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典型案例

第一篇：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典型案例

案例1

黄光裕等非法经营、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单位行贿案

被告人黄光裕，男，汉族，1969年5月 9日出生，原国美电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北京鹏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被告人杜鹃，女，汉族，1972年10月 25日出生，原系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被告人许钟民，男，汉族，1965年11月3日出生，原系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一)基本案情

1．非法经营犯罪、单位行贿犯罪事实(略)

2．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事实

(1)2007年4月，中关村上市公司拟与鹏泰公司进行资产置换，黄光裕参与了该项重大资产置换的运作和决策。在该信息公告前，黄光裕决定并指令他人借用龙燕等人的身份证，开立个人股票账户并由其直接控制。2007年4月27日至6月27日间，黄光裕累计购入中关村股票976万余股，成交额共计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9310万余元，账面收益348万余元。(2)2007年7、8月，中关村上市公司拟收购鹏润控股公司全部股权进行重组。在该信息公告前，黄光裕指使他人以曹楚娟等 79人的身份证开立相关个人股票账户，并安排被告人杜鹃协助管理以上股票账户。2007年8月13日至9月28日间，黄光裕指使杜薇等人使用上述账户累计购入中关村股票1．04亿余股，成交额共计13．22亿余元，账面收益3．06亿余元。

期间，被告人许钟民明知黄光裕利用上述内幕信息进行中关村股票交易，仍接受黄光裕的指令，指使许伟铭在广东借用他人身份证开立个人股票账户或直接借用他人股票账户，于同年8月13日至9月 28日间，累计购入中关村股票3166万余股，成交额共计4．14亿余元，账面收益 9021万余元。

被告人许钟民还将中关村上市公司拟重组的内幕信息故意泄露给其妻李善娟及相怀珠等人。同年9月21日至25日，李善娟买入中关村股票12万余股，成交额共计 181万余元。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黄光裕等人作为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在涉及对证券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该证券，内幕交易成交额及账面收益均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黄光裕与被告人杜鹃、许钟民构成内幕交易罪的共同犯罪，许钟民向他人泄露内幕信息，还构成泄露内幕信息罪，其中黄光裕系主犯，杜鹃、许钟民系从犯。据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被告人黄光裕、杜鹃、许钟民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被告人黄光裕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没收个人部分财产2亿元；犯内幕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6亿元；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6亿元，没收个人部分财产2亿元。以被告人杜鹃犯内幕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2亿元。以被告人许钟民犯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 1亿元；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1亿元。

案例2

杜兰库、刘乃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杜兰库，男，1956年11月29日出生，原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总会计师。

被告人刘乃华，女，1958年4月29日出生，系被告人杜兰库之妻。

2009年3月23日，杜兰库与中电集团财务部主任张登洲到下属的十四所等单位考察。十四所所长罗群、十四所副总经济师鲍卫平向杜、张两人汇报了十四所准备收购南京地区股份制企业借壳上市的内容。3月29日，杜兰库回北京后，根据罗、鲍等人汇报的借壳公司的概况，通过互联网检索，得出唯一符合借壳条件的公司是高淳陶瓷。3月31日，杜兰库陪同中电集团领导参加十四所搬迁仪式期间，南京市政府领导就十四所收购重组事宜出面协调，使其确信十四所拟借壳公司为高淳陶瓷公司。次日回到北京后，杜兰库将十四所欲重组高淳陶瓷公司的信息告知其妻刘乃华，双方均同意购买高淳陶瓷股票。4月2日，杜兰库通过其个人账户买人21 000股高淳陶瓷股票，后逐步将个人账户中的资金分别转入其所操控的亲属的股票交易账户。2009年4月2日至4月20日间，杜兰库单独操作买入高淳陶瓷股票累计 223 000股，交易金额1 542 185．52元，获利2470 351．38元；杜兰库、刘乃华共同操作买入高淳陶瓷股票累计137 100股，交易金额966 946．91元，获利1 739 692．46元。

刘乃华获悉信息后，还将高淳陶瓷公司计划重组的信息泄露给赵丽梅等人(均另案处理)，赵丽梅等人先后买入高淳陶瓷股票累计784 641股，获利12 019 744．91元。

(二)裁判结果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杜兰库因履行工作职责获取了内幕信息，系内幕信息知情人员；被告人刘乃华从其配偶处获悉内幕信息，系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人员。在内幕信息尚未公开前，杜兰库、刘乃华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股票交易，且成交金额与获利数额均为巨大，两被告人构成内幕交易的共同犯罪。刘乃华还将内幕信息泄露给他人，导致他人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股票交易，且情节严重，还构成泄露内幕信息罪。杜兰库在内幕交易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刘乃华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鉴于杜兰库、刘乃华在案发后已退缴全部赃款，均可酌情从轻处罚。据此，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被告人杜兰库犯内幕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 425万元；以被告人刘乃华犯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425万元。

第二篇：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

对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及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认定

撰稿人：崔洋洋

大家好，今天我们组讲的课题是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以及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融资市场的产生而出现的一种新型经济犯罪。刑法学界通说认为：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是指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的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人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这一新型罪名由于其诞生时间短，因此目前司法实践部门对这一罪名的理解和把握并不太准确，因而有必要对其认定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一、对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客观方面进行考察

1、行为人进行内幕交易或者泄露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即在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所谓内幕信息，指在证券、期货交易活动中，涉及公司的经营、财务或者对该公司证券、期货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尚未公开的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75条规定，“证券交易活动中，涉及公司的经营、财务或者对该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为内幕信息。下列信息皆属内幕信息：(一)本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所列重大事件;(二)公司分配股利或者增资的计划;(三)公司股权结构的重大变化;(四)公司债务担保的重大变更;(五)公司营业用主要资产的抵押、出售或者报废一次超过该资产的百分之三十;(六)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可能依法承担重大损害赔偿责任;(七)上市公司收购的有关方案;(八)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定的对证券交易价格有显着影响的其他重要信息。”内幕信息具有两个特征：

