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8.16快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件海事诉讼典型案例

第一篇：2018.08.16快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件海事诉讼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件海事诉讼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海事诉讼，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 2018-08-08

2017年，全国海事审判队伍紧紧围绕海洋强国、“一带一路”建设等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充分发挥海事审判职能作用，在提升海事司法理念、统一裁判尺度、促进国际航运发展、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等方面取得新的进展。为充分发挥法院在海洋强国建设中的司法保障和服务职能，营造良好的海洋司法环境，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2017年度十件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此次发布的十个典型案例中，具有涉外因素的海事案件比例较大。其中既有涉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联盟公司海事强制令案、海德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招商局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也有提供中国智慧，通过调解解决系列国际商事纠纷的哈皮那公司船舶建造纠纷案，还有案件当事人与纠纷均在国外，但当事人在中国海事法院寻求司法救济的大宇公司船舶抵押合同纠纷案，这些案件充分展示了人民法院采信域外证据、查明及适用外国法律的能力与水平，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公正司法形象。此外还有明确法律适用、统一裁判规则的隆达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三福公司船舶建造保险合同纠纷案、力鹏公司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以及我国海事法院试点海事刑事审判的艾伦·门多萨·塔布雷涉外海上交通肇事案，这些案件对海事审判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索和回应，对明确法律适用、统一裁判尺度、完善审判规则起到了较好的指导作用。（黄西武）

附：2017年度十件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案例一：浙江隆达不锈钢有限公司诉A.P.穆勒-马士基有限公司（A.P.Moller-MaerskA/S）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4年6月，隆达公司由中国宁波港出口一批不锈钢产品至斯里兰卡科伦坡港。隆达公司通过货运代理人向马士基公司订舱，涉案货物于同年6月28日出运。2014年7月9日，隆达公司通过货运代理人向马士基公司发邮件称，发现货物运错目的地要求改港或者退运。马士基公司于同日回复，因距货物抵达目的港不足2天，无法安排改港，如需退运则需与目的港确认后回复。次日，隆达公司的货运代理人询问货物是否可以原船带回。马士基公司当日回复“原船退回不具有操作性，货物在目的港卸货后，需要由现在的收货人在目的港清关后，再向当地海关申请退运。海关批准后，才可以安排退运事宜”。涉案货物于2014年7月12日左右到达目的港。2015年5月19日，隆达公司向马士基公司发邮件表示已按马士基公司要求申请退运，马士基公司随后告知隆达公司涉案货物已被拍卖。隆达公司向宁波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马士基公司赔偿其货物损失及相应利息。

【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一审判决驳回隆达公司的诉讼请求，隆达公司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马士基公司赔偿隆达公司50%的货物损失及利息。马士基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依据合同法第三百零八条的规定，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托运人享有请求变更合同的权利，同时也应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如果变更运输合同难以实现或者将严重影响承运人正常营运，承运人可以拒绝托运人改港或者退运的请求，但应当及时通知托运人不能执行的原因。涉案运输方式为国际班轮运输，货物于2014年7月12日左右到达目的港，隆达公司于7月9日要求马士基公司改港或者退运，在距离船舶到达目的港只有两三天时间的情形下，马士基公司主张由于航程等原因无法安排改港、原船退回不具有操作性，客观合理。一审判决支持马士基公司的上述主张，符合公平原则，予以维持。隆达公司明知目的港无人提货而未采取措施处理，致使货物被海关拍卖，其举证也不足以证明马士基公司未尽到谨慎管货义务，二审法院判决马士基公司承担涉案货物一半的损失，缺乏事实依据，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

【典型意义】

合同法第三百零八条是否适用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一直是理论研究与审判实务中争议很大的问题。本案再审判决紧紧围绕案件事实，依据合同法之公平原则，合理平衡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各方当事人之利益，确定了合同法第三百零八条适用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一般规则，统一了相关纠纷的裁判尺度，为我国正在进行的海商法修订工作提供司法经验。再审改判支持了外方当事人的抗辩，表明人民法院严格适用法律，平等保护境内外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彰显我国良好的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

案例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保险运营中心与泰州三福船舶工程有限公司船舶建造保险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三福公司与波兰赫密恩公司于2008年4月28日签订了造船合同，同日三福公司、赫密恩公司与设计方上海佳豪公司签订该船舶建造的技术规格书，约定船舶达到干舷吃水8.25米时，载重吨大约为16900吨。三福公司于2011年5月14日为该艘船舶的建造向人保航运中心投保船舶建造险，人保航运中心于5月17日向三福公司签发保险单。涉案保险单背面印制的保险条款第三条列明保险责任范围包括“保险船舶任何部分因设计错误而引起的损失”，第四条列明的除外责任包括“建造合同规定的罚款以及由于拒收和其他原因造成的间接损失”。涉案船舶基本建成前进行的空船测试显示：空船重量为6790吨，吃水8.25米时载重吨为15968.60吨，比设计合同的约定少931.40吨。三福公司发现上述问题后，于2012年3月10日与赫密恩公司签订备忘录协商同意降价286万美元。此后，三福公司通过增加船舶干舷吃水0.2米将船舶载重吨增加至16593.90吨，于2012年3月16日向赫密恩公司实际交付船舶。三福公司于2012年7月9日就上述降价损失向人保航运中心提出保险索赔被拒，遂于11月26日提起诉讼。

【裁判结果】

上海海事法院一审认为，三福公司因船舶吃水设计错误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8038878元属于船舶建造险的承保范围，判决人保航运中心赔偿该损失及其利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基本同意一审判决意见，但认为一审判决没有扣除保险单约定的免赔额人民币14万元不当，遂在此基础上相应改判。人保航运中心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

（一）海商法规定的船舶原则上应限于基本建成而具有航海能力的船舶，船舶建造险所承保的船舶是否属于该法规定的船舶，需要根据其是否具有航海能力分阶段相应认定。在三福公司投保当时造船材料尚未移上船台，远未建成为海商法一般意义上的船舶，且涉案保险事故及其原因发生在船舶基本建成前的建造与设计阶段，本案纠纷不应适用海商法的规定。

一、二审法院适用海商法关于海上保险的规定作出判决错误，应予纠正。

（二）对保险条款首先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涉案保险条款规定“本公司对保险船舶的下列损失、责任和费用，负责赔偿”，以船舶指代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或者建造人等相关利益主体，“损失和费用”是指被保险人的“损失和费用”。在没有特别限定情况下通常可以理解为包含有形物理损害（损坏）和无形的经济损失。

（三）船舶建造保险单已经明确以造船合同文本为基础，应根据保险单和保险条款确定保险责任范围。被保险人与船舶买方在造船合同约定之外另行协商赔偿，超出保险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时的合理预期，保险人有权拒绝赔付。遂改判人保航运中心赔偿三福公司损失人民币5640640.45元及其利息。

【典型意义】

中国作为造船大国，多年来持有造船订单和实际造船总载重吨位居全球第一。本案涉及船舶建造险的法律适用、保险条款的解释，以及船舶设计错误、损失赔偿数额认定等一系列比较复杂的法律适用和海事专门技术问题。航运和保险业特别关注，将本案再审作为依法解决类案的一个示范性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判决通过通俗阐明专业技术问题和抽丝剥茧的法律论证，逐一厘清了船舶建造险的法律适用规则、保险条款的解释方法、船舶设计错误及有关损失的认定依据，积极回应了船舶建造业与保险业长期争执不休的法律热点问题，对指导全国法院公正审理同类纠纷案件、规范相关市场主体的履约行为、促进航运保险业稳定健康发展，均具有积极作用。

案例三：广州海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与福建英达华工贸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英达华公司委托海德公司运输一批照明设备至哥伦比亚。海德公司的授权代表向英达华公司签发了无船承运人提单，记载托运人为英达华公司，收货人为哥伦比亚国家电气进口有限公司，装货港为中国盐田港，卸货港为哥伦比亚布埃纳文图拉，船名和航次为“圣塔卡琳娜（Santacatarina）”轮429E航次，运费到付，运输方式为场到场（CY-CY）。货物运抵目的港后，涉案2个集装箱分别于2014年11月26日、12月9日空箱调度到中国上海。英达华公司仍持有涉案提单，且未收回全部货款。英达华公司向广州海事法院起诉主张海德公司无单放货，请求判令海德公司赔偿英达华公司货款及运杂费损失。海德公司抗辩称其并未向收货人交付货物，涉案货物系因在卸货港海关保税仓库超期存放，而被哥伦比亚海关依据法律规定作为弃货处理，海德公司依法无需承担责任。

【裁判结果】 广州海事法院一审认为，海德公司抗辩涉案货物因超过法律规定期限无人提货而被目的港海关作弃货处理，但其提交的哥伦比亚税务海关局的文件无原件核对，亦未办理公证认证手续，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判决海德公司构成无单放货，赔偿英达华公司货款损失93622.3美元及其利息。海德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并提交了经认证的哥伦比亚税务海关局出具的相关文件作为证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海德公司二审补充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涉案货物在目的港因超过存储期限无人提取而被海关当局作为弃货处理，承运人海德公司依法可以免除交付货物责任。二审改判驳回英达华公司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为典型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货物交付纠纷，具有以下典型意义：第一，涉案货物运输的目的港在哥伦比亚，证明货物交付需要调取域外证据，难度较大。二审法院依法审查采信域外证据，认定海德公司不构成无单放货，判决驳回英达华公司的诉讼请求，实现了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统一。第二，该案具有国际贸易商业风险提示意义，有利于促使国内出口商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境外买方未按时付款赎单，卖方在积极处理贸易纠纷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自己作为提单持有人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的权利与义务。不适当地将贸易风险转嫁到运输领域，可能导致“钱货两空”，损失难以弥补。

案例四：招商局物流集团（天津）有限公司与以星综合航运有限公司、合肥索尔特化工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以色列以星航运公司与我国招商物流公司签订的订舱协议约定，招商物流公司委托以星航运公司作为其在天津的进出口货物运输承运人；若货物在目的港无人提取，招商物流公司将与托运人对因此给以星航运公司所造成的一切责任、后果和费用承担连带责任。2014年8月，招商物流公司委托以星航运公司将一个20尺集装箱货物从天津新港运至乌克兰敖德萨港。以星航运公司签发了托运人为索尔特公司的指示提单，提单载明了集装箱的免费使用期与超期收费标准。货物到港后，一直没有收货人持正本提单提货。后货物在目的港被销毁，以星航运公司为此支付了目的港产生的销毁费用、堆存费、装卸费等。以星航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招商物流公司、索尔特公司连带赔偿其目的港各项费用及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等经济损失20310美元及利息。案件审理中，以星航运公司与招商物流公司均主张适用中国法律处理本案合同争议。

