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12月4日发布合同纠纷典型案例(上)（精选）

第一篇：最高人民法院12月4日发布合同纠纷典型案例(上)（精选）

最高人民法院12月4日发布合同纠纷典型案例（上）

2015-12-18 民事审判参考

合同纠纷典型案例

目录

1.重庆重铁物流有限公司诉巫山县龙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合江县杉杉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2.陈某诉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乐山中心支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 3.刘家花诉山东费县益客盛源食品有限公司养殖合同纠纷案 4.“新华”商标纠纷案 5.邹克友诉张守忠合同纠纷案

6.王风明诉孙元丽、孙子明买卖合同纠纷案

7.胡百卿诉临沂沂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8.冉某、张某诉重庆某地产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9.郑某诉冉某民间借贷纠纷案

10.周某诉重庆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11.王某先等人诉被告重庆市某区工伤保险管理所、第三人重庆某煤矿公司不履行行政给付义务案

12.李某、王某诉陈某某民间借贷纠纷案

13.郑某某诉雷某、刘某某、重庆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 14.李某诉段某民间借贷纠纷案 15.马某诉张某民间借贷纠纷案

16.王磊诉抚顺乐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 17.游某与鸿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18.黄某楼诉李某民间借贷纠纷案

19.闫作臣、李秋霞诉北京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旅游合同纠纷案

一、重庆重铁物流有限公司诉巫山县龙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合江县杉杉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12月1日，原告重庆重铁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铁物流公司）分别与被告巫山县龙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龙翔公司）、被告合江县杉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杉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煤炭买卖合同》，同 1 时三方还签订了《补充协议》。前述三份合同、协议约定：由龙翔公司销售煤炭给重铁物流公司，重铁物流公司销售给杉杉公司,合同有效期为2013年12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交货方式为水路运输，龙翔公司销售给重铁物流公司的煤炭到港后直接销售给杉杉公司，重庆物流公司委托杉杉公司对煤炭进行质量、数量验收。重铁物流公司、龙翔公司及杉杉公司三方还约定，在重铁物流公司未收到杉杉公司货款前，龙翔公司不向重铁物流催收货款，如杉杉公司拒付或拖延支付货款，则龙翔公司放弃要求重铁物流公司支付部分或全部货款。合同签订后，被告龙翔公司向原告重铁物流公司出具了9份《水路货物运单》和32份增值税发票（总额为30 942

450元），被告杉杉公司亦向原告重铁物流公司出具《收货证明》5份。按照上述货物运单、发票和收条的记载，原告与两被告之间共计有48414.1吨煤炭交易发生，依据合同的约定，被告杉杉公司应向原告重铁物流公司支付相应货款，重铁物流公司也应向被告龙翔公司支付约定价款。而事实上，原、被告三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并未实际履行，相关各方并无真实煤炭交易发生，也无相关货款的给付。在案证据证实，签订合同时，被告龙翔公司和被告杉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系邱翔一人，而杉杉公司提交了法定代表人为陈祝增的营业执照，隐瞒了其公司和龙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邱翔的事实，尔后，邱翔伪造了9份货物运单，并授意其工作人员虚开32份增值税发票和5份收货证明并交予重铁物流公司，虚构了整个煤炭交易的事实。被告龙翔公司基于上述合同虚构煤炭交易，形成对原告30 942

450元的债权。原告以两被告恶意串通，以欺诈手段使原告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与其签订相关合同为由，诉至成铁中院，请求判决撤销2013年12月1日原告与被告龙翔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与被告杉杉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以及与两被告签订的《补充协议》。

（二）裁判结果

成铁中院认为，被告龙翔公司、杉杉公司故意隐瞒其法定代表人均为邱翔的真实情况，使重铁物流公司签订了前述合同和协议，并且通过伪造货物运单、收货证明，虚开增值税发票等手段，虚构了本不存在的煤炭交易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龙翔公司、杉杉公司的行为与该项规定相吻合，应认定为欺诈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 2 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撤销，重铁物流公司关于撤销其于2013年12月1日与龙翔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与杉杉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以及三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判决：撤销重庆重铁物流有限公司2013年12月1日与巫山县龙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与合江县杉杉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以及三方签订的《补充协议》。

（三）典型意义

诚实信用原则不仅仅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也是整个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市场主体在行为时不欺不诈，尊重他人利益，保证合同关系的各方当事人都能得到自己的利益，并不得损害社会和第三人的利益，才能更好的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市场主体的诚实、恪守信用，为市场主体提供了一种普遍的信赖，这种信赖是市场交易所必须的资源之一。如果合同一方当事人不守诚信，违反合同约定，甚至采取欺诈手段，损害对方利益或对社会、第三人造成损害，最终扰乱市场交易秩序，影响整个市场经济活动的健康发展。

本案中，被告龙翔公司、杉杉公司实为同一人控制的公司，但在与原告签订合同时故意隐瞒了这一真实情况，使原告与两公司签订了合同和协议，并且通过伪造货物运单、收货证明，虚开增值税发票等手段，虚构了本不存在的煤炭交易事实。被告龙翔公司基于上述合同虚构煤炭交易，形成了对原告3000余万元的债权，从而到银行办理了保理业务，将此笔应收账款向银行转让进行融资，使得原告可能陷于被银行追索的风险，银行也可能陷于保理业务坏账的风险。两被告不讲诚实信用，其行为完全符合合同欺诈的认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原告撤销合同的诉请，得到了法院的支持。本案的裁判结果体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彰显了法院在制裁违约、打击欺诈、维护社会诚信的重要作用。

二、陈某诉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乐山中心支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陈某之父陈某康，因右肺腺癌于2010年8月10日入院治疗，至2010年8月24日病情平稳后出院。2010年8月25日，陈某为陈某康在被告处投保了8万元的身故险和附加重大疾病险。陈某和陈某康均在“询问事项”栏就病史、住院检查和治疗经历等项目勾选为“否”。两人均签字确认其在投保书中的健康、财务及其他告知内容的真实性，并确认被告及其代理人已提供保险条款，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合同解除条款进行了明确说明。双方确认合同自2010年9月2日起 3 生效。合同7.1条及7.2条就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以及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进行了约定。

2010年9月6日至2012年6月6日，陈某康因右肺腺癌先后9次入院治疗。2012年9月11日，陈某康以2012年3月28日的住院病历为据向被告申请赔付重大疾病保险金。保险公司经调查发现，陈某康于2010年3月10日入院治疗，被确认为“肝炎、肝硬化、原发性肝癌不除外”，因此被告于2012年9月17日以陈某康投保前存在影响该公司承保决定的健康情况，而在投保时未书面告知为由，向原告送达解除保险合同并拒赔的通知。陈某康、陈某于2012年10月24日诉请判令被告继续履行保险合同并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3万元，后在二审中申请撤诉，二审法院于2012年12月18日裁定撤诉。2014年3月11日至3月14日，陈某康再次因右肺腺癌入院治疗，其出院诊断为：右肺腺癌伴全身多次转移（Ⅳ期，含骨转移）。2014年3月24日，陈某康因病死亡。原告陈某遂诉至法院，请求被告给付陈某康的身故保险金8万元。

（二）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投保人陈某在陈某康因右肺腺癌住院治疗好转后，于出院次日即向被告投保，在投保时故意隐瞒被保险人陈某康患有右肺腺癌的情况，违反了如实告知义务，依据《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保险人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因上述解除事由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已发生，且陈某康在2010年9月6日至2012年6月6日期间，即合同成立后二年内因右肺腺癌先后9次入院治疗，却在合同成立二年后才以2012年3月28日的住院病历为据向被告申请赔付重大疾病保险金，又在陈某康因右肺腺癌死亡之后要求被告赔付身故保险金8万元，其主观恶意明显，该情形不属于《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的适用范围，原告不得援引该条款提出抗辩。被告自原告方向其申请理赔的2012年9月11日起始知道该解除事由，即于2012年9月17日向原告送达书面通知拒付并解除合同。原告未在三个月异议期内提出异议。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双方合同已于2012年9月17日解除。原告以2014年3月24日陈某康因病死亡为由诉请被告支付保险金8万元没有法律依据，判决驳回原告陈某的诉请。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主张，据《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保险公司不能解除合同。法院认为，从《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看，“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的前提是自合同成立之日起二年后新发生保险事故。而本案中，保险合同成立时保险事故已发生，不属于前述条款适用的情形，保险人仍享有解除权。被保险人、受益人以《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进行的抗辩，系对该条文的断章取义，对此不予支持。另外，被告已于2012年9月17日发出解除通知，而原告在三个月内未提出异议，双方合同已 4 于2012年9月17日解除，上诉人于2014年3月起诉，其诉请不应支持。因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1.本案中投保人未如实告知投保前已发保险事故，保险合同成立两年后请求理赔，应否支持的问题，尚属于法律空白，若机械援用《保险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将变相鼓励恶意骗保行为。为此，本案在权衡保障投保人的合法权益和维护良好保险秩序后作出了裁判，为类案处理提供了经验。

2.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对将来是否发生保险事故具有不确定性。但在保险合同成立之前已发生投保事故，随后再投保，其具有主观恶意，系恶意骗保的不诚信行为，并违反保险合同法理，此时不应机械性地固守不可抗辩期间的限定，应赋予保险公司解除权，且两年不可抗辩期间适用的前提是保险合同成立两年后新发生的保险事故，因此保险合同成立前已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公司不应赔偿。本案的裁判，对于遏制恶意投保并拖延理赔的不诚信行为，规范保险秩序，防止保险金的滥用，具有积极作用。

