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21年检察公益诉讼活动总结汇报材料（范文大全）

第一篇：关于2021年检察公益诉讼活动总结汇报材料

关于2021年检察公益诉讼活动总结汇报材料范文

检察公益诉讼开展以来，县检察院立足检察监督职能，坚持以公益保护为核心，做好“三道加法”，落实“三项举措”，不断推进公益诉讼创新发展。四年内，共发现公益诉讼线索172件，立案172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5件全部获胜诉。2个案例被市院、分院评为典型案例，2019年、2020年连续两年考核被评为先进单位。

一是做好“问题导向+地域特点”，突重点实措施。立足X江上游、河流众多、幅员广阔（XX平方公里）、山高林深（森林覆盖率达XX%）等地域特征，以及辖区群众生态意识、安全意识淡薄，生态破坏、食药安全事件屡屡发生等现实问题，围绕地方定位，紧扣上级部署，聚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认真开展“保护母亲河”公益诉讼专项行动，印发《贯彻落实“保护母亲河”公益诉讼专项行动工作方案》；聚焦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围绕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加大对农产品源头管控的监督，开展畜产品安全、农药安全、农产品安全等专项行动，当好公共利益的代表，为后续工作开展确定基调、打牢基础。

二是做好“目标导向+联动合作”，建机制促发展。积极探索拓展公益诉讼监督渠道，建立跨省系统间协作机制，与XX县检察院签订《关于开展X江流域保护生态环境检察工作的协作意见》，加强常态沟通互动，实现跨区域联动合作。密切联系群众，在X江、B河、C江聘任群众担任公益诉讼“水上哨兵”，畅通公益诉讼线索举报平台，发挥群众身处乡村的优势，携手共护蓝天碧水青山。创新建立线索摸排干警包片负责机制，制定《公益诉讼线索排查责任清单》，将全县27个乡镇的公益诉讼线索摸排责任分片包干到干警个人，形成全院共推公益诉讼工作合力。同时，建立并常态化运行与县河长办、林业局、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委、规资局等部门间的定期联席会议机制，加强常态沟通互动，共商确定工作方向和重点难点。

三是做好“结果导向+司法办案”，强使命敢担当。坚持把诉前实现维护公益目的作为最佳司法状态，紧盯诉前检察建议监督落实效果，努力把诉前检察建议做成刚性、做到刚性。强化跟踪问效，针对发出的检察建议，及时与行政机关对接，安排专人跟踪监督，定期了解整改落实情况，开展现场实地勘查，避免假整改、敷衍整改。严格落实“一体化”办案机制，对行政机关敷衍塞责、拒不执行、回复检察建议的，及时向上级请示汇报，加强上下联动，敢于、善于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办结后，就行政管理过程中存在的制度不全等问题，进一步强化与行政机关的沟通，充分运用检察工作平台帮助行政机关建章立制，堵塞漏洞。

2021年，我院持续发力，推动公益诉讼工作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发现公益诉讼案件线索43件，立案11件。下一步，将加快推进公益诉讼观察员的选聘工作，着手设立公益诉讼河长办联络室，建立与森林公安的公益诉讼协作机制，确保我院公益诉讼工作稳步走在全市前列。

第二篇：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一、诉前程序典型案例 1.湖南省蓝山县环保局不依法履行职责案 2.成都市双流区市场监管局违法履职案 3.陕西省西安市国土资源局不依法履行职责案

二、诉讼程序典型案例 4.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检察院诉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5.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检察院诉高港区水利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6.福建省清流县人民检察院诉清流县环境保护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7.贵州省江口县人民检察院诉铜仁市国土资源局、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8.山东省聊城市人民检察院诉路荣太民事公益诉讼案 9.云南省普洱市人民检察院诉云南景谷矿冶有限公司民事公益诉讼案 10.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检察院诉吴明安、赵世国、黄太宽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一、诉前程序典型案例

1.湖南省蓝山县环保局不依法履行职责案

基本案情:蓝山县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蓝山县新圩镇上清涵村村民廖某某在未办理国土、环保、工商等手续的情况下,在本村租用土地86.44亩兴建选矿厂,从2006年底至2017年4月持续非法选矿生产。该厂无任何污水处理设施,其中多个尾砂库无防渗措施,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水、废渣致使所占用土地产生了污染,发生了质 变。蓝山县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县环保局)作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其违法排污行为一直怠于履行监管职责,虽对该厂作出了行政处罚,但该厂始终未能完全履行生效行政处罚决定。直到中央环保督查组督查后,县环保局才于2017年4月28日联合蓝山县新圩镇政府等部门,将该选矿厂强行关停并拆除生产设备及厂房。该厂虽被取缔,但厂内的废水未进行无害化处理,尾砂也未作进一步处臵,存在持续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的状况和危险,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仍然处于被侵害状态。

诉前程序:蓝山县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后,于2017年10月19日向县环保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县环保局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对环境损害责任方廖某某选矿厂的废水、废渣进行处臵,防止废水、废渣逸散,避免对环境造成进一步的污染;依法履行环境监管责任,责令相关人员尽快制定污水处理方案及土壤污染修复方案,并监督相关责任人员依方案实施。

行政机关整改情况:县环保局收到检察建议后,积极督促廖某某对被污染环境进行治理,与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技术服务合同,委托制定了《蓝山县新圩镇上清涵非法选矿厂环境污染应急处臵方案》,并监督方廖某某按处臵方案实施。截止2017年12月6日,已恢复可利用土地面积约4000㎡,完成总量约70%;污泥池用地恢复面积约2500㎡,完成总量的约25%;已沉淀处理污水约600m3(未中和),现厂区剩余污水量约15000m3。至此,该起案件已通过诉前检察建议取得了实质效果。典型意义:该案在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通过对线索的研判、审查,发现了环保、国土部门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通过民行部门的督促履职、反渎部门的职务犯罪查办,将对行政单位的监督与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互相渗透、促进,形成了检察监督合力。本案根植环保理念,关注和保护生态自然环境,对广大群众有着重要教育和宣传意义;特别是对当地的行政机关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为公益诉讼工作的开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2.成都市双流区市场监管局违法履职案

基本案情:2016年至2017年9月,成都市双流区市场和质量管理局(以下简称双流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冯某某在双流区老渔民食品商行等283户个体工商户未提交登记资料及未取得任何审批的情况下,为其办理了工商注册登记,颁发了《营业执照》。该局根据该283户个体工商户提供的《营业执照》和《成都市双流区食品经营自查申请表》等资料,又为其颁发了《食品经营许可证》。案发后,双流区市场监管局对283户个体工商户登记的营业地址进行了核实,发现均没有实体门店。该局根据《个体工商户条例》、《食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之规定,于2017年9月、11月分别作出了撤销双流区老渔民食品商行等283户个体工商户的注册登记及《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决定。诉前程序:2017年11月,双流区人民检察院民行部门通过与刑事部门内部协调沟通机制,获得犯罪嫌疑人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的线索。检察长召集侦监、公诉、民行部门办案人员召开案情分析会,按照各自的职责开展调查核实工作。经调查核实发现,上述个体工商户没有线 下实体经营场所但准备从事网络食品经营,系通过非法途径获得食品经营许可;同时,双流区市场监管局在撤销食品经营许可证后长时间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注销手续。为防范网络食品消费安全风险,该院遂向双流区市场监管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对于法定期限内未申请办理注销手续的个体工商户依职权注销其《食品经营许可证》;为切实防止上述个体工商户在食品经营许可证被撤销后继续从事网络食品经营,同时建议将283户个体工商户的工商注册登记、食品经营许可被撤销、注销的相关信息发送有关第三方交易平台并对上述食品经营者的后续经营行为进行跟踪监督。

行政机关整改情况:收到检察建议后,双流区市场监管局高度重视,研究整改措施。注销了283户工商户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并将食品经营许可证撤销、注销情况发送至“美团”、“饿了么”等第三方平台总部,并将继续对上述食品经营者的后续经营行为进行跟踪监督,有效防范了网络食品消费安全风险。

典型意义:近年来,依托移动互联网络的飞速发展,我国“网络点餐”食品外卖消费呈爆炸性增长趋势,在方便老百姓生活的同时,其中的食品卫生安全问题亦层出不穷,相关行政机关监督管理不到位的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检察机关依托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对于督促行政机关加强对“网络点餐”及第三方平台的监督管理,有效防范网络食品消费中的安全风险,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具有积极意义。

3.西安市国土资源局不依法履行职责案 基本案情:陕西圣米兰家俱有限公司(后更名为陕西圣米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米兰公司)于1998年12月12日取得西安市雁塔区149.979亩土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02年7月18日,经西安市人民政府批准,西安市雁塔区将118.318亩净用地出让给圣米兰公司用于建设家具生产综合楼。同日,西安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市国土局)与圣米兰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出让价格为每平方米49.5元,出让金3904569.02元。圣米兰公司就上述土地办理了两份《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并未依照规划对土地进行开发。2007年7月,圣米兰公司向西安市规划局申请将47.645亩土地性质变更为商业用地,70.673亩土地性质变更为住宅用地。2007年9月12日,西安市规划局给圣米兰公司重新颁发了(2007)172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同时将1998年发给圣米兰公司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收回。但圣米兰公司未与国土部门重新签订合同,未调整土地出让金,亦未开发土地。2008年2月5日,市国土局作出《土地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该公司作出78.0914万元的处罚决定。2015年10月26日,市国土局作出决定,要求圣米兰公司于2015年11月20日前,重新签订出让合同及补交相应出让金。2016年1月26日,市国土局雁塔分局致函圣米兰公司,责令其立即与市国土局签订土地出让变更合同,加快手续办理速度,用地现场恢复施工,但该公司仍未按要求办理。2015年6月,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了圣米兰公司持有的两块土地。2015年10月21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致函市国土局,指出因该院对上述查封土地正在处理,贵局 无权收回土地。但可以在该土地升值或维持现值的基础上变更上述查封土地用途,否则不得变更。

诉前程序:雁塔区人民检察院在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后,于2017年4月24日向市国土局发出检察建议,认为土地闲臵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使有限的土地资源得不到合理、有效利用, 是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圣米兰公司取得土地后长期闲臵,构成了对公共利益的侵害。建议该局依法切实履行监管职责,予以处臵。

