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谈强拆所带给我们的困扰
浅谈强拆所带给我们的困扰
——基于对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思考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一些新的问题和现象也应运而生。强拆和钉子户，作为城市建设过程的一种特殊现象，被广大民众所关注和讨论着。因此也带给了我们许多困扰：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到底是什么关系，如何看待强拆并解决之等等。其实，在很多现实情况下，某些人假借着公共利益的名义通过迫害其他个人的利益来实现自身的个人利益，而这才是目前强拆中最重要的问题。另外，从中我们也能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民主能够促进效率。
【关键词】强拆；钉子户；个人利益；公共利益；民主；效率
随着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拆迁成为了全国许多城市的普遍现象，拆旧房建新楼已经是城市建设的一大措施。由此也带来了许多非常严重的问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强拆问题以及与之而来的钉子户。这些年来，社会上频频出现房主反抗强拆、钉子户与开发商作斗争等等类似报道，最牛钉子户更是吸引了全国人民的关注。于是，掀起了一场又一场关于是否应该强拆的争论，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界，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专家教授，无论是在茶前还是在饭后，争论都喋喋不休。
在众多强拆事件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这四起事件，其一是发生在北京北坞村的事件，村民席新柱为抵抗拆迁选择自焚；其二是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房主吴苹与开发商苦苦对峙两年半时间，在周围房屋皆被拆并被挖下10多米深坑导致房子成为“孤岛”以后仍然坚持，不过，最后她还是选择了妥协；其三是海珠最牛钉子户事件，屋主李雪菊一家人孤守了他们的房子近五年，最后以李家和开发商双方各让一步的结果告终；其四是安徽蚌埠市朝阳街的钉子户张安房拒绝搬迁六年多，为守住牢房，他借来藏獒买来七条狗，甚至装了摄像头，2011年末他被公安局以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进行了刑事拘留。从以上几起事件中可见，强拆和钉子户现象确实非常严重，又由于民众的广泛关注使得社会影响力非同凡响。分析和研究这类事件对我们了解政府的职能、公共性的概念有很重大的意义，并能为更好的解决强拆问题出谋划策。
一、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
专家们讨论“政府是否应该强拆”这一问题时，往往会把它抽象为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问题，进而演变为关于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争论。尽管两者不尽相同，但从本质上看，强拆确实牵涉到如何协调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
不同学者对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即私益）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早在古罗马时期，著名哲学家、政治家西塞罗就提出了“公益优先于私益”的主张，这一观点被一直延续了下来，至今众多学者和政治家都对此表示深切赞同。另一种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公益不过是私益的总和和抽象，私益才是最终目的。支持者们提出：公益只能是私利的和谐组合，脱离了私利便无公益；不仅如此，公共利益的提高是通过个人利益的提高来实现的，而且正当追求自利所带来的公益绝对大于牺牲自利所带来的公益。1
有很多争论得不到统一意见是因为这些讨论缺乏更高层次的评价标准，比如辩论高校是否应该扩招这 1参考百度百科“公共利益”条目中“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
公共组织课程论文
一问题时，有些人看重的是扩招所立即带来的问题和收益，有些人关注的则是长远层面的；如果一方一直在陈述扩招以后带来种种问题对社会不利，而另一方一直在表达扩招带来的长远利益将是巨大的，那么这一场辩论就会因为各执一词而变得乏味；所以，在辩论前，双方应该就辩题达成一个共同的评判标准，即高校扩招是否能够促进社会的长远发展和进步。在此基础上，正反两者分析短期和长期以及利和弊。从上面不同学者对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不同观点中，我们能看出他们其实是基于同一个标准——公共利益长远上的最大化提高，而公共利益指的是社会中所有人的个人利益之和。我认为，这种长远上公共利益的有效提高也就是最大程度的社会长远发展和进步应该是我们评价强拆的标准。
