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题材的长篇小说《血男》的评论[共5篇]

第一篇：监狱题材的长篇小说《血男》的评论

监狱题材的长篇小说《血男》的评论

你或许没有进过监狱，但你绝不会对监狱感到陌生，你印象中的监狱是否是高墙、电网、哨楼下一群恶贯满盈的罪犯在狱警的囚禁下，在孤苦的等待着自由的日子！在今天重复昨天，昨天复制前天地打发着寂寞的时光，还是像电视剧《女子监狱》里的女囚一样在毫无自尊的过着毫无生机的改造生活，亦或像香港电影《监狱风云》一样，满是残酷的折磨、虐待、侮辱、和殴打体罚，大部分影片里狱警之中的害群之马都是在掌控着囚犯的生死，可是在正义力量的支持下，囚犯最终会主动争取权利，战胜邪恶。

“我不会完全抹黑我国监狱的现状，监狱的发展正是社会法制进化的风向标，为推动社会巨轮向着正确的航道前进，隐藏在社会骨子里的东西亮丑是必然的，同时我希望监狱的管理更能体现阳光化，那种以暴制暴、体罚虐待，违背现代宪政理论的管理方式，恶性循环的必然就是在国人的心里播下仇视的种子，一切的非人性都是是社会主义的暗疮毒瘤，我们作为文人还应该正视的是：当前党的政府在经济无序的发展和政绩面前不惜撕毁跟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感情基础，我们的政府常常不以法律作为第三方的当事人来疏导日益膨胀的民情，我真的为我们的子孙担心.......”

作者说《血男》正是在这样的冲动下喷薄而出的。长篇纪实体小说《血男》的作者年古，长期笔耕，口诛笔伐，偶有文章见报，90年代初师范大学毕业后当过中学老师，后来进了监狱，以作者自己的口气说是“我蹲了20年监的。”！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深刻体会了90年代沿海省份监狱的变迁和飞跃，目睹着改革开放十年后监狱体制改革沐浴在社会经济的大潮中的景象，特别是2000年以来司法部对监狱实行的战略大转移和监狱精细化管理，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下，服刑人员能够在监狱这个大染缸里受到的洗礼。小说盛赞中国特色的监狱之余，也曾多次毫不隐晦地针砭由社会影响带给监狱管理的种种弊端，不可否认，当前国家的刑事司法法律法规制度还是很好地体现了公民的意志，但在实际的操作执行中似乎还缺少几个元素，就是这几个元素触发了《血男》作者的创作欲望，因为在不同的“行家里手”眼里，元素的代表有所不同，《血男》作者就是试图从监狱管理的效果层面来剖析由读者内心产生的共鸣进而迸发的种种元素。

《血男》就是一篇2013年后我国监狱管理的一个真实版本，作者大篇幅描写社会败坏现状：全民安全指数、失业率、房价和拆迁、养老金、社保制度等等来体现监狱的管理不可能与社会断链，同时监狱的社会效益又会高额度回馈社会。阅读《血男》可以感觉到作者那颗澎湃激昂的心，小说中的主人公刘洋有着十分清晰的影子，这影子就是作者本身，他有血有肉、有理想抱负、追求爱情，刘洋是心里流过血的男人，身上也输得出血的男人，他说人只能分成两种：一种是认命的，另一种是不认命的。刘洋就是一个不认命的人，在部队，他凭着自己的努力锻造成钢一样的战士，在当武警教官时能够与时俱进、嫉恶如仇，因故意伤害致死黑社会老大被判刑入狱后本色不变，从不以强欺弱，欺压同改，还乐于帮助困难的狱友。如果读者是监狱里服刑的囚子，阅读《血男》里刘洋的爱情文字，可以疗愈你失衡的情愫，小说对监狱管教警察的管理提出很多有建议性的措施，在作者的润色下，小说对主人公的形象塑造清新、催人奋进，用浓厚的笔墨使他的感情丰富，思想蕴含品味。

作者在对当今社会因在急功近利的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阵痛的沉思，同时，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滋生在文明化发育程度不太完全的中国肿瘤，而且作者旗帜鲜明的提出对社会手术切除的设想，小说中刘洋也是作者精神的化身，他信奉着“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战斗哲学，虽然很危险，但却是是当今社会最缺乏的理论！

“囚犯是也人！”现在去讨论这一老掉牙的问题已经显得很幼稚了，以文革中监狱为题材的小说家们，反映的是是一个时代的没落的风向标，那时是处于当代中国最剧烈的阵痛时期：宪法文明被践踏，科学文化被毁灭，开国元老被审判，学者文艺家被逼疯，人民群众被愚弄，罪魁祸首的几个人弄得神州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作家通过小说的声音进行强烈的控诉和指责，而小说《血男》却以较高的社会学语言来组织文字，作者以二零零零年以来的监狱管理为题材诠释自己对当今社会的认识和不满，这种认识和不满，是对社会丑态的包容，是理性的政治评论。小说还以浅而易懂的对白来表现作者对人生态度积极实践！同时通过多个人物粗线型勾画来影射社会症结，并且随时让读者感觉“见滩血、见道光”！呼吁人们关注与监狱有关的社会问题，才是作者的初衷、愿望。《血男》通篇不乏引人入胜的情节，每个人物形象轮郭清晰，感情丰富，敢爱敢恨，作者字行里透出一股对正气和自由渴望，笔头触及社会阴暗面较多，特别是对监狱管理方的“丑事”，有人说，金钱是很有灵性的东西，它可以通万物，作者通过对当今监狱的日常管理，向人们揭开监狱的神秘面纱，现在的监狱是不是有钱人的监狱？也是不是权贵们的监狱？小说就像一部老式傻瓜机将封闭的监狱和监狱骨子里的东西，照出来，底片交给读者，毫不做作，让读者自己保存着，然后去细细的去品味欣赏，从中窥出现代监狱的全貌！说《血男》是一本2013年以后监狱服刑的指南书，确实不为过！作者还敢于站在服刑人员及其亲属的立场，直言监狱的方方面面，用很多专业术语来印证作者对监狱进一步改革的期盼。（吴语）

第二篇：那些年我读过的莫言长篇小说经典评论（精选）

那些年我读过的莫言长篇小说经典评论

莫言的作品，一直都是不温不火。在我的记忆中，他的作品没有贾平凹的写的精彩，没有阎连科写的深刻，没有刘震云的写的有趣，但是他有天马行空的思想，神秘独特的内容，精彩又。莫言因其“用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一点也没觉得奇怪。长篇小说

一、《红高粱家族》

莫言1986年向汉语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奉献的一部影响巨大的作品，被译为二十余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小说通过“我”的叙述，展现了抗日战争年代“我”的祖先在高密东北乡上演的一幕幕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故事。