行政机关整改情况:2017年5月24日,市国土局复函称,已研究部署整改:一是要求雁塔区政府、市国土局雁塔分局加快制定整改方案,尽快完成处臵工作。二是积极与法院对接处臵事宜。三是多方约谈圣米兰公司,告知其处臵要求。四是经雁塔区政府研究同意,市国土局雁塔分局上报了整改方案,由其督促圣米兰公司完善土地用途变更手续,签订出让合同变更协议;在缴纳土地出让金、完成开工审批手续后,按照约定的期限开工建设。

2017年10月17日,雁塔区人民检察院向市国土局发出调查函,了解整改方案的进展情况。同年10月27日,市国土局回复称:“在贵院的督促支持下,经雁塔区政府和市、区国土部门多次督促协调,圣米兰公司已按照规划办理土地用途变更手续,46.842亩土地用途由工业(综合)变为商服,66.33亩土地用途由工业(综合)变为住宅。我局于9月12日与该公司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约定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内付清土地出让价款共计67311.4274万元,2018年5月31日之前开工。”2017年11月1日,圣米兰公司向西 安市财政局补缴了67311.4274万元土地出让金。11月7日,雁塔区人民检察院收到市国土局送来的圣米兰公司补缴土地出让金的票据。典型意义:本案中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灵活性和实效性的特征,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严格执法;主动保护公益,积极行使检察监督权,通过督促市国土局依法履职,成功盘活了处于黄金地段闲臵14年的土地资源,使国有土地资产收益权能达到最优化,为国家收回了6.7亿余元土地出让金,切实保护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二、诉讼案例

4.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检察院诉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发现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对顾某某擅自改变草原用途没有及时恢复植被的行为,未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2015年春季,顾某某未经任何部门审批,私自将位于镇南种羊场报好农场南侧草原非法开垦。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接到群众举报后,由洮北区草原站执法人员进行了现场勘查。经勘查,被破坏草原性质为国有,面积为10.068公顷。2015年7月8日,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并告知了顾某某,但未责令其将破坏的草原恢复植被。2017年9月14日白城市公安局洮北分局以顾某某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将案件移送洮北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至移送时,顾某某破坏的草原植被仍然没有恢复,严重破坏了生态资源,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洮 北区畜牧业管理局对此没有采取监督管理措施。

诉前程序:洮北区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7月28日向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责令顾某某停止开垦,恢复植被。该局于2017年8月28日书面回复洮北区检察院称找不到顾某某,已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履行了应尽的法定职责。该局始终未采取有效措施,恢复被破坏的草原植被。

诉讼过程:2017年9月22日,洮北区人民检察院以公益诉讼人身份向洮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要求确认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未依法履行督促顾某某恢复草原植被的监管职责违法;请求判决该局依法履行监管职责,采取有效措施,恢复被破坏的草原植被。洮北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于2017年12月12日作出一审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判决确认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未依法履行督促顾景平恢复草原植被的监管职责违法;责令该局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一审宣判后,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前提是公共利益受到侵害,非法开垦草原的违法行为,使草原的生态服务功能遭到毁坏,侵害了公共利益,通过提起公益诉讼,有利于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恢复被破坏的草原植被,对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5.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检察院诉高港区水利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2014年至2015年期间,泰兴市江汉水利工程有限公司在长江河道内未经许可非法采砂317430.1立方米。泰州市高港区水利局 工作人员对江汉公司的非法采砂行为采取“不予处罚或单处罚款”的方式,帮助江汉公司规避监管,免予缴纳长江河道砂石资源费。诉前程序: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检察院发现高港区水利局不履行水行政管理法定职责后,于2016年10月24日向高港区水利局发出督促履职令,督促高港区水利局依法查处江汉公司非法采砂行为。收到督促履职令后,高港区水利局一直未依法查处。

诉讼过程: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12月16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认高港区水利局不及时查处江汉公司非法采砂的行为违法,并判决责令高港区水利局依法查处江汉公司的违法行为。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泰州市高港区水利局收到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职令知晓江汉公司的非法采砂行为后,在规定期限内未对江汉公司的非法采砂行为进行查处,其不作为不仅导致国家矿石资源费的流失,还使得非法采砂活动对长江生态、水文及航道安全的破坏未得到有效遏制,社会公共利益依然处于受侵害状态,泰州市高港区水利局不履行长江采砂监管法定职责行为违法。遂判决责令泰州市高港区水利局对江汉公司非法采砂行为作出处理。判决生效后,泰州市水利局于2017年11月7日对江汉公司处以罚款25万元的行政处罚。

典型意义:本案系泰州市长江非法采砂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之一。长江非法采砂行为不仅导致国家资源的流失,无序采砂还严重影响长江航道和防洪堤坝安全,危害社会公共利益。行政机关尽职履责,及时对非法采砂行为进行惩戒是有效遏制违法行为的重要保障。检察机关在 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水利行政执法机关工作人员存在放任违法行为、帮助逃避监管的现象后,及时发出督促履行令,在相关职能部门依然不履行职责的情况下,及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通过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责令相关职能部门对违法行为及时进行查处,发挥对违法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功能,进一步健全了生态环境法律保护机制,提升了生态环境法律保护效果。

6.福建省清流县人民检察院诉清流县环境保护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刘某未经审批焚烧属于危险废物的废电子电器产品、废弃的印刷电路板等,熔炼金属锭。2014年7月31日,清流县环保局执法人员到现场调查,责令刘某立即停止生产,并查扣现场堆放的电子垃圾,存放于附近的养猪场。同年8月7日、9日,清流县环保局将扣押的电子垃圾转移至东莹公司仓库贮存保管并过磅称重为28580千克。同年9月2日,清流县公安局对刘某涉嫌污染环境罪立案侦查。2015年7月7日,清流县检察院对刘某作出不起诉决定。2015年5月12日,清流县环保局租用没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资质的九利公司仓库并将电子垃圾转移贮存。

诉前程序:清流县检察院于2015年7月9日向清流县环保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对扣押的电子垃圾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处臵并对焚烧电子垃圾残留物进行无害化处臵。清流县环保局回复称对已扣押的电子垃圾等危废,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有处臵危废资质的单位处臵。但据清流县检察院调查,清流县环保局作为该县环境保护法定监督管理机构,未按要求对扣押的电子垃圾及焚烧现场进行无害化 处臵,只是对废弃电子垃圾进行了转移贮存,将扣押的电子垃圾贮存在九利油脂有限公司仓库中,始终未对刘某作出行政处罚,不仅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还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诉讼过程:清流县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1.确认清流县环保局行政行为违法;2.判决清流县环保局依法履行职责。本案诉讼期间,清流县环保局对刘某作出行政处罚,并将案涉电子垃圾交由福建德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处臵。明溪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依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规定,本案的电子垃圾属于危险废物。清流县环保局作为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具有对本行政区域环境保护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及依法处臵的职责。清流县环保局在明知案涉电子垃圾属于危险废物,具有毒性,理应依法管理并及时处臵的情形下,既没有依法处臵危险废物,也没有联系有资质的企业代为处臵,而是将危险废物自行转移且租用不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资质的企业贮存。人民检察院向清流县环保局送达检察建议书后,清流县环保局依然拖延履行职责,未及时将危险废物交由有资质的企业处臵,清流县环保局的上述行为已构成违法。遂判决确认清流县环境保护局未依法处臵危险废物的行为违法。典型意义:本案系全国首批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之一。人民法院在本案审理中,遵循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并就人民检察院在公益诉讼中的地位、举证责任的分配、庭审规则等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和尝试。本案的审理促使被诉行政机关主动纠正违法行为,及时对违法行为人作出行政处罚并依法处臵危险废物,防止对环境的持续不利影 响,有效发挥了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的积极作用。本案诉讼期间,被诉行政机关履行了法定职责,人民法院依据人民检察院的诉讼请求,判决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有利于督促行政机关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意识,发挥公益诉讼裁判的引导示范作用,最大限度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本案的判决也强调了对于“电子垃圾”这种具有毒性、污染环境的危险废物应当依法妥善处臵,促使公众、企业、政府重视“电子垃圾”的危害,共同参与到有效防范和依法处臵危险废物、保护生态环境的行动中,对危险废物案件的处理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7.贵州省江口县人民检察院诉铜仁市国土资源局、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2005年,铜仁市国土局向紫玉公司颁发采矿许可证,许可其在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采矿,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亦对紫玉公司的采矿行为予以认可。紫玉公司在没有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安全生产许可、占用林地许可、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的情况下,边建设边生产,臵报批的开采方案不顾,采取爆破方式破坏性开采,资源毁坏率达80%、产生90%以上的废渣碎石,还将部分矿洞转让给当地村民组,造成资源巨大浪费、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保护区内堆积长数百米、宽数十米、深度难以测算的尾矿废渣,压覆植被,形成地质灾害隐患。2016年6月采矿权期限届满,铜仁市国土局接收了紫玉公司延续采矿权申请并收取了相应费用。

诉前程序:2016年10月26日,江口县检察院向铜仁市国土局发出检 察建议书,要求依法撤销向紫玉公司颁发的证号为5222000610002的采矿许可证。2016年11月25日,铜仁市国土局回复称:“江口县德旺乡坝梅村杨家屯-上堰沟紫袍玉带石矿采矿权行政行为合法,依法不应当撤销。已暂停办理紫玉公司的江口县德旺乡杨家屯-上堰沟紫袍玉带石采矿许可证延续登记手续”。2016年10月26日,江口县检察院向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书,要求该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对紫玉公司作出处理。2016年11月29日,梵管局回复称:该局所属闵孝总站于2007年7月24日向紫玉公司下达停工通知,2009年该局责令紫玉公司恢复被占林地,2011年12月至2014年12月该局在保护区设三个点监守值班。2016年11月29日,江口县检察院工作人员到江口县德旺乡坝梅村大火堰组杨家屯-上堰沟紫袍玉带石矿区实地查看,发现该公司未拆除土地上建筑物和对矿区进行恢复原状,导致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