三、刘家花诉山东费县益客盛源食品有限公司养殖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2月份，原告刘家花与被告益客盛源公司签订肉鸭养殖回收合同，合同上载明的结算方式为“车间屠宰完毕后，乙方凭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当批合同本、饲养日志、饲料单据、检疫证明、车间胴体过磅单到公司原料部按胴体出成率倒推毛重结算，无特殊原因交鸭数量不足98%的，公司将按比例扣除乙方保证金并追究其违约责任。”合同签订后，益客盛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刘家花供应肉鸭鸭苗，并于2013年3月9日回收刘家花饲养的肉鸭。刘家花向益客盛源公司销售肉鸭时，持当批合同本、饲养日志、饲料单据、检疫证明、车间胴体过磅单与益客盛源公司进行结算，益客盛源公司将刘家花持有的上述书证收回后，向刘家花出具收购结算单三份，结算单上载明的合同单价均为7.508。

现刘家花认为肉鸭回收价格是按照合同规定的肉鸭结算时回收价格=[上表约定]回收基础单价元/斤-（4元/只-签订鸭苗价格[上表约定]）÷6.2的计算公式计算出来的，益客盛源公司向刘家花出具的回收结算单上载明的肉鸭价格比按照合同规定的肉鸭结算回收价格少了0.3元/斤。原告向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起诉，主张被告应当继续支付在回收肉鸭时所收购刘家花肉鸭共计少支付的货款12846元。益客盛源公司以刘家花没有合同原件，双方未曾签订过合同为由抗辩。

（二）裁判结果

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中，虽刘家花未持有合同的原件，但是一方面，证人刘XX、陈XX的证言证实合同原件为益客盛源公司持有。另一方面，益客盛源公司为肉鸭养殖户赊销鸭苗、饲料，从常理来讲，其不可能不与养殖户签订书面的合同以确保肉鸭的回收，否则益客盛源公司的经营风险过大。第三，同时起诉的其他六位养殖户也分别提供他们持有的合同复印件或合同照片以及证明合同存在的视听资料。综上，能推定双方签订过养殖合同，现益客盛源公司持有合同原件拒不提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益客盛源公司未按合同中约定的价格回收肉鸭，属于违约行为，应继续支付刘家花剩余肉鸭款及其利息。据此判决益客盛源公司给付刘家花肉鸭款1276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3年3月9日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借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

（三）典型意义

该案是典型的一方以合同履行中的优势地位获取不当利益的案件，益客盛源公司在回收肉鸭的时候将合同原件收回，尔后否认所签合同的存在，导致养殖户在肉鸭款被克扣的情况下，无法提供合同原件来举证，这种行为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该裁判结果对规范该类养殖合同的履行、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养殖户的合法权益具有重大意义。该案事实清楚，责任明确，二审法院依法及时判决，对益客盛源公司利用优势地位获取不当利益的行为进行了批评，严格追究违法失信者的法律责任，保障诚实守信方的合法权益。该案的判决，有利于明晰责任、确立规则、维护诚信，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能作用。

四、“新华”商标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享有对“新华”商标的独占使用权，河南新华公司在其主办网站中使用带有“新华药业”字样的徽标。“新华”二字按字面解释有崭新中华或新兴中华之意，同我国特定的革命历史背景相联系，多为新中国各级人民政府所创办的国营企、事业单位，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山东新华制药厂前身系建国前山东解放区八路军所创办的企业，使用新华作为企业名称和所生产药品的商标具有合理性。山东新华制药厂在1978年至1999年期间，曾经获得多种全国性荣誉，并在部分药品制药技术领域有重大创新。在河南新华公司申请企业注册时，山东新华制药厂已在行业内有较高的知名度。

6（二)裁判结果

法院判决河南新华公司立即停止在网站宣传中使用侵犯山东新华公司商标独占使用权的“新华”文字的行为。河南新华公司立即停止使用含有“新华”文字的企业名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到工商机关变更含有“新华”文字的企业名称。河南新华公司于判决生效十日内赔偿山东新华公司经济损失二十万元。河南新华公司于判决生效三十日内在其主办的网站上刊登声明，澄清事实，消除影响。内容需经法院审定。若逾期不履行，原审法院将在相关媒体上公布本判决内容，费用由河南新华公司负担。(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涉民生案件，属典型的药品行业的“傍名牌”行为，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息息相关，危害更甚；加大对知名药品企业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利于规范药品生产、销售市场秩序，促进良心竞争，打击不正当竞争，促进药品行业的健康发展，从而保障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本案属于典型的知识产权纠纷，涉及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判决认定河南新华侵犯了山东新华的权利，并依法判决河南新华改换自己的名称、字号、停止侵权。

五、邹克友诉张守忠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03年4月29，邹克友与张守忠签订一份楼基地转让协议书，约定张守忠将位于日照市东港区安东卫街道东街（后更名为“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街道东街”，以下分别简称“东港安东卫东街”、“岚山安东卫东街”）的一处拆迁补偿置换的楼基地（土地性质为集体所有制土地），以56

900元的价格转让给外村村民邹克友，协议载明款项当面付清，张守忠的同村村民周同业作为证明人在协议书上签字。之后该处楼基地一直闲置，邹克友未在上面建设房屋。2013年，因未能办理楼房建设手续，岚山安东卫东街居委将该楼基地收回，并向张守忠补偿位于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街道凤凰山社区7号楼西单元102室的安置房一处。邹克友认为，其已受让了楼基地，因此，基于该楼基地补偿的上述安置房应归其所有。因与张守忠就安置房的归属问题协商不成，邹克友遂起诉至本院，要求张守忠返还购买楼基地的款项56 900元，并赔偿其因此所遭受的损失

庭审中，张守忠辩称，1、涉案楼基地系本村村委按照统一规划分配的宅基地，依法不得买卖，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违反法律规定；

2、双方已于2004年通过证明人周同业（已去世）办理了退还楼基地的事宜，被告向邹克友支付60 000元作为补偿，邹克友将楼基地返还给被告，并提交有“周同业”签字的收到 7 条（复印件）一张，内容为：“收到张守忠一次性买回楼基款陆万元60 000元，经办人：周同业，2004年9月15日”，并加盖“中共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街道东街居总支部委员会”公章及岚山安东卫东街居委主任石光华的私人印章。经法院调查核实，石光华表示未经手办理此事，且在当时还没有收到条所加盖的党支部的章。在法院要求继续核实该收到条时，张守忠称原件已经丢失。经对比，收到条与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书上周同业的签名差别较大。

（二）裁判结果

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涉案楼基地所占土地性质系集体所有土地，且张守忠取得该楼基地系基于原宅基地及房屋重新规划、拆迁后的补偿利益，其性质等同于宅基地。张守忠将该楼基地转让给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邹克友，违反了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法院依法确认该转让协议无效，邹克友不能取得涉案楼基地的使用权。

张守忠提交的收到条，上面加盖的公章在2004年9月15日尚不存在，且与转让协议上周同业的签名差别较大，另一签章人亦否认经手此事，在该份收到条存有诸多疑点的情形下，张守忠以丢失为由无法提供原件，致使无法进一步辨别证据的真伪，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法院对该收到条不予采信，对张守忠据此主张的双方已解除合同，并通过周同业返还60

000元的事实，不予认定。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张守忠应向邹克友返还购买楼基地款56 900元。

张守忠明知涉案楼基地依法不能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成员仍进行转让；作为日常生活大宗交易，邹克友在未确认土地性质的情况下即购买涉案楼基地，双方对于合同无效均有过错。张守忠在双方转让行为历经十余载，涉案楼基地升值并存有巨大利益后，才以违反法律规定为由主张合同无效，虽然符合法律规定，但从道义、情感角度而言，属于典型的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因此，裁判张守忠以转让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赔偿张守忠损失。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城市近郊的土地持续增值，涉及上述区域的房屋买卖、宅基地转让纠纷迅猛增长。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及国家政策，宅基地等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带有很强的社会保障功能，只能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享有、流转；否则，一律无效。但在实践中，违法流转大量存在，若双方正常履约，这种违法现象也“合理”地存在着，并无其他部门监管。但纠纷一旦进入法院，认定转让行为无效毋庸置疑。转让被判无效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 8 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司法实践中，通常对于无效合同损失赔偿的处理也是“各打五十大板”。但是对于近年来基层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的涉及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及房屋转让纠纷案件，如果机械地适用法律条文，不仅让失信的行为人堂而皇之地获取法外利益，也不利于在社会上弘扬

“诚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诚实信用是人们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而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要恪守诺言、诚信不欺，不因追求个人利益而损害社会或他人利益，这是以道德规范为基本内容的法律原则。有些纠纷，从法律与道德角度来看，结论可能截然相反，正如本案纠纷。转让人可以冠冕堂皇地以“法律规定”为由实施违反诚信的行为，作为深受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影响的受让人及社会大众，当然难以接受。正因为如此，法官在处理该类纠纷时，需要在坚持法律规定的前提下，适当引入道德、风俗等规范，让“无情”的法律与“有情”的道德规范结合，实现情、法、理在司法判决中融合。在本案中，法官根据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确认涉案楼基地转让协议无效；与此同时，引入诚信原则，在合理的限度内弥补受让人的损失，让失信人承担一定的法律制裁。如此，既能有效地平衡双方的利益，也有助于培养社会公众的诚信观念。这也是在审判实践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体现。