二、《食草家族》

莫言1987至1989年创作的一部肆意挥洒奇崛想象的作品，被誉为当代汉语文学中将荒诞与魔幻发展到极致的长篇力作。小说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描写生活在贫瘠而富饶的土地上的世世代代人们与大自然的关系。

三、《酒国》

《酒国》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单一的意义指向，它的意义是滑动的、变幻不居的，在话语方式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反讽、戏仿和悖缪的手法。这是一部小说文体的“满汉全席”，它集侦探小说、残酷现实主义小说、表现主义小说、象征主义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武侠传奇小说、抒情小说、结构主义小说于一体。

由中国杰出小说家莫言原创的《酒国》„„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实验性文体。其思想之大胆，情节之奇幻，人物之鬼魅，结构之新颖，都超出了法国乃至世界读者的阅读经验。

四、《四十一炮》 《四十一炮》以九十年代初农村改革为背景，通过一个孩子的视角折射出了农村改革初期两种势力、两种观念的激烈冲突，以人性的裂变，人们在是非标准、伦理道德上的混沌和迷惘

五、《檀香刑》

作者让刽子手当上了主人公，一板一眼地讲述着杀自己同类时的方方面面。对于细节近乎偏执地描绘，让人从文字里真真切切地体会到疼痛。刽子手把杀人当成了艺术，事业，再拔高一点，可以说是信仰。各种酷刑层出不穷，随时随地可以花样翻新。凌迟的时候，五百刀结果，一刀不能少，一刀不能多，每一刀要割下一样重量的肉，最后一刀要削去心头。还有檀香刑，难以想象为了一次行刑如此费时日地煮油，浸泡，搭台，当然还有那一下接一下地敲击，檀香木在内脏间游走，最后破体而出。

六、《生死疲劳》

这一次，他所虚拟的那个世界――高密东北乡，焕发出更为奇幻而自然的光芒。他就是那里的缔造者、魔法师甚至是神灵，又是那里的人物草木尘埃，他超然物外，俯瞰着他所创造的芸芸众生，将其领悟了生命大义的深情至性渗透于毫发细微间，他沉浸其间，为人、为驴、为牛、为猪、为狗、为猴、为世纪婴儿，游走阴阳两界生死轮回之间，将五十年的坎坷多难悲欣交集的尘世百劫演绎得淋漓尽致，虽有轮回往复的过程，却没有落入因果宿命的陈窠，虽有章回小说某些因素的借用与激活，却又能出脱的无挂无碍无拘无束„„。这部长达五百四十页四十九万字的《生死疲劳》，是他对自己的一次里程碑式的超越，比之十年前倍受瞩目的《丰乳肥臀》来得更为成熟而精彩。

七、《天堂蒜薹之歌》

“小说家总是想远离政治，小说却自己逼近了政治。小说家总是想关心人的命运，却忘了关心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 书中描绘的那片苦难的土地上的苦难的农民，背负着苦难的命运，作者再一次把现实生活中血淋淋的伤疤揭开，把社会阴暗的一面崭露在我们面前，那种悲天悯人的愤怒让我们为之一振

八、《十三步》

我们在听一个坐在笼子里的人说故事。给他喜欢吃的粉笔是让他说下去的动力。我以为你是张赤球，也以为你是方富贵，后来又觉得你既是李玉蝉又是屠小英。你的名称转换让人混乱，你知道每个人心里在想什么，你也知道每个人过去的故事，那么多的历史你都知道。到最后，本来就死了的人还是死了，只不过以别人的面貌又死了一遍。被悲剧命运......九、《红树林》

莫言1998至1999年创作的一部背景离开他的文学王国“高密东北乡”的长篇小说。小说中既有对权欲、钱欲、情欲、性欲等现代都市生活中的阴暗面的淋漓再现，也有对老一辈革命历史以及老一辈的子女在现实生活中的爱恨情仇的生动描写。

十、《丰乳肥臀》

1997年《丰乳肥臀》夺得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文学奖”，获得高达十万元人民币的奖金。该书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同时也引起了很大争议。

小说热情讴歌了生命最原初的创造者--母亲的伟大、朴素与无私，生命的沿袭的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并且在这一幅生命的流程图中，弥漫着历史与战争的硝烟，真实，不带任何偏见，再现了一段时期内的历史。

十一、《蛙》 莫言说，属于一些特定时代与群体的名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比如农民工，比如计划生育。而具有普遍人性的人物则会在人们心中长存，比如孔乙己，比如包法利夫人。

对比之前读完的四世同堂，祈瑞宣就是一个跃然纸上，生动异常的普遍人性的人物。我甚至觉得他就生活在书本下面。我似乎合上书就能拍到他的肩膀，抓住他的衣领。边读便觉得感同身受，真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啊，就是这么瞻前顾后，唉，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啊。

计生政策已经实行了32年了，到今天百弊丛生，但是仍然没有动摇的迹象。面对着汹涌而来银发浪潮，极端突出的年龄结构失衡和性别比例失调，天量的失独家庭，计生委利益集团就是不愿意调整政策。莫言的《蛙》是从人性的角度反思计生的一大力作。姑姑从当初的不遗余力，到最后的赎罪与反思，就是对这一政策的反思。问题是姑姑的赎罪，不能代替政策层面的反思与赎罪。

第三篇：作文题材

友谊开头：现代人的友谊，很坚固又很脆弱。它是人间的宝藏，需我们珍爱。友谊的不可传递性，决定了它是一部孤本的书。我们可以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友谊，但我们不会和同一个人有不同的友谊。友谊是一条越掘越深的巷道，没有回头路可以走的，刻骨铭心的友谊也如仇恨一样，没齿难忘。

结尾：长留史册的，不是锱铢必较的利益，而是肝胆相照的情分，和朋友坦诚的交往，会使我们留存着对真情的敏感，会使我们的眼睛抹去云翳，心境重新开朗。

团结 开头每次听到这首歌“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我总是感慨万千，特别是在XX事情后，体会更是深刻 结尾：一滴水是微不足道的，渗入泥土，便会消失不见，可汇聚成河却是川流不息。如同我们，在许多的困难面前，一个人总是凸显着单薄，而无法作为，可当我们团结起来，却可以创造无数的奇迹。

宽容 开头： 宽容是人类生活中至高无尚的美德。因为宽容包含着人的心灵，因为宽容可以超越一切，因为宽容需要一颗博大的心。因为宽容是人类情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这种情感能融化心头的冰霜。而缺乏宽容，将使个性从伟大堕落成连平凡都不如。

中间 哲学家康德说：“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优雅的康德大概是不会有暴风骤雨的，心情永远是天朗气清。别人犯错了，我们为此雷霆万钧，那犯错的该是我们自己了。

