然拖延履行职责,未及时将危险废物交由有资质的企业处臵,清流县环保局的上述行为已构成违法。遂判决确认清流县环境保护局未依法处臵危险废物的行为违法。典型意义:本案系全国首批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之一。人民法院在本案审理中,遵循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并就人民检察院在公益诉讼中的地位、举证责任的分配、庭审规则等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和尝试。本案的审理促使被诉行政机关主动纠正违法行为,及时对违法行为人作出行政处罚并依法处臵危险废物,防止对环境的持续不利影响,有效发挥了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的积极作用。本案诉讼期间,被诉行政机关履行了法定职责,人民法院依据人民检察院的诉讼请求,判决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有利于督促行政机关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意识,发挥公益诉讼裁判的引导示范作用,最大限度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本案的判决也强调了对于“电子垃圾”这种具有毒性、污染环境的危险废物应当依法妥善处臵,促使公众、企业、政府重视“电子垃圾”的危害,共同参与到有效防范和依法处臵危险废物、保护生态环境的行动中,对危险废物案件的处理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7.贵州省江口县人民检察院诉铜仁市国土资源局、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2005年,铜仁市国土局向紫玉公司颁发采矿许可证,许可其在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采矿,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亦对紫玉公司的采矿行为予以认可。紫玉公司在没有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安全生产许可、占用林地许可、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的情况下,边建设边生产,臵报批的开采方案不顾,采取爆破方式破坏性开采,资源毁坏率达80%、产生90%以上的废渣碎石,还将部分矿洞转让给当地村民组,造成资源巨大浪费、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保护区内堆积长数百米、宽数十米、深度难以测算的尾矿废渣,压覆植被,形成地质灾害隐患。2016年6月采矿权期限届满,铜仁市国土局接收了紫玉公司延续采矿权申请并收取了相应费用。

诉前程序:2016年10月26日,江口县检察院向铜仁市国土局发出检察建议书,要求依法撤销向紫玉公司颁发的证号为5222000610002的采矿许可证。2016年11月25日,铜仁市国土局回复称:“江口县德旺乡坝梅村杨家屯-上堰沟紫袍玉带石矿采矿权行政行为合法,依法不应当撤销。已暂停办理紫玉公司的江口县德旺乡杨家屯-上堰沟紫袍玉带石采矿许可证延续登记手续”。2016年10月26日,江口县检察院向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书,要求该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对紫玉公司作出处理。2016年11月29日,梵管局回复称:该局所属闵孝总站于2007年7月24日向紫玉公司下达停工通知,2009年该局责令紫玉公司恢复被占林地,2011年12月至2014年12月该局在保护区设三个点监守值班。2016年11月29日,江口县检察院工作人员到江口县德旺乡坝梅村大火堰组杨家屯-上堰沟紫袍玉带石矿区实地查看,发现该公司未拆除土地上建筑物和对矿区进行恢复原状,导致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

诉讼过程:江口县人民检察院遂向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1.确认采矿许可行为违法;2.确认铜仁市国土局、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怠于履行监督管理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3.责令铜仁市国土局、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履行环境治理监管职责。诉讼中,铜仁市国土局编制了环境治理方案并责令紫玉公司限期治理,但治理工程尚未开工。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铜仁市国土局作为铜仁市人民政府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履行其权限范围内的矿业权设臵、审批登记、矿山运营及停用后治理等监督管理职责。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作为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应当在法律法规授权及相应行政主管机关委托的权限范围内正确履行自然保护区管理职责。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铜仁市国土局在未取得国务院授权的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的情况下在自然保护区设臵采矿权并许可紫玉公司采矿的行为违法。对紫玉公司破坏性开采,浪费矿产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等行为,铜仁市国土局和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均怠于履行监督管理法定职责,并有滥用职权许可其违法开采的行为,应确认违法。遂判决:1.确认铜仁市国土局为紫玉公司颁发许可证行为违法;2.确认铜仁市国土局和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在对紫玉公司违法开采行为怠于履行监督管理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3.由铜仁市国土局对紫玉公司矿山环境修复治理工程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至环境修复治理工程验收合格;由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对环境修复治理工程进行全程监督管理。宣判后,第三人紫玉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涉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紫玉公司所开采矿区处于自然保护区内。铜仁市国土局、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违法发放采矿许可证并怠于履行监管职责,致使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矿产资源遭到极大浪费。本案判决确认铜仁市国土局、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违法并要求其依法履行职责,监督紫玉公司修复受损生态环境,对于加强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矫正“靠山吃山”“牺牲环境谋发展”的错误发展观,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坚守生态红线,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具有重要意义。8.山东省聊城市人民检察院诉路荣太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2014年12月至2015年10月,路荣太在未经相关部门审批且不具备清洗资质的情况下,使用强碱洗刷机油桶,并将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强碱废液直接排入私自挖掘的渗坑内,对渗坑周边及地下土壤造成污染。淄博市周村区公安分局根据举报线索,并经对涉案地的排放液体取样鉴定,以路荣太涉嫌污染环境罪将其逮捕,并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2016年12月20日,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法院以污染环境罪判决路荣太承担刑事责任。

诉前程序:淄博市检察院向淄博市民政局进行查询,根据《环保法》相关法律规定,目前淄博市辖区内没有符合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条件的公益组织,且无法律规定的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诉讼过程:2017年3月17日,聊城市人民检察院根据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的指定,依法向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路荣太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若不能恢复原状,则应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并承担鉴定费及相关损失。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路荣太因环境污染犯罪行为造成涉案地环境污染,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聊城市人民检察院要求路荣太承担污染土壤治理及生态修复的相关费用,于法有据,判决路荣太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污染治理及生态修复费38400元支付至山东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账户。

典型意义:本案是针对自然人实施的环境违法行为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个人环境侵权行为具有行为隐蔽、污染周期长、监管困难的特点,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十分必要。通过对污染者环境污染行为的司法处理,加大其违法成本,有利于警示与威慑潜在的环境污染行为人。本案充分考虑路荣太作为自然人缺乏环境修复能力的客观事实,没有机械地判决其修复环境,而是依据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涉案地环境污染情况依法作出的生态修复实施意见,依法判令其支付生态修复资金到山东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账户,用于今后对涉案地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及补偿。本案的裁判结果既体现了法律对环境污染行为的有效惩治,又确保判决内容具有实际可执行性,具有一定示范意义。

9.云南省普洱市人民检察院诉云南景谷矿冶有限公司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2015年3月7日20时,景谷公司选冶厂8号料液输送管道发生断裂,导致硫酸铜料液通过排洪道泄漏,造成白象村民委员会和民乐村民委员会的部分农田、菜地被污染,并导致民乐镇部分河段鱼类死亡。景谷县环保局于2015年3月8日作出行政决定书,要求景谷公司停业整改,并于同年4月7日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企业作出罚款16万元的行政处罚。污染事故发生后,景谷公司与受害村民就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成赔偿调解协议,景谷公司共计赔偿受害村民514928元。经景谷县环保局委托,云南德胜司法鉴定中心于2015年12月14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认为此次环境污染损害数额量化结果为1358300元,其中包括:农田环境污染损害费用为528600元;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为829700元。该鉴定数额不包含景谷公司通过调解协议赔偿受害村民的款项。景谷县环保局为此支出鉴定费400000元。诉前程序:普洱市人民检察院经向普洱市民政局、普洱市环境科学学会调查查明,在普洱市辖区内没有符合《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社会组织。普洱市民政局出具了情况说明,普洱市环境科学学会出具了证明。