因此，争论的焦点应该是政府所谓的牺牲个人利益是否真的能实现公共利益的增加，或者追求个人利益是否能提高公共利益，以及如果两者皆可那么哪种途径增加的公共利益更多。按照现代美德观的看法，也就是前面表述的“另一种相反的观点”，在每个人都拥有追求自己利益的情况下所带来的公共利益应该是最大的。这种看法基于市场经济和自由社会的概念，我们知道，经济学中把帕累托最优状态定义为最高效率，而这种状态正是出于一种完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可见，尽管人们都是出于自利并不关心公共利益，但是他们无意中却对公共利益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与之对应，政府的职责便是保障这种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由，而不是去干涉个人利益，更不是为了所谓的公共利益而任意损害个人利益。
但我们不能局限于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可能性，还要关注实现的条件。要使得追求个人利益比牺牲个人利益带来更多公共利益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正当”，即个人不能去损害他人的私益，也就是说自由是有限度的。现实生活中，个人之间的利益不是相互独立的，他们既有共同利益又有相互冲突的利益。如果出于共同利益，他们相互合作那么就能实现双赢；如果是由于利益的相互冲突，一方在损害另一方利益的前提下实现他自身的利益，这种个人利益的提高就不能达到公共利益最大化，甚至往往会减少公共利益。因此，社会中会出现个人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相互冲突，同样也会出现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相互冲突。对于前者，政府显然应该保障个人利益之间的平等性，使得个人利益免受他人不正当的侵害；对于后者，政府首先应该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而且也要保证公共利益的正当性。也就是说，不仅要公共利益得到提高，而且要求具体实现途径应该具有正当性，从而使得公共利益最大化。
我认为存在这么两种情况：政府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的提高而主动迫害个人利益，和在面对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都存在受到损害的威胁而两者不能周全的情况下，政府被迫损害个人利益。实际上，这两种情况是不同的，两者的处理方法也应该不同。正如哈佛大学公开课《公正》上提到的两种情况：机车司机面对前方有五个人在铁轨上和另外一条轨道上只有一个人时是否要转向，和作为一个旁观者是否应该把一个胖子推下桥堵住机车的路以救其将要撞上的五个人。这里前者是被迫的，而后者是主动的。虽然结果都是牺牲了少数人的生命从而救了多数人，但公开课现场学生对两者的态度却很大不同，多数人对前者持肯定而对后者持否定。因此，我也认为政府被迫损害个人利益以实现公共利益有其合理性，而如果政府主动迫害个人利益来实现所谓的公共利益就是一种不正当的行为。
二、谈强拆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行政强拆实际上是一种政府主动迫害个人利益来实现所谓公共利益的一种典型方式。基于上面对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分析中的一点，即公共利益的提高应该拥有正当性，我认为“强拆”这一手段是不正当的、也是不合理的，它实际上阻碍了人民实现更高的公共利益。2011年，行政强拆被取消，强制拆迁与否全部由法院作出裁决，也就是说，行政部门不再具有强拆决定权。尽管如此，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不正当的强拆现象仍然存在。
如果要彻底解决强拆问题，我们应该分析其产生的具体原因，并且我认为拆迁一定要实现自愿原则，房主应该有选择是否拆迁的自由，这种自由要受到保护。具体分析最初给出的四起事件，我们能发现钉子户坚守的原因主要都是补偿过少，所谓的“对房子感情深厚”其实起着很小的影响，这关乎的更多是他们的生存问题而不是感情问题。“北坞村的拆迁补偿是一平方米的土地换一平方米的楼房，价值高低一目了然，村民们自有的土地可以盖成房屋出租，而搬到楼房靠什么吃饭都成了问题。另外，村民根本没地方搬迁，所谓的回迁楼正在建设中，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建成。”正是对于补偿的不满，才使得席新柱舍身阻
公共组织课程论文