你要宽容别人的龃龉、排挤甚至诬陷。因为你知道，正是你的力量让对手恐慌。你更要知道，石缝里长出的草最能经受风雨。风凉话，正可以给你发热的头脑“冷敷”；给你穿的小鞋，或许能让你在舞台上跳出漫妙的“芭蕾舞”；给你的打击，仿佛运动员手上的杠铃，只会增加你的爆发力。睚眦必报，只能说明你无法虚怀若谷；言语刻薄，是一把双刃剑，最终也割伤自己；以牙还牙，也只能说明你的“牙齿”很快要脱落了；血脉贲张，最容易引发“高血压病”。“一只脚踩扁了紫罗兰，它却把香味留在那脚跟上，这就是宽恕。”安德鲁•马修斯在《宽容之心》中说了这样一句能够启人心智的话。

结尾： 生活，往往纷繁，又常常平淡。正因为宽容如水，使纷繁经过过滤变得纯净；正因为宽容似火，使平淡通过锻烧日趋鲜明；更因为有这诗般的宽容，才赋予人生以艺术，赋予生命以永恒。

谅解 开头：谅解如一杯清茶，冲淡彼此之间的误会；谅解像一缕春风，吹化人间隔膜的冰层；谅解像一只寒梅，预示心灵来春的温情；谅解是一架彩虹，让就不相逢的情感放射光彩。

结尾：逝者如斯，历史的浪花淘尽了王朝的恩怨情仇，当今既没有了一方霸主，也没有了雄风王者；我们在追求团结、奋进、和谐、平等，我们同样应该独守那份恬然与空明，用每一句话没一种表情向人们昭示谅解，协同人们用谅解交往。把握谅解，社会便会进步；把握谅解，人类便拥有财富。

理解 开头：理解，是友谊的结晶；理解，是从信任中开出的鲜花；理解，是人与人之间关爱的光环。它能让误会变成点缀美丽的小瑕疵，于社会中，人们相互的理解，能使这个大家共有的家园更加繁荣、安定。结尾：相信总有一天误会能变成一朵美丽的花，因为它由理解来浇灌！

分享 分享是一种思想的深度，深思的同时，你分享了朋友的痛苦。

分享是一种生活的信念，明白了分享的同时，明白了存在的意义。

快乐的分享，痛苦的承担。在你与人分享的时候，就肩负着一份重任。让他更快乐，让痛苦全部溜走，让阳光洒满你的心灵。

师生情 有一种职业最美丽，那就是教师；有一道风景最隽永，那就是师魂；有一种情感最动人，那就是师生情。我们拥有同一颗炽热的太阳，我们拥有同一片广阔的天空，在同一片天空下，我们用爱播撒着希望

结尾：老师是无私的，他不求得到学生的回报；老师是“好面子”的，他希望自己的学生成才。作为学生，我们难道不应该真诚敬献满腔的热情、无限温暖和一颗赤诚的心吗？

奉献 开头：奉献是秋天的白云川点缀了蓝天，也诗化了自己；奉献是大海里的一滴水，既壮阔了大海，也提升了自我。

结尾：“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告诉我什么是奉献；“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告诉我什么是豁达„„走近诗人，与诗人同行，让诗句提升我的思想，慰藉我的感情，净化我的心灵。信任开头：信任亲友是人的天性，而信任他人则是一种美德，在信任的过程中，快乐而全面地，认知这个看似复杂的世界。

结尾：信任是一种力量，是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

欣赏 开头：欣赏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理解和沟通，也包含了信任和肯定，欣赏是一种激励和引导，可以使人扬长避短，更健康的成长和进步.结尾：每一个人也应该学会去欣赏别人，学会欣赏是一种爱，人与人之间在互相欣赏之中，世界才能充满爱!

虚心 开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谦虚就是有自知之明，是一种有修养的表现。一个人只有谦虚，才会让别人尊重。

结尾：“满招损，谦受益。”让我们养成谦虚的美德，做一个高尚的人吧！

助人为乐 开头：助人为快乐之本，助人为乐是一种美德，助人是人格升华的标志。

结尾：帮助人，让我们亲密地走在了一起，让我们变得像一家人一样。我愿意继续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七彩的阳光！

珍惜 结尾：我们常常感动，是因为懂得、珍惜。懂得珍惜，阳光将洒遍心灵，懂得珍惜，晚风将拂过心灵，让我们的心灵那么温暖，那么安宁。珍惜吧，珍惜所拥有的以及还没有拥有的，心灵的土壤既使长不出参天大树，我们也可以拥有对蓝天的向往。

心胸宽广开头：雨果说:"比陆地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洋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宽广的是人的胸怀。结尾：心就是一个人的翅膀，心胸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

诚信 天使的翅膀碎了，落到人间，成了我们的忧伤；诚信的背囊抛了，散到世上，成了撒旦的魔杖。身披一袭灿烂，心系一份执著，带着诚信上路，将踏出一路风光

幸福 打开窗户，伸出手去，一片，两片„„雪花轻轻地落在手心，悄无声息融化成一滴水，凉凉的，晶莹着双眼，瞬间，命运就做了一次完全不同的蜕变，结束了一次完美的旅程。

幸福原来就是时光的伴侣，一直在身边静静流淌„„

战胜 苦难是金，苦难是成功，苦难也是一种唤醒内在灵魂的方式，还是一种使人变得心胸豁达，性情温和的灵药。每一位杰出的人，在它们生命旅途中总会留下苦难的身影，也总会有着战胜它的脚印„„让珊瑚远离惊涛骇浪的侵蚀吗？那无疑是将它们的美丽葬送。一张小红脸体会辛苦所留下来的东西！苦难的过去就是甘美的到来„„

奉献 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但人们往往主重于物质文明的发展而忽略精神文明的建设。我觉得两种文明的发展都源于无私的奉献。因此，奉献在兼顾个人利益的同时已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奉献不是为了索取，奉献应是自觉自愿的。让我们新世纪的一代青年都投身到乐于奉献的革命洪流中，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让奉献这棵常青树，永远葱笼、繁茂。

记住这一刻 在我的记忆里，曾经有一颗颗美丽的明珠浮现于其中。每一颗里都蕴涵着一副副美好的画面。然而，在它们之中，却有这么一颗明珠格外闪耀，令我不禁透过它看了起来„„

通过了这次的比赛，令我更加勇于挑战困难了。其实在生活中，看起来困难的事情，不一定难。如果你坦然地面对它，就一定能够完成它 美好

用美好的心灵看世界，总是用乐观的精神面对一生，多一分自信，少一分失望；用美好的心灵看世界，总是用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多一分感激，少一分抱怨；用美好的心灵看世界，总是用顽强的意志面对困难和挫折，多一分勇气，少一分怯懦；用美好的心灵看世界，总是寻找别人最好的东西，多一分肯定，少一分挑剔„„

美，美不过草原；阔，阔不过蓝天；深，深不过大海。我的朋友呀，你的胸怀，就像草原一样美丽，像蓝天一样宽阔，像大海一样深邃

第四篇：2020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读后感

《傲慢与偏见》是英国著名的女作家简·奥斯汀的代表作之一，是一本描写爱情的小说。小说以几对青年少女的感情纠纷为线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2020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读后感，欢迎阅读参考。2020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读后感1

最近经常听我同学说《傲慢与偏见》很好看，受她的影响，我找来了《傲慢与偏见》!