诉讼过程:普洱市人民检察院向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景谷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829700元至普洱市财政局指定的账户;2.判令景谷公司支付司法鉴定费400000元至景谷县环保局。诉讼过程中,普洱市人民检察院与景谷公司自愿达成调解协议:1.由景谷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829700元至普洱市财政局指定的账户;2.景谷公司支付司法鉴定费400000元至景谷县环保局;3.案件受理费15866元,减半收取7933元,由景谷公司负担。人民法院将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书、调解协议在法院公告栏、《人民法院报》《普洱日报》进行了为期三十日的公告。公告期满后未收到任何意见或建议。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调解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遂于2017年1月16日出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现已全部履行完毕。

典型意义:本案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多次召开庭前会议,坚持案件审理以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为原则,以保护当地群众生产生活为重点,严格做到疑难问题及时讨论、新问题及时沟通,保证案件得到公平、合理、高效地审理。案件开庭审理时,邀请云南省相关检察机关及地方人大、政府、政协负责人进行了旁听,通过以案释法有力推动了当地政府依法行政,提升了公众的环保意识,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本案充分协调各方当事人,以修复环境为目的,以被告全额进行赔偿的调解方式结案,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为完善生态环境资源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提供了实践样本。

10.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检察院诉吴明安、赵世国、黄太宽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2017年3月25日,吴明安、赵世国将湖北省利川市元堡乡朝阳村村民刘某家的一头死因不明并经深埋处理的成年母牛偷偷挖出,分割后将四个牛腿(共计150斤)和牛头以2300元的价格销售给在毛坝集市专门从事牛肉销售生意的黄太宽,该批牛肉经黄太宽以每斤18元至20元不等的价格销售给附近村民及毛坝集市上的不特定消费者,销售获款2890元。2017年4月6日,吴明安、赵世国又以同样的方式将吴明安自家当日深埋的一头死因不明的成年母牛挖出,以1800元销售给黄太宽,黄太宽将102斤牛肉在毛坝集市上以每斤18元至20元的价格销售给不特定的消费者,销售获款2000元。吴明安、赵世国、黄太宽三人两次销售死因不明的牛肉共计获得销售价款4890元。利川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有关专家就病死牛肉的危害后果进行认定,结论为:吴明安、赵世国、黄太宽等人经营销售死因不明的牛及其制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2017年5月,利川市人民检察院通过网络发现一段村民挖掘被埋死牛的视频,即将该线索反馈该市食药监局,督促其依法履行监督职责,并联合展开调查。6月22日,利川市人民检察院启动立案监督程序,监督利川市食药监局将该案移送利川市公安局办理,同步监督利川市公安局依法立案侦查。同年8月1日,利川市人民检察院发现吴明安等三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决定立案审查。

诉前程序:2017年8月8日,利川市人民检察院在检察日报发出公告,督促适格主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公告期满后没有其他适格主体对该案提起诉讼,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

诉讼过程:2017年11月22日,利川市人民检察院向利川市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吴明安、赵世国、黄太宽共同支付牛肉销售价款十倍的赔偿金48900元,并在利川市市级公开媒体上赔礼道歉。2017年12月8日,利川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并当庭宣判。该院认为,吴明安等三人的行为损害了不特定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除应受到刑事处罚外,还应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利川市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是维护社会公益的一种方式,程序合法,请求得当有据。在认定三人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分别处以不同刑期的刑罚、罚金、追缴违法所得、禁止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食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的同时,判决:吴明安等三人赔偿人民币48900元并在利川市市级公开媒体上赔礼道歉。赔偿款付至利川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目前,吴明安等三人已于2017年1月23日在利川市电视台视点栏目公开道歉。赔偿款已部分执行到位,余款正在执行中。

典型意义:该案是检察机关提起的全国首例法院判决支持惩罚性赔偿的食品安全领域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也是检察机关综合运用检察职能加强对行政机关违法不行使职权、公安机关刑事立案监督和对违法犯罪行为人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追究的典型案例。本案首次提出了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并得到法院支持,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方式提起诉讼,并提出在当地公开媒体上赔礼道歉,节约了司法资源,提高了司法效率。是综合运用检察职能办案的优秀范例。同时,加强了对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的监督和对行为人刑事责任、民事责任的一并追究,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

第二篇：公益诉讼案例

1．广东首例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环保公益诉讼案开庭两被告被判共同承担修复责任

2014-12-26 09:18:31 | 来源：人民法院报第四版 | 作者：杨晓梅崔颖华

12月25日，作为广东首例由检察机关作为支持起诉人出庭的环保公益诉讼案件，亦是全国首例检察机关支持中华环保联合会作为原告提起的土壤受污公益诉讼案件在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因倾倒污泥给鱼塘造成污染的两被告被判决在6个月内共同修复鱼塘到本次污染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标准由环保部门审核）；逾期未修复的，由环保部门指定具有专业清污资质的机构代为修复，修复费用由两被告共同承担，并相互负连带责任。

2011年，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白土村村民方运双将其向村委会承包的两个鱼塘转租给太和镇石湖村村民谭耀洪。从当年9月1日起，谭耀洪用车辆运送并向鱼塘倾倒不明固体污泥约110车，污泥散发出阵阵恶臭，周边村民纷纷投诉。广州市白云区环境保护局在接到举报后，到鱼塘现场检查取样，经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和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分析测试中心分别对污泥和底泥进行分析，结果为参考《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GB4284-84），铜和锌超过相应限值，达不到农用污泥标准，会对池塘造成污染。

2012年8月，受白云区环境保护局委托，广州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出具《环境污染损害评估报告》，认为池塘属农用地，用于水产和禽类养殖，污泥排入池塘，影响了养殖功能的使用，要恢复池塘养殖功能，必须清除倾倒的污泥，并将底泥挖起清运，同时对池塘内被污染塘水进行处理，达到农用标准。该次污染损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监测分析费用4660元，污染物处理费为4092432元。

事件发生后，白云区环保局向白云区人民检察院进行了通报。白云区检察院遂启动民事责任追究机制，并推动中华环保联合会提起公益诉讼。今年1月，中华环保联合会作为原告，对上述两被告提起诉讼。

环境资源保护专家、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广州市人大代表李挚萍表示，本案的判决有利于推动和完善环境保护司法体制的构建，对树立民众环保意识教育意义重大，任何造成污染和破坏的主体不仅要停止侵害，赔偿私人利益的损失，也要救济公共利益，承担恢复环境的生态功能和价值的法律责任。

2．三峡重庆库区法院受理首例民间环保公益诉讼案 2014-12-08 09:12:13 | 来源：新华网 | 作者：朱薇

在承担着生态保护重要任务的三峡重庆库区，万州区法院近日正式受理首例民间环保公益诉讼案件，民间公益环保组织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起诉湖北一矿业公司污染环境案。

据万州区法院介绍，今年8月13日上午，巫山县庙宇镇千丈岩水库的水体突然变成了灰黑色，经巫山县环保局检测，水库水体受到了严重污染，并发现在位于水库上游1．5公里处，湖北省恩施州建始县业川镇磺厂坪矿业有限公司将硫铁矿洗选废浆水直排到未进行防渗处理的洼地内，因洼地底部有裂隙，废浆水又渗漏到千丈岩水库。含有大量乙基钠黄药、二号起泡剂和尾渣的废水进入水体后，会对动物和人的神经系统及肝脏等器官造成严重的损害。

千丈岩水库是庙宇镇、铜鼓镇和红椿土家族乡3个乡镇的主要水源地，10160户、51400人的生活用水和1．8万亩农田的灌溉用水皆来自此处。经初步统计，此次污染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954余万元。

据法院介绍，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从媒体报道上获悉此事，并了解到由于该污染为跨境污染，缺少原告等原因，事件的责任方很难被追责，便决定作为发起方，提起跨境环境公益诉讼，要求磺厂坪矿业有限公司停止违法排污行为，并依法承担恢复水质的所有费用，同时在重庆市级平面媒体上向公众道歉。