一、秘密性，即未公开性，二、重要性。如何认定犯罪嫌疑人利用或泄露的信息属于内幕信息，也应当从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内幕信息的秘密性，是指该信息尚未公开，尚未为证券、期货市场上的有关证券、期货投资者所获悉。对该信息未公开的认定，我国《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公布和公开应以有关信息和文件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上为准。《证券法》第69条明文规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作出的公告，应当在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报刊上或者在专项出版的公报上刊登，同时将其置备于公司住所、证券交易所，供社会公众查阅。”也就是说，只要证实行为人的交割单所载日期先于其交易行为所利用的信息的合法公开日期，就认定为利用的信息属于“未公开”的信息。内幕人员在该信息公开前，使用他人尚未掌握的信息进行相关证券、期货合约买卖或建议未知该信息的他人买卖相关证券、期货合约，为自己和他人牟取非法利益，应当认为是涉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

对于内幕信息的重要性的评判标准，我们小组认为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第一，该信息公开后是否对相关证券、期货合约价格形成了影响，一般不应该考虑该信息的内容最终是否被实际付诸实行。若该信息公开后对相关证券、期货的交易产生了重大影响，则应当认定该信息的重要性。第二，犯罪嫌疑人是否使用该信息未自己或者他人牟取了不法利益。若犯罪嫌疑人利用该内幕信息牟取了巨额不法利益，相应的就会造成他人合法利益的被侵犯，也从一方面说明了该内幕信息的重要性。

行为人有利用掌握的内幕信息操纵相关证券、期货交易市场，牟取非法利益，或者将内幕信息泄露给他人，使得他人牟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对内幕信息“利用”的认定，《刑法》第180条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利用内幕信息”的文字，但其表述方法实际上包含有“利用内幕信息”之意。只要对内幕信息“知情”，或非法获悉内幕信息，又在信息未公开前买卖或使人买卖该证券，也就是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而不需要再规定利用内幕信息，以免产生歧义。该行为具体体现在：

一、行为人利用内幕信息，直接参与证券、期货买卖，即行为人在涉及证券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正式公开以前，本人利用自己所处的特殊位置而获悉的内幕信息，掌握有利的条件和时机，进行证券、期货的买入或卖出，从而使自己从中获利或减少损失；

二、行为人在涉及证券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正式公开前，将自己所知悉的内幕信息故意予以泄露，主要是指行为人以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透露、提供给与公司没有关系的第三人；

三、非内幕人员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或者其他途径获得内幕信息，并根据该信息买卖证券、期货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证券、期货。行为人通过对已公开信息进行分析判断，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掌握别人未掌握的信息对证券、期货进行买卖，牟取利益的行为，不应当认为是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当然，立法中也规定了内幕交易行为的例外情况。根据我国实际经验，下列行为不属于内幕交易行为：依法回购本公司股份的行为；买卖行为与内幕信息无关；行为人有理由相信内幕信息已经公开；事先不知道泄露内幕信息的人为内幕人或不知道该信息为内幕信息。

2、行为达到情节严重程度。所谓情节严重，在刑法理论上通常指内幕交易人非法获利数额巨大?或非法避免损失数额巨大?，给不知内幕信息的其他投资者造成严重损失或引起了其他严重后果，导致证券、期货市场动荡、紊乱等情况。

二、对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主体进行考察——是特殊主体还是一般主体。

1、有学者认为，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主体属特殊主体，即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具体来说包括两个方面的人员，一方面是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即内幕人员；另一方面是内幕知情人员之外的通过各种非法途径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即非内幕人员。粗看刑法第180条第1款的规定，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主体似乎是“特殊主体”只有“内幕知情人员”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才构成该罪。在刑法理论中，以主体是否要求以特定身份为要件，犯罪主体可以分为一般主体与特殊主体；刑法规定以特殊身份作为要件的主体，称为特殊主体。判断某一犯罪构成的主体是否为“特殊主体”，其关键之处即在于是否要求犯罪主体必须具备“特定身份”，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并不具有任何刑法意义上的特殊身份”某些学者之所以将“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视作“特殊主体”，其理由可能在于：一般人没有掌握证券交易内幕信息，当然也就不可能去实施内幕交易或泄露内幕信息；只有具备特殊身份即“非法获取了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以及通过职权掌握了内幕信息的人即内幕人员)才具备实施上述犯罪行为的条件。

2、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并不是犯罪主体方面的特征，而是犯罪客观方面的表现，因为，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去实施“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行为。即只要同时具备“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以及“内幕交易或泄露内幕信息”两个行为，实施该行为的主体就可以成为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主体，而这个主体可以是任何人，并不需要其拥有某种特定身份，因此，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

3、内幕交易的主体被称为内幕人员。从我国证券法73条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我国内幕主体包括两大类：一是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二是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我国《证券法》在第73、74条规定了内幕人员的范围。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四类：（1）公司内幕人员。这主要包括证券法第74条所列的前四项，即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由于所任公司职务可以获取公司有关内幕信息的人员。（2）政府机构内幕人员。这主要是指政府机构中由于其监督、管理地位而能够接触获得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这主要体现在《证券法》第74条第5项的规定，即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以及由于法定职责对证券的发行、交易进行管理的其他人员。（3）市场内幕人员。这是指与公司没有隶属关系，但由于其业务或职业而获取有关公司内幕信息的人。《证券法》第74条第6项中规定的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服务机构的有关人员等均属此类。（4）非法获取内幕交易信息的人员。这些人本身没有条件获取内幕信息，却采用不合法的方法获取内幕信息或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接受内幕信息。这类主体有两个要件：一是不属于前述三类有条件或职权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二是他们或得内幕信息的手段是非法的，实践中主要是窃取、骗取等方式。