开始看的时候除了达西以外对其他人的印象都不太好，感觉这是个很随便放纵的社会，这些中产阶级出身的女士活着的目的就是想嫁个好丈夫，而无所谓生活……但越看到后面心情越加激荡：伊丽莎白聪慧机敏，可爱俏皮，刚出场的西达显得极其傲慢，偏偏遇上具有强烈自尊心的伊丽莎白，于是傲慢与偏见便相应产生了…其实傲慢是处于阶层的习惯，偏见只是自尊的误会，当随着相互的了解增多，误会的解除，这一切便不再存在了，存有的只是深深的爱。

在《傲慢与偏见》里，很欣赏伊丽莎白，她的聪慧机敏，她的可爱俏皮，她的善于思考，爱憎分明……她几乎齐全了所有女性的优点。在那样一个社会环境下，人人都希望嫁个有声望和地位的丈夫，但她不，她勇敢的不畏世俗，勇敢的去追求着属于自己的爱情：勇敢的拒绝自己当时还并不喜欢甚至厌恶但尽管富有的西达的求爱，勇敢的突破世俗拒绝母亲强烈推荐的克斯林的求婚，勇敢的认清对西达的误会并对他和对他的感情重新定位，勇敢的面对西达舅妈凯瑟林夫人的羞辱，勇敢的和西达一起努力说服自己的父母而去实现自己的幸福…她，真的很勇敢，很与众不同…

在《傲慢与偏见》里，西达是从一开始到最后都很让我欣赏的男人。尽管刚出场的他很傲慢，却是种让我极其欣赏的傲慢，男人就该这样，只接受自己喜欢的。随着情节的发展，我产生种很强的感觉，不知道是痛苦还是别的什么，尤其是他一心爱着的伊丽莎白一直误会着他，我都深感着委屈，终于明白《大话西游》里的一句话：世间最远的距离不是生离死别，也不是天涯海角，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尤其是当他向伊丽莎白求婚的那段到后来伊丽莎白的舅妈加德纳夫人就西达帮助伊丽莎白妹妹和维克汉姆结婚一事写信给伊丽莎白时，看到这里，我竟也忍不住流下眼泪----原来我也这么感性!但故事发展至此，终于“守的云开见月明”了，伊丽莎白开始深深的认清自己曾经偏见的误会。

故事中女主角伊丽莎白第一眼看到男主角达西就是不顺眼的，加上男主角个性的傲慢，继而对他有了偏见。而男主角达西，是个不受人欢迎的傲慢男子，也不屑于周遭冷淡的人际关系，对他来说，傲慢也许是有理的，偏见却很无情，这两者产生的冲击是免不了的。两个人之间也因此而常有针锋相对的言辞，彼此之间的傲慢和偏见就造成了一开始的不愉快与误解，但是经过种种事件的澄清，彼此又渐渐产生一点点的感情。达西代表着“傲慢”，伊丽莎白代表着“偏见”，他们一开始都被自己的情绪所牵引。接着一连串对达西不利的流言，更让伊丽莎白对达西反感。当达西向伊丽莎白求婚而遭到拒绝时，他说了一句话：“要是我耍一点手段，把我内心的矛盾掩饰起来，一味地恭维你，使你相信我无论在理智方面、思想方面以及其他各方面，都是对你怀着无条件的纯洁的爱，那么也许你就不会有这些苛刻的责骂了。可惜无论是什么样的伪装，我都痛恨。”达西没有为了讨好伊丽莎白，而改变他的傲慢性情。伊丽莎白也表现了很真实的自己，彼此都不刻意去营造给人的印象，表现出了最真实的一面。而开始的时候，伊丽莎白一直活在自己的偏见之下，而忽略思考事实的真相，经过达西的解释和自己的判定，才最终找到幸福的归宿。

傲慢与偏见，是我们很常见的弱点和毛病。每一个人其实都很轻易被自己的主观印象所驱使，因而轻易对别的人下不正确的注解，进而造成了彼此之间的误会。一个人所给予的第一印象固然可以影响到很多事，但并非一定不会改变，要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才能有更客观一点的论点，就似乎故事中女主角对达西的看法，就是因为了解才有所改变。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要善于发现身边人的优点!

记是何时喜欢上的外国名著，大概是在上高中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总是在上课时看书，也许并不是非常喜欢书的内容只是不想去听那枯燥乏味的让人厌恶至极的课而已，记得那时候读到了《傲慢与偏见》，开始看时就让我喜欢的不得了，最先吸引我的是女主角的名字：伊丽莎白。当我静下心来慢慢的读下去，我发现这真的是我读过的世界名着中最好看的一本了，真的开始喜欢上了，喜欢里面的情节，喜欢傲慢的达西，喜欢美丽的丽西，两个名字中都有个西字，也许这就注定了他们最终完美的结局，两个相爱的人彼此放弃了傲慢与偏见，最终走到了一起，也将一辈子牵手走过余下的人生，真的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真的好爱这本书，好爱这个故事，真的好爱好爱。

今天无意中在书店又一次看到了这本书，又读了一遍又感动了一次，回来后就决定要看看电影版的，因为相信一定会有个不一样的感觉，对于一本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看法，我们在无形中就将自己的主观想法加了进去，从而让作者所想要表达的感情变得不那么明朗。

随着音乐的缓缓响起，我被那雾蒙蒙的屡屡柔柔的画面稍微的震了一下，这样的画面，这样的雾蒙蒙不正是他们对彼此爱的感觉么?模糊的爱。糊涂的恨，这么强烈的画面，这么真挚的感情，这么神密的爱，真的是人羡慕，爱不就是这样，我从不相信一见钟情，总固执的认为那只是对外在的感情而已，那只是单纯的喜欢而已，称不上是爱，真正的爱是经得起时间的，是任何人和任何事都无法阻挠的，可以误会可以怀疑，但爱可以冲破这一切，爱会让真正相爱的人最终走在一起，经历了考验的爱情才会长久，才会值得相守一辈子，信赖一辈子。