【裁判结果】

天津海事法院一审判令招商物流公司赔偿以星航运公司在目的港支付的货物处置费用及按照购置成本基础计算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共计66152.52元人民币及利息，驳回以星航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招商物流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涉案提单系以星航运公司基于招商物流公司按照订舱协议提出的订舱要求所签发，虽提单记载托运人并非招商物流公司，但以星航运公司仍有权按照由订舱所形成的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向订舱的托运人主张权利，当货物在目的港无人提货时，以星航运公司有权向合同相对方招商物流公司主张相应权利。承运人留置货物仅为其主张债权的方式之一，不留置货物并不影响承运人向托运人主张相关费用的权利。就货物销毁费用、堆存费、装卸费等损失，以星航运公司提交的在乌克兰目的港形成的相关证据经过公证认证，可相互印证。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终审后，招商物流公司主动履行了判决确定的义务。

【典型意义】

本案系一起发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目的港无人提货引起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具有以下典型意义：一是明确了目的港无人提货给承运人造成损失的责任主体。在卸货港无人提取货物的情况下，承运人有权基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向合同相对方托运人主张相应权利。二是明确了海商法第八十七条、第八十八条规定的承运人留置权并非其向托运人索赔的前置条件。留置货物仅为承运人主张债权的方式之一，承运人不留置货物并不影响其向托运人主张相关费用的权利。三是不把公证认证作为判断域外证据证明力的唯一标准，而是结合具体案情、域外证据种类、待证事实、可否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等因素，运用经验法则与逻辑推理，对域外证据进行综合认定，充分展示了“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人民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的应有水平。

案例五：厦门力鹏船运有限公司等与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货轮公司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力鹏公司所属“力鹏1”轮与中海公司所属“碧华山”轮发生碰撞，造成“力鹏1”轮船体右倾，之后因舱内集装箱系固不当发生倒塌，致使“力鹏1”轮右倾角度不断增大，加之被拖轮从左侧顶推往浅水区坐浅，最终导致沉没。海事部门作出调查报告认定“碧华山”轮与“力鹏1”轮对碰撞事故分别承担事故主次责任。力鹏公司及“力鹏1”轮船舶保险人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碧华山”轮承担80％的事故赔偿责任，并从“碧华山”轮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中优先受偿等。中海公司抗辩认为，“力鹏1”轮沉没的最主要原因不是碰撞事故，而是该轮船舶结构缺陷、积载不当、货物系固不当、船员打压载水时操作错误等原因，故“力鹏1”轮应承担70%碰撞责任，“碧华山”轮对“力鹏1”轮沉没导致的损失不承担责任。中海公司反诉请求判令力鹏公司赔偿损失并从“力鹏1”轮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中受偿。

【裁判结果】

厦门海事法院一审认为，综合全案证据可以认定，“碧华山”轮和“力鹏1”轮就碰撞事故本身应分别承担60%、40%责任，但“力鹏1”轮沉没除碰撞所致右倾之外，还加入了该轮本身集装箱系固不当等因素，故就“力鹏1”轮沉没而言，“碧华山”轮与“力鹏1”轮应分别承担40%、60%的责任，海事赔偿限额适用于本、反诉请求相互抵销后的差额。据此判决中海公司分别向力鹏公司及“力鹏1”轮船舶保险人赔偿人民币2843556元和5355402元及相应利息。双方当事人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碧华山”轮与“力鹏1”轮就碰撞和沉没均应分别承担60%、40%责任。中海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力鹏公司没有对“力鹏1”轮舱内集装箱进行防止倒塌的固定，该行为具有过错且对该轮沉没具有原因力。一审判决据此减轻中海公司对“力鹏1”轮沉没的损害赔偿责任，并酌定力鹏公司与中海公司分别对“力鹏1”轮沉没损失承担60%、40%的责任，并无不当。再审判决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系典型的船舶碰撞及沉没事故引发的纠纷。就船舶碰撞与沉没的责任比例，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并在业界引起较大关注。本案具有两方面的典型意义：第一，本案从大量涉及航海、船舶驾驶、货物配载、集装箱系固等专业而复杂的证据材料中抽丝剥茧，全面分析“力鹏1”轮沉没的原因力，经过充分论证，判定集装箱系固不当造成船舶右倾角度加大是该轮最终沉没的原因之一，从而将“碧华山”轮因碰撞事故所应承担的过错责任比例区分于其因“力鹏1”轮沉没所应承担的过错责任比例。这样处理既符合技术规范的要求，也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第二，本案碰撞双方互负赔偿责任，均设立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在认定双方损失后，根据“先抵销，后受偿”的原则，先将双方损失相互抵销，再到对方所设基金中受偿，符合海商法的规定。

案例六：艾伦·门多萨·塔布雷（AllanMendozaTablate）涉外海上交通肇事案 【基本案情】

艾伦系马耳他籍“卡塔利娜（Catalina）”轮二副。2016年5月，“卡塔利娜”轮从中国连云港空载驶往印度尼西亚。艾伦值班驾驶“卡塔利娜”轮途经浙江象山沿海水域时，在海面起雾、能见度不良、渔区航行的情况下，艾伦违反海上交通安全的相关规定，未保持正规瞭望、采取有效的雾航措施、使用安全航速行驶，未能对当时局面和碰撞危险作出充分估计并及早采取有效的避让行为，导致“卡塔利娜”轮与“鲁荣渔58398”轮发生碰撞，造成“鲁荣渔58398”轮扣翻、沉没，船员张某等十四人死亡，船员王某某等五人失踪的重大交通事故，宁波海事局认定“卡塔利娜”轮应承担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卡塔利娜”轮所有人波尔萨利船运有限公司（BorsariShippingCompanyLtd）共赔偿死亡和失踪人员近亲属人民币2245万元，被害人姜某某等的近亲属出具了谅解书。

【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一审认为，艾伦在驾驶船舶过程中，违反海上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与捕捞渔船发生碰撞，致使渔船扣翻、沉没，造成十四名船员死亡、五名船员失踪，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情节特别恶劣，应当依法惩处。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鉴于艾伦案发后自首，真诚认罪、悔罪，“卡塔利娜”轮船舶所有人积极赔偿被害人近亲属经济损失，部分被害人近亲属表示谅解等，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判决艾伦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一审宣判后，被告人艾伦服判，没有提出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是海事法院试点管辖的第一宗海事刑事案件，是落实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要求的重要内容和具体措施。该案的顺利审结，开启了我国海事审判“三审合一”新篇章，为探索以民商事案件为主，合理涵盖其他领域案件的海事管辖制度改革作出了积极贡献。审判实践表明，海事法院管辖海事刑事案件，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更能发挥海事法院的专业优势，有利于海事刑事、海事行政、海事民商事相关案件的协调处理，也有利于涉海法律法规的统一实施。

案例七：联盟多式联运有限合伙公司（SoyuzTransLinkLlp）与深圳运达物流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海事强制令案 【基本案情】

日本联盟公司为运输一批民生热电设施，委托运达公司办理从日本横滨港经海运至我国江苏省连云港，再继续通过铁路运输运抵哈萨克斯坦的货运代理事宜。货物自日本横滨港运往我国江苏省连云港后，按计划应继续通过铁路运输运抵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运达公司以联盟公司的关联企业案外人SoyuzTransLink（Dubai）欠付其费用为由，拒绝安排后续货物运输事宜，致使货物长期滞留连云港。联盟公司向运达公司支付货运代理费，并发函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之后，联盟公司以保障其合法权益，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为由，向上海海事法院提出海事强制令申请，请求责令运达公司向其交付涉案货物。

【裁判结果】

上海海事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本案证据，运达公司系安排涉案货物运输的货运代理人。货物经海上运输抵达连云港后，运达公司并未按计划办理铁路运输事宜。联盟公司向运达公司支付了货运代理费，并主张解除双方之间的货运代理合同。运达公司无正当理由，拒绝将货物交付联盟公司，违反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货物已在连云港滞留半年，为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联盟公司向上海海事法院申请海事强制令，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上海海事法院裁定予以准许，并责令运达公司立即向联盟公司交付涉案货物。

【典型意义】

本案为具有涉外因素的海事强制令案件，双方当事人在履行涉及欧亚班列的海陆联运货运代理合同中产生了纠纷，因涉及多个国家，国际影响较大。本案的处理充分体现了海事强制令制度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避免损失扩大的制度功能。涉案货物是保障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居民供电及冬季取暖的重要设备，在连云港滞留近半年，如不能及时运输出境，将按照海关规定被处以罚款、强制退运甚至罚没。上海海事法院及时作出海事强制令，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与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中国法院的及时救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向上海海事法院发来致谢外交照会。

案例八：温州海事局申请认定财产无主案 【基本案情】

2016年10月20日，温州海事局接到报警，在瓯越大桥下游发现一艘船舶搁浅。经查，该船装载有燃料油，无证书或标识，也无船员在船。经救助，温州海事局于当天将船舶脱浅后转移至船坞内，船上油品转驳存放。经进一步调查，未找到该船船东或船员，遇险船舶也无任何证书或身份标识，船舶所有权情况无法证实，也无任何人主张权利。温州海事局遂向宁波海事法院申请认定财产无主。

【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立案受理后，发出财产认领公告。因认定财产无主公告期为1年，船舶及船载油品长期存放，将持续发生保管费用，造成财产贬损，温州海事局申请提前拍卖无名船舶及船载油品，保留所得款项。宁波海事法院裁定予以准许，无名船舶及油品各以人民币10.7万元和62.4万元拍卖成交。涉案无名船舶由买受人买受后，在温州海事局的监督下被拆解处理。公告期满后，因无人认领，宁波海事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认定涉案船舶及船载油品为无主财产，拍卖所得价款在扣除公告、评估以及保存、拍卖费用后，余款收归国家所有。

【典型意义】

本案具有以下典型意义：第一，为依法及时处置无人认领船舶和船载货物提供了可行办法，为有效解决无人认领、无人管控船舶及船载货物处置难、保管难等问题，提供了一条可行的司法途径。第二，为打击海上走私等非法行为提供司法保障。近年来，我国沿海地区油品、冻品等走私猖獗，一些走私分子为逃避打击而弃船弃货，船舶因权属不明而难以处置，制约了海上执法行动的有效开展。通过申请认定财产无主程序，提前处置无人认领船舶及船载货物，并在海事部门监督下进行拆解，可以有效避免上述法律风险，堵住船舶和货物再次流入市场的漏洞。第三，能动司法，及时处置无主财产，避免保管费用和风险持续增加。根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关于诉讼中拍卖船舶和船载货物的规定，在公告期间裁定提前拍卖无名船舶及船载油品，减轻了执法部门因保管和处置船舶及船载货物而带来的财政负担。