三、对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罪的主观方面进行考察——是否包括过失

1、内幕交易行为构成犯罪，其主观方面必须是故意，这基本上没有争议；但是，“过失”泄露内幕信息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刑法第l5条第2款明确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过失泄露国家秘密之所以构成犯罪，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刑法第398条有明文规定。但足，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此作类比，就认为“泄露内幕信息罪”的主观方面也包括“过失”。因为，刑法第180条并没有规定“过失”泄露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行为构成犯罪。其他条款也没有相应的内容。因此，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不包括过失。

四、对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理解

1、随着证券、期货市场在我国的兴起与发展，证券、期货交易领域利用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未公开其他的信息进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泄露利用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未公开其他的信息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的行为时有发生，这种行为被证券、期货业界称为“老鼠仓”。这些行为严重违反了证券、期货交易应当遵循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危害了证券、期货交易信息保密制度，侵害了投资者的利益，破坏了证券、期货市场秩序。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2、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不同的是，本罪属于特殊主体,即与证券、期货交易密切相关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以及监管人员或者行业协会人员,如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只有这些人员才能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其他人员不能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另外，犯罪分子所利用的信息不属于内幕信息的范畴,即不受证券、期货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的约束如基金投资公司即将建仓、出仓的信息等。因为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内幕信息”，也未要求必须公开，故称“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内幕信息”主要是围绕上市公司本身的信息，如公司的重组计划、公司高管人员的变动、公司的重大合同、公司的盈利情况等对该公司证券、期货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按照有关规定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开但是还尚未公开的信息;而“老鼠仓”所利用的信息一般属于单位内部的商业秘密，属于“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二是从犯罪行为损害的利益看，内幕交易更多是损害不特定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和股民的合法权益，“老鼠仓”交易更多是损害资产管理机构的客户的利益

3、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在客观方面主要表现为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的行为，必须发生在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交易、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内幕信息以外的信息尚未公开前，这是构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所必须具备的时间要件。但是，如果在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的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信息已经公开，由于该信息已不再是未公开性质，也就不存在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的问题，此时上述从业人员、工作人员即使买入或者卖出了该证券、进行了证券、期货交易也不构成该罪;即使将该信息告知别人，明示、暗示别人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交易也不构成符合该罪犯罪的客观方面的时间要素。

4、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必须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才能构成犯罪。否则虽然有上述两项行为，但是不属于情节严重，也不能以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论处。所谓“情节严重”，《关于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二）》规定：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1、证券交易成交额累计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2、期货交易占用保证金数额累计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3、获利或者避免损失数额累计在十五万元以上的;

4、多次利用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活动的；

5、其他情节严重的情节。我们认为，行为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的主要动机就是在于获取非法利益，或者避免、转嫁自己的损失。因此，非法获取利益或者避免、转嫁自己的损失的多少应当也是情节严重的一个重要内容。所谓“获取非法利益”，是指行为人通过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非法获取利益的数额。在司法实践中，要注意不能将行为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时买入或者卖出的证券，以及进行期货交易价值的全部计算为违法所得，后者显然包括成本在内和应得利益在内，不属于获取非法利益的范围。

5、利用未公开信息罪所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包括国家证券、期货交易管理制度(或者秩序)，又包括他人的财产权利。其犯罪对象为“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对于“内幕信息”包含哪些内容，我们已在上文进行论述。

6、作为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犯罪，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危害主要体现在：

1、对具体投资者的危害。当有人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进行证券交易时，其他外部投资者整体利益将遭受损失，而且该投资者整体损失等于建立“老鼠仓”行为的收益。

2、对发行公司的危害。如果发行公司的管理人员可以利用利空消息来规避损失甚至牟利的话，这样管理人员谨慎经营、规避风险的经营技巧将被淡化，增加公司经营成本。

3、对为发行公司提供专业服务的中介机构及其他市场媒介的损害。如果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从事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的话，不仅损害了一般投资者的利益，无形中也把为其提供专业服务的中介机构拖下水，从而对这些中介机构的声誉造成损害。四是对证券、期货市场乃至国民经济的危害。当其他投资者意识到有人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就可能退出证券、期货市场，影响证券、期货市场的长期发展。可以说，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是一种投机取巧，违反市场交易竞争公平、公正、公开的交易欺诈行为。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立法，对于预防、打击“老鼠仓”的犯罪行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此有还待进一步地深入研究。

第三篇：内幕信息泄露

内幕信息泄露的过失

钟日好

内容提要：如果不对过失泄露内幕信息行为进行处罚将不利于约束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行为，使其尽到最大程度的谨慎、诚实义务。由于过失泄露内幕信息行为在刑法中不列为犯罪，如果证券法也不处罚过失泄露内幕信息行为，将使得过失泄露内幕信息者为自己的过失行为付出的代价为零。由于现实中过失泄露内幕消息时有发生，为了严厉打击内幕交易行为，规范市场秩序，应当将过失作为泄露内幕消息的主观要件之一。

关键词：过失信息泄露内幕交易重大过失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是指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证券，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

一、对于我国首例过失泄露内幕信息案件

2007年10月，珠海格力集团准备将房地产业务借壳上市，格力集团副总裁、珠海格力房产有限公司董事长鲁某委托况勇联系寻找壳资源。况勇曾任格力集团财务部副部长、格力电器董事会秘书、格力集团投资部部长等职，2005年从格力集团辞职。况勇通过其同学黄某找到了西安海星现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韩某，商谈海星科技卖壳事宜。但就在双方口头达成一致意见的当天(10月25日，两个神秘账户分别动用35万多元和25万多元，买入海星科技55000股和39600股，第二天海星科技就涨停了，随后股价一路飙涨。经查，两个神秘账户的主人一个叫徐琴，一个是李某，这是一对夫妻。特殊的是，徐琴是格力地产借壳上市谈判主要参与者况勇的外甥女，更特殊的是，况勇妻子张蜀渝是徐琴账户的全权代理人。在调查过程中，况勇否认他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股票，而是表示自己与海星科技联系格力地产借壳一事时，妻子在电话里听到了，妻子张蜀渝也称是从丈夫打电话中听到此事，因而推荐徐琴买入海星科技股票，这次操作最终获利112346.05元。对于这种情况如何认定，最终证监会还是认定这是内幕交易，属于重大过失泄露内幕信息和意外被动获知、传递内幕信息案例，是我国证券市场第一起类似案件。