每个女人心目中都有个达西，都希望他是完美的，是真心爱自己的，对爱的理解是那么的简单，只要是真的爱了，真心的爱，就足够一个女人去享受一辈子，多么简单的要求，真的希望自己也会有那么一天，我只想要那种小小的小小的爱就足够了，相信冥冥中有个人也和我一样，我们注定会在某个时刻相遇，我们能做的只是等待，等待属于彼此的达西和丽西……

第五篇：1950年代长篇小说的创作

1950年代长篇小说的创作

在题材的处理上，当代长篇小说侧重于表现“历史”，表现“逝去的日子”，这一时期的小说的创作，题材分布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等方面。这既指作品的数量，也指达到的艺术水平。这种分布状况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它们的“重要性”：它们是受到提倡的类别。另一方面与作家的经验和文学“传统”有关。新文学已提供了描述农村生活的许多经验；当代作家的许多人与农村有密切的联系；一批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在战争结束后，热衷于写出他们的有关“革命”的“记忆”；„„有的题材领域，文学界的决策者虽也很重视并极力提倡，如所谓“工业题材”，却并未产生预期的成果。

对长篇和短篇的重视，各有其“功能”上的根据。对于长篇，把握生活素材的规模和容量，是受到重视的一个主要因素。对许多怀有“反映这个伟大时代”、写作“史诗式”作品的情结的作家来说，长篇小说是实现这种勃勃雄心的合适的形式。至于短篇小说，当代对它的重视，则是认为它能迅速、敏捷地反映生活。而对现实反应的快捷，对社会政治配合的及时，正是这个时期要求文学应具有的品格。自然，从50年代开始，文学刊物的大量增加，对短篇创作在当代的发展，也起到推动的作用。

赵树理的《三里湾》（1955年），高云览的《小城春秋》（1956），曲波的《林海雪原》（1957），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第1卷1957，第2卷1961），梁斌的《红旗谱》（1957），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上篇1958，下篇1960），杨沫的《青春之歌》（1958），冯德英的《苦菜花》（1958），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第1部1958，第2部1962），吴强的《红日》（1958），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1958），冯志的《敌后武工队》（1958），刘流的《烈火金钢》（1958），欧阳山的《三家巷》（1959）、《苦斗》（1962），草明的《乘风破浪》（1959），柳青的《创业史》（第1部，1960），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1961），姚雪垠的《李自成》（第1卷，1963），浩然的《艳阳天》（第1部1964，第2、3部1966）等。

一、农村小说

在五六十年代，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创作，无论是作家人数，还是作品数量，在小说创作中都居首位。这种情况，既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小说传统的延续，更与当时文学界对表现农村生活的重要性的强调有关。五六十年代农村小说艺术形态的两个发展趋势：一是对表现“现实斗争”的强调，即要求作家关注那些显示中国社会面貌“深刻的变化”的斗争，而这通常上指的是当时开展的政治运动，在农村进行的政治运动和中心事件，如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等，成为表现的重心。乡村的日常生活、社会风习、人伦关系等，则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作家的视野，或仅被作为对“现实斗争”的补充和印证。二是为了达到描写上的“深入核心”，作家在立场、观点、情感上，要与自己的表现对象（农民）相一致。作家和表现对象（农民）在视点、情感、反应上的“同一”的这种设计，是“创作上的群众观点”，据此，“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现实主义的方法才能真正结合起来”。这种要求，其目的是推动作家迅速进入有关农村的叙述的“规范”。而它在艺术效果上，则既限制了取材的范围，也窄化了作家体验、描述的“视点”。

在当代的农村小说中，存在着两个有影响、艺术倾向却有所不同的创作“群体”：一是赵树理等山西作家，另一是柳青、王汶石等陕西作家。比较起来，柳青等更坚定地实行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决心，更重视农村中的先进人物的创造，更富于浪漫的理想的色彩，具有更大的概括“时代精神”和“历史本质”的雄心。如果从另一角度来观察，那么，柳青也许更像是乡村的“外来者”，虽然他与所描写的土地和生活于其上的劳动者，已建立了密切的关联。而赵树理则更像“本地人”，虽然他也获得一种超越性的眼界和地位。他们的小说在关注、支持农村的变革和现代化进程，关注“新人”的出现和伦理关系的调整和重建时，柳青等更为重视的是新的价值观的灌输，而赵树理等则更倾向于在农村的传统中发掘那些有生命力的素质。就小说而言，柳青等所借鉴的是西方和我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而赵树理更推重的是话本、说书等“宣讲”、“说话”的“本土资源”。

1.赵树理和山西作家

对于赵树理等山西作家的创作，是否可以看作一个小说流派，人们的观点并不一致。但他们的创作仍形成了某些有迹可寻的共同性。这包括：

一、地域的特征。赵树理、马烽等长期生活、工作在山西，作品也多取材于晋西北、太行山和太岳山盆地及汾水流域。山西乡村的民情风俗参与了他们小说素质的构成。

二、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小说的艺术自足性受到怀疑；“不作旁观者”的文学主张，不仅是叙事意义上，而且更是小说社会功能上的。赵树理的“问题小说”的观念，他们关于写小说是为了“劝人”，能“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的预期，是写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写。但又认为，“本来面貌”须以一个有先进思想的农民的角度来所见、所闻、所感。

四、重视故事叙述的完整和语言的通俗，以便能让认字不多的乡村读者接受。关于这个“流派”，评论界使用的称谓有“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山药蛋派”等。这个“流派”的作家，除赵树理外，还有马烽、西戎等。

赵树理（1906—1970），山西沁水县人。1940年代，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左翼文学界获得很高声誉。50年代以后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登记》、《“锻炼锻炼”》，长篇《三里湾》等。另外，还创作有鼓词、小调、秧歌、上党梆子等民间文学作品。赵树理的这些小说，大多取材于晋东南他的家乡。他与这个地区人事保持着密切而持久的联系，因而，故事和人物也依然具有来自“生活底层”的那种淳朴、诚实的特色。他继续着打通“新文学”与“农村读者”的隔阂的试验。在小说观念上，也坚持小说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同一的理解。不过，后来他似乎不再特别坚持把小说当作农村工作指南的那种看法，而更突出了从传统戏曲等相承的“教诲”的功能观。“俗话说，‘说书唱戏是劝人哩！’这话是对的。我们写小说和说书唱戏一样（说评书就是讲小说），都是劝人的。”写小说便是要动摇那些习以为常、但不合理的“旧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给人们头脑中造成的旧影响”。因而，在《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等作品中，虽说农村开展的“运动”仍构成它们的骨架，但他在日常生活中所展开的关于社会风习、伦理的变革在农民心理、家庭关系、公私关系上留下的波痕和冲突，是留给读者印象最深的部分。