10月20日，诉讼请求提交到万州区人民法院。11月6日，法院工作人员前往现场查勘了污染情况。万州区法院环境法庭近日决定正式受理此案，并择日开庭审理。

万州区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冯纲说，过去，环境治理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民众缺乏参与的途径，这导致对违法排污缺乏足够的监督，也很难让责任人承担起相应的责任。重庆首例由民间环保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被立案受理，对于推进民间环境公益诉讼有着积极的意义，将极大地激发民众参与环保事业的热情。3。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势在必行

2014-11-24 08:36:27 | 来源：法制日报 | 作者：游伟

为了使检察机关更充分地履行职责,全面承担起公益诉讼的重任,有必要在中央顶层设计的前提下,立法先行。

在实际生活中,个别行政机关或者企业单位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严重侵害公共利益,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污染和资源损害的行为时有发生,但责任单位或者个人却常常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追责。

公益诉讼在实践中的探索,面临一些困难,甚至步履维艰,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之所以长期以来存在这种状况,与我们的诉讼理论及法律规定的滞后存在关系。因为按照传统的法理解释,只有当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为自身的民事权利受到侵犯或者与他人发生民事权益纠纷时,受到损害的个人或者单位,才能以诉讼案件原告的身份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保护其民事权益。我国原来的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第一项就曾明确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而许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却因为找不到直接的利害关系人或者受害者,而长期逍遥法外,造成的公共利益损失也得不到赔偿。

2013年1月1日生效的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改变了这种状况,第一次对公益诉讼问题作出了规定,确定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包括与损害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但是,法律规定依然较为原则,诉讼主体的界定不够明确。

正因为如此,在司法实践中,公益诉讼还是存在着“三难”问题,即立案难、取证难、胜诉难。事实上,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基本要求,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目标的需要。一个法人单位、机关或者个人,只要他们实施了违法违规行为,构成了对他人或者公共利益的损害,都应当付出必要的代价,受到应有的处罚。

按照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承担着维护公共利益、保证和监督法律实施的使命,相对于一般的社会组织和机构而言,各级检察院对违法犯罪行为提起诉讼,更能代表国家的立场和法律的尊严。与普通公民和社会组织不同,国家在赋予检察机关监督权的同时,还赋予它们各种服务于法律监督的如案件侦查、批准逮捕、提起控告等权力。虽然,这些手段更多地被用于涉及贪污贿赂、渎职侵权及其他刑事案件的办理,但即便是现在因对民事案件判决不服而提起的抗诉,其法律效果及引起的社会关注度,也是完全不同的。当危害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事件发生之后,而普通公民或者组织不愿起诉或者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诉讼时,我们的各级检察机关应当承担起公益诉讼的职责。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将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这是继上一次民事诉讼法修订将公益诉讼纳入法律规定之后,公益诉讼制度即将迎来的又一次重大改变,也是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检察机关进一步扩大司法职能,全面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次全新探索。

为了使检察机关更充分地履行职责,全面承担起公益诉讼的重任,有必要在中央顶层设计的前提下,立法先行,通过现行法律的修改或者立法解释,正式确立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明确其提起公益诉讼的职责范围。同时,要通过有法律依据的体制改革,在检察机关内部设立独立的公益诉讼机构,配备相应的具有法律及相关专业技术能力的人才,依照法定程序行使对相关案件的调查权,通过搜集证据、发现违法事实、提起诉讼和监督执行的过程,提升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能力,有效遏制侵害社会公益行为的蔓延。

应当着力推进中央已经确定的司法体制改革方案的实施,使检察机关在人财物体制上摆脱地方的控制和影响,使他们能够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干扰地对损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展开调查、提起诉讼,并且在展开公益诉讼检察活动的同时,及时发现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否存在滥用审批许可职权,是否有玩忽职守甚至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等涉嫌违法犯罪的问题,通过全面审查,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从而使严重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得到切实有效的遏制。4。聚焦环境公益诉讼：呈破冰之势公众关注度将上升 2015-01-17 09:29:42 | 来源：人民日报 | 作者：刘毅

今年1月1日，新《环境保护法》生效实施当天，环保民间组织“自然之友”和“福建绿家园”针对福建南平市损坏林地的采矿主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得到受理。这是新环保法实施后第一起被法院受理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这一解释对《环境保护法》以及《民事诉讼法》中的环境公益诉讼作出了具体规定。

环境公益诉讼呈现破冰之势，破冰之后，是否能迎来春天？

门槛降低

700多个环保民间组织符合环保法及司法解释要求，可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公益诉讼是指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寻求司法救济，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由于破坏环境的行为往往没有特定受害者，环境公益诉讼的意义尤为重大，是保护环境的重要武器。

《民事诉讼法》修订之前，法律将民事诉讼的原告限定为“直接利害关系”当事人，公益诉讼并不被认可。

根据中华环保联合会组织开展的“环保民间组织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角色和作用”课题研究，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从2000年左右开始到2013年，大约只有50多件。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绝大部分是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环保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比较少，实际上只有中华环保联合会、自然之友、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和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四家组织，以原告的身份提起过诉讼，占全国7000多家环保组织的万分之五。

2013年1月1日，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生效，在第55条中首次设置环境公益诉讼有关条款，这被普遍认为是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起点。当时，乐观者认为：公益诉讼的春天就要来了。

然而，在此后一段时间里，由于相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究竟谁能成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使得法律缺乏可操作性，环保民间组织提起的诉讼很难立案。“2013年一起案子也没有被受理，有的先被受理后被驳回。”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马勇表示。

在这一背景下，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如何界定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从2012年8月到2014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四次审议。四次审议稿中，环境公益诉讼的规定变化很大。

在草案一审稿中，并没有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草案二审稿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中华环保联合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环保联合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被限制为由环境保护部主管的中华环保联合会和各地的环保联合会，引发关注和质疑。

草案三审稿对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的规定作出了修改：“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依法在国务院民政部门登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5年以上且信誉良好的全国性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满足这一条件的社会组织，屈指可数。

在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后，四审通过的环保法明确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须符合4个条件：在设区的市级以上的民政部门注册登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事业，已设立5年以上，近5年内无违法记录。

1月6日，最高法发布《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修改后的《环境保护法》以及《民事诉讼法》中的环境公益诉讼进行具体规定。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廖鸿介绍，截至目前，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的生态环保类社会组织约7000个，符合环保法及司法解释可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大概有700多个，主要分布在野生动植物保护、水资源保护、沙漠化治理等方面。

困境改观

从去年开始一些环境公益诉讼获得受理，检察机关成为原告的有力支持者

从去年开始，环境公益诉讼的困境有所改观，一些环境公益诉讼获得受理。在1月10日召开的2014中华环保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会上，中华环保联合会副秘书长谢玉红介绍，2014年中华环保联合会一共做了8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其中有4起已经取得了胜诉的结果。

在近期立案或判决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地方检察机关成为原告的有力支持者。

去年12月25日，中华环保联合会为原告提起的土壤受污染公益诉讼案件在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被告对环境进行修复。在这一案件中，中华环保联合会首次得到来自检察院的支持。

去年12月30日，江苏省泰兴“天价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案”宣判，终审判决结果在赔偿数额上维持原判：6家涉事企业赔偿环境修复费用合计超1.6亿元。这创下全国环保公益诉讼案赔付额之最。这起案件中，泰州市环保联合会作为民事公益诉讼原告，泰州市检察院作为支持起诉机关，起诉6家企业。在二审中，江苏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发表了出庭意见，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在今年1月1日自然之友等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福建南平市人民检察院是支持起诉单位。

马勇认为，“检察机关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支持方，可以增强诉讼的威慑力和胜诉率。”