诉讼过程:江口县人民检察院遂向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1.确认采矿许可行为违法;2.确认铜仁市国土局、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怠于履行监督管理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3.责令铜仁市国土局、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履行环境治理监管职责。诉讼中,铜仁市国土局编制了环境治理方案并责令紫玉公司限期治理,但治理工程尚未开工。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铜仁市国土局作为铜仁市人民政府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履行其权限范围内的矿业权设臵、审批登记、矿山运营及停用后治理等监督管理职责。梵 净山保护区管理局作为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应当在法律法规授权及相应行政主管机关委托的权限范围内正确履行自然保护区管理职责。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铜仁市国土局在未取得国务院授权的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的情况下在自然保护区设臵采矿权并许可紫玉公司采矿的行为违法。对紫玉公司破坏性开采,浪费矿产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等行为,铜仁市国土局和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均怠于履行监督管理法定职责,并有滥用职权许可其违法开采的行为,应确认违法。遂判决:1.确认铜仁市国土局为紫玉公司颁发许可证行为违法;2.确认铜仁市国土局和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在对紫玉公司违法开采行为怠于履行监督管理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3.由铜仁市国土局对紫玉公司矿山环境修复治理工程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至环境修复治理工程验收合格;由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对环境修复治理工程进行全程监督管理。宣判后,第三人紫玉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涉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紫玉公司所开采矿区处于自然保护区内。铜仁市国土局、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违法发放采矿许可证并怠于履行监管职责,致使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矿产资源遭到极大浪费。本案判决确认铜仁市国土局、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违法并要求其依法履行职责,监督紫玉公司修复受损生态环境,对于加强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矫正“靠山吃山”“牺牲环境谋发展”的错误发展观,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坚守生态红线,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具有重要意义。8.山东省聊城市人民检察院诉路荣太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2014年12月至2015年10月,路荣太在未经相关部门审批且不具备清洗资质的情况下,使用强碱洗刷机油桶,并将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强碱废液直接排入私自挖掘的渗坑内,对渗坑周边及地下土壤造成污染。淄博市周村区公安分局根据举报线索,并经对涉案地的排放液体取样鉴定,以路荣太涉嫌污染环境罪将其逮捕,并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2016年12月20日,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法院以污染环境罪判决路荣太承担刑事责任。

诉前程序:淄博市检察院向淄博市民政局进行查询,根据《环保法》相关法律规定,目前淄博市辖区内没有符合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条件的公益组织,且无法律规定的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诉讼过程:2017年3月17日,聊城市人民检察院根据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的指定,依法向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路荣太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若不能恢复原状,则应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并承担鉴定费及相关损失。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路荣太因环境污染犯罪行为造成涉案地环境污染,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聊城市人民检察院要求路荣太承担污染土壤治理及生态修复的相关费用,于法有据,判决路荣太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污染治理及生态修复费38400元支付至山东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账户。

典型意义:本案是针对自然人实施的环境违法行为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个人环境侵权行为具有行为隐蔽、污染周期长、监管困难的特点,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十分必要。通过对污染者环境污染行 为的司法处理,加大其违法成本,有利于警示与威慑潜在的环境污染行为人。本案充分考虑路荣太作为自然人缺乏环境修复能力的客观事实,没有机械地判决其修复环境,而是依据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涉案地环境污染情况依法作出的生态修复实施意见,依法判令其支付生态修复资金到山东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账户,用于今后对涉案地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及补偿。本案的裁判结果既体现了法律对环境污染行为的有效惩治,又确保判决内容具有实际可执行性,具有一定示范意义。

9.云南省普洱市人民检察院诉云南景谷矿冶有限公司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2015年3月7日20时,景谷公司选冶厂8号料液输送管道发生断裂,导致硫酸铜料液通过排洪道泄漏,造成白象村民委员会和民乐村民委员会的部分农田、菜地被污染,并导致民乐镇部分河段鱼类死亡。景谷县环保局于2015年3月8日作出行政决定书,要求景谷公司停业整改,并于同年4月7日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企业作出罚款16万元的行政处罚。污染事故发生后,景谷公司与受害村民就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成赔偿调解协议,景谷公司共计赔偿受害村民514928元。经景谷县环保局委托,云南德胜司法鉴定中心于2015年12月14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认为此次环境污染损害数额量化结果为1358300元,其中包括:农田环境污染损害费用为528600元;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为829700元。该鉴定数额不包含景谷公司通过调解协议赔偿受害村民的款项。景谷县环保局为此支出鉴定费400000元。诉前程序:普洱市人民检察院经向普洱市民政局、普洱市环境科学学会调查查明,在普洱市辖区内没有符合《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社会组织。普洱市民政局出具了情况说明,普洱市环境科学学会出具了证明。

诉讼过程:普洱市人民检察院向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景谷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829700元至普洱市财政局指定的账户;2.判令景谷公司支付司法鉴定费400000元至景谷县环保局。诉讼过程中,普洱市人民检察院与景谷公司自愿达成调解协议:1.由景谷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829700元至普洱市财政局指定的账户;2.景谷公司支付司法鉴定费400000元至景谷县环保局;3.案件受理费15866元,减半收取7933元,由景谷公司负担。人民法院将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书、调解协议在法院公告栏、《人民法院报》《普洱日报》进行了为期三十日的公告。公告期满后未收到任何意见或建议。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调解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遂于2017年1月16日出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现已全部履行完毕。

典型意义:本案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多次召开庭前会议,坚持案件审理以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为原则,以保护当地群众生产生活为重点,严格做到疑难问题及时讨论、新问题及时沟通,保证案件得到公平、合理、高效地审理。案件开庭审理时,邀请云南省相关检察机关及地方人大、政府、政协负责人进行了旁听,通过以案释法有力推动了当地政府依法行政,提升了公众的环保意识,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本 案充分协调各方当事人,以修复环境为目的,以被告全额进行赔偿的调解方式结案,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为完善生态环境资源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提供了实践样本。

10.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检察院诉吴明安、赵世国、黄太宽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2017年3月25日,吴明安、赵世国将湖北省利川市元堡乡朝阳村村民刘某家的一头死因不明并经深埋处理的成年母牛偷偷挖出,分割后将四个牛腿(共计150斤)和牛头以2300元的价格销售给在毛坝集市专门从事牛肉销售生意的黄太宽,该批牛肉经黄太宽以每斤18元至20元不等的价格销售给附近村民及毛坝集市上的不特定消费者,销售获款2890元。2017年4月6日,吴明安、赵世国又以同样的方式将吴明安自家当日深埋的一头死因不明的成年母牛挖出,以1800元销售给黄太宽,黄太宽将102斤牛肉在毛坝集市上以每斤18元至20元的价格销售给不特定的消费者,销售获款2000元。吴明安、赵世国、黄太宽三人两次销售死因不明的牛肉共计获得销售价款4890元。利川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有关专家就病死牛肉的危害后果进行认定,结论为:吴明安、赵世国、黄太宽等人经营销售死因不明的牛及其制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2017年5月,利川市人民检察院通过网络发现一段村民挖掘被埋死牛的视频,即将该线索反馈该市食药监局,督促其依法履行监督职责,并联合展开调查。6月22日,利川市人民检察院启动立案监督程序,监督利川市食药监局将该案移送利川市公安局办理,同步监督利川市公 安局依法立案侦查。同年8月1日,利川市人民检察院发现吴明安等三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决定立案审查。

诉前程序:2017年8月8日,利川市人民检察院在检察日报发出公告,督促适格主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公告期满后没有其他适格主体对该案提起诉讼,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

诉讼过程:2017年11月22日,利川市人民检察院向利川市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吴明安、赵世国、黄太宽共同支付牛肉销售价款十倍的赔偿金48900元,并在利川市市级公开媒体上赔礼道歉。2017年12月8日,利川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并当庭宣判。该院认为,吴明安等三人的行为损害了不特定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除应受到刑事处罚外,还应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利川市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是维护社会公益的一种方式,程序合法,请求得当有据。在认定三人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分别处以不同刑期的刑罚、罚金、追缴违法所得、禁止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食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的同时,判决:吴明安等三人赔偿人民币48900元并在利川市市级公开媒体上赔礼道歉。赔偿款付至利川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目前,吴明安等三人已于2017年1月23日在利川市电视台视点栏目公开道歉。赔偿款已部分执行到位,余款正在执行中。

典型意义:该案是检察机关提起的全国首例法院判决支持惩罚性赔偿的食品安全领域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也是检察机关综合运用检察职能 加强对行政机关违法不行使职权、公安机关刑事立案监督和对违法犯罪行为人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追究的典型案例。本案首次提出了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并得到法院支持,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方式提起诉讼,并提出在当地公开媒体上赔礼道歉,节约了司法资源,提高了司法效率。是综合运用检察职能办案的优秀范例。同时,加强了对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的监督和对行为人刑事责任、民事责任的一并追究,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

第三篇：行政诉讼中的检察监督与行政公益诉讼

行政诉讼中的检察监督与行政公益诉讼

内容摘要：在《行政诉讼法》制定之时，立法机关对检察监督的范围加以较大限制还有一定的理由和根据，但在现时的条件下，仍然将检察监督局限于抗诉一途就完全没有道理，已经不适用今天我国行政法治的现实需要了。因此，修改《行政诉讼法》，增加关于检察监督的具体条文，进一步明确检察监督的对象、方式和手段是非常必要的。

关键词：行政诉讼 检察监督 行政公益诉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行政诉讼法》总则第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这一规定确立的检察监督的范围是非常宽泛的，其涉及的监督对象可以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行政诉讼所有参加人、参与人，甚至可以包括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关的其他任何行政机关、组织和个人；其监督方式可以包括检察机关为实现监督目的能够和应该采取的任何方式，如主动提起公诉，支持原告起诉，出席法庭审理和在法庭审理中提出纠正违法的意见，依上诉审程序提出抗诉，依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以及查处审判人员在行政审判中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行为等；其监督手段可以包括为实现监督目的能够和应该采取的任何监督手段，如接受当事人和其他公民、组织的申诉、控告、检举，听取与案件有关的利害关系人的陈述、申辩，调阅法院案卷材料，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公民、组织了解情况、调取证据，以及必要时委托有关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等等。