1950年代，不仅文学写作的规范更加严密，而且激进的经济、社会变革进程对农村传统生活的全面冲击，使“社会发展”与“传统”的冲突，引发作家尖锐的内心忧虑。赵树理的那种建立在对民俗、民间文化的体认基础上的艺术想像，受到抑制而不能得到充分施展。正是忧虑于当代激进的经济、政治变革对农村传统生活和道德的过度破坏，对建立在劳动之上的传统美德的维护和发掘，成为他后期创作的主题。与《小二黑结婚》、《传家宝》、《登记》、《三里湾》等表现“小字辈”挣脱老一辈的障碍而走向新生活不同，在《套不住的手》、《互作鉴定》、《实干家潘永福》中，老一辈农民身上的品格，被叙述为年轻一代最重要的精神传统。赵树理五六十年代的小说艺术，总体面貌与以前并无重大变化。这些“渊源于宋人话本及后来的拟话本”的作品，由于作者对某一形式的“越来越执著”，导致“故事行进缓慢”，有“铺摊琐碎”、“刻而不深的感觉”。

2.柳青的《创业史》

柳青（1916—1978），陕西吴堡县人，1938年到延安后开始小说创作。在写作《创业史》之前，出版有长篇《种谷记》（1947）和《铜墙铁壁》（1951）。50年代，柳青较长时间生活在陕西长安县某乡村，参与了当地农业合作化的过程。这期间，除了不多的散文特写和中篇以外，都在为拟议中的宏篇巨构《创业史》作准备。《创业史》原计划写四部。1960年第一部在刊物上连载，次年出版单行本。“文革”发生，使写作计划中断。“文革”结束后，改定了第二部上卷和下卷的前四章，但整个计划终于未能完成。

对于这部小说的主旨，作者作过这样的说明：“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这个主题思想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作家对农民的历史境遇和心理情感的熟悉，弥补了这种观念“论证式”的构思和展开方式可能出现的弊端，但反过来，这种写作方式还是极大限制了作者生活体验敞开的程度。小说第一部出版后，在文学界获得极高的评价。《创业史》运用了夹叙夹议的叙述方式。在人物语言方面，采用经过提炼的口语，而叙述语言则是充分书面化的。这构成了一种对比。叙述语调与人物语言的距离，有助于实现叙述者对故事的介入，显示叙述者“全知”的“权威姿态”：直接揭示人物的情感、心理、动机，“观察”、“监视”人物的思想、心理、行为与“历史规律”的切合、悖逆的程度，对人物、事件作出解说和评论；虽然这种评论常用诙谐和幽默的方式进行。在小说的艺术形态上，柳青似乎并不追求像赵树理那样的“大众化”和“民族形式”，也不追求故事性和行动性。但这并没有妨碍它获得批评界的赏识。

有关《创业史》的争议：1960年，邵荃麟在《文艺报》编辑部的一次会议说：“《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但很少人去分析梁三老汉这个人物，因此，对这部作品分析不够深”；“我觉得梁生宝不是最成功的，作为典型人物，在很多作品中都可以找到。梁三老汉是不是典型人物呢？我看是很高的典型人物。”在此前后，严家炎撰写的评论《创业史》的文章，也表达了相近的观点。他不同意《创业史》的最大成就在于塑造了梁生宝这个“崭新的青年农民英雄形象”的“流行的说法”，认为在反映“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伟大事件的深度和完整性上”，《创业史》的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梁三老汉形象的塑造上”。他的根据是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形象的“丰满”、“厚实”，即美学的标准；另一则是在“两条道路斗争”中处于观望、动摇的“中间状态”农民的表现，在揭示社会生活面貌的“深度和广度”上的意义，即题材的价值问题。与此相关，严家炎指出，梁生宝在当代农村小说“新英雄人物”塑造中，虽然是“水平线上”的，但其成功程度，并不像大家所推崇的那样。他提出这一形象在塑造上的“三多三不足”的缺陷：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在争论中，严家炎又进一步指出梁生宝形象的过分理想化的问题。这些观点，受到包括作家在内的大多数批评家的反对。柳青在有关文章中激动地表示，报刊上的评论文章，对于他所不能同意的看法，他根本不打算说话，但对严家炎的观点，“却无论如何不能沉默”，因为其中“提出了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我如果对这些重大的问题也保持沉默，那就是对革命文学事业不严肃的表现。”论争双方在文学创作要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要深刻表现农村的斗争等要求上，并无分歧。分歧的是对艺术形象所作的美学评价，以及题材价值的不同认识。就后者而言，邵荃麟、严家炎等事实上是强调有着“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的人物形象与表现“历史真实”的联系。在美学评价上，严家炎等以“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成规”（客观描绘，性格刻画，形象的丰满、完整）来质疑柳青的创作，而柳青在反驳中，却提出一种更具“直接性”的美学标准。他对《创业史》为什么要安排这样的矛盾冲突，冲突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形式，人物为什么具有这样的思想性格，有这样的气质、心理、行动等等，都根据现实政治理论和政策规定，给予确定的、条分缕析的说明。

3.其它

农村小说除了山西、陕西这两个“群体”之外，较重要的还有周立波、李准、浩然等。李准在五六十年代的创作，表现了根据在农村开展的运动和实施的政策来选取题材和确立主题的写作策略。主要作品有《不能走那条路》、《李双双小传》、《耕云记》等。周立波30年代参加左联，并开始著译。抗战期间到延安后，任鲁艺教员。1948年完成的表现东北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暴风骤雨》，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白毛女》一起，在50年代初被苏联授予“斯大林文艺奖”而享有很高声誉。1955年起，周立波回到他的家乡湖南定居，创作转到他所熟悉的农村生活上来。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及其“续篇”，分别出版于1958和1960年，和当时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大部分作品一样，《山乡巨变》的主旨也为了证明农村的个体小生产者必须走集体化道路。小说人物“设置”也与当时此类创作雷同：有苦干而无私的农村基层干部，有坚定走集体化道路的积极分子，有在“两条道路”之间摇摆的落后农民，也有进行破坏的暗藏的阶级敌人。不过，小说也有它的某些独特处理。对于这一规格化的主题，作家有时更乐意于通过特定地域的乡村日常生活来展开。另外，对于体现在农民身上的“道路”的分歧、冲突，似乎持理解而宽厚的态度。因而，有一种略带幽默、风趣的叙述语调，也能在生活美感的价值上，来表现乡村的人性风俗、自然风光。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借鉴，与他对南方口语的改造，使小说具有地域色彩和个人风格。