挡拆迁。对于重庆最牛钉子户，开发商提出：“以房换房，并且是平街门面房一层换一层，二层换二层，大小也可以不变化”。房主吴苹和杨武也认可了这一条件，但同时提出三条：“一是撤销当时房管局向法院提出的先予执行申请；二是上述三公司的法人代表需要带着身份证同时出现；三是要带来三公司的营业执照原件”。她认为，拆迁涉及到上述三个公司，故而一定要三个公司法人代表出现。并说道：“只有一个公司签了，房子推倒了，协议不被执行怎么办？”可见，他们也是担心补偿得不到落实才坚守在自己的房子里。海珠最牛钉子户的情况也是由于谈不拢拆迁补偿条件，李家才和中惠置业展开了近五年的拉锯战。李雪菊说：“祖屋是7兄妹在广州唯一的房产，要兼顾到每个人的权益，在祖屋一楼经营印刷作坊是她甚至父亲和患病兄姐的唯一生活来源，开发商最初提出的补偿条件根本无法接受。”再看安徽蚌埠市朝阳街的2钉子户事件，开发商提出补偿张安房兄弟4人2套房，而张安房要求的是给兄弟和其父亲共5套房。我认为，这些房主提出的补偿条件是合情合理的，并不是开发商整天喊的“漫天要价”。他们原来的生活并不富裕，甚至很艰苦，这些房子就是他们的全部财产，而且对有些人而言房子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如果开发商想要拆掉他们的房子，当然要充分保障他们以后的生活。而所谓的按市场价给予补偿不能保证他们以后的生活，因为这些房子不仅仅是他们居住的地方，也是他们生存的地方。试想，如果拆迁以后的生活变得更加糟糕，有谁会同意这种行为。开发商不应该单单制定一个市场价格给予补偿，而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给予合适的补偿，其中最重要的是以房主自愿为原则。如果开发商能够提供对房主以后生活有充足保障的条件，让消除他们对未来生存的担忧，他们是应该会搬迁的。
这种条件的达成可以通过自由协商解决。同强拆一样，乌坎事件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且事件最终得到了比较满意的解决。我们可以借鉴解决这起事件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那便是协商。正是通过协商，使得政府上层和村民都能够满意其处理方案。开发商也应该在拆迁问题上和房主进行自由协商，而且应该是事前协商，也就是在拆迁之间就应该协商好具体的补偿方案，得到每位房主的同意。通过协商，房主和开发商肯定可以实现双赢。
三、最严重的问题
对于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公共利益不易界定。我们不能很明显的判断和鉴定出政府、开发商的作为是真正为了公共利益还是自身利益，这种不易界定性所引发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无助于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是会对公共利益造成很严重的损害。
在很多情况下，强拆实际上已经变质了。某些人表面上借着公共利益的名义，实际上则是通过迫害其他个人的利益来实现他自身的个人利益，或者通过损害其他少数人的利益来实现他们少数人的利益。重庆最牛钉子户吴苹说：“事实上，它保护的既不是国家利益，也不是公共利益，保护的只是开发商的利益。”
在北坞村拆迁事件中，北坞村的拆迁土地用途是“建设一个高标准的酒店，此外玉泉慧谷二期将成为办公和科研区”。在针对一些村民的访谈中，没有一个表示自愿腾退改造，原因和上面提到的大抵相同。政府于是通过威胁“所有拒签腾退协议的公职人员回家”的方式来达成拆迁目的。不仅如此，村民的房屋还经常遭受不明破坏，出现断水、断电情况，甚至还有村民被殴打。更为重要的是，拆迁中有一个被忽略的庞大群体：那些到城市打工只能租廉价房屋的公民，这5万人的利益也得不到保障。重庆和珠海的钉子
3户也同样遭到过类似的各种莫名的攻击和伤害，而蚌埠朝阳街的张安房则被刑事拘留。这些种种情况让我们怀疑拆迁是否真正是为了公共利益，这些房主和村民的利益也是公共利益的组成部分，政府、开发商显然不能通过不正当的行为侵犯他们的人生和财产安全来迫使他们做出妥协。
四、效率和民主的和谐
通过考察强拆和钉子户所带来的后果，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民主其实能一定程度上促进效率。四起强拆事件中，由于钉子户和开发商的持续长久的斗争，最终政府、开发商、房主三方皆输。政府的政策或规划没有得到有效实施，导致城市建设缓慢，政府官员的政绩受到影响；而开发商则由于长期不得施 23这些补偿情况的资料都来自于百度百科“钉子户”条目 同上
公共组织课程论文
工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工程进度被严重拖慢；对于房主，在斗争过程中，精神和人身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北坞村村民席新柱由于自焚造成了终身不可磨灭的伤痕，珠海李雪菊最后竟然表示“真的是累了”，蚌埠朝阳街张安房的老父亲也在斗争过程中去世了。可见，强拆对三者都不利，造成了效率低下，应该得到避免。