案例九：哈皮那船舶公司（HarpinaOwningCompanyLimited）与江苏天元船舶进出口有限公司、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和扬子鑫福造船有限公司船舶建造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3年底至2014年6月份，希腊卡迪夫海事有限公司（CardiffMarineInc.）以其设立的包括哈皮那公司在内的六家单船公司名义，与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旗下的天元公司、新扬子公司、扬子公司等分别签订六份船舶建造协议。双方除第一艘船舶正常交接外，其余五艘船舶均存在争议。2017年3月1日，哈皮那公司向武汉海事法院申请海事强制令，要求三被申请人立即交付“世外桃源”轮。同月16日，哈皮那公司又向伦敦海事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此外，围绕其他几艘船舶的建造合同，相关各方还有3起在伦敦海事仲裁委员会进行的仲裁，以及1起在英国法院进行的诉讼。

【裁判结果】

在武汉海事法院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哈皮那公司等支付涉案款项、扬子江公司交付涉案船舶；哈皮那公司永久性地撤销英国伦敦仲裁并负担全部仲裁费用；双方当事人就本和解协议所涉事项不可撤销地相互放弃主张。为保证调解协议的顺利履行，武汉海事法院于调解协议达成当日即制作调解书并送达双方当事人，双方当事人都按期履行了各自义务。本案调解协议达成并履行后，卡迪夫海事有限公司和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等相关当事人，按照本案调解模式，就其他船舶建造合同项下的纠纷，也分别达成调解协议并实际履行。

【典型意义】

本案系在国际航运市场持续走低背景下发生的涉外船舶建造合同纠纷，具有如下典型意义：第一，践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案纠纷涉及多国当事人，通过一般诉讼程序解决耗时费力，执行难度大，武汉海事法院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角度出发，确立了调解方案，引导当事人理性面对和解决纠纷。调解结案，不仅使哈皮那公司及早将20万吨级的“世外桃源”轮投入运营，也避免了天元公司等可能面临的船舶营运损失索赔。第二，涉案纠纷的顺利调解解决，为卡迪夫公司和扬子江公司之间的诸多国际仲裁和诉讼，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处理思路，在当事人都可接受的利益平衡点上，借鉴中国调解经验，最终解决了系列国际纠纷。

案例十：大宇造船海洋株式会社（Daewoo Shipbuilding & Marine Engineering Co.，Ltd）诉西达克凌公司（C Duckling Corporation）船舶抵押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大宇造船与利比里亚JE公司签订《船舶建造合同》，JE公司为买方，大宇造船为建造方。履约过程中，买方变更为马绍尔群岛的西象公司，巴拿马的西达克凌公司作为船舶所有人，加入履行买方义务。大宇造船与西象公司、西达克凌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西象公司承担第一笔3000万美元的付款义务，西达克凌公司承担第二笔1800万美元的付款义务。三方随后在英国伦敦签订抵押合同，约定西达克凌公司以其所有的“金鹅”轮（M/VGloryComfort）分别为付款义务及产生的相关费用提供第一、第二优先受偿抵押担保，并在巴拿马办理了船舶抵押登记。因西象公司、西达克凌公司未能如约付款，大宇造船在英国伦敦提起仲裁，仲裁庭裁决西象公司、西达克凌公司继续履行付款义务，该仲裁裁决已被青岛海事法院裁定予以承认。因“金鹅”轮另案被青岛海事法院扣押并拍卖，大宇造船进行了债权登记并提起确权诉讼，请求确认其对“金鹅”轮享有580万美元的第一优先受偿抵押权。

【裁判结果】

青岛海事法院经确权诉讼程序审理后认为，依照海商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七十一条的规定，涉案船舶抵押合同以及船舶抵押权均应适用巴拿马法律。根据巴拿马法律的相关规定，双方当事人签订了抵押合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大宇造船享有船舶抵押权。相关主债权已被伦敦仲裁裁决予以确认，且该仲裁裁决已由青岛海事法院裁定予以承认。青岛海事法院终审判决大宇造船对西达克凌公司所有的“金鹅”轮享有580万美元的第一优先船舶抵押权，可自“金鹅”轮的拍卖价款中依法受偿。

【典型意义】

本案是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的确权诉讼案件，由海事法院一审终审，当事人不得提起上诉。案件涉及来自韩国、利比里亚、巴拿马、马绍尔群岛等多个国家的当事人，抵押合同签订于英国伦敦，主债权涉及伦敦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青岛海事法院根据我国海商法第十四章有关涉外关系法律适用的相关规定，依照船旗国法律认定船舶抵押权的效力，确认了在国外设立的船舶抵押权的优先受偿效力。本案的成功处理，显示出中国法院依法查明适用外国法律的能力和水平，树立了我国海事司法公平公正的国际形象。

来源：http：//

第二篇：最高人民法院十件海事诉讼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十件海事诉讼典型案例

2017年，全国海事审判队伍紧紧围绕海洋强国、“一带一路”建设等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充分发挥海事审判职能作用，在提升海事司法理念、统一裁判尺度、促进国际航运发展、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等方面取得新的进展。为充分发挥法院在海洋强国建设中的司法保障和服务职能，营造良好的海洋司法环境，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2017十件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此次发布的十个典型案例中，具有涉外因素的海事案件比例较大。其中既有涉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联盟公司海事强制令案、海德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招商局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也有提供中国智慧，通过调解解决系列国际商事纠纷的哈皮那公司船舶建造纠纷案，还有案件当事人与纠纷均在国外，但当事人在中国海事法院寻求司法救济的大宇公司船舶抵押合同纠纷案，这些案件充分展示了人民法院采信域外证据、查明及适用外国法律的能力与水平，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公正司法形象。此外还有明确法律适用、统一裁判规则的隆达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三福公司船舶建造保险合同纠纷案、力鹏公司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以及我国海事法院试点海事刑事审判的艾伦•门多萨•塔布雷涉外海上交通肇事案，这些案件对海事审判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索和回应，对明确法律适用、统一裁判尺度、完善审判规则起到了较好的指导作用。（黄西武）

附：2017十件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1.浙江隆达不锈钢有限公司诉A.P.穆勒-马士基有限公司(A.P.Moller-MaerskA/S)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4年6月，隆达公司由中国宁波港出口一批不锈钢产品至斯里兰卡科伦坡港。隆达公司通过货运代理人向马士基公司订舱，涉案货物于同年6月28日出运。2014年7月9日，隆达公司通过货运代理人向马士基公司发邮件称，发现货物运错目的地要求改港或者退运。马士基公司于同日回复，因距货物抵达目的港不足2天，无法安排改港，如需退运则需与目的港确认后回复。次日，隆达公司的货运代理人询问货物是否可以原船带回。马士基公司当日回复“原船退回不具有操作性，货物在目的港卸货后，需要由现在的收货人在目的港清关后，再向当地海关申请退运。海关批准后，才可以安排退运事宜”。涉案货物于2014年7月12日左右到达目的港。2015年5月19日，隆达公司向马士基公司发邮件表示已按马士基公司要求申请退运，马士基公司随后告知隆达公司涉案货物已被拍卖。隆达公司向宁波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马士基公司赔偿其货物损失及相应利息。

【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一审判决驳回隆达公司的诉讼请求，隆达公司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马士基公司赔偿隆达公司50%的货物损失及利息。马士基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依据合同法第三百零八条的规定，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托运人享有请求变更合同的权利，同时也应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如果变更运输合同难以实现或者将严重影响承运人正常营运，承运人可以拒绝托运人改港或者退运的请求，但应当及时通知托运人不能执行的原因。涉案运输方式为国际班轮运输，货物于2014年7月12日左右到达目的港，隆达公司于7月9日要求马士基公司改港或者退运，在距离船舶到达目的港只有两三天时间的情形下，马士基公司主张由于航程等原因无法安排改港、原船退回不具有操作性，客观合理。一审判决支持马士基公司的上述主张，符合公平原则，予以维持。隆达公司明知目的港无人提货而未采取措施处理，致使货物被海关拍卖，其举证也不足以证明马士基公司未尽到谨慎管货义务，二审法院判决马士基公司承担涉案货物一半的损失，缺乏事实依据，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

【典型意义】

合同法第三百零八条是否适用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一直是理论研究与审判实务中争议很大的问题。本案再审判决紧紧围绕案件事实，依据合同法之公平原则，合理平衡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各方当事人之利益，确定了合同法第三百零八条适用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一般规则，统一了相关纠纷的裁判尺度，为我国正在进行的海商法修订工作提供司法经验。再审改判支持了外方当事人的抗辩，表明人民法院严格适用法律，平等保护境内外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彰显我国良好的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

2.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保险运营中心与泰州三福船舶工程有限公司船舶建造保险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三福公司与波兰赫密恩公司于2008年4月28日签订了造船合同，同日三福公司、赫密恩公司与设计方上海佳豪公司签订该船舶建造的技术规格书，约定船舶达到干舷吃水8.25米时，载重吨大约为16900吨。三福公司于2011年5月14日为该艘船舶的建造向人保航运中心投保船舶建造险，人保航运中心于5月17日向三福公司签发保险单。涉案保险单背面印制的保险条款第三条列明保险责任范围包括“保险船舶任何部分因设计错误而引起的损失”，第四条列明的除外责任包括“建造合同规定的罚款以及由于拒收和其他原因造成的间接损失”。涉案船舶基本建成前进行的空船测试显示：空船重量为6790吨，吃水8.25米时载重吨为15968.60吨，比设计合同的约定少931.40吨。三福公司发现上述问题后，于2012年3月10日与赫密恩公司签订备忘录协商同意降价286万美元。此后，三福公司通过增加船舶干舷吃水0.2米将船舶载重吨增加至16593.90吨，于2012年3月16日向赫密恩公司实际交付船舶。三福公司于2012年7月9日就上述降价损失向人保航运中心提出保险索赔被拒，遂于11月26日提起诉讼。

【裁判结果】

上海海事法院一审认为，三福公司因船舶吃水设计错误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人民币

18038878元属于船舶建造险的承保范围，判决人保航运中心赔偿该损失及其利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基本同意一审判决意见，但认为一审判决没有扣除保险单约定的免赔额人民币14万元不当，遂在此基础上相应改判。人保航运中心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

（一）海商法规定的船舶原则上应限于基本建成而具有航海能力的船舶，船舶建造险所承保的船舶是否属于该法规定的船舶，需要根据其是否具有航海能力分阶段相应认定。在三福公司投保当时造船材料尚未移上船台，远未建成为海商法一般意义上的船舶，且涉案保险事故及其原因发生在船舶基本建成前的建造与设计阶段，本案纠纷不应适用海商法的规定。

一、二审法院适用海商法关于海上保险的规定作出判决错误，应予纠正。

（二）对保险条款首先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涉案保险条款规定“本公司对保险船舶的下列损失、责任和费用，负责赔偿”，以船舶指代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或者建造人等相关利益主体，“损失和费用”是指被保险人的“损失和费用”。在没有特别限定情况下通常可以理解为包含有形物理损害（损坏）和无形的经济损失。