当然，这只是对《行政诉讼法》总则第10条规定的字面理解，《行政诉讼法》的具体条文对检察监督并没有规定这么广泛的监督对象、监督方式和监督手段。《行政诉讼法》的具体条文关于检察监督的规定仅有一条，即第64条。该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根据这一规定，行政诉讼中检察监督的范围非常狭窄，其涉及的监督对象仅仅包括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其监督方式仅仅包括依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监督手段则更没有具体规定。可见，《行政诉讼法》总则确定的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在该法具体条文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或者说，落实得很不好。当然，法律总则确定的基本原则在以具体条文具体化的过程中总是要受到一定具体时空条件的限制，具体条文对于基本原则总会留有余地，因为基本原则需要适用更广泛的时空。但是，就《行政诉讼法》总则确立的检察监督基本原则与其具体化的具体条文的关系来说，在1989年全国人大通过的《行政诉讼法》中，二者太不成比例了，太不协调了。如果说，在16年前，在《行政诉讼法》制定之时，立法机关对检察监督的范围加以较大限制还有一定的理由和根据的话，那么，在现时的条件下，仍然将检察监督局限于抗诉一途就完全没有道理，完全不适用今天我国行政法治的现实需要了。

因此，修改《行政诉讼法》，增加关于检察监督的具体条文，进一步明确[1]检察监督的对象、方式和手段是非常必要的。由于时间的关系，这里不讨论行政诉讼中检察监督的所有问题，而只探讨行政诉讼中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问题。

关于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必要性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

其一，行政主观诉讼对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局限性

行政主观诉讼对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局限性是多方面的：首先，就行政主观诉讼而言，法律只允许本人主观权利受到行政行为侵犯的行政相对人提起诉讼，对于与本人特定权益无涉的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被侵犯，任何个人、组织都无权起诉。然而，在现代社会，行政侵权行为侵犯非特定行政相对人的非特定权益的现象却越来越多，例如，国企主管行政机关在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非法处置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国土资源主管行政机关非法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或国有矿产资源采矿权，导致国家财产损失；环境主管行政机关不作为，放任企业排放废水、废气、废渣，污染环境；林业主管行政机关违法颁发森林采伐许可证，造成森林大面积被滥伐和导致生态破坏；政府违法制定、修改或废止城市、乡镇规划，导致国家重要历史文化遗产遭受破坏，等等。其次，根据行政主观诉讼的规则，即使行政相对人本人权益受到侵犯，其他人的权益以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也同时被侵犯，如果被侵权人不能证明自己被侵犯的权益有不同于他人权益以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特别之处，也同样不能提起行政诉讼。此外，被侵权的政相对人即使能证明自己被侵犯的权益有不同于他人权益以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特别之处，其起诉被法院受理，法院也只对相对人被侵犯的权益予以救济，而不会同时对受到侵犯的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给予救济，或同时追究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的行政责任。

其二，现行监督制度对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局限性 有人认为，对于违法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作为或不作为），可以通过我们现行监督机制予以监督和查处，而无需通过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进行监督和救济。诚然，我国现行监督机制对于违法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作为或不作为）确实能发挥重大监督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也是有很大局限性的。首先，就人大对行政的监督而言，其监督对象主要是行政立法和抽象行政行为，一般不及于具体行政行为，而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作为或不作为）大多是具体行政行为。其次，就行政监察对行政的监督而言，其职责主要是检查行政机关执行法律、法规和政府的决定命令中的问题；受理对行政机关和行政公职人员违反政纪的控告、检举；查处行政机关和行政公职人员违反政纪的行为。[2] 这种监督对于追究违法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的机关和个人的责任是有作用的，但对于及时和有效维护和保障违法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却有很大的局限性。此外，就检察机关提起刑事公诉对行政可能产生的监督作用而言，一是其监督的重点是行政公职人员贪污、受贿及渎职的犯罪行为，而很难及于行政机关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般违法行政行为（作为或不作为），二是此种监督因属事后监督，从而很难及时和有效地维护和保障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其三，行政主体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局限性

有人认为，对于行政行为（作为或不作为）违法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可以通过行政系统内部的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解决，而无需通过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进行监督和救济。诚然，行政系统内部的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

对于解决行政行为（作为或不作为）违法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也是有局限性的：首先，就层级监督而言，上下级行政机关因各种因素的缘故，可能构成利益共同体，下级行政机关的行为有时事前即请示过上级，有时甚至是奉上级指示而为，在这种情况下，下级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很难企望通过上级机关的监督得到纠正。其次，就专门监督而言，例如，国资局对一般行政机关违法处置国有资产的监督，环保局对一般行政机关违法行政行为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监督，其监督作用有可能还不如层级监督。因为，其一，专门机关对同级行政机关的监督，不如上级机关有权威性；其二，专门行政机关的监督要受到同级人民政府的制约，政府和政府部门首长如果不高兴，专门机关很难采取有效处置措施；其三，专门行政机关（如国资局、环保局）自己即具有实施违法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作为或不作为）的机会与可能，它们如果自己违法，更难于得到及时有效的监督。综上，笔者认为，在我国，建立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是必要的。

关于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可能性问题，则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考察：

其一，宪法确立的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为建立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提供了宪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既然是法律监督机关，对于行政机关违法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作为或不作为），当然就有权实施监督。至于监督的方式，则取决于监督目的，哪一种监督方式能有效地实现监督目的，法律就应确立该种方式。国内外的经验证明，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方式对于监督、制约行政机关违法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是有效的，因此，法律就不仅可能，而且应该确立这种方式。

其二，《行政诉讼法》确立的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为建立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提供了法律基础

《行政诉讼法》第1 条确立的立法目的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行政公益诉讼，顾名思义，是涉及公共利益的行政诉讼（特别是环境公益诉讼），当然是与实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立法目的相一致的。《行政诉讼法》第10条确立的行政诉讼基本原则之一是：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从字面上考察，这一原则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是没有限制的（当然从法理上讲，则应该有限制），从而，无论是监督对象，还是监督方式和监督手段，《行政诉讼法》的具体条文都可以根据实现监督目的的需要而赋予检察机关以广泛的范围。因此，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立法者在抗诉方式之外增设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监督方式就完全没有任何法律障碍。

其三，行政公益诉讼的“公益”性为建立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提供了制度的事实前提

有人认为，诉权是涉及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权利，只能由利害关系人自己行

使，而不能由他人代行。这种观点虽然有其正确性，但其正确性只是部分的，片面的。从法理上讲，只有涉及“私益”，不涉及“公益”的诉权，法律才赋予当事人完全“意思自治”，而对于既涉及“私益”，又涉及“公益”（如绝大部分刑事诉讼）的诉权，或者只涉及“公益”不涉及“私益”（如大部分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的诉权，几乎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会完全赋予当事人“意思自治”，国家对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予以干预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行政公益诉讼不是一般的行政诉讼，而是仅仅涉及“公益”，或者虽然也涉及“私益”，但主要是涉及“公益”的诉讼。正是行政公益诉讼的“公益”性，为建立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提供了事实前提。

其四，我国法治的发展进步和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为建立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提供了条件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私域和公域的区分，“私益”和“公益”的对立统一，为确立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提供了必要性。但是必要性并不等于可能性。一个国家，要建立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还需要这个国家法治的发展进步。在一个法律很不完善，法律制度、机构、设施很不健全，国民和政府官员法治观念很淡薄的国度，要建立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是不可想象的。而我国自改革开放20多年来，法律已日臻完善，法律制度、机构、设施都已逐步健全，国民和政府官员的法治观念都在不断提高，所有这些，加上目前正进行的司法改革，为在我国建立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提供了相当充分的条件。

其五，我国法学研究的前沿成果，特别是关于检察监督和公益诉讼（包括国外检察监督和公益诉讼）的研究成果为建立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提供了理论支撑。

人们要建立任何一项制度，要在该制度建立后保障其良性运转，要通过该制度良性运转发挥其对社会的预设功能和作用，都必须事前对相应制度进行充分的理论研究，把握该制度的性质、特征，熟悉该制度的功能、作用，掌握该制度运作所需的环境，明了该制度功能、作用发挥所需的条件，了解该制度在国外、境外运作的实际情况、其产生的正面和负面的效果，各国、各地区运用该制度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等等。人们如果没有相应的理论准备，匆忙地建立起一项制度，该制度很可能在建立后难以正常运作，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有时甚至不仅不能发挥其正面作用，还可能产生负面作用。这方面我们过去有过深重的教训。正是因为我们有过去的教训，我们今天对于建立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是非常慎重的，是非常重视理论准备的。早在制定《行政诉讼法》的十几年前，法学界就开始了行政公益诉讼的研究，到现在应该说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正是这些研究成果，包括关于一般检察监督和一般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的研究成果、关于国外检察监督和公益诉讼的研究成果，为在我国建立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提供了理论支撑。

[1] 对于现行《行政诉讼法》确立的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来说，检察监督的对象、方式和手段只需要“明确”，因为立法者已经赋予其广泛的内涵；但对于现行《行政诉讼法》关于检察监督的具体条文来说，检察监督的对象、方式和手段则不是“明确”不“明确”的问题，而是必须“扩大”和“增加”的问题。

[2]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第18条。

第四篇：公益诉讼

(民诉)第五十五条 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消法）第四十七条 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 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二)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

符合前款规定的社会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提起诉讼的社会组织不得通过诉讼牟取经济利益。

相关案例

1、被告范某于2001年9月24日以其同村村民董某的名义，在乐陵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加工、销售橡胶助剂、沥青的名义注册登记了“乐陵市金鑫化工厂”，并领取了营业执照，之后，范某用其在2001年3月、4月购进的石油制品加工设备以及同年7月以非法渠道购进的原料，开始炼制石油制品项目，原料以800元／吨——1300元／吨价格购进，炼制后以1800元／吨的价格出售，已经产油100余吨，销售金额18万余元。经取样检查，石油产品质量不合格，属于非法生产，对周围环境有严重影响，严重威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原告乐陵市人民检察院诉称：被告范某通过非法渠道非法加工销售石油制品，违反法律，属于国务院明文规定重点打击、取缔的非法小炼油项目，损害了国有资源，造成了环境污染，威胁人民健康，影响社会稳定。为此，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

被告范某辩称：我开工生产经过批准，加工炼制石油制品原来不知道是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的行为，现在准备自行拆除，今后不再继续经营炼制石油制品项目了。

乐陵市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开庭审理之后，经过调解，双方没有达成协议。法院认为，被告经营的乐陵市金鑫化工厂非法经营炼制石油制品项目，造成了国有资源的浪费及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且产品质量低劣，属国家明令禁止的小炼油项目。检察人员进行专项调查，查清上述事实，被告也对此供认不讳。人民检察院在依法对被告的金鑫化工厂做出处罚的同时，为改善国有资源的浪费和防治环境污染，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诉至我院，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院予以支持。故于2003年5月9日依据《民法通则》第5条、第73条、第134条规定，判决被告范某将其所经营的金鑫化工厂，于本判决生效后的五日内自行拆除，停止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排除对周围群众的妨碍，消除对社会存在的危险