《公共组织理论》的作者罗伯特·B·登哈特在书中最后几章中提出这一观点，他认为公民的广泛参与、行政过程中更多考虑个人利益和价值，也就是民主治理和效率并不矛盾，相反民主会促进效率。如果在拆迁之前，开发商能够广泛征求房主的意见，通过事先协商，那么即使开始制定计划（赔偿方案等）时会有些许拖延，但实行起来一定非常顺利，拆迁也就容易很多，不会出现前面所说的“三方皆输”的局面。
除了上面这些内容外，其实强拆还涉及其他一些方面。我也一直在思考公共利益和人权的至高无上性到底应该是什么关系，或者我们应该站在社会角度还是站在个人角度思考对于类似强拆这些问题政府到底应该怎么做。这困扰了我很久，而且至今未得出很有效的结论。
无论如何，强拆是一种不合适的行为，应该得到避免和取缔。通过协商和参与的方式解决问题才是正确的途径，这样对政府、开发商和房主都会有利。
第二篇：强拆投诉信
投诉信
尊敬的信访办领导： 我们是崇川区**街道的普通老百姓，现在我们的财产及人身权利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实在没有办法向信访办反应我们在被拆迁过程中遇到的不公和违法犯罪行为。如有不妥，诚请领导原谅。
（一）投诉人刘某、刘某某共同拥有的房屋在没有所有权人签字的情况下被非法强拆。
投诉人共同拥有房屋位于********村一组，由投诉人父亲于80年代依法建设，1988年房屋档案底册及航拍图都可以查询。1989年投诉人父亲与投诉人发生析产纠纷，后经过原南通市郊区人民法院调解并出具（19**）民字第***号调解书，民事调解书对上述房产所有权作了明确的分割。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生效民事调解书与民事判决书一样具有法律效力，故投诉人才是上述房屋的真正产权人而且每个人所占面积明确。如今该房屋在没有所有权人签字的情况下被非法拆除。
（二）文峰街道拆迁办通过各种非法途径威胁、逼迫投诉人妥协交付房屋拆除
2012年5月根据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政府房屋协议搬迁公告 崇政搬告字【2012】18号文件，**街道及明星社区相关人员找投诉人要求交出房屋拆除，但是由于双方就房屋补偿未能达成协议，故一直拖延至2015年，在这两年多时间里相关拆迁人员通过威胁、恐吓、欺骗等方式逼迫投诉人交付房屋拆除。上述房屋原由投诉人母亲（90岁老人）一直居住，自从拆迁公告以来，有各种拆迁工作人员及社会闲杂人员来该房屋以谈判为借口恐吓威胁投诉人母亲，90岁的老人怎么经得住各种人员的骚扰、恐吓和威胁，最后被迫请人（非房屋所有权人）在拆迁协议上签了字。拆迁办工作明知上述拆迁协议上的签字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但是却整天拿着这份协议威胁投诉人会强拆上述房屋，但是直至2014年底上述房屋并没有被拆除。
（三）上述房屋终被非法强拆
直到2015年刚过完春节投诉人母亲在家被陌生人骚扰摔倒造成身体多处骨折，不得不住院及到子女家休养。在老人离开上述房屋没几天，上述房屋就被人敲砸了窗子和拆了屋顶，根本不顾投诉人存放在房子里的财产及投诉人父亲的灵位。投诉人发现房屋砸后，及时报警，警察也作了拍照记录。就在投诉人以为这次跟以往一样也是一种恐吓和威胁的方式，就在投诉人打算维修房屋时，在一天夜里房屋彻底被人非法拆除了，投诉人的相关财产也被掩埋。投诉人的房屋被非法拆除，却没有相关部门敢出面处理此事，都在打他们最擅长的“太极”。投诉人到街道反应被强拆的情况，而上述部门却总是拿着那份无效拆迁协议说事。
投诉人并非不讲道理不懂法律，投诉人只想依法拿回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并没其他过高要求。就是这种最基本最合法合理的要求，我们的拆迁部门都不能实现，而是通过这种非法途径强拆投诉人的房屋，实在让老百姓心寒。
投诉人相信在***的领导下现在社会风气都是好的，只是有部分人敢于冒风险以身试法。
投诉人在无助之时只能向贵办反应上述情况，希望贵办能主持公道，公平、公正的解决此事。
以上纯属事实。
投诉人：年
月 日
（签字按手印）
第三篇：劳动法带给我们什么
劳动法带给我们什么
1994年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具有转折性的一年，这其中就包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简称《劳动法》”）这一重大事件。《劳动法》一共13章，107条，不到1万字的规定完成了劳动关系所涉及各个方面框架性的搭建。据此，劳动者的就业权、获得报酬的权利、休息权、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福利等权利有了相应的法律保障。在《劳动法》之后的20年时间里，又进一步形成了以《劳动法》为基本法，由《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以及《社会保险法》等专项立法共同构成的一个劳动法体系。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改革逐步深入，《劳动法》就诞生在那个改革的年代。改革的过程中，各种思潮都有，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出台的《劳动法》不可避免的带有计划经济的烙印，而她的有些理念显得也有些游离，比如《劳动法》一方面严格限制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另一方面又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可以约定劳动合同终止的条件。这样，《劳动法》对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限制很容易被规避。