“环境公益诉讼能够弥补政府执法能力的不足。”环保部政策法规司法规处副处长李静云表示，再强大的政府，也不可能有足够的执法人员去发现每一个角落的违法者。全国环保执法人员总共不到8万人，平均每个执法人员要监管75家企业，即使每人每天检查两家企业，一家企业一年也只能被检查7次，剩下的358天就全凭企业自觉了。开展环境公益诉讼，走群众路线，政府和公众合作，目的是震慑违法排污企业，提高违法成本，共同监督和遏制环境违法行为。

路还很长

公益诉讼案件会快速增长，环保民间组织面临专业能力及资金支持等挑战

随着新环保法和最高法司法解释的施行，环境公益诉讼会真的“迎来春天”吗？

在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最高法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郑学林说，在新民事诉讼法实施至2014年年底两年的时间里，由于诉讼程序、原告资格、赔偿方式等不明确，环境公益诉讼的案件量不多。但他相信，这类诉讼的数量随着司法解释的公布会有一定上升。

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表示，预计环境公益诉讼的案例将会快速增长。虽然现在还没有太多案子出来，实际有很多正在酝酿，很多环保民间组织都在跃跃欲试。公众对这些案子的关注度也会快速上升。

法院的大门已经敞开，但环保民间组织还面临着专业能力以及资金支持等方面的困难。进行一场环境公益诉讼，可能要付出巨大的人力、财力，很多环保民间组织难以承受。

“新环保法生效，对环保民间组织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马勇表示，启动司法保护环境，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一个诉讼可能一打就是几年，这需要专业人才，也需要可持续的资金支持，这是环保民间组织面临的很关键的问题。诉讼肯定会有败诉的，很多环保民间组织靠项目支撑，如果没有资金支持，一个败诉可能就把一个环保组织打没了。

2011年9月，自然之友、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共同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起诉云南曲靖两家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大量外排含铬废渣、废水，严重威胁当地环境和居民健康。如今，3年多过去了，这个案件久拖不决。自然之友在诉讼过程中，遇到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需要高额费用等难题。

在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的支持下，自然之友近日发起成立“环境公益诉讼支持基金”，对各地发现案源并拟提环境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进行资助，提高民间环保组织的诉讼能力。福建南平生态破坏案是该基金支持的首起案件。“公益诉讼需要多方面资源的支持，需要专业的法律人士、环境生态评估和鉴定等等，这些都需要资金。”自然之友环境公益诉讼项目负责人葛枫说。

“环境公益诉讼的春天来了，但我们环保民间组织准备好了没有？”马勇说，“未来的路还很长。”

新法后首例环境公益诉讼立案专家:不必担心泛滥

2015-01-15 08:59:41 | 来源：中国青年报 | 作者：陈强

1月1日,在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新《环保法》)正式实施的当天,一起由民间环保组织提起的首例环境公益诉讼在福建省南平市中级法院立案受理。

这起案件之所以备受舆论关注,是因为过去环境公益诉讼的门槛太高了。据报道,从2000年到2013年,全国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总计不足60起。从起诉主体看,绝大多数是行政机关和地方检察院等公权力机关,环保组织起诉的案件很少。

为拓宽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的渠道,新《环保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二)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符合前款规定的社会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提起诉讼的社会组织不得通过诉讼牟取经济利益。”

此次依法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是两家长期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且无违法记录的非营利性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和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而被告则是4名福建籍和浙江籍公民。

据起诉书描述,2008年7月底,被告谢知锦、倪明香、郑时姜未经批准,擅自从被告李名槊手中购得南平市延平区葫芦山砂基洋恒兴石材厂矿山的采矿权。在未依法取得占用林地许可证及办理采矿许可延期手续的情况下,被告改变原有塘口位置从山顶剥山皮开采矿石,并将产生的弃石往山下倾倒,还在矿山塘口的下方兴建砖混结构的工棚用于矿山工人居住,直至2010年年初停止开采,造成原有植被严重毁坏。在国土资源部门数次责令停止采矿的情况下,2011年6月被告还雇佣挖掘机到矿山边坡处开路和扩大矿山塘口面积,又造成该处原有植被严重毁坏。2014年7月,延平区法院以谢知锦、倪明香、郑时姜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对3人分别判处一年六个月至一年二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分别处罚金5万元。

原告认为,上述被告转让、开采有共同的过错,破坏的林地不仅本身完全丧失了生态功能,而且影响到了周围生态环境功能及整体性,尤其是山顶被破坏的林地,将会严重影响和改变周边及山下动植物的生态环境,导致生态功能脆弱或丧失。原告作为环境保护的民间组织,有义务参与、督促责任者恢复林地植被,保护生态环境,故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

作为该案的支持起诉单位,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诉讼部部长刘湘律师介绍说,之所以选择南平这个生态破坏类案件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突破口,是因为该案“污染或破坏的证据充分,能够得到执行,且当地法院愿意受理”。他说,我们追究被告的民事责任,基于已经追究的刑事责任,证据是比较充分的;同时还要考虑被告的执行能力,是否有能力承担民事责任,也就是进行生态修复。我们注意到,还有将近320万元是可以用来做生态修复的。提起诉讼之前我们去了当地法院,沟通的结果是当地法院很支持,当地林业局也很支持。

刘湘认为,这个案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是新《环保法》实施后的首例环境公益诉讼,还在于其影响性。“当地不止这一家开矿企业,还有其他家,造成当地生态破坏。如果这个案子能够胜诉,我们可能还会对当地其他开矿企业提起诉讼”。

环保部政策法规司法规处副处长李静云在1月4日举行的“新《环保法》实施首例环境公益诉讼发布会”上透露,我们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借鉴了美国的制度。当时美国的情况和我们现在的社会背景也很类似。需要这个制度不是为了诉讼,不是为了告状。面对此起彼伏的环境违法,政府不可能面面俱到,政府的执法能力无法监管到每一个角落。“公益诉讼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走群众路线,增大环境执法的威慑力,对企业形成威慑力。公益诉讼的目的就是监督和遏制环境违法行为”。

一同出席上述发布会的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教授贾西津表示,公益诉讼是法律的专业事件,是以一种理性的方式,以去敏感化的方式实现理性诉求。“走上法庭,其实是一种最理性的方式,也是在教会政府一种处理问题的有效的理性方式,实现平等的对话。如果公益诉讼能够可持续地走下去,对中国政府而言是很好的机会学习法治的理念和治理方式”。她说,“环境问题其实是一个发展问题。在温饱没有解决的时候,环境问题就无足轻重了。现在大家关注环境问题,开始反思发展,反思这是我们需要的发展吗?也开始反思人和自然的关系,反思生命存在的意义,人存在的目的是什么,背后具有很深的价值关怀。”

中华环保联合会法律中心副主任兼督察诉讼部部长马勇对公益诉讼之难深有感触,2013年他所在的组织提起8起环境公益诉讼却无一被受理。他坦言,环境公益诉讼面临三大挑战:一是环境公益诉讼的可复制性问题。2009年以来,我们团队做了很多公益诉讼,其中很多没有立案。还有的立案后被驳回。以半官方性质的中华环保联合会为原告的案子,不一定能适用于其他组织;另一方面,在不同地方,适用性也不一样。二是可持续性问题。有专业人才,才能做事,如何把这些人才留住,可持续发展,这是很关键的问题。公益组织的人一般都是以项目的方式在养人,一般一个项目执行一年,而一个诉讼可能一打就是几年,这如何具备可持续性?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公众参与,需要NGO组织,尤其是当地环保组织,能够及时地回应环境污染问题。三是败诉的风险问题。以现有的方式运作,没有很好的资金支持不行,败诉后一打就没了。