2、泉州市饮食服务公司原经理吴英然在收受贿赂７万元后，两次与承租人签订降租协议，将饮食服务公司下属的大众宾馆低价出租，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该市鲤城区检察院经过调查，向辖区法院提交支持起诉书，支持大众宾馆提起民事诉讼。法院采纳检察院支持起诉意见，判决降租协议无效，为国家挽回损失２３０万元。

3、自1996年以来，河南、山西、福建、山东、贵州、江苏等省检察机关先后以法律监督机关的身份，作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在各级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未能充分有效地履行保护国有资产的职能时，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采取法律补救措施，将国家对国有资产、社会公共利益的特殊保护政策落到实处，进行司法实践的创新，开展公益诉讼活动尝试并取得了成功。10月22日，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法院对该县检察院代表国家作为原告起诉的一起国有资产流失案件当庭作出判决，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全部获得了支持。

4、2003年9月27日中午12时50分，他与爱人孩子一同乘坐由沈阳飞往昆明的东航云南公司的ＭＵ4682次航班，赴昆明全家旅游。

当天下午2时30分到达郑州机场中转。这一航班的旅客有100多人，按规定时间30分钟后旅客重新登机。但是刚上飞机10多分钟后，航班广播，由于空中管制，需要旅客下机等候。于是议论纷纷的旅客只得下机回到候机大厅，没想到这一等就是7个多小时。

100多名旅客又冷又饿已经非常难受，而且也没人给他们合理的解释。这群旅客中既有60岁以上的老人又有10岁以下的小孩，妇女居多，旅客中还有两名外国游客。一名有心脏病的老人捂着胸口喊不舒服，几名孩子开始不停地哭闹。沈长征全家只得在机场餐厅花了200多元钱用餐。

晚9时，已经苦等了6个小时的旅客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忍无可忍的沈长征拿出本来旅游时用的照相机对滞留的旅客进行了拍照（见图），并请求现场的旅客签名留证，当场有27名旅客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其中包括一名外国旅客。直到晚10时30分，ＭＵ4682次航班旅客重新登机。沈长征说到达昆明已是次日凌晨，全家只得临时找家旅店住下，宿费花了200元。这次航班晚点引起的不快，使得全家的旅游变得索然无味。沈长征认为是违约侵权行为，遂将东航云南公司告上沈阳东陵区法院。昨日，这起精神索赔只有一元钱的“公益官司”开庭，沈长征作为代理人与从昆明赶来的律师展开了激烈庭辩。

5、PC厂商未公布辐射信息 消费者索要知情权ChinaByte 综述 据《四川日报》4月21日报道，成都一电脑公司员工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11家电脑企业一起推向了法庭，目前成都市成华区法院已经正式立案原告起诉的事由是电脑生产商未提供电脑产品有关辐射的真实信息，侵犯知情权；国家质监检验检疫总局未尽监督之责。因此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公开致歉，并在产品说明书上标注“显示器辐射有害健康”或“小心辐射”字样。这起案件由于被告身份的“显赫”以及案由的特殊，刚一立案便引起了关注据了解，提起这场诉讼的原告是家住成华区的电脑公司员工刘刚，四川日报的报道有误,刘刚起诉的并没有12家电脑企业,只有11家加上国家质量检验检疫总局一共12个被告。这11家电脑企业分别是:IBM、联想、LG、三星、飞利浦、实达、日电、明基、冠捷、华冠、北京华旗。

“1996年，我买了第一台电脑。从此，电脑成了我生活和工作中必用的工具。自从拥有电脑后，我平均每天使用电脑达2小时以上。”原告刘某在起诉状中毫不掩饰对电脑的喜爱。2000年初以后，他先后用过IBM等12家电脑商的电脑显示器。刘称，自己从未意识到电脑处于运行状态下会产生电磁波，也未意识到电磁波辐射会对人体产生危害，直至今年3月初。“我从省辐射环境管理检测中心站电磁环境检测室了解到，人体处于电磁辐射环境的过程中，会使血液、淋巴液和细胞原生质发生改变，这些改变可诱发癌症和加速人体癌细胞增殖等。”

历数电磁辐射可能带来的种种危害后，原告认为，由于被告在电脑显示器上没有任何有关电磁波辐射将对人体产生危害的警示性标记，在产品说明书上也未能警告使用者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就产品对使用者不利的消息均采取封锁的行为，已侵犯其知情权。而第一被告国家质监检验检疫总局作为国家电子产品质量监督和检测的主管职能部门，“对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安全的电脑显示器产品既未制定国家标准，也不制定行业标准，连必须符合保障人身健康安全的必要要求也没有……没有尽到领导、组织、管理、监督责任，应承担相关法律责任”。为此，原告“要求第一被告制定相关的政策法令，规范电脑显示器产品行业管理，完善显示器产品市场；其他被告在其产品说明书中有足够内容的电磁波辐射对人体危害方面的介绍，以及如何正确防止辐射具体措施的介绍，并在其显示器上的显著位置标示有关辐射的警示性标记和语言”。

据了解，法院目前已以特快专递的形式向各被告发出传票，由于被告分布全国各地，开庭时间将延后确定。

本案的被告既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又有12家著名的电脑厂商。被告主体的复杂，实际上把一起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混杂在一起，原告起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不作为，“对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安全的电脑显示器产品既未制定国家标准，也不制定行业标准，连必须符合保障人身健康安全的必要要求也没有……没有尽到领导、组织、管理、监督责任，应承担相关法律责任”，是一起行政诉讼。一般来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一般不会作出此类具体行政行为，不应该成为被告，并即使成为被告，也不应由成都市成华区法院来管辖。因此此案中还存在严重的程序问题。据悉,原告刘刚已经撤回了对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起诉。

这件案子引起我们的关注，一则是被告身份的特殊性，既有国家行政机关，又有在业界“声名显赫”的电脑厂商；二则是消费者首次主张把电脑显示器的辐射明白标示出来。对于这起纯公益性的诉讼，原告的胜算有多大呢？会不会让以后的电脑显示器上再多一个类似香烟盒有个“吸烟有害健康”的标识呢？

这是一场纯粹的公益诉讼。原告在经济上没有提出任何赔偿要求，“零赔偿”，仅要求被告道歉并在产品说明书上标注“显示器辐射有害健康”或“小心辐射”等字样。原告提起这场诉讼就是为了让公众对电脑辐射的危害性。

原告冀以获胜的法律依据就是消费者的一项基本权利：知情权。知情权是国际消费者组织联盟确定的消费者8项权利之一。知情权是消费者享有的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对于商家来说就是要承担告知义务。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第1款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该法第18条还规定，“经营者……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表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

这起案件中原告认为商家没有告知其“电脑辐射有害健康”，他的知情权被商家忽略了。其实电脑厂商也可以从连一个不会电脑操作的用户都知道电脑显示器有辐射，买了电脑就会采取各种措施来防止辐射，来主张免除自己对此的告知义务。因此，这起案件的审理难题就在于如何确定原告的认知责任和被告电脑厂商的告知义务之间的界限。诚然，原告作为电脑公司的一名员工，从2000年初就开始使用电脑，说自己不知电脑显示器辐射有害健康，是肯定说不过去的。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意图是更倾向于保护消费者，在社会中，商家对消费者来说始终是强者，从对商家的严格责任要求来说，要求其履行告知义务是可取的，并且对于电脑市场的健康发展也是有利的。或许这场诉讼之后，我们在所有的电脑显示器上都会看到“小心辐射”的标签！

6、去年，北京一名17岁少年状告国家烟草专卖局及24家烟草公司，请求法院判令25家被告在本单位网站主页上注明“吸烟有害健康”、“禁止任何人向未成年人出售香烟”、“禁止中小学生吸烟”字样，并以不少于10％的内容宣传吸烟有害健康及未成年人吸烟的危害。丘建东叫板电信局

7、案例简介：丘建东原是龙岩市新罗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后辞职成为职业法律服务工作者。1996年1月4日，丘建东在当地龙川东路公用电话亭和龙岩市军民路武装部宾馆代办长途电话点打了两次电话，两个公用电话亭均未执行邮电部“夜间、节假日长途电话实行半价收费”的规定，多收话费共计0.60元，丘建东于1996年1月16日起诉龙岩市邮电局，请求双倍赔偿。此案诉讼标的仅一元二角，故称“一块二官司”。3月13日，法院公开开庭。鉴于龙岩市邮电局积极整改，丘建东认为已达到了诉讼目的，即当庭撤诉，案件终结。丘建东称此举是为了揭露、打击服务领域的欺诈行为，以唤起更多的消费者“以法护权”。

案例评析：这是我省首例以服务欺诈为由索要双倍赔偿的消费纠纷。“一块二”官司如今已载入教育部新版统编政治教科书高中一年级下册，被法学界喻为中国消费者权益运动史上的启蒙篇。1999年3月丘建东本人获得中国消费者协会、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四单位联合颁发的“全国城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十佳志愿者”称号，并被各大新闻媒体称作“中国公益诉讼创始人”。

8、劣质菌种坑农百万

案例简介：1998年3月14日，5位来自古田县鹤塘镇的农民，来到省消委会这天设在福州五一广场的咨询台前，他们是代表当地菇农专程赶来投诉的。1997年他们向本镇制种大户余钦霖购买香菇菌种，不料种下月余，相继变黑坏死，造成经济损失近百万元。他们还出具了古田县食用菌办公室、三明市真菌研究所的调查报告：菌筒发病是由于菌种质量不合格造成的。在省消委会的支持下，15位菇农把诉状递到了古田县法院。1998年9月23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余钦霖出售的菌种均没有合格证，也未标明生产日期和有效期限，违反了有关法规，应承当主要责任；原告由于将二级菌种分离成三级菌种，也应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为此判决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0.74万元。而后，此案诉至宁德市中院，二审判决中，菇农败诉了，理由是证据不足。

（一）诉讼范围

1、国有资产流失案件：国有资产，因是国家所有的财产，在我国，不仅仅包括国有法人或国家直接拥用的动产、不动产，还应包括应该归于国家所有的知识产权、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水流、水面等自然资源。