尽管有着种种让我们可以“挑剔”的地方，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劳动合同制度的推行让劳动关系从“行政分配”走向“市场配置”，从而开启了一个时代。从一名法律实务工作者的角度看，20年前，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律师群体当中都有一部分律师会把劳动方面的法律事务作为自己的专门业务，但现在确已成为现实。
概而言之，《劳动法》走过的这20年，可以说是个人作为劳动主体“去身份化”的20年，是用人单位管理权“自主化”和“规范化”的20年，是劳动者各项权利以及各项劳动制度落地的20年。
一、个人作为劳动主体的“去身份化”
“正式职工”、“国企职工”、“临时工”、“外资企业职工”、“农名工”曾在一定时间内适用不同的规则，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仍然也可以看到这种区分停留在一些人或者单位的意识中，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规则的改变与意识的改变并不同步。但《劳动法》设立了基本规则，开启了全新的“用工”意识。作为实务工作者，执业过程中，我们首先需要遵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所以，面对曾经有效的不同身份的人适用不同的规则，我们有过无奈。虽然，我们觉得以身份方式将劳动者加以类别化，进而实行不同保护政策的规则应当改变，但我们也理解，这种改变不可能一蹴而就。
欣喜的事情发生了。伴随着《外商投资企业劳动管理规定》的失效，以及《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以及《社会保险法》等的生效实施，除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等特殊劳动群体的特殊保护外，劳动者在法律上不再有基于身份类别的区分。
这种“去身份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劳动关系的建立“市场化”的进程。伴随着“去身份化”，劳动者作为个体，可以告别身份的束缚，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在就业市场上不断转换。同时，“去身份化”也要求用人单位招到和留住合适的人才，必须给出更优厚的待遇，此前通过“户口”、“编制”等这些“身份化”要素留住人才的方式已经渐行渐远。
二、用人单位管理权的“自主化”和“规范化”
用人单位单方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是最能体现用人单位管理的“自主化”和“规范化”的维度之一。
1986年10月1日，《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以国务院规范性文件的方式介入到用人单位对于劳动者的辞退管理，即用人单位辞退职工根据的是国家的规范性文件。
1995年1月1日，《劳动法》将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作为用人单位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一种情形。用人单位需要制定自己的规章制度，政府不再直接介入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管理当中，而是通过审核用人单位制定规章制度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的间接方式达到规范用工的目的。
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要求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经过民主程序和公示程序，用人单位对人的管理权进一步规范。
实践中，不少用人单位对认为《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干涉了它们的内部管理，但这更多时候可能是认识的误区。实际上，《劳动法》走过的20年里，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利是扩大的，其边界仅在于合法合规。《劳动法》在调整劳动关系过程中，对用人单位不论是义务，亦或是发生纠纷时的举证责任，都远重于劳动者，但这些都是对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的直接干预向间接调整转化的表现，是《劳动法》保护劳动者的立法主旨所在。