有人担心公益诉讼一旦放开会泛滥成灾,马勇则认为,“我现在担心的不是泛滥成灾,而是谁会提起公益诉讼,谁敢提?首先是资金,谁能拿出一大笔钱为公益打一场诉讼?其次,很多环保组织都是在当地的,要考虑自身生存。如果地方公益组织敢在地方提起公益诉讼,需要很强的抗压能力。”他强调,“不要对公益诉讼期待太高,这只是一种法律手段,需要很大的资金和时间成本,想通过司法程序去解决环境问题成本是很高的,目前最低成本的还是行政过程。所以我们对公益诉讼要保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公益诉讼肯定会对污染企业起到很大的威慑力,尤其是大的污染企业。”

司法不“手软”，环保才有力

2015-01-07 15:01:50 |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 作者：朱昌俊

1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实施,与此同时,一起与环保有关的案件引发舆论关注:贵州毕节市金沙县检察院将环保局告上法院,要求其履行职责,处罚一家因噪声污染而频遭百姓举报的企业。这是我国首起由检察机关直接作为原告,向环保部门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案。(1月6日《新京报》)

本案最值得关注之处在于,这次检方是直接以原告的身份介入环境公益诉讼,真正开启了检方与地方环保部门在司法上的直接“对垒”格局。本案的首创意义不容小觑,也与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探索建立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形成呼应。

在以往,地方检察机关一般只作为公益诉讼的支持方,而非诉讼主体。这在现实中往往是符号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对于推动环保问题的司法裁决作用有限。正因如此,在本案中检察院向诉讼主体“转正”,对于强化司法在环保问题中的介入作用非常有必要。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往的公益诉讼中,被告多侧重于涉事的排污企业,而指向环保部门的不作为或腐败的行政公益诉讼少之又少。这一诉讼格局的出现,除了相关制度配套的不健全之外,也是地方环保部门和社会公益组织与公民个人之间力量对比悬殊的必然结果。较之于公益组织或个人发起诉讼,检方主动作为原告起诉地方行政部门,其力量的“对抗”格局显然不可相提并论。

更为重要的现实是,推动检方在行政公益诉讼中担任原告,也是对于当前行政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所存在的不足的一种必要补充。在行政诉讼方面,《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就是说,只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是民事权利的直接受侵害者,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主体,其他人或组织为他人利益或公共利益提起诉讼的权利被排除在外。如此一来,行政诉讼主体实质上是非常受限的。

在环境公益诉讼方面,即便在称之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中,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虽有所扩大,但依然严格限定在“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信誉良好的社会组织”范围之内。虽然这已经由一审稿中的“中华环保联合会”一家公益环保组织扩大为“数家”,但公益诉讼主体的范围之窄可见一斑。

由此可见,在社会组织与公民个人参与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赋权遇阻的背景下,推进检察院向行政公益诉讼主体的迈进,不仅是对诉讼力量的必要补充,也是避开阻力的优选方案。这对于加速环保问题的司法化进程,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助力。

不过,这一改革虽直接指向环保议题,首先考验的仍是司法环境。也就是说,通过探索与试点实践,赋予检察院的行政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其最终效果如何,还是要回到司法正义的维度上来考量。特别是,作为原告的检察院不仅要向违规违法的排污企业进行诉讼,更要将主要精力放在监督地方环保部门方面,着重解决行政部门“手软”的老大难问题。这样一种“对抗”格局,若缺乏能够真正超脱或独立于地方行政利益掣肘的司法环境作支撑,恐怕难以走远。

不“手软”的司法,才是环保的最有力后盾。可以期待,随着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司法系统逐步摆脱地方行政利益的束缚,检察院担任行政公益诉讼的主体,直接向不作为的行政部门叫板,或将逐步成为环境治理中的常态。但这项改革开启的同时,仍需警惕的是,赋予检察院的行政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并不意味着对于一般公民和社会组织的环保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替代,而只能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补充,落实公民与社会组织环保权利的扩大,仍不可或缺。

消费公益诉讼的界定与司法实务

2014-12-26 10:34:16 | 来源：中国法院网 | 作者：刘建梓

《民事诉讼法》（1）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据此创设了全新的公益诉讼制度，为公益诉讼案件正式进入司法实务领域提供了法律层面上的依据。我国的公益诉讼暂分为两种，即环境公益诉讼与消费公益诉讼。而消费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则以2014年3月15日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3）正式实施为标志。该法规定“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4）这是对《民事诉讼法》创设公益诉讼制度的积极响应，也是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重大突破。明确了消费者协会为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对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重大意义。消费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将会更好地发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消费者协会的作用，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5）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过于原则，对于除消费者协会外其他主体还能否提起消费公益诉讼，如何提起消费公益诉讼，应以谁为被告，如何准确界定消费公益诉讼的范围，法院如何受理、审理、裁判，消费公益诉讼在诉讼程序上有哪些特别之处，均没有明确规定。为适应消费公益诉讼即将进入司法实务领域，更好的运用好这一新的制度，从而更有利的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本文从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实践的角度，探析消费公益诉讼进入审判实践中的几个问题。

一、消费公益诉讼的当事人主体资格问题

（一）关于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

公民不是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尽管学术界与理论界不少声音认为公民个人应当具有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但《民事诉讼法》已经明确将公民个人排除在提起公益诉讼主体资格之外。站在法院司法审判实践的立场，笔者不再探讨公民应否成为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问题。

《民事诉讼法》规定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6）在对此解读的过程中，对于提起公益诉讼的“机关”应由法律明确规定，没有异议，但对于“法律规定”是否限制“有关组织”却有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有关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不需法律的明确规定。另一种观点认为，“法律规定”不仅限制机关，有关组织也应有法律明确规定。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具有法定性，只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才有资格提起公益诉讼，这里“法律规定的”不仅限定“机关”，还限定“有关组织”，即这两类主体只有经法定，才可提起公益诉讼。（7）

笔者同意上述第二种观点，即“只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才能提起民事公益诉讼。鉴于《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具体规定哪些国家机关和组织可以提起公益诉讼，该法实际将公益诉讼的主体问题指向其他法律。（8）《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主体明确规定为消费者协会。消费者协会是依法成立的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会组织。（9）由消费者协会作为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主体可谓正当其责。《环境保护法》（10）也同样对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有关组织”进行了规定，该法规定“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社会组织，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11）立法的实践符合了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有关组织”应为“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的解读。同时，笔者认为，对此处的“法律”应作狭义理解，即仅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从而对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予以限制。学术上许多观点认为，应当放宽消费公益诉讼提起的原告资格。在消费公益诉讼方面，我国可以借鉴国外公益诉讼原告多元化的做法。在民事公益诉讼领域中立法实行原告的多元化已成为近现代民事公益诉讼的基本趋势。（12）“应进一步放宽原告资格至市县级消协。若原告资格只限于中消协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协，那么全国有资格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主体不过30几个，对真正维护全国广大消费者的权益作用不大，赋予消协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恐仅具有法律宣示的意义。（13）”笔者不赞同现阶段过于放宽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首先，公益诉讼虽然在世界上有些国家获得蓬勃发展，但在我国仍是新生事物，司法实践进展不大，经验不足；其二，现在我国的私益诉讼制度较为完备，对于实际受到损害的消费者个人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私益诉讼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其三，是我国法院的性质与职权决定的，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法院行使审判职权是被动的，作为民事案件，“不告不理”是受理原则，结合目前我国法院面临的案件压力与司法公信力所呈现出的问题，对待公益诉讼，必须采取保守而审慎的态度。故目前，能够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主体仅为“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