2、环境污染案件：不仅指因污染自然环境，所造成的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案件，同时，也因包括因精神污染而造成的社会公良风俗、道德的侵害。

3、非法契约和不当得利应收归国家的案件：即包括契约双方串通侵害国家、公共的利益，而又无利害关系人行使损害请求权的情况，还应包括不当得利应收归国有的案件。

4、行为能缺失及救济案件：既应包括法人行为能力缺失及救济的案件，如国有企业因破产而无法人资格，无法行使债权请求权和诉讼权，也应包括自然人行为能力缺失及救济的案件，如被监护人被虐待、遗弃而无力行使其权利。

5、对犯罪案件的附带民事诉讼：主要指对于渎职、贪污、收受贿赂而造成的非法行政等行为而造成国家经济、物资财产等损失的案件。

（二）相关诉讼主体

检察机关、案件当事人、无利害关系人 我国相关做法

据了解，当前对于民事公益诉讼问题，在司法界还存在不同看法，检察机关以原告身份直接提起民事诉讼，有的地方法院予以受理，有的不予受理。针对这种情况，福建省检察机关民行检察部门主动加强与法院的沟通联系，就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及民事公诉等相关问题进行磋商、研讨。如去年３月，龙岩市检察院与龙岩市中级法院就民事公诉的立案条件、受理范围、检察人员如何出席民事法庭等具体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有力地维护了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

国外相关做法

一、公益诉讼一词始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革后，伴随着公益运动的展开而广泛使用该术语。由于当时美国的众多社会制度均面临挑战，因而出现了各种尝试改革的方案，设立了众多的公益法律机构及类似的倡导制度，它们都是为了环境、消费者、女性、有色人种、未成年人及类似的诸多社会公共利益而展开活动，由此而进行的诉讼被称为公益诉讼。公益法是一个与公益诉讼直接相关的术语。但是，公益法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使用这一术语旨在描述公益律师所服务的对象，它包含了一个宽泛的领域，涉及民权、公民自由、妇女权利、消费者权利、环境保护等。同样，公益诉讼并不是一种单独的诉讼形式，而是一个以诉讼目的为基准界定的概念，旨在描述公益律师、公益团体所进行的诉讼活动。公益诉讼是依托于社会正义的概念，以及视法律为社会变革工具的意愿，以公益律师和公益法团体为主体展开的诉讼活动。公益诉讼包括了战略诉讼和为贫困者提供的法律援助，其特点是超越了个人利益的代表，倡导寻求法律的改变或者适用，从而影响全社会。

二、公益诉讼的形式 一是集团诉讼。集团诉讼是美国的法律专家创造出来的颇具特色的成果。其真正价值在于对大众侵权的制约。在集团诉讼中，个人作为原告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要求赔偿集团所属的全部成员所受的损害。比如，因轻信虚假的招股说明书而提起的证券集团诉讼，纳税人因被迫交纳超额的地方税金而提起的税务集团诉讼，消费者因商业欺诈提起的集团诉讼等。通过这一机制，成百上千人的合法权利从理论上可以由一名义上的原告来代表，然后整个政府项目、机构或公司等都被卷入诉讼，他们运作经营的合法性在诉讼中被质疑并被裁判。集团诉讼的原告们不仅已成功地对诸如飞机失事和建筑物坍塌等“大众事件”进行了侵权集团诉讼，而且也在那些囊括上万人的涉及有害物质的大众侵权案件中取得成功，如在石棉和烟草领域的集团诉讼。

集团诉讼有效地使公共利益得到了保护。在这一机制中，私人诉讼作为执行公共法律的方法之一，当涉及众多的小额请求时，私人诉讼的目的并不在于获得损害赔偿或是对于个人权利的维护，而更多甚至全部在于使做出不当行为的人通过付出代价，从而为社会的福利作出贡献。也就是说，震慑和改变不当行为人是其主要目标。

在欧洲，类似于美国的集团诉讼是团体诉讼，通过团体提起诉讼来保护社会利益是近年来欧盟国家的一个显著趋向。

二是告发人诉讼。告发人诉讼是在英美法系国家实行的一种诉讼形式。这是一类允许个人或实体代表政府起诉不法行为人的诉讼。在提起告发人诉讼后，如果胜诉，则该私人告发人可获得对赔偿额的分配。

在英国，告发人诉讼是私人以总检察长的名义提起诉讼，目的在于对诸如下列情况作出宣告或禁止：（1）危害公共利益者；（2）法人超越法律授予的合法权利，有可能损害公共利益，而必须加以遏制者；（3）为防止某一法定罪行重复触犯，而必须发出告诫者。

在美国，告发人诉讼自1776年实行，但直到1986年以前都很少使用。1986年，国会修订了《错误索赔法》，将告发人的分配份额提高，规定最高为30%，同时，增加了告发人在起诉方面的权力，也增加了向被告施加的损害赔偿和惩罚的力度。对于告发人来说，最重要的是，1986修正案规定，即使政府加入诉讼，并且“对于进行诉讼具有主要责任”，该告发人仍有权继续作为当事人诉讼。并且，政府先前对于指控的认知并不自动阻止告发人提起告发诉讼。这样的修改，使得公民有充分的动力提起告发诉讼。在告发人诉讼中，私人通过诉讼，有效地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自1986年修改了关于告发人诉讼的规定后，在美国，告发人诉讼有了迅猛的增长，现在已经成为最有效、最成功的对付欺诈的手段，通过告发诉讼收回的金额已经超过了10亿美元。

三是实验案件。它是当事人为确定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法律权利或法律的合宪性而提起的诉讼。这种案件形式在普通法国家和大陆法国家都有。从起诉权的实际获得上看，在欧盟国家中，对于实验案件仍然存在类似于团体诉讼中的障碍，限于某些机构，如维也纳种族和排外监控中心被授权提起实验案件。

由于大多涉及对现有法律的突破，因此，无论是在欧盟国家还是在美国，实验案件的诉讼期限都特别长，而且它的目标非常明确，即获得全社会的关注，从而通过诉讼来促进社会改革。在美国，某些有计划的法律改革甚至是通过实验案件来进行的。

三、公益诉讼与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

在美国和欧洲等国，公益诉讼与检察官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而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自始就是两个问题。由于公益诉讼伴随着公益律师、公益法团体而产生，因此从其最初起，公益诉讼的主体便定位于公益律师和公益法团体。

公益律师作为公益诉讼的主体，源于律师自身在社会中具有的特定权力。在这方面，最早的公益诉讼倡导者，美国著名律师同时也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在1905年的一次演讲中，首先提出了律师在维护公共利益中的职责问题。布兰代斯对当时的法律职业发出了责难，他指责“能干的律师在很大程度上把他们自己变成了大公司的附属，因而忽略了他们应尽的义务，即为保护人民而使用他们的权力”。多元化与不信任是美国社会的典型特征，基于对政府保护人民和社会利益的不信任，美国人相信，以私人律师、团体为主体而施行的公益诉讼，应是实现社会利益的最佳方式。特别是，在水门事件中政府官员的权力滥用更进一步促动了公益律师的成长，这些新型律师的出现以及在此期间发生的政治权利分化全面塑造了公益诉讼的格局，造就了新型的私人公益律师事务所，它们抵制传统的公司法律实务，充分调动律师的才能以便创造出更人性的、更多的社会正义。所以，尽管公益诉讼这一术语本身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但是在美国，公益诉讼至今仍保留了其最初的律师为弱势人而战的伦理规范，公益诉讼始终是围绕公益律师和公益法团体而展开的诉讼活动。

在美国，检察官大量参与很多涉及公益的民事诉讼。在这方面，总检察长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角色。总检察长是美国政府、各州政府的首席法律官员，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机构及立法机关的法律顾问和公共利益的代表。检察官是在联邦（州）法院的民事和刑事诉讼中代表美国（州）政府的律师；而政府，基于国民的授权，行使着管理社会的职责，政府本身就应当是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因此，对于一切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无论是刑事的还是民事的，政府都有职责表明自己的立场，使法律得以推行。因而，检察官的角色不仅体现在，为表明政府关于公共利益的立场而提起诸多涉及公益的诉讼，同时在那些由公益律师或公益法团体针对政府提起的、旨在督促政府履行其保护公共利益职责的诉讼中，检察官又是作为政府律师，代表政府在法院出庭抗辩。因此，在美国法院进行的公益诉讼中，经常可以见到出现在被告席上的检察官。

同样，在大陆法系国家，有权代表公共利益、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在于团体和个人，而非代表政府的检察机关。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德国，就检察官制度的发展历史和现状看，检察官都是政府在法院的代理人，是行政权力对司法权力加以制衡的主要力量。作为政府的代理人，检察官的地位和权力体现在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全过程中。在刑事诉讼中，检察官追诉刑事犯罪，保护社会利益；在民事诉讼中，检察官实现政府维护国家的法律命令和社会利益的职责。但是在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在民事诉讼中的参与十分有限，仅限于几个领域，如婚姻无效之诉，申请禁治产案件等。在公益诉讼中，大陆法系国家仍然是通过公益律师来代理当事人进行诉讼，以增强当事人的诉讼能力，由于这些法律援助由政府来付费，因此律师们会积极地提起这样的诉讼。而且在涉及消费者权利的案件中，也可以由消费者权利保护机构或其他形式的机构通过所谓的“私人公共检察官”去进行诉讼。利益

马克思：人们奋斗所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利益是能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那些社会条件，是人基于自身的需要对社会条件的选取。

耶林是利益法学的代表，二、公共利益是公共产品

亚里士多德：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

公益的两层含义：一是社会公共利益，即为社会全部或者部分成员所享有的利益；

二是指国家的利益。

1、公共利益的含义是否明确、具体：主体是谁，内容包括哪些

是集体利益，还是国家利益？还是政论利益？

三、公益诉讼是什么

罗马程式诉讼中，有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对于公益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凡市民均可提起。公诉分为市民法公诉和大法官公诉。公益诉讼又称为罚金诉讼、民众诉讼。意大利法学家彼德罗.彭梵得指出：人们称那些为维护公共利益而设置的罚金诉讼为民众诉讼，任何市民均有权提起它。受到非法行为损害（即使只是私人利益受损）的人或被公认较为适宜起诉的人具有优先权。在美国又称为公共诉讼。