如何认定况勇这一“非故意”泄密行为的违法性。在证监会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中，实际上已经对内幕信息知情人类似的违规行为做出界定：“（况勇）对相关并购重组事项的进展、 2012335720083

前景、细节有着全面、准确的了解，本应保持高度的注意与谨慎，认真做好相关信息的保密与管理，但却未采取必要的保密措施，将有关内幕信息泄露给其配偶”。

实际上，按照“非故意的重大过失”对泄露内幕信息行为进行认定，也是证监会首次做出的执法尝试。在先期调查中，由于没有证据表明况勇系故意泄露有关信息，因此对案件如

〔1〕何认定一度也让调查部门感到非常棘手。此前的很多执法实践也表明，在现实中，由于客

观条件制约，以行政手段证明故意泄露非常困难。通常情况下，当事人会以无意泄露来搪塞推脱。

相比较而言，过失泄露的举证难度相对较低。因此，将泄露者的责任扩展至“过失”，既有利于督促内幕信息知情人加强保密意识，完善保密措施，又可以堵住当事人“舍卒保帅”、规避法律制约的口子。从本案的情况看，况勇的一些行为已经构成了重大过失，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二、关于泄露内幕信息罪的观点

关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主观方面，学者们存在不同看法：一是直接故意说。认为本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即明知是内幕信息而故意利用该信息进行证券、期货交易，或故意将该信息泄露给他人进行证券、期货交易。二是故意说。认为本罪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如果行为人在无意中泄露证券、期货内幕信息的，不构成本罪。三是分别说。认为内幕交易行为的主观方面只能是直接故意，并且是以为自己或者他人牟取非法利益为目的。泄露内幕信息行为的主观方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四是故意、过失说。认为本罪主观上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中国证监会虽然在况勇案中首次对于过失泄露内幕信息开除了罚单，对于泄露内幕信息行为的主观方面是否包括过失这一问题目前尚存争议。赞同的观点认为，由于现实中过失泄露内幕消息时有发生，为了严厉打击内幕交易行为，规范市场秩序，应当将过失作为泄露内幕消息的主观要件之一，因此内幕信息知情人员过失泄露内幕

〔2〕信息应当承担责任。同时，由于《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钟并没有用“故意”来限

定泄露行为。然而反方的观点认为，由于内幕交易者的主观方面都要求明知，从中国证券法使用“知情人员”和“非法获知”的措辞可以推断内幕交易者在主观上是明知，即过失不构成内幕交易。

三、内幕信息泄露应当包括故意和过失

我国的内幕交易犯罪立法和理论及其不完善，随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完善，内幕交易行为的日益增多和突显，市场和投资人越来越关注内幕交易行为，国家和理论界越来越关注这一新类型犯罪，立法和司法监管也正着手深入研究这一犯罪，以跟上新形势的需要。

我觉得内幕信息泄露的主观构成要件应当包括故意和过失，从根本意义上来讲，证券管理监督机构对内幕交易行为进行处罚实际上是一种行政处罚，过失泄露内幕消息是否应当受到行政处罚这一问题的本质就是行政处罚的主观要件是否包括过失。一般认为，行政处罚作为一种法律责任形式的具体形式，应当适用无过错既无责任原则，过错就应当同时包括主观上的故意和过失。而且通常行政法对于因为过失而实施的违法行为也给予处罚，除非法律、〔3〕法规中明确规定过时违法修改为可以免除处罚。我国证券法第76条禁止证券交易的知情

人和非法获取内幕消息的人，在内幕消息公开前泄露该消息就表明泄露内幕消息行为本身是违法的，同时并没有其他法律法规对于过失泄露内幕消息的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给予免除。根据行政处罚的原则，在没有法律明确免除的情况下应当对违法行为给予处罚，所以中国证监会对于况勇过失泄露内幕消息给予处罚的决定符合行政处罚法的一般法理要求。〔1〕

〔2〕

〔3〕 参见于杨：《证券时报》，2010年9月14日。参见白建军：《证券欺诈及对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班，第38页。参见沈福俊、邹荣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8页。

《证券法》的颁布与实施,给我国证券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也为我国证券监管机构和司法机关行使职权、打击犯罪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法律依据。在世界范围内,由于内幕交易存在着暴利引诱、行为隐蔽、司法机关调查取证难等主客观因素,犯罪发生率比较频繁,甚至牵涉到国家高级领导人,使法律不可能从根本上扑灭这类罪行,但有效地打击内幕交易罪,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把它控制在一个公众可以容忍的限度内,切实保护投资公众的合法权益,则是广大投资者的愿望,也是立法的目的。

四、对过失泄露内幕信息进行处罚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上的内幕交易行为不断存续，且发生着新的变化，如内幕交易群体化、隐蔽化越来越明显。其具体表现为，直接以内幕信息知情人自己的账户从事内幕交易的情形减少，代之以借助他人的账户私下建立代持关系从事证券交易。公司内部人、机构投资者、保荐人等市场主体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利益交换，建立隐性利益分成机制，形成庞大的内幕交易受益链条。由于内幕交易的表现形式的不断多样化，将过失泄露内幕信息行为纳人打击内幕交易范围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其一，如果不对过失泄露内幕信息行为进行处罚将构成证券法的一大漏洞，使证券法难以堵住内幕交易的源头。一方面，内幕信息知情人会利用这一漏洞，故意伪造事实和证据用于证明自己泄露内幕信息的行为是基于过失而非故意，〔4〕从而通过内幕交易隐蔽化的手段逃脱法律的制裁。另一方面，在我国证券市场内幕交易