对提起消费公益诉讼“机关”资格的设想与建议。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已诞生近两年，相对应的主要单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保护法》均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改，却未对提起公益诉讼的机关作出明确规定，体现了立法机关对于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机关主体资格予以充分谨慎。笔者建议接下来的立法和法律解释可适当将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授予检察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对于在检察机关在提起刑事诉讼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可在提起公诉的同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14）尽管此规定与民事诉讼法提起公益诉讼的规定无法完全对接，但国家、集体财产受损则可理解为是社会公共利益受损，依据检察机关的性质与职责，检察机关应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起到一定的作用，众多消费者的利益也属于社会公共利益中的一部分。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对于所提起的刑事公诉案件中，涉及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构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如对于办理的危害食品安全类的案件，在满足被告主体和案件事实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附带提起民事消费公益诉讼。

关于建议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主体，主要是考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规范市场交易秩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政府主管部门。同时，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规定，对破坏海洋环境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可以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15）故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主体，有立法上的先例，可予以参考。同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经营市场和消费领域行使行政管理的职责，对于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易于发现，便于了解情况，获取证据能力强，对使用行政手段处理后，仍不能弥补和消除对社会公共利益所造成的损失与对众多消费者权益造成侵害威胁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起消费公益诉讼更显得顺理成章。

（二）关于消费公益诉讼的被告。

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起诉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16）对于公益诉讼而言，除起诉主体不受起诉条件的限制外，其他仍应遵循《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要提起消费公益诉讼，还应有明确的被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与消费者相对应的是“经营者”，消费公益诉讼是因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而提起的，目的为保护不特定的众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消费公益诉讼的被告应为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经营者”的范围和种类应依《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争议的解决”一章（17）中，详尽地表述了能够对消费者承担责任的各类主体，具体有“商品的销售者、生产者，服务者，使用他人营业执照的违法经营者、营业执照的持有人，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者，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虚假广告经营者、发布者，在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或其他虚假宣传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者服务的社会团体、其他组织或个人。”以及上述企业中因分立、合并而变更的，变更后承受其权利义务的企业。上述主体可能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亦能成为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继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当然能够成为消费公益诉讼的被告。

二、消费公益诉讼范围的界定

（一）消费公益诉讼的概念。消费公益诉讼即将进入法院司法实务领域，准确界定消费公益诉讼的范围显得尤为重要，而前提是明确消费公益诉讼的概念。对于消费公益诉讼的概念，学术界已有多种定义。如：“消费公益诉讼是指由于商品生产者、服务经营者的不法或不合理经营行为，使整个社会的正常商业秩序和消费者公众利益遭受或者存在侵害威胁之时，国家机关、相关的消费者团体组织或者消费者个人为维护消费者公众利益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18）又如：“消费公益诉讼是指，在经营者的不法行为侵害了或者有侵害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可能的情况下，依据法律授权的特定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为了维护消费者公众利益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人民法院依法处理此案件的诉讼行为。”（19）根据上文对消费公益诉讼主体的分析，笔者认为，消费公益诉讼是指，在经营者的不法或不合理行为，侵害了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或者存在可能对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造成侵害的威胁，继而损害社会整个消费领域的正常秩序之时，由法律规定的机关、有关组织为维护消费者公众利益和消费领域的正常秩序，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人民法院依法处理的诉讼行为。

（二）“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须达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程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消费公益诉讼，（20）与《民事诉讼法》关于公益诉讼的规定并不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所针对的行为是“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21）对该表述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这一表述将公益诉讼案件的范围限定为三类：一是污染环境案件，一类是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案件，一类是其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22）另一种观点认为，“只有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损害公共利益时，才可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提起公益诉讼。”（23）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即不管是“污染环境”还是“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要得以提起公益诉讼，均须达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程度。但何谓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却难以界定。“公共利益范畴的核心内容就是其公共性，基本内涵是指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从私人利益中抽象出来能够满足共同体中全体或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经由公共程序并以政府为主导所实现的公共价值。”（24）在消费公益诉讼中，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是否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判断：一是，该行为已经给不特定的众多消费者造成实际损失，且如不及时制止该行为，仍有不确定的消费者必然遭受损失；二是该行为虽尚未造成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受损，但该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不特定的消费者权益构成潜在的威胁；三是该行为公诸于众后，让广大消费者对同类商品或服务的信赖及该行业的整体信誉产生极大担忧等不良影响。

（三）严格区分消费公益诉讼和一般维护受损害个体消费者权益的诉讼。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是新创设的制度，应与传统私益诉讼进行严格区分，才能使公益诉讼制度的规范尽快确立下来，使公益诉讼制度健康发展。如果是个体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中权益受到侵害，即使是数量众多的消费者，只要是请求保护自身受损权益的，不应是消费公益诉讼，但众多消费者权益受损的事实理应是公共利益受损的一个证明。《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代表人诉讼制度，包含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和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实际损害，向人民法院起诉时人数确定的可以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的确定的规则，（25）起诉时受损消费者人数不确定的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规则。（26）代表人诉讼制度基本能够解决众多消费者为维护自己受损的权益而向法院提出的保护请求。因此，能够通过代表人诉讼解决的消费纠纷，应由消费者提起传统的民事私益诉讼，运用代表人诉讼规则，达到保护消费者个体权益并节约司法资源的目的。如果不加限制地认为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上的行为均属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则有可能将本来可能适用代表人诉讼这一私益诉讼的案件当成了公益诉讼案件。（27）有权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主体依法提起消费公益诉讼与消费者提起普通消费者权益保护私益诉讼应是并行不悖的，互不影响，但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裁定可以互相成为相关事实的确认依据。

三、消费公益诉讼司法实务中的几个问题

（一）设立消费公益诉讼行政处理前置规则。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可以协商和解、请求消费者协会或其他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调解、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提请仲裁、向法院起诉。（28）一般来说协商和解、调解是消费者在争议初期最常用的方式，但却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消费者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如果和解、调解不成，则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请求处理是最为及时、有效的手段。目前我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对商品市场秩序进行行政管理的主要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如经营者某种行为侵害或可能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时，应先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主要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只有当行政机关处理之后，仍无法制止公共利益继续受损之时，法律规定的主体（目前为省级以上消费者协会）方能提起消费公益诉讼。

（二）关于消费公益诉讼的诉讼费用。

消费公益诉讼的案件受理费，不能依照一般财产案件以诉讼标的金额计算。因为消费公益诉讼的目的主要是预防性，针对经营者的“行为”进行评价，评判该行为是否为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做出的判决也应当主要是判令经营者停止某项行为或采取某项措施防止公共利益受损。由于公益诉讼的公益性，有观点认为公益诉讼案件可以先不让原告预交，或给予缓交，待结案时如被告败诉，则由被告负担，若原告败诉则可予以免交。笔者不赞同这种观点，一是因为诉讼费用的缓交、免交属于司法救助的范畴，对于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消费者协会等组织，不符合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中司法救助的条件；二是交纳诉讼费是诉讼程序启动的标志，具有象征意义。鉴于消费公益诉讼的公益性，笔者认为，可以采用“按件计收”的方式，每件收取1000-5000元，立案时由原告预交，结案时如果被告败诉，则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并负担原告支出的律师费、鉴定评估等费用。若原告撤诉或法院经审理未支持其主张，则可对原告进行减半收取。鉴于原告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社会公益性，建议设立消费公益专项基金，原告所预交或负担的费用可从该基金支付。

（三）关于消费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

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但由于现代消费日趋复杂化、专业化，某些消费产品和服务科技含量较高，消费者与经营者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因此，原告一方有时难以证明生产者、经营者有过错及过错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缺乏提供被告违法或者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确切证据的能力。（29）所以，对于消费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的分配不能完全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对一些情形可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目前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已有相关的具体规定。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对机动车、计算机、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等六种耐用商品和装饰装修服务是否存在瑕疵进行了专门规定，规定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3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也规定，如消费者举证证明因食用食品或者使用药品受到损害，只需初步证明损害与食用食品或者使用药品存在因果关系即可，除非被告能证明损害不是因产品不符合质量标准造成的除外。（31）该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食品的生产者与销售者应当对于食品符合质量标准承担举证责任。”（32）虽然该条只是规定了食品，但笔者认为，在消费公益诉讼领域，对于所有商品都应由经营者对商品符合质量标准承担举证责任，服务者对所从事的服务符合服务规范和标准承担举证责任。