国内在学者定义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授权，就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由法院依法处理违法之活动。狭义的仅指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以国家的名义提起公益诉讼。广义上，还包括任何个人、组织代表国家，以自己的名义提起的诉讼，即所谓的“私人检察官”提起的诉讼。

四、大陆法系的公益诉讼

（一）罗马法公益诉讼的特点

1、公益诉讼的原告可以是不特定的人，既可以是无利害关系的人，也可以是有利害关系的人，如果原告有多人，由法官选择适宜的人作为原告。

2、原告起诉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法律的尊严及社会的公正。

3、原告可以起诉的违法行为范围较宽泛，既有民事侵权行为，也有其他违法行为、犯罪行为。

4、原告在胜诉后可以受到奖励，而不是得到赔偿。

5、公益诉讼的作用是对国家机关执法的补充，而不是取代国家机关的执法。

（二）德国

1、团体诉讼。德国普遍适用团体诉讼。在德国，将具有共同利益的众多法律主体提起的诉讼的权利“信托”给具有公益性质的社会团体，由该团体提起符合其章程、设立目的的诉讼。其实质是一种信托诉讼。

德国确认团体诉讼的法律不是民事诉讼，而是通过特别的经济立法赋予有关的行业自治组织诉权的方式形成的。1908年的防止不正当竞争法，将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起诉权赋予业主，1965年修正后，改为消费者团体。

团体诉讼的原告，一般无权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团体诉讼原告一般只能提起确认之诉或变更之诉，主要是不作为请求之诉。

2、宪法诉讼。有学者称为民众诉讼，指公民因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或其他权利受到某项法律的侵犯，而向宪法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宣布该法律违宪而且无效的一种诉讼制度。

3、行政公益诉讼德国行政法院系统受理的典型案件是公民指控行政部门行为违法，或者实施了一项使其受到损害的行为，或者是未实施一项本来可以使其获益的行为。

（三）日本

公益诉讼被称为民众诉讼，它是指“请求纠正国家或者公共团体机关的不符合法规的诉讼，并且是以作为选举人的资格或者其他与自己的法律上的利益无关的资格提起的诉讼。”民众诉讼只有限于法律规定者，才能提起。主要有：与公职选举有关的诉讼、与直接请求有关的诉讼、居民诉讼、基于《宪法》第95条的居民投票的诉讼、有关最高法院法官的国民审查的诉讼，最常见是前三种。90年代初，日本兴起一类以纳税人身份提起的要求公开交际费开支的诉讼。法理根据：每个纳税人有权了解政府如何支出公费的情况。

台湾：《行政诉讼法》第9条规定：人民为了维护公益，就无关自己权利及法律上利益之事项，对于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得提起行政诉讼。但以法有特别规定者为限。

（五）英美法系的公益诉讼

1、美国

公益诉讼在美国又称为公共诉讼。1863年，美国制定了《反欺骗政府法》，1986年修改后又规定，任何个人或公司在发现有人欺骗美国政府索取钱财后，有权以美国联邦政府的名义控告违法的一方，并在胜诉后分得一部分罚金。

1890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它规定了对于违反托拉斯法案的公司，司法部门、联邦政府、团体乃至个人都可以提出诉讼。1914年的《克莱顿法》，用来补充《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并主要禁止价格歧视行为、滥用经济优势等破坏竞争秩序的行为，同时规定对托拉斯的行为除受害人有权起诉外，检察官也可提起诉讼，要求法院追究违法者的民事责任、经济责任乃至刑事责任；而且任何个人及组织都可起诉，要求违法者停止违法行为。在环境法中更有一套完备的制度。公民提起诉讼有法可依。在美国公民被视为“私人检察官”。美国政府对这类诉讼大力援助（诉讼费用免除或合理补偿、证据收集和信息获取），向加害人适用区别于一般补偿性民事赔偿的高额惩罚赔偿或罚金、部分提成或全部奖励胜诉原告以此鼓励“私人的公益诉讼”。

梁慧星《关于公益诉讼》指出：美国的公益诉讼大概有三类

一是相关人诉讼。指在私人不具有当事人资格的法域，原则上允许私人以相关人名义起诉。

二是市民提起的职务履行令请求诉讼。拽在公务员未履行其职务的情形下，允许私人以市民的身份向法院提起请求发布职务履行令的诉讼。

三是纳税人提起的禁止令请求诉讼。指美国各州普遍承认私人以纳税人的身份，有权请求禁止公共资金违法支出的诉讼提起权。

英国主要一般只有法务长官能够代表公众提起诉讼维护公共利益。私人可以提起请法务长官为公益提起诉讼，并可以请求让他自己去督促诉讼。

第五篇：食品药品公益诉讼情况总结

根据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真履行职责，强化日常监管，开展专项整治，严格规范执法，全市食品药品监管体系逐步完善，食品药品生产经营秩序持续好转，食品药品监管能力进一步提高，确保了我市食品药品市场的安全、有序、可控，为人民群众的食品药品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没有发生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件，食品药品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并保持向好的趋势。

一、落实食品安全责任推进食品安全工作

今年8月，市委、市政府对食品监管体制进行了调整：

一是成立了以市长别必雄为主任的食品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由原来的16个扩大为26个，同时从工作机制、目标考核、应急处置、财政保障等方面明确了各部门责任。食安办设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二是我局开始履行餐饮服务环节食品监管职能（原由卫生部门承担）。

今年以来，以食品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为着力点，组织各部门开展食品市场联合检查、积极开展食品安全考核、评价督察活动，推进食品安全无缝隙监管。

深入开展“建设诚信襄阳，保障食品安全”主题实践活动，广泛开展《食品安全法》和食品安全知识宣传。大力推进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创建，8月，省食安办授予xx县全省首批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先进县，并推荐xx县创建全国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先进县。

今年，开展各类食品安全专项整治8次、“四大家”领导参加的大型集中宣传活动4次、食品安全“六进”活动10次、接受市民咨询1000多人次、发布食品安全消费警示2次，食品安全公益广告宣传持续半年，发放宣传资料2万余份、媒体刊发食品安全宣传稿件200多条。

二、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工作稳步推进

我局履行餐饮服务监管职能后，迅速调查摸底，掌握餐饮服务企业基本情况，截至11月，我市有餐饮服务单位3654家，其中：大型餐饮150家、中型餐饮1386家、小型餐饮1635家、小吃店300家、食堂183家（其中学校食堂63家）；保健食品经营单位175家。

（一）规范餐饮服务行政许可。采取三项措施，加强餐饮服务行政许可工作：

一是对市行政服中心药监窗口进行调整充实，增加一名餐饮服务行政许可工作人员。

二是建立完善责任制、服务承诺、限时办结、一次性告知等制度。

三是及时做好现场核查。做到餐饮服务行政许可办事流程、申请材料、管理制度、受理窗口、验收标准、档案管理的“六统一”，规范了餐饮服务许可行为，提高了工作效率。

（二）全面实行量化分级管理。目前，我市“a”级餐饮服务企业16家，“b”级餐饮服务企业44家。在动态监管过程中巩固“a”级，指导“b”级，强化“c”级，形成了树立“a”级为样板，鼓励“b”级为示范，加大对“c”级监管力度的工作模式。

（三）建立“三本台账”全程监控餐饮服务企业食品安全。为做到全程监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建立了餐饮服务台账管理制度，印制了《餐饮服务单位进货查验台账》、《餐饮服务单位食品添加剂使用台账》和《餐饮服务单位餐厨垃圾流向台账》，要求实名记录食品进货和食品添加剂采购使用和餐厨垃圾流向情况。为进一步强化食品添加剂监管，要求实行专人采购、专人保管、专人领用、专人登记、专人保存的“五专”管理。“三本台账”的建立把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的采购和餐厨垃圾流向全程各环节纳入可追溯监管，防止餐饮单位采购和使用来路不明、不合格的食品原料。9月起，结合日常监管工作免费向全市餐饮服务单位发放台账记录本，到11月底，共发放台账1万多本。

（四）组织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截至11月底，先后组织开展了非法添加食品添加剂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学校食堂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保健食品专项整治和餐具消毒效果监测专项工作。监督检查248家餐饮服务企业、学校食堂，下达限期整改意见书80余份，督促125名从业人员进行了健康体检，20家食堂维修完善了餐具消毒、防鼠防蝇设施。随机抽取57家餐饮服务企业餐饮具样品进行消毒效果监测，责令3家存在安全隐患的餐饮服务企业限期整改到位。

（五）认真做好重大活动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保障工作。9月以来，为确保重大活动期间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按照《重大活动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保障规范》要求，采取强化组织领导、明晰安全责任、向接待任务酒店派驻执法人员、对餐饮具和重点食品实施采样检测、对饮食菜单进行审核把关等措施，为“襄阳市三级干部会议”、“诸葛亮文化旅游节”、“央企投资考察”等多项重大活动提供了优质的餐饮服务化妆品安全保障，受到市委、市政府的肯定。

三、深入推进药品安全专项整治

（一）切实加强基本药物监管。

一是开展基本药物生产工艺和处方核查建档。我市有基本药物品种154种，其中正在生产品种92种，核查品种92种，通过对基本药物品种进行质量评价和风险评估，降低了随意改变生产处方和工艺的可能性以及随意改变生产工艺和处方所带来的风险。

二是开展基本药物专项监督检查。按照国家局、省局要求，以药典标准执行情况、生产工艺和处方、中药饮片提取物以及其他原辅料的采购、检验、投料制备物料平衡等为重点，对20个基本药物品种进行了监督检查，没有发现违法行为，对检查中发现的11项一般性问题，责令限期整改。

三是按期完成基本药物电子赋码工作，入网率100%，并获得省局的通报表扬。

（二）强化诚信机制建设。以评估分级为重点，建立健全质量安全教育培训、责任告知、诚信承诺和示范创建制度，开展从业人员教育培训，引导企业自律，强化企业“第一责任人”责任意识。今年以来，开展培训活动3次：

一是100多家餐饮服务企业质量负责人进行了《食品安全法》和餐饮服务法规知识培训。

二是对全系统执法人员进行了法制培训。

三是对药品从业人员进行了药品安全知识培训，参训人员达500多人次。

对800多家药品、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进行诚信评定，16家药店评定为“省级示范药店”，55家药店评定为警示企业，32家药店评定为失信企业。