六、王风明诉孙元丽、孙子明买卖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王风明从事贩卖板皮业务，被告孙元丽在临沂市兰山区义堂镇某村开办了福隆板材厂，为个体工商户，从事胶合板生产。自2011年开始，原告王风明将板皮送至福隆板材厂，由本案另一被告孙子明（孙元丽之兄）收货，孙元丽给付货款。2012年4月1日，被告孙子明在收货后，用制式的“出库单”为原告王风明出具了一张收货条，收货条载明：夹心皮，货款236000元。被告曾偿付10000元，其后迟迟不再给付剩余货款。原告为追回剩余货款226000元，于2013年9月27日诉至临沂市兰山区法院。二被告以收货条系孙子明签字，属于孙子明与王风明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为由抗辩，孙元丽并称已经替孙子明以银行存款的方式分两次向王风明付款64000元，下余货款应由孙子明支付。一、二审期间，二被上诉人孙子明、孙元丽本人均未出庭应诉，均由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王琳出庭应诉。

（二）裁判结果

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两个：

一、该批板皮买卖合同的买方是孙子明还是孙元丽。

二、被上诉人孙元丽曾向上诉人王风明银行卡存款54000元，是否系偿还本案中该批板皮的货款。

关于双方争议的焦点一，被上诉人孙元丽认可自2011年上诉人王风明即开始向福隆板材厂送板皮，双方多次发生业务，以前货款也是由孙元丽支付，且本案的该批板皮送到了其开办的福隆板材厂，实际上用于板材厂的生产经营，该批板皮的部分货款已由其支付；孙元丽在王风明提供的录音证据中对孙子明出具债权凭证的行为认可，并承诺对孙子明收货行为所产生的欠款由其偿还。考虑以前的交易习惯、兄妹关系等因素，孙子明出具债权凭证的行为是代表福隆板材厂出具，系履行职务的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企业法人应当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孙元丽应对孙子明出具债权凭证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二被上诉人主张孙子明将板皮转售给孙元丽，孙元丽已于2012年年底将货款支付给孙子明的事实，二人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二审法院不予采信。故应认定该板皮的买方系个体户孙元丽。

对于争议的焦点二，二审法院认为，银行业务存款凭条是银行向存款人出具的证明银行与存款人之间双方发生交易的业务凭据，不是由上诉人向存款人出具的收款条，该业务凭据只能证明存款人孙元丽于2012年4月14日向王风明银行卡存款54000元的事实，不能证明该笔存款的用途。即银行存款凭条本身不能证明与本案中的货款存在关联性，上诉人在提供银行存款凭条后，仍需要继续提供证据证实该银行存款凭条与本案货款存在关联性，此时，举证责任不发生转移。因为此时之前的债权凭证因偿付完货款而销毁，法院若要求债权人举证之前的债权凭证会对债权人造成非常大的举证困难，对债权人不公平。本案中，孙元丽仅提供了银行业务凭条，未能继续举证该次银行业务凭条与本案货款存在关联性，二审法院不认定该54000元的银行存款凭条与本案债权存在关联性，本院对该份证据不认定是本案的有效证据，孙元丽以此次存款要求冲减总货款理由不成立。另外，上诉人孙元丽采用银行汇款只取得银行出具的业务凭条，在存款后不及时更改其与上诉人之间的债权凭证这种交易方式，是造成孙元丽举证困难的重要原因，由此带来的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

据此判决：被上诉人孙元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付上诉人王风明货款226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2年4月1日起至本院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基准贷款利率计算）。

（三）典型意义

该案是一例普通的买卖合同案件，但是裁判的说理十分透彻。一是关于举证责任 10 的划分，债务人在主张还款后，负有举证证明已还款的义务，这是毋庸置疑的，在举证不充分的情况下，要承担败诉的风险，举证责任不发生转移。在本案中，孙元丽以银行存款凭条举证，但是该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已还款，孙元丽仍负有举证证明该事实的义务。二是银行存款业务凭证作为证据时效力的认定，尤其是关联性的认定。银行存款凭条是银行向存款人出具的证明银行与存款人之间发生交易的业务凭据，不是由债权人向存款人出具的收款条，该业务凭据只能证明存款人存款的事实，不能证明存款的用途，即是否偿还了欠款，在有多笔欠款的情况下，更不能证明存款是用于偿还了哪笔欠款。即，银行存款凭条本身不能证明欠款存在关联性。三是雇佣人员职务行为的认定。本案中，孙子明既是孙元丽的哥哥，又是板材厂的雇佣人员，根据以往的交易习惯，应视孙子明签字收货的行为为职务行为。该案中买卖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孙元丽违约，不履行付款义务。人民法院依法裁判，具有积极导向意义。

七、胡百卿诉临沂沂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胡百卿与被告临沂沂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0年8月9日达成了购房意向：原告购买被告沂兴公司位于费城镇中山路南端明珠花苑9号楼101号楼房一套，并于当天交给被告沂兴公司定金50

000元，当时被告的经办人承诺半个月后交齐购房款即给钥匙并给办理房权证。2013年8月23日，原告（买受人）与被告沂兴公司（出卖人）签订了购房合同，合同约定合同总价款为187

944元，出卖人应于2010年8月30日前依照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将验收合格的商品房交付给买受人，原告又支付给被告沂兴公司购房款130 000元。后被告沂兴公司作为出卖人未按合同约定将原告所购楼房交付原告。另查明，被告出卖给原告的楼房，被告已于2006年10月17日卖给了杨平，杨平在费县房管局通过产权登记取得了涉案楼房的所有权证。2008年9月8日，杨平又将涉案楼房卖给了李文平，并到费县房管局办理了产权转移登记。后费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因被告法定代表人刘伟涉嫌刑事犯罪将其刑事拘留。刘伟之妻李永梅与原告约定：李永梅自愿筹集现金180

000元替被告归还原告购房款，后费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将180

000元购房款转交给了原告。因损失赔偿事宜，原告诉至本院，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解除原告和被告签订的购房合同，双倍返还原告所交购房定金50 000元，承担赔偿责任180 000元，并由被告负担诉讼费用。

（二）裁判结果

山东省费县人民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沂兴公司于2013年8月23日签订的购房合同内容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为有效合同。被告本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履行其交付房产的义务。但因合同约定的标的物，已被他人以合法的方式取得所有权，原告与被告沂兴公司签订的购房合同已不能履行，原告请求解除该合同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的事实，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被告沂兴公司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的事实，又与原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显系不诚信行为，故原告请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并返还定金理由正当，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一条关于定金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关于当事人约定的定金数额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百分之二十的，超过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原、被告约定的定金数额为50

000元过高，以调整为37 589元（187944×20%）为宜，其余12 411元应视为购房款，故原告实际支付的购房款应为142 411元（130

000元+12 411元）。判决：

一、被告临沂沂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赔偿原告胡百卿损失142 411元，返还原告胡百卿定金37 589元，共计180

00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履行完毕。

二、驳回原告胡百卿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涉及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因出卖方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的事实，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的惩罚性赔偿条款适用的典型案件，也是对合同法第54条中关于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被撤销的适用。同时本案也对商品房买卖中惩罚性赔偿原则与定金罚则并存时应如何适用作出阐述。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惩罚性赔偿原则并非以“双倍返还”为限，双方当事人愿意在合同中加入惩罚性赔偿的内容，并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那么该条款可以视为双方给自己可能造成的损害，而采取的额外保护措施，法院对此应予支持。

八、冉某、张某诉重庆某地产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9月6日，冉某、张某（乙方）与某公司（甲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冉某、张某购买某公司某楼盘二期房屋一套，房屋总成交价 12 366180元。交房条件为甲方应当在2011年12月10日前，依照有关规定，将已进行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登记的商品房交付乙方使用。逾期交付的违约责任约定为：逾期超过60日后，乙方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合同继续履行，自本合同约定的最后交付期限的第二天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甲方按日向乙方支付已付房价款万分之三的违约金，并于该商品房交付之日起30日内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合同签订后，冉某、张某依约向某公司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合同履行过程中，某公司在未取得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登记的情况下，将一期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的复制件粘贴到质量保证书和使用说明书上，于2011年12月10日将房屋交付给冉某、张某。经向有关部门核查，冉某、张某所购房屋竣工验收备案登记日期为2012年5月28日。冉某、张某认为开发商采取欺骗手段交房违约，按照合同约定应赔偿违约金，遂起诉至法院。

（二）裁判结果

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后认为开发商部分违约，遂判决开发商承担80%的违约责任，支付冉某、张某违约金14940.14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争议焦点是：开发商以欺诈方式交房但未造成购房者实际损失的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一项基本原则。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本案中，虽然涉案商品房最后通过了竣工验收，房屋质量也是合格的，并且开发商迟延取得竣工验收备案登记证并未实际影响购房人接收商品房后对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即购房人实际上并没有损失。但是，作为开发商采取欺诈的方式交付房屋，侵犯了购房人的知情选择权。法院依法判决开发商承担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既可以维护买房人的合法权益，又可以给开发商以警示，有利于促进开发商增强法治意识，遵守市场经济规则，在全社会弘扬诚信原则，减少纷争的产生。因此，法院判决开发商部分违约，承担80%的责任比较合理。

九、郑某诉冉某民间借贷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冉某以急需资金为其堂哥买房，而自己存款未到期无法取出为由，于2011年12月31日晚，在参加原告郑某父亲的丧礼时，找到原告郑某借款人民币20000元。原告因与被告夫妻相熟，了解被告的家庭情况，便从当时在场之案外人杨某江处借取1200元后，凑齐20000元交付被告本人。并且，原告出于借款金额不大，丧礼上宾客众多，当众拟写借据会有伤双方颜面的考虑，未要求被告出具书面的借条，亦未约定具体的还款时间及利息的计算标准，仅是由被告口头承诺短时期内便能偿还。时隔半年，原告见被告仍无还款意向，便多次找其催收，被告却均是以各种理由搪塞。近期，被告又以避而不见的方式躲避债务，因此原告于2014年8月6日向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归还借款及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中原告方明确资金利息从借款之日后一个月后开始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并自愿选择该利息以当地农村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作为参考。因被告没有出庭，未能调解。