4.历史的和美学的价值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上，乡土题材的创作成果也许是最为丰富和发达的，它集中汇集了知识分子探索与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和崇尚原始、民间和自然的田园浪漫主义的两大创作流派。五六十年代农村题材小说塑造的比较成功的农民形象虽然也烙上了鲜明的时代的印记，但从精神上说仍然摆脱不了闰土、阿Q、老通宝、翠翠等优秀典型的历史胎记，或者说，正是那一代人物沿着历史的轨迹走到了新的现实环境里。“民间”是一个有着丰富涵盖面的文化概念，在乡土文学传统里，它是与自然形态的中国农村社会及其文化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比较真实地表达了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五四”一代的作家对这样一个“民间”世界抱着极为复杂的态度，并把这种真切关注和特殊感情传给了新的一代作家，我们从柳青对农民传统私有观念的鞭辟入里的痛切分析中(《创业史》)，似乎能联想到鲁迅是怎样以痛切的批判态度来呼唤劳苦大众在自我斗争中冲破几千年来的精神重负，追求新生和希望的；我们从周立波对湖南山乡自然景色和美好人性的由衷赞美中(《山乡巨变》)，似乎也联想到沈从文是如何以血肉相连的感情来歌颂、表达“民间”的原始性、朴素与健康。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总是怀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深厚的民间情结。其次，民间文化形态在当代文学史上还具有特定的含义，它既包含了来自生活底层（民间社会）的劳苦大众自在状态的感情、理想和立场，也包含民间文化艺术的特有审美功能。由于战争文化特征所决定的文学必须重视民族化和大众化，使本来处于自在状态的民间文化形态被当作民族化大众化的因素或被及时地吸收、或被批判地利用，慢慢地运用到当代文学创作中，并且化解、中和了其中过于强烈和僵硬的政治宣传的成分。许多作家的创作常常摇摆在政治政策宣传和文学艺术创作之间，而民间文化形态的因素往往成为决定作品是否具有艺术价值的关键。小说《山乡巨变》(周立波)、《创业史》(柳青)、《三里湾》（赵树理）、《铁木前传》（孙犁）、《黑凤》（王汶石），《赖大嫂》（西戎）、《锻炼锻炼》（赵树理）、《山那边人家》（周立波），戏剧《布谷鸟又叫了》（杨履方编剧）、《洞箫横吹》（海默编剧），电影《李双双》（李准编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马烽编剧）、《五朵金花》（季康、公浦编剧）等，这些作品虽然在创作背景上保持了强烈的时代共名，内容构思和人物塑造也都含有明显的政治宣传意图，但作家们凭着对农村生活的丰厚经验和美好感情，在文学创作的各个层面上或强或弱地体现出民间文化艺术的魅力，终于使作品保持了动人的创作情感和活泼的艺术魅力。

二、革命历史小说

从题材的角度看，“革命历史”题材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占有很大的分量和极重要的位置。因而，50年代开始，就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概念出现，不仅指《红旗谱》、《青春之歌》这类作品，而且也包括写辛亥革命前后社会生活的《六十年的变迁》（李六如）、《大波》（李劼人）等。不过，在50至70年代，说到现代中国的“历史”，指的大致是“革命历史”，而“革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指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鉴于这种情形，“革命历史小说”这一文学史命名所指称的作品，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它主要讲述“革命”的起源的故事，讲述革命在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之后，如何最终走向胜利。

革命历史小说的主要作品，长篇有《铜墙铁壁》（柳青，1951）、《风云初记》（孙犁，1951—1963）、《保卫延安》（杜鹏程，1954）、《铁道游击队》（知侠，1954）、《小城春秋》（高云览，1956）、《红日》（吴强，1957）、《林海雪原》（曲波，1957）、《红旗谱》（梁斌，1957）、《青春之歌》（杨沫，1958）、《战斗的青春》（雪克，1958）、《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1958）、《烈火金钢》（刘流，1958）、《敌后武工队》（冯志，1958）、《苦菜花》（冯德英，1958）、《三家巷》（欧阳山，1959）、《红岩》（罗广斌、杨益言，1961）等。关于“革命历史”题材写作的文学史上的和现实政治上的意义，当时的批评家曾指出：对于这些斗争，“在反动统治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几乎是不可能被反映到文学作品中间来的。现在我们却需要去补足文学史上这段空白，使我们人民能够历史地去认识革命过程和当前现实的联系，从那些可歌可泣的斗争的感召中获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信心和热情”。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对新的社会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叙述的合法化，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是这些小说的主要目的。自然，这期间的文学创作，并不限于小说，散文、戏剧、诗等体裁，也加入了对于这一讲述既定“历史”的相当壮观的行列。

由于作家生活经验和艺术想像的差别，也由于所采用的叙述方式的不同，革命历史小说的形态也有所不同。一些作家在长篇小说中追求对于历史的“史诗性”把握，另一些作家则加入一些“传奇”因素而接近现代“通俗小说”的模式，个别作家更愿凸显他的现实处境下的情绪，以之作为对往事回忆的触发点。这些略有不同的处理，使革命历史小说比起同期的其他小说创作来，呈现了略有变化的、多样的面貌。

史诗性，是当代不少写作长篇小说的作家的追求，也是批评家用来评价一些长篇所达到的思想艺术高度的重要标尺。这种创作追求，来源于当代小说作家那种充当“社会历史家”、再现社会事变的整体过程、把握“时代精神”的欲望。中国现代小说的这种“宏大叙事”的艺术趋向，在30年代就已存在。茅盾就是具有“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的自觉意识的作家。这种艺术追求及具体的艺术经验，更多来自19世纪俄、法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和20世纪苏联表现革命运动和战争的长篇。到了50年代，作家的时代意识更加强烈，反映“伟大的时代”，写出“史诗”性质的作品，成为最有抱负的作家的崇高责任。这在表现现实生活的创作中也得到体现，如柳青的《创业史》，但最主要的体现，是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中。“史诗性”在当代的长篇小说中，主要表现为揭示“历史本质”的目标，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以及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长篇《保卫延安》、《红日》、《红旗谱》、《红岩》，以“一代风流”为总题的《三家巷》、《苦斗》等，都显示了作家的这种创作追求。

在革命历史小说的长篇中，最早出现的是有关革命胜利，即40年代后期战争的描述。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是当代最早被评论家从“史诗”的角度评价的长篇。《保卫延安》取材于1947年3月到9月的陕北延安战事——胡宗南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对延安的进攻，毛泽东、彭德怀主动放弃延安和延安的收复。小说以单一的意识形态视角，和持续的紧张节奏，来着力塑造周大勇等无所畏惧的英雄形象，并为英雄们布置了苦战、退却、流血死亡的“检验”战斗意志的逆境，使小说自始至终保持英雄主义的高昂情绪。在虚构性艺术文本中，将有影响的历史人物（高级将领彭德怀）作为艺术形象加以正面表现，这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并不多见，因而受到评论界的注意。吴强的《红日》也把真实的战争历史（40年代内战初期山东的涟水、莱芜、孟良崮战役）与艺术虚构加以结合。故事的展开方式和人物活动的具体描写，立足于对“正义之师”的力量源泉的揭示，和回答胜利获取的根据——这也是大多数革命历史小说所要表达的主旨。