呈现隐蔽化、群体化趋势的背景下，本已受制于执法成本等客观因素的证券市场监管面对内幕交易行为显得更加力不从心。如果要求监管机关在处罚泄露内幕信息行为的时候必须承担证明内幕信息泄露者主观故意的举证责任，那对于本已不堪重负的监管工作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监管机关将会面临内幕信息泄露行为肆意猖撅，却无法查处内幕信息泄露者的窘境。

其二，如果不对过失泄露内幕信息行为进行处罚将不利于约束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行为，〔5〕使其尽到最大程度的谨慎、诚实义务。由于过失泄露内幕信息行为在刑法中不列为犯罪，如果证券法也不处罚过失泄露内幕信息行为，将使得过失泄露内幕信息者为自己的过失行为付出的代价为零。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在行为上约束自己，并不断警示自己要格守保密义务。内幕信息的泄露将成为证券市场上普遍的现象。

五、结语

有关法律专家表示，对于过失泄露，也不主张打击范围过广，所掌握的尺度一般限于“重大过失”，并非任何过失都能构成泄密。何种情形构成重大过失需要考虑如下因素：一是内幕信息的市场敏感程度及其对证券交易价格的影响程度；二是因泄露导致的信息扩散广度和深度；三是泄露者对内幕信息的了解与掌握程度；四是信息泄露的频度与清晰程度；五是泄露者所采取的加密与防护措施。

对于防止内幕信息的泄露，最应当加强的是监督制约机制。无论是上市公司本身的制度对于公司高管，知情人员的监督，防止其利用内幕信息犯罪，而对于证监会等有关部门，对于内幕交易行为的查处，应当加大力度，完善其制度，真正发挥证监会应有的作用。

〔4〕 参见方志桢：《惩罚的边界》，《公司法律评论》，2011年卷。

年卷。〔5〕参见方志桢：《惩罚的边界》，《公司法律评论》，2011

第四篇：内幕交易罪金融案例

第756号 肖时庆受贿、内幕交易案——因获取让壳信息而指使他人购买让壳公司股票。后借壳公司改变的，是否影响内幕信息的认定

第757号 杜兰库、刘乃华内幕交易，刘乃华泄露内幕信息案——内幕信息、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和非法获取人员的认定以及相关法律适用问题的把握

第758号 赵丽梅等内幕交易案——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近亲属或者与其关系密切的人

被动获悉内幕信息的，能否认定为“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

第735号 李启红等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如何确定内幕信息价格歌感期、建议他人买卖与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行为如何定性以及如何区分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黄建屏 梁美（83集）

第653号 张平票据诈骗案——盗窃银行承兑汇票并使用，骗取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是构成盗窃罪还是票据诈骗罪（77集）

第519号 李宁侵犯商业秘密案--如何认定侵犯商业秘密罪中的经营信息与重大损失?（66）

第487号 姚凯高利转贷案--套取银行的承兑汇票是否属于套取银行信贷资金?

（62）

第472号 张国涛信用卡诈骗案--如何认定信用卡诈骗罪中的信用卡范围?（60）第424号 张北海等人贷款诈骗、金融凭证诈骗案--伪造企业网上银行转账授权书骗取资金的行为如何定罪处罚?（54）

第二部分 合同诈骗罪

第716号 杨永承合同诈骗案——以公司代理人的身份，通过骗取方式将收取的公司货款据为已有，是构成诈骗罪、职务侵占罪还是挪用资金罪（81）

第645号 曹戈合同诈骗案——伪造购销合同，通过与金融机构签订承兑合同，将获取的银行资金用于偿还其他个人债务，后因合同到期无力偿还银行债务而逃匿，致使反担保人遭受巨额财产损失的行为，如何定性

第646号 刘恺基合同诈骗案——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犯罪中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76）

第577号 谭某合同诈骗案——业务员冒用公司名义与他人签订合同违规收取货款的行为如何定性（70）

第457号 宗爽合同诈骗案--以签订出国“聘请顾问协议书”为名骗取他人钱财的行为如何定性?（58）

第五篇：内幕交易犯罪中“知情人员”和“内幕信息”的认定探讨

内幕交易犯罪中“知情人员”和“内幕信息”的认定探讨

王润生 余云华

就世界范围而言，证券交易早在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就已经出现，西欧各国相继出现股份公司后，形成证券交易的最初形态。在证券市场诞生的头一百年里，内幕交易行为并不认为是犯罪，仅被认为是公司法内部调整的问题，只涉及公司董事、管理人对股东所负的信任义务。然而，在政府对经济运行采取容忍和放任自由态度的背景下，证券内幕交易行为日益猖獗，其对证券市场秩序的危害凸显出来，证券内幕交易可以通过对单一股票的影响，波及整个证券市场甚至整个社会，甚至威胁到国家安全，引起政权更迭。⑴正是由于内幕交易犯罪对证券市场带来的毁灭性危害，世界各国、各地区纷纷将证券内幕交易行为纳入维护证券市场管理秩序和保护投资者利益的重点惩治对象之中。

在我国，“禁止内幕交易”首见于1990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证券公司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第17条明确规定，证券公司不得从事操纵市场价格、内幕交易、欺诈和其他以影响市场行情从中渔利的行为和交易。随后，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98年颁布（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2007年初中国证监会出台的《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行为认定指引》（试行）（以下简称《认定指引》）等均对内幕交易行为的样态与罚则进行了规定。但是，对于构成内幕交易的关键要件——“知情人员”和“内幕信息”的具体内容和标准，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不相同，造成司法实践中难以抉择。2012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内幕交易解释》）。这对于实践中正确理解“知情人员”和“内幕信息”的具体内容和标准，正确适用法律，准确打击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一、现行法律法规关干“知情人员”和“内幕信息”的界定比较