同时，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管理不再是单向性的管理，劳动者有权通过合法渠道就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事项介入管理制度的执行。《劳动法》以及之后的《劳动合同法》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改变着用人单位的管理模式，促使其不断向规范化发展。
三、劳动者各项权利以及劳动制度的落地
就《劳动法》各个条文的内容看，许多规定都过于原则，比如《劳动法》第16条规定，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权利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但该条并未明确签订劳动合同的形式到底是书面还是口头，劳动关系建立的时间起点是什么时候，不签订劳动合同有和法律后果。这些问题，在《劳动法》之后的20年里，逐渐得到改进。当然，我们必须理解的是，我们国家的现代劳动制度是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不宜以现在的观点对20年前制定的法律过于苛责。相反，我们或许更应当看到《劳动法》搭建起的劳动法框架的合理性和前瞻性。
梳理一下《劳动法》制定后这20年与劳动相关的立法，我们会发现，《劳动法》规定的各项内容，包括促进就业、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工资、社会保险和福利、劳动安全卫生、女职工和未成年特殊保护以及社会保险和福利等都分别有了《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工资支付暂行办法》、《社会保险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专门立法予以具体化。
20年只是《劳动法》生命的一个阶段。她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了我国基本的劳动用工制度，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实属不易。但我们还有更迫切的任务。现代劳动关系的发展，迫使我们思考的不仅仅是《劳动法》的具体规定如何落实，可能还在于如何重塑“劳动关系”、如何解决劳动关系中的各种利益争议。为此，我们或许应当真正地去理解《劳动法》的灵魂：在表面的劳动关系背后，《劳动法》在契约精神、权利保障和经济发展之间，实现着最大可能的平衡。我理解，一部法律，就是一个生命。作为一名劳动法律事务的从业者，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每天陪伴我们工作的法律是有温度的《劳动法》。
第四篇：春节带给我们什么
——春节带给我们什么？情况调查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几乎所有家庭在新春到来之际都会忙年，然而春节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我通过对长辈的询问，和查找多方面的资料得出了结论。
下面是一些网友对“春节带给我们什么？”这一问题的见解：
发展财是硬道理：小时候盼过年，因为过年有新衣服穿，有糖吃，有炮仗放.....现在想起来还很怀念。现在很多人都说没年味了，以前的盼头都没了，每天过得差不多。不过春节仍然是中国人最最隆重的节日，在外的人都匆匆忙忙往家赶，在家的人都盼着亲戚朋友来相聚，这是老百姓的年味。可你想过春节的副作用吗？好单位突击花钱，想升的送礼在前，办事的舍尽笑脸，当给的再多不嫌。
胜利金融帝国：我们没让春节带来什么啊。春节就图个团圆。忙了一年了就图个热闹。人家有钱送礼。人家有亲戚要维持关系。关春节什么事儿啊？
左手上尉：不能因为失去了过节的乐趣，或因为官府收礼就取消春节，不能因噎废食吧。没有信仰的中国人已经很可怕了，你再把为数不多的精神归宿寄托灵魂的春节取消掉，岂不是让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加空虚啊。其实，中国数千年来形成的文化基础，也是取消不掉的。也没有谁愿意去当这个文化罪人。
pll470824：
一、几乎浪费掉一个月的工作日；
二、物价借机上涨，而且涨后大多不会降回来，影响中低收入民众生活；
三、贪官乘机“合法”聚敛，助推社会风气败坏；
四、民众被动人情往来，互送礼品多不实用，既增添个人负担，又浪费社会资源。
根据以上回答，我们不难可以看出，大多数人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城市里的年味应经不浓了，甚至网上“是否取消春节”“春节该不该留”之类的字眼也频频出现。然而对于这些问题，除了那些认为应该取消春节的人，春节对于另一部分人还有一些“不一样”的意义。