（三）船舶建造保险单已经明确以造船合同文本为基础，应根据保险单和保险条款确定保险责任范围。被保险人与船舶买方在造船合同约定之外另行协商赔偿，超出保险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时的合理预期，保险人有权拒绝赔付。遂改判人保航运中心赔偿三福公司损失人民币5640640.45元及其利息。

【典型意义】

中国作为造船大国，多年来持有造船订单和实际造船总载重吨位居全球第一。本案涉及

船舶建造险的法律适用、保险条款的解释，以及船舶设计错误、损失赔偿数额认定等一系列比较复杂的法律适用和海事专门技术问题。航运和保险业特别关注，将本案再审作为依法解决类案的一个示范性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判决通过通俗阐明专业技术问题和抽丝剥茧的法律论证，逐一厘清了船舶建造险的法律适用规则、保险条款的解释方法、船舶设计错误及有关损失的认定依据，积极回应了船舶建造业与保险业长期争执不休的法律热点问题，对指导全国法院公正审理同类纠纷案件、规范相关市场主体的履约行为、促进航运保险业稳定健康发展，均具有积极作用。

3.广州海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与福建英达华工贸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英达华公司委托海德公司运输一批照明设备至哥伦比亚。海德公司的授权代表向英达华公司签发了无船承运人提单，记载托运人为英达华公司，收货人为哥伦比亚国家电气进口有限公司，装货港为中国盐田港，卸货港为哥伦比亚布埃纳文图拉，船名和航次为“圣塔卡琳娜（Santacatarina）”轮429E航次，运费到付，运输方式为场到场（CY-CY）。货物运抵目的港后，涉案2个集装箱分别于2014年11月26日、12月9日空箱调度到中国上海。英达华公司仍持有涉案提单，且未收回全部货款。英达华公司向广州海事法院起诉主张海德公司无单放货，请求判令海德公司赔偿英达华公司货款及运杂费损失。海德公司抗辩称其并未向收货人交付货物，涉案货物系因在卸货港海关保税仓库超期存放，而被哥伦比亚海关依

据法律规定作为弃货处理，海德公司依法无需承担责任。

【裁判结果】

广州海事法院一审认为，海德公司抗辩涉案货物因超过法律规定期限无人提货而被目的港海关作弃货处理，但其提交的哥伦比亚税务海关局的文件无原件核对，亦未办理公证认证手续，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判决海德公司构成无单放货，赔偿英达华公司货款损失93622.3美元及其利息。海德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并提交了经认证的哥伦比亚税务海关局出具的相关文件作为证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海德公司二审补充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涉案货物在目的港因超过存储期限无人提取而被海关当局作为弃货处理，承运人海德公司依法可以免除交付货物责任。二审改判驳回英达华公司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为典型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货物交付纠纷，具有以下典型意义：第一，涉案货物运输的目的港在哥伦比亚，证明货物交付需要调取域外证据，难度较大。二审法院依法审查采信域外证据，认定海德公司不构成无单放货，判决驳回英达华公司的诉讼请求，实现了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统一。第二，该案具有国际贸易商业风险提示意义，有利于促使国内出口商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境外买方未按时付款赎单，卖方在积极处理贸易纠纷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自己作为提单持有人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的权利与义务。不适当地将贸易风险转嫁到运输领域，可能导致“钱货两空”，损失难以弥补。

4.招商局物流集团（天津）有限公司与以星综合航运有限公司、合肥索尔特化工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以色列以星航运公司与我国招商物流公司签订的订舱协议约定，招商物流公司委托以星航运公司作为其在天津的进出口货物运输承运人；若货物在目的港无人提取，招商物流公司将与托运人对因此给以星航运公司所造成的一切责任、后果和费用承担连带责任。2014年8月，招商物流公司委托以星航运公司将一个20尺集装箱货物从天津新港运至乌克兰敖德萨港。以星航运公司签发了托运人为索尔特公司的指示提单，提单载明了集装箱的免费使用期与超期收费标准。货物到港后，一直没有收货人持正本提单提货。后货物在目的港被销毁，以星航运公司为此支付了目的港产生的销毁费用、堆存费、装卸费等。以星航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招商物流公司、索尔特公司连带赔偿其目的港各项费用及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等经济损失20310美元及利息。案件审理中,以星航运公司与招商物流公司均主张适用中国法律处理本案合同争议。

【裁判结果】

天津海事法院一审判令招商物流公司赔偿以星航运公司在目的港支付的货物处置费用及按照购置成本基础计算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共计66152.52元人民币及利息,驳回以星航

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招商物流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涉案提单系以星航运公司基于招商物流公司按照订舱协议提出的订舱要求所签发，虽提单记载托运人并非招商物流公司，但以星航运公司仍有权按照由订舱所形成的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向订舱的托运人主张权利，当货物在目的港无人提货时，以星航运公司有权向合同相对方招商物流公司主张相应权利。承运人留置货物仅为其主张债权的方式之一，不留置货物并不影响承运人向托运人主张相关费用的权利。就货物销毁费用、堆存费、装卸费等损失，以星航运公司提交的在乌克兰目的港形成的相关证据经过公证认证，可相互印证。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终审后，招商物流公司主动履行了判决确定的义务。

【典型意义】

本案系一起发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目的港无人提货引起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具有以下典型意义：一是明确了目的港无人提货给承运人造成损失的责任主体。在卸货港无人提取货物的情况下，承运人有权基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向合同相对方托运人主张相应权利。二是明确了海商法第八十七条、第八十八条规定的承运人留置权并非其向托运人索赔的前置条件。留置货物仅为承运人主张债权的方式之一，承运人不留置货物并不影响其向托运人主张相关费用的权利。三是不把公证认证作为判断域外证据证明力的唯一标准，而是结合具体案情、域外证据种类、待证事实、可否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等因素，运用经验法则与逻辑推理，对域外证据进行综合认定，充分展示了“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人民法院

涉外商事海事审判的应有水平。

5.厦门力鹏船运有限公司等与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货轮公司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力鹏公司所属“力鹏1”轮与中海公司所属“碧华山”轮发生碰撞，造成“力鹏1”轮船体右倾，之后因舱内集装箱系固不当发生倒塌，致使“力鹏1”轮右倾角度不断增大，加之被拖轮从左侧顶推往浅水区坐浅，最终导致沉没。海事部门作出调查报告认定“碧华山”轮与“力鹏1”轮对碰撞事故分别承担事故主次责任。力鹏公司及“力鹏1”轮船舶保险人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碧华山”轮承担80％的事故赔偿责任，并从“碧华山”轮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中优先受偿等。中海公司抗辩认为，“力鹏1”轮沉没的最主要原因不是碰撞事故，而是该轮船舶结构缺陷、积载不当、货物系固不当、船员打压载水时操作错误等原因，故“力鹏1”轮应承担70%碰撞责任，“碧华山”轮对“力鹏1”轮沉没导致的损失不承担责任。中海公司反诉请求判令力鹏公司赔偿损失并从“力鹏1”轮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中受偿。

【裁判结果】

厦门海事法院一审认为，综合全案证据可以认定，“碧华山”轮和“力鹏1”轮就碰撞

事故本身应分别承担60%、40%责任，但“力鹏1”轮沉没除碰撞所致右倾之外，还加入了该轮本身集装箱系固不当等因素，故就“力鹏1”轮沉没而言，“碧华山”轮与“力鹏1”轮应分别承担40%、60%的责任，海事赔偿限额适用于本、反诉请求相互抵销后的差额。据此判决中海公司分别向力鹏公司及“力鹏1”轮船舶保险人赔偿人民币2843556元和5355402元及相应利息。双方当事人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碧华山”轮与“力鹏1”轮就碰撞和沉没均应分别承担60%、40%责任。中海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力鹏公司没有对“力鹏1”轮舱内集装箱进行防止倒塌的固定，该行为具有过错且对该轮沉没具有原因力。一审判决据此减轻中海公司对“力鹏1”轮沉没的损害赔偿责任，并酌定力鹏公司与中海公司分别对“力鹏1”轮沉没损失承担60%、40%的责任，并无不当。再审判决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系典型的船舶碰撞及沉没事故引发的纠纷。就船舶碰撞与沉没的责任比例，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并在业界引起较大关注。本案具有两方面的典型意义：第一，本案从大量涉及航海、船舶驾驶、货物配载、集装箱系固等专业而复杂的证据材料中抽丝剥茧，全面分析“力鹏1”轮沉没的原因力，经过充分论证，判定集装箱系固不当造成船舶右倾角度加大是该轮最终沉没的原因之一，从而将“碧华山”轮因碰撞事故所应承担的过错责任比例区分于其因“力鹏1”轮沉没所应承担的过错责任比例。这样处理既符合技术规范的要求，也符合

法律的相关规定。第二，本案碰撞双方互负赔偿责任，均设立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在认定双方损失后，根据“先抵销，后受偿”的原则，先将双方损失相互抵销，再到对方所设基金中受偿，符合海商法的规定。

6.艾伦•门多萨•塔布雷（AllanMendozaTablate）涉外海上交通肇事案

【基本案情】

艾伦系马耳他籍“卡塔利娜（Catalina）”轮二副。2016年5月，“卡塔利娜”轮从中国连云港空载驶往印度尼西亚。艾伦值班驾驶“卡塔利娜”轮途经浙江象山沿海水域时，在海面起雾、能见度不良、渔区航行的情况下，艾伦违反海上交通安全的相关规定，未保持正规瞭望、采取有效的雾航措施、使用安全航速行驶，未能对当时局面和碰撞危险作出充分估计并及早采取有效的避让行为，导致“卡塔利娜”轮与“鲁荣渔58398”轮发生碰撞，造成“鲁荣渔58398”轮扣翻、沉没，船员张某等十四人死亡，船员王某某等五人失踪的重大交通事故，宁波海事局认定“卡塔利娜”轮应承担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卡塔利娜”轮所有人波尔萨利船运有限公司（BorsariShippingCompanyLtd）共赔偿死亡和失踪人员近亲属人民币2245万元，被害人姜某某等的近亲属出具了谅解书。

【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一审认为，艾伦在驾驶船舶过程中，违反海上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与捕捞

渔船发生碰撞，致使渔船扣翻、沉没，造成十四名船员死亡、五名船员失踪，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情节特别恶劣，应当依法惩处。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鉴于艾伦案发后自首，真诚认罪、悔罪，“卡塔利娜”轮船舶所有人积极赔偿被害人近亲属经济损失，部分被害人近亲属表示谅解等，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判决艾伦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一审宣判后，被告人艾伦服判，没有提出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是海事法院试点管辖的第一宗海事刑事案件，是落实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要求的重要内容和具体措施。该案的顺利审结，开启了我国海事审判“三审合一”新篇章，为探索以民商事案件为主，合理涵盖其他领域案件的海事管辖制度改革作出了积极贡献。审判实践表明，海事法院管辖海事刑事案件，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更能发挥海事法院的专业优势，有利于海事刑事、海事行政、海事民商事相关案件的协调处理，也有利于涉海法律法规的统一实施。