（三）日常监管工作有新举措

建立日常监管、gmp、gsp跟踪检查、基本药物监督检查、特殊药品监督检查与打假规范“五合一”“大稽查模式”，监管效能得到大幅提升。在对1300多家药品经营企业、医疗机构开展日常监管工作中，26家企业因存在较严重违法经营行为被立案查处，责令13家违反gsp但情节轻微的企业限期整改。xx市局针对乡镇以下医疗机构点多面广的实际，对农村医疗机构和药店进行拉网式大检查，做到了镇不漏村、村不漏点。xx市局与法院、检察、公安、邮政等部门建立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取得良好效果。

（四）药品检验工作取得新成绩

今年，上级下达我市承检国家基本药物检品数202批，实际完成227批，检出不合格药品1批，合格率为99.6%；完成上级指定经营企业、使用单位基本药物抽样415批次、生产中标国家基本药物抽样241批；完成日常监督抽验722批次，检出不合格药品93批，检出不合格药品不合格率为12.9%。药品检测车运行40次62天，行程7500公里，覆盖全市56个乡镇，监督检查涉药单位307家，筛查药品20xx批（任务为20xx批），发现可疑药品456批（其中2批经协查确认为假药），药品监督抽验454批，占全年日常监督抽验检品数的62.9%；经法定检验确认不合格药品72批，靶向命中率为16.2%。

经省确认，我市新创“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中人工牛黄的快速鉴别”、“蜂蜜的显微鉴别方法探讨”、“辛芳鼻炎胶囊快速显微鉴别法”、“润燥止痒胶囊快速显微鉴别法”4个快检方法。

今年以来，共开展中药饮片、疫苗、终止妊娠药品、“力百汀”、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药品生产流通环节开展食品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等7次药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调查处理举报投诉56件，查处药品医疗器械违法行为1000多起，对违法行为严重的401起案件按照一般程序进行查处，销毁假劣药品、医疗器械699个品规。

（五）药品广告监督监测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大。加大互联网发布药品、医疗器械信息监督，纠正企业互联网发布广告内容与审批内容不符行为1件。监测违法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告126件，全部移交工商部门处理，违法广告移送率100%。对13个违法严重的广告药品实行了暂停销售的行政强制措施。通过新闻媒体发布两次违法广告消费警示。

（六）终止妊娠药品专项检查工作效果明显。通过专用账册规范采购使用、加重处罚打击违法销售、“三个结合”强化日常监管等措施，加强终止妊娠药品监管。

一是终止妊娠药品监管与日常监督检查相结合。结合日常监督，对1300多家药品经营企业、医疗机构开展了终止妊娠药品监督检查，查处10起非法销售终止妊娠药品行为；

二是把终止妊娠药品监管与药品安全信用等级分类相结合。对违规经营终止妊娠药品企业，一律评定为“警示”等级，并将结果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三是把终止妊娠药品监管与稽查相结合，将终止妊娠药品作为稽查的重点，对重点区域、重点企业实行重点监控，确保监督检查覆盖面100%，不留监管盲区。

（七）深入推进农村药品“两网”建设。着力抓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员制度落实。襄州区、xx市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员队伍建设当作农民用药安全保障的大事来抓，采取签订责任书落实监管责任、加强培训、目标考核等多项措施，深入推进农村药品“两网”建设。xx市深入开展安全用药知识进社区、进学校、进农村、进机关、进企业宣传活动，切实加强农村药品“两网”建设，大力进行药品安全专项整治，形成了人人关注、支持、参与食品药品安全的良好环境。8月，xx市政府申请创建全国首批药品安全示xx县。

（八）着力服务医药企业发展，全市医药经济呈现良好发展势头。服务华中医药产业园、湖北天药等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中国兵装集团投资30亿元重组湖北制药项目、天津金耀集团投资6亿元建设年产20亿支激素类小针剂生产基地、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投资1亿元控股湖北中通医药公司、深圳海王集团投资1.5亿元收购大地医药有限公司入驻襄阳投资药品阳光配送等新项目新资金的引进促进企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竞争力大幅提升，为我市医药经济起飞打下了基础。月末，作为我市六大支柱产业之一的医药化工产值将过千亿元。

今年，新增药品零售连锁公司2家,连锁公司兼并单体药店22家，29家不符合规范要求的药品、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被淘汰，药品流通市场结构进一步改善。

（九）切实抓好依法行政、政务信息公开、人大建议、政协提案办理等工作。

一是制订药品执法文书和执法人员进企业检查管理规定，进一步规范执法文书行为。

二是加强对执法行为的监督。对236个行政审批件和56件行政执法案件依照职责严格进行审查。对195件药品、医疗器械案件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情况进行自查。

三是认真办理人大建议、政协提案工作。通过上门走访、实地调研、请进来座谈等多种形式，密切与代表委员的沟通，确保办理进度和质量，共办理人大建议3件、政协提案6件。

四是进一步完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把政务信息工作列入各科室重要工作内容，及时在本局政务网、市政府或通过各类媒体发布，共公开文件规定、行政审批件、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动态等各类政务信息1500余条。

四、深入推进廉政建设，切实加强党建和作风建设

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在强化岗位风险防控和行政权力监督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不断加强和改进廉政教育，增强反腐倡廉教育的针对性、说服力，提高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能力。年初，聘请21名食品药品社会督导员监督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做到作风建设和廉政建设与监管工作相互促进。同时，强化各项制度的落实，用制度管事、管权、管人，今年以来，开展行政执法情况回访120多次，确保权力依法依纪运行。

通过开展“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主题教育，把警示教育、廉政教育、治庸问责工作、“万名干部进万村入万户”活动与政协派驻民主监督员工作结合在一起，引导党员干部职工慎重对待手中的权力，自觉践行“以人为本”理念，全系统150多名干部职工参加了入农户访民情活动，了解了民情，宣传了政策，增进了与群众的'感情，提高了做群众工作的能力。

以学习大讲堂为平台，开展“建学习型机关、做学习型干部”活动，多次邀请专家作形势分析报告，通过讲党课、讲业务课等多种形式，深入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促进了干部队伍整体素质提高。

今年以来，全局上下迎难而上、锐意进取，食品药品监管工作不断取得新成绩，市委党建目标责任制考核组高度评价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给我局党建工作打了满分。“7.1”前夕，市委授予我局红旗基层党组织、我局代表队在全省药监系统“爱岗敬业、勤政廉政”演讲比赛和全市庆祝建党span>周年“党在我心中”演讲比赛中分别取得第2名和第3名的好成绩，局党组获最佳组织奖，受到市委表彰；除此以外，在人大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城乡互联共建、政务信息公开、创建平安单位等工作中受到市委、市政府的表彰；在工作目标、案件稽查、民主评议行风等工作中，受到了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市委、市政府的表彰。

五、存在的问题

虽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们清醒地认识到食品药品安全工作还存在着与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不相适应的问题。

目前，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设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职责是贯彻落市政府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部署、承担综合协调、考核评价、组织开展专项整治，指导、协调食品安全事故处置及责任调查处理和宣传、培训等工作。宣传培训要经费开支，巡查监管要交通工具，综合协调、工作考核要成本，但食安办是一个临时性机构，没有编制、没有预算，行政运行缺乏保障，制约了食品安全工作的正常开展。

检验检测能力与省、市中心城市建设战略布局不相适应。经过多年的发展，市食品药品检验所虽然在业务建设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检验能力位于全省前列，但如果以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来定位其技术和人才支撑作用，还有非常大的距离。

餐饮服务监管能力亟待提高，餐饮服务监管职能调整以来，执法支队租用房屋办公，执法车辆、执法装备配备不足。小餐饮准入门槛低，无证经营的现象较为突出，管理比较薄弱，如果发生食品安全事件，影响重大；保健食品、化妆品监管还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和监管盲区。

此外，餐饮服务、保健食品、化妆品监管队伍规范化建设亟待加强。

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围绕建设“四个襄阳”战略布局，强化目标意识、依法行政意识、主动服务意识、创新意识和治庸问责意识，以“六大”体系作支撑，打造服务企业、服务公众的食品药品安全工作品牌，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

第一、进一步完善食品药品安全责任体系。找准在政府总责、部门本责、企业第一责任的结合点，形成完整的责任链，实现无缝监管，使食品药品安全责任体系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从体制上、机制上保障食品药品安全。

第二、进一步完善食品药品安全诚信体系。大力开展创建“诚信企业”活动，并以此为载体，加强药品、医疗器械、餐饮服务、保健食品、化妆品信用体系建设，建立信用信息数据库、建立企业信用激励约束机制、对信用差的企业特别是严重失信的企业，加大曝光力度，使守信企业得实惠、失信企业受惩戒，预防和减少企业失信行为发生。

第三、建立食品药品安全风险防控体系。排查药品、餐饮服务保健食品化妆品安全风险隐患，建立健全风险监控网络和预警平台，实现安全风险早发现、早报告、早预警、早交流、早处置。

第四、不断完善和巩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系。切实加强监管能力建设；加强审评审批、市场准入、高风险品种、基本药物、农村药品、药品广告、稽查打假以及餐饮服务、保健食品等关键环节监管；深入开展药品安全和餐饮服务示范创建，为企业搞好服务，促进经济发展。

第五、加快建设食品药品安全技术支撑体系。进一步提高检验检测能力，把襄阳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建设成为与省域副中心城市相适应的、统一、高效的区域性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

把技术支撑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大药品抽验力度，建设县级快检平台，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检验能力。

加强药械不良反应监测工作，加强培训，进一步提高不良反应监测能力，提高监测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

以省制药工业技校为基础，建设辐射鄂西北的区域性食品药品培训中心。

第六、建立食品药品安全评价体系。建立食品安全评价系统、药品安全评价系统和公众对食品药品安全满意度采集系统，从资源保障、建立机制、长效监管、应急管理、宣传教育等方面对我市食品药品安全工作进行评价、考核。

在建设“六大”体系的同时，我们要以治庸问责活动的深入开展为契机，以最严格的纪律抓好监管队伍建设，对干部严格教育、严格要求、严格监督。深入推进创先争优和廉政建设，打造一支监管为民、务实清廉、人民群众信得过的食品药品监管队伍，为建设“四个襄阳”和人民群众健康、幸福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