（二）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后认为，虽然双方都无直接证据，但原告提交的间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符合客观事实，证据真实有效，且各证据之间能形成证据锁链，能相互印证，足以认定原、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故判决由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2万元，并按照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原告从法院受理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日前，该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大量民间借贷纠纷都是发生于熟人之间，比如朋友、同事、甚至兄弟，在生活当中，熟人之间出于面子、人情等因素的考虑，一般很少写借条以及其他凭证，而一旦对方违约，出借人一般很难拿出有效的直接证据来认定借款行为成立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在判决时应结合各方提供的间接证据，在证据之间能够相互映证、能够形成证据锁链的情况下，对借贷行为予以确认，以维护社会诚信，实现公平正义。

法官提醒：在生活当中，即使是熟人之间，也要留有相关凭证，以免在发生纠纷时无力举证，导致败诉。

第二篇：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九起合同纠纷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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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2013年中国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件

一、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1.新材料技术领域等同判定专利侵权案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爱蓝天高新技术材料（大连）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上诉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苏知民再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

2.“威极”酱油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与佛山市高明威极调味食品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佛中法知民初字第352号民事判决书〕

3.钱钟书书信手稿拍卖诉前行为保全案

杨季康与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李国强诉前行为保全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二中保字第9727号民事裁定书〕

4.“奥特曼”著作权纠纷案

圆谷制作株式会社、上海圆谷策划有限公司与辛波特·桑登猜、采耀版权有限公司、广州购书中心有限公司、上海音像出版社侵害著作权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申字第259号民事裁定书〕

5.树脂专利相关信息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

圣莱科特国际集团、圣莱科特化工（上海）有限公司与华奇（张家港）化工有限公司、徐捷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沪高民三（知）终字第93号民事判决书〕

6.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使用费案件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IDC公司标准必要专利使用费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305号民事判决书〕

7.确认“两优996”品种权实施许可合同无效纠纷案

福建超大现代种业有限公司与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确认植物新品种权实施许可合同无效纠纷上诉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皖民三终字第81号民事裁定书〕

二、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8.“圣象”驰名商标保护案

圣象集团有限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河北广太石膏矿业有限公司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行提字第24号行政判决书〕

9.“金骏眉”通用名称商标行政纠纷案

武夷山市桐木茶叶有限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山茶业有限公司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行终字第1767号行政判决书〕

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10.假冒食用油注册商标犯罪案

宗连贵等28人假冒注册商标罪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豫法知刑终字第2号刑事裁定书〕

2013年中国法院十大创新性知识产权案件

1.北京锐邦涌和科贸有限公司与强生（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强生（中国）医疗器材有限公司纵向垄断协议纠纷上诉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沪高民三（知）终字第63号民事判决书〕

2.美国礼来公司、礼来（中国）研发公司与黄孟炜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沪一中民五（知）初字第119号民事判决书〕

3.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等与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民终字第2352号民事判决书〕

4.谷歌公司与王莘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民终字第1221号民事判决书〕

5.天津天隆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与江苏徐农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上诉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苏知民终字第194号、（2012）苏知民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

6.中山市隆成日用制品有限公司与湖北童霸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16号民事判决书〕

7.北京鸭王烤鸭店有限公司与上海淮海鸭王烤鸭店有限公司、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异议复审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知行字第9号行政裁定书〕

8.李隆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三亚市海棠湾管理委员会商标争议行政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知行字第41号行政裁定书〕

9.卡比斯特制药公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知行字第75号行政裁定书〕

10.江西亿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中山沃德打印机设备有限公司、余志宏、罗石和、李影红、肖文娟侵犯商业秘密罪案〔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珠中法刑终字第87号刑事判决书〕

2013年中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一、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一）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

1.马培德公司与阳江市邦立贸易有限公司、阳江市伊利达刀剪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29号民事裁定书〕

2.宜宾长毅浆粕有限责任公司与潍坊恒联浆纸有限公司、成都鑫瑞鑫塑料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309号民事裁定书〕

3.北京市捷瑞特弹性阻尼体技术研究中心与北京金自天和缓冲技术有限公司、王菡夏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1146号民事裁定书〕

4.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与三门峡赛诺维制药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和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63号民事判决书〕

5.陈顺弟与浙江乐雪儿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何建华、温士丹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225号民事判决书〕

6.大连大金马基础建设有限公司与大连北兴构件吊装运输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大民四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

7.塞伯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上诉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浙知终字第59号民事判决书〕

8.陈锡奎与晋江市凯达石材机械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上诉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闽民终字第482号民事判决书〕

9.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与江门气派摩托车有限公司、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湘潭瑞骑力帆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长中民五初字第620号民事判决书〕

10.江门市亚泰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与雷炳全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

（二）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件

11.吉林美术出版社与海南出版社有限公司、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欧亚商都侵害著作权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1150号民事裁定书〕

12.景德镇法蓝瓷实业有限公司与潮州市加兰德陶瓷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1392号民事裁定书〕

13.窦骁与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演出经纪合同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民终字第1164号民事判决书〕

14.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智珠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3）朝民初字第8854号民事判决书〕

15.哈尔滨秋林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与哈尔滨秋林糖果厂有限责任公司、哈尔滨秋林里道斯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黑知终字第45号民事判决书〕

16.北京汉仪科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青蛙王子（中国）日化有限公司、福建双飞日化有限公司、苏果超市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苏知民终字第161号民事判决书〕

17.郑子罕与杭州市普通教育研究室著作权权属纠纷上诉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浙知终字第105号民事判决书〕

18.蒋友柏与周为军、江苏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杭知终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

19.广州万唯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与广州市番禺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广东海外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穗中法民三终字第96号民事判决书〕

（三）侵犯商标权纠纷案件

20.北京大宝化妆品有限公司与北京市大宝日用化学制品厂、深圳市碧桂园化工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166号民事判决书〕

21.陕西茂志娱乐有限公司与梦工场动画影业公司、派拉蒙影业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民终字第3027号民事判决书〕

22.兰建军、杭州小拇指汽车维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市小拇指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天津市华商汽车进口配件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津高民三终字第46号民事判决书〕

23.广州市芳奈服饰有限公司与李菊红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赣民三终字第21号民事裁定书〕

24.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与青岛际通文具有限公司、青岛际通铅笔有限公司、青岛永旺东泰商业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鲁民三终字第32号民事判决书〕

25.河南杜康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汝阳县杜康村酒泉酒业有限公司、河南世纪联华超市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豫法民三终字第194号民事判决书〕

26.湖北十堰武当山特区仙尊酿酒有限公司与湖北神武天滋野生葡萄酒业有限公司、武汉天滋武当红酒业销售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鄂民三终字第132号民事判决书〕

27.广州饮食服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市西关世家园林酒家有限公司商标及老字号品牌使用许可合同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123号民事判决书〕

28.北京王致和（桂林腐乳）食品有限公司与桂林花桥食品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2）桂民三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

29.路易威登马利蒂与三亚宝宏实业有限公司宝宏大酒店、三亚宝宏实业有限公司、潘小爱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琼民三终字第80号民事判决书〕

30.成都同德福合川桃片食品有限公司与重庆市合川区同德福桃片有限公司、余晓华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渝一中法民初字第273号民事判决书〕

31.宜宾五粮液股份公司与江西精彩生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川民终字665号民事判决书〕

32.普拉达有限公司与陕西东方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华商报社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西民四初字第227号民事判决书〕

（四）不正当竞争、垄断纠纷案件及其他

33.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海南国栋药物研究所有限公司、海南欣安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技术转让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1542号民事裁定书〕

34.济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福瑞康正医药技术研究所技术转让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718号民事裁定书〕

35.湖北洁达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与郑州润达电力清洗有限公司、陈庭荣、吴祥林侵害商业秘密纠纷管辖权异议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6号民事裁定书〕

36.北京天道新源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合同纠纷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哈知初字第59号民事判决书〕

37.江苏建华管桩有限公司与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限公司虚假宣传纠纷上诉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苏知民终字第219号民事判决书〕

38.南京国资绿地金融中心有限公司与江苏紫峰绿洲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宁知民终字第24号民事判决书〕

39.曹彬与济南乾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上诉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鲁民三终字第223号民事判决书〕

40.襄阳市农业科学院与四川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合同纠纷上诉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鄂民三终字第323号民事判决书〕

41.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IDC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306号民事判决书〕

42.兰州正丰石油化工技术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与无锡奋图过滤材料有限公司、王京良、无锡奋图网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甘民三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

二、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一）专利授权确权案件

43.精工爱普生株式会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郑亚俐、佛山凯德利办公用品有限公司、深圳市易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0）知行字第53-1号行政裁定书〕

44.北京世纪联保消防新技术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山西中远消防设备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行提字第20号行政判决书〕

45.株式会社岛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宁波赛冠车业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行提字第21号行政判决书〕

46.新日铁住金不锈钢株式会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李建新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行终字第1754号行政判决书〕

（二）商标授权确权案件

47.博内特里塞文奥勒有限公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佛山市名仕实业有限公司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行提字第28号行政判决书〕