当然，在消费公益诉讼中，原告应当对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条件和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如对经营者的行为已经发生、众多消费者受到损害、经营者行为对消费者权益受损存在重大威胁等事项，应按“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对于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举证责任倒置”，而根据公益案件的性质，又不适宜按“谁主张谁举证”处理的，法院可能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妥善分配举证责任。

（四）消费公益诉讼中责任承担的类型和方式

原告提起的消费公益诉讼如果成立，则说明被告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承担广义上的侵权责任。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有：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八种。（33）通过前文分析，我国的消费公益诉讼主要是对经营者的行为进行评价，应主要为“行为禁止之诉”，主要功能在于预防，而非“损失赔偿之诉”。故笔者认为，在消费公益诉讼中主要用到的是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礼道歉等。具体表现形式可以参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方式和措施，设立如下责任承担形式：停止销售、提出警示、召回商品、对商品进行无害化处理、销毁特定商品、停止生产、停止服务、变更销售或服务方式。（34）在适用上述这些措施时，也可同时判令被告在公共媒体、主要销售地或主要服务地向广大消费者赔礼道歉。另外，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可以判令被告在经营期内交纳“维护消费公益保证金”，具体数额可参考相关法律中对该行为的行政罚款数额而定。

新环保法出台满月：全国公益诉讼立案仅3起

2015-02-02 10:36:00 | 来源：新京报 | 作者：金煜

1月1日起，新环保法生效，一周后，最高法就环境公益诉讼出台司法解释，符合条件的700余家社会组织都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这意味着从制度层面，环保组织对污染企业提起公益诉讼的大门敞开。

至昨日，新环保法满月，记者采访多家环保组织，发现除少数跃跃欲试，准备从事公益诉讼之外，大多数仍处于观望状态。据记者统计，环保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全国真正立案的仅3起。

对此，多位专家和多个环保组织表示，环保公益组织在资金、能力、人才等各方面还有很多的欠缺，“有心无力”，也有的即使有能力从事公益诉讼，但意愿并不强，环境公益诉讼的“春天”尚需时日。

一个月立案三起公益诉讼

少数民间环保组织跃跃欲试，官员称占主体的官方环保组织热情不高

新环保法1月1日生效，当天就有“好消息”传来。

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和福建绿家园收到了福建南平市中院立案通知书，他们就当地采矿主破坏林地的行为，提起的国内首个针对生态破坏的环境公益诉讼被立案，这是新环保法生效后立案的首例环境公益诉讼。

新环保法实施生效满月，据记者统计，至今有三起环境公益诉讼立案：除南平案外，还有中华环保联合会就山东东营两起企业污染案提起的公益诉讼。

在南平案得到受理的同时，自然之友就江苏泰州“12·19”污染案提起诉讼。该案因判污染企业赔偿1.6亿元，创我国环保公益诉讼赔付之最。自然之友认为，除了已被判决的污染企业之外，还有其他污染企业也同样应受到处罚，于是继续提出诉讼，目前该案暂未获受理。

“我们也是想看看，同一案件，所有的变量都一样，当地的环保联合会可以提起诉讼，我们作为没有官方背景的民间组织能否提起诉讼？”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说，“现在看，并不是一帆风顺。”

像自然之友这样跃跃欲试的民间环保组织并非个例。但据张伯驹调查发现，只有十几家民间环保组织“有能力”、“有意愿”开展环境公益诉讼尝试。

据民政部统计，全国可提起公益诉讼的生态环保类社会组织有700多个。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廖鸿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700多个环保组织，大部分是官办的社团组织，很多是行业学会，提起公益诉讼的意愿不高。“我估计，打官司的不会很多。”

多家环保组织坦言无意诉讼

很多民间组织缺少资源和精力，也没有专门法律人员

廖鸿的判断不只适用于官方环保组织，民间环保组织亦是如此。

新环保法实施后，自然之友计划面向全国民间组织建立合作网络。但经过一个月的观察，真正“有能力”且“有意愿”尝试环境公益诉讼的“小伙伴”并不多。即使自然之友愿意提供律师资源，一家地方环保组织也还是拒绝了合作意向。这家民间组织，没有专门的法律方面的人员，没有足够的资金和精力去打官司。

云南环保组织绿色昆明负责人梅念蜀也坦言，该组织一共只有五六名全职人员，缺乏资源和能力，很难从事专业的公益诉讼，“这对我们现在来讲太难了，只有发展壮大以后才能考虑新的策略。”

湖北环保组织“绿色江汉”负责人运建立告诉记者，目前尚没有打算进行环境公益诉讼。“主要是没有合适的案例。”

“真正愿意打官司的环保组织还是很少，本来有资格的组织就少，愿意‘管闲事’的组织更少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王灿发说，目前的现状验证了他在此前讨论新环保法修改时的观点：公益诉讼不会出现滥诉的情况，更别说“井喷”的爆炸式增长了。

河北省去年底出台了全国首个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地方条例。河北省环保联合会环境权益保护中心主任、河北省环保厅顾问马倍战说，他们律所没有得到一家环保组织委托代理环境公益诉讼的请求。

据了解，河北省除了官办的省环保联合会，石家庄市环保联合会和邯郸绿色环保联合会之外，没有其他具备主体资格的民间环保组织。“没有委托方，一家都没有，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他有点无奈地表示。

“囊中羞涩”是环保组织的痛处

打一起公益诉讼可能要花几十万，有的组织一年预算最低仅几万

在南平案研讨会上，中华环保联合会法律督察中心马勇说了这么一句话：“都在说环境公益将迎来春天，但我们NGO准备好了没有？”

在他看来，现状是民间环保组织在资金、能力、人才等各方面，都还准备不足。

马勇说，起诉首先需要环保组织自己投入进行前期调查，此外，大量的环保组织是“项目养人”，如果没有专门的法律项目的话，根本就没有足够的专业人才来打官司。

自然之友是少有的将法律政策列入核心业务的民间环保组织，张伯驹介绍说，即便如此，真正专职进行公益诉讼的只有三个同事，此外还加上一些实习生、志愿者和志愿律师。

据记者了解，目前很多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环境律师，很多是免费参与，也有的仅象征性的收取费用，但外地调查的差旅费还是需要环保组织提供。

在张伯驹看来，资金是草根组织打公益诉讼的一大痛点，如果不能立案，前期投入将血本无归，这种不立案或败诉的风险，使得很多环保组织没有勇气去打公益诉讼。

马勇也表示，打一起公益诉讼，很可能要花几十万，而现在很多民间环保组织年预算多的上百万，少的只有几十万甚至几万元，有的本来都是靠兼职志愿者撑着，根本没这个资金实力。

NGO面临“是否敢于起诉”考验

很多污染企业都是当地经济发展的重点企业，环保组织起诉需要抗压能力

除人才财物等因素外，对NGO来说，真正的考验是“有没有意愿，或者敢不敢去提起诉讼。”马勇说，很多污染企业都是当地经济发展的重点企业，环保组织是否敢于起诉、是否有着足够的抗压能力，是地方民间环保组织面临的最大考验之一。

张伯驹同一些地方环保组织有过大量沟通，对方更愿意做一些环境宣传、教育等较“软工作”，并不愿意站上原告席。在他看来，“有的的确是面临地方压力。”