7.联盟多式联运有限合伙公司（SoyuzTransLinkLlp）与深圳运达物流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海事强制令案

【基本案情】

日本联盟公司为运输一批民生热电设施，委托运达公司办理从日本横滨港经海运至我国江苏省连云港，再继续通过铁路运输运抵哈萨克斯坦的货运代理事宜。货物自日本横滨港运往我国江苏省连云港后，按计划应继续通过铁路运输运抵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运达公司以联盟公司的关联企业案外人SoyuzTransLink（Dubai）欠付其费用为由，拒绝安排后续货物运输事宜，致使货物长期滞留连云港。联盟公司向运达公司支付货运代理费，并发函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之后，联盟公司以保障其合法权益，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为由，向上海海事法院提出海事强制令申请，请求责令运达公司向其交付涉案货物。

【裁判结果】

上海海事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本案证据，运达公司系安排涉案货物运输的货运代理人。货物经海上运输抵达连云港后，运达公司并未按计划办理铁路运输事宜。联盟公司向运达公司支付了货运代理费，并主张解除双方之间的货运代理合同。运达公司无正当理由，拒绝将货物交付联盟公司，违反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货物已在连云港滞留半年，为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联盟公司向上海海事法院申请海事强制令，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上海海事法院裁定予以准许，并责令运达公司立即向联盟公司交付涉案货物。

【典型意义】

本案为具有涉外因素的海事强制令案件，双方当事人在履行涉及欧亚班列的海陆联运货运代理合同中产生了纠纷，因涉及多个国家，国际影响较大。本案的处理充分体现了海事强

制令制度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避免损失扩大的制度功能。涉案货物是保障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居民供电及冬季取暖的重要设备，在连云港滞留近半年，如不能及时运输出境，将按照海关规定被处以罚款、强制退运甚至罚没。上海海事法院及时作出海事强制令，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与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中国法院的及时救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向上海海事法院发来致谢外交照会。

8.温州海事局申请认定财产无主案

【基本案情】

2016年10月20日，温州海事局接到报警，在瓯越大桥下游发现一艘船舶搁浅。经查，该船装载有燃料油，无证书或标识，也无船员在船。经救助，温州海事局于当天将船舶脱浅后转移至船坞内，船上油品转驳存放。经进一步调查，未找到该船船东或船员，遇险船舶也无任何证书或身份标识，船舶所有权情况无法证实，也无任何人主张权利。温州海事局遂向宁波海事法院申请认定财产无主。

【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立案受理后，发出财产认领公告。因认定财产无主公告期为1年，船舶及船载油品长期存放，将持续发生保管费用，造成财产贬损，温州海事局申请提前拍卖无名船舶及船载油品，保留所得款项。宁波海事法院裁定予以准许，无名船舶及油品各以人民币

10.7万元和62.4万元拍卖成交。涉案无名船舶由买受人买受后，在温州海事局的监督下被拆解处理。公告期满后，因无人认领，宁波海事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认定涉案船舶及船载油品为无主财产，拍卖所得价款在扣除公告、评估以及保存、拍卖费用后，余款收归国家所有。

【典型意义】

本案具有以下典型意义：第一，为依法及时处置无人认领船舶和船载货物提供了可行办法，为有效解决无人认领、无人管控船舶及船载货物处置难、保管难等问题，提供了一条可行的司法途径。第二，为打击海上走私等非法行为提供司法保障。近年来，我国沿海地区油品、冻品等走私猖獗，一些走私分子为逃避打击而弃船弃货，船舶因权属不明而难以处置，制约了海上执法行动的有效开展。通过申请认定财产无主程序，提前处置无人认领船舶及船载货物，并在海事部门监督下进行拆解，可以有效避免上述法律风险，堵住船舶和货物再次流入市场的漏洞。第三，能动司法，及时处置无主财产，避免保管费用和风险持续增加。根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关于诉讼中拍卖船舶和船载货物的规定，在公告期间裁定提前拍卖无名船舶及船载油品，减轻了执法部门因保管和处置船舶及船载货物而带来的财政负担。

9.哈皮那船舶公司（HarpinaOwningCompanyLimited）与江苏天元船舶进出口有限公司、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和扬子鑫福造船有限公司船舶建造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3年底至2014年6月份，希腊卡迪夫海事有限公司（CardiffMarineInc.）以其设立的包括哈皮那公司在内的六家单船公司名义，与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旗下的天元公司、新扬子公司、扬子公司等分别签订六份船舶建造协议。双方除第一艘船舶正常交接外，其余五艘船舶均存在争议。2017年3月1日，哈皮那公司向武汉海事法院申请海事强制令，要求三被申请人立即交付“世外桃源”轮。同月16日，哈皮那公司又向伦敦海事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此外，围绕其他几艘船舶的建造合同，相关各方还有3起在伦敦海事仲裁委员会进行的仲裁，以及1起在英国法院进行的诉讼。

【裁判结果】

在武汉海事法院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哈皮那公司等支付涉案款项、扬子江公司交付涉案船舶；哈皮那公司永久性地撤销英国伦敦仲裁并负担全部仲裁费用；双方当事人就本和解协议所涉事项不可撤销地相互放弃主张。为保证调解协议的顺利履行，武汉海事法院于调解协议达成当日即制作调解书并送达双方当事人，双方当事人都按期履行了各自义务。本案调解协议达成并履行后，卡迪夫海事有限公司和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等相关当事人，按照本案调解模式，就其他船舶建造合同项下的纠纷，也分别达成调解协议并实际履行。

【典型意义】

本案系在国际航运市场持续走低背景下发生的涉外船舶建造合同纠纷，具有如下典型意

义：第一，践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案纠纷涉及多国当事人，通过一般诉讼程序解决耗时费力，执行难度大，武汉海事法院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角度出发，确立了调解方案，引导当事人理性面对和解决纠纷。调解结案，不仅使哈皮那公司及早将20万吨级的“世外桃源”轮投入运营，也避免了天元公司等可能面临的船舶营运损失索赔。第二，涉案纠纷的顺利调解解决，为卡迪夫公司和扬子江公司之间的诸多国际仲裁和诉讼，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处理思路，在当事人都可接受的利益平衡点上，借鉴中国调解经验，最终解决了系列国际纠纷。

10.大宇造船海洋株式会社（Daewoo Shipbuilding & Marine Engineering Co., Ltd）诉西达克凌公司（C Duckling Corporation）船舶抵押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大宇造船与利比里亚JE公司签订《船舶建造合同》，JE公司为买方，大宇造船为建造方。履约过程中，买方变更为马绍尔群岛的西象公司，巴拿马的西达克凌公司作为船舶所有人，加入履行买方义务。大宇造船与西象公司、西达克凌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西象公司承担第一笔3000万美元的付款义务，西达克凌公司承担第二笔1800万美元的付款义务。三方随后在英国伦敦签订抵押合同，约定西达克凌公司以其所有的“金鹅”轮（M/VGloryComfort）分别为付款义务及产生的相关费用提供第一、第二优先受偿抵押担保，并在巴拿马办理了船舶抵押登记。因西象公司、西达克凌公司未能如约付款，大宇造船在英国伦敦提起仲裁，仲裁庭裁决西象公司、西达克凌公司继续履行付款义务，该仲裁裁决

已被青岛海事法院裁定予以承认。因“金鹅”轮另案被青岛海事法院扣押并拍卖，大宇造船进行了债权登记并提起确权诉讼，请求确认其对“金鹅”轮享有580万美元的第一优先受偿抵押权。

【裁判结果】

青岛海事法院经确权诉讼程序审理后认为，依照海商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七十一条的规定，涉案船舶抵押合同以及船舶抵押权均应适用巴拿马法律。根据巴拿马法律的相关规定，双方当事人签订了抵押合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大宇造船享有船舶抵押权。相关主债权已被伦敦仲裁裁决予以确认，且该仲裁裁决已由青岛海事法院裁定予以承认。青岛海事法院终审判决大宇造船对西达克凌公司所有的“金鹅”轮享有580万美元的第一优先船舶抵押权，可自“金鹅”轮的拍卖价款中依法受偿。

【典型意义】

本案是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的确权诉讼案件，由海事法院一审终审，当事人不得提起上诉。案件涉及来自韩国、利比里亚、巴拿马、马绍尔群岛等多个国家的当事人，抵押合同签订于英国伦敦，主债权涉及伦敦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青岛海事法院根据我国海商法第十四章有关涉外关系法律适用的相关规定，依照船旗国法律认定船舶抵押权的效力，确认了在国外设立的船舶抵押权的优先受偿效力。本案的成功处理，显示出中国法院依法查明适用外国法律的能力和水平，树立了我国海事司法公平公正的国际形象。

第三篇：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2013年中国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件

一、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1.新材料技术领域等同判定专利侵权案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爱蓝天高新技术材料（大连）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上诉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苏知民再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

2.“威极”酱油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与佛山市高明威极调味食品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佛中法知民初字第352号民事判决书〕

3.钱钟书书信手稿拍卖诉前行为保全案

杨季康与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李国强诉前行为保全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二中保字第9727号民事裁定书〕

4.“奥特曼”著作权纠纷案

圆谷制作株式会社、上海圆谷策划有限公司与辛波特·桑登猜、采耀版权有限公司、广州购书中心有限公司、上海音像出版社侵害著作权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申字第259号民事裁定书〕

5.树脂专利相关信息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

圣莱科特国际集团、圣莱科特化工（上海）有限公司与华奇（张家港）化工有限公司、徐捷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沪高民三（知）终字第93号民事判决书〕

6.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使用费案件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IDC公司标准必要专利使用费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305号民事判决书〕

7.确认“两优996”品种权实施许可合同无效纠纷案

福建超大现代种业有限公司与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确认植物新品种权实施许可合同无效纠纷上诉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皖民三终字第81号民事裁定书〕

二、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8.“圣象”驰名商标保护案

圣象集团有限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河北广太石膏矿业有限公司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行提字第24号行政判决书〕

9.“金骏眉”通用名称商标行政纠纷案

武夷山市桐木茶叶有限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山茶业有限公司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行终字第1767号行政判决书〕

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10.假冒食用油注册商标犯罪案

宗连贵等28人假冒注册商标罪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豫法知刑终字第2号刑事裁定书〕

2013年中国法院十大创新性知识产权案件

1.北京锐邦涌和科贸有限公司与强生（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强生（中国）医疗器材有限公司纵向垄断协议纠纷上诉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沪高民三（知）终字第63号民事判决书〕