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48.尤艳、宋兵峰、马化涛侵犯著作权罪案〔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2013）禹知刑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书〕

49.王文利、张剑毅、陈邦取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案〔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厦刑初字第62号刑事判决书〕

50.周开忠、蔡细漂假冒注册商标罪案〔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宜昌中知刑初字第1号刑事判决书〕

第四篇：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四起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四起典型案例

（2014年7月25日）

案例1

陈某某人身损害赔偿案

一、基本案情

杜某某（88岁）与陈某某（小学学生）系同村村民，2009年1月4日在双方住房附近的街道上，陈某某将杜某某撞倒在地。杜某某被送住院治疗，经医生诊断为：1.心房纤颤；2.右股骨粗隆间粉碎性骨折。花费医疗费人民币2121.85元。半年后，卫生所再次诊断为右下肢骨折，合伴感染。同年8月17日，杜某某去世。杜某某亲属要求陈某某及其法定代理人赔偿包括死亡赔偿金在内的各项损失94145元。陈某某一方辩称，陈某某是要去上学时发现杜某某躺在水沟里，主动上前要把她扶起来，根本没有撞倒杜某某，其行为完全是助人为乐。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1月8日，被告陈某某的祖父陈国华出具一张便条交原告收执，该便条载明：“经征求××意见，不报警私了，一切由我自负。2009年1月8日 陈国华”。2009年1月10日，原告陈孙权、陈孙胜、陈东辉（即杜某某之子）出具一张收据交陈国华收执，该收据载明：“今收到第二监护人陈国华现金壹仟伍佰元正，［因其孙撞倒杜某某造成骨折。（前收据已由国华烧掉，以本据为准）］。收款人：陈孙权 陈东辉 陈孙胜 二○○九年一月十日 ”。

二、裁判结果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陈国华作为陈某某的长辈，在事发当日即到现场，从其出具的“私了”便条和其提供的“收据”内容分析，可以认定陈国华确认了陈某某撞倒杜某某的事实。虽然陈国华主张该便条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系受到欺骗或威胁而写下，结合其已支付1500元的事实也表明其同意承担赔偿责任。就死亡后果与此次摔伤间的因果关系看，杜某某摔倒骨折并非导致其死亡的唯一原因，结合本案实际，本院确定杜某某的摔伤在其死亡结果中占有20%的原因力。陈某某对杜某某的摔伤结果存在过错，但杜某某的子女未尽好监护义务导致其在巷道里摔倒同样存在过错，故原告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本院因此酌定被告陈某某与原告各承担50%的责任。结合杜某某摔伤与其死亡结果的原因力比例，法院确定，杜某某因伤就医的损失为13321.85元，死亡造成的损失59925元。判决被告方承担杜某某受伤、死亡造成经济损失为（13321.85元＋59925×20%）×50%＝12655.43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中，双方对侵权人是否实施侵权行为的事实各执一词，在此情况下，原告方提出的被告方在处理此事的过程中承认侵权行为的书面证据，就成为认定事实的关键。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在被告方不能提供证据反驳案涉书面证据的情况下，法院根据书面证据认定被告的侵权事实，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2条的规定。此外，在赔偿责任的负担上，法院对于侵

权行为与被侵权人死亡结果之间原因力的区分和确认，以及对最终赔偿责任的合理划分，亦有借鉴意义。

案例2

吴俊东、吴秀芝与胡启明、戴聪球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11月23日，吴俊东驾驶吴秀芝的鲁DK0103普通正三轮摩托车在全宽6米的机非混合车道超车时，与胡启明驾驶的无号牌电动自行车（搭载其妻戴聪球）发生交通事故。电动自行车失控侧翻致胡启明及戴聪球二人受伤，随后吴俊东送二人至医院治疗。双方就吴俊东是否谨慎驾驶及其所驾摩托车与胡启明所驾电动自行车是否发生刮擦及碰撞，各执一词。交管部门对事故成因及责任无法认定。超车过程中，胡启明车辆靠道路右侧行驶，距道路右边半米左右，吴俊东车辆距离道路右边一米多远，两车横向距离为40-50厘米。吴俊东超车时为五档，迎面有一黑色轿车快速驶来，吴俊东称感觉有点危险。事发现场道路平坦，事发时除黑色轿车外无其他车辆经过。事故车辆经检验均符合安全技术标准；吴秀芝的车辆未投保交强险。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吴俊东驾驶三轮摩托车超越胡启明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时，其车速较快；结合吴俊东超车前未注意到对向快速驶来的黑色轿车看，可以认定其未尽谨慎驾驶的注意义务。交管部门的事故责任证明虽未能证实两车是否发生碰撞或刮擦，但从证人证言反映的情况看，正是在吴俊东超车过程中胡启明的电动自行车发生左右晃动而侧翻，结合事故现场的其他情况，根据民事诉讼法高度盖然性的司法原则，审理法院认为胡启明的电动自行车翻车与吴俊东驾驶三轮摩托车超车中疏忽大意存在因果关系，吴俊东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胡启明驾驶电动自行车搭载成年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亦有过错，双方按三七比例承担胡启明等的医疗费、伤残赔偿金、误工费等人身损害赔偿责任。

三、典型意义

法律事实不同于客观事实，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也不同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我国民事诉讼采取的是高度盖然性标准。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法院根据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结合吴俊东超车前未注意到前方驶来的车辆，超车时车速较快（五档），与胡启明车辆横向距离较短（仅为40-50厘米），从而认定超车过程中胡启明的电动自行车发生左右晃动而侧翻与吴俊东的超车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本案合理界定了超车时驾驶人的注意义务范围，在证明标准及事实认定方面具有指导意义。

案例

3许云鹤与王秀芝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09年10月21日中午，许云鹤驾驶未投保交强险的轿车并道时，与违法翻越中心隔离护栏的王秀芝发生交通事故。王秀芝倒地受伤，造成右下肢受伤。现场勘查显示，许云鹤所驾车辆停在中心隔离栏边的第一条车道，车辆左前部紧挨中心隔离栏，左前轮压着中心隔离栏桩基，车辆与隔离栏呈约45度夹角。许云鹤称王秀芝属跨越护栏时被绊自行摔伤，与己无关。因无现场证人及直接证据，当地交管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证明并未对该起事故责任予以划分。王秀芝起诉请求医疗费、残疾赔偿金、护理费等16万余元。二审期间，经王秀芝申请并经征询双方意见，审理法院依法选择相关司法鉴定机构对王秀芝的伤情成因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王秀芝右膝部损伤符合较大钝性外力直接作用所致，该损伤单纯摔跌难以形成，遭受车辆撞击可以形成。

二、裁判结果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本案系许云鹤与王秀芝在道路通行中因过错或意外而发生的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事件，属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范围。关于许云鹤的驾车行为是否致害王秀芝的问题，二审认为虽无事故现场监控录像及目击证人等直接证据，但根据相关证据亦可认定。交管部门的现场勘查及事发时许云鹤车辆的位置，符合紧急情况下避让制动停车状态；司法鉴定意见认为王秀芝的腿伤符合较大钝性外力由外向内直接作用的特征，且腿伤高度与案涉车辆制动状态下前保险杠防撞条高度吻合，符合车辆撞击特征，单纯摔跌难以形成；事故现场无致伤的第三方、从王秀芝尚能从容跨越护栏亦可排除其之前被撞受伤的可能性。鉴定单位及人员具有相应的鉴定资质、接受质询分析清楚、说明充分，送检材料亦经过双方质证。二审认为，上述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认定王秀芝腿伤系许云鹤驾车行为所致；许云鹤称王秀芝属自行摔伤，其停车救助的理由不能成立。许云鹤驾驶机动车未尽高度谨慎的安全注意义务，应承担40%的过错责任；王秀芝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行人不得跨越、倚坐道路隔离设施”的规定，应承担60%的过错责任。因许云鹤未履行交强险之法定投保义务，审理法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交强险的有关规定，判决许云鹤于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医疗费赔偿限额1万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赔偿10.7万余元。

三、典型意义

机动车交通事故中，对于一些无监控录像、无目击证人，且双方当事人对于事故原因又各执一词的情形，人民法院如何认定事实是一大难点，本案即具有典型意义。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王秀芝的腿伤是否为许云鹤的驾车行为所致。对此，二审法院委托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伤情成因鉴定。鉴定机构经过鉴定，认为受害人伤情符合车辆撞击特征，单纯摔跌难以形成。同时，由于事发时并无第三方车辆，且受害人尚能从容跨越护栏，故可以认定王秀芝的腿伤乃许云鹤的驾车