张伯驹举例说，此前有个环保组织介入到当地一起污染事件，结果在审查年检时遭遇了阻碍。

尽管去年以来，江苏泰兴、广东广州、贵州毕节等地出现了检察机关作为支持方介入公益诉讼的案例，但是在其他地方能否复制，还要打个问号。

如果得不到官方的支持，环保组织能否成功提起公益诉讼？马勇的态度是谨慎的。即使是官方背景的中华环保联合会，此前曾经在海南提起一起公益诉讼，并得到当地法院的支持，当地的环保法庭十分愿意操作公益诉讼，但一个月后，“事情发生急剧的变化”，已经受理的案件又被驳回，“原因还是因为当地行政力量影响太大，地方法院扛不住。”

尽管面临种种挑战，但部分环保组织不是在消极应对，而是主动“练内功”，提高“实战”能力，各种研修班、学习班、实习项目也正在火热地组织起来。

环保组织自然大学负责人冯永峰说，该组织开始组建公益诉讼律师团，已有不少环境律师报名。王灿发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受害者援助中心今年将召开公益诉讼的律师培训班。

“NGO自身人才、资金等方面固然需要提高，”在环境与公众研究所主任马军看来，“核心仍在于地方部门，是否愿意推动司法途径作为解决环境问题主要途径之一。”

【新闻资料】

哪些组织可提环境公益诉讼

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

（二）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

符合前款规定的社会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提起诉讼的社会组织不得通过诉讼牟取经济利益。

——环保法

公益诉讼需具备“法治任性”

2015-02-02 10:40:41 | 来源：广州日报 | 作者：王旭东

去年底，浙江省消保委认为“强制实名制购票乘车后遗失车票的消费者另行购票”规定违法，遂将上海铁路局告上法庭，此案被称为“公益诉讼第一案”。2015年1月30日，浙江省消保委却接到了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不予受理”的裁定书。对此，省消保委认为，裁定“与事实和法律不符”，已于当天向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上诉。（2月1日《现代金报》）

在法治的平台上，消保委与“铁老大”过招。“公益诉讼第一案”的意义在于，公益诉讼主体敢作为，用法律手段与司法路径，向铁路的“霸王条款”发起挑战，以维护遗失车票群体的利益。还在于“鞭策与激励”，新消法授权的公益诉讼主体，如果少作为，甚至懒作为，就会“消耗”法律的善意与维权功能，让法律成为“纸老虎”。只有类似的公益诉讼进入法治“新常态”，才能激活法律，捍卫法制尊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浙江省消保委没有“放弃”，提起上诉，还“趁热打铁”，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出《关于请求对全国第一例消费公益诉讼进行立案监督的报告》。当公益诉讼进入司法程序后，未必就畅通无阻，各种阻力都可能成为“挡路虎”，这既或是挑战霸王条款的必经之路，又或是法治社会建设的“缩影”。

公益诉讼之“矛”PK霸王条款之“盾”。“矛盾”的双方相互依存，关键看谁更胜一筹。很多霸王条款“不合理存在”，有其既得利益的土壤，也有部门立法时代的痕迹，公平的天平从一开始就偏离了准星。诚如有关人士所认为的，随着时代的进步，霸王条款“拖了法治社会的后腿”，越来越成为依法治国、法治社会建设的“绊脚石”。而公益诉讼完全可以锻造成一把锋利的“矛”，戳中霸王条款的要害，把不公平、不合理的东西“挑于马下”。

公益诉讼，既要按下“快进键”，又要具备“法治任性”。公众期待着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的消协组织勇于、善于维护消费者利益，“勇于”是法律责任的担当，“善于”则内含改革创新的智慧。同时，亦期待着公益诉讼“蹄急”于法治大道上，并且在每一起公益诉讼过程中“步稳”，一步一个脚印，踏在法治建设的轨道上。也就是说，既求公益诉讼的“量”，更诉求“质”；落脚点在于，公益诉讼的“量的积累”，能够引起法治社会“质的飞跃”。

郑红：立法明确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益诉讼

2015-03-06 08:25:22 | 来源：法制日报 | 作者：周斌

环境保护是今年两会的焦点话题，司法保护环境中，公益诉讼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今年，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郑红代表就准备了一份《关于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议案》。

“民事诉讼法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提起公益诉讼，并未明确授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以及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空白，很大程度地限制了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诉讼领域维护公共利益的作用发挥。”3月5日，郑红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亟需在立法上尽快确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地位和程序规范。

公共利益保护形势日益严峻

郑红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污染事件、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资产流失等对公共利益造成的危害日益严重，而现行诉讼法律制度却难以满足公共利益保护需要。

他分析道，在刑事诉讼领域，作为公共利益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刑事诉讼对危害行为的构成具有严格的要求，其产生的效果也以惩罚为主，补救和预防的效果较弱；

在行政诉讼领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尚未确立，个别行政执法机关乱作为、不作为情况严重，对环境污染等损害公益的行为疏于监管或者以罚代刑，导致公共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对行政机关本身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也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规制手段；

“在民事诉讼领域，很多老百姓与损害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可以起诉，但其往往考虑诉讼成本过高、得不偿失而缺乏起诉动力。” 郑红说，而非直接利害关系主体提起公益诉讼又受到限制，需要满足民诉法“法律规定的机关和其他组织”的要求。

他认为，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公民维护公共利益动力不足、一些地方政府维护公共利益失职渎职的情况下,由检察机关从维护法律权威、维护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角度,积极主动行使法律监督权维护公共利益,是全面履行检察职能的必然要求。由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将有效改善目前公共利益保护薄弱的局面。

检察公益诉讼主要涉及环保

2014年12月25日，一起因村民倾倒千余吨污泥造成环境污染的案件在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与以往不同的是，白云区人民检察院派出检察官出庭支持起诉。这是广东首例由检察机关作为支持起诉人出庭的环保公益诉讼案件。

郑红介绍说，近年来,广东省检察机关根据民事诉讼法“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等规定,积极开展提起公益诉讼的实践探索。2005年至今共提起民事诉讼33件，主要涉及环境污染等案件类型。

司法实践中，广州市检察机关先后就多起环境污染案件提起公益诉讼，均获得审判机关支持，判决污染企业停止侵害、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有的检察机关在提起公益诉讼的同时，将研究机构监测的环境数据及分析结果向当地政府通报,督促其加强对相关企业的监管和环境治理工作。司法保护生态环境效果明显。

明确检察有权提起公益诉讼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郑红认为，当前首先要立法明确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

他说，民诉法中“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具有开放性,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立法解释，明确将检察机关列入其中。同时，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就检察机关的职权增加“对于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民事、行政诉讼”的内容。

“基于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和公权力相互制衡的原理,检察机关成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主体毋庸置疑。” 郑红说，行政诉讼法不久前完成首次修改,虽然未将行政公益诉讼纳入其中,但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并明确检察机关的诉讼主体资格,应当是继续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的重要内容。

他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时机成熟时修改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明确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的主体地位、适用范围、诉讼程序等事项。

第三篇：环境公益诉讼案例

环境公益诉讼案例

判决书：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宁夏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环境污染

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6年12月28日发布）

关键词民事/环境污染公益诉讼/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

裁判要点

1.社会组织的章程虽未载明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但工作内容属于保护环境要素及生态系统的，应认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四条关于“社会组织章程确定的宗旨和主要业务范围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

2.《解释》第四条规定的“环境保护公益活动”，既包括直接改善生态环境的行为，也包括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有利于完善环境治理体系、提高环境治理能力、促进全社会形成环境保护广泛共识的活动。

3.社会组织起诉的事项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对应关系，或者与其所保护的环境要素及生态系统具有一定联系的，应认定符合《解释》第四条关于“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关联性”的规定。

第四篇：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五起公益诉讼工作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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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发布六起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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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第一篇：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第二篇：公益诉讼案例

第三篇：环境公益诉讼案例

第四篇：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五起公益诉讼工作典型案例

第五篇：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发布六起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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