2.美国礼来公司、礼来（中国）研发公司与黄孟炜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沪一中民五（知）初字第119号民事判决书〕

3.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等与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民终字第2352号民事判决书〕

4.谷歌公司与王莘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民终字第1221号民事判决书〕

5.天津天隆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与江苏徐农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上诉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苏知民终字第194号、（2012）苏知民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

6.中山市隆成日用制品有限公司与湖北童霸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16号民事判决书〕

7.北京鸭王烤鸭店有限公司与上海淮海鸭王烤鸭店有限公司、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异议复审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知行字第9号行政裁定书〕

8.李隆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三亚市海棠湾管理委员会商标争议行政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知行字第41号行政裁定书〕

9.卡比斯特制药公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知行字第75号行政裁定书〕

10.江西亿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中山沃德打印机设备有限公司、余志宏、罗石和、李影红、肖文娟侵犯商业秘密罪案〔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珠中法刑终字第87号刑事判决书〕

2013年中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一、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一）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

1.马培德公司与阳江市邦立贸易有限公司、阳江市伊利达刀剪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29号民事裁定书〕

2.宜宾长毅浆粕有限责任公司与潍坊恒联浆纸有限公司、成都鑫瑞鑫塑料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309号民事裁定书〕

3.北京市捷瑞特弹性阻尼体技术研究中心与北京金自天和缓冲技术有限公司、王菡夏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1146号民事裁定书〕

4.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与三门峡赛诺维制药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和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63号民事判决书〕

5.陈顺弟与浙江乐雪儿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何建华、温士丹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225号民事判决书〕

6.大连大金马基础建设有限公司与大连北兴构件吊装运输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大民四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

7.塞伯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上诉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浙知终字第59号民事判决书〕

8.陈锡奎与晋江市凯达石材机械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上诉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闽民终字第482号民事判决书〕

9.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与江门气派摩托车有限公司、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湘潭瑞骑力帆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长中民五初字第620号民事判决书〕

10.江门市亚泰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与雷炳全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

（二）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件

11.吉林美术出版社与海南出版社有限公司、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欧亚商都侵害著作权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1150号民事裁定书〕

12.景德镇法蓝瓷实业有限公司与潮州市加兰德陶瓷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1392号民事裁定书〕

13.窦骁与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演出经纪合同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民终字第1164号民事判决书〕

14.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智珠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3）朝民初字第8854号民事判决书〕

15.哈尔滨秋林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与哈尔滨秋林糖果厂有限责任公司、哈尔滨秋林里道斯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黑知终字第45号民事判决书〕

16.北京汉仪科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青蛙王子（中国）日化有限公司、福建双飞日化有限公司、苏果超市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苏知民终字第161号民事判决书〕

17.郑子罕与杭州市普通教育研究室著作权权属纠纷上诉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浙知终字第105号民事判决书〕

18.蒋友柏与周为军、江苏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杭知终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

19.广州万唯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与广州市番禺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广东海外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穗中法民三终字第96号民事判决书〕

（三）侵犯商标权纠纷案件

20.北京大宝化妆品有限公司与北京市大宝日用化学制品厂、深圳市碧桂园化工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166号民事判决书〕

21.陕西茂志娱乐有限公司与梦工场动画影业公司、派拉蒙影业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民终字第3027号民事判决书〕

22.兰建军、杭州小拇指汽车维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市小拇指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天津市华商汽车进口配件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津高民三终字第46号民事判决书〕

23.广州市芳奈服饰有限公司与李菊红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赣民三终字第21号民事裁定书〕

24.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与青岛际通文具有限公司、青岛际通铅笔有限公司、青岛永旺东泰商业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鲁民三终字第32号民事判决书〕

25.河南杜康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汝阳县杜康村酒泉酒业有限公司、河南世纪联华超市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豫法民三终字第194号民事判决书〕

26.湖北十堰武当山特区仙尊酿酒有限公司与湖北神武天滋野生葡萄酒业有限公司、武汉天滋武当红酒业销售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鄂民三终字第132号民事判决书〕

27.广州饮食服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市西关世家园林酒家有限公司商标及老字号品牌使用许可合同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123号民事判决书〕

28.北京王致和（桂林腐乳）食品有限公司与桂林花桥食品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2）桂民三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

29.路易威登马利蒂与三亚宝宏实业有限公司宝宏大酒店、三亚宝宏实业有限公司、潘小爱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琼民三终字第80号民事判决书〕

30.成都同德福合川桃片食品有限公司与重庆市合川区同德福桃片有限公司、余晓华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渝一中法民初字第273号民事判决书〕

31.宜宾五粮液股份公司与江西精彩生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川民终字665号民事判决书〕

32.普拉达有限公司与陕西东方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华商报社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西民四初字第227号民事判决书〕

（四）不正当竞争、垄断纠纷案件及其他

33.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海南国栋药物研究所有限公司、海南欣安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技术转让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1542号民事裁定书〕

34.济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福瑞康正医药技术研究所技术转让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718号民事裁定书〕

35.湖北洁达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与郑州润达电力清洗有限公司、陈庭荣、吴祥林侵害商业秘密纠纷管辖权异议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6号民事裁定书〕

36.北京天道新源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合同纠纷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哈知初字第59号民事判决书〕

37.江苏建华管桩有限公司与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限公司虚假宣传纠纷上诉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苏知民终字第219号民事判决书〕

38.南京国资绿地金融中心有限公司与江苏紫峰绿洲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宁知民终字第24号民事判决书〕

39.曹彬与济南乾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上诉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鲁民三终字第223号民事判决书〕

40.襄阳市农业科学院与四川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合同纠纷上诉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鄂民三终字第323号民事判决书〕

41.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IDC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306号民事判决书〕

42.兰州正丰石油化工技术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与无锡奋图过滤材料有限公司、王京良、无锡奋图网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甘民三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

二、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一）专利授权确权案件

43.精工爱普生株式会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郑亚俐、佛山凯德利办公用品有限公司、深圳市易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0）知行字第53-1号行政裁定书〕

44.北京世纪联保消防新技术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山西中远消防设备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行提字第20号行政判决书〕

45.株式会社岛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宁波赛冠车业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行提字第21号行政判决书〕

46.新日铁住金不锈钢株式会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李建新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行终字第1754号行政判决书〕

（二）商标授权确权案件

47.博内特里塞文奥勒有限公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佛山市名仕实业有限公司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行提字第28号行政判决书〕

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48.尤艳、宋兵峰、马化涛侵犯著作权罪案〔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2013）禹知刑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书〕

49.王文利、张剑毅、陈邦取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案〔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厦刑初字第62号刑事判决书〕

50.周开忠、蔡细漂假冒注册商标罪案〔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宜昌中知刑初字第1号刑事判决书〕

第四篇：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四起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四起典型案例

（2014年7月25日）

案例1

陈某某人身损害赔偿案

一、基本案情

杜某某（88岁）与陈某某（小学学生）系同村村民，2009年1月4日在双方住房附近的街道上，陈某某将杜某某撞倒在地。杜某某被送住院治疗，经医生诊断为：1.心房纤颤；2.右股骨粗隆间粉碎性骨折。花费医疗费人民币2121.85元。半年后，卫生所再次诊断为右下肢骨折，合伴感染。同年8月17日，杜某某去世。杜某某亲属要求陈某某及其法定代理人赔偿包括死亡赔偿金在内的各项损失94145元。陈某某一方辩称，陈某某是要去上学时发现杜某某躺在水沟里，主动上前要把她扶起来，根本没有撞倒杜某某，其行为完全是助人为乐。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1月8日，被告陈某某的祖父陈国华出具一张便条交原告收执，该便条载明：“经征求××意见，不报警私了，一切由我自负。2009年1月8日 陈国华”。2009年1月10日，原告陈孙权、陈孙胜、陈东辉（即杜某某之子）出具一张收据交陈国华收执，该收据载明：“今收到第二监护人陈国华现金壹仟伍佰元正，［因其孙撞倒杜某某造成骨折。（前收据已由国华烧掉，以本据为准）］。收款人：陈孙权 陈东辉 陈孙胜 二○○九年一月十日 ”。

二、裁判结果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陈国华作为陈某某的长辈，在事发当日即到现场，从其出具的“私了”便条和其提供的“收据”内容分析，可以认定陈国华确认了陈某某撞倒杜某某的事实。虽然陈国华主张该便条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系受到欺骗或威胁而写下，结合其已支付1500元的事实也表明其同意承担赔偿责任。就死亡后果与此次摔伤间的因果关系看，杜某某摔倒骨折并非导致其死亡的唯一原因，结合本案实际，本院确定杜某某的摔伤在其死亡结果中占有20%的原因力。陈某某对杜某某的摔伤结果存在过错，但杜某某的子女未尽好监护义务导致其在巷道里摔倒同样存在过错，故原告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本院因此酌定被告陈某某与原告各承担50%的责任。结合杜某某摔伤与其死亡结果的原因力比例，法院确定，杜某某因伤就医的损失为13321.85元，死亡造成的损失59925元。判决被告方承担杜某某受伤、死亡造成经济损失为（13321.85元＋59925×20%）×50%＝12655.43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中，双方对侵权人是否实施侵权行为的事实各执一词，在此情况下，原告方提出的被告方在处理此事的过程中承认侵权行为的书面证据，就成为认定事实的关键。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在被告方不能提供证据反驳案涉书面证据的情况下，法院根据书面证据认定被告的侵权事实，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2条的规定。此外，在赔偿责任的负担上，法院对于侵

权行为与被侵权人死亡结果之间原因力的区分和确认，以及对最终赔偿责任的合理划分，亦有借鉴意义。

案例2

吴俊东、吴秀芝与胡启明、戴聪球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11月23日，吴俊东驾驶吴秀芝的鲁DK0103普通正三轮摩托车在全宽6米的机非混合车道超车时，与胡启明驾驶的无号牌电动自行车（搭载其妻戴聪球）发生交通事故。电动自行车失控侧翻致胡启明及戴聪球二人受伤，随后吴俊东送二人至医院治疗。双方就吴俊东是否谨慎驾驶及其所驾摩托车与胡启明所驾电动自行车是否发生刮擦及碰撞，各执一词。交管部门对事故成因及责任无法认定。超车过程中，胡启明车辆靠道路右侧行驶，距道路右边半米左右，吴俊东车辆距离道路右边一米多远，两车横向距离为40-50厘米。吴俊东超车时为五档，迎面有一黑色轿车快速驶来，吴俊东称感觉有点危险。事发现场道路平坦，事发时除黑色轿车外无其他车辆经过。事故车辆经检验均符合安全技术标准；吴秀芝的车辆未投保交强险。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吴俊东驾驶三轮摩托车超越胡启明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时，其车速较快；结合吴俊东超车前未注意到对向快速驶来的黑色轿车看，可以认定其未尽谨慎驾驶的注意义务。交管部门的事故责任证明虽未能证实两车是否发生碰撞或刮擦，但从证人证言反映的情况看，正是在吴俊东超车过程中胡启明的电动自行车发生左右晃动而侧翻，结合事故现场的其他情况，根据民事诉讼法高度盖然性的司法原则，审理法院认为胡启明的电动自行车翻车与吴俊东驾驶三轮摩托车超车中疏忽大意存在因果关系，吴俊东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胡启明驾驶电动自行车搭载成年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亦有过错，双方按三七比例承担胡启明等的医疗费、伤残赔偿金、误工费等人身损害赔偿责任。