行为所致。此外，由于许云鹤违反法律规定，未购买机动车交强险，故而承担了交强险项下的赔偿责任。如果其依法购买交强险，该责任原本是可由保险机构承担的。

案例4

曾明清诉彭友洪、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蜀都支公司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10月10日19时左右，未知名驾驶人驾驶未知号牌货车与横穿马路的曾某某相撞后逃逸；后有未知名驾驶人驾驶未知号牌机动车碾压倒地的曾某某后亦逃逸。19时05分许，彭友洪驾驶自有的川A211R9号小型轿车（该车在平安财保蜀都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不计免赔限额为2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途经事发路段时，由于刹车不及，从已倒在道路中间的曾某某身上碾压过去（其自述碾压部位为曾某某胸部），随即停车报警。19时21分，医护人员到场，经现场抢救，确定曾某某已无生命体征，出具了死亡证明书，载明曾某某死亡时间为19时34分。交警部门亦对现场进行了勘验、拍照，并制作了现场图，上述材料显示：道路基本情况为城市道路，双向8车道，道路中心由双实线分隔，事故现场附近无人行横道，路上血迹、曾某某倒地位置、川A211R9号车辆均位于靠近双实线的车道内，周围无拖拉痕迹。同月19日，四川基因格司法鉴定所出具《DNA鉴定报告》，鉴定意见为：川A211R9轿车前保险杠下部和轮胎上提取的血痕样本属于曾某某。同月26日，成都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出具《尸检报告》，载明检验意见为：“推断曾某某的死因为颅脑、胸腹部复合性损伤致死亡，建议进行尸体解剖明确致死方式。”但经彭友洪与曾某某亲属协商，未进行尸体解剖。2011年11月14日，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以未知名驾驶人肇事后逃逸为由，确定未知名驾驶人均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还载明：彭友洪驾车未确保安全，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由于无法证实曾某某死亡是否因与川A211R9号车相撞所致，故不能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由于未找到逃逸车辆，曾某某之父曾明清（系曾某某的唯一继承人）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彭友洪、平安财保蜀都支公司赔偿因曾某某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合计424576.50元。

二、裁判结果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在彭友洪驾车碾压曾某某之前，有未知名驾驶人先后驾车与曾某某相撞并逃逸。未知名驾驶人与彭友洪虽无共同故意或共同过失，但每个人分别实施的加害行为都独立构成了对曾某某的侵权，最终造成了曾某某死亡的损害后果，该损害后果具有不可分性，且每个人的加害行为均是发生损害后果的直接原因，即每个人的行为都足以造成曾某某死亡。因此，原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确定彭友洪与肇事逃逸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

当。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责任，连带责任中的每个人都有义务对被侵权人承担全部责任。被请求承担全部责任的连带责任人，不得以自己的过错程度等为由主张只承担自己内部责任份额内的责任。在其他肇事者逃逸的情况下，曾明清请求彭友洪承担所有侵权人应当承担的全部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故判决：1.平安财保蜀都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曾明清310212元；2.彭友洪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曾明清8099.60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审理之时曾广受关注，一些媒体将本案简化为“三车碾压老人致死，前两车逃逸第三车担责”的标题式报道。部分社会公众从普通情感出发，认为由第三车承担全部责任不合情理，可能助长“谁救谁倒霉”、“好人没好报”的社会心理。然而，从事实层面而言，第三车碾压之时，受害人并未死亡，究竟哪一辆车的行为致受害人死亡无法确定，但根据尸检报告、勘验笔录等证据，可以确认每一辆车的碾压行为均足以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后果。这属于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所规定的聚合因果关系，行为人之间需承担连带责任。彭友宏发现碾压后果及时停车报警，救助受害人，是履行公民责任的诚信行为，值得赞赏和提倡，而就事件后果而言，由于有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分担机制，车主自身承担的赔偿责任实际上并不重。但反观肇事后逃逸车辆的未知名驾车人，一方面，在法律上其乃肇事后逃逸的刑事犯罪嫌疑人，时时有可能被抓捕归案；另一方面，逃逸之后其内心也将时时受到良心的谴责而无法安宁。与主动救助相比，逃逸的后果无疑是更为严重的。

第五篇：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经济行政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经济行政典型案例

 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网

发布时间：2015-10-22 10:33:28

目录

1.南京发尔士新能源有限公司诉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行政决定案

2.江西省盐业集团公司吉安公司诉吉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

3.丹阳市珥陵镇鸿润超市诉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登记案

4.德清莫干山蛇类实业有限公司诉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监督案

5.上海辉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诉崇明县财政局行政决定案

6.青岛爱思梦食品有限公司诉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四方分局行政处罚案

7.萍乡市亚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萍乡市国土资源局行政协议案

8.青岛遨广通机械施工有限公司诉即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不作为案

9.福建新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平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

10.周可添、魏达志、陈凤娇、何祥增诉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行政处罚案

一、南京发尔士新能源有限公司诉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行政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江苏省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0年7月对10家企业作出废弃食用油脂定点回收加工单位备案，其中包括南京发尔士化工厂和南京立升废油脂回收处理中心。2012年11月，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江宁区政府）作出江宁政发（2012）396号《关于印发江宁区餐厨废弃物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396号文），明确“目前指定南京立升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升公司）实施全区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理。”该区城市管理局和区商务局于2014年3月发出公函，要求落实396号文的规定，各生猪屠宰场点必须和立升公司签订清运协议，否则将进行行政处罚。南京发尔士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尔士公司）对396号文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该文对立升公司的指定，并赔偿损失。

（二）裁判结果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江宁区政府在396号文中的指定，实际上肯定了立升公司在江宁区开展餐厨废弃物业务的资格，构成实质上的行政许可。区城市管理局和区商务局作出的公函已经表明被告的指定行为事实上已经实施。根据行政许可法相关规定，行政机关受理、审查、作出行政许可应当履行相应的行政程序，被告在作出指定前，未履行任何行政程序，故被诉行政行为程序违法。被告采取直接指定的方式，未通过招标等公平竞争的方式，排除了其他可能的市场参与者，构成通过行政权力限制市场竞争，违反了《江苏省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第十九条和反垄断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被告为了加强餐厨废弃物处理市场监管的需要，对该市场的正常运行作出必要的规范和限制，但不应在行政公文中采取明确指定某一公司的方式。原告发尔士公司对其赔偿请求未提交证据证实，法院对此不予支持。遂判决撤销被告在396号文中对立升公司指定的行政行为，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涉及行政垄断的典型案件。行政垄断指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违法提高市场准入门槛、违法指定特定企业从事特定业务、违法设置条件限制其他企业参与竞争等行为。它侵犯了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权，对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商品的自由流通乃至政府的内外形象都会造成较大破坏和不利影响，我国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此明令禁止。本案中，江宁区政府在行政公文中直接指定立升公司，未通过招标等公平竞争方式，排除了其他可能的市场参与者，构成通过行政权力限制市场竞争的违法情形。人民法院依法裁判，具有积极导向意义。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将“滥用行政权力侵犯公平竞争权”明确纳入受案范围，就是为突出行政审判对市场正常竞争秩序的有力维护。随着法治不断进步，公民、法人等各类市场主体在运用行政诉讼法律武器依法维权、监督和规制行政垄断方面，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二、江西省盐业集团公司吉安公司诉吉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

（一）基本案情

江西省吉安市盐务局是国务院授权的盐业主管机构，江西省盐业集团公司吉安公司（以下简称吉安盐业公司）是经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并办理营业执照的企业（经营范围为食盐、各类用盐、场地出租、日用百货等），二者属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因吉安盐业公司除专营食盐批发业务外，还经营日用百货，为提高企业效益，该公司部分业务员在批发、配送食盐过程中，强制搭配非盐商品（食用油、白酒等）或在食盐配送过程中搭配低钠盐、深井盐，否则就以无高钠盐（中盐）或无盐为由停止供应食盐。部分食用盐零售商不满，向吉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工商局）投诉，该局先后于2012、2013年两次向吉安盐业公司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后经市工商局立案调查，告知该公司听证权利并听取陈述后，于2014年7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6万元。吉安盐业公司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后复议机关维持上述处罚决定。该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市工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

（二）裁判结果

吉安市吉州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原告吉安盐业公司作为国家食盐专营企业，具有法定的独占经营权，与其他普通经营者对食盐零售商具有不同支配地位，但其经营主体、地位应当平等。原告在开启多种经营活动中，利用自身专营食用盐的批发、配送过程中的独占优势地位，强制食用盐零售商搭售低钠盐及非盐商品食用油、洗涤系列产品、白酒等商品，其行为构成了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遂判决维持被告吉安市工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该公司上诉后，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行政机关依法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典型案件。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公用企业等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或违背购买者意愿搭售商品或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条件，上述行为严重侵害了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权，排挤、剥夺了他人公平获得财富的机会。要建立平等自由、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离不开对于广大经营者公平竞争权的充分保护。这一权利是各类市场主体从事经营活动的基础性权利，是稳定市场秩序、激发创新活力的压舱石。本案中，吉安盐业公司利用独占经营权，强行搭售非盐商品，是一种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工商机关根据举报对该公司强行搭售行为予以查处，是正确履行制止和处罚违法经营活动、保障市场秩序的职能行为。法院的裁判彰显了行政审判对公平竞争权益的有力维护，对行政机关严格执法的有力支持，对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有力推进。

三、丹阳市珥陵镇鸿润超市诉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登记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2月，江苏省丹阳市珥陵镇鸿润超市（以下简称鸿润超市）向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市场监管局）提交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申请书，申请在原营业执照核准的经营范围内增加蔬菜零售项目。2015年2月，该局向鸿润超市出具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受理通知书，随后审查材料，赴实地调查核实，认定鸿润超市经营场所距丹阳市珥陵农贸市场不足200米，其申请不符合丹阳市人民政府丹政办发（2012）29号《关于转发市商务局<丹阳市菜市场建设规范>的通知》（以下简称29号文）中“菜市场周边200米范围内不得设置与菜市场经营类同的农副产品经销网点”的规定，遂作出了驳回通知书，决定对其变更申请不予登记。鸿润超市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该驳回通知书，判令对其申请事项进行变更登记。