在“两高”《内幕交易解释》发布之前，生效的法律法规对知情人员、内幕信息有明确规定的主要有三部：

一是1993年4月22日国务院颁布的《暂行条例》。其第81条规定：“内幕人员”是指任何由于持有发行人的股票，或者在发行人或者与发行人有密切联系的企业中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由于其会员地位、管理地位、监督地位和职业地位，或者作为雇员、专业顾问履行职务，能够接触或者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内幕信息”是指有关发行人、证券经营机构、有收购意图的法人、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业自律性管理组织以及与其有密切联系的人员所知悉的尚未公开的可能影响股票市场价格的重大信息。

二是2005年修订的《证券法》。其第74条规定，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包括：（1）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3）发行人控股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4）由于所任公司职务可以获取公司有关内幕信息的人员；

（5）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以及由于法定职责对证券的发行、交易进行管理的其他人员；（6）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服务机构的有关人员；（7）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证券法》第75条规定，证券交易活动中，涉及公司的经营、财务或者对该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都是内幕信息。具体包括：（1）本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所列重大事件；⑵（2）公司分配股利

或者增资的计划：（3）公司股权结构的重大变化；（4）公司债务担保的重大变更；（5）公司营业用主要资产的抵押、出售或者报废一次超过该资产的百分之三十；（6）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可能依法承担重大损害赔偿责任；（7）上市公司收购的有关方案；

（8）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定的对证券交易价格有显著影响的其他重要信息。

三是2007年初中国证监会出台的《认定指引》（试行）。其第6条则进一步扩大了“知情人员”范畴，即：（1）《证券法》第74条规定的相关人员。（2）证监会根据《证券法》授权而规定的其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具体包括：发行人、上市公司；发行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参与方及其有关人员；因履行工作职责获取内幕信息的人；本条第1项及本项规定的自然人的配偶。（3）本条第1项、第2项所规定的自然人的父母、子女以及其他亲属关系获取内幕信息的人。（4）利用骗取、套取、偷听、监听或者私下交易等非法手段获取内幕信息的人。（5）通过其他途径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其第8条规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证券交易的内幕信息：（1）《证券法》第67条第2款所列重大事件。（2）《证券法》第75条第2款第2项至第7项所列信息。（3）中国证监会根据《证券法》第67条第2款第12项授权而规定的可能对上市公司证券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其他重大事件。（4）中国证监会根据《证券法》第75条第2款第8项授权而认定的重要信息。（5）对证券交易价格有显著影响的其他重要信息。⑶

综上可见，由于立法衔接以及制订法律法规、内部规定的指导思想和所处地位不同，上述3部法律法规对“知情人员”和“内幕信息”的内涵和范围界定不同。随着年份的推近，“知情人员”和“内幕信息”的范围不仅有扩大化趋势，且存在着交叉和冲突。例如：《证券法》为“内幕信息”设定了“涉及公司的经营、财务”（相关性）、“对该公司证券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重要性）和“尚未公开”（未公开性），而《暂行条例》规定的是“有关组织和人员所知悉的”、“尚未公开的”（未公开性）和“可能影响证券市场价格的重大信息”（重要性）。二者虽然均规定了“重要性”和“未公开性”，但《暂行条例》又强调“为有关组织和人员所知悉”，这一限定混淆了内幕信息的构成特征，使判断变得极为复杂；而《证券法》中规定的“相关性”则更为合理，且与欧盟《反内幕交易指令》、台湾《证券交易法》等国家和地区的规定相同，符合国际立法的发展趋势。⑷

“两高”出台的《内幕交易解释》，已明确将“证券法第74条规定的人员”和“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85条第12项规定的人员”⑸列为刑法第180条第1款规定的“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范畴；同时亦从获取内幕信息手段的非法性、身份的特殊性、接触时期的敏感性等三方面界定了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人员范围。由于其一是充分依据了现行证券、期货交易的相关法律规定，二是合理借鉴并吸收了中外法学理论研究成果和司法实践经验，因此，既保证了司法解释规定的合法性，又使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等范围的界定较为准确、清晰，有利于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突出问题的解决。

二、“知情人员”范围的厘清

实践中，对“知情人员”争议最大的就是对《证券法》第74条第7项规定中“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应如何理解。“两高”的《内幕交易解释》中对此也未作进一步的解释，故此争议依然存在。第一种观点认为，其应当涵盖《暂行条例》及《认定指引》规定的全部主体，即《暂行条例》规定的三类人员以及《认定指引》中规定的二类人员。第二种观点则认为，鉴于《指引》系证监会内部文件，无论是法律位阶层次，还是社会认知程度都较低，不宜作为刑事处罚依据，故应仅以《暂行条例》规定的三类人员为限。我们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分别代表了目前打击内幕交易行为的应然理论和实然现状，但

第一种观点则更能满足打击犯罪的需要，亦代表了国际通行趋势。如英国法律规定，基于履行职责而获知内幕信息的人，以及基于前一类人的泄漏而获知内幕信息的人，均为知情人员。除了通过这两种渠道获知内幕信息者外，欧盟还额外增加了“因为犯罪行为而获得内幕信息者”的规定。⑹日本除了要处罚直接接触内幕信息人员外，还将直接收受到内幕信息的人员，规定为“第一次情报受领人”。台湾《证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条之一第（一）项也规定由上述人员处获知重要事实者为内幕交易的主体。美国“IBM收购莲花公司内幕交易案”中，内幕信息传递第六层上的信息受领人都被法院判以内幕交易罪处罚。⑺美国证监会甚至认为，任何人因正当理由而取得内部消息，如果为了个人利益而利用这些消息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就违反了当初在取得内部消息时所负有的不得利用该消息谋利的义务，理应追究内幕交易的法律责任。⑻