清晨寒意：传统节日，不可去掉！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国际青年联合会：不能取消，取消了还有什么意思啊 嘉祥下岗工人：春节不能不过，假期不能没有，拿礼物走亲戚早该废除啦！比着花钱，没劲！暴饮暴食！浪费攀比成风！
苏羊年年如旧：春节三天挣平时九天的钱,取消干嘛。
从这些帖子中我们不难看出，春节对很多人来说形如虚设，不，应该也算一种放假，挣钱的工具，春节在他们眼中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失去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传统。
春节带给我们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是一年之中与家人团圆的日子，是在布满烟尘的社会中一寸心灵的净土。但与此同时送礼，浪费等现象经常发生，春节带给我们的不只是这些，还有我们对过去一年的回忆与反思，展望新的一年争取做得更好。认清事实，发现生活中的不足，努力改正。送礼，浪费等现象的发生给春节蒙上一层黑色的面纱，让一些人在社会和城市的“磨练”中已经忘却了这么一个中国人的传统。老人们看着儿女子孙欢聚一堂，享天伦之福；青年人展望新的一年，更加努力。
其实，春节带给我们的远远不止这些„„
第五篇：《论语》中的名言所带给我们的启示
《论语》中的名言所带给我们的启示——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这是后世儒家修身养德的座右铭。“见贤思齐”是说好的榜样对自己的震撼，驱使自己努力赶上；“见不贤而内自省”是说坏的榜样对自己的“教益”，要学会吸取教训，不断跟别人堕落下去。孟子的母亲因为怕孟子受到坏邻居的影响，连搬了三次家；杜甫写诗自我夸耀“李邕求识面，王翰愿为邻”，都说明了这种“榜样的作用。所以，作为当代大学生就更应该深刻透彻地去学习《论语》，学习孔子儒学。由此我们知道，学习孔子儒学是极其具有必要性的。
孔子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干，一直以仁、义、礼、智、信影响和规范着中国人的行为和道德，中国的高等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前沿，需要不断地开拓和创新，如果将这两者很好地结合，必然会收到耳目一新的效应。
在当今的教育体系下，中国的大学大多都只重视向学生灌输具有特色的专业知识和具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而往往却忽视了精神文化的建设，民族精神的传承，尤其是在滋润大学生心灵等方面更是不容乐观，虽然不能说是一片空白或者满目荆棘，但也是杂乱无章的。那么在这种教育体系下所培养出来的所谓的专业性人才与高级知识分子，其中有一部分便是只有知识而缺乏基本的道德意识，缺乏基本的素养，缺乏奉献精神······于丹教授曾经说过“有德有仁的人才能真正做到心灵的勇敢。”而当今中国的高等教育更多的只是重视用知识武装，而忽视了这种心灵的勇敢。
如今的大学校园，自私自利，见利忘义的现象普便存在，见贤不能思齐，见不贤不能内自省，视浪费为常事的现象更是不胜枚举，比比皆是，这不能不令我们惊叹，这不再是小问题，而反映了整个社会的问题所在。社会需要发展，而不仅仅是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精神文明的建设，价值取向的引导，心灵的滋润同等重要，因为若只重视前者，社会的发展必定是畸形的。
“一个人的视力有两种功能，一个是向外去，无限宽广地拓展世界；另一个是向里来，无限深刻地发展内心，我们的眼睛总是看外面太多。看心灵太少。”正是对心灵关注的缺乏，正是对这种源于孔子儒学思想的忽视，道德意识便逐渐变淡了。“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而与快速发展的中国所相适应的正是一种生命的化妆，中国的高等教育正是最好的化妆师，所以在中国高等教育中融入孔子儒学是极其必要的。
社会像是一片沃土，可以滋生各种适合生长的植物，所以有人认为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下，想要重新令孔子儒学回到大学校园是不可能的，但是四川大学的例子便可以推翻这种观点。由中国古代书院直接发展而来的四川大学成立了我国西部第一所儒学院，“弘扬儒学，服务社会，面向世界，刚健笃实”是他们的宗旨。无论是《儒藏》还是《历代学案》都是文科标志性成果，学校开展了儒藏讲座、儒藏网站等等，同学们也自觉在校园活动中融入了儒家的文化，打上了儒藏的烙印，同学们不仅仅是在表面上学习儒家文化，在行动上也有所体现，这种风气虽不能说是风景依旧，但也还气候宛然，风景犹存。既然儒学可以走进四川大学，那么中国其他高校也同样可以融入孔子儒学。
由上可见，孔子儒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中不仅仅有必要性，同样具有可行性。
既然孔子儒学影响如此深远，又具有学习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而只有更多地向同学灌输这种见贤思齐的思想，才能让心灵真正得到升华，那么我们应该更多地学习《论语》，了解孔子思想。
点击咨询 