（二）裁判结果 丹阳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个体工商户条例》第四条规定国家对个体工商户实行市场平等准入、公平待遇的原则。申请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禁止进入的行业的，登记机关应当依法予以登记。本案中，原告鸿润超市申请变更登记增加的经营项目为蔬菜零售，并非法律、行政法规禁止进入的行业。被告市市场监管局适用29号文中“菜市场周边200米范围内不得设置与菜市场经营类同的农副产品经销网点”的规定，对原告的申请不予登记，但该规定与商务部《标准化菜市场设置与管理规范》不一致，与《商务部等13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第（七）项“积极发展菜市场、便民菜店、平价商店、社区电商直通车等多种零售业态”不相符，也违反上述市场平等准入、公平待遇的原则，依法不能作为认定被诉登记行为合法的依据。遂判决撤销涉案驳回通知书、被告于判决生效后15个工作日内对原告的申请重新作出登记。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被告已为原告重新办理了变更核准登记。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行政机关违反市场平等准入、公平待遇原则的典型案例。该原则不仅《个体工商户条例》第四条作出了明确规定，在其他大量法律法规和国际条约中都有体现。现代经济运行很大程度上靠市场这一“无形之手”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在实施管理过程中，要找准定位，正确引导、指导和调节市场，避免各种不当干预与限制。本案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市政府29号文，未支持鸿润超市变更经营范围的申请，法院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不仅维护了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体现对不同市场主体的平等保护，同时也对当地合理设置菜市场、方便群众生产生活有着积极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法院适用了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明确指出市政府29号文不仅与商务部有关规定不符，也违反国家对个体工商户实行的市场平等准入、公平待遇的原则，不能作为行政行为合法性依据，切实贯彻了行政诉讼法的修改精神，具有一并审查“红头文件”（规范性文件）的时代意义。

四、德清莫干山蛇类实业有限公司诉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监督案

（一）基本案情

浙江省湖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13年10月抽检德清莫干山蛇类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莫干山公司）生产的某批号三蛇粉胶囊。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对送检样品出具的检验报告为汞含量0.5mg/kg，该公司申请复检后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复检结果为汞含量0.45mg/kg。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称省食药局）依据《保健（功能）食品通用标准》（GB16740-1997，规定胶囊产品中有害金属及有害物质限量应≤0.3mg/kg），认定被检样品汞超标，属不合格产品，并于2014年8月向各设区市、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关于2013省级保健食品化妆品监督抽检结果的通报》（浙食药监稽[2014]15号文），对抽检不合格产品予以通报（含上述胶囊），并在该局网站上予以公布。莫干山公司认为，检测报告在认定标准上存在错误，抽检样品应适用经备案的企业标准，该局在网站上通报该公司产品不合格的行为严重影响其声誉。故诉至法院，要求撤销浙食药监稽（2014）15号文中对其上述产品监督抽检不合格的通报。

（二）裁判结果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经一审认为，诉争产品首次检测结果汞含量为0.5mg/kg，经复检后汞含量为0.45mg/kg，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GB16740-1997，应≤0.3mg/kg），属不合格产品。原告莫干山公司提出其制定了诉争产品的企业标准并经备案，其产品符合该标准。但企业标准中关于汞含量的限量指标要求不符合国家标准，不能对抗国家强制性标准的效力。被告省食药局具有进行食品安全监测和评估、检验、公布食品安全信息的法定职责，有权向社会公布检验信息，在其网站上公布的名单并未扩大原告实际抽检产品范围，符合法定程序。遂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维护市场安全、公众健康的典型案例。繁荣的市场必须是安全的、以人为本的市场。特别是流通中的食品药品质量，直接关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必须严格执行相关国家标准。即使是经过备案的企业标准，也必须服从于国家强制性标准。本案中，虽然莫干山公司强调抽检产品应适用经备案的企业标准，但食药监督部门严格执法，认定抽检产品不合格，主张该产品系食品安全法定义之食品，已公布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生产企业必须执行。人民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在判决中明确指出企业标准中关于汞含量的限量指标要求不符合国家标准，不能对抗国家强制性标准的效力。可以说，通过行政审判职能的充分发挥，对于维护市场安全、保护公众健康，促进行政机关依法严格管控食品药品的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五、上海辉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诉崇明县财政局行政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12年6月1日，上海市崇明县政府采购中心受该县妇幼保健所委托，对高频X线摄片机设备政府采购项目组织招标。上海辉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慈公司）、裕满公司等四家企业参与报名，招标文件中有“欧美一线品牌”等具体要求。辉慈公司经竞争性谈判中标后，裕满公司以辉慈公司投标设备为国产品牌，不属于招标文件所要求的“欧美一线品牌”为由提出质疑。后县政府采购中心组织专家复评，并给辉慈公司回函称：“我中心维持专家的复审意见，对你公司投标文件未作实质性响应，作废标处置。同时建议此次投标作流标处置”。辉慈公司向县财政局投诉。该局经审查后作出崇财库（2012）9号投诉处理决定，认定招标文件中设定产品为欧美品牌，且作为实质性条款加以限制，具有明显歧视性。根据《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第十八条之规定，决定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辉慈公司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县财政局上述处理决定。

（二）裁判结果

崇明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县财政局对原告辉慈公司投诉所涉政府采购活动进行了全面审查，认定招标文件中设定产品为欧美品牌，且作实质性条款加以限制，具有明显歧视性，有违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故依据《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有关规定作出被诉处理决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辉慈公司上诉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被上诉人县财政局认定招标文件条款存在歧视性，认定事实清楚；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等规定作出被诉处理决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同时，根据《政府采购法》第十条的规定，政府采购应当优先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招标文件对采购产品的品牌限定为欧美品牌，亦不符合上述规定。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涉及政府采购的典型案例。政府采购通常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使用财政资金按法定要求和标准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是受一定限制、底线清晰的市场交易活动，需要考虑公共资金的合理使用、采购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及供应商的合理收益等多重因素，如果不依法规制、精打细算，会造成成本浪费、质次价高甚至滋生腐败，损害公共利益、破坏政府形象。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了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原则，第十条规定了除特定例外情形外，应当优先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原则。本案中，涉案医序器械招标文件设定产品为“欧美一线品牌”，排斥了非欧美品牌产品供应商，未平等地给予所有潜在供应商公平竞争的机会，带有明显的倾向性，违反了上述原则。人民法院据此支持县财政局的被诉处理决定，判决驳回辉慈公司的诉讼请求，凸显了上述政府采购原则的实践价值，对今后类似案件的审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六、青岛爱思梦食品有限公司诉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四方分局行政处罚案

（一）基本案情

青岛爱思梦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思梦公司）于2012年6月从俄罗斯进口一批冰激凌，全部销售给青岛中恒易达公司（以下简称中恒公司），存放于中恒公司租赁的一处冷库中，该批冰淇淋销售时未加贴中文标签。2013年2月，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四方分局（以下简称工商四方分局）在冷库中查获中恒公司尚未销售的俄罗斯进口预包装冰淇淋283箱（均未加贴中文标签）。中恒公司承认该批冰激凌是2012年6月从爱思梦公司购买，进货时包括两种口味的冰淇淋共计1300箱（均未加贴中文标签）。工商四方分局于2013年3月对中恒公司作出相应行政处罚决定（另案处理）。随后，根据上述案件中查获的线索，于2013年5月17日对爱思梦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该公司经营无中文标签进口预包装食品冰淇淋的行为违反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人民币30万元。爱思梦公司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对其的处罚决定。

（二）裁判结果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工商四方分局所收集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爱思梦公司将从俄罗斯进口的两种口味的冰淇淋共计1300箱，卖给中恒公司且均未加贴中文标签的事实。根据食品安全法第六十六条和第八十六条第二项规定，进口的预包装食品应当有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原告将未加贴中文标签的进口预包装食品冰淇淋出售给中恒公司，显然违反上述规定。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正确，遂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爱思梦公司上诉后，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有关进口商品强制性要求的典型案例。随着国际贸易快速发展，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物资流通、人员往来日益频繁。对各种进口商品与货物的监管，不仅涉及质量、价格、税收，还会涉及使用安全、公众健康等一系列问题。进口食品就是一个需要高度关注、重视的领域。根据我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六条等规定，进口的预包装食品应当有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否则不得进口。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进口食品必须贴中文标签才能上架。本案中，工商四方分局对违反上述规定的爱思梦公司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法院对此予以支持，有利于确保进口食品安全和大众健康，有利于防范和消除市场上进口产品质量参差不齐、鱼龙混杂的现象。本案判决对涉外贸易经营者的市场引导和类似行政案件的处理具有参考、借鉴价值。

七、萍乡市亚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萍乡市国土资源局行政协议案

（一）基本案情

2004年2月，江西省萍乡市亚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鹏公司）通过投标竞拍竞得涉案地块（原为该市肉类联合加工厂用地）土地使用权，其后与萍乡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市国土局）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开发用地为商住综合用地，冷藏车间维持现状”。市国土局给该公司颁发了两本国有土地使用证，其中一证地类登记为“工业”。亚鹏公司认为约定的“冷藏车间维持现状”是维持冷藏库的使用功能，并非维持地类性质，要求将该证地类由“工业”更正为“商住综合”；但市国土局认为维持现状是指冷藏车间保留工业用地性质出让，且该公司也是按照冷藏车间为工业出让地缴纳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故不同意更正土地用途。后市规划局向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复函明确涉案地块用地性质为商住综合用地（含冷藏车间约7300平方米），并指出“冷藏车间维持现状”指暂时维持其使用功能。市国土局于2013年2月向亚鹏公司作出书面答复：1.同意涉案地块中冷藏车间用地的土地用途由工业用地变更为商住用地；2.冷藏车间用地的土地用途由工业用地变更为商住用地，应补交土地出让金208.36万元；3.冷藏车间用地的土地用途调整后，其使用功能未经市政府批准不得改变。亚鹏公司不服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市国土局履行出让合同约定，更正相关土地证上地类用途，撤销答复第二项内容。