从我国目前查处内幕交易情况看，政府官员通过职权便利、上市公司高管亲属通过亲情联系、甚至竞争对手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内幕信息，从事内幕交易疯狂获利的案件屡见不鲜，⑼但由于相关法律法规配套不健全，致使司法机关在查处此类案件时总是顾虑重重，踯躅难行。因此，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或行政规章对“知情人员”中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作出适当解释或完善，并推进与完善相应的配套机制。

（一）进一步推进证监会实行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中国证监会自2010年开始在上市公司力推“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即所有接触内幕信息的人，都要实施登记，并且将明确相关各方在重大事项策划、决策过程中的信息披露、信息保密、信息澄清等方面责任。该制度还要求，内幕信息知情人在直接或间接获取公司内幕信息时，应按照本制度进行登记备案。董事会秘书应在相关人员报告、获取内幕信息的同时进行登记备案，登记备案材料保存至少三年以上。⑽我们认为，该制度有助于司法实践中明晰和认定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准确打击内幕信息交易犯罪，故有必要进一步推进与完善。

（二）进一步完善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举证责任倒置机制。中国证监会于2010年发布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中规定：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如未能证明其履行义务，将按情况认定为直接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⑾“两高”在《内幕交易解释》中亦规定，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员，以及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联络、接触的人员，只要从事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或者泄露内幕信息导致他人从事与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期货交易，相关交易行为被认定为明显异常，且无正当理由或者正当信息来源的，就应当认定为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人员。我们认为，上述规定的实质是对举证责任倒置机制的合理引入。因此，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行政、司法领域就证据规则进行集中优化，梳理建立系统的举证责任倒置、事实推定、控辩双方对推定内容进行质证等证据规则，最终形成打击内幕交易行为的完整法律体系。⑿

3．《证券法》应增设上市公司、证券公司、投资基金公司等非自然人主体为内幕信息知情人。目前，证券法中对知情人员仅限于自然人范畴，而刑法第180条第2款则己增设单位犯罪条款，导致出现“先法尚未明确单位主体身份、后法已明确定罪处罚”的情况。⒀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根据公司法规定，上市公司是不允许随意增持或减少自己的股份，故证券法中知情人员主体并不包括上市公司自身。但事实上，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持股单位因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以及对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时，均会发生上市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此时，上市公司股东为了自身利益，就可能利用自身的地位及优势，对所掌握的公司股东变化、重大项目内情，以及其他直接对公司股价发生重大影响信息利用其掌控的其他公司或单位主体进行内幕交易。

三、“内幕信息”的判断与适用

根据“两高”的《内幕交易解释》以及司法实践，判断是否“内幕信息”，一般应重点把握以下三个特点：

（一）未公开性。“内幕信息”的公开包含两层涵义：一是公开主体。各国法律均规定内幕信息的公开主体需由上市公司通过向证券监管机构或证券交易所申报，或在法定媒体上通告或召开新闻会议等形式公开。二是公开方式。内幕信息的公开方式可以分为形式公开和实质公开。前者是指信息只要执照法律规定的要求向社会进行公开即可，不需要考虑信息是否最终进入投资者领域，也不在意信息传播的过程和结果。而后者则要求信息不仅按照法律规定向社会公开，还要求信息最终为公众所知悉，并为市场所消化和吸收，达到信息进入投资领域的效果。⒁

实践中，我国一般是通过“七报一刊”（即《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金融时报》、《经济日报》、《中国改革报》、《中国日报》和《证券市场周刊》）公开相关信息的。但由于缺乏信息公开审查主体或明确规定，这也给司法实践带来巨大难题和困惑：如“杭萧钢构案”中，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杭萧钢构的董事长在公司总结大会上提到公司有国外大项目，尽管未提到项目名称、标的等确定性或实质性内容，但这种通过领导讲话方式披露给公司员工的内部公开公式，是否属于内幕信息的公开方式？审理法院认为，董事长在内部会议上透露的模糊信息尚不符合《证券法》规定的内幕信息，内部会议通报亦不能视为其已将内幕信息公开化，最终认定本案构成内幕交易罪。这表明在现有法律规定下，我国目前的信息公开方式仍是注重形式公开，而对实质公开问题则予以回避，有待于研究解决。

（二）重要性。实践中，争议较大的是“对证券交易（或股票交易）价格有显著影响”应如何理解，其判断标准是什么？监管部门依法作出的认定意见或结论，在证据体系中应居何种地位？

鉴于内幕交易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司法实践中通常会借助权威部门对信息的重要性进行判断，并形成相应的《认定函》。如证券监管部门在查处内幕交易案件时，通常会结合证券交易所或专家委员会意见对内幕信息的重要性进行评估，⒂且从内幕信息开始形成之日起，至内幕信息公开或者该信息价格对证券的交易价格不再有显著影响时止，为内幕信息的价格敏感期。⒃有观点认为，证监会作为证券交易监管部门，一旦有内幕交易情况出现，就说明监督制度存在缺陷或失误。而监督部门在内幕交易中作为行政执法一方，不宜再就个案作主体身份认定或相关专业性评判，否则可能误导司法机关，有失公允。

我们认为，《认定函》应属于刑事证据中的书证范畴，国家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行使职权并制作的书面文件应属于公文书证。⒄证监会作为国务院证券交易的最高行政监管部门，依法享有认定内幕交易信息范畴、知情人员范围的职权，其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作出的公文书证，具有较强专业性和证明力。但这绝不意味其具有“豁免质证的特权”，司法实践中，《认定函》作为公文书证同样要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其证明责任的分配与书证本身的性质密切相关。对具体案件中是否属于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变相经营证券、期货行为的判断，应当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根据事实、证据和有关法律规定全面审查、确定。行政主管部门对刑事个案中非法证券、期货的性质认定不是必经程序，其认定意见也不是刑事诉讼的必要证据，而仅作为办案参考使用。