三、典型意义

法律事实不同于客观事实，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也不同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我国民事诉讼采取的是高度盖然性标准。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法院根据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结合吴俊东超车前未注意到前方驶来的车辆，超车时车速较快（五档），与胡启明车辆横向距离较短（仅为40-50厘米），从而认定超车过程中胡启明的电动自行车发生左右晃动而侧翻与吴俊东的超车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本案合理界定了超车时驾驶人的注意义务范围，在证明标准及事实认定方面具有指导意义。

案例

3许云鹤与王秀芝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09年10月21日中午，许云鹤驾驶未投保交强险的轿车并道时，与违法翻越中心隔离护栏的王秀芝发生交通事故。王秀芝倒地受伤，造成右下肢受伤。现场勘查显示，许云鹤所驾车辆停在中心隔离栏边的第一条车道，车辆左前部紧挨中心隔离栏，左前轮压着中心隔离栏桩基，车辆与隔离栏呈约45度夹角。许云鹤称王秀芝属跨越护栏时被绊自行摔伤，与己无关。因无现场证人及直接证据，当地交管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证明并未对该起事故责任予以划分。王秀芝起诉请求医疗费、残疾赔偿金、护理费等16万余元。二审期间，经王秀芝申请并经征询双方意见，审理法院依法选择相关司法鉴定机构对王秀芝的伤情成因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王秀芝右膝部损伤符合较大钝性外力直接作用所致，该损伤单纯摔跌难以形成，遭受车辆撞击可以形成。

二、裁判结果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本案系许云鹤与王秀芝在道路通行中因过错或意外而发生的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事件，属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范围。关于许云鹤的驾车行为是否致害王秀芝的问题，二审认为虽无事故现场监控录像及目击证人等直接证据，但根据相关证据亦可认定。交管部门的现场勘查及事发时许云鹤车辆的位置，符合紧急情况下避让制动停车状态；司法鉴定意见认为王秀芝的腿伤符合较大钝性外力由外向内直接作用的特征，且腿伤高度与案涉车辆制动状态下前保险杠防撞条高度吻合，符合车辆撞击特征，单纯摔跌难以形成；事故现场无致伤的第三方、从王秀芝尚能从容跨越护栏亦可排除其之前被撞受伤的可能性。鉴定单位及人员具有相应的鉴定资质、接受质询分析清楚、说明充分，送检材料亦经过双方质证。二审认为，上述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认定王秀芝腿伤系许云鹤驾车行为所致；许云鹤称王秀芝属自行摔伤，其停车救助的理由不能成立。许云鹤驾驶机动车未尽高度谨慎的安全注意义务，应承担40%的过错责任；王秀芝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行人不得跨越、倚坐道路隔离设施”的规定，应承担60%的过错责任。因许云鹤未履行交强险之法定投保义务，审理法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交强险的有关规定，判决许云鹤于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医疗费赔偿限额1万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赔偿10.7万余元。

三、典型意义

机动车交通事故中，对于一些无监控录像、无目击证人，且双方当事人对于事故原因又各执一词的情形，人民法院如何认定事实是一大难点，本案即具有典型意义。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王秀芝的腿伤是否为许云鹤的驾车行为所致。对此，二审法院委托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伤情成因鉴定。鉴定机构经过鉴定，认为受害人伤情符合车辆撞击特征，单纯摔跌难以形成。同时，由于事发时并无第三方车辆，且受害人尚能从容跨越护栏，故可以认定王秀芝的腿伤乃许云鹤的驾车

行为所致。此外，由于许云鹤违反法律规定，未购买机动车交强险，故而承担了交强险项下的赔偿责任。如果其依法购买交强险，该责任原本是可由保险机构承担的。

案例4

曾明清诉彭友洪、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蜀都支公司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10月10日19时左右，未知名驾驶人驾驶未知号牌货车与横穿马路的曾某某相撞后逃逸；后有未知名驾驶人驾驶未知号牌机动车碾压倒地的曾某某后亦逃逸。19时05分许，彭友洪驾驶自有的川A211R9号小型轿车（该车在平安财保蜀都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不计免赔限额为2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途经事发路段时，由于刹车不及，从已倒在道路中间的曾某某身上碾压过去（其自述碾压部位为曾某某胸部），随即停车报警。19时21分，医护人员到场，经现场抢救，确定曾某某已无生命体征，出具了死亡证明书，载明曾某某死亡时间为19时34分。交警部门亦对现场进行了勘验、拍照，并制作了现场图，上述材料显示：道路基本情况为城市道路，双向8车道，道路中心由双实线分隔，事故现场附近无人行横道，路上血迹、曾某某倒地位置、川A211R9号车辆均位于靠近双实线的车道内，周围无拖拉痕迹。同月19日，四川基因格司法鉴定所出具《DNA鉴定报告》，鉴定意见为：川A211R9轿车前保险杠下部和轮胎上提取的血痕样本属于曾某某。同月26日，成都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出具《尸检报告》，载明检验意见为：“推断曾某某的死因为颅脑、胸腹部复合性损伤致死亡，建议进行尸体解剖明确致死方式。”但经彭友洪与曾某某亲属协商，未进行尸体解剖。2011年11月14日，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以未知名驾驶人肇事后逃逸为由，确定未知名驾驶人均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还载明：彭友洪驾车未确保安全，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由于无法证实曾某某死亡是否因与川A211R9号车相撞所致，故不能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由于未找到逃逸车辆，曾某某之父曾明清（系曾某某的唯一继承人）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彭友洪、平安财保蜀都支公司赔偿因曾某某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合计424576.50元。

二、裁判结果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在彭友洪驾车碾压曾某某之前，有未知名驾驶人先后驾车与曾某某相撞并逃逸。未知名驾驶人与彭友洪虽无共同故意或共同过失，但每个人分别实施的加害行为都独立构成了对曾某某的侵权，最终造成了曾某某死亡的损害后果，该损害后果具有不可分性，且每个人的加害行为均是发生损害后果的直接原因，即每个人的行为都足以造成曾某某死亡。因此，原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确定彭友洪与肇事逃逸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

当。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责任，连带责任中的每个人都有义务对被侵权人承担全部责任。被请求承担全部责任的连带责任人，不得以自己的过错程度等为由主张只承担自己内部责任份额内的责任。在其他肇事者逃逸的情况下，曾明清请求彭友洪承担所有侵权人应当承担的全部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故判决：1.平安财保蜀都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曾明清310212元；2.彭友洪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曾明清8099.60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审理之时曾广受关注，一些媒体将本案简化为“三车碾压老人致死，前两车逃逸第三车担责”的标题式报道。部分社会公众从普通情感出发，认为由第三车承担全部责任不合情理，可能助长“谁救谁倒霉”、“好人没好报”的社会心理。然而，从事实层面而言，第三车碾压之时，受害人并未死亡，究竟哪一辆车的行为致受害人死亡无法确定，但根据尸检报告、勘验笔录等证据，可以确认每一辆车的碾压行为均足以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后果。这属于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所规定的聚合因果关系，行为人之间需承担连带责任。彭友宏发现碾压后果及时停车报警，救助受害人，是履行公民责任的诚信行为，值得赞赏和提倡，而就事件后果而言，由于有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分担机制，车主自身承担的赔偿责任实际上并不重。但反观肇事后逃逸车辆的未知名驾车人，一方面，在法律上其乃肇事后逃逸的刑事犯罪嫌疑人，时时有可能被抓捕归案；另一方面，逃逸之后其内心也将时时受到良心的谴责而无法安宁。与主动救助相比，逃逸的后果无疑是更为严重的。

第五篇：苏州发布房地产纠纷十大典型案例快讯

苏州发布房地产纠纷十大典型案例快讯

核心提示2017年7月30日，苏州中级人民法院举办苏州法院房地产纠纷审判工作新闻发布会，总结了近年来苏州市场房地产纠纷的特点，并集中发布十大房地产纠纷案例。这将对未来苏州地域的房地产诉讼产生重大影响。作者：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整理：江苏良翰律师事务所 2017年7月30日，苏州中级人民法院举办苏州法院房地产纠纷审判工作新闻发布会，总结了近年来苏州市场房地产纠纷的特点，并集中发布十大房地产纠纷案例。这将对未来苏州地域的房地产诉讼产生重大影响。良翰房地产诉讼的小编为了第一时间奉献新闻发布会的完整内容，采用了听写的方式，完成了视频稿向文字稿的转换，我们对房地产诉讼是真爱啊！如有文字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新闻发布会的文字不符，请以新闻发布会的文字为准。----------主持人： 各位记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今天发布的主题是，全市法院房地产纠纷审判工作情况及典型案例。房地产为民事主体的主要私有财产，亦是流通市场中相对较高的商品类型。因此，房地产纠纷的审判，既关系到民事主体的切身利益，亦关系到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更关乎社会稳定。苏州两级法院历年来对房地产审判工作予以了高度关注和重视，在审理过程中始终坚持保障民生和促进经济发展相并重，坚持促进市场交易，规范市场行为相兼顾，坚持执行法律与贯彻政策政策相统一，坚持弘扬诚实信用与惩戒违约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为苏州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独到的贡献。根据2012-2017年上半年全市法院受理的房地产案件的相关数据，并且结合审判工作实际，苏州法院发布了苏州法院房地产纠纷审判工作调研报告和房地产纠纷的典型案例。下面就请苏州中院民一庭副庭长王稚群法官作简要的介绍。

王稚群法官： 下面向大家介绍一下我院历年来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的情况。房地产纠纷包括房屋买卖合同和租赁合同房屋买卖合同两类，房屋买卖合同近年来我院审理的案件存在下列明显的特征： 第一，全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纠纷高发情况受到国内外经济形势和政策因素的影响，明显。第二，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热点地区相对集中在苏州大市范围的昆山、吴江和相城地区。