（二）裁判结果

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涉案宗地最初市肉类联合加工厂的权属来源是划拨，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依法收购经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开挂牌出让，土地用地性质是商住综合用地，冷藏车间维持现状，并无冷藏车间用地是工业用地性质。市规划局的复函中均佐证含冷藏车间的用地性质是商住综合用地。亚鹏公司要求更正土地登记用途，不存在还要补缴的情形，遂判决市国土局在生效之日起90内对相关证载土地用途予以更正；撤销上述答复第二项，即应补交土地出让金208.36万元的决定。市国土局上诉后，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由于双方当事人对土地出让合同中土地用途之表述存在不同理解，市规划局就此作出专门答复，亚鹏公司要求市国土局更正具有正当理由。该公司作为土地受让方按约支付了全部价款，市国土局认为若变更土地用途则应补交土地出让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有违诚实信用原则，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涉及行政协议的典型案例。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本案行政协议即是市国土局代表国家与亚鹏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无论扮演经济活动的管理者、服务者，还是直接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其中，都越来越多地采用签订行政协议方式，实现政府职能转型与管理手段的转变。行政协议强调诚实信用、平等自愿，一经签订，各方当事人必须严格遵守，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不得在约定之外附加另一方当事人义务或单方变更解除。当出现争议时，如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合同中有关“冷藏车间维持现状”条款产生不同理解时，行政机关不得随意作出不利于行政相对人的解释。法院不仅判决市国土局履行合同义务，还撤销该局作出的补交土地出让金的单方决定，直接回应了当事人的诉求，实质性地解决了双方争议。值得注意的是，行政协议过去受理渠道不一，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统一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行政协议日渐增多，行政审判在该领域也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八、青岛遨广通机械施工有限公司诉即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不作为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3月9日，青岛遨广通机械施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遨广通公司）向山东省即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工商局）举报王某、姚某伪造营业执照等证件，冒用该公司名义贷款，请求市工商局对两人伪造公章及营业执照的行为进行查处。2014年3月19日，市工商局调查了青岛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里庄分理处，证明王某曾以遨广通公司名义在该分理处贷款。2014年3月21日，市工商局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遨广通公司举报事项不属于该局管辖范围，主要理由是：该公司未能提供被举报人以其名义对外经营的情况，经多方联系未能找到被举报人，被举报人与银行是借贷关系，应由银监会管辖。2014年6月30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监管局在有关函件中提及，加盖市工商局公章的《私营企业登记信息查询结果》（打印日期为2013年7月12日）等信贷材料中企业法人信息与市工商局登记的情况不符。敖广通公司将市工商局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该局的不予立案通知书，判令该局对姚某、王某伪造营业执照、私刻公章、非法经营的违法事实依法查处，撤销该局2013年7月12日违法出具的《私营企业登记信息查询结果》。诉讼期间，市工商局自行撤销了上述不予立案通知书。

（二）裁判结果

即墨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查处伪造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行为是否是被告市工商局的法定职责。依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及其施行细则有关规定，工商机关对于伪造、涂改、出租、转让营业执照等行为具有查处的法定职责。被告在接到举报后，应当予以立案，进行调查取证，根据调查结果作出相应处理。对原告遨广通公司诉请撤销《私营企业登记信息查询结果》问题，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该查询结果是被告出具，且该查询结果不是具体行政行为，法院不予支持。鉴于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自行撤销了不予立案通知书。遂判决被告作出的不予立案通知书违法，驳回原告撤销《私营企业登记信息查询结果》的诉讼请求。该公司上诉后，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工商机关未依法履行查处扰乱市场违法活动职责的典型案例。营业执照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代表国家向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依法核发的经营凭证，是企业取得经营资格的证明文件。对于明确企业的市场地位，稳定以企业为核心的市场关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公司登记有关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伪造营业执照的行为是违法行为，应受到相应处罚。现实中不乏钻营者通过伪造营业执照等手段，实施不法行为，扰乱社会经济管理秩序。本案中法院以裁判形式进一步明确了工商机关对此类行为负有查处职责，对于怠于履责、查处不力情形应承担败诉后果，案件裁判具有积极的社会导向作用。

九、福建新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平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

（一）基本案情

福建新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新公司）出售其开发的某项目商品房时，除与购房者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外，还补充约定“水电开户费及计量仪表均由买受人自理”的内容，作为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该公司委托物业公司交房时未向当地自来水、供电公司缴纳水、电安装相关费用，也没有为购房者所购商品房配套安装水、电计量仪表，致使一、二期商品房购房者自己交纳自来水安装材料费、电安装工料费后，才通水、通电到户；三期商品房由该公司统一办理水、电报装手续，向购房者收取了水安装材料费、电安装工料费。以上三期商品房购房者共计缴纳上述费用421480元。2013年9月，平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县工商局）根据消费者投诉，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新新公司改正，按规定承担购房者房价之外缴纳的水安装材料费、电安装工料费；对该公司罚款人民币147.518万元。新新公司不服，申请复议后复议机关维持上述处罚决定。该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县工商局的上述处罚决定。

（二）裁判结果

福建省平和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规定了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所使用的格式条款，不得“免除或者部分免除经营者应当承担的合同义务”。本案中，原告新新公司与购房者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增订了附件及补充协议约定“水电开户费及计量仪表均由买受人自理”的内容，与建设部《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房屋接管验收标准》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建设厅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住房供应体系规范和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等规定不符，把依法依规属于自己应承担的水、电建设安装成本支出以格式条款的形式转嫁给购房者承担，增加了购房者额外负担，属于违法行为。被告县工商局认定事实清楚、处罚程序合法。遂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新新公司上诉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典型案例。经济生活中，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水电气暖供应、交通、金融借贷、房屋买卖租赁等领域，经常会遇到合同中大量出现的格式条款。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时，可以使用格式条款，但格式条款不得有违法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或者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内容。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签订的合同虽属民事法律关系，但其中的格式条款如果明显侵犯消费者权益，工商机关有权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行政处罚法等规定履行查处职责，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对此应给予以有力支持。本案中，人民法院以裁判方式肯定了工商机关依法查处新新公司利用格式条款加重购房者水、电建设安装成本支出负担之正确举措，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了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

十、周可添、魏达志、陈凤娇、何祥增诉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行政处罚案

（一）基本案情

1993年开始，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基公司）通过其他公司代持“皖能电力”“鄂武商A”和“昆百大A”等股票。2007年3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出《监管关注函》，要求鸿基公司董事局核实并回复有关股价异动事项，同时针对媒体有关该公司法人股股票投资收益惊人的评述等事项报道，要求该公司刊登《澄清公告》并明确说明有关情况。时任鸿基公司董事局秘书在核查公司以前报告时发现，该公司报告中披露的法人股持股数量少于其他上市公司股改公告中提到的该公司持股数量，其随即向董事长报告了有关情况。2007年3月19日鸿基公司发布《澄清公告》，称该公司代其他公司持有“皖能电力”“鄂武商A”“昆百大A”等股票，其他公司是上述股票的实际所有人，代持股份不属于公司资产。发布2006年、2007年、2008年及2009报告时，鸿基公司存在未将上述三种股票收益计入报表、未披露上述股票虚假代持法人股出售和资金划转情况等问题。该公司董事局在审议2006年、2007年、2008年报告时，参会董事周可添、魏达志、陈凤娇、何祥增未对法人股事项提出异议；在审议2009年报告时，参会董事陈凤娇、何祥增未对法人股事项提出异议。2011年3月19日，鸿基公司发布2010年报告，披露了对“代持股”的清查情况和资金清收情况，称根据专项审计报告，该公司代其他公司持有的上述三种股票，权益属于该公司。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2010年11月对鸿基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并于2012年12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鸿基公司2007年3月19日《澄清公告》及2006年至2009年报告未如实披露其“代持股”问题，依据证券法有关规定，在对上市公司及董事长等责任人员作出处罚的同时，决定对周可添、魏达志、陈凤娇、何祥增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万元罚款。四人不服诉至法院，请求判决撤销对其的处罚。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周可添等四名原告认可鸿基公司在2006年至2009年的报告中未如实披露“代持股”问题。根据证券法有关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四名原告作为鸿基公司的独立董事，应当勤勉尽责，实施必要、有效的监督。在案证据能够证明四人在审议相关报告时未对上述问题提出异议。且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07年3月15日向鸿基公司发出《监管关注函》，要求该公司刊登澄清公告并明确说明有关公司股票持续异常波动情况。之后四人对涉案的“代持股”问题并未实施必要、有效的监督，故被告中国证监会认定其未尽监督义务，未勤勉尽责，应当对鸿基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承担责任，并无不当。遂判决驳回四名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周可添等四人上诉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涉及证券市场监管的典型案例。证券市场在经济活动中重要性日益凸显，针对实践中不断出现的违法信息披露、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行为，证券监督管理机构需要不断加大查处力度，以促进证券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由此引发的行政纠纷也会增多。信息披露直接涉及股票市场价格和广大股东知情权保障、是证券监管的核心领域。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有法定责任，不可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司其责甚至刻意参与、策划造假。本案中，中国证监会针对鸿基公司及其有关人员在未如实披露信息过程中的责任大小，区分不同情况加以处罚，周可添等四名独立董事因未能提供其已尽到忠实、勤勉义务等免责证据，被视为证券法规定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一并受到处罚，处罚于法有据，人民法院给予充分支持，本案判决对于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和其他高管明确责任意识，切实勤勉履责是一种警示和借鉴，对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