在革命历史小说中，梁斌的《红旗谱》和欧阳山的《三家巷》（及《苦斗》等），是对于革命“起源”的叙述。革命起源，是革命历史小说的“既定”的主题之一。在一些小说中，它通过对革命的参加者（主要是工农民众）投身革命的生活、心理动机的表现来实现，而在《红旗谱》等小说中，则直接描述二三十年代在乡村和城市革命运动最早孕育、开展的情形。在作家看来，“史诗性”地概括中国农民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生活和命运，需要安排相当宏阔的生活画面，和长卷式的结构。因而，小说被构思为多卷本。第一部《红旗谱》（1958），第二部《播火记》（1963），第三部《烽烟图》（1983）。朱老忠、严志和两家几代人的生活遭遇，是各部的主线。和《创业史》一样，《红旗谱》开头也有独立成章的“楔子”，讲述主人公或其先辈曾经的奋斗，为“正文”提供了铺垫和对比：他们的后代在“接触了党，党教导他们要团结群众，走群众路线的道路”之后，斗争终于“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通过这样的结构安排，小说完成了这样的“叙事”：“中国农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更好地团结起来，战胜阶级敌人，解放自己。”在《红旗谱》中，这一主题，主要通过对朱老忠等人物的“成长”（由传统农民的仇恨和反抗性，到获得由“时代”、由无产阶级政党所赋予的理想和集体主义精神）来实现。对于朱老忠等，当时的评论界不仅认为是小说突出成就的标志，而且是当代文学人物塑造的重要收获。小说对这个人物的创造，切合了当代有关“英雄人物”创造的基本规则：一是人物在小说整体中的中心位置，另一是人物性格所包容的阶级、时代的内涵，以及完美的理想化要求。

《红旗谱》对农民革命和农民英雄性格在现代中国的“发展规律”的描述，有着它的某些“独特性”。作家在寻找着观念、阶级斗争的主题和乡村风俗、传统文本的联结，这被他概括为小说的“民族气魄”的探索。这包括人物性格中的“慷慨侠义”的“江湖气魄”，也包括生活情景和文本构造的“民族色彩”。这种联结，虽说主要被看作是观念、主题的表达方式，但有时也会使叙述越出观念、主题拘囿，而使某些在当时诸多文本中被阶级斗争重大事件淹没的有关人的欲望、日常生活、习俗、仪式等的表达有所浮现。中国古典小说为《红旗谱》提供了表现方法上的借鉴，对这一地区的民间语言的运用，也加强了小说表现的生活的历史连续性，而多少缓和了观念、主题阐释上的坚硬、紧张的程度。

《红岩》出版于1961年12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多次重印，累计达四百万册。到80年代，共印行二十多次，发行八百多万册，可以说是当代发行量最大的小说。《红岩》约十年的成书过程，是当代文学“组织生产”获得成功的一次实践。创作动机是充分政治化的。作者从权威论著、从更掌握意识形态含义的其他人那里，获取对原始材料的提炼、加工的依据，放弃“个人”的不适宜的体验，而代之以新的理解。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红岩》的作者是一群为着同一意识形态目的而协作的书写者们的组合。四五十年代之交是中国历史的黑暗和光明的交替的时刻，是新时代的诞生——这种历史意识，已在50年代的历史、文学的叙事中确立。《红岩》以对“革命”的更具纯洁性的追求，来实现对这一历史时间的“本质”的讲述。它以更加分明、强烈，更带象征性，也更带“人生哲理”的方式，来处理这一事件和所赋予的种种含义。小说的主要篇幅放在狱中斗争上，但同时也涉及中共在城市的地下组织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并组织了表现四川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的另一条线索。而1948年至1949年国共战争的情势，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和政权的瓦解，在小说中做了充分的描述。在这部小说中，革命者（许云峰、江姐、成岗、华子良、齐晓轩等）与敌人（徐鹏飞等）的关系，被安放在两个政治集团、两种人生道路和两种精神力量的较量的格局中。人物思想、性格，他们的言行、心理的刻画，不再存在任何幽深曲折而彻底的“透明化”。英雄人物的意志、信仰所焕发的精神力量，肉体摧残和心理折磨下的坚定、从容和识见，反面角色的狡诈、残忍、虚张声势及恐惧、绝望，在作品中都做出对比分明且有层次的、推向“极致”的描述。而许云峰、江姐与徐鹏飞等面对面所进行的精神较量，以及有关政治、人生观的“论辩”，成为强化小说的“共产主义教科书”性质的手段。

《青春之歌》既是写“革命历史”，又是写知识分子“成长”的长篇。在当代，类似的长篇还有高云览的《小城春秋》。《小城春秋》描述的是发生在30年代初厦门的革命活动。《青春之歌》是50年代出版的一部产生重要影响的长篇小说。作者杨沫（1914—1995），湖南人。曾在北平读中学，在河北香河县、定县和北平任小学教员、家庭教师。1936年，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三四十年代写有短篇小说、散文等，大都已佚失。1950年出版了中篇《苇塘纪事》，但没有引起注意。《青春之歌》1958年初出版后，仅一年半的时间就售出130万册，成为在这期间长篇小说中仅次于《林海雪原》的畅销书。1960年出版修订本。在初版的同年，就被搬上了银幕，成为“建国十周年”的“献礼片”之一而受到欢迎。《青春之歌》叙述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如何自觉地承担起决定民族命运的“历史责任”，组织民众，不避个人受难和牺牲进行英勇斗争。这是胜利者对其历史所作的确认。这种确认，在小说中主要通过对英雄形象（卢嘉川、江华、林红等）的创造来达到。因而，尽管卢嘉川等在小说中并非主要人物，当时评论在肯定这部作品时，他们的存在却是首要理由。当然，小说也存在一些特殊的因素。首先，它同时是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道路的故事，另外，还多少牵涉到女性命运的主题。林道静的爱情、婚姻遭遇，隐含着复杂的女性问题。但有关女性命运的主题因素，在作品中是被压抑、被淡化，被主要当作阶级立场、阶级意识的矛盾和转变的因素来处理的。小说在否定戴愉、余永泽、白莉萍等的选择的同时，通过林道静的“成长”来指认知识分子惟一的出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引领下，经历艰苦的思想改造，从个人主义到达集体主义，从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到参加阶级解放的集体斗争——也即个体生命只有融合、投入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革命事业中去，他的生命的价值才可能得到真正实现。这一道路的肯定虽说早已做出，但对知识分子的本质改造成为严重问题的五六十年代，又是必须着重强调的。这是这部小说的“题材意义”，是它虽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仍获得充分肯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