（三）相关性。实践中，对于内幕信息相关性的判断并不难，但相关性的范围界定却是难题，我国证券法采用了宽泛的做法，无论该信息是有关上市公司内部事务，或是有关子公司或母公司的事务，还是针对某一或者某些证券，甚至会影响所有证券的诸如行情变化、利率调整、汇率波动等市场调控政策，都可能成为内幕信息，这也直接导致刑法第180条第4款规定的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中“未公开信息”与内幕信息之间的外延关系发生竞合和争议。

我们认为，内幕信息与未公开信息之间是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首先，从信息本质来看，前者主要是上市公司运营状况、公司治理结构等内部信息，其最终要对证券交易价格产生实质性影响：而后者主要是指内幕信息以外的未公开信息，与上市公司管理本身并不具有直接关联性，如基金投资方向及持仓量变化等交易信息，并不必然影响证券投资价值或价格波动。其次，从公开程序的必然性来看，内幕信息最终必须向社会公开；而未公开信息则未必，如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的投资意见、资金去向，以及行业监管部门监管措施等都属于公司商业秘密或国家秘密，无需向社会公开。再次，从信息的范围来看，内幕信息通常是关涉上市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且已经发生的事实的信息，信息本身范围较窄，而未公开信息则既可以是已经发生的事实，也可以行业发展规划、经营计划等未发生的事实或方案。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如日本1989年揭露出的利库路特内幕交易案、股票贿赂案导致东京市市长涉嫌此案自杀，执政的自民党几位要员纷纷辞职，并最终导致内阁倒台。

⑵《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下列情况为前款所称重大事件：

（一）公司的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的重大变化；

（二）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

（三）公司订立重要合同，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

（四）公司发生重大债务和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

（五）公司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重大损失；

（六）公司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发生的重大变化；

（七）公司的董事、三分之一以上监事或者经理发生变动；

（八）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其持有股份或者控制公司的情况发生较大变化；

（九）公司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

（十）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被依法撤销或者宣告无效；

（十一）公司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十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

⑶其第9条规定，显著影响是指通常情况下，有关信息一旦公开，公司证券的交易价格在一段时期内与市场指数或相关分类指数发生显著偏离、或者致使大盘指数发生显著波动。显著偏离、显著波动，可以结合专家委员会或证券交易所的意见认定。

⑷欧盟《反内幕交易指令》第1（1）条规定：“内幕信息是指非公开的，涉及一名或一些可转让证券的发行人或涉及一种或一些可转让证券的，具有准确性的信息。此种信息一旦公开，将很有可能给所涉及的证券的市价或交易行情带来重大影响”；台湾《证券交易法》第157条第4项规定：内幕信息是指“涉及公司财务、业务或证券之市场供求，对其股票价格有重大影响，或对正当投资人之投资决定有重要影响之信息”。

⑸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85条第12项规定：“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是指由于其管理地位、监督地位或者职业地位，或者作为雇员、专业顾问履行职务，能够接触或者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包括：期货交易所的管理人员以及其他由于任职可获取内幕信息的从业人员，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员”。

⑹井涛：《英国规制内幕交易的新发展》，载《环球法律评论》2007年第1期。

⑺陈建旭：《证券犯罪之规范理论与界限》，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页。美国《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中并未出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等术语，而将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等犯罪行为统称为“证券欺诈”，具体问题则依赖于判例进行解释，美国在内幕交易问题上涌现出了诸多经典判例，就内幕信息的界定、知情人员的判断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⑻喻福东：《证券内幕交易罪概念的重新界定》，载《求索》2006年第2期。

⑼如广东韶关市原副市长李健内幕交易案、南京市经委原主任刘宝春内幕交易案、中山市市长李启红内幕交易案、国美电器黄光裕案中黄妻杜鹃内幕交易案等。这些内幕知情人通过控制自己亲属的账户或将内幕信息泄露给亲属朋友交易已经成为内幕交易的主要方式。⑽张天语：《证监会：内幕知情人登记制度已经实行》，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3月30日，第1版。

⑾杨颖桦：《大股东“指使”有罪 董监高须“力证”自身清白》，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12月28日，第13版。

⑿在这方面，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处罚李国宝、梁启雄内幕交易案中给我们很多启示。李国宝作为道琼斯的董事，在有关新闻集团收购道琼斯消息公布前，将信息告知其好友梁启雄，梁在女儿梁家安夫妇的协助下，通过其在美林的户口买卖价值1500万美元的道琼斯股份，从中赚取810万美元利润。SEC在曼哈顿联邦地方法院对王勤竞、梁家安夫妇提起了诉讼，并向李国宝发出了“韦尔斯通知（Wells notice）”。李国宝矢口否认，但与SEC达成和解协议，缴纳了810万美元的罚款。同时，SEC对获利最高的梁启雄处以1620万美元的罚款，其中810万美元是其利用内幕交易的获益，另外810万美元为罚款。案情虽不复杂，但与中国内幕交易案相比，该案反映出的是美国法在内幕交易举证责任问题上的优越之处——“有罪推定”原则，SEC并没有费力地搜集李向梁泄露内幕信息的证据，而是简单地证明了李获知内幕信息后与梁一起坐飞机飞往上海，之后便是梁家人购买股票的事实，由此推定李泄露了内幕信息，而梁家人涉嫌内幕交易，至于李未泄露信息，梁未实施内幕交易的举证责任则由其自己承担，在无法举证的情况下，李、梁只能选择与SEC达成和解协议，接受处罚。

⒀如厦门中院判决陈榕生内幕交易案（亦称“上海祖龙案”）、我院今年办理的李文清内幕交易案等均属此类情况。

⒁李有星、董德贤：《证券内幕信息认定标准的探讨》，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⒂张小宁：《论内幕交易罪中的“内幕信息”界定》，载《昆明理工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⒃《指引》第10条之规定。

⒄王翠青、张荷：《依公权力制作的文书不是书证吗》，载《检察日报》2006年6月8日第3版。

【作者单位】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

【文章来源】《犯罪研究》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