如吴江地区近年来新收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占到全市法院收案比的14.22%，主要因素在于除了刚才的国际经济形势外，吴江地区的房地产公司以民营企业为主，开发经营不规范、监管不到位，开发商挪用预售资金、对外担保等现象突出，引发大量的纠纷。第三，房地产买卖的纠纷集中在部分类型化中的矛盾非常明显。1）开发商资金断裂、楼盘停工，无法向业主交房。2）开发商对外负债，无法按期清偿，债权人集体提起诉讼查封楼盘，导致已支付购房款但未取得权属登记的小业主集体提起了执行异议之诉，或其它诉讼。3）开发商在销售时就楼盘性质、用途或配套设施等存在虚假宣传，业主集体提起撤销合同或赔偿之诉。在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中，收案较多的基层法院有昆山、姑苏、常熟法院，房屋租赁合同案件存在以下四个明显特点： 第一，涉产权式商铺租赁纠纷相对集中，如太仓、昆山靠近上海，小商品经济发达，当地开发的较多的产权式商铺来吸引上海浙江籍业主投资，因经济环境的变化导致经营不理想，上述三地引发了大量的涉产权式商铺纠纷。第二个特点，商业中心扩散，分流客源，加大了经营风险。近年来，苏州工业园区、虎丘区等加快推进第三产业发展，新建立的商业中心层出不穷，导致与传统的商业中心竞争加剧。近年来姑苏区引发的涉产权式商铺纠纷明显增多。第三，电商经济对传统的商业经营模式冲击明显。产权式商铺主要用于开办小商品、服装、家具、电子等产品，近年来受到电商经营的冲击非常明显。第四，涉及当事人数量多，纠纷平息的难度大。产权式商铺租赁纠纷引发的多为群体性纠纷，业主一方人数众多，即使个别业主起诉到法院的案件背后，也有成百上千的业主在观望，法院处理的结果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使法院判决由经营者或者出租人承担责任，还涉及到后续能否执行到位的问题，因此，涉产权式商铺租赁引发的群体性上访、信访层出不穷，已经成为各级地方党委政府高度关注的社会稳定的重大事件。从我们审理的情况看，房地产群体性纠纷的成因主要有以下五点： 第一，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工程停工无法交房，购房者要求解除或继续履行商品房销售。第二，开发商虚假宣传，购房者要求撤销合同，赔偿损失。第三，开发商逾期交房、逾期办证，购房者要求支付违约金或赔偿损失。第四，产权式商铺包括连锁式酒店，承租人未按约支付租金，业主起诉要求支付租金和违约金。第五，承租人违约，业主要求解除产权式商铺和连锁式酒店的租赁合同。根据我们审判上述房地产案件的情况。法院可以向各方当事人就存在的主要法律风险给出一定的提示和建议，包括购房人要慎重选择购房，仔细斟酌合同条款，及时办理过户登记，避免采用借名方式来购房，出卖方要释明格式条款，提醒当事人以租促销的风险，不得单方解约和进行虚假宣传。下面向大家介绍十个房地产纠纷案件的典型案例： 案例一：以炒房为目的的房屋买卖合同不成立。

2016年2月，邵某与郑某在某中介公司居间下签订了房屋买卖居间合同，合同约定由郑某购买邵某的房屋，并约定郑某可指定任意人为买方并过户到其名下，以避契税。收到郑某支付的首付款后，邵某以无法确定房屋实际买受人、付款时间为由，要求解除合同。郑某诉至法院，要求邵某返还购房款，赔偿损失。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郑某属于职业炒房人，并没有真实的购买房屋的意思表示，而是通过把合同约定的条款指定任意人为买方过户的方式来居间牟利，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郑某要求邵某赔偿损失的请求。案例二：以骗贷为目的，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2009年6月17日，王某和李某签订存量房买卖契约，约定李某购买房屋并办理银行贷款。6月25日购房人李某出具承诺书。内容为因经营急需资金，向王某求借涉案房屋一套，通过过户方式取得资金。该房屋虽然过户，但并非双方真实买卖交易，而是暂借，李某保证五年内还清房贷并将房屋过户至王某名下。本案经过法院审理后认为，买卖双方通过签订合同办理房屋买卖手续，达到骗取银行贷款的目的，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认定为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案例三，无权处分，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买方未尽审查义务，也应自行承担部分损失。钱某与李某2015年12月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一份，约定钱某将与妻子林某共有的房屋出售给李某，但是合同上卖方处仅有钱某一方的签名，买房人要求钱某与妻子林某共同协助办理房屋过户手续，遭到拒绝后，李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并由钱某来承担违约责任。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出卖人无权处分房屋，不影响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因此，本案中钱某与李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应当认定为有效。但因为房屋的共有人。应当由出卖人钱某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是购房人李某在购房时明知涉案房屋为钱某与林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未要求钱某出示其配偶及共有人同意售房的文件，因此对合同无法履行也存在一定的过错，据此法院判决由钱某承担主要责任，赔偿大部分损失，李某也应当自行负担部分损失。案例四：卖方甚至要求涨价，应承担违约责任。2006年1月，张某与黄某签订房屋买卖定金合同，约定张某将自己名下的房屋以一百万元的价格卖给黄某，如有一方违约，应向守约方支付房屋价款的5%作为违约金。合同签订后，黄某向张某支付了首付款，并要求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但出卖人张某提出因房屋快速上涨，要求黄某按照市场价格支付房屋的差价，否则拒绝过户。因双方协商未果，黄某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退还首付款，并要求张某赔偿损失。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双方当事人均应恪守合同约定。张某擅自要求涨价并拒绝履行过户，已经构成根本违约，经评估后的市场价值与合同约定的房价差价已经超过了合同约定的房款的5%的违约金的数额，黄某要求张某赔付实际损失具有相应的依据，最终法院判决解除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由张某返还黄某首付款，并且赔付差价损失。案例五：出卖人一房二卖，先取得权属登记买受人的权利并不当然优先保护。毛某于2012年取得一套拆迁安置房。当年10月，毛某与赵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该套安置房出售给赵某，赵某付清房款并装修入住后，毛某因结欠王某的到期债务未归还，遂约定以该套安置房来抵偿债务，并且将房屋的权属登记办理到了债权人王某的名下。王某在取得房屋的产权登记后，以产权人身份起诉，要求已经付清房款并且实际入住的赵某迁让房屋，而赵某则另案起诉，要求确认王某与毛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出卖人一房二卖的，应当认定两份房屋买卖合同均有效。取得权属登记人的权利，应优先保护。但本案中毛某与王某名为房屋买卖合同，实质为以房抵债，王某虽然取得了权属登记，但是王某明知房屋已经出售给了赵，仍然与他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恶意明显，而王某陈述在签订合同时未到现场查看房屋的情况，并不了解已经有人入住，该陈述明显不符合常理。根据日常经验法则，应当推定王某对房屋已经有赵某购买，并且占有使用的事实为明知，因此王某与毛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赵某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法院判决王某与毛某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已经支付房款并且装修入住的赵某的合同权利应予优先保护。案例六：限贷政策实施，买方并不必然有权解约。

本案中，张某为购买房屋与房产公司签订认购书，约定支付首期房款为总房款的20%，其余80%的款项通过银行贷款方式支付。合同同时约定，如张某申请贷款额度与银行批准额度产生差额，无论何种原因，张某应当在签署正式买卖合同起30日内自筹资金补足差额。认购书签订后，银行出台限贷政策，贷款买房的首付比例提高为30%，张某因首付比例提高无法与房产公司继续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启起诉要求房产公司返还已经支付的房产保证金。法院经过审理，张某的首付比例由于银行政策改变为30%，但是，根据合同的约定，首付款的差额要求张某自行补足。要求解除认购书和退还保证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例七：关于格式条款。

李某向房产公司购买商品房一套，合同约定房产公司应当于2014年5月20日前通知李某办理房屋交接手续。在合同约定的交房日到期后，房产公司迟迟未能通知李某接收房屋，买房人李某遂诉至法院，要求房产公司交付房屋，承担延期交房的违约责任。房产公司认为，根据双方合同的补充条款约定，交房期限届满，买房人仍未收到书面收房通知的，应自行索取，房产公司认为可以不履行交房的通知义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补充条款，属于免除了卖方及开发商通知买房收房的义务的格式条款，属于减免出卖方责任，加重买受方责任，因此该条款应认定为无效。据此，开发商仍应向购房人承担延时交房的违约责任。案例八：中介公司存在重大过失，导致合同无法按约履行的，无权要求承担居间费。

本案中，出卖方王某与买房人沈某在2016年6月在某中介公司的居间下，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双方签订本合同后，中介即为成功，居间方收取2%作为佣金，其中买房人支付百分之一，卖房人支付百分之一，后出卖方王某的妻子不同意卖房，导致居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因此买房人沈某拒绝向中介公司支付百分之一的佣金。中介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沈某支付居间费。在诉讼过程中，中介公司明确知晓该房屋属于出卖人王某与配偶共同财产，但是认为王某个人签订合同没有问题。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中介公司作为房地产的专业居间方，应当就有关合同订立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披露和报告。在明知情况下，未向沈某披露的行为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损害了委托人的利益，因此中介方无权主张合同约定的佣金，但是考虑到合同的履行中中介公司支出了一定的劳务费用，最终判决是由买房人酌情支付劳务费。案例九：违章搭建出租要承担相应责任。

出租方吴某将自有的二层小楼加高搭建至三层，并分别将房屋二楼三楼出租给李某孙某使用。在租赁期间，李某承租的房屋发生火灾，导致身处三楼的孙某无法从已经着火的搭建的木质楼梯逃生，为避险，孙某从三楼跳下受伤，后起诉到法院，要求出租人吴某及二楼的承租人李某赔偿医疗费等损失。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承租房屋内物品保管不慎引发火灾，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出租人李某私自搭建违章房屋，未尽到消防安全管理职责，并妥善管理出租房屋，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案例十：产权式商铺租赁合同的履行受多数意志约束。

本案中，2009年甲房产公司与乙品牌公司签订项目合作协议，约定由甲公司委托乙公司统一招呼。2010年，张某与甲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张某将购买的商铺出租给乙公司用于统一经营管理。合同到期后，购买同一商户的其他多数业主希望甲公司仍然继续统一经营管理，而高某要求甲公司返还商铺。因甲公司未能返还，高某将甲公司诉至法院。法院审理后认为，产权式商铺的特点决定了市场必须经过统一规划布局、经营管理后才能产生收益，个别业主的权利必须受到其他多数业主的整体意志的限制，据此，法院驳回了诉讼请求。在本案中，当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更多的需要从商场经营的整体情况考虑，为保证物业整体功能的发挥，个别业主的权利必须受到其他商铺业主整体意志的限制。以上是本院近年来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的相关情况。

----------新闻抢报：上半年，苏州全市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164712件，同比上升12.7%，其中新收119252件，上升13%；审执结案件101832件，同比上升18.7%，结收案比85.4%，同比提高4.1个百分点。苏州全市法院收、结案数均创半新高，两项指标均